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杜詩之「盡得古今之體勢」 （作者 沙洲漁火）
「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杜甫用以感喟摯友李白身世的詩句，適足以形容他自己。凄涼以終的杜甫，在辭世四十三年後，受到了著名詩人元稹的高度讚揚。元和八年（813），元稹應杜甫之孫杜嗣業之請，撰寫了著名的《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序》，他這樣評價杜甫：
予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小大之有所總萃焉……唐興，官學大振，歷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練精切，穩順聲勢，謂之為律詩。由是而後，文變之體極焉。然而莫不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實；效齊梁則纖穠莫備。至於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騷，下該沈宋，古傍蘇李，氣奪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使仲尼考鍛其旨要，尚不知貴其多乎哉！苟以為能所不能，無可無不可，則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予觀其壯浪縱恣，擺脫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於子美矣。至若鋪排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況堂奧乎！
其中「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 之言，可以理解為「集大成」之意，這一見解深得宋人之共鳴。《新唐書·杜甫傳》沿用了元稹的觀點：「至甫，渾涵汪茫，千匯萬狀，兼古今而有之，他人不足，甫乃厭余，殘膏剩馥，沾丐後人多矣。」蘇軾則說：「詩至於杜子美，文至於韓退之，書至於顏魯公，畫至於吳道子，而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東坡集》卷二十三《書吳道子畫後》）在此基礎上，秦觀明確提出了「集大成」的概念：
（韓愈文）猶杜子美詩，實積眾家之長，適其時而已。昔蘇武李陵之詩，長於高妙；曹植劉公幹之詩，長於沖淡；謝靈運鮑照之詩，長於峻潔；徐陵庾信之詩，長於藻麗。於是杜子美，窮高妙之格，極豪逸之氣，包沖淡之趣，兼峻潔之姿，備藻麗之態，而諸家之作所不及焉。然不集眾家之長，杜氏亦不能如斯也，豈非適當其時故也？孟子曰……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謂集大成。嗚呼！杜氏、韓氏，亦集詩文之大成歟！（《淮海集》卷二十二《韓愈論》）
很顯然，秦觀與上述諸人所論，含義大體一致，都是在說杜詩各種風格無不具備。宋代其他學者復有相似評論，如徐鹿卿云：「有豪放焉，有奇崛焉，有平易焉，有藻麗焉，四體之中平易尤難工。就唐人論之，則太白得其豪，牧之得其奇，樂天得其易，晚唐得其藻麗；兼之者少陵，所謂集大成者也。」（《清正存稿》卷五《跋黃瀛父適意集》）也有人從詩法、詩體等角度加以闡發，如陳師道《後山詩話》曰：「蘇子瞻雲，子美之詩，退之之文，魯公之書，皆集大成者也。學者當以子美為師，有規矩，故可學。」又說：「王介甫以工，蘇子瞻以新，黃魯直以奇；而子美之詩，奇、常、工、易、新、陳，莫不好也。」再如劉克莊曰：「少陵實兼風、雅、選、隋唐眾體」（《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百一十《跋黃貢士卷》）。
眾人的眼光是敏銳而深刻的，他們道出了杜詩的博大精深以及取得如此巨大成就的重要原因乃在於轉益多師、博採眾長，既非肯定一切，亦不否定一切，而是善於全面吸收前人詩歌的精華，為我所用。自隋至於初、盛唐，人們對六朝詩歌一片聲討、否定之聲。隋末王通在《中說·事君篇》云：「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謹；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則典。鮑照、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吳筠（應為「均」）、孔（稚）圭，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謝庄、王融，古之纖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誕。或問劉孝綽兄弟，子曰：鄙人也，其文淫。或問湘東王兄弟，子曰：貪人也，其文繁。謝眺，淺人也，其文捷。江總，詭人也，其文虛。皆古之不利人也。」 提倡風骨與興寄的陳子昂在其著名的《與東方左史虯修竹篇書》中說：「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漢、魏風骨，晉、宋莫傳，然而文獻有可征者。仆嘗暇時觀齊、梁間詩，彩麗競繁，而興寄都絕，每一詠嘆。」在他們眼裡，這些文人的作品是六朝之短祚與動蕩的誘因，從儒家論文強調其社會教化功能的傳統觀念出發，他們將六朝文學全盤否定。然而杜甫卻與眾不同，他一方面清醒地認識到齊梁文學之浮艷空虛的成份，提醒自己「竊攀屈宋宜方駕，恐與齊梁做後塵」（《戲為六絕句》其五），另一方面又孜孜不倦地借鑒其長處，絕不一味復古：「不薄今人愛古人，清詞麗句必為鄰」（同上）。他毫不掩飾對許多六朝詩人的景慕與讚賞，如他稱讚李白的詩篇：「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春日憶李白》）、「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與李十二白同尋范十隱居》）」；欣賞孟浩然「賦詩何必多，往往凌鮑謝」（《遣興五首》其五）、「不復見顏鮑，系舟卧荊巫」（《遣懷》）……六朝詩人中，他對庾信最為推崇：「庾信文章老更成，凌雲健筆意縱橫」（《戲為六絕句》其一）、「庾信平生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詠懷古迹五首》其一）。清人馮班謂：「千古會看齊梁詩，莫如老杜。曉得他好處，又曉得他短處」（《鈍吟雜錄》卷四）。
杜甫轉益多師的創作實踐及驚人成就早為學者們所認識，我們在此需要重視的是，盛唐詩人中，為何只有杜甫能夠獨具隻眼，在一片對六朝文學的撻伐聲中，冷靜地思考六朝詩人創作的長處，並直言不諱地提出向他們學習呢？我們說，這與他能夠恪守儒家所提倡的「中庸」之道密切相關。
在所有中國哲學流派中，儒學堪稱最具包容性和同化力的開放性學說體系，儒家教義一向提醒人們中正為心、切莫失之於偏頗，執其兩端而取其中，兼蓄並包，取長補短。《國語·鄭語》曰：「和實生物，同則不繼。」《尚書·皋陶謨》主張：「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彰厥有常吉哉！」意思是說，為人處事要寬宏而又嚴肅，溫和而有主見，謙遜而又莊重，多才而又誠敬，馴服而又堅毅，直率而又柔和，曠達而又廉貞，剛毅而又踏實，強猛而又合乎道義，要表彰具備這九種品德的人啊！從皋陶所列舉的相反相成之九德中，我們可以發現，儒家所推崇的健全人格是那種剛柔並濟、寬猛相宜、能動能靜的類型，而不是一味的陰柔或陽剛。表現在對待事物的態度上，則是虛心接納，通過「濟其不足，以泄其過」的轉化生成過程，達到整體和諧的最佳狀態，孔子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論語·子路》）生長於世代奉儒守官家庭的杜甫正是得天獨厚地秉承了儒家這種兼容並包、良性運轉的內在心理機制，並成功應用於對文學遺產的傳承與創新上，從而走出了一條完全屬於自己的路，並由此抵達「一覽眾山小」的大成境界！
杜甫的「集大成」，並不只限於他集前人之「大成」，同樣還意味著對後來全新的詩歌范型的開啟與奠基——即 「由魏晉——盛唐的和諧、對稱、含蓄、宏麗之『雅』向奇險、刻削、直露、平朴之『俗』的中唐文化風氣乃至『宋調』的轉變。」① 杜甫對中晚唐詩人的影響非常普遍和深刻，宋人孫僅在《讀杜工部詩集序》云：
公之詩支為六家：孟郊得其氣焰，張籍得其簡麗，姚合得其清雅，賈島得其奇僻，杜牧、薛能得其豪健，陸龜蒙得其瞻（應為『贍』）博。皆出公之奇偏爾，尚軒軒然自號一家，爀世煊俗。後人師擬不暇，矧合之乎？
孫氏之言頗有見地，但遠不夠全面，中晚唐詩人從思想內涵、藝術手段等方面向杜甫學習，還有非常成功的幾家：白居易、元稹、韓愈、李商隱。長達八年的安史之亂及隨後的內亂，不僅摧毀了社會經濟，更嚴重的是，摧毀了思想文化。一批進步的封建士大夫開始冷靜地反思社會弊端，積極尋找救世良方，杜甫那鮮明的華夷之辨、賢人政治理念與大膽揭露現實弊端的詩筆，引起他們由衷的認同和共鳴，因此，中晚唐的學杜、追杜，不只限於藝術技巧方面，而且也在思想內容方面展開。
從思想資源的繼承方面來看，表現最為熱心的當屬元稹、白居易。元稹早在少年時時，已被杜甫憂時傷世的詩篇所打動，他在《敘詩寄樂天書》中談及自己在讀過陳子昂《感遇》之後，「又久之，得杜甫詩數百首，愛其浩蕩津涯，處處臻到，始病沈、宋之不存興寄，而訝子昂之未暇旁備矣。」 （《元稹集》卷三十）白居易在被貶江州時，寫了著名的《與元九書》，其中說道：「唐興二百年，其間詩人，不可勝數。所可舉者，陳子昂有《感遇》詩二十首，鮑防有《感興》詩十五首。又詩之豪者，世稱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首，至於貫穿今古，覼縷格律，盡工盡善，又過於李。然撮其《新安》、《石壕》、《潼關吏》、《蘆子》、《花門》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亦不過三四十。杜尚如此，況不逮杜者乎？」①他在《讀李杜詩集因題卷後》詩中說：「翰林江左日，員外劍南時。不得高官職，仍逢苦亂離。暮年逋客恨，浮世謫仙悲。吟詠留千古，聲名動四夷。文場供秀句，樂府待新詞。天意君須會，人間要好詩。」 元稹於元和十二年（817），作《樂府古題序》一文，其中對杜甫諷詠時事的新題樂府推崇備至：「自風雅至於樂流，莫非諷興當時之事……沿襲古題，唱和重複，……尚不如寓意古題，刺美見事，猶有詩人引古以諷之義焉。……近代唯詩人杜甫《悲陳陶》、《兵車》、《麗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無復依傍。予少時與友人樂天、李公垂輩，謂是為當，遂不復擬賦古題。」（《元稹集》卷二十三）元白等人繼承了杜甫關心時事政治、關注民生疾苦的現實主義創作精神，其《秦中吟》、《新樂府》等大量詩篇，用通俗的語言、諷喻的手法，大膽揭露社會弊政，挺身而出為百姓代言，正如白居易在《新樂府序》中所云：「其辭質而輕，欲見之者易諭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其事核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於樂章歌曲也。總而言之，為君、為臣、為民、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創造出一種近似於詩體報告文學兼政論的文學樣式，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上真可謂獨具一格。
從詩藝進學方面來看，韓孟與李商隱學杜，成就最為突出。
中唐時期，社會動蕩、經濟凋敝，知識階層生活品質嚴重下降的同時，心理也日趨變得起伏敏感。我們讀杜甫的詩作，已深切感受到，窮愁潦倒的詩人從不迴避描寫自己的困頓疏懶之狀、羞慚落魄之感；同樣，詩人亦偏愛將一些怪奇、誕幻的意象入詩。這些作品，在杜甫生前，尚無多少人讚賞傳誦，而幾十年之後，卻開始成為詩壇風尚，被許多人追捧、效仿，韓愈在《荊潭唱和詩序》中說：「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歡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恆發於羈旅草野。」他還提出「不平則鳴」的文學主張：
大凡物不得起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盪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為聲者，其皆弗平者乎！（《送孟東野序》）
孟郊的詩便以「貧瘦」聞名天下。其窮愁多病的程度，顯然較杜甫有過之而無不及。杜甫只是信手拈來，把自己的苦況如實反映在詩中，而孟郊則更發揮了其超常的想像力，讀來更感刻削和真切：
無火炙地眠，半夜皆立號。冷箭何處來，棘針風騷勞。
霜吹破四壁，苦痛不可逃。高堂槌鍾飲，到曉聞烹炮。
寒者願為蛾，燒死彼華膏。華膏隔仙羅，虛繞千萬遭。
到頭落地死，踏地為游遨。游遨者是誰，君子為鬱陶。
——《寒地百姓吟》
天寒色青蒼,北風叫枯桑。 厚冰無裂文,短日有冷光。
敲石不得火,壯陰奪正陽。苦調竟何言,凍吟成此章。
——《苦寒吟》
孟郊的「寒」，不僅是觸覺，更有視覺與聽覺上的真實感受，沒有深刻的生活體驗，沒有窮力而追新的詩歌美學追求，是寫不出這樣的詩的。
韓愈學杜，集中在奇險一節，他在《調張籍》一詩中敘述了自己對李杜之奇思妙想之迷戀簡直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作詩效法杜甫「語不驚人死不休」，主張「唯陳言之務去」：
想當施手時，巨刃磨天揚。垠崖劃崩豁，乾坤擺雷硠。
惟此兩夫子，家居率荒涼。帝欲長吟哦，故遣起且僵。
剪翎送籠中，使看百鳥翔。平生千萬篇，金薤垂琳琅。
仙官敕六丁，雷電下取將。流落人間者，大山一毫芒。
我願生兩翅，捕逐出八荒。精神忽交通，百怪入我腸。
刺手拔鯨牙，舉瓢酌天漿。騰身跨汗漫，不著織女襄。
顧雨地上友，經營無太忙。乞君飛霞佩，與我高頡頏。
這些波詭雲譎的怪誕意象，確實出人意表、聳人聽聞，自然而然便會產生一種轟動效應。不只韓愈，以險怪為美的大有人在，如盧仝、馬異、皇甫湜、劉叉、李賀等等，皆屬於這一派，都表現出求新求變的創作傾向：
赤地炎都寸草無，百川水沸煮蟲魚。
定應焦爛無人救，淚落三篇古《尚書》。
——馬異《貞元旱歲》
蛤蟆蟆，叩頭莫語人聞聲。
揚州蛤蜆忽得便，腥臊臭穢逐我行，我行化作青泥坑。
——盧仝《客請蛤蟆》
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
角聲滿天秋色里，塞上燕脂凝夜紫。
半卷紅旗臨易水，霜重鼓聲寒不起。
報君黃金台上意，提攜玉龍為君死。
——李賀《雁門太守行》
清代詩人趙翼論述韓愈張揚險怪詩風的話，大致也適用於李賀等人：「至昌黎時，李杜已在前，縱極力變化，終不能再辟一徑。惟少陵奇險處，尚有所推擴，故一眼覷定，欲從此劈山開道，自成一家。此昌黎注意所在也。」（《甌北詩話》卷三）然而，他們亦並非為怪而怪，而是一種鬱勃不平之氣的外化。寒瘦、險怪派詩人大都身世貧寒、經歷坎坷：韓愈三歲而孤，靠兄嫂撫養成人，四次考進士方及第，三次考吏部方通過，早早地就牙齒脫落、頭髮掉光，好不容易在政治上有了進展，又因諫迎佛骨而觸怒皇帝，遭貶荒瘴之地；孟郊一生困頓落魄，屢試不第，流寓異鄉，46歲才中進士；劉叉年少因酒殺人，後折節讀書，但仕途不遂，不知所終；李賀本為皇室宗親，卻深受禮法迫害，因其父李晉肅之「晉」與進士之「進」諧音，而被取消了考試資格，斷絕了一生的志向抱負；盧仝進身無望，索性隱居少室山，過著窮困潦倒的生活……總之，他們都對現實人生充滿了憤激和不平，只好借光怪陸離之語加以泄導和平衡。對於他們這種嘗試和取得的成就，後人是認同並讚賞的，他們豐富了儒家詩學內涵和表現形式。
元白學杜之平易，韓孟學杜之險怪，李商隱則學杜之深奧，「於李、杜、韓後，能別開生路，自成一家者，惟李義山一人，既欲自立。勢不得不行其心之所喜深奧之路。義山思路既自深奧，而其造句也，又不必使人知其意，故其詩七百年來知之者尚鮮也。」（清吳喬《圍爐詩話》卷三）「學杜而處處規模，此笨伯也，終身不得升其堂，況入其室。唐人升堂，惟李義山一人而已。嘗頌其『池光不受月，暮氣欲沉山』、『江海三年客，乾坤百戰場』，舉以問唐堯春曰，此何人也?曰『少陵也』。余曰：『此非少陵，乃善學少陵之義山也』。」（清李調元《雨村詩話》）據宋魏慶之的《詩人玉屑》卷十七《蔡寬夫詩話》云：「王荊公晚年亦喜義山詩，以為唐人知學老杜而得其藩籬者，惟義山一人而已。」 吳喬言義山「深奧」，李調元、王安石言義山最得杜之真傳，我們說，義山所得杜之真傳，恰在於「深奧」——即內心隱秘的幽隱含蓄之表現。老杜善於傳寫心緒的飄忽不定、天馬行空，關於這點，我們在其後期作品中有深刻體會，如《秋興八首》，使用的完全是 「意識流」的創作手法，詩人將現實與歷史、興盛與衰敗、回憶與想像巧妙地融會在一起，呈現在讀者面前的，一會兒是秋天的裊裊風煙，一會兒是春日的仙侶翩翩，一會兒是綉闥歌舞，一會兒是漁舟輕泛；迴響在讀者耳畔的，一會兒是高天暮砧，一會兒鸚聲婉轉，一會兒是笳鼓悲鳴，一會兒是百官朝奏……「叢菊」怎麼開「他日淚」？「石鯨」又如何「動秋風」？不可思議的意象疊加，正是作者傷時嘆逝之心象的外在映現。總之，詩人「在宏觀的意境中融入更深沉的思考……雖然也表現個人的不幸、民生的苦難、國家的災難，但詩作的重心已由展現乾坤顛倒、民生凋敝的表面性苦難而向表現詩人心靈的震蕩、內心的思索轉變。詩人多在歷史與現實、回憶與反思中展現內心的感受，使簡短的七律體現出一種恢弘壯大之氣，一種深厚的歷史蘊含。」②這種內心層次的開拓，對李商隱有莫大的啟示，是他在詩歌創作中著意經營且流芳千秋之所在，比如「獨恨無人作鄭箋」的《錦瑟》，那麼多讓人魂牽夢繫卻又叫人猜不透、想不通的《無題》詩，若理智地去詮解、分析，它們顯得那般煙籠霧繞、看不分明，著實無法「達詁」，但若以自己的情感去體驗、用自己的心靈去感受，它們卻是如此引人入勝，讓人心醉神迷。
杜甫對「宋調」的形成意義至巨。一代有一代之文學，唐詩與宋詩，向稱「唐音」與「宋調」，各具特色，判然分明。唐詩興象玲瓏、言有盡而意無窮；宋詩則以文為詩，每多議論；唐詩重情，宋詩重理。繆鉞在《論宋詩》一文中對此有精闢論斷：
唐詩以韻勝，故渾雅而貴蘊藉空靈；宋詩以意勝，故精能而貴深析透闢。唐詩之美在情辭，故豐腴；宋詩之美在氣骨，故瘦勁。唐詩如芍藥海棠，穠華繁采；宋詩如寒梅秋菊，幽韻冷香。唐詩如啖荔枝，一顆入口，則甘芳盈頰；宋詩如食橄欖，初覺生澀而回味雋永。譬如修園林，唐詩則如迭石鑿池，築亭辟館；宋詩則如亭館之中，飾以綺疏雕檻，水石之側，植以異卉名葩。譬諸游山水，唐詩則如高峰遠望，意氣浩然；宋詩則如曲澗尋幽，情境冷峭。唐詩之弊為膚廓平滑，宋詩之弊為生澀枯淡。
以氣節、修養、學識相標的宋人，對杜甫的推崇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宋詩四大家」王安石、蘇軾、黃庭堅、陸遊無不對杜甫頂禮膜拜，無論是杜甫思想上的關心民生疾苦、針砭時弊，還是其藝術上的好用典、重鍊字、善立意、多議論等，都為他們所繼承。談到杜甫對宋詩的影響，我們不能不談到「江西詩派」。北宋後期，江西詩人黃庭堅在詩壇上影響甚大，追隨者甚眾，逐漸形成以黃庭堅為中心的詩歌流派。徽宗時，呂本中作《江西詩社宗派圖》，尊黃庭堅為詩派之祖，下列陳師道、潘大臨、謝逸、洪炎、汪革、李錞、韓駒、李彭、晁沖之、江端本、楊符、謝薖、王直方、高荷等25人，認為這些詩人與黃庭堅是一脈相承的（詩派中並不都是江西人）。後被人歸入江西詩派的還有呂本中、曾幾、陳與義等。稍後曾紘、曾思等人也被補入江西詩派。詩派成員普遍崇拜杜甫；宋末方回將杜甫和黃庭堅、陳師道、陳與義稱為江西詩派的一祖三宗。江西詩派的詩歌理論強調「奪胎換骨」、「點鐵成金」，即或師承前人之辭，或師承前人之意，而重在呈現全新的風貌；崇尚瘦硬奇崛的詩風；追求字字有來處，以學問為詩
注釋：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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