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治理之道與儒家憲政丨秋風

06-01

華夏治理之道與儒家憲政

作者：姚中秋

來源：原載於《華商報》

孔子2561年歲次七月三十日

西曆2012年9月15日

姚中秋，筆名秋風，陝西人士。現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教授，天則經濟研究所理事長，弘道書院山長。著有《華夏治理秩序史》卷一、卷二（海南出版社2012年），《重新發現儒家》《國史綱目》《儒家憲政主義傳統》《嵌入文明：中國自由主義之省思》《為儒家鼓與呼》等，譯有《哈耶克傳》等，主持編譯《奧地利學派譯叢》等。

編者按：雖然儒家憲政這個在思想界影響頗大的爭論，對於大多數公眾而言，顯得有些遙遠甚至艱澀，但是，其畢竟引起了「傳統如何回歸」、「民主憲政如何演進」的一系列現實話題。所謂「理愈辯愈明」，於是，無論支持還是反對，褒揚還是批判，其實都深具力量、別有意義。畢竟，有時候，爭鳴的價值是要大於觀點的價值的。有鑒於此，在上期評論周刊刊發西北大學劉文瑞教授，對於學者秋風（姚中秋）儒家憲政主張的商榷文章之後，我們本周繼續刊發秋風先生的回應文章；同時，本地學者姚軒鴿亦就此事表明態度，在此一併刊出。

　　因為不滿意二十世紀主流歷史學之普遍傾向：援引外國歷史分析框架，站在中國文明之外甚至之上，以到達歷史終點之審判者姿態，居高臨下地書寫中國歷史。在這樣的視野下，中國文明一片漆黑，中國歷史停滯不前。由這樣的歷史必然得出下面的結論：中國要新生，必須全盤摧毀傳統，從頭再來。

　　延續錢穆先生《國史大綱》的理念，我儘可能從中國文明內部的視野觀察、記錄中國文明演進之歷程，以此探究華夏—中國治理之道。為此，我藉助現代人文與社會科學之分析工具解讀經文，試圖重構華夏文明之開端期與古典文明鼎盛期之文明圖景。

　　古典歷史學才是完整的歷史學

　　歷史學屬於人文學科，當致力於以知識提升人之生命，令人更有尊嚴和幸福。為此，歷史學當生產對今人「有意義」的知識，也即，借過去之人、事、制度，向今人揭示更美好的生活是什麼，如何達到這種美好生活

　　劉文瑞教授恰恰對這種研究和寫作方法提出批評，認為我過於輕信傳世文獻，美化古典時代，由此所拼接出來的古典文明的圖景，也未必可信。

或可確定，劉文瑞教授是站在現代歷史學角度進行批評的。歷史學實有兩種：古典的與現代的。其對待歷史之態度大為不同：一種採取「監」的態度，周公即十分明確地進行了這樣的歷史學研究。秉持這種心態的人們把過去發生的事情當成今日行動之「先例」，並相信其中有道，或者正面呈現道，或者負面呈現道。而道是永恆的，因此，「先例」至今日仍然有效，可作為創製立法之材料，或應予以避免的陷阱。「資治通鑒」一詞就是對古典歷史學性質的最好概括。

　　現代歷史學則採取實證態度，它相信，歷史已成過去，對今天沒有任何實際意義。因此，歷史學的職責僅為，弄清過去究竟發生了什麼。不管發生過什麼，跟今天都沒有關係。經由此種研究所獲得的知識是一種純粹科學的知識，僅滿足後人作為旁觀者的好奇心。據此歷史學理念，歷史研究應儘可能完整，要還原歷史的完整途徑，因此，除了探討立法者、統治者在做什麼，還應當探究普通人日常如何生活。

　　實證的現代歷史學當然可以生產一些有趣的知識：四千年、三千年前的某些人做了某些事情，普通人如何吃喝拉撒睡。但歷史學若僅停留在此層面，終究不算完整。歷史學屬於人文學科，當致力於以知識提升人之生命，令人更有尊嚴和幸福。為此，歷史學當生產對今人「有意義」的知識，也即，借過去之人、事、制度，向今人揭示更美好的生活是什麼，如何達到這種美好生活。就此而言，現代歷史學是半拉子工程，古典歷史學才是完整的歷史學。

　　因為關注意義，古典的歷史學重視傳世文獻。在中國，討論古典文明，就以五經為本。司馬遷是這樣做的，他依據六經寫作《史記》之五帝本紀與夏、商、周三代本紀。我重複司馬遷的做法，試圖在現代重回古典的歷史學範式。我相信，唯有藉助五經，我們才可了解、體認古典中國的人、事、制度之意義。現代人迷信考古材料，問題是，考古發掘的器物、紋飾甚至文字，本身不能說明什麼，唯有將其置於文明框架中才可獲得意義。而這個框架，只能通過傳世文獻構建。

　　聖王與華夏治理之道

　　沒有人會天真地以為，華夏天下共同體構建過程中的每個王都具有堯、舜、禹、皋陶那樣的美德和智慧。但是，人們完全可以合理地相信，堯、舜、禹、皋陶確實具有那麼偉大的美德和智慧。我們也可以合理地說，華夏文明就是他們創造的

　　當然，劉文瑞教授反問：五經所記之歷史可信嗎？更具體地說，華夏文明開端期之聖王，與文、武、周公創建的禮樂文明，真如五經所呈現的那麼美好嗎？現代人總覺得，那些都是先秦、秦漢之際儒家編造出來的、寄託其理想之烏托邦，絕非歷史實情。

　　毫無疑問，在五千年、四千年前，有幾十、成百的王為華夏天下之共主。他們在位時之作為，有好有壞，共同體對他們的記憶當然也就大不相同。群體性記憶會進行甄別、篩選。經由記憶的篩選，堯、舜、禹、皋陶等聖賢被凸現出來。逐漸地，華夏文明、華夏精神、華夏治理之道人格化於他們身上。

　　沒有人會天真地以為，華夏天下共同體構建過程中的每個王都具有堯、舜、禹、皋陶那樣的美德和智慧。但是，人們完全可以合理地相信，堯、舜、禹、皋陶確實具有那麼偉大的美德和智慧。我們也可以合理地說，華夏文明就是他們創造的。其他王也在活動，但他們只是維持現狀，或者無所作為，甚至反其道而行之。堯、舜、禹、皋陶等聖王則憑藉著美德與智慧，在各種領域中創製立法。華夏文明、華夏天下就是憑藉他們所構造之禮制而成長發育的。他們就是古典華夏歷史的創造者。我們當然可以進一步探索那個時期普通人是如何生活的，今人對古典歷史的認識因此將會更為豐富。但是，血肉再豐富，骨架仍是骨架：華夏文明演進史之大框架，不會因為圖景變得豐富了而不再存在。

　　由此開端期繼續演進，形成周的禮樂文明。其生活之優雅，其治理之智慧，令人嘆為觀止。在此過程中，文、武、周公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而由此上溯，五經所記堯、舜、皋陶、禹、湯之創製立法事業都是必不可少的歷史環節，與周的禮樂文明構成合乎邏輯的時間上的因果鏈條，因而其可信性是無可置疑的。

　　儒家憲政之意涵

　　現代人的偏頗在於，把秦制當成中國政治傳統之全部。我不否認這個傳統之存在，我只想告訴人們，中國還有另一傳統，古典的、憲政的傳統

　　我如此撰寫歷史的目的，不是以旁觀者的姿態，獲得一些關於五千年前、三千年前在華夏大地上生活的人們的一般狀態的知識，而僅為探究、體悟華夏—中國治理之道，它形成於古典，但超越時間限制，是永恆的。這個華夏—中國治理之道極高明而又極平實。道是整全的，包括信仰、價值、生活方式等等，若聚焦於政治，也即治理結構，用現代術語說，聖王所呈現之華夏治理之道，就是憲政之道。

　　因此，憲政就是中國的治理傳統。那麼至少從理念上說，對現代中國人來說，憲政就不是純粹外來的，而是華夏文明內在具有的。當然，我反覆說明，中國不止這一個傳統。秦開創了另一個傳統：君主專制。因此，中國有兩大主流的政治思想與制度傳統：古典的周制傳統，秦制傳統。現代人的偏頗在於，把秦制當成中國政治傳統之全部。我不否認這個傳統之存在，我只想告訴人們，中國還有另一傳統，古典的、憲政的傳統。這個古典的憲政傳統，讓現代中國的思想者、立法者完全可在中國文明內部構想憲政，此即華夏憲政。

　　也可以說是儒家憲政。華夏治理之道見之於五經，研讀五經必須藉助儒家。因為，孔子刪定六經，兩千多年中，六經皆由儒家傳授、闡述。孔子在傳授六經中形成一些獨特的思想，是為諸子百家意義上的儒家。但六經之學才是儒家之學的本源所在，儒家固為諸子百家之一家，與六經的特殊關係讓此家不同各家。於是，五經所呈現的華夏憲政也就成為儒家憲政。孔子以降，儒家就是中國社會中一股強大的憲政化力量，儒家士君子以各種方式馴服皇權。

　　因此，儒家憲政命題首先是歷史學意義上的，它有助於更為準確地揭示中國五千年歷史。如果儒家這個中國文明之主體性力量是黑暗的，那如何解釋中國文明之優美、高貴？同時，這個命題也具有現實意義：中國建立民主、法治，不當以摧毀儒家為前提。相反，儒家復興對於中國建立優良治理秩序，具有重大正面意義。中國的、現代的、穩定的優良治理架構，當在保持知識和政治上的對外開放性之同時，於中國文明之體內構想、營建。它應當是五千年綿延不絕、且在孔子之後由儒家所守護之中國道統的現代展開。這一點將賦予那新的治理秩序以文化、歷史的正當性，而這種正當性是秩序之最深層保障。

　　儒家與憲政：風馬牛豈能相及

　　作者：姚軒鴿

　　筆者也是哈耶克著作的受益者之一，秋風作為譯者為中國引進現代自由主義思想的功德，大家都記在心裡。我們之間的分歧在於：如何實現憲政的路徑選擇方面。我之所以不贊成秋風兄從儒家傳統尋求中國憲政之路的選擇，既是因為儒家與憲政的核心價值根本不搭界，二者治理社會的價值觀就其本質而言是對立和衝突的；同時也因為，即便要從傳統中尋找憲政的積極因子，也不應僅僅局限於儒家。很明顯，中國傳統文化不僅是由儒家一家構成，至少還有道法兩家。但是從儒法分歧可見，其主要爭議在於以怎樣的原則實行專制，而不是要不要專制，這一點必須明白。

　　所以，秋風試圖從儒家思想中找到中國現代化轉型的傳統基因，我以為無異於緣木求魚。西周社會顯然是被美化了，西周不過是「專制政體下的聯邦制」，是「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已；戰國時期是「專制政體下的邦聯制」，是「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已，也因此而被孔子視為「禮崩樂壞」。事實上，先秦時期中國社會運行的專制政體與其後幾千年的專制政體並沒有多少差別，只是後來的專制更加嚴密更加殘酷罷了。

　　道理很簡單，專制主義和自由主義是水火不容的，根本不可能存在專制的自由主義，或者自由的專制主義。當然，對於孔子的思想貢獻，任何理性的研究者都不會熟視無睹。必須強調的是，由於孔子思想的核心在政治上主張專制主義，因此，就其總體思想而言，是弊大於利。而且我認為，孔子思想中的真理顆粒，唯有在民主憲政基礎奠定之後，才可能展現其積極的光彩，在此之前，任何對它的推崇都可能事與願違。也因此認為，「五四」開創的人道自由之路是大道，是未來的希望。現實中的一切災難，其根源恰恰在於傳統中諸多極惡思潮的泛濫，並不在於是否反傳統。而且，也不僅僅在於一種理論，它是多因素構成催生的。

　　基於此，筆者對「秦始皇之前的儒家從來沒有配合過專制」的觀點也認為很存在問題。因為，如前所述，孔子的「克己復禮」，不過是渴望從戰國時期的「專制政體下的邦聯制」回到「專制政體下的聯邦制」，即西周社會的專制政體。這不僅是儒家在配合專制，而且是主動配合。所以筆者認為，未來中國要徹底走上憲政之路，必須用自由主義精神全面改造中國傳統文化，不僅包括儒家，更應包括各家各派，都應改造。或許就此而言，秋風正在盡著自己的本分。可惜的是，他僅僅在儒家一派的「污泥」之中，企圖尋找不染的「憲政」之藕。而且，為此痴狂，毫不顧及言說的時機與可能的惡果，也不惜「牽強附會」地自圓其說。

回顧

　　劉文瑞觀點摘要

　　1.「儒家吉位在野不在朝」。當今更需要警惕的是那種所謂「頂層設計」的囈語。如果有人把秋風的「華夏治理秩序」當作古代的「頂層設計」，就可能事與願違。

　　2.沒有一個國家能夠把傳統當做廢墟清理乾淨，更沒有一個國家能夠無視傳統而走向現代。從這一意義上說，秋風的呼籲是在盡一個學者的本分，這也是值得尊敬的。問題是，傳統究竟是怎樣的傳統？如何賡續，才不會墜入「一廂情願」之中？

　　3.秋風的「以經為史」沒有質疑，只有崇信……其著作中，似乎看不到學者必需的證偽精神，考辨也極少，把《尚書》及其古人註疏作為信史，簡單地把現代學術爭論看作庸人自擾或者別有用心的造作，在一定意義上是迴避質疑。

責任編輯：何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