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君立：時間簡史

　　對任何人來說，歷史總是存在的，雖然並不總是以歷史的形式。作為歷史的結果，人類的暫時化實際就是時間的人類化。在歷史意識當中，時間的無意識運動從未停息。馬克思認為，人與時間一樣，就其消除存在而言，都是一種否定性的存在。人對自己本質佔有的同時，也是他對歷史演變的一種把握。歷史是自然發展的現實部分，自然的意外嬗變產生了人類這種精靈。

　　正如奧維德所說，「時間吞噬一切」，歷史如同一個時間的黑洞，在歷史的長河中，時間從來沒有停止過流動。從宏觀上說，時間是沒有起源的，時間的出現肯定比人類的出現要早的多。上帝造人只用了7天，為了給女兒賺學費，霍金用兩年寫出了《時間簡史》。這本用量子物理探討雞生蛋還是蛋生雞的書被譯成40多種文字，並賣出不可思議的2500萬冊，幾乎成為當代人的《聖經》。時間從哪裡開始，到哪裡結束，或許連智慧得全身只剩下大腦的霍金也沒有找到答案。奧古斯丁在《懺悔錄》說：時間究竟是什麼？沒人問我，我倒清楚；有人問我，我反倒糊塗了。

　　在歐洲，「時間老頭」和聖誕老人一樣，是一個家喻戶曉的古老形象。他又老又禿，走路還一瘸一拐，肩上長著一對翅膀，手裡拿著一把鐮刀，還有一條咬著自己尾巴的蛇，有時還帶著一隻沙漏或者時鐘。這是人們對時間的人格化想像。手持鐮刀同樣也是死神的特徵，時間與死亡微妙地聯繫在一起。與歐洲相反，在中國傳說中，人們認為時間就是「永恆」或者「生」；常常將時間的形象賦予「壽星老」或者「老槐樹」。從唯心的觀點來說，時間幾乎是所有靈性動物的「意識形態」，但似乎只有人類才具有時間觀念，並將時間理解為一種社會制度。遠古以來人類社會的發展歷史，其實也是時間觀念從確立到成熟的過程。「生活之泉如此美好，但轉瞬即逝。」人們一代接著一代，建立了對過去、現在和未來的不同認識。

　　在原始的狩獵採集時代，人類的時間意識就已經開始啟蒙。象徵時間的太陽和月亮成為早期人類不約而同的神祗。太陽是人類通用的第一種定時器，它從東方升起從西方落下，幫助人們確定白晝的時間，而具有周期性圓缺變化的月亮則是人類的第一個日曆。2萬年前冰河世紀的人們就已經通過月亮的圓缺來計算天數。公元前800年，巴比倫人就已經可以準確地預知月食的日期。

　　隨著農業文明的到來，人類已經具備足夠的智力去思考時間這個複雜而抽象的問題。與奔波動蕩的狩獵採集生活不同，農業時代提供了一種可以預期的穩定；人類開始定居，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時間因此變得規律起來。天文技術的出現標誌著人類的時間觀念已經初步成熟，各種計時工具和曆法隨之誕生。「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作為農業文明的產物，自然時間是以天文規律、季節流轉、植物生長等自然現象為參照標準的時間體系，構建了時間的初級文明。

　　從月亮歷到太陽曆是一個大的跨越。公元前4236年，埃及人創造了365天的日曆。美洲的瑪雅曆法堪稱世界上最完美的太陽曆。瑪雅人的一年為365.242129天，這同今天科學測定的絕對年長365.242198天的數值相差不足千分之一。《論語》說「行夏之時」，中國曆法從夏代就比較完善；公元前4世紀的戰國時代，中國已經使用《四分曆》，一年被定為365又1/4日。凱撒大帝用埃及曆法制訂了羅馬儒略曆，一直沿用到哥白尼時代。羅馬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因屠殺新教徒而聲名狼藉，但他也因頒布了沿用至今的格列高利曆法而名垂青史。1582年10月4日，他宣布次日為10月15日，現代曆法就此誕生。「失去10天」使整個基督世界怨聲載道惶惶不安，人們為自己少活10天而憤怒，奴僕們因為主人少發10天的工資而生氣。新教徒的英國以及美洲殖民地始終拒絕新曆法，直到1752年。

　　伊斯蘭教仍然堅持遵從先知默罕默德和《古蘭經》的指示，繼續按照月亮的周期生活；他們的標誌就是一輪彎彎的新月，這在穆斯林禁用自然物體作為標誌的問題上無疑是個例外。《古蘭經》說，新月是「為人民和朝聖所安排的固定時間」。

　　毫無疑問，時間是宗教和政治的產物。

　　各種宗教幾乎都要求人們每日在固定的時間進行祈禱，大多用敲鐘來提醒人們祈禱；而燃燒一支蠟燭或一支香的時間，則是人們祈禱的過程。羅馬帝國解體以後，整個歐洲世界禮崩樂壞，在迷惘與驚恐之中，修道院逐漸建立了一種新的秩序和權力。從公元7世紀開始，所有的修道院每24小時敲7次鍾，這種固定循環的時間規範使基督社會有了一個共同跳動的脈搏。按照基督教義，基督徒的定時祈禱和禮拜可使靈魂得到永恆的祝福。從13世紀開始，歐洲各地教堂的鐘樓和市政廳的大型塔鍾已經以整齊劃一的小時鳴響，預示著時間意識即將來臨。原為崇拜上帝而建造的教堂塔樓變成了鐘樓；每個教堂都有噶西莫多這樣專職的敲鐘人。

　　在近代民主革命之前，專制時代的皇權一般都以權力神授來宣示其合法性，這就要求皇帝準確地判斷太陽月亮運行時間，日食月食甚至彗星的出現都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

　　在中國，「天」是至高無上的，皇帝乃是上天之子，「奉天承運」，任何天災都是上天的譴責。中國皇帝頒布新曆法就如同歐洲專制國家鑄造金幣，是用來彰顯其權威的。中國曆法從來都是神秘而崇高的政治，因為不準確的曆法會使看天吃飯的農民錯過節氣和農時，甚至遭災。即使對於日食月食等自然天象，如果皇帝宮廷的欽天監不能準確預報，也會使人們懷疑皇帝不懂「天意」，從而威脅到皇帝的權威性。皇權體制崩潰之後，中國引進了耶穌紀元的格列高利歷，被稱為「陽曆」或「西曆」，「以黃帝紀元四千六百九年十一月十三日為中華民國元旦」，即公元1912年1月1日。同時還廢除了傳統的中國農曆和春節。

　　法國大革命時期，革命者對曆法也實行了革命的10進位，每周為10天，每天為10小時，每小時為100分鐘，每分鐘為100秒。這種曆法被革命政府苦苦堅持了13年；最後拿破崙恢復了傳統的格列高利歷，他也因此得到了教皇的祝福。在斯大林的蘇聯帝國，曾以5進位來表示革命性，每周為5天，每月有6個星期，每年有73個星期。

　　在大多數人類歷史中，太陽就是時間，日晷幾乎同時出現在各種不同的人類文化里。最早的日晷出現在六千年前的巴比倫。孔子說：逝者如斯夫，人們也試圖用水來記錄時間的流逝。古埃及人最遲在3500年前就已經發明了水鍾，從此以後，它就成為古代世界的標準報時方式。水鍾傳入中國大約是在孔子時代。無論是中國宮廷還是西方的修道院，水鍾（漏壺）一直是最主要的計時工具。《周禮》中就有專職計時的「挈壺氏」。直到13世紀，能測量時間的儀器也只有日晷和漏壺。日晷只能在太陽下使用，除非因為天寒結冰，漏壺可以全天候計時。從張衡到郭守敬，中國的刻漏計時反覆改進，一直領先於世界計時水平。為了防止水鍾結冰，古代中國還出現過水銀鍾。蘇頌建於北宋元祐五年（1090年）的渾天儀首創擒縱機構，比歐洲要早200年。日晷的計時精誤差一般達到15分鐘，而如今複製的沈括水鐘的每日誤差甚至只有幾秒。

　　據說日本將每年的6月10日作為時間節；公元671年日本有了第一台可以計時的水鍾，是從大唐（中國）傳來的。沙漏是與水漏相似的一種計時工具，從古希臘時代就盛行於西方，神父常常用它來掌握說教時間。中國最古老的計時器當推華表。華表又名表木，實際是一種簡易日晷。華表不僅體現了時間的民主化，同時也體現了政治的民主化。作為「謗木」，它是民眾言論自由權利的象徵。早在堯舜時代，中國就廣樹「謗木」，以批評權力的運行。隨著後來皇權官吏體制的坐大，民眾的言論空間遭到嚴厲打壓，「謗木」最終則演變成象徵皇權威儀凜然的「華表」，成了統治權力的象徵；而「誹謗」也由批評權力的激賞，衍變為無中生有毀人名譽的罪名。

　　人類最早的時間是聽到而不是看到的；所謂的表其實是鍾。人們即使不認識時針，但都聽得懂報時鐘聲。在漫長的農耕時代，公雞是全世界最普遍的鬧鐘，提醒人們起床勞動。世界任何操不同方言的人們都可以聽得懂這種語言。「雄雞一唱天下白」，白天就這樣被一隻雞宣布來到。在歐洲，農民可以聽到教堂里做彌撒的鐘聲；在東方，農民可以聽到寺院里和尚做功課的鐘聲。打更是中國傳統的夜晚的報時方式。打更起源於原始的巫術，原本是驅鬼；從受人尊敬的巫師到下賤的更夫，反應了時間的世俗化過程。明清時期，中國的每一座城市都修建了報時的鐘樓和鼓樓，晨鐘暮鼓成為中國古代城市的一景；而西安的鐘樓和鼓樓已經成為這座現代城市的標誌性建築。

　　從蒙昧時代，人類就對火有普遍的崇拜，火也被視為生命的象徵；而生命本身就是一種時間存在，因此「火鍾」在宗教儀式中具有特殊的作用。中國古人用焚香來表達神靈的崇拜，也用香來計時。根據香的規格不同，一炷香的時間從一刻鐘到一個時辰不等。在歐洲修道院和貴族社會，蠟燭不僅用來禱告和照明，也用來計時。13世紀的法國國王路易九世在晚上計時就是問「第幾根蠟燭」。當他去教堂禮拜時，他心中的時間就是一支正在燃燒的蠟燭。同樣，古代中國人心中的時間常常是一支燃燒的香。古代蠟燭只能用蜂蠟製作，屬於奢侈品，一般人根本用不起；相對而言，中國香要便宜得多。

　　太陽王路易十四問起時間的時候，馬上就有人諂媚地回答：「陛下，您希望現在是幾點就是幾點。」農耕社會中，時間永遠只是少數人的事情。對大多數農民來說根本不需要時間，他們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出生日期。他們只關心季節變化和晝夜之分，春種秋收、早出晚歸。夜晚就是一片黑暗，只能睡覺。燈油和蠟燭是如此奢侈昂貴，只有富人才用得起。這種緩慢的生活節奏使時間失去了現實意義，特別是對於小單位時間的精確計算更沒有太大必要。

　　中國傳統上將一天分為十二個時辰：夜半、雞鳴、平旦、日出、食時、隅中、日中、日昳、晡時、日入、黃昏和人定。這種時間屬於典型的自然時間，以太陽為中心，「雞鳴」、「人定」就是凌晨雞叫和入夜人睡覺。古人一日兩餐，「食時」、「晡時」表示吃飯時間。古羅馬曆法將一天分為白天和夜晚，各有12個小時。季節變化和晝夜長短不同，白天1小時與晚上1小時相差懸殊。中國的12個時辰則是平分的，宋時還實行24時辰制，與現代24小時制一致。明清實行96刻制；一晝夜24小時為96刻，一刻即15分鐘。「午時三刻」即中午11時45分。一個時辰稱為1大時，半個時辰為1小時，即60分鐘。值得一提的是，這些時間單位要比機械鐘出現得早得多。

　　無論日晷還是刻漏，都不是理想的計時工具，日晷在陰天和夜裡無法工作，水鍾會在冬天結冰。於是人們進一步地發明了機械鐘。其實水鍾本身就是一種機械鐘；當純粹依靠機械傳動而不需要水時，機械鐘就應運而生。大約1270年前後，機械鐘最早出現在義大利北部和南德一帶；整個鐘架在高塔上，利用重鎚下墜的力量帶動齒輪，齒輪再帶動指針走動；並用「擒縱器」控制齒輪轉動的速度，從而得到比較正確的時間；它甚至可以自動鳴響報時。從1336年，第一座公共時鐘被安裝於米蘭一教堂內開始，在接下來的半個世紀里，時鐘傳至歐洲各國，法國、德國、義大利的教堂紛紛建起鐘塔。

　　法國社會學家馬塞爾·莫斯指出：技術產生了人類的平等和神的焦慮，技術將人類從精神和物質的危機中解救出來；人類由此成為自己的主人，主宰自己的命運。機械鐘幾乎可以作為人類技術的最佳範例，它包括一系列複雜的齒輪、傳動裝置和槓桿，通過落下的砝碼和擺錘（或者彈簧）提供動力。作為物理學先驅，伽利略常常用脈搏來計時，後來他發現了單擺的等時性。1667年,荷蘭物理學家惠更斯製造了一座帶有鐘擺的時鐘。對鐘擺的發現象徵著一個新時代的來臨，科學出現了，人類成為自然的客體。在伽利略之後半個世紀，人類計時的平均誤差從每天15分鐘一下子下降到不可思議的10秒。至此，人類從「小時時代」一下子跨入「分鐘時代」，乃至「秒時代」。

　　在歐洲歷史上，羅馬共和國建立的不只是一個國家，也是一種生活方式，就像西塞羅說的，「我們聰明地領會唯一的真理」。每一個羅馬人作為公民（civis），都是羅馬公民社會（civitas）的一分子，「civitas」後來衍生為兩個比較含糊的現代字眼「civilidas」（國家）和「civilization」（文明）。「公民」的另一層意思是「居住在城市的人」（市民）。城市既是文明的象徵，也是文明的產物，因此時間最早都出現在城市，並成為城市的一種典型特徵。從一定程度上，現代國家也是城市自治精神的產物。現代國家與農業帝國是截然不同的。作為時鐘的原創者，歐洲依靠機械時間建立起一種新的文明形態，這就是所謂的現代；當這種文明成為世界主流時，一個現代世界就這樣誕生了。馬克思在《機器》一書中寫道：

　　鐘錶是手工藝生產和標誌資產階級社會萌芽時期的學術知識所產生的。鐘錶提供了生產中採用的自動機器和自動運動的原理。與鐘錶的歷史齊頭並進的是勻速運動理論的歷史。在商品的價值具有決定意義、因而生產商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也具有決定意義的時代，要是沒有鐘錶，會是怎樣的情景呢？

　　在鐘錶出現之前，人類完全依靠自身的生物鐘和生活事件來確定時間。這種時間完全是生活的一部分，人們根據生活知道時間。作為一種機器，時鐘提供給人們的是純粹的抽象「時間」；或者說，鐘錶將時間從人們的生活中分離出來，建立了一個獨立存在的時間序列；這個抽象的數字世界構成科學的基礎。從這種意義上來說，鐘錶催生了科學革命。機械鐘的「小時」、「分鐘」和「秒」使永生和來世變得遙不可及；從這一點來說，現代工業時代的關鍵機器應當是鐘錶，準確的說是時鐘，而不是蒸汽機。雖然對於當時的歐洲人來說，現實生活並不需要過分準確的時間，但機械錶作為一種完美的機械裝置，已經成為全社會普遍的審美。製造精美的鐘錶使儀器製造水平大大提高，這個微不足道的技術精度構成科學革命的基石，啟蒙運動和工業革命因此而萌芽結果。從這一點來說，機械鐘標誌著中世紀的結束。玻璃和時鐘一旦結合起來，就使得望遠鏡和精確計時之間發生了聯繫，天文學由此誕生。

　　在偉大的文藝復興時期，時間和鐘錶已經成為一種象徵：由無數齒輪組成的機械鐘象徵著天國和生命，而傳統的沙漏則象徵著流逝和死亡。機械鐘周而復始永不停息，它的時間是永恆的，沙漏的時間則是一種倒計時的結束。複雜的機械鐘取代了簡單的沙漏，只要上好發條，機械鐘就可以不停地走動，準確地顯示一天的時間；不需要任何人工干預和修正，它忠實地履行自己的職責。亞里斯多德認為，如果沒有外力推動，任何物體都不會移動。人類製造的機械鐘似乎顛覆了這一真理，它滴答作響，似乎有自己的生命。這在機械鐘尚未出現之前是無法想像的。一時之間，鐘錶成為了解上帝的重要線索，它被當作上帝賜給人類的一個最神奇禮物而得到崇拜。德奧雷姆主教說：對這個裝著發條的宇宙來說，上帝是最完美的鐘錶製造者。到了16世紀，巴洛克風格的機械鐘裝飾了玲瓏精緻的金銀銅雕像，複雜的齒輪不僅成為上帝完美的化身，也是太陽系、宇宙乃至人類靈魂的象徵。啟蒙時代的思想家們堅信，人的「身體不是別的什麼，就是一台鐘表」。

　　在浮士德的傳說中，科學家不惜出賣靈魂，以獲取全部知識和權力。隨著時鐘的出現，科學從巫術和宗教中分離出來。在波瀾壯闊的大航海時代，科學超越了宗教族群和區域等意識形態的限制，滲透到地球的每一個地方；耶穌會士既傳播著宗教教義，也傳播科學原理。弔詭的是，人們接受科學的急切程度要遠遠大於上帝的福音，甚至宗教成為科學傳播的媒介。對中國來說，從利瑪竇到湯若望，與其說他們是上帝的使者，不如說是科學的啟蒙者。與宗教相比，科學在文化上完全是中性的，正如美國科學院院士彼得?杜斯伯格說：「科學沒有道德，自然沒有倫理。」在報紙、廣播、電視等現代媒體出現之前，代表時間的鐘往往構成唯一的公共傳播媒介。所有公共事件均以鐘聲來宣告，諸如火災、戰爭、死亡等等。1776年宣告費城獨立的自由鐘被美國視為國寶。

　　當時鐘不再是宇宙的隱喻時，它卻成為地球生活的總指揮，使人類將「準時」作為一種美德。

　　在歐洲，時鐘很早就成為公眾使用的機械。教堂以此提醒教徒們按時前往祈禱。當時鐘被搬上教堂的尖塔和市鎮的鐘樓時，鐘錶和時間就已經完全世俗化。按時傳出的鐘聲改變了人們的生活。無論東方還是西方，鐘樓都成為城市的象徵。如果一隻鍾可以與其它鍾保持快慢一致，那麼時間就成為一種超越空間的標準計算單位；佛羅倫薩人隨時都可以知道羅馬時間，時鐘因此成為世界標準。人們用鐘錶來校正自己的生活，機械製造的人為時間取代了傳統曆法。時間與自然失去聯繫，時間成為一種客觀存在。

　　義大利自由主義歷史哲學家克羅齊認為，無分國別，人類歷史都是自由的歷史。歷史學家維柯的《新科學》宣布，人類已經從神聖時代和英雄時代回到人類時代。機械時間與自然時間截然不同，作為人造時間，它給人類的日常生活和思想領域帶來了深刻變化。在自然時間時期，人們的行動按照事件的需要安排，這種安排服從於身體發出的信號；但機械時間改變了這一切。機械時鐘使時間遊離出生活，成為一種抽象的存在；從此鐘錶成為人們生活的管理者，幾點起床幾點睡覺，這與公雞打鳴鴨子上架不再有任何聯繫。隨著蒸汽、電力和人工照明的出現，白晝與黑夜不再有區別；人類從時間上徹底獲得了解放，而鐘錶是唯一的上帝。根據鐘錶製造的時間，人們吃飯只是因為到了吃飯的時間，而不是因為肚子餓；人們睡覺只是因為到了睡覺的時間，而不是因為睏倦。

　　路易斯?芒福德在《技術與文明》中揭示了鐘錶的哲學意義和隱喻象徵：鐘錶是一種動力機械，其產品是分和秒。鐘錶把時間從人類活動中分離出來，從而成為可以精確計量的獨立存在。分分秒秒既不是上帝的意圖，也不是自然的產物，而是人與機器對話的結果。鐘錶作為自然狀態的破壞者，從它誕生之日起，人類就被時間綁架，自然的權威被這個時間機器取代，世界從此失去了永恆。

　　朝市山林俱有事，今人忙處古人閑。時鐘在西方的興起成為現代生活到來的標誌。早在公元前約330年的水鍾時代，柏拉圖就把律師們說成是「受漏壺驅動……從無閑暇」的人。羅馬時代的詩人普拉圖斯寫道：「但願上帝殺死發明鐘點的人，因為鐘點把我的整天撕成了碎塊。以前，我的肚子便是我的報時鐘，在所有的鐘錶中它是最好和最準確的。」隨著機械時間的到來，每個人都像被發條驅動的永不停息的鐘錶，忙忙碌碌。生活在工業時代被定義為時間，時間就是人的一切，人並不擁有生活，而是擁有時間。時間成為人唯一有用的資源，遊戲思考與吃飯睡覺一樣，被認為是對這種資源的極大浪費。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中說，在商品時間的社會統治下，「時間就是一切，人什麼也不是；他至多只是時間的殘殼」；「如果人是一件商品，如果他被作為一個物來對待，如果人們之間的普遍關係是物對物的關係，這只是因為從他那裡購買他的時間是可能的」。隨著機械時代的到來，時間的購買就成為資本主義「唯一的罪惡」；馬克思創造了一個新名詞：勞動剩餘時間。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大航海不僅發現了新大陸，也發現了「時間」；因為成功航行的關鍵在於精確計時。過去幾個世紀中，人們甚至將「格林威治」看作「時間」的同義詞。不列顛的「日不落帝國」不僅壟斷了世界貿易，也「壟斷」了時間。在皇家天文台的幫助下，英國艦船能夠到達地球每一個遙遠的角落，然後再安全地回來。因為鐘擺無法在搖晃的海船上使用，因此海上航行仍然缺乏精確計時，這使一支英國艦隊觸礁沉沒。英國政府於1714年懸賞徵求海鍾。政府提供獎金並發展專利法，對第一個發明者給予獎勵，英國無疑是開創者。1761年，木匠的兒子約翰?哈里森採用發條技術，製造出了一台精確海鍾。在航行牙買加的9個星期中，這台時鐘的誤差只有5秒，他因此得到了10000英鎊的獎金。

　　發條技術使機械時鐘的體積大為縮小。早在1510年，德國的鎖匠就制出了第一塊懷錶。當鐘錶匠逐漸從鎖匠中分離出來時，手錶就出現了。如果說鐘樓是時間社會化的過程，那麼手錶就是時間個人化的結果；懷錶和手錶先後成為文明的象徵物。人們無法想像一個沒有懷錶或手錶的男人會是一個紳士。1885年，德國海軍向瑞士的鐘錶商定製大量手錶。從鐘擺到發條，鐘錶徹底擺脫了地心引力，不僅更加準確，而且更加小巧，可以揣在懷裡，戴在手腕上。時間從此充斥於人類生活的每一個細節。鐘錶從最初的奢侈品，到批量生產走進普羅大眾；依靠偉大的機械技術，時間的標準終於確立，機械時間滲透到日常生活中。

　　「機械學已經成為新宗教，並且給世界帶來了新教主——機器。」作為人工技術，鐘錶是一種完美的機器——「機械中的機械」；它完全按照裝配線的模式生產統一的秒、分、時等時間單位。有了鐘錶以後，經過這樣統一加工的時間完全從人的生活經驗和生物節奏中分離出來。這個時間不依靠任何個人經驗，也與太陽月亮等自然無關，第一次將時間實現了抽象。隨著抽象的時間和時間的抽象逐漸滲透並主導了人們的生活和工作，時間就極其醒目地誕生了。

　　從鐘錶的發展史來說，鐘錶始終都是最為典型的機器，或者說是機器的典型。一台複雜的機械鐘錶由1400多塊精密零件構成，包括發條驅動、齒輪傳動、擒縱控制、調節修正和顯示等五大部分。從能量消耗的控制、標準化、自動化、準確控制時間等諸多方面來說，鐘錶始終是現代技術的先行者。鐘錶作為機器所達到的完美程度是任何其它機器都望塵莫及的。作為機器與時間的象徵，機械鐘錶重塑了歐洲的技術、文化與社會，其影響甚至超過同一時期的谷登堡印刷機。

　　從日晷到水鍾和沙漏，從中世紀修道院里鐘聲到中國的更夫，人類世界的「時間」幾乎停滯了幾千年。直到伽利略發現「擺」和惠更斯發明鐘擺，「時間」在機械技術上最先獲得突破。或者說，機械在時間技術上最先獲得突破。自從14世紀人類進入機械時代，有史以來第一次出現了精確的統一的客觀的終年不變的「小時」。在人類經驗中，「時間的標準化」無疑是一場偉大的改革，人類宣告擺脫了太陽的控制，掌握了自己並能試圖支配自然。事實上，人類雖然擺脫了自然的控制，但卻很快就陷入機器的控制。

　　「如果沒有鐘錶，資本主義的興起是絕無可能的。」時間標準化是工業進步的基礎。工業化社會建立在精確的時間基礎上，並把它標準化為時間線。要將千差萬別複雜的專業分工和不同的空間形式細緻地組織在一起，必須實現合適的人、合適的時間、合適的地方這三者在空間上同步運作。因此機械時間成為工業社會的標準語言和新秩序，「紀律」誕生了；工人工作、吃飯、休息完全服從於固定的時刻表，「專制的鐘聲經常把他從睡夢中喚走，把他從早餐和午餐中喚走」。「時間法律」迅速改變了人們對世界的認知、解釋，甚至所採取的行動。從農業社會解體以來，人類社會經歷了從時間過剩到時間短缺的過程；現代社會基本完全處於「時間飢餓」狀態，時間成為越來越珍稀的資源，而人只是時間的載體。

　　尼爾?波斯曼在《技術壟斷》中諷刺道：「發明鐘錶本來是要人用更加刻板的制度去侍奉上帝，然而終極的結果確是相反，鐘錶最大的用處是讓人積攢金錢。」在18世紀的英國，資本家將人作為一種時間資源幾乎開發到了極致。在微弱的燭光下，無數孩子和女人必須忍受12小時以上的勞役，甚至連中途吃飯的時間都沒有。1810年英國紡織工人的周薪是42先令，1844年則已經降為12先令。與其說機器使人類在時間上貶值，不如說技術使人類成為地球上的廢品。比這種詛咒更為可怕的竟然是機器對人的僭越，越來越先進的機器使越來越退化的人變得多餘；失業這種工業時代的產物將人類徹底放逐，「欲做奴隸而不得」竟然成為無數工業人類的最大恐懼。

　　機器時代對時間的機械化使人類世界完全落入機器體系，甚至就連排泄、性交和生育都成為機器文明的一部分，而機械化的剖腹產已經成為人類誕生的主要方式。從生產前到生產後，機器時代的任何產品其實都是時間的載體。新式交通工具改變了人們對時間的感知，時間成為精確的代名詞。即時化的電報第一次用時間統一了世界。當來自格林威治的標準時間使整個社會成為一座日夜不停的運轉機器時，生活在其中的人就被這種無形卻不可抗拒的機器力量控制了。從《泰晤士報》（TheTimes）到《時代周刊》（Time），時間成為一種通行世界的人類共同語言。機器在打破空間限制的同時，也突破了時間的壁壘。制冷機使食品的腐爛時間大大延後，導致了一場席捲世界的食品革命，美洲牛肉源源不斷地送上歐洲人的餐桌。

　　作為機器之母，機械時鐘並不是為了達到一個單獨目的而製造的實用工具；它打破了各種知識、智慧和技術之間的無形障礙，結合了機械和物理，成為科學和計量工具的先驅。作為鐘錶核心技術的齒輪和螺絲，為機器時代的來臨創造一個偉大的前提。為了生產精確等分的齒輪，作為「切齒機」的車床被發明了出來。事實證明，17、18世紀的鐘錶匠先驅們創造了車床。在未來的幾個世紀里，這種精密製造的工作母機並沒有多大的改變。遠遠領先於其他行業的鐘錶製造業最早採用了分工原則。1763年，斐迪南貝爾圖將製表工分為：機械製造、精加工、打眼、彈簧製作、銅時針雕刻、鐘擺製造、鐘面雕刻、銅製部件拋光、鐘面塗釉、時針鍍銀、鍾殼雕刻、青銅鍍金、油漆工、齒輪鑄造、車床工和響鈴打磨工等。

　　在前工業時代，人們認為時間就是輪迴，「從瑪雅人到佛教徒和印度教徒，時間是周而復始，循環不已。歷史是無止境的重演，生命也許就是通過新的肉身的再世來生」。美國學者托夫勒認為，工業時代的到來徹底摧毀了前工業文明，時間成為一種無限存在，「不僅把時間劃分得非常精確和標準，而且把時間置於一條直線上，一頭可以無限地回溯到過去，一頭可以無限地延伸到將來」。

　　1972年，美國的漢密爾頓公司製造出第一個數字手錶，由發條和齒輪主導的機械時間結束了，人類進入數字化時代。事實上，這一過程從收音機的出現就已經開始，直到電視電腦和手機的普及。從日月星辰、植物動物、日曆、日晷、沙漏到鐘擺、機械鐘錶、數字手錶等，人類的時間史歷經無數時間原型，時間觀念亦隨之斗轉星移。人們從模糊的自然中跳出來，創造了一個精確的機械世界。從鐘錶向電子錶，後現代文化又顛覆了一個傳統的機器體系，時間成為一個密集的信息世界。傳統的機械鐘錶將12個數字排列在一起，用兩根不停走動的指針顯示時間的流逝；而電子錶則將時間完全數字化，時間只存在於此時此刻的瞬間，既沒有過去，也沒有未來。從時段到瞬間，人類的時間觀念已經遠遠超越了自然時間和機械世界。

　　相較於自然時間和機械時間，數字時間的社會特徵是模糊的；因為它是尚未成熟的體系，具備了瞬時、零散、無序等特點。如果說自然時間是循環的，機械時間是線性的，那麼數字時間則是點狀的。數字時間所呈現的瞬時、零散和無序化，已經完全嵌入人們的日常生活：使用電梯、微波爐和吸塵器以節約時間，用快餐和速溶飲料來減少飲食的麻煩，用手機代替身體的交往，熱衷於用過即扔的一次性物品，越來越快的道路和寬頻……儘管人們發明許多節約時間的裝置，但時間依然是一種稀缺資源。時間的短缺造成生命的壓迫感和疼痛感，焦慮和抑鬱瀰漫在現代社會的每一個角落；城市越來越大，人與人的距離卻越來越遠，正如梭羅所說：「城市是一個幾百萬人一起孤獨地生活的地方」。

　　從時間上來說，不準確是古代的最大特點。自然界的計時單位是地球的速度，自轉一周所花的時間被分為24小時，每小時分為60分鐘，每分鐘60秒，一日就有1440分鐘，也就是86400秒。從鐘錶出現的那一天起，人們就在努力如何讓表「走准」——儘可能精確地反映時間。最初的鐘錶並不準確，一天誤差一個小時很正常；直到今天，一隻優良的機械錶每天的誤差不超過5秒。1969年，日本精工手錶公司製造出世界上第一塊石英電子手錶，每天誤差不到0.2秒。以銫電子鐘代表的數字時間徹底結束了不精確時代，時間的真理誕生了，30萬年或許才會誤差一秒。至此，勞力士（ROLEX）之類的機械錶作為奢侈品不過是一種懷舊的寄託，而不再與時間有關。

　　時間誕生的過程也是理性誕生的過程。人類從時間意識的復甦走向啟蒙，機械鐘的出現引發了人類史上最重要的一場啟蒙運動。時間的理性化最終導致機器的理性主義，機器不僅是理性的產物，也成為理性的化身。理性被認為是人類一種最為高尚最為完美的品德和智慧，而機器就是人類的理性偶像，一個理想的人應當像一台機器一樣嚴謹和冷靜。從這一點來說，時間的意識形態與機器的偶像這一次歷史性的相遇，就已經註定了一場顛覆性革命。

　　400多年前，當利瑪竇帶著《聖經》和機械鐘來到中國，中國人只接受了後者。明人李紹文《雲間雜識》載：「西僧利瑪竇做自鳴鐘，以鋼為之，一日十二時凡十二次鳴，子時一聲，丑時二聲，至亥時則其聲十二。」這個能自動鳴響的神奇之物「把所有中國人驚奇得目瞪口呆」，因為它是「中國歷史上從未有人看到過、聽見過或者想像過的東西」。事實上就連中國人自己或許都已經忘記，早在500年前，中國就已經製造出了准機械鐘——水運儀象台。這台仍帶有水鍾色彩的機械鐘的每日誤差不到20秒，其精確性直到600年後惠根斯發明擺鐘才被打破。

　　利瑪竇給中國帶來了機械鐘，但也僅僅是帶來了機械鐘，而與時間、機器、理性等等毫無關係；相反，「西洋鍾」極其中國地成為權力的象徵。對未經啟蒙的中國人來說，時間和理性沒有任何意義，人們購買鐘錶只是為了聽布谷鳥的叫聲。據說有一批西洋鍾運到中國後，因為質量問題而「默不作聲」；洋人吹噓說：「布谷鳥」只有在穀雨時節才叫喚，中國士紳更以為神奇，竟趨之若鶩。在康熙時期，一個自鳴鐘需紋銀5000兩。物以稀為貴，昂貴的機械鐘因此成為一種用來炫耀權力和身份的最佳媒介。對權力來說，慾望只有囤積才可以治癒。當他買了一隻鐘錶後，那麼他就會買一屋子鐘錶。這些鐘錶一般都沒有機會正常運行，它們只是被用來看的，看他的金玉其外的外型和做工，唯獨不是「看時間」。對一個成功的中國人來說，他雖然不知道現在是幾點，但知道自己有幾隻表。

　　同樣一個鐘錶，在西方是製造時間的機器，在中國則是權貴的「玩意兒」。最著名的一個「玩意兒」為乾隆自鳴鐘，木雕方形底座，上部四層亭閣，內有一位機械木偶，單腿跪地，一手扶案，一手執筆；啟動開關，寫字人便在面前的紙上寫下「八方向化，九土來王」八個漢字；令乾隆龍顏大悅。當時訪華的英使馬戛爾尼說，乾隆收藏的「地球儀、鐘錶、音樂盒如此之豐富，以至於我們的禮物都顯得黯然失色。」

　　按照《劍橋中華民國史》的說法，1927年到1937年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黃金十年」。上海在這一時期迅速從一個小港口成為遠東第一國際大都市，跨國企業和中國民營企業製造了十里洋場的繁榮。美國歷史學家葉文心致力於研究近代上海都市文化，她這樣寫道：

　　20世紀出現在上海工商行號工廠機關的鐘，當然已經不是擺設，而是切割時間操縱作息的基本工具了。……歐式的鐘錶跟上海新興的白領階層在日常生活中發生了密切的關係。中國的知識階層有史以來第一次經歷了工廠式的團體紀律。

　　從鐘錶傳入中國起，它就屬於象徵權力的高級奢侈品。從1949年起，「北京時間」同樣被賦予難以言表的政治含義，紅色中國無遠弗屆地統一在同一個時間系統之下，無論距離多遠都不存在時間差。在「北京時間」的安排下，所有的中國人都保持共同作息。廣播和擴音器使時間第一次以一種高分貝的機器聲音成為時代的主旋律。從凌晨的《東方紅》到午夜的《國際歌》，人們早請示、晚彙報、做操、吃飯、勞動、遊行、休息、開會、學習，一切都被權力設置得整齊劃一。毫不誇張地說，所有人的生活都在國家權力的計劃之內；正如廣播體操的隱喻，時間有史以來第一次實現了國有化。一絲不苟的螺絲釘精神成為共產主義精神的另一種經典言說。廣播時代引發的現代時間崇拜，使手錶成為一個神聖的權力符號。

　　當時間成為政治時，時間正確即是政治正確，擁有手錶即擁有話語權，隨時可以宣布正確的「北京時間」。1958年國營上海手錶廠開始批量生產上海牌手錶，日時差不超過1分鐘。當時官方核定成本價為8.5元，市場售價125元，利潤率高達1288.88%。瑞士手錶業最輝煌的1968年，其利潤率不過80%。國家壟斷下的暴利使所有工業製品都成為奢侈品，在長達20多年的時間裡，中國孩子最喜歡的遊戲就是在手腕上畫表，手錶、自行車和縫紉機成為中國上層家庭的標誌。

　　（節選自《歷史的細節》，上海三聯書店2013年4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