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住經濟發展

——讀《鄧小平時代》之九

    於慶軍       私人書話我儘力客觀地對待鄧小平的言行，也沒有掩飾我對鄧小平的欽佩。我相信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領導人，對世界的發展有過更大的影響。——《鄧小平時代》作者傅高義       鄧小平開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心是經濟建設，改革開放是關鍵抉擇，根本目的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加快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無論是在1975年抓整頓，還是他作為最高領導人主導國家發展進程，鄧小平系統思考、設計、推進的中心工作，關注的重中之重就是經濟發展。當代中國的面貌讓世界讚歎，其過程的艱辛和成功實踐，都充分印證了鄧小平作為馬克思主義戰略家、實幹家的深邃遠見、卓越領導藝術和高超駕馭能力。他善抓關鍵。抓整頓首先關注到的是鐵路運輸和鋼鐵。中國在1970年代中期還沒有現代高速公路系統，貨運基本依靠鐵路。

　　由於把鐵路作為地方整頓的典型，鄧小平親自講到全國鐵路問題的細節。他說，全國鐵路的日裝載能力估計為55000個車皮，但現在只能裝40000多個車皮。「現在鐵路事故驚人。去年一年發生行車重大事故和大事故755件。」（與此相比，1964年只有88起）紀律很差，規章制度得不到執行。例如，「火車司機隨便下車吃飯，經常誤點」，值班時間不能喝酒的規定也得不到嚴格遵守。「對這些人不及時處理（打擊投機倒把、升官發財的壞分子）……等到哪一年呀？……對鬧派性的人要再教育，要反對鬧派性的頭頭。」對於那些鬧派性但已改正錯誤的人，鄧小平說，「教育過來，既往不咎，再不轉變，嚴肅處理。」萬里報告，全國二季度的貨運量比一季度提高了19.8%，客車利用率提高了18.4%。

　　鄧小平說，「現在解決鋼鐵問題是頭等大事。」

　　他把重點放在鋼產量佔全國一半的八大鋼鐵廠上，並批評四家最大的鋼廠──鞍鋼、武鋼、太鋼和包鋼──都沒有完成指標。

　　中國在1975年生產了2390萬噸鋼，與1974年的2112萬噸相比顯著增加，但並未達到2600萬噸的目標。鄧小平接受了這一進步幅度，宣布工作取得勝利。

　　改革開放政策的啟動，首先是從思想輿論發起，鼓勵大膽試驗。鄧小平訪法歸國和毛澤東去世之後，多年來一直告誡群眾資本主義如何悲慘的官員們，開始爭先恐後地親自去看資本主義國家，已退休的老幹部也爭相走出國門。1978年有13名副總理一級的幹部出訪約20次，共訪問了50個國家。數百名部長、省長、第一書記及其部下也加入了出國考察的行列。

　　鄧小平在1978年底總結出國考察的作用時高興地說：「最近我們的同志去國外看了看。看得越多，就越知道自己多麼落後。」在他看來，這種對落後的認識是使改革獲得支持的關鍵因素。

　　為統一思想認識，當時召開的中央會議時間持續都很長。國務院召開了「四化建設務虛會」。會議從1978年7月3日一直開到9月9日，研究如何利用新的機會引進西方技術和資本。與會者被告知，不要專註於過去的錯誤，要思考國家在未來應當做些什麼。

　　中央工作會議，則從1978年11月10日開到12月15日，開了36天。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被稱為開始實行鄧小平「改革開放」政策的會議。其實，三中全會僅僅是正式批准了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央工作會議上經過熱烈討論後形成的決定。

　　鄧小平認為，發展經濟可以加強黨的權威和他個人的地位，這種估計被證明是正確的。當1983年至1984年經濟迅速平穩發展時，鄧小平的權威幾乎不可撼動。

　　1980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下發的第41號文件說，4個特區將「實行不同於其他地方的制度和政策。經濟特區將主要受市場調節。」

　　鄧小平得不到在全國範圍搞這種試驗的支持，但對於保守的人來說，反對這種試驗更不容易。這是因為在一地進行試驗、成功之後再加以推廣的思想，早就是中共慣用的智慧。

　　西方人，甚至一些中國的批評者也說，鄧小平是在搞資本主義試驗，只是不叫這個名稱罷了，但鄧小平並不這麼看。他決心擴大市場，他個人對私人企業沒有意識形態上的反對意見，他同意競爭是工商業的動力。

　　鄧小平允許廣東敞開大門，香港就成了投資、創業和外界知識的來源。

　　1984年，向14個沿海城市擴大試驗。

　　鄧小平推進經濟現代化時喜歡講「摸著石頭過河」。在經濟問題上，他需要有人充當中國的戰略家──核查細節、確定問題、提出和評估不同的選擇、設計可能的行走路線。對於這些重要的職能，他先是依靠陳雲，後來依靠趙紫陽，但他保留著最後拍板的權力。

　　在建設派與平衡派，以建設派為中心，他們熱衷於引進新的工廠和基建項目；另一方面以陳云為首，可以稱為平衡派，他們行事謹慎，力求資源能被用於所有國家重點項目。鄧小平內心裡屬於希望看到快速進步的建設派。

　　中國在1978年仍然沒有足夠的糧食養活自己的人口。中央已經向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做出指示，對安徽滁州地區幾個仍然有餓死人的縣進行調查，就解決糧食短缺問題提出建議。萬里領導起草了解決安徽農村問題的「省委六條」。1978年初允許各地繼續縮小生產單位的規模。有些地方，例如饑荒仍很普遍的鳳陽縣，實行了包產到戶。

　　鄧小平從緬甸前往尼泊爾訪問時途經四川，他對四川省委書記趙紫陽講了萬里在安徽農村施行六條政策取得的成功。其實趙紫陽已經允許生產隊「包產到組」，只是沒把這一步驟向北京全面彙報罷了。

　　鄧小平在1992年回顧自己1979年至1981年的活動時說，他知道當時仍有很多人反對包產到戶，甚至給他扣上「搞資本主義」的帽子。他沒有批評這些人，而是等著讓結果說話。

　　1984年之後，中國大多數農村都實行了農戶經營，農業產量飛速提高；鄧小平講話30年後，他所實行的體制仍在強有力地運行著。農民收入在1978年到1982年大約翻了一番。鄉鎮企業被稱為意外收穫。如果深入當時的社會氛圍和以後的改革背景，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及向民營企業的嬗變、發展則是順理成章的事情。據今年3月份全國兩會新聞發言人介紹，目前民營企業已佔全國GDP的一半，增長幅度的60%和新增就業的70%。

　　鄧小平在1987年與南斯拉夫官員會談時說，「農村改革中，我們完全沒有預料到的最大收穫，就是鄉鎮企業發展起來了，突然冒出搞多種行業，搞商品經濟，搞各種小型企業，異軍突起。」鄧小平並沒有啟動鄉鎮企業的試驗，但這符合他的治國理念：只要是行之有效的事，就給予支持。只要市場不干擾計劃，就讓市場發展。

　　與國營企業相比，鄉鎮企業有很多優勢。國營企業缺少靈活性，而鄉鎮企業完全可以對市場條件做出靈活反應。到1992年鄧小平退下來時，鄉鎮企業僱用了1.058億人；1978年農村集體企業總產值是490億元，1992年鄧小平退下來時，鄉鎮企業的產值是17980億元，幾乎增長了40倍。公社集體企業在1978年的全國工業產值中只佔9%，1990年鄉鎮企業已佔到25%，1994年更是達到了42%。

　　1982年，由於發現有些個體戶僱工超過8人，立刻引起了爭論。但鄧小平說，怕什麼呢，難道這會危害到社會主義？如果農民養三隻鴨子沒有問題，那他多養了一隻鴨子就變成資本家了？在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上，中共幹部正式同意了個體戶可以僱用7名以上的員工。鄧小平用他的改革方式又一次贏得了勝利：不爭論，先嘗試，見效之後再推廣。向國外學習。在中國研究外國的經濟發展經驗方面，沒有任何機構發揮的作用能與世界銀行相提並論，而世行在中國發揮的作用也超過了它所幫助的任何其他國家。

　　當時首先面臨的大問題是，如何在維持中國經濟運行的同時，使它轉向更加開放、更少管制的體制。世行報告建議中國要更加註重利用價格，從價格入手促進更有效的投資決策，推進更靈活的對外貿易。

　　鄧請世行幫助評估中國到2000年生產總值翻兩番的可能性。速度問題似乎一直是鄧小平的中心問題。他希望經濟儘可能快地增長，又要避免「大躍進」的危險；他擔心中國的幹部像過去那樣盲目樂觀，所以要聽聽外人的意見。

　　1987年2月，在為即將於秋天召開的中共十三大制定指導路線時，鄧小平直接提出：「[過去]　講以計劃經濟為主，現在不要再講這個了。」

　　經鄧小平同意後，趙紫陽在1987年十三大上的重要講話中使用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說法。這又是一個巧妙的概念，使鄧小平和趙紫陽可以對正統派說，他們堅持社會主義，沒有放棄社會主義高級階段的目標。這些新提法為繼續向市場經濟前進提供了框架。

　　鄧小平還要求軍隊把部分設備和技術轉向民用經濟。例如，鄧小平在1984年11月1日中央軍委召開的座談會上提出，軍用機場可以像社會開放，海軍港口可以軍民兩用。

　　1989年「六四」之後西方國家的制裁進一步限制了中國的經濟增長，更何況經濟官員還在繼續實行謹慎的經濟政策。即使很想與鄧小平保持良好的個人關係的江澤民，在經濟政策上也感到只能接受主流氣氛，而這種氣氛現在更有利於慎重立場的選擇。結果是，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率從1988年的11.2%降至1989年的3.9%。從1989年到1990年有將近2000萬的人丟了飯碗。這時鄧小平想不顧一切加快發展以維持民眾的支持，然而他在黨內缺少足夠的支持。

　　1988年通貨膨脹引起的恐慌，北京1989年5月戒嚴失敗後的危局，蘇聯和東歐政權的相繼垮台……。這一系列事件使北京氣氛高度緊張。謹慎的計劃仍在實施，鄧小平則吸引著大膽主張擴大開放、加快發展的人。1990年3月3 日，鄧小平把江澤民、楊尚昆和李鵬叫來，向他們宣講國際形勢和國內經濟：「人民現在為什麼擁護我們？就是這10年有發展。……假如我們有5年不發展，或者是低速度發展，例如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甚至百分之二、百分之三，會發生什麼影響？這不只是經濟問題，實際上是個政治問題。」

　　定於1990年12月25日至30日召開的七中全會將要研究五年計劃和十年規劃的草案。在會議前夕的12月24日，鄧小平又把江澤民、楊尚昆和李鵬叫來，再次給他們上課，講明加快發展的道理。鄧小平認為，只有放棄保守的經濟政策才能避免重蹈蘇聯和東歐的覆轍。儘管他多次請求，七中全會仍然受到謹慎的穩健派主導，他們更加擔心的不是增長速度放慢，而是經濟過熱。穩健派在11月25日至29日的八中全會上仍佔上風。

　　當時鄧小平對北京沉悶的經濟政策感到不快，可是他對這些政策又不能完全說了算。1992年，他以87歲高齡，乘專列南下，先去武漢，然後是深圳、珠海和上海，他在這些地方成功點燃了擴大市場開放和加快發展的大火。

　　隨著鄧小平南行的消息得到全面報道以及政策開始發生變化，鄧小平的講話也成了著名的「南巡講話」。「南巡」是帝制時代皇帝巡視南方（指長江流域，不像鄧小平南下那麼遠）時使用的說法。官方的說法換成了更為中性的「南方談話」。

　　楊白冰在1992年3月23日宣布，軍隊要「為改革開放保駕護航」，這是在明確警告那些拖後腿的人。

　　江澤民仔細擬定了6月9日在中央黨校省部級學院畢業班上的講話。在這篇題為《深刻領會和全面落實鄧小平同志講話的重要精神，把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搞得更快更好》的講話中，他全面說明了貫徹鄧小平南行講話精神需要做些什麼，總結了鄧小平自1978年三中全會以來的貢獻。江澤民說，要加快改革步伐，把增長目標提高到每年9%至10%（當時五年計劃的官方目標仍是李鵬在全國會議上所說的6%）。江澤民說，要大膽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經驗，沒有必要討論改革姓「資」還是姓「社」。江澤民進而把這些想法概括為一個估計他能得到鄧小平贊成的說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到夏天時，鄧小平已鞏固了自己的勝利。地方幹部獲准提高投資比例，擴大對外貿易，沿海地區的試驗也被推廣到內地。

　　鄧小平審閱並批准了江澤民將在十四大上作的報告。報告的核心內容是他南行時表明的觀點：加快改革開放。

　　在鄧小平1992年南方之行後的幾年裡，中國取得了世界上史無前例的增長率，其規模也是前無古人的。實際上，從1992年到1999年，每年的經濟增長率都超過了10%。（讀者系濟寧市委宣傳部副部長、社科聯黨組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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