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軍事領袖地位的確立

⊙ 曹 英一般論者都認為，毛澤東軍事領袖地位的確立源於遵義會議，此說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成立的，但毛澤東在黨內確立其軍事統帥的地位卻有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先始於井岡山時期的紅四軍，可以古田會議的召開為標誌；但在中央蘇區卻失去了對軍隊的控制權；在經歷非常複雜的黨內鬥爭和慘痛的紅軍失敗後，在遵義會議上毛澤東得以復職，成為中央紅軍的事實決策者，在會理會議後鞏固了這種地位；在與張國燾的分裂活動的鬥爭中，毛澤東在1935年的8月正式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紅軍的最高軍事統帥。本文以可能接觸到的黨史資料，期求準確反映毛澤東的這一段風雲歷史。一　秋收暴動部隊的領導者毛澤東的軍事統帥地位，最早來源於後來成為工農紅軍主力的紅四軍，毛澤東即是這支軍隊的締造者之一。1927年9月，按照新當選的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會議的決定，毛澤東以湖南省委前敵委員會書記的身份1，領導湘贛邊界秋收暴動。9日，暴動發動，部隊統一編組為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19日，暴動部隊在遭受重大挫折後，毛澤東提出「向萍鄉方向退卻」的主張，基本為部隊負責人接受，隊伍旋即轉移，經連續激戰，輾轉到達寧岡，此時毛澤東所部槍多人少、極度疲乏，人員不足一千人2。毛澤東決定「上山」，進軍井岡山，通過聯絡、改造當地地方武裝袁文才、王佐部隊，於10月下旬在此站穩腳跟3。三十三歲的毛澤東在這一個多月的軍事指揮與領導活動，顯示出其超越同儕的遠大眼光、果敢氣魄及超人膽略。當時中共中央在共產國際與蘇聯的指導、影響下，堅持城市革命的暴動計劃，反對面向農村的鬥爭主張4，毛澤東卻從軍隊生存的實際出發，以實踐經驗與教訓為鏡鑒，及時改變原定攻打長沙等大城市計劃，改向國民黨軍隊稀薄的農村區域發展，從後來無論是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還是毛澤東個人命運的變遷來看，這都是一個具有深遠意義的轉捩點與新起點。而且，在部隊中以在基層建立組織的形式確認、保證軍隊服從黨的領導，亦是毛澤東的創造性貢獻。毛澤東一介書生，其卓越的軍事才能這時還未被部下完全瞭解、信服，於是毛澤東進行「三灣改編」式的政治革新，既取得合法的領導權，又贏得士兵的擁戴與信仰，經過幾乎近一年的改造與轉變，在這支軍隊中基本上確定領導權威。所謂「三灣改編」，就是，首先，撤換不稱職的軍隊首長，縮編、精簡部隊，以陳浩為部隊實際軍事首長，取消對毛澤東軍事主張有異議而又悲觀的餘灑度的指揮權，保證毛澤東的軍事領導得以貫徹；其次，改變軍隊內部的官兵關係，推行內部民主改革，不許官長打罵士兵，允許士兵會議的發言權，激發士兵對部隊的向心力；再次，建立全軍由前敵委員會統一領導體制，連、營、團建立黨組織，所有一切重大問題，均須黨組織集體討論決定，確立黨委的絕對領導權。毛澤東的主張雖然遭到部分軍官的激烈反對，但因得到了下層士兵的擁護堅持了下來，這次改革是確保前委領導權亦即毛澤東對這支軍隊的領導權的最重要步驟，爾後紅軍的戰鬥力與毛澤東的威望隨著紅軍的勝利與地方割據區域的擴大增長起來。例如，毛澤東在率部剛上井岡山時，部隊士氣低落，消極、背棄、背叛、逃跑「變成了公開的事」5；但一年後，部隊戰鬥力空前提高，連白軍俘虜兵都成為勇敢的戰士，「紅軍象一個火爐，俘虜兵過來馬上就熔化了」6。毛澤東得到上下一致的擁戴，如紅軍落腳井岡山的重要支柱之一袁文才也對毛澤東推崇備致，不止一次對人說：「毛委員的話中央都聽，只要好好保護毛委員，將來革命還是有前途的。」王佐則對輔佐其政治工作的何長工說：「毛委員是最有學問的人，跟他談上一次，真是勝讀十年書啊！」7二　紅四軍的領導核心1928年4月毛澤東領導的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與朱德領導的部隊會合，共同組建為第四軍（不久，更名為紅軍第四軍，即「紅四軍」），這就是著名的「朱毛紅軍」，它後來發展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力量最主要組成部分之一。會師後的紅軍，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朱德任軍長，毛澤東為黨代表，並任紅四軍軍委書記。5月20日，毛澤東任湘贛邊界特委書記；6月4日，中共中央來信決定毛澤東為紅四軍前敵委員會書記，以後，在井岡山時期毛澤東也基本上是以前委書記的職務領導紅四軍。毛澤東並非一開始就取得了對紅四軍絕對的領導權。如在會師不久，紅四軍即遭遇到 「八月失敗」，此仗被毛認為是「井岡山鬥爭中的重大挫折」。本來6月底毛澤東即在永新聯席會議上反對四軍主力冒進湘南，認為紅軍應留守邊界，以創造以寧岡為中心的羅霄山脈中段政權，並得到四軍主要將領朱德、陳毅、王爾琢等的支持，會後，毛澤東並致信湖南省委，但毛澤東的意見為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經、省委派充湘贛邊界特委書記楊開明所改變，四軍主力之一二十九團突進郴州，幾乎全軍覆沒。毛澤東在紅四軍領導核心地位的確立需要一個過程，是當然的現象，其中原因固然與紅軍尤其是朱德所統帥的南昌起義餘部認識、接受、支援毛澤東有一個過程有關（此役二十九團黨代表龔楚即反對毛澤東），也與當時井岡山紅軍的領導體制有關。按當時組織體制，毛澤東所在的紅四軍軍委、前委須接受湖南、江西省委的雙重直接領導，湖南省委與當時中共中央的「左傾」領導有關，對於毛澤東堅持游擊戰、發展農村根據地、反對攻打大中城市的軍事鬥爭策略與方式，頗有微詞，有時甚至出現嚴重的分歧與爭論，而湖南省委派駐四軍的代表，強調省委的決定，四軍前委作為下級必須服從，其命令必須毫不猶豫地執行；這一狀況對毛澤東在四軍的權威形成有很大影響，如在「八月失敗」時，開始本支持毛澤東建議的軍委領導朱德、陳毅，但在杜修經的冒進決定面前，「未能加以阻止」，被迫遷就杜的行動計劃，造成重大損失8，即是例證。紅四軍受制於湖南省委的組織體制的改變，是在1928年11月，中共中央6月4日指示信到達邊界時。在信中，中央規定，「有前敵委員會組織之必要」，所有管轄區域內的工作「完全受前委指揮」，並指定由毛澤東、朱德等五人組成，毛為書記，前委下組織軍委，朱德為書記9。指示信並明確規定，紅軍中的最高領導機關、指揮機關是毛澤東領導的前委，其職務為中央任命，這說明中共中央已明確井岡山紅色區域的最高領導人是毛澤東。前委下轄的組織有負責軍隊領導的軍委，毛澤東一般隨軍行動、直接指揮，軍委基本形同虛設，還有就是負責邊界各縣地方黨組織系統的領導機關──湘贛邊界特委。毛澤東對特委工作非常重視，甚至出現「個人專政」、「書記獨裁」的現象，杜修經曾說，邊界特委「實際上一切工作與指導，都集中在澤東同志身上」10；楊開明亦說，「特委的事總是書記一個人處理，個人專政，書記獨裁，成為邊界的通弊。首先澤東為特委書記時，特委就在澤東一個人荷包裏……」11。這種集權現象與特委負責人屢屢改變、幹部不足有關，但主要是毛澤東在地方幹部中的威信，使得一般幹部相信並自願服從毛澤東的領導。但是，對於毛澤東在四軍的領導地位卻在1929年初在紅四軍內部出現了懷疑的聲音，公開表露對毛澤東前委工作不滿的是劉安恭。劉於1929年5月上旬受中央派遣到達紅四軍，出任臨時軍委書記兼政治部主任，實際上僅居毛澤東、朱德、陳毅之後的排名第四位的領導人。劉以軍委書記名義決定前委只能討論紅軍行動問題，不要管軍隊其他事，這就激發了四軍內部關於毛澤東領導的前委職權範圍、工作責任進而發展到對毛澤東個人領導作風等的大爭論。在5月底的湖雷前委會議上，支持毛澤東與支持劉安恭的兩派意見相持不下，對毛澤東與前委的批評十分尖銳12；6月8日，毛澤東在上杭白砂再次召集前委擴大會議，繼續討論爭論的問題，支持毛澤東者佔少數，毛澤東於是向會議提出四點書面意見，要求辭職；14日，毛澤東致信公開表態支持他的林彪，提出黨內存在的十四個問題，並具體表示，是有人「與黨爭權」，雖沒有點名，顯然是指支持劉安恭的朱德13。至此，四軍內部的爭議迅速擴大，幾乎捲入所有高級將領與地方領導幹部，並分化為擁護朱德與擁護毛澤東的「兩派」。支持毛澤東的僅有林彪、譚震林、伍中豪、江華等少數人14。在6月22日的紅四軍「七大」上，毛澤東前委書記職務被撤免，陳毅當選，會議並對毛澤東、朱德以嚴厲批評和處分，「毛同志予以嚴重警告，朱德同志予以書面警告」。在此次爭論中，毛澤東成為「焦點人物」，對於毛澤東的批評，集中於對毛澤東領導的前委權力問題，即認為毛澤東過於專權。而按毛澤東的分析，表面看是軍委和前委的許可權劃分，實際上是「黨的三個最大的組織原則發生了動搖」，即反對黨管一切，權力太集中於前委；反對一切工作歸支部；反對黨員個人自由受限制。紅四軍「七大」雖然肯定了毛澤東的許多主張，但對朱德、毛澤東各打「五十大板」的「陳毅主義」15，毛澤東卻非常不滿，且毛澤東前委書記職務本由中共中央指定，四軍黨代會輕易改變中央決議，顯然有違組織原則，在此情況下，新當選的陳毅決定直接前往上海報告中央，由中央最後定奪。臨時主持前委工作的朱德在9月下旬主持召開了紅四軍八大，正在地方養病的毛澤東拒絕與會，並復信朱德，嚴厲批評朱、陳等人，這更引起紅四軍其他領導人的強烈不滿，會議致信毛澤東，敦促其儘快返回，表示否則將給予其黨紀處分。此時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周恩來在聽取陳毅的匯報後，明確表示不能動搖毛澤東、朱德的領導格局，並以指示信的方式，充分肯定了毛澤東的建軍思想，強調紅軍不單純是作戰的武裝，也是建立蘇維埃政權及擴大政治影響於全國的重要力量；關於黨於軍事組織的關係問題，指示信明確指出，黨的組織系統不變，前委下不設軍委，「黨的一切權力集中於前委指導機關，這是正確的，絕不能動搖。不能機械地引用『家長制』這個名詞來削弱指導機關的權力，來作極端民主化的掩護」；關於朱德、毛澤東的去留，指示信要求前委必須儘快恢復與提高前委與朱、毛的威信，朱、毛仍留前委工作，「毛同志應仍為前委書記，並須使紅軍全體同志瞭解而接受」16。1929年12月28日紅四軍九大召開，此即著名的古田會議。毛澤東在會上重新當選為前委書記，並為會議起草長達三萬字的《中共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明確提出紅軍必須確立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古田會議對於紅四軍與毛澤東來說，都有非同尋常的深遠意義，正如朱德所說，「此一月的光陰易過，紅軍在表面上對於政局沒有驚人的動作，但對於今後鬥爭，卻建立了基礎。」17「九大的影響，深入在四軍同志的腦中，的確九大是四軍黨第一幕重要歷史。」18古田會議結束不久，按照中央規定，1930年2月7日，毛澤東在江西吉安陂頭召集四、五、六軍聯席會議（即「二七會議」），決定將紅四軍前委擴大為四、五、六軍的共同前委，毛澤東為書記，領導四、五、六軍的軍委及贛西、贛南兩特委合併後的贛西南特委，此時的前委領導的軍隊及地區，實際上即為後來中央根據地的主要部分。2月，毛澤東、朱德率部打破國民黨軍隊的第二次「三省會剿」；3月起，四、五、六軍分路游擊，發動群眾，形成比較穩固的贛南、閩西根據地；6月，紅四軍與閩西紅十二軍、紅六軍合編為紅一軍團（開始稱第一路軍），毛澤東任政治委員和前委書記，朱德為總指揮，全軍計2萬餘人；8月，紅一、三軍團合建為紅一方面軍，朱德任總司令，毛澤東為總政委、總前委書記，全軍3萬餘人，成為當時全國實力最為強大的紅軍。在此後一年多時間裡，毛澤東領導紅一方面軍取得了輝煌戰果，粉碎了國民黨的第一、二、三次「圍剿」，贛南、閩西根據地基本連成一片，基本形成中央根據地。毛澤東已成為紅四軍、紅一軍團、紅一方面軍的領導核心，並與朱德一起成為此部紅軍乃至整個中國共產黨紅軍的象徵。毛澤東以黨建軍的思想與軍事指揮的高超智慧為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博得了很高的威信，當時實際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在1929年7月在中共中央機關刊物上撰文熱情報導、高度讚揚「朱毛紅軍」的戰績，認為它是紅軍中「最著名的」，「朱毛是革命農民武裝的先鋒隊，又有無產階級的政黨為之領導」19。並以中央文件的方式向各根據地推薦紅四軍的經驗。毛澤東的軍事、政治能力也開始引起共產國際的關注。據不完全統計，從1929年至1936年，蘇共中央機關報《真理報》在各種文章中，有六十處關於毛澤東的報導；20蘇聯報章則對毛澤東的游擊戰爭經驗十分注意，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多次報導毛澤東與朱德的紅四軍取得的戰績，措辭熱情洋溢，視朱、毛為中國「游擊運動」的領導人，是兩位極為出色的領袖；1930年3月20日，由於信息失誤，共產國際在其官方公報《國際新聞通訊》英文版第十四期上誤發訃告，沉痛宣告「中國共產黨的奠基者、中國游擊隊的創立者和中國紅軍的締造者之一的毛澤東同志，因長期患肺結核而在福建前線逝世」，儘管消息錯誤，但說明毛澤東在共產國際的心目中的地位確實超越了很多中共中央的高級領導人，如果對照在此之前去世的如李大釗、王荷波、張太雷、蘇兆征都沒有專門以共產國際名義發布的訃告，此舉則更值得重視。215月，史達林明確告知來莫斯科匯報工作的周恩來，應該學習毛澤東在井岡山的經驗，說：既然中國的軍閥都能搞武裝割據，你們為甚麼不能建立大一些的武裝根據地。如果有四川那樣大的一塊地方，中國革命就好辦了。22 5月31日，《真理報》以《中華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為題報導中國紅軍及紅色根據地的情況，斷言「紅軍的各軍在中國共產黨的政治領導下正在變成為為土地和政權而鬥爭的勞動農民群眾的武裝力量」，「成為中國革命新高潮的重要因素之一」23。即將成為中國共產黨決定性人物之一的米夫也發表《在革命的旗幟下》，讚頌「充滿傳奇色彩的朱德和毛澤東領導的紅四軍」屢戰屢捷，聲譽斐然。6月，從莫斯科回來的周恩來傳達了史達林的指示，此前不久在中共中央內部遭到李立三嚴厲批評的毛澤東在六屆三中全會上晉升為政治局候補委員，這是毛澤東在1925年因為與陳獨秀的分歧離開中共中央五年後，再次接近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層，這對毛澤東以後的政治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三　中央蘇區的領導危機毛澤東在井岡山及中央根據地的領導權威在30年代的前中期遭遇挫折即遭受第三次「左傾」錯誤的打擊，是眾所周知的事實，但毛澤東的領導危機卻在1930年的夏季、1931年初已經出現了一些徵兆，這並非是中央錯誤路線的打擊（當時為六屆三中全會後的中央，由瞿秋白、周恩來主事，毛受到中央的稱許，見前述），而是毛澤東領導的總前委發動的「肅AB團事件」的後果。共產黨內正式開始肅「AB團」，是在1930年5月，由贛西南特委領導。24隨之，肅反運動由白區而蘇區、由黨外而黨內、由地方而軍隊迅速展開，到6月下旬，在中央蘇區已相當普遍，到9月進入高潮。毛澤東對此次運動的開展非常重視，也十分支持，認為贛西南蘇維埃政府與地方軍隊中有大批AB團分子，甚至超過四分之一，前期轟轟烈烈的肅反運動有加強的必要，將其列為總前委的當務之急之任務。10月26日，毛澤東主持召開羅坊會議，通過《紅一方面軍前委會、江西省行動委員會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一方面軍及江西省黨的任務的指示》，強調要徹底肅清黨、團組織，「不使有一個富農反革命分子（AB團）留在黨內團內」，「留在任何一級蘇維埃之內」。此時，毛澤東反對李立三中央進攻武漢、長沙、吉安等大中城市的戰略方針，在紅一方面軍內部有爭議，出現「罵前委反抗中央命令」的言論與不滿前委領導的情緒，毛澤東與總前委認為這是「AB團」的進攻。肅AB團運動由此歸於總前委的直接領導，在軍隊內部展開，運動規模擴大也更慘烈。由於此前毛澤東所信任的領導骨幹宛希先、袁文才、王佐均為湘贛邊特委（後為西路行委）所錯殺，且贛西南特委在1930年8月召開的第二次全體會議，貫徹李立三中央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精神，對毛澤東關於紅軍軍事戰略、政治鬥爭等路線、政策進行了系統的批評，並撤免毛澤東所信任、支持的贛西南特委書記職務，引起毛澤東極大不滿，毛澤東斷定贛西南特委為「AB團」控制，此次會議為「AB團會議」，就將其視為「AB團」的重要據點，派遣深得其信任的總前委秘書李韶九到贛西南領導肅反、鎮壓，終於激起「富田事變」。毛澤東領導的總前委肅「AB團運動」，導致了非常嚴重的政治後果，據蕭克回憶，僅在其四軍即打AB團一千三四百人，佔全軍人數的五分之一。25僅在開始的幾個月內，對紅一方面軍，肅反即達4400人以上，逾全軍九分之一。26這一事件幾乎延續到整個中央蘇區時期，在蘇區中央局及博古中央到達中央蘇區後，肅反運動一直斷續進行，據後來公布的史料，項英主持的中共中央分局在主力紅軍長征後，仍繼續執行肅反政策27。富田事變後在王明領導的中共中央的支援下，幾乎全部參與的主要成員及相當數量無辜的排以上幹部700多人遭處決，7200多人的紅二十軍番號取消、完全解體28。毛澤東的威信在此次運動中受到比較嚴重的損害。黃克誠在回憶錄中引述一位紅四軍老資歷幹部何篤才的話，即批評毛澤東「過於信用順從自己的人，對持不同意見的人不能一視同仁，不及朱老總寬厚坦誠」，政治路線雖然正確，組織路線卻難於服眾；黃克誠對此深以為然，認為這是臨時中央進入中央蘇區輕而易舉奪掉毛澤東權力的「一個重要原因」。黃克誠說，「如果不是毛澤東在組織路線上失掉了一部分人心，要想在中央蘇區排斥毛澤東，當不會是一件容易的事」29。但對毛澤東的領導權力產生更為直接的影響則是中共中央對中央蘇區的逐漸控制。早在1930年10月，六屆三中全會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成立蘇區中央局，負責指導全國蘇維埃區域與紅軍的工作，由周恩來、項英、毛澤東等組成，周為書記，因周暫時無法脫身，由項代理書記職，它是直接領導毛澤東領導總前委的中共中央派出結構。項英於1930年12月中旬到達閩西蘇區，1931年1月15日正式成立蘇區中央局，其職權範圍是接受中央政治局的指導，管理全國蘇維埃區域內各級黨部，指導全國蘇維埃區域內黨的工作；30並成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項為主席。隨之，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撤銷，毛澤東擔任蘇區中央局委員、軍委副主席兼軍委政治部主任、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成為排列項之後的第二位人物。由於戰爭頻繁、交通不便，組成中央局的幾個成員基本上難於碰面，中央局做工作的通常只有項英一人，組織機構很不健全31，其實際許可權也僅限於中央蘇區，發揮功能頗為有限。而且因為中央局主要面臨問題是紅軍的戰爭，項英不懂軍事，缺乏作戰經驗，「所以，在當時作戰指揮上，毛澤東仍然能夠起主要作用」32。但項英在對待「富田事變」及肅反的問題上與毛澤東發生了嚴重分歧。項英改變了毛澤東與總前委認定其為反革命暴動的結論和一網打盡式的過火鬥爭的結論，主張按照黨內矛盾、教育方式與黨的會議的辦法來處理參與「事變」的人員，以前與總前委成敵對狀態的紅二十軍主要成員接受項英的批評，4月參加蘇區中央局會議，肅反鬥爭基本結束33。項、毛此矛盾未糾結多久，四中全會產生的中央指定的由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組成的中央代表團於4月中旬到達中央蘇區，隨即召開蘇區中央局第一次擴大會議，批評項英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基本肯定毛澤東為書記的紅四軍前委工作，再次將「富田事變」定性為是由「AB團」領導的、立三路線的一部分擁護者參加的反革命暴動，實際上肯定了毛澤東的意見，並繼續肅反。會後不久，項職務被撤換，由毛澤東代理蘇區中央局書記及中革軍委主席。但在毛澤東開創並堅持的軍事戰略、土地政策等原則問題上，儘管毛澤東率部取得了空前的軍事勝利，王明左右下的中共中央還是對毛澤東產生了嚴重的不滿。中央否定毛澤東事實堅持的「鄉村為中心」的革命主張，要求進行城市戰、街壘戰的演習，把戰爭引向中心城市，取得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並嚴重地暗示毛澤東的思想為黨內危險的「右傾機會主義」34。在上海中央的直接指示下，11月初中央代表團主持召開中央蘇區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即贛南會議），嚴厲指責毛澤東開創的方針策略為「狹隘經驗論」、「農民的落後思想」、「富農路線」、「事務主義」和「右傾機會主義」。35會議撤銷了毛澤東在中央局的代理書記職務，轉由支持中央代表團的項英接任，另成立中華蘇維埃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36，以朱德為主席，王稼祥、彭德懷為副主席，取消紅一方面軍總司令和總政委的設置，紅軍統一歸中革軍委指揮。這就是毛開始失去領導職務的開端，首先漸漸失去對紅一方面軍的指揮權37。在這時，毛澤東的政治生涯中出現了一段插曲，在受到王明「左傾」中央批判的同時，毛澤東卻擔任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國家主席（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政府總理（人民委員會主席），時間僅在贛南會議後的次日。毛澤東的這個職務雖然只有象徵意義，但說明毛澤東的影響並不是一下能夠消除的，實際上毛澤東的這一任職也是共產國際的決定，動議成立這個完全按照莫斯科體制建立的政權首腦是在彭德懷領導的紅三軍團佔領長沙時，當時對外公布的蘇維埃中央政府主席即為黨的最高領袖向忠發，但向在上海處於秘密狀態，無法、不便履職，當時中共中央便推薦毛澤東出任，由共產國際遠東局及莫斯科首肯，在1930年即已內定38。12月，隱居秘密居所近半年的周恩來到達中央蘇區，正式出任蘇區中央局書記職。當時中央蘇區中央局正在激烈爭論紅一方面軍是否攻打贛州、吉安等城市，毛澤東堅決反對，要求紅軍應鞏固蘇區，進攻國民黨軍隊的薄弱環節，打通中央蘇區與方誌敏領導的贛東北蘇區的聯繫，但毛澤東意見除朱德外無人贊成39。在上海的臨時中央（因向忠發被捕變節被處死、王明到共產國際任職、周恩來前往中央蘇區，經共產國際批准，上海臨時中央政治局成立，博古為總負責人40）則於1932年1月9日發出《關於爭取革命在一省與數省首先勝利的決議》，要求紅軍「將中央區、閩粵贛、贛東北、湘鄂贛、湘贛邊各蘇區聯繫成整個一片的蘇區，並以佔取南昌、撫州、吉安等中心城市，來結合目前分散的蘇維埃根據地，開始湘鄂贛各省的首先勝利」；指出，不能「以昨天的正確的策略，當作永遠不變的教條」，不點名指責毛澤東41。臨時中央這一指示是回應周恩來的請示電，在與毛澤東接觸後，周本已改變了原來主張進攻中心城市的主張，但臨時中央的指示使蘇區中央局作出決定，以彭德懷為前敵總指揮，以紅三軍團為主力，出擊贛州，毛澤東則被安排到瑞金東二十里的東華山上一座古廟休養，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權力幾乎被完全剝奪。彭德懷部隊五十多天攻打贛州不克，周恩來派項英請毛澤東下山商討軍事方針，毛聞訊冒雨日夜兼程直奔前線指揮部，但在江口召開的蘇區中央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的放棄攻打贛州、轉向週邊「出擊求鞏固」的意見被否決，會議決定紅軍主力分兩路夾贛江而下，向北發展，相機奪取贛江流域的中心或較大城市，毛澤東以臨時中央政府主席和中革軍委委員身份率中路軍北上，由此開始，毛澤東在蘇區中央局內關於軍事行動的發言權已基本上處於絕對少數。毛澤東在率中路軍（隨即改為東路軍）行動時，說服總指揮林彪、政治委員聶榮臻，爭取到周恩來的支持，在3月至5月期間，連下龍岩、漳州，取得重大戰果。但是在上海的臨時中央卻對毛澤東的不滿更加嚴厲起來，以其為「黨內最危險的右傾機會主義」的代表人物，而不僅是思想方法的錯誤。4月4日，張聞天發表《在爭取中國革命在一省與數省的首先勝利中中國共產黨內機會主義的動搖》長文，系統批判毛澤東，指出，中央蘇區中央局表現出「濃重的等待主義，等待敵人的進攻，等待新的勝利」；當前蘇區的主要危險，「是對國民黨統治的過分估計，與對於革命力量的估計不足的右傾機會主義」42。11日，臨時中央常委會聽取已到上海的項英匯報贛南會議情況，嚴厲指責說，批評毛澤東是「狹隘經驗論」掩蓋了其機會主義的實質43，並於5月20日發出指示電，認為蘇區中央局沒有完全貫徹中央的「進攻路線」和「反右傾」綱領，直接點名批評周恩來的工作不力，「自我批評的發展，在大會及其前後都沒有充分的發展，兩條路線的鬥爭，尤其非常薄弱，大會上反對所謂狹隘的經驗論，代替了反機會主義的鬥爭，這些都是黨大會最主要的錯誤與缺點」。並強調，「右傾機會主義的危險是各個蘇區黨目前的主要危險」44。至此，蘇區中央局不得不在6月中旬在長汀召開蘇區中央局會議，承認並檢討「不可容許的右傾機會主義」，決定恢復紅一方面軍總部，以朱德為總司令，原一直擔任總政治委員的毛澤東只以臨時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隨軍行動，實際上是閒置起來，而總政委一職則空缺。經到前方的周恩來及在前方的王稼祥等反復爭取，在8月8日，蘇區中央局同意恢復毛澤東總政治委員職務，但規定前方成立由周、毛、朱德、王稼祥組成的「最高軍事會議」，周為主席，負責制定前方的行動方針和作戰計劃。後方則由任弼時、項英、顧作霖、鄧發四人組成中央局，任代理書記職。毛的軍職未擔任多久，在是否應攻打南城的問題上，前後方發生激烈爭論，並上升到「積極進攻戰略」與「積極防禦戰略」的原則衝突，10月上旬，寧都會議召開，蘇區中央局「開展了中央局從未有過的反傾向鬥爭」，45集中火力批判毛澤東「專準備為中心等待敵人進攻的右傾主要危險」，46毛澤東被免去總政治委員職務，由周恩來代理，只保留政府主席職務。10月6日，臨時中央常委會討論同意對毛的處分，至此，毛澤東被迫離開紅軍領導崗位，直至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的復職。四　復　職毛澤東因博古中央的批判而失去對紅一方面軍的控制權力，隨著博古中央核心領導人的遷入中央蘇區，對毛澤東的政治批判也陸續展開，毛澤東基本處於養病和賦閑狀態，甚至被剝奪工作的權利，即使工作也主要是負責政府的經濟、政權建設與查田運動而不是毛最熟悉也最熱中的軍事指揮。伴隨博古中央反「圍剿」鬥爭的失敗和毛澤東對王稼祥、張聞天爭取工作的漸見成效，到紅軍長征時，毛澤東一度失去的軍事行動發言權也漸漸恢復。在1935年1月中旬的遵義會議上，毛澤東進入中共中央決策的核心層，出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因撤銷原來由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的最高決策層「三人團」，中共中央五人常委會（張聞天、周恩來、毛澤東、博古、陳雲）重新分工，張任黨的中央書記，在黨內「負總的責任」；毛為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周則為黨內委託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47。毛澤東得以在中央紅軍的軍事指揮權力上復職，直接參與對紅軍的指揮。3月初，為保證軍事上的集中、機動和前方指揮的有效性，由張聞天提出，中革軍委決定成立前敵司令部，毛澤東任前敵總指揮，「各兵團一到集中地即受前敵司令部指揮」48。4日，中革軍委發布命令，以朱德為前敵司令員、毛澤東為前敵政治委員，組成準備遵義戰役的前敵司令部，這是毛澤東自1932年寧都會議後第一次獲得公開直接指揮紅軍的權力。10日，在決定是否攻打打鼓新場時，中共中央負責人及高級將領間產生分歧，毛澤東提出的在運動戰中消滅敵人、反對硬攻的意見為出席中共中央負責人會議其他領導人的一致反對，這是毛澤東自遵義會議後第一次意見被完全否決。雖然毛善於指揮軍事作戰已得到絕大多數領導人的認可，但毛的意見還是遭到一致反對，會議決定攻打打鼓新場，並撤銷了毛的前敵總指揮職務，由彭德懷暫代。毛澤東只好表示服從，但還是連夜要求周恩來緩收決定，第二天再進行討論，容其說服大家。次日，中央負責人再次召集會議，毛澤東說服與會者接納了自己意見，中革軍委以朱德的命令形式發出不進行打鼓新場的指令49。毛澤東見在紅軍高級將領與中央負責人中進攻路線仍有市場（此次戰役的最初提出者為一軍團首長林彪、聶榮臻），對運動戰及帶運動性的游擊戰重要性認識不足，且大敵當前，過於民主的會議制度容易錯失戰機，不利戰鬥部隊高度機動相機殲敵，因此，毛澤東提議另成立一個類似長征伊始的「三人團」，全權指揮軍事，保證軍事行動的靈活機動，成員有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張聞天表示贊成50；12日，張聞天主持召集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成立「新三人團」，即「三人軍事領導小組」，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組成，周為「團長」。51「新三人團」是當時紅軍的最高軍事決策機關，代表中央全權指揮軍事，這是毛澤東自進入中共中央最高決策層後，又進一步成為當時最重要的軍事指揮機關的領導核心，說明遵義會議開始的轉變最高領導層權力的過程至此大致完成。毛澤東以前對軍隊的領導只是單純的軍事指揮，局限於井岡山或中央蘇區紅軍，其政治地位仍處於決策層外，而此時的毛澤東不僅是軍事指揮的決策核心，而且還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居於黨內領導核心，可以說，到這時，毛澤東在黨與紅軍中的領導地位初步確立。但毛澤東的軍事指揮能力與軍事思想為大多數高級將領與黨負責人的認識還有一個過程，在「新三人團」成立不久，紅軍在順利跳出金沙江封鎖線後，對毛澤東「四渡赤水」的轉移作戰方針，不少人提出了質疑，林彪直接致信「三人團」，要求改變指揮領導層，毛澤東、朱德、周恩來隨軍行動，由彭德懷任前敵指揮；三軍團政治部主任劉少奇、政委楊尚昆亦致信中央軍委，反映部隊的埋怨情緒；王稼祥也對張聞天表示對毛領導的不滿， 5月12日，張聞天主持召開主要當事人參加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即會理會議），會前，張與毛、王取得了一致，由張嚴厲批評林彪對毛澤東的軍事指揮的疑慮；會上，毛澤東認為這些不滿是黨內對失去中央蘇區而缺乏勝利信心和存在不滿情緒，是右傾思想的反映；改變中央軍事領導的意見，違背遵義會議精神，而且認為林是受彭德懷的鼓動，並與張聞天有關聯；劉、楊電報也與彭有關係；周恩來、朱德表示支援毛澤東，會議最後肯定了毛澤東的軍事指揮52。這是毛澤東自遵義會議後第一次遭遇領導危機，也是自古田會議後在其直接領導的中央紅軍內遇到的一次較大危機，此次危機的成功化解，使毛澤東對紅軍的領導地位得到確認並進一步得以鞏固。五　紅軍統帥毛澤東此前在「新三人團」擔負的職責，主要是處理中央紅軍內部的軍事指揮問題，雖然毛已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但因與其他紅軍部隊特別是實力強大的紅四方面軍聯繫的疏離，使得這種領導更多體現為名義上的，當一、四方面軍會合後，其主要領導人張國燾的態度如何成為中共中央需要迫切面對、處理的問題。1935年6月14日，一、四方面軍在懋功會師，會師後，兩軍主帥在軍事行動的戰略上即出現嚴重分歧。毛澤東、張聞天本對張寄予厚望，希望兩軍合力實現北上建立川西北、進而奪佔川陝甘的戰略企圖，但張國燾卻堅持西進西康、青海、西藏或直取成都、進佔武漢，此即所謂南下與北上之爭。當時，張國燾自恃所率四方面軍主力部隊達五萬餘人，兵員充足，裝備較好，而中央紅軍則不足二萬，且經長途跋涉，人困馬乏，對中央領導嘖有煩言，不斷向中央提出修改戰略部署、進行中央人員調整等要求，而且，張國燾在黨內資歷上是略高於至少不次於毛澤東的「元老級人物」。張的暗爭乃至明奪甚至挑釁是張聞天、毛澤東的「新中央」面對的大政治、軍事危機。在對於張國燾以大軍要脅中央進而覬覦最高權力的企圖面前，毛澤東、張聞天沉著應對，終於順利化解了這場危機，毛澤東也在此過程中確立了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農紅軍最高統帥的地位。6月26日，毛澤東等與張國燾在兩河口會面，當晚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同意周恩來所作關於目前戰略方針的報告，決定兩軍共同北上，在川陝甘建立根據地，實際上否決了張的意見。會後，決定增補張為中革軍委副主席，徐向前、陳昌浩為軍委委員。可是當中央紅軍先期北進時，張國燾卻按兵不動，躑躅不前，只是一再提出要「加強中央領導」：7月9日，張指示川陝省委致電中央，建議加強總司令部，以徐向前任副總司令，陳昌浩任總政委，周恩來為參謀長，軍委下設主席一人，由朱德兼任，下設常委，決定軍事策略問題，電報並督請中央政治局速決速行；10日，張親自致電中央，要求速決「統一指揮的組織問題」；16日，陳昌浩致電中央軍委，表示贊成張「指揮統一」的意見；18日，陳再電張國燾、徐向前並轉朱德，建議由張任軍委主席，朱德任前敵總指揮，周恩來兼參謀長，「中政局決大方針後，給軍委獨斷決行」。並聲稱「職堅決主張集中軍事領導，不然無法順利滅敵」53。張國燾的要權計劃顯然是有備而來，（1）首要軍權，先不爭黨權。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組成人員是遵義會議決定的結果，張國燾在六屆五中全會上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也是紅四方面軍唯一的中央政治局成員，按照黨的組織原則，軍事將領顯然無權對黨的領導提出原則性異議，在軍事鬥爭嚴重的非常時期，爭取軍事指揮權力、先軍事首腦再政治領袖的奪權計劃是張的「合理」、可取的第一步驟；（2）不針對毛澤東，而只針對周恩來、朱德。張在兩軍會師後，立刻知道了遵義會議的詳細情況，並急切地了解會理會議的內幕，對中央紅軍的主力一軍團、三軍團高級將領林彪、聶榮臻、彭德懷表示親近（林、彭均與會理會議有關）54。張知道在紅軍行動決策中，毛澤東起著核心作用，周很大程度上是毛的助手，雖然遵義會議規定，周有著最後決定權力，但張顯然認為，毛的威望決定了其地位難以動搖，周與中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利有直接關係，因此只能從週邊（周、朱）入手，所以張或公開或暗中支持、指使給中央以壓力，要求改變周、朱的軍事領導權力；（3）以南下要脅，軍事壓迫中央屈服。先推出陳昌浩，以其取代周恩來出任紅軍總政委，實質是要求張國燾擔任中央軍委主席，以控制中央紅軍與四方面軍。對於張國燾的爭權計劃，毛澤東也是早有對策。（1）以兩軍團結一致為目的，堅決要求張率部北上，實現紅軍創造川陝甘根據地的戰略計劃，堅決批評張延誤戰機、拒絕北上的錯誤，爭取政治上的主動；如果張執意不前，中央紅軍要儘快擺脫危局，並做好應急準備55；（2）鑒於紅軍處境，可在軍事領導上適當讓步，以周恩來的總政委職作為妥協。因朱德德高望重，其軍委主席職務張難以企及，張不敢造次；對於張聞天主動提出讓位總書記的建議則堅決拒絕，因為黨的總書記職統領全局，軍事指揮可以相機改變；56（3）增加四方面軍進入中央、中央軍委的人數，緩解張的要權野心與兩軍緊張。於是， 7月18日的蘆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主要討論「組織問題」。會議決定，在中革軍委下增設總司令，由朱德兼任，張國燾任總政治委員，一、四方面軍會合後，一切軍隊由總司令、總政委「直接統率指揮」；軍委下設「小軍委」（即軍委常委），補充陳昌浩為委員，由張負責；以徐向前、陳昌浩為前敵總指揮部總指揮、政委，即以四方面軍總指揮部兼前敵總指揮部。這樣的權力分布，很大程度上滿足了張的要權要求。軍隊行動的決定者實際僅是朱德、張國燾、陳昌浩、徐向前，朱為人寬厚，其他三人則均為四方面軍核心人物，因此會後，張即率四方面軍到達蘆花。但是張的興奮僅維持了三天，在21-22日的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批評了紅四方面軍的缺點與錯誤，並得到會議的肯定。長期在四方面軍絕對掌權且剛升任要職的張國燾對此極為憤怒，但也無可奈何；會後，張即以退為進，對中央開始「反攻倒算」，在8月4日-6日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張以批判博古中央失去蘇區為藉口，要求清算中央政治路線錯誤，但未得到回應，會議最後通過的決議為此還不點名批評了張的主張57；張還對毛澤東與張聞天提前議定的吸收四方面軍幹部進入中央的名單表示不滿，認為人數太少。此時，毛澤東則堅不鬆口，認為政治局本無權決定中委人選，現為特殊情況，才破例吸收四方面軍同志，會議最後還是顧及張的意見，對名單稍作修改，將原定周純全為候補政治局委員調整為正式委員。毛澤東控制四方面軍領導人進入中央的人數是很有謀略的舉動，是對張國燾的很大制約，防備張以多數來控制中央。58張對會議結果極為不滿，加快了其分裂紅軍的步驟，會後，對中央制定的紅軍分兵兩路發動夏洮戰役的計劃拒絕執行，再次提出西進主張59。毛澤東、張聞天見此，知道張的阻撓已難挽回，決定再次召集中央政治局會議，明確中央態度，在召開該會之前，8月1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召開會議，決定加強中央常委會的權力，發揮常委會的作用，集中中央權力於常委會與黨中央書記，會議確定分工常委分工為：張聞天兼管組織部，羅邁副之，毛澤東負責軍事，博古負責宣傳部，王稼祥負責紅軍政治部，凱豐負責少數民族委員會。本次會議關於中央常委的分工具有特殊的意義，從組織上正式確認了毛澤東為全軍最高軍事統帥的地位，改變了遵義會議以來毛澤東為周恩來軍事助手的規定。應該說，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軍隊中的的最高領導地位是從這時正式確立下來的，60所謂「洛主黨、毛主軍」的「洛、毛體制」也是自此正式確立的。61次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即毛兒蓋會議）召開，張國燾沒有與會。會議明確紅軍必須向東，但張一意孤行，終致兩軍未能一致北上，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開緊急擴大會議，對張的錯誤作出政治決定，事實上宣告張的政治生命的基本終結。會後5日，毛澤東偶然發現了陝北紅軍的消息，中央紅軍終於在歷盡千辛萬苦後找到了落腳點，中國共產黨也最終在延安決定了自己的軍事、政治與思想領袖──毛澤東。六　原 因毛澤東能在中國共產黨最為危急、黨內政治鬥爭極為尖銳複雜的情況下脫穎而出，成為中國共產黨的軍事領袖，並進而成為中共第一代領導核心，主要原因有三：（一）毛澤東超群的智慧與高超的謀略首先是毛澤東天才的軍事才能。大革命失敗後，中國共產黨主要的工作是以武裝鬥爭反抗國民黨的統治，建立紅色政權，其主要依賴首在紅軍的建立與發展。毛澤東以中央委員的身份率部進入井岡山地區，以游擊戰爭開創割據區域，實是別開生面的創舉；毛澤東領導的紅四軍不斷壯大，最終成為工農紅軍的主力部隊，人數最多、戰鬥力最強、控制區域最大、影響最著，中央蘇區成為中共中央的駐地，毛澤東與朱德也成為紅軍的象徵符號，對中國革命作出了極大的貢獻。這其中，毛澤東的軍事指揮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也是毛受到左傾錯誤打擊得以東山再起的最重要因素。在中央紅軍處於絕境時，又是毛澤東挺身而出，率領疲憊的紅軍脫離國民黨的圍追堵截，最終安然到達陝北，重新崛起，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是毛澤東挽救了黨、紅軍與中國革命，這是沒有誇言的。對於毛澤東卓越的軍事才能，陳雲曾在1941年10月8日、22日的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與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發言，回顧對毛澤東的認識過程，很有代表性：遵義會議前後，我的認識有一個過程。會前不知道毛主席和博古他們的分歧是原則問題，對毛主席也只是覺得他經驗多。遵義會議後，開始知道毛主席是懂軍事的。紅軍南渡烏江後，方才佩服毛主席的軍事天才62。陳一直在國民黨統治區域從事地下工作，到達中央蘇區較晚，以切身經驗與教訓感受得出毛澤東是軍事天才的結論，是在1933年初進入中央蘇區中央領導層普遍的經歷。毛澤東在遵義會議後領導地位的穩固，與其軍事能力得到高層的幾乎一致的信任，有相當關係。其次是毛澤東的政治才能。在毛澤東領導地位漸趨提升並穩定的過程中，軍事才能帶來的成就、權威是重要方面，另一方面即是毛澤東的政治能力即黨的絕對領導地位的確定、處理紅軍與地方的關係、紅軍的發展與根據地的建設所作的貢獻。毛澤東在建立紅色割據區域時，明確提出紅軍不僅是戰鬥部隊，更鬚髮動民眾，以土地革命的手段動員農民以建立廣泛的基礎；紅軍之戰鬥力有賴政治工作的支撐，黨的核心地位自基層即開始確立，防備紅軍混同於一般軍閥部隊；對於部隊中可能存在的農民、小資產階級習氣，毛澤東也是不遺餘力的教育、整頓與鬥爭，並開展了非常激烈的肅反運動……毛澤東的政治謀略、對革命前途的樂觀精神和堅定信仰、對軍隊與農民關係的處理、對黨作用的肯定與堅持，明顯超越同儕，贏得了共產國際的支持與下層士兵、民眾的擁戴，也為革命的發展奠定了基本的方向，並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再次是毛澤東的領導能力。毛澤東在領導秋收暴動時，僅是中央特派員，到上井岡山時，毛澤東任職前委書記也是頗費周章，但毛澤東妥善處理與王佐、袁文才的關係，得以在羅霄山脈站穩腳跟；對於後來上山會師的朱德、陳毅、彭德懷等，也很快取得他們的信任，在古田會議後，朱德、彭德懷成為毛澤東最重要的支持者之一；及至在1933年上海臨時中央主要領導人陸續進入中央蘇區，毛澤東雖然與左傾中央格格不入，但經過努力，毛澤東還是取得了王稼祥、張聞天、周恩來的支援，他們最終成為改變博古領導的最重要「同盟軍」；對於與其有領導關係的上級之間的矛盾、分歧，毛澤東亦講究策略，在不變化根本戰略方針的前提下，有限的讓步、策略的爭取與風險的化解，都取得了較好的效果；對同事與下級，毛澤東雖有嚴厲等負面的管理欠妥之處，但毛澤東的領袖魅力征服了絕大多數的將領與領導人，在到達延安後，他們基本自覺站到毛澤東的旗幟下。總而言之，毛澤東與各級領導層的黨軍幹部關係的處理，使其得到較為廣泛的認同與支援，在爭論、分歧、矛盾甚至衝突後，毛最終得到了他們的信任、信服和信仰，建立了有著廣泛基礎的領導集體，他們也成為以毛澤東為領導核心的第一代領導集體的主要成員。（二）共產國際的支持在中國共產黨發展的早期，共產國際與蘇聯對中國革命的影響力非比尋常，自陳獨秀之後，幾個中央最高領導人的選擇都是按照共產國際的旨意決定的。毛澤東在山溝裏發展馬克思主義，尤其是獨創有中國特色的紅色政權道路，沒有共產國際的支持，是很難在較短時間內取得完全勝利的；在黨內鬥爭非常尖銳與複雜的狀況下，毛澤東能夠逐步取得領袖地位，也需要共產國際的諒解、支援甚至幫助，否則其政治前途很難設想。以往的史書多對早期毛澤東與共產國際的關係或語焉不詳，或有意曲筆，似乎共產國際對毛澤東左支右絀，處處為難，這是不很準確的。如前文所述，毛澤東即使在受到王明、博古中央嚴厲打擊的危難時刻，共產國際對毛澤東還是支持的，對其在井岡山、中央蘇區的游擊戰爭戰略戰術抱肯定與讚賞的態度。如1932年秋，在毛澤東與臨時中央及蘇區中央代表團爭論已無法調和時，毛澤東稱病告假，博古等有送毛到莫斯科「休養」的打算，但共產國際在得悉王明的報告後，反對招回有指揮作戰豐富經驗的毛澤東，明確指出如此不僅造成隊伍內部的分裂，還會直接影響反圍剿戰爭的有效指揮，指示不得將毛排除在軍事指揮之外；1934年4月在得知毛澤東被削去軍職後，共產國際再次要求臨時中央，對毛必須團結，並提出三點具體要求：有專門負責同志聯絡；必須採取儘量忍讓得態度和同志式的影響，使其能夠在中央或中央局領導下做負責工作；絕不同意送毛到蘇聯治病63。在博古中央取得完全統治地位的六屆五中全會上，毛澤東突然進入（晉升）中央政治局正式委員，至少在名義上成為中央蘇區最高領導人之一，莫斯科還出人意料地將毛澤東、朱德等選為共產國際執委會委員，都與共產國際的支持有關；遵義會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改變，事先沒有徵得共產國際的意見，事後共產國際對張聞天主黨、毛澤東主軍的領導體製表示讚賞64；在張國燾分裂進入關鍵時期，從共產國際回來的張浩（時為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中華全國總工會駐赤色職工國際代表）不僅帶回了與共產國際聯絡的電台，而且表態支持毛澤東與張聞天，以「國際代表」的特殊身份協助解決張國燾的問題（張浩與張國燾曾一起從事工人運動），最後在1936年11月初，張浩直接至張國燾處，說服其服從黨中央的領導65。正是因為共產國際的信任與支持，使得毛澤東在激烈的黨內鬥爭中，度過了博古中央的批判與張國燾分裂兩次危機（1938年在共產國際的支持下又克服了王明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第三次危機），顯然，共產國際的支持是毛澤東最終確立軍事領袖地位的重要條件之一。（三）一批忠誠的共產黨人的幫助正如前述，毛澤東在逐漸確立軍事領袖地位的過程中，實際上也是以其為核心的第一代領導集體逐漸確立的過程，在毛澤東周圍，聚集了一大批傑出的、忠誠的共產黨人，他們既有對其軍事戰略、軍事思想的貢獻，更有獻身革命的犧牲精神，如朱德、陳毅、彭德懷、徐向前等高級將領，周恩來、張聞天、王稼祥等領導人，還有瞿秋白、李立三等早期領袖。他們與毛澤東有過分歧、爭執甚至嚴重衝突，但一旦這些問題得到了解決，他們就堅決執行黨的決議、方針，在嚴酷的環境中自覺維護毛澤東的正確領導，使毛澤東在革命與個人命運的關鍵時期能夠正確地、較為順利地選擇道路，走向成功。註釋1毛澤東先被指定為中央特派員，後又在8月30日的湖南省委常委會上，被決定為「到瀏、平的農軍中去當師長，並組織前敵委員會」；31日，毛澤東在安源正式組織前敵委員會，任書記，各軍事負責人為委員。見《彭公達同志關於湖南秋暴經過的報告》（1927年10月8日），載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黨史資料徵集編研協作小組、井岡山革命博物館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上），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第27、32頁；潘心源：《秋收暴動之始末及秋收暴動後萍安的鬥爭》（1929年7月2日），載《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90，第726頁，潘的向中共中央的報告《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一書有節錄。2何長工：《何長工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87，第100-101頁。毛澤東：《毛澤東自述》，人民出版社，1993，第53-54頁。3毛澤東於10月7日到達甯岡茅萍，27日，到達茨萍。井岡山根據地的中心區域在茅萍、茨萍。「引兵井岡山區，終點在寧岡，後方在茅萍。」見何長工：《秋收起義和引兵井岡山》，載《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下），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第116頁。4毛澤東對於暴動部隊總方針的根本改變特別是「上山」的舉動，使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會非常惱怒，11月9日、10日的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開除毛澤東政治局候補委員和省委委員的職務，見《政治紀律決議案》（1927年11月14日），載《中共中央檔選集》第3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第481頁；另見《毛澤東自述》，第54頁。毛澤東誤記為「前委的職務」。5賴毅：《毛澤東同志在連隊發展黨員》，載《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下），第176頁。6毛澤東：《井岡山的鬥爭》（1928年11月25日），載《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65頁。7何長工：《何長工回憶錄》，第128頁。8毛澤東：《井岡山的鬥爭》，《毛澤東選集》（第一卷），1991，第80頁。9《中央致朱德、毛澤東並前委的信》（1928年6月4日），載《中共中央檔選集》第4冊，第256-257頁。10杜修經：《給湖南省委的報告──紅軍情形、湘贛邊界特委情形、湘南情形》（1928年6月15日），《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上），第131頁。11楊開明：《湘贛邊界各縣黨第二次代表大會決議案》（1928年10月5日），《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上），第187頁。12參見江華：《關於紅軍建設問題的一場爭論》，載《黨的文獻》1989年第5期；另見胡石言主編：《陳毅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1，第98-99頁；蕭克：《蕭克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97，第122-123頁；蕭克：《朱毛紅軍側記》，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第89-90頁。13毛澤東：《給林彪的信》（1929年6月14日），載《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一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第70-83頁。另見《朱毛紅軍側記》，第90-92頁；張國琦：《毛澤東與朱德在一九二九年》，載《東方紀事》1989年第5期；石言、吳克斌、羅英才：《「黨中央訓練班」──陳毅在一九二九年的思想飛躍》，載《黨的文獻》1990年第4期。14見胡哲峰、於化民：《毛澤東與林彪》，廣西人民出版社，1998，第56頁。15毛澤東將陳毅的調解折中稱之為「陳毅主義」，見《陳毅傳》，第112頁。16《中共中央給紅軍第四軍前委的指示信》（1929年9月28日），載《周恩來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6，第32-42頁；另見《中共中央檔選集》第5冊。17《紅四軍前委關於回東江損失的原因及佔領長汀後的工作情況》（1930年1月6日於大田），載《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6冊，此報告為朱德代表前委起草。參見黃少群：《毛澤東與紅軍──從井岡山到古田》，新華出版社，1998，第230-232頁。18《紅四軍部隊情況報告（1929年7月-1930年4月）》，見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黨史教研室選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14冊），1985年。據中共中央黨校黨史教授黃少群考證，此報告為當時中共中央派駐四軍的政治或軍事工作人員陳定郊所寫，為目前僅見的關於紅四軍七大至九大的原始史料，見《毛澤東與紅軍──從井岡山到古田》，第248-258頁。19李立三：《反動統治的動搖與革命鬥爭的開展》，見《布林塞維克》第二卷第七期，1929年7月。20參見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第15頁。另見申長友：《毛澤東與共產國際》，黨建讀物出版社，1994，第129-131頁。《蘇聯〈真理報〉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選編》（第二輯），四川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6。21此訃告最早由紅旗出版社1987年翻譯出版的英國倫敦大學政治學系美籍教授斯圖爾特·施拉姆的《毛澤東》介紹入中國；全文見申長友：《毛澤東與共產國際》，第127-128頁。李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最早介紹共產國際代表與陳獨秀接觸，曾任中共北方區委書記；王為中共中央北方局書記，中共早期最著名的工人運動領袖之一；張為第一個在共產國際工作的中國共產主義者，曾為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的翻譯，生前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兼廣東省委書記；蘇為中共早期工人運動領袖之一，生前任共產國際執行委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22參見《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6-17頁。23《蘇聯〈真理報〉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選編》（第二輯），第232-235頁。24參見戴向青、羅惠蘭：《AB團與富田事變始末》，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第83-86頁。戴書認為，目前能夠見到的第一個確切記載共產黨內肅AB團的文件是1930年5月18日的《贛西南特委通告列字第九號》。25《蕭克同志談中央蘇區初期的肅反運動》，見中國革命博物館黨史研究室主辦《黨史研究資料》，1982年第5期。26《總前委答辯的一封信》，轉引自劉曉農：《論肅AB團的原因和責任問題》，載《江西社會科學》1989年6期。當時陳毅任軍長的紅二十二軍僅3000人，卻被指派肅反500人的任務，遭到陳毅的抱怨與抵制。見《江西黨史資料》第九期。27見《江西黨史資料》第二期。另見《AB團與富田事變始末》，第243-246頁。28劉曉農：《論肅AB團的原因和責任問題》。另見《蕭克同志談中央蘇區初期的肅反運動》。29黃克誠：《黃克誠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第100-101頁。30《中共蘇區中央局通告第一號──蘇維埃區域中央局的成立及其任務》，見《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14冊，第622頁。31《蘇區中央局報告》（1931年7月8日），見《江西黨史資料》1987年第4期，第3頁。32黃克誠：《黃克誠回憶錄》（上），解放軍出版社，1989，第143頁。另見《黃克誠自述》，第87頁。33項英：《接受共產國際來信的報告》（1931年3月18日），轉引自戴向青、羅惠蘭：《中央革命根據地的肅反》（1930.2-1934.3）《黨史研究資料》1990年第6期，第7頁。另見《中央局致贛西特委信》，轉引自該刊1982年第5期刊載的國琦、東霞：《江西蘇區初期的肅反與富田事變》，第9頁。34王明：《由於工農紅軍衝破第三次「圍剿」及革命危機逐漸成熟而產生的黨的緊急任務》，（1931年9月20日），見《中共中央檔選集》（第7冊），第414頁。35《政治決議案──中央蘇區第一次黨代表大會通過》，載《中共中央檔選集》（第7冊），第462-163頁。36「中革軍委」與「中央軍委」的名稱、許可權的分別，見王健英：《中央軍委和中革軍委的聯繫與區別》，載《黨史通訊》1984年11期，另見王著《紅軍統帥部考實》，廣東人民出版社，2000，第295-301頁。37參見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第272頁。38參見《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7-18頁。39聶榮臻：《聶榮臻回憶錄》（上），戰士出版社，1983，第137頁。40參見程中原：《張聞天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3，第131頁；李志英：《博古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4，第95-97頁。41《中央關於爭取革命在一省與數省首先勝利的決議》，載《六大以來》（上），人民出版社，1980，第198頁。42洛甫：《在爭取中國革命在一省與數省的首先勝利中中國共產黨內機會主義的動搖》，載《中共中央檔選集》（第8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第619頁。43參見《毛澤東傳》（1893-1949），第290頁。44《中央給蘇區中央局的指示電》（1932年5月20日），載《中共中央檔選集》（第8冊），第220-222頁。45《蘇區中央局寧都會議經過簡報》，載《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8冊），第530-531頁。46參見章學新主編：《任弼時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第300-304頁。47陳雲：《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對遵義會議調查報告中幾個問題的答覆》，見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中央檔案館編：《遵義會議文獻》，人民出版社，1985，第42、74頁。48張聞天：《1943年延安整風筆記》。毛澤東在1943年中央工作會議上亦說到「洛甫提議我為前敵總指揮」，轉引自《遵義會議文獻》，第134頁。參見《張聞天傳》第217頁、第231頁注。49周恩來：《黨的歷史教訓》（節錄）（1972年6月10日），《遵義會議文獻》，第69頁。50張聞天：《1943年延安整風筆記》。張表示，通過關於打鼓新場的爭論，覺得還是毛澤東高明；軍事指揮必須臨機決斷，經常開中央會議以決定問題，不利於軍事指揮；自己對軍事是外行，過多參與軍事指揮不合適，毛澤東與王稼祥的矛盾由他們自己解決，省掉召集會議的麻煩。參見《張聞天傳》，第219頁；另見李濤編著《在總書記崗位上的張聞天》，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第67頁。51參見《遵義會議文獻》，第134-135頁；毛在1967年1月22日在中央軍委碰頭會擴大會議上說：後來搞了個三人團，團長始周恩來，團員一個是我，一個是王稼祥。轉引自《毛澤東傳》，第349頁；周在1972年也說：這樣，主席才說，既然如此，不能像過去那樣指揮，還是成立一個幾個人的小組，有主席、稼祥和我，三人小組指揮作戰。見周恩來：《在批林整風會議彙報會議上的講話》（1972年6月10日），轉引自《王稼祥傳》，第227頁。52參見彭德懷：《彭德懷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第196-200頁；《聶榮臻回憶錄》（上），第137頁；《張聞天1943年延安整風筆記》；《黃克誠自述》，第135頁；劉英：《在歷史的激流中》，中共黨史出版社，1992，第72頁；參見《張聞天傳》，第219-224頁；《毛澤東與林彪》，第168-171頁。53《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解放軍出版社，1992，第89頁。54《聶榮臻回憶錄》，第277-278頁、283-284頁；《彭德懷自述》，第198-199頁、200-201頁。55《彭德懷自述》，第200-201頁。彭每日必從10公里外趕至毛的住處，秘密派第十一團以隱蔽警衛。56劉英：《在歷史的激流中》，第79頁。57《中央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後的政治形勢與任務的決議》，載《中共中央檔選集》第10冊，第530頁。決議指出：「紅軍中個別的同志，因為看到……黨在某些工作中的錯誤與弱點，而認為是黨中央政治路線不正確，這種意見是完全錯誤的。」58劉英：《難忘的三百六十九天》，載《瞭望》1986年第40-43期；參見《張聞天傳》第245-246頁。59徐向前：《歷史的回顧》，解放軍出版社，1998，第438-439頁。6012月7日，在三大主力紅軍會師後，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擴充，正式規定毛澤東為「國家軍委主席」；1937年8月，洛川會議決定成立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毛澤東為主席。毛擔任此職直至去世。61關於張聞天在當時黨內的領導地位，可參見何方：《談遵義會議確立的黨中央領導》、《張聞天與毛澤東關係的演變》，何認為：「遵義會議確立的是以張聞天為首的黨中央的集體領導。」載《張聞天研究文集》（第四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3，第341頁。6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朱佳木主編《陳雲年譜》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第330-331頁。63《上海中央局轉發共產國際致中共中央的電報》（1932年11月）、《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關於與毛澤東關係問題的電報》（1933年3月19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關於反對毛澤東來蘇聯治病的電報》（1934年4月4日），轉引自《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9-20頁。另見《中共黨史研究》1988年第2期，第83頁。李德在《中國紀事（1932-1939年）》中也有較多記載，見第24頁，現代史料叢刊出版社出版。64見楊雲若、楊奎松：《共產國際和中國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第337頁。共產國際知道遵義會議情況是在1935年8月，由中共中央派遣的陳雲、潘漢年彙報。陳雲隨之在《共產國際》英文版上發表《英勇的西征》，讚揚毛澤東為「身經百戰」的、具有才能的軍事家和黨的領袖。見《共產國際》英文版，1936年特刊，第45-68頁。另可參見《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23-25頁。65如1936年1月24日，張浩致電張國燾、朱德，明確指出：「共產國際完全同意於中國黨中央的政治路線。並認為中國黨在共產國際隊伍中，除聯共外是屬於第一位。中國革命已成為世界革命偉大因素，中國紅軍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央紅軍的萬里長征是勝利了。」見《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328頁。曹 英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行政管理系副教授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