金雁：昨日金戈鐵馬，今天文化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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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雁：昨日金戈鐵馬，今天文化交融

發布時間:2013-07-10 10:58 作者:金雁字型大小：大中小點擊:1433次

　　導語：在中歐人看來，歷史對大國可能只是用來炫耀的資本，但是對被欺壓的小國來說，歷史是他們存在價值的全過程

　　從歷史-地緣文化與政治過程看中歐國家的走向 　　金雁/文　　處在群雄逐鹿前沿地帶的民族 　　橫亘在西歐與俄羅斯之間居住著幾十個民族、近2億人口，那裡有21個國家、近二百萬平方公里的土地，長期屬於二戰後由蘇聯主導創建的所謂「社會主義陣營」。其中東邊6國過去和俄羅斯結合成「蘇聯」，西邊過去是8個國家的土地現在形成了14個國家（不含已分治10多年並單方面宣布獨立的科索沃），還有一個東德（「民主德國」）則與過去屬於敵對陣營的同胞合併成統一的國家。本來作為地理概念的「東歐」傳統上是指東歐平原，相當於今天俄羅斯烏拉爾山以西的歐洲部分，但二戰後隨著「陣營」的出現，「東歐」變成一個政治概念，指屬於「陣營」但沒有加入「蘇聯」的阿、保、波、匈、捷、羅、南和民主德國這8個國家。「劇變」以後，「東歐」這一政治地理概念已趨於消失。　　今天人們習慣於按照自然地理和傳統觀念把她們劃分為「中歐」國家和「巴爾幹國家」。在這塊被稱為地緣政治的「斷層帶」上，世界上的幾大宗教——天主教、東正教、基督新教、猶太教、伊斯蘭教——都打下深深的印記，各種混雜在一起的文化競相發展，拼湊出的一幅五彩斑斕的馬賽克圖畫。這個區域既是一個具有特殊歷史意義的空間，也是「各種主義的實驗室」和政治對抗的角逐場，幾大勢力在這片土地上的爭奪從未停止過，俄羅斯帝國、德意志帝國、奧匈帝國和奧斯曼土耳其帝國曾先後在這裡稱雄一時。在這塊群雄逐鹿的前沿地帶，小國的地理位置和夾縫中成長的獨特歷史使這裡的民族具有強烈的「身不由己」的悲劇情懷——歐洲的政治格局沒有給東歐人留下選擇的餘地。　　就像波蘭思想家米沃什所說的，小國家具有一些優點，「能出生在一個小國家是很好的，那兒的本性非常人道，因為它以人為本，幾個世紀來多種語言和宗教都能夠共存」。「小」並不意味著狹隘，小國的人甚至比大國的人更有寬容接納精神，更有國際性。他們有一個共同特點：反對狂熱狹隘的民族主義。民族主義「是近代最可怕的怪物」，偏執的民族主義無一例外都會自我膨脹。東歐人認為，自己的歷史角色命中注定就是承受苦難，先是保護西方免受來自東方的蒙古人、俄羅斯人、土耳其人的進攻，後來又成為「用鐵荊棘圍著社會主義陣營」（鐵托語）的成員，從而喪失了自我選擇的權利，不斷地經歷著被入侵、被奴役、毀滅、再重建和復興的循環。但這些苦難並沒有磨損掉他們面對未來的勇氣，反而激發出這些民族對歷史記憶沉澱後的思考。　　在今天的中國，抗日戰爭主題喜劇化到了離譜的地步。中國的電視觀眾都知道，不論這方面的故事編排得多麼驚心動魄，最後的結局都是皆大歡喜的我方勝利。只有在東歐這片土地上，你才能深深體會到戰爭在人們心靈上留下的傷痕有多麼深重，彷彿戰爭就發生在昨天。第二次世界大戰讓這些民族支離破碎，到處都留下了讓人心靈震撼的哀思之地，成為各民族記憶中抹不去的傷痛，使他們成為生活在歷史中的民族。　　歷史情感是割不斷的 　　中歐國家中普遍存在的「親美因素」是有歷史原因的：由於二戰前仇猶排猶等原因，大量的中歐猶太人移居美國，更早時在俄德奧等列強壓迫下出走的也有大量中歐各國的主體民族人口，再加上其他原因的移民，他們共同構成了數量龐大的新大陸美籍中歐人。在新大陸這個「移民天堂和民族-文化大熔爐」里，他們既接受了普世價值和「美國夢」，也保留著對祖國的民族感情和文化認同，從而成為中歐國家與美國之間的牢固紐帶。所以，今天民主制度下波捷等國的所謂親美，在政府間關係的表象下其實有強大的民意基礎。　　以波蘭為例，現在有一千萬美國人具有波蘭血統。波蘭人喜歡要外人猜一個謎：「除了華沙以外，哪個城市的波蘭人最多？」答「羅茲、克拉科夫、波茲南」都不對，正確答案是——芝加哥。每每看到猜謎者驚愕，出謎者都會狡黠地大笑。所以波蘭人把美國人看成自己人有原因的。說「每個波蘭人有一個美國堂兄」有點誇張，但很多家庭都有與美國有關聯的確是事實。波蘭與美國的淵源之深超過世界上很多其他國家。即便在共產黨統治時期，當局也不能不考慮這一點。1957年毛澤東與波蘭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哥穆爾卡談話時，哥穆爾卡就表示，他不贊成各國共產黨代表大會的宣言（即《莫斯科宣言》）中多處點名譴責「美帝國主義」。他說，這樣的措辭波蘭人民接受不了，因為在美國有很多波蘭人，還有更多的是美國國籍的波蘭後裔，說美國是世界反動中心，在波蘭會引起反感，波蘭人的抵觸情緒很容易導致逆反心理。　　在波蘭人心目中的三大歷史事件——反俄起義、華沙起義和卡廷森林慘案——殉難者中都有美籍波蘭人。每當波蘭處於危急時刻，美國也願意伸手相助。波蘭人對美國一直心存感激。在上世紀90年代初期，我在波蘭看到，當地人對我國的新聞報道中指責波蘭是「美國插進歐洲的特洛伊木馬」的說法很有意見，認為這是缺乏歷史知識的表現，也容易傷害波蘭人的感情。　　其他各國也不同程度存在類似情況。捷克的移民多在美國的賓夕法尼亞州。斯洛伐克的移民多在克里夫蘭市，戰前戰後斯洛伐克大約有1/4人口或70萬人移民到美國。據統計，每3個斯洛伐克人就有一人在美國有親戚。捷克與斯洛伐克這兩個20年前才分手的國家在人際網路上總是無法切割的，但即便如此，「捷克人在斯洛伐克人中的親戚還不如斯洛伐克在美國人的親戚多」。　　捷克斯洛伐克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凡爾賽體系」造就的國家。這個地方過去在奧匈帝國版圖內就是左派和社會主義運動的活躍中心，但這裡的左派卻很親美。捷克斯洛伐克首任總統、國父馬薩里克是社會民主黨元老，與美國有很深的淵源，他曾僑居美國，妻子是美國人。筆者在芝加哥大學校園裡看到最大的一座雕像就是馬薩里克像。奧匈的專制與美國的民主以及德國的社會主義思潮都給馬薩里克留下深刻的印象。馬薩里克對俄羅斯也很熟悉。十月革命的時候，馬薩里克就在俄國，他對布爾什維克背信棄義廢除立憲會議的做法深感震驚和憤慨，對十月革命持敵視態度，致使他的社會民主黨的立場大大右傾化。他對美國的感覺非常良好，對美國模式中張顯的建國理念：教育、自由、道德、法律，稱讚有加。他在就職演說中說，我接受美國的原則，這些原則將一直是我的政府和我的生活採用的原則。　　宗教改革的殉難者胡斯（1371-1415年，因倡導人民可以有反對不公正權力的天然優勢，被馬克思稱為「捷克民族和捷克人民權利的捍衛者」）和馬薩里克現在被譽為是捷克的象徵，他們的價值取向對捷克民族發展具有指導意義。哈維爾在就任捷克總統時宣誓說：「我毫無保留的認同這一價值，並在捷克共和國予以實施。」　　與波蘭類似，捷克人歷史上受俄、德、奧等列強之害很深，但是由於對英法出賣自己的慕尼黑悲劇記憶深刻，他們對「老歐洲」的疑慮比波蘭人更明顯。這更使他們傾向美國。劇變後捷克首任總統哈維爾和總理克勞斯政見不合，前者強調道德精神，不喜歡太世俗的「資本主義」，後者反對唱高調，坦言就是要建設「資本主義」。前者對歐洲聯合充滿理想主義的熱情與期待，後者則基於捷克民族主義，對「入歐」不甚積極。後來的捷克社會民主黨人澤曼與克勞斯也有類似的「左右」之別。但是前者「親歐」更親美，後者不那麼親歐，卻也同樣親美。所以捷克親美也是有深厚土壤的。　　因此，美國人同中歐國家打交道具有一定的優勢。二戰中東歐移民大量湧入美國，既豐富了美國文化，又解決了東歐移民漂泊的困境。布熱津斯基、奧爾布賴特等曾活躍在美國政壇的人物都具有東歐血統。劇變後東歐裔的美國人到東歐尋根溯源，或投資辦企業，或積极參与東歐國家的政治生活，他們在美國和原母國之間形成不可小覷的傳送帶作用。當然，美國政府積極介入東歐是有它的現實政治考慮的，這是另一個話題。我們在這裡要說的是，歷史積澱下來的情感紐帶不像政治、經濟那樣說得清、道得明，但是往往會成為價值判斷的一個重要基點。　　中國2012年才全面進入這一區域，雖然是中歐五大力量（其餘四大勢力是西歐、美國、俄羅斯、德國）中的新來者，但也有自己的優勢。中國從來沒有和中歐國家發生過衝突和對立，相反，傳統的貿易和文化交流伴隨著濃濃的情意和真誠的支持。1956年波匈事件時，赫魯曉夫對毛澤東說，蘇聯對波蘭不太好講話，波蘭同志對你們比較信任。波茲南事件時，波蘭打出「毛澤東支持我們！」這樣的大幅標語，認為在社會主義陣營中，中國同志比較公道，能站在兄弟黨的立場上考慮問題。中美大使級的136次談判都是在華沙舉行的，中波輪船公司是第一家中外各佔50%股份的合資公司。我們應該善於利用這些資源，而不必對他們的「親美」耿耿於懷。　　歷史記憶造成「疑歐親美」的判斷 　　生活在中歐的小民族曾經被各大帝國侵略征服過，拿破崙東征、兩次世界大戰，她們都首當其衝，屢次成為大國博弈的犧牲品，被東西方來回拉鋸，被那些操縱世界命運的大國擺布。她們無從做出自己的選擇，如同「被綁架的人質」一樣往往身不由己。近代血淋淋的歷史是她們無法忘懷的：波蘭的四次被瓜分、捷克在《慕尼黑條約》下被出賣，匈牙利先被綁在法西斯的戰車上，繼而其領導人拉科西又成為「斯大林學生中最聽話的一員」。匈牙利人說：「我們跟著這個大國跌倒了，爬起來又去緊跟另一個大國，結果又跌倒了。在我們以為再也不會迷路的時候，我們仍然找不到自我，不知道路在何方。」　　儘管歐洲大國口頭上說，我們有共同的外交與安全政策，但是到了關鍵時刻就會轉變立場，縮回到自己的烏龜殼裡，以至於在東歐人看來，老歐洲把他們看作東部屏障，看作戰略緩衝地帶，但是一到關鍵時刻就「丟卒保車」——放棄東歐以求自保，以犧牲小國的利益來換取自身的安全。東歐國家對老歐洲一直不信任，老歐洲的自私和目光短淺讓他們記憶猶新，這塊土地文化上屬於西方、政治上屬於東方的撕裂就是西歐綏靖政策的結果。　　1945年二戰的勝利對於這塊土地上的絕大多數人來說，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解放，僅僅是更換了佔領者。就像匈牙利《人民自由報》所說的，「1945年是一個悲劇時代的結束，又是另一個悲劇時代的開始，是蘇聯佔領的開始，他們把一種與我們格格不入的新的社會制度強加給我們。」這種「外來的革命」並沒有融入本土文化，對美國擁有比老歐洲更多的興趣、希望美國提供安全保障也就不難理解了。人不可能在同一條道路上摔兩次跟頭，國家也一樣，多次上當已心存芥蒂，就不會全力緊跟了，給自己留有後路成為東歐國家外交政策的一個必要策略。貝奈斯為捷克生存提出的：「不弔死在一棵樹上，不是100%的面向西方」，奠定了外交政策上的捷克模式。同理，夾縫中東歐小國面臨著對老歐洲的不信任與無法選擇地緣關係的雙重難題，使他們對老歐洲既愛又恨。在「誰來保衛我們」這個問句上，在不對稱力量對比中，一定要有自己的押寶的方式，凡事留一手、多找幾個靠山、多有幾個選項，比弔死在一棵樹上強。　　屢次受傷的民族的自我保護意識格外敏感，對國際安全體系的認知格外強烈。捷克人說：我們所有人身上都存在「帥克精神」，意思說，好兵帥克對付壓迫武器的方式就是捷克人生存哲學。它以一種看似愚蠢的方式暗藏著規避鋒芒的智慧，體現了弱小民族的無奈和不得不周旋於大國之間的策略。波蘭人是「歐洲不死的勇士」，二戰中付出了死亡22%的人口的代價。捷克則不同，在1526-1918近四百年中被哈布斯堡王朝統治、三十年戰爭的教訓，使他們改變了「硬碰硬」的做法，以曲折迂迴、避其鋒芒不正面交鋒作為上策，在謙恭低調中堅持自己的原則。這就是帥克精神和貝奈斯理念的由來，就是在和強大對手作鬥爭時表面上馴服，可實際上仍然按自己的主張出牌，根據自己的常識做出判斷，體現了兩條腿走路的方針。　　第一步首先是向西靠。雖然東歐對西歐的不信任一直存在，但是價值理念上的認同、文化上的歸屬和社會主義陣營中長達40年的控制和受壓制使他們向西靠的決心很大。「疑歐」但「不反歐」，打造「共同的歐洲」是他們的既定國策，只要老歐洲不再做對不起新歐洲的事情，畢竟「美國這個遠親不如歐洲的近鄰」。他們認為這是保持地緣政治穩定與安全的保障，與西歐一體化不僅是基於文化的考慮，也有政治經濟上需求。如果不這樣，他們擔心自己被留在這個「已被抹掉的地區」，生存環境的毫無保障。東邊的俄羅斯持有「核武器和能源」兩大武器，隨時可以威脅到他們的利益，於是他們向外尋找新的安全保護傘和支撐力，而民眾對加入北約的積極性之高還超過政府。第二步是在歐洲之外把寶押在美國身上。在冷戰後國際新秩序的格局下，波、捷、匈、斯這些第一方陣的國家都表現得很「親美」，匈牙利為要求美國在其境內建立反導系統和雷達站而與波蘭、捷克展開競爭。除了歷史因素以外，「實用主義」的現實考慮也是重要因素。　　中歐這些國家的主流社會認為，他們是小民族，而小民族有一種世界性、普世性，現在西歐是穩定的民主社會，在文化上與中歐又有一致性，都是基督教文化「圈內人」，向西靠的結果一定會強於原來在蘇聯體制之下。就連匈牙利社工黨總書記卡達爾在政治遺言中也說，趁著蘇聯力量削弱，要不失時機地加緊完成回歸母體的願望。東歐各國本來就積蓄著長期的民主化衝動，民主化浪潮是自下而上推動的，所以有心理貯備。與獨聯體國家「從天而降」的民主化完全不同，獨聯體中一些國家，例如中亞諸國的情況是「被民主化」，本來民族精英並沒有強烈的獨立意識，但是老大哥不管兄弟們了，解散了隊伍，不自謀出路不行了。於是中亞那些國家稀里糊塗地披上了民主化的外衣，然而這些國家的領導人一旦嘗到了「自己做皇帝」的甜頭就再也回不來了，所以中亞的民主化很不成功，但回歸「蘇聯」之心卻不會再有。　　哈維爾是最早呼籲歐洲政治聯合的人之一。他把「歐洲」分成三層含義：第一層面是地理意義上的歐洲，是出於同屬於基督教文化圈的歷史、宗教以及文化認同；第二層面是民主國家組成的歐洲，既非共產黨國家共同體，也反對極權統治的政治認同；第三個層面是超出政治聯合更高的境界，亦即精神層面的認同，他期盼歐洲能夠實現「同一個歐洲」的價值聯合，從根本上避免民族間的敵對與戰爭，將歐洲帶入主權共用的超級民主新階段。在他看來，歐洲聯合的成功，絕非僅僅做到單一的歐洲市場體系，更重要的是歐洲要以人權高於主權的普世價值為基準建立一套超國家、超民族的法制規範認同。只有發展出「一套共享的價值和準則」，建立一種多元文明的底線，「允許每一種文明作為自身的存在」，才能消除「不同文化特質的鬥爭」，使處在大國對峙前沿地帶的小國安心地與之和諧共處。　　歷史是他們引以為榮的驕傲 　　具有「歷史感」是這些小民族的另一個特點。首先，她們的歷史很悠久，不管是阿提拉建國還是大摩拉維亞公國，以及波蘭-立陶宛王國，都是祖上曾經輝煌過的國家；其次她們的民族抗爭精神值得欽佩；第三，東歐跨越了好幾個斷層帶：宗教斷層、東西方基督教的界限——「烏克蘭」（原意為「邊疆」，在斯拉夫語言中它不僅指今天的烏克蘭這個國家），是神聖羅馬帝國的東部前哨；政治斷層和帝國斷層，那片土地是一個非常多元的區域，幾大勢力的對抗從未停止過。曾經有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全球猶太人的50%在東歐。東歐在東西關係中的重要性怎麼強調都不過分。　　亞當·米奇尼克在《我們被遺忘的祖先的陰影》和《灰色是美麗的》文章中說，我們是深深植根於歷史之中的小國，我們的文化中有某種歷史的密碼，民族的傳統和我們苦難的境遇有一種生理的聯繫，歷史以它難以消除的方式強烈地影響著我們的思維和我們的理念。哈維爾也說，小民族的王牌在於它沒有帝國性，因而造成了自由和寬容的天然同盟，我們是「無王氣而有貴氣，無霸氣而有靈氣的國家」。在中歐人看來，歷史對大國可能只是教科書上的內容，或者用來炫耀的資本，但是對被大國欺壓的小國來說，歷史是他們存在價值的全過程，這裡面既有對亡國有刻骨銘心的記憶，又有渴望自由發展的追求，更有得到尊重認同的心理。　　在東歐，到處可見歷史人物的雕像和歷史事件紀念碑，因為歷史是由一個個活生生的人組成的，而不僅是碑刻上的一個名字，需要以現場感不斷警示人們：歷史並沒有遠去。具有沉重歷史感的民族一直具有強烈的悲劇情懷，他們紀念歷史的方式也與其他民族有很大不同。在中國，人們更願意展示輝煌勝利，而在他們那裡卻強調揭示民族抗爭悲壯、痛苦和失敗的歷史。在華沙、布拉格、布達佩斯，到處可以看到軍事戰敗、抗爭殉難和英勇犧牲的紀念碑，以至於這些國家的國歌聽起來都充滿了悲壯感。匈牙利的國歌有一句話：「過去、未來的一切罪，已經贖罪到底」，以瑪祖卡旋律譜寫波蘭國歌更是迴腸盪氣——「波蘭與我們同在，波蘭不會滅亡！」每個波蘭人面對強敵的時候都會說一句話：「我們不會屈服！」（Nie　damy　sie!）即便犧牲一直沒有得到恰當的回報，他們仍然會為了自由前赴後繼。　　中國的一些外交人員對這些國家的民族歷史文化不甚了解，總認為前東歐諸國是鑲嵌進大國裡面的碎片文化，是一戰以後在凡爾賽體系下建立的一批年輕國家，是看西歐臉色行事的國家，只要搞定了西歐，就不愁「東歐」這些跟屁蟲小國不會跟上。強調西歐忽略東歐觸犯了他們的自尊心，甚至我們在國際場合仍然習慣於張口閉口「東歐」這個令他們反感的詞，這在國際關係上都是非常失策的。　　（作者系中國政法大學教授）

來源: 經濟觀察報 | 來源日期：2013-07-09 | 責任編輯：黃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