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經驗（十三）

管子曰：「不恥身在縲紲之中，而恥天下之不理；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申於諸侯。」此則自負其才，以濟世為度者也。此皆士之行已，死與不死之明效也。

這裡是引用管仲的一段自白來作評論。大家都知道管仲是齊桓公的名相，可是最初管仲是齊桓公的敵人，情形和季布與劉邦的關係是一樣的。管仲本來是幫助齊桓公的勁敵也是兄弟公子糾的，管仲曾經用箭射齊桓公，而且射中了。只是很湊巧，剛好射在腰帶的環節上，齊桓公命大沒有死。後來齊桓公成功了，公子糾手下的人，都被殺光了。找到管仲的時候，管仲把手在背後一反剪，讓齊桓公的手下綁起來，自己不願自殺，而被送到齊桓公面前。因為他心裡清楚，有一個好朋友鮑叔牙，在齊桓公面前做事，一定會保他。齊桓公一看到他，果然非常生氣要殺他。鮑叔牙就對齊桓公說，你既然要成霸主，要治平天下，在歷史上留名，就不能殺他。鮑叔牙這一保證，齊桓公就重用了他，（當然也要齊桓公這種人，才會這樣做。）後來果然做了一代名臣。可是有人批評管仲，管仲就說：人們認為我被打敗了，關在牢里，變在囚犯是可恥的，我卻不認為這是可恥的。我認為可恥的是，一個知識分子活了一輩子不能治平天下，對國家社會沒有貢獻。人們認為公子糾死了，我就應該跟他死，不跟他死就是可恥。但我並不認為這是可恥的，而我認為我有大才，可以使一個國家稱霸天下，所以在我認為可恥的，是有此大才而不能使威信佈於天下，這才是真正的可恥。

《長短經》的作者於是作結論說，像管仲這一類的思想，絕不把生死之間的問題看得太嚴重，因為他自負有才能，目標以對社會，對國家，對天下，濟世功業為範圍。所以上面所提的泄冶以迄於管仲的這些歷史經驗，都是說明知識分子，對自己一生的行為，在死與不死之間，有很明白的經驗與比較。

……

或曰：宗愨之賤也，見輕庾業，及其貴也，請業長史，何如？

這是說另外一個歷史故事：在《滕王閣序》里，提到過宗愨這個人，「有懷投筆，慕宗愨之長風」所說的宗愨就是這個人，他是劉宋時代人。（歷史上的「宋代」分辨起來很討厭。宋有北宋、南宋。這個宋是唐代以後的宋朝，宋高宗南渡以後稱南宋，南渡以前稱北宋，是趙匡胤打下的天下，由趙家做皇帝。而劉宋則是南北朝時期，南朝的第一個朝代，因為這個劉宋的第一個皇帝，也是和漢高祖一樣由平民老百姓起來的劉裕。所以後世讀歷史，為了便於分別朝代，就對這晉以後南北朝的宋朝，稱作劉宋。而對唐以後的宋，有時則稱之為趙宋。）宗愨就是劉宋時代的人，在《長短經》里只說他是宋代人，但因為作者是唐代的人，絕不可能說到後來趙宋時代的人，所以讀書的時候，萬一發生類似的疑問，就要把歷史的年代弄清楚。這裡說當宗愨還沒得志的時候，他的同鄉庾業，有財、有權、有勢，闊氣得很，宴請客人的時候，總是幾十道菜，酒席擺得有一丈見方那麼多，而招待宗愨，則給他吃有稗子的雜糧煮的飯，而宗愨還是照樣吃飯。後來宗愨為豫州太守，相當於方面諸侯，軍權、政權、司法權、生殺之權集於一身，而他請庾業做秘書長了，絕沒有因為當年庾業對自己那樣看不起而記仇，這就是宗愨的度量。

最近看到一篇清人的筆記上記載，有個人原來去參加武舉考試的，因為他的文章也作得好，所以同時又轉而參加文舉，但是這和當時的制度不合，因此主持文舉考試的這位著名的學官，大發脾氣。因為這時已經是清朝中葉以後，重文輕武，對武人看不起，這也是清代衰落的原因之一。在當時文人進考場的時候，那些武官是到試場為考生背書包的。所以這些學官對這個轉考文舉的武秀才看不起，教人把他拉下去打三十板屁股。可是他挨了打以後，還是要求改考文舉。這位學官盛氣之下，當時就出了一個題目，限他即刻下筆。這位秀才提起筆就作好了。這位學官終歸是好的，還是准了他考文舉。後來這個人官做得很大，升到巡撫兼軍門提督，等於省主席兼督軍又兼戰區司令官，他還是帶了隨從去拜訪當年打他屁股的這位學台，而這位學台心裡難過極了，一直向他道歉。他卻感謝這頓打激勵了他，並請這位學台當秘書長。從這些地方我們就看到，小器的人，往往沒有什麼事業前途。所以說，器度很重要。而且人與人相處，器度大則人生過得很快活，何況中國的老話：「人生何處不相逢？」這段書就是討論宗愨對庾業的事情，該是怎麼個說法，下面引用斐子野的話：

斐子野曰：夫貧而無戚，賤而無門，恬乎天素，弘此大猷，曾、原之德也。降志辱身，亻免眉折脊，忍屈庸曹之下，責騁群雄之上，韓、黥之志也。車身之事則同，居車之情已異。若宗元斡無作於革具，有韓、黥之度矣，終棄舊惡，長者哉！

他說一個人在窮困中，心裡不憂不愁；在低賤的時候，沒有地位，到處被人看不起，內心也不煩惱，不苦悶，這是知識分子的基本修養，淡泊於天命和平常，窮就窮，無所謂，而胸懷更偉大的理想，另具有長遠的眼光。只有像曾子、原憲這兩位孔子的學生，才有這樣的器度、修養和德性。再其次有一種人，「降志辱身」，倒霉的時候，把自己的思想意志降低，倒霉的時候就做倒霉的事，乃至身體被人侮屏都可以，頭都不招，眉毛都掛下來，眼睛都不看人，佝著背，到處向人家磕頭作揖，在一批庸庸碌碌的人下面，忍受委屈。一旦得意的時候，則像在一些英雄的頭上跑馬似的，這就是韓信、黥布一流的人物。他們都是漢高祖面前兩位大將。黥布封為九江王，他在秦始皇時代做流氓，犯過法，臉上刺了黑字，所以名黥布，後來貴為九江王。韓信則在倒霉的時候，腰上帶了一把劍，遇到流氓，流氓罵他飯都沒有吃，沒有資格佩劍，迫他從胯下爬過去。後來韓信當了三齊王，那個流氓到處躲，韓信還把他請來作官，並且說當年如果不是這一次侮辱，還懶得出去奮鬥呢！最後漢高祖把他抓來的時候，本來不想殺他，還和他說笑話。他批評某些人的能力只可以帶多少兵，漢高祖問他自己能帶多少兵，他說多多益善。漢高祖說：你牛吹得太大了，那麼我可以帶多少兵？韓信說，陛下不能帶兵，可是能將將。韓信當時是把所有的同事都看不起。他對這些同事，也都是身為大元帥的批評別人的那兩句名言：「公等碌碌，因人成事。」其實反省過來，包括我們自己在內，都是如此--「公等碌碌，因人成事。」這句話也形容出韓信在得意的時候，有如天馬行空，在一般英雄頭上馳騁。

由此看來，有的人不怨天不尤人，願意過平淡的生活，這是高度的道德修養，只有曾子、原憲這一類的人才做得到。但是有一類英雄也做得到，不得志的時候委屈，乃至一輩子委屈，也做得到，可是到得志的時候，就馳騁群雄之上，這就和曾子、原憲不一樣。而這兩種人，「卑身之事則同」，當不得志的時候，生活形態搞得很卑賤，被人看不起的那個情形，是相同的。可是處在卑賤時，這兩種人的思想情操，則絕對不同。一種是英雄情操，得志就干，不得志只好委屈；另一種是道德情操的思想，卻認為人生本來是要平淡，並不是要富貴，所以「居卑之情已異」。

可是像宗愨（號元斡），是兼有這兩種修養的長處，當年庾業看不起他的時候，盛大的酒席招待朋友，卻招呼他在旁邊吃一碗雜糧飯，他井不覺得羞恥，吃飽了就好。因為他有理想，準備將來得志了大做一番，所以有韓信、黥布那樣的器度。而當他得志以後，還請庾業來做部下，把過去受辱的事都放開，真是一個長者之風。這個長者具有崇高的道德、厚道的心地，真是了不起。這是說與臣道有關的個人修養問題。

世稱酈寄賣交，以其紿呂祿也，於理何如？

這段歷史故事，是漢高祖死了以後，呂后想奪政權，把自己娘家的人弄上台，而將漢高祖的老部下都攆掉了，是漢代歷史上很著名的一段危險時期。酈寄是漢高祖的一位秘書兼參謀酈食其的兒子。後來周勃他們推翻了呂家的政權，恢復了漢高祖子孫的權位，這中間是一段很熱鬧的外戚與內延之爭。在這一段鬥爭中，周勃他們，教酈寄故意和呂祿做好朋友。這時呂祿是執金吾，等於現代的首都衛戍司令。需先把呂祿弄開，否則這天晚上推翻呂家政權的行動就難於順利進行。所以這天就安排了由酈寄邀呂祿到郊外去玩。於是由周勃他們在首都把呂氏的政權推翻，接漢高祖的中子代王來即位為孝文皇帝。可是後世的人批評酈寄把呂祿騙出去郊外玩這件事情，在他個人的道義上說來，是出賣了朋友。那麼這個道理，究竟對不對，又該怎麼個說法呢？

班固曰：夫賣交者，謂見利忘義也。若寄，父為功臣而執劫，雖摧呂祿，以安社稷，義存君親可也。

班固是《漢書》的作者，他認為酈寄賣友的批評不對。所謂出賣朋友的交情，是為了個人的富貴利益，而忘了朋友的義氣，才是賣友。酈寄的父親幫助漢高祖打下了天下，而呂家把這個政權用陰謀手段拿去，這才是不對的。他能在這劫難之中，把呂祿騙出去，予以摧毀，他是為了國家，為了天下，這不是出賣朋友，只是在政治上，為了對國家有所貢獻，使用的一個方法而已。

魏太祖征徐州，使程昱留守甄城，張邈叛，太祖迎呂布，布執范令靳允母，太祖追昱說靳允，無以母故，使固守范，允注涕曰：不敢有二也。

或曰：靳允違親守城，可謂忠乎？徐眾曰：靳允於曹公，未成君臣，母，至親也，於義應去。

這裡引用另一個歷史故事。靳允是三國時人，當時曹操帶兵去打徐州，命令一個大將程昱留守後方的重鎮甄城，正在這樣用兵的時候，曹操手下的另一員將領張邈又反叛了他，於是曹操這時只好親自迎戰呂布。這時在戰爭的地理形勢上，如果呂布將范城拿下來，就可以消滅曹操，所以呂布設法把守范城的首長靳允的母親捉來，想要脅迫靳允為了救母親而歸順自己。所以曹操也趕緊命令留守在甄城的程昱去遊說靳允，不必考慮母親的安危，要他固守范城這個地方。結果靳允被說動了，表示一定守城，決無二心。這裡就引這個故事，問起靳允這樣做法，算不算是忠。

徐眾說：靳允於曹公，未成君臣，母，至親也，於義應去。

作者引用徐眾對這件事的評論作為答案。徐眾是說，當程昱去遊說的時候，靳允和曹操之間，還沒有君臣的關係，而母親是世界上最親密的直系尊親，在情理上，靳允是應該為了母親的安危而去，不應該聽曹操的話不顧母親而守城。

同時這裡進一步引用歷史上類似的故事，以說明這個道理。

昔王陵母為項羽所構，母以高祖必得天下，因自殺以固陵志，明心無所系，然後可得事人，盡其死節。

這是漢高祖與項羽爭天下的時候，漢高祖有一個大將王陵，項羽為了要他歸順過來，於是把王陵的母親抓來，威脅王陵。而王陵的母親，已看出項羽會失敗，劉邦會成功，自己被軟禁後，知道王陵有孝心，一定不放心，會為母親而意志不堅定。因此自殺，留了一封遺書，教人偷偷送給王陵，囑他還是好好幫助漢高祖，堅定王陵的意志，使他一心為事業努力，心裡再沒有牽掛，可以全心全意去幫忙劉邦。

另一段故事：

衛公子開方仕齊，十年不歸，管仲以其不懷其親，安能愛君，不可以為相。

衛國的一位名叫開方的貴族，在齊國做官，十年都沒有請假回到衛國去。而管仲把他開除了，理由是說開方在齊國做了十年的官，從來沒有請假回去看看父母，像這樣連自己父母都不愛的人，怎麼會愛自己的老闆！怎麼可以為相！把他開除了。

所以這裡就上面的幾個故事，為靳允違親的事，作了結論說：

是以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允宜先救至親。

能夠對父母有感情，才能對朋友有感情，也才能對社會、對國家有感情，人的世界到底是感情的結合，所以靳允是不對的，應該先去救母親的。

接下來，又舉了一個例子，就靳允違母守城這件事，作了另一個角度的結論：

徐庶母為曹公所得，劉備乃遣庶歸，欲天下者，恕人子之情，公又宜遣允也。

這個故事大家都曉得，曹操想用徐庶，把他的母親抓起來，以脅迫徐庶，使徐庶進退兩難。劉備一知道這情形，就對徐庶說，我固然非常需要你幫忙，可是我不能做違背情理的事，如留你下來，曹操會殺你的母親，使你一生都受良心的責備，你還是去吧！所以另一角度的結論就說，一個領導人，應該深體人情，那麼曹操應讓靳允去救他的母親才對。此所以曹操是曹操，劉備是劉備，他們兩個的領導器度，絕對不同。

……

魏文帝問王朗等曰：昔子產治鄭，人不能欺；子賤治單父人不忍欺；西門豹治鄴，人不敢欺；三子之才，與君德孰優？

這段是說魏文帝曹丕，問他的大臣王朗他們：根據歷史的記載，春秋戰國的時候，鄭國的大臣子產，能夠不受部下和老百姓的欺騙；孔子的學生子賤治單父的時候，受他道德的感化，一般人不忍心騙他；而西門豹治鄴都的時候，一般人不敢騙他。不能騙、不忍騙、不敢騙，三個不同的反應，在今天（曹丕當時）看來你認為哪一種好？

對曰：君任德則臣感義而不忍欺，君任察則臣畏覺而不能欺，君任刑則臣畏罪而不敢欺，任德感義，與夫導德齊禮，有恥且格，等趨者也；任察畏罪，與夫導政齊劃免而無恥，同歸者也，優劣之懸，在於權衡，非徒鈞銖之覺也。

這是王朗的答覆，首先解釋不忍欺的道理，就是孔子的學生，子賤治單父的事情，王朗說，上面的領導人，本身有德，一切依德而行，能夠真愛人、真敬事，一般部下和老百姓，都感激他的恩義，不忍心騙他。其次聽到領導人任察，所謂「察察為明」，什麼事情都看得很清楚，如近代歷史上，清朝的雍正皇帝，剛開始上台的時候，一個大臣晚上在家裡和自己的姨太太們打牌，第二天上朝的時候，雍正就問他昨天夜裡在幹什麼？這位大臣回答昨夜沒事，在家裡打牌。雍正聽了以後，認為這大臣說話很老實，因此很高興地笑了，並且送了他一個小紙包，吩附他回去再打開來看。這位大臣回到家裡打開雍正所送的紙包一看，正是昨夜打完牌，收牌時所少掉而到處找不到的那一張牌。可不知道怎麼到了皇帝的口袋裡。這說明雍正早已知道他昨夜是在打牌。他如果當時撒謊，說昨夜在處理公事，擬計劃，寫報告，那就糟了。這在雍正，就是察察為明。偶然用一下則可，但是不能長用，長用總不大好。這樣以「察察為明」的作為，便是使人不能欺的作風。所以做領導人的，明明知道下面的人說了一句謊話，也許他是無心的，硬要把他揭穿，也沒有道理，有時候裝傻就算了。再其次說到不敢欺，上面的法令太多，一犯了過錯，重則殺頭，輕則記過，完全靠刑罰、法規來管理的話，那麼一般部下，怕犯法，就不敢欺騙了。這樣在行政上反而是反效果。下面的人都照法規辦理，不用頭腦，明知道法規沒有道理，也絕對不變通處理，只求自保，那就更糟了。

……

這篇是講臣道，專門講幹部對上面盡忠的道理，但是盡忠不能只作單方面的要求，如果上面領導得不對，下面也不可能忠心的，所以王朗在這裡引申，要上位者有真正的道德，下面自然感激思義，這和《論語·為政》孔子所說的：「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兩句話的意思一樣。王朗在這裡就是襲用孔子的這兩句話，予以闡述。任德感義的，同「道義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一樣，可以達到最高的政治目的。假使靠察察為明，使下面的人怕做錯了成為風氣，就與孔子所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的結果相同。就是說不要認為拿政治的體制來領導人，拿法令來管理人，是很好的政治。法令越多，矛盾越多，一般人就在法令的空隙中逃避了責任，而且自認為很高明，在內心上無所慚愧。他最後說，這兩種情形之下，好壞的懸殊很大，主要的還是在於領導人自己的權衡，像天平一樣，不能一頭低一頭高，要持平。但一個領導人、大幹部，決定大事的時候，不能斤斤計較小的地方。

……

或曰：季文子，公孫弘，此二人皆折節儉素，而毀譽不同，何也？

這是歷史上兩個人的評論。季文子是春秋時名臣，道德非常高。公孫弘是漢朝有名的宰相，此人來自鄉間，平民出身，很有道德，名聞天下，一直做漢武帝的宰相。雖然做了幾十年宰相，家裡吃的菜，還是鄉巴佬吃的菜根、豆腐、粗茶淡飯，穿的衣服舊兮兮的，非常樸素。我們看《史記》公孫弘的傳記，一長篇寫下來都是好的，實在令人佩服，不好的寫在別人的傳記里了。這是司馬遷寫傳記的筆法。公孫弘這個人實際上是在漢武帝面前作假，等於民國以來的軍閥馮玉祥一樣，和士兵一起吃飯的時候啃窩窩頭，回去燕窩雞湯燉得好好的，外面穿破棉大衣，裡面卻穿的是最好的貂皮背心，公孫弘就是如此。季文子和公孫弘都折節--所謂「折節」，在古書上常看到，如「折節」讀書。曾國藩有幾個部下，器宇很大，但學問不夠，受了曾國藩的影響，再回去讀書。結果變成文武全才，這情形就叫作折節讀書。換句話說，就像一棵樹長得很高，自己彎下來，就是對人謙虛，雖然身為長官，對部下卻很客氣，很謙虛，所謂禮賢下士，也是折節的意思。這段書說，季文子、公孫弘這兩個人，到了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尊榮，都不擺架子，自己也能儉樸、本素，可是當時以及歷史上，對這兩個人的毀譽，卻完全不同。司馬遷對公孫弘是親眼看到的，寫歷史的人，手裡拿了一枝筆，絕不會姑息的，對就是對，不對就是不對。可是中國的歷史，大多都是隔一代寫的，當代多是記錄下來的筆記。由此觀之，問題很大，隔了一代，就有許多事情不夠真實。但是評論歷史人物，卻的確需要隔一代。在當代要批評人物，也得留點情面，這就有感情的成分存在，隔一代的評論就不同了，沒有情感和利害關係，才能冷靜客觀。這裡的兩個人，在當時的為人處世型態和做法是一樣的，當代的人很難評論，而後來歷史的評論，完全不同。這是什麼道理？

范曄稱：夫人利仁者，或借仁以從利！體義者，不期體以合義。

范曄是《後漢書》的作者，南北朝劉宋時的名臣。他說范曄曾說過，人並不是各個都仁，有些人拿「仁」來做幌子，在政治上假借仁為手段，以達到個人的私利；另外有些人處處講義，做事情講究應不應該，合不合理，可是並不一定是為了一個義的目標而做的。

季文子妾不衣帛，魯人以為美談；公孫弘身服布被，汲黠譏其多許，事實未殊而毀譽別者。何也？將體之與利之異乎？故前志雲，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強仁。校其仁者，功無以殊，核其為仁，不得不異。安仁者，性善者也；利仁者，力行者也；強仁者，不得已者也；三仁相比，則安者優矣。

這仍是范曄的話，他說季文子身為宰相，他的太太們身上沒有穿過好的衣服，魯國人談起來，都認為這是自己國家的光榮。可是漢武帝時候的公孫弘，當了宰相，一輩子穿布衣服。（等於現在的人，始終穿一套卡其布中山裝，這樣不好嗎，說他作假，作一輩子可也不容易。）而和他同朝的監察御史汲黯，（這個人漢武帝都怕他，監察御史的職權大得很，皇帝不對，有時他也當面頂起來。古專制時代的皇帝也不好當的。汲黯講話不大清楚，有點大舌頭，好幾次為了國家大事，和漢武帝爭吵，他站在那裡，結結巴巴講不出話來，把漢武帝都逗笑了，依他的意見，教他不要急。）這個骨鯁之臣，硬作風的人，就當面指責公孫弘是作假。季文子和公孫弘的實際行為都是一樣的，可是在歷史上，季文子絕對是好的，公孫弘則後世認為他在作假，是什麼理由？這就要自己去體會。

用仁義做手段來興利，或為了天下的利益，或為自己的利益，一是為公，一是為私，差別就在這裡。換句話說，歷史是很公平的。如果真的做了一件事，在歷史上站得住，留給後世的人景仰，是的就是，非的就非。所以前人書上的記載（指孔子的話）說：「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有些部下，怕觸犯上面規定的法令，怕不合規定，勉強做到仁的境界，這樣做就不是自然的，不是本身的思想道德與政治道德的修養。所以比較起來，這幾種為仁的表現雖然一樣，但是仔細考核起來，他內在思想上，心理的動機是有差別的。有些人天生的就仁慈。如以歷史上的帝王來說，宋太祖趙匡胤就天生的仁慈。

一部二十四史，幾乎沒有一個開國皇帝不殺功臣的，只有趙匡胤杯酒釋兵權，成為歷史的美談。等於是坦白地說明了，他手下這些將領，在起義當時，都是他的同事，當時他只是憲兵司令兼警備司令這一類的官，陳橋兵變，黃袍加身，同事們把他捧起來，當了皇帝。後來他想也是很難辦。我們看了一部二十四史，做領袖的確很難，我們常說朱元璋刻薄，殺的功臣最慘，如果人生經驗體會得多了，到了那種情況，也真沒有辦法。朱元璋本來很好的，當了皇帝還念舊，把當年種田的朋友找來，給他們官做，可是他們在朝廷里亂講空話，把當年小時候打架踢屁股的事都說出來，說一次還不要緊，常常說，連其他的大臣都受不了，只有宰了。不要說當皇帝，很多人上了台以後，一些老朋友、老同學，來了一起做事，也一樣以老同學關係，在公開場合說空話。所以趙匡胤當了皇帝以後，一些同時打天下的人，恃寵而驕了，使趙匡胤沒有辦法，只好請大家來吃飯。酒喝多了，飯吃飽了，他對大家說，皇帝這個位置不好坐呀！大家說，這有什麼不好坐，大家擁護你到底。趙匡胤說，你們當時把黃袍替我穿上就逼我做皇帝，假使有一天，別人也把黃袍替你穿上，又該怎麼辦？這一下大家明白了，站起來問他該怎樣才好，一定聽他的。於是趙匡胤說，大家要什麼給什麼，回家享福好不好？大臣們只好照辦。這就叫做杯酒釋兵權，所以沒有殺過功臣。這是研究趙匡胤的這一面，他確實很仁慈。

另一面來說，因為很仁慈，宋朝的天下，自開國以來，始終只有半壁江山。黃河以北燕雲十六州，一直沒有納入版圖。因為他是軍人出身，知道作戰的痛苦，也知道戰爭對老百姓的殘害，他不想打仗，只想過安定的日子，拿錢向遼金把這些地方買回來。這是歷史另一面的研究。

現在講到人的天性問題：安於仁的人，天性就良善；而以仁為利，而心嚮往之的人就不同了，只是硬要做到仁的境界，不是天生的厚道。而另外有些人，比主動利仁還差一級的，是外錶行為勉強做到仁的標準，因環境所逼，不得已才這樣做的。所以在安仁、利仁、強仁這三種性格的人，比較起來，安於仁道的人當然最好。

……

議曰：夫聖人德全，器無不備。中庸已降，纔則好偏。故曰：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口彥)。由此觀之，全德者鮮美！全德既鮮，則資矯情而力善矣！然世惡矯偽，而人賢任真，使其真貪愚而亦任之，可為賢乎？對曰：吁！何為其然？夫肖貌天地，負陰抱陽，雖清濁賢愚，其性則異，而趨走嗜欲，所規則同。故靡顏膩理，人所悅也；乘堅驅良，人所愛也；苦心貞節人所難也；徇公滅私，人所苦也。不以禮教節之，則盪而不制，安肯攻苦食淡，貞潔公方，臨財廉而取與義乎？故禮曰：欲不可縱，志不可滿。古語云：廉士非不愛財，取之以道。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皆矯偽之謂也，若肆其愚態，隨其鄙情，名曰任真而賢之，此先王之罪人也。故吾以為矯偽者，禮義之端；任真者，貪鄙之主。夫強仁者，庸可誣乎？

這一段是本文作者的評論，開頭一段講到人才的道理，可以說是領導人如何去發掘人才，也可以說做幹部的對自己的認識。他是以中國文化中「聖人」這個名稱，來標榜學問道德的最高成就，他說：聖人是天生的道德全備（這裡的道德，並不是我們現代所講的道德觀念，這是一個名稱，包括了內心的思想、心術、度量、才能等等）。器識，才具，學問，見解，沒有不完全的。等而下之，不是聖人這一階層，中等的人，每個人都有他的才能，各有長處，不過所好不同，各有偏向，某人長於某一點，某人欠缺某一點。所以孔子對他的學生批評：「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口彥)」，四人各有所偏。由這個道理看來，一個人「才」「德」「學」能全備的，就比較少了。既然全德的人是少數，要想達到聖善，只好靠後天的努力，由外錶行為做起，慢慢影響內在。（如教學生對人要有禮貌，學生說不習慣，就教他們先由表面做起--做作，久了就變真了。）但是世界上一般人又討厭作假，喜歡坦率。不過一個貪愚的人，也坦率，貪的坦率，要就要，笨就笨，這樣的人難道就讓他坦白的貪愚下去嗎？就可以信任他，把責任交給他，認為他是好的嗎？道理並不是這樣的。「肖貌天地，負陰抱陽。」中國的哲學，人是秉賦陰陽的資質，為天地所生。外國人說上帝依照他自己的樣子造人，中國人不講上帝，而說人是像（肖就是像）天地一樣，本身具備有陰陽之性，雖然生下來，清、濁、賢、愚，後天的個性各有不同，可是追求嗜欲，要吃好的，穿好的，富貴享受，這種傾向，都是相同的。所以人都要把自己裝扮起來，好像女人總要抹抹口紅，男人總要刮刮鬍子，因為大家都認為這樣好看。坐高級的車子，騎上好的馬，以現代來說，坐最新穎的汽車，是大家都喜歡的；相反的，守得清貧，喜歡窮，非常潔身自愛，這是難以做到的。當然有這種人，但那是少數，不能普遍要求每一個人。至於那種處處為公，絕對不自私的典範，理論上是不錯的，但事實上是不可能的，領導人要注意，如此要求，鞭策自己可以，要求別人的尺碼就要放寬一點。

所以一個人要做到歷史上所標榜忠臣孝子的標準，必須以學問道德，慢慢修養而來，人性生來並非如此良善。因為自己思想學識認識夠了，由禮義的教育下來，能對自己的慾望有所節制，才做得到。假使不在後天上用禮義教育節制，任由人性自然的發展，就像流水一樣飄蕩、放浪，慾望永遠無窮。如此慾望無窮，又怎麼能夠吃苦過日子，安於淡泊，做到絕對貞潔，一切為公，一切方正，尤其在錢財方面，臨財不苟取，完全合於義禮呢？所以《禮記》上說，「欲不可縱，志不可滿。」（這八個字把政治、教育、社會，乃至個人的修養都講完了。）教育並不是否認慾望，而在於如何設法不放縱自己的慾望，「志」是情感與思想的綜合，人的情緒不可以自滿，人得意到極點，就很危險。歷史上可以看到，一個人功業到了頂點以後，往往會大失敗。所以一個人總要留一點有餘不盡之意。試看曾國藩，後來慈禧太后對他那麼信任，幾乎有副皇帝的味道，而曾國藩卻害怕了，所以把自己的房子，命名為「求缺齋」，一切太圓滿了不好，要保留缺陷。古人說的廉士清官，絕對不要錢嗎？恐怕不是，一般人公認的清官包公，假使說他連薪水袋都不拿，那才是怪事哩！如果上面有合理合法的獎金給他，他還是應當拿的，所以廉士不是不愛錢，而是取之有道，對於不義之財絕對不取，已經是了不起了。

《詩經》里說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論語》引用這兩句話是從好的一面講，這裡是從相反的一面講。）人還是得像雕刻一樣，用後天的努力，勉強自己，雕鑿自己，慢慢改變過來（我們作學問，該有這一層領悟，也就是任何一句話，都有正反兩面，乃至多角度的看法。《詩經》這兩句話，在《論語》里，孔子和子貢討論到詩，是就道德的修養而言，而這裡說，一個人要改變自己的個性，由作假而變成真的，也同樣用到這兩句話。這就是我們寫文章，以及作人做事要體會的。尤其是一個領導人，更必須有這一層認識。同樣一句話，各個人的看法都會不同，所以對於別人的要求，也不能完全一致。由此可見，文字語言，不能完全表達人類的思想。如果能夠完全表達，人與人之間，就沒有誤會了。所以說話很困難，除了口裡發聲以外，還要加上眼睛、手勢、表情等等。才能使人懂得，有時候動錯了，別人還是會誤會的。在哲學觀點說，這就是人類的悲哀）。

現代全世界的青年，包括中國的青年，都反對後天的約束。他們覺得一切太假了，認為人慾怎樣就該怎樣，所以前些年的嬉瘩，就是這樣，要求任真（現代所謂的放任自然）。人為什麼要那麼多的禮貌？那麼多的思想範圍？這問題是從古至今都存在的。這裡就說，放肆天生愚蠢、醜陋不穩定的情緒，讓它自然發展，毫不加以理性的約束，認為這樣才不矯情，才算任真。那麼想要殺人搶人，就殺人搶人，也是任真自然嘛2情緒上想到要搶就搶，這是自然吵！也沒有錯啰！但真這樣就糟了，先王就成為文化罪人了。（這個先王，在古文中常有，並不是專指那一個人，而是泛稱，代表傳統文化。）最後作者自己的結論認為，矯情的人是作假，（如小學裡教孩子，一進學校要說：「老師早！」這就是矯情，小孩子生出來，絕不會說媽媽早，你好！而是後天教育替他加上「老師早！老師好！」的觀念。）但人類之有制度禮貌，就靠這點矯情開始的，在教育上另用一個好聽的名詞就是塑造。慢慢地，作假就是真，並不是假，而是矯正過來，改變過來，成為禮義的開始。而任真的結果，就成貪鄙之主。所以勉強學仁道的，怎麼可以隨便批評呢？《長短經》的作者，認為強仁是對的。

……

這裡就想到一件歷史故事，晉朝有名的大臣陶侃，是平民出身，有名的陶侃遠甓的故事就是他。原來他做過都督，長江以南的政權都操縱在他手裡。而他還是願意習勞苦，每天在家裡把一些陶土的磚塊，搬進搬出，他說，人的地位高了，筋骨易於疲憊，不能不習勞苦，如安於逸樂，一旦有事，體力吃不了苦就不行。同時他很節省，把木匠做工剩下來的竹頭木屑，都留下來，堆了幾房間，人家以為他小器。後來發生了戰爭，造戰船的時候，需要竹釘都沒地方可買，他就把這些小竹頭拿出來做釘子用，及時造好了戰船。所以他告訴部下，天下任何東西都有用處，不要隨便浪費。那時正需要人才，有人向他推薦一個青年，他自己就去看訪。看見這個青年住在一個小房間里，滿屋的書畫，可是棉被好像三年沒有洗，頭髮又亂又長，他看了一眼就走了。然後他對推薦人說，這個青年，連一個房間都沒有管好，國家天下大事，我不相信他能管理好，所謂「亂頭養望，自稱宏達。」這是他的名言，就是說這個青年，頭髮也不梳，弄得亂亂的，藉此培養自己聲望，而自命為「宏達任真」。結果一個小房間都治理不好，恐怕別無真才實學。

……

或曰：長平之事，白起坑趙卒四十萬，可為奇將乎？

這是另外舉出的一個歷史經驗。

這是春秋戰國時候，一件有名的故事。秦國的大將白起打趙國，趙國打敗了，四十萬人向白起投降了。而白起在一夜之間，所這四十萬人活埋了。在中國歷史上，很多地方提起這件事，幾千年來，一直到現代還提到。另一面在後人的筆記中記載，有人殺豬，刮毛以後，背上現出「白起」兩個字，這是講因果報應，說白起直到現在，生生世世還是在被人宰殺。不管因果報應的事有沒有，這是中國的傳統思想，戰爭殺人，是為民族，為國家，為正義不得已，所以沒有罪。但如果為了私怨，尤其是對於已經投降了的人，還把他活埋，這個罪過可大了。根據歷史的經驗，這樣是絕不可能成功的。看清史，曾國藩、李鴻章打太平天國的時候，李鴻章的淮軍起來，不得已借用外國人的洋槍隊。有一英人叫戈登，帶兵幫忙打太平軍，打到蘇州的時候，有八個太平天國的將領帶了好幾萬人向李鴻章投降，當時答應的條件，是仍舊給他們職務，後來見李鴻章的時候，有個人把他們都抓去殺了，以後這人的結果，還是很不好。而當時戈登，對這件事大加反對。後來歷史上評論，一個外國人尚且有這樣的正義感，不主張殺投降的人，可見一般人的看法對白起很不以為然。

這裡就提出長平之役這件事情來討論，白起這個人算是軍事作戰上了不起的奇將吧？

何晏曰：白起之降趙卒，詐而坑其四十萬，豈徒酷之謂乎？後亦難以重得志矣！向使眾人豫知降之必死，則張虛卷，猶可畏也。況於四十萬披堅執銳哉？天下見降秦之將，頭顱依山，歸秦之眾，骸積成丘，則後日之戰，死當死耳，何眾肯服？何城肯下乎？是為雖能裁四十萬之命，而適足以強天下之戰。欲以要一朝之功，而乃更堅諸侯之守。故兵進而自伐其勢，軍勝而還喪其計，何者？設使趙眾複合，馬服更生，則後日之戰，必非前日之對也。況令皆使天下為後日乎？其所以終不敢復加兵於邯鄲者，非但優平原之補縫，患諸侯之救至也，徒諱之而不言耳。且長平之事，秦人十五以上，皆荷戟而向趙矣。夫以秦之強，而十五以上，死傷過半，此為破趙之功小，傷秦之敗大也，又何稱奇哉？

這是引用何晏的話，來評論白起算不算一位奇將。

何晏是魏時人，他說白起活埋了趙國的四十萬人是一大騙局，答應投降了就沒有事，結果大家投降了，又把人家活埋。這不但是性情太殘暴了，以整個戰略而言，實在失策，一定會失敗的。假使在投降之前就預先知道投降以後，會上當而死，這四十萬人就是沒有武器，赤手空拳地抵抗到底，也很可怕，何況這四十萬人，身上都還穿了堅硬的戰甲，手上還拿有銳利的武器，真打下去實在不易征服。不幸，大家相信，而上當受騙而已。白起當時以為做得很高明，實際上是增加了秦國統一天下的困難。他這樣一來，天下人都看見了，知道凡是向秦國投降的人，都不會有好結果。投降的將領被砍下來的頭顱堆得像山一樣高，歸秦的眾人的骸骨堆起來像丘陵那麼多。從這次以後，秦國如果再與人作戰，大家都認清楚了，要死的時候就壯壯烈烈的死，反正向秦國投降了也是死，何不抵抗到底。再也沒有人肯向秦軍投降了。自此以後，秦國無論攻什麼地方，都很不容易打下來。所以自起這樣做法，反而延遲了秦國統一天下的時間，因為他雖然一夜之間殘殺了四十萬生命，相反的作用，等於告訴天下人，自己必須堅強，絕不能投降。為了希望得到一時的功勞，實際上更加堅定了各國諸侯守士的意志和決心，在戰略與政略的道理上說，白起這個做法，是正在進兵的時候，自己削弱了自己的有利形勢，軍事的表面上勝利，而在政治上、國際上，使自己的計划走不通，這是什麼理由呢？因為趙國雖然失敗了，但並沒有亡國，假使再起來作戰，趙國的大元帥再出來一個馬服君，那這下一次的戰爭，就不比前一次，這次秦國就會失敗了。況且自白起這一手以後，列國都對秦國備戰了。因此秦國統一天下的進度就慢了，所以後來始終不敢再出兵攻打趙國的邯鄲，這不但是因為趙國經這次失敗，由平原君起來當統帥，秦國怕了，更重要的是怕各國諸侯聯合起來救趙國。秦王知道這個道理，內心非常忌諱，只是沒有說出來而已。

並且以這一次長平之役，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在戰役之前，秦國的兵源不夠，重新發一道命令，變更法令，凡是十五歲以上的青少年都要服兵役，拿了武器，到前方和趙國打仗。這仗打下來很慘，秦國十五歲以上的人，死傷過半。可見白起這一仗打下來，並沒有消滅趙國，只是騙了趙國的四十萬人活埋了。而對於秦國的損害，卻無法彌補。以將領而論，白起並不是一個好將領。根據一員大將的修養，要懂得政治，懂得策略，要有長遠的眼光，中國歷代的第一流大將都是文武兼資的。武功很高，很勇敢的只是戰將，不是大將。大將都是有高度的素養。就以近代史而言，大元帥曾國藩，就是文人。

這件事就是告訴我們，大而用兵，小而個人。與敵人正面衝突的時候，都是同樣的原則，要言而有信，欺騙只可獲得一時的勝利，可是其惡果，則是得不償失。

……

下面的討論，就提到《素書》了。

議曰：黃石公稱柔者能制剛，弱者能制強。柔者德也，剛者賊也。柔者人之所助，剛者怨之所居。是故紂之百克而年無後，項羽兵強，終失天下。故隨何曰：使楚勝，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強，這足以致夭下之兵耳。由是觀之，若天下已定，藉一戰之勝，詐之可也。若海內紛紛，雄雌未決，而失信義於夭下，敗亡之道也。當七國之時，諸侯尚強，而白起乃坑起降卒，使諸侯畏之而合縱，諸侯合縱，非秦之利，為戰勝而反敗，何晏之論當矣。

他引用黃石公所說的原則，再加以發揮。黃石公所說的原則，也就是道家的思想：柔能克剛，弱能制強。所謂柔，就是道德的感化。過剛，就是用強硬的手段，像白起這種做法，就是賊，就是不正，過剛就是錯了。有如一個人，體力不夠，在街上走路跌倒，大家看見，一定上前幫助，柔者人之所助。如果是太剛強的人，那就不見得如此。太剛的人，怨恨都集中到他身上，作人就是這個道理。個性、脾氣的剛柔，也是一樣。歷史上紂王當時百戰百勝，結果還是被周武王打垮而亡了國。項羽每次戰爭都打勝仗，和劉邦打了七十二次戰役，前面七十一次都戰勝劉邦，到最後一次項羽失敗了，也就完了。所以漢代的學者隨何（他曾經勸黥布背楚降漢，平定天下後，漢高祖封他為護軍中尉）當時曾說過，全國人的心理並不希望楚國項羽打勝仗，項羽一打勝仗，所有的諸侯，自己害怕，就彼此聯盟，幫忙互救，所以楚國越強，對劉邦越有利，大家都知道劉邦是個老實人，直爽厚道，大家都願意和劉邦聯合。所以從這個道理看來，假定天下整個的局面是安定的，只有一個敵人，只要這一次戰爭，就可解決一切，這樣用一點假，還可以。（這就告訴我們，在軍事上，乃至在工作上，最高的原則，還是誠信。不誠不信，最後終歸失敗。）如果整個的時代是不安定的，在海內紛紛，最後到底是誰成功，還沒有決定的階段，就要注意，不要眼光短淺，不要太貪現實。這個時候，想要真正的成功，還是要誠懇。假使在這個時候失信於天下，最後一定敗亡。

那麼回過來看長平之役，正當七雄爭霸的時候，秦國想統一天下還做不到，六國諸侯的力量還是相當強盛，白起一下子坑了趙國四十萬降卒，這一決定處理下來，結果使諸侯害怕了，反而組織聯合戰線，合縱了。諸侯一合縱，當然對秦國不利。白起在戰場上身為統帥，這一個戰地的處決，把降卒活埋了，他當時還自認為這是一次最光榮的大勝利，可是在整個列國局面來講，是秦國的一次大失敗，因此何晏的說法是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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