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鏈斷裂是專制政權崩潰的前兆

2011年春，夏如秋在安徽

夏如秋《皖游札記》合肥篇13

人才鏈斷裂是專制政權崩潰的前兆

——評梁啟超著《李鴻章傳》 

李鴻章故居

李鴻章故居位於合肥淮河路中段。漫步園內，突然由梁啟超撰寫的《李鴻章傳》想到一個問題：以李鴻章之傑出幹才，仍不能挽救大清江山，關鍵一點在於，當時人才鏈已經斷裂，從而導致專制政權的崩潰。

1853年，太平軍入皖，合肥人李鴻章奉命隨呂賢基回安徽幫辦團練，征戰之間互有勝負，成效不大。多次幸免於難後，李鴻章以屢敗屢戰體現出的忠勇，受到清政府嘉獎，由知縣升任按察使。1858年7月，太平軍再次攻入廬州（今合肥），焚毀李鴻章祖宅。李鴻章兵敗後赴江西建昌，入曾國藩幕府，掌管文案。

李鴻章隨湘軍數年，耳濡目染，細心領會，深得曾國藩治軍精髓。1862年初曾國藩任兩江總督時，太平軍李秀成部進擊上海。為解上海之危，曾國藩迫不得已分湘軍所屬郭松林、程學啟部給李鴻章。李鴻章又收編了與父親李文安生前有關聯的安徽團練潘鼎新、張樹聲、劉銘傳等部，組成淮軍，由安慶出發，分三批遠征上海。從此李鴻章自立門戶，與湘軍遙相呼應，漸成犄角之勢。他協助曾國藩平內亂、興洋務、辦外交，活躍於晚清40餘年，以「李合肥」名滿中外，1901年11月病逝於北京。

僅僅1個多月後，遠在日本流亡的維新派首領梁啟超，編著完成《李鴻章傳》，是為第一本研究李鴻章生平得失的學術專著。寫完此書，梁氏自信地說：

合肥之負謗於中國甚矣。著者與彼於政治上為公敵，其私交亦泛泛不深，必非有心為之作冤詞也。顧事中多為解免之言，頗有與俗論異同者，蓋作史者必當以公平之心行之，不然何取乎？……合肥有知，必當含笑於地下曰：「孺子知我」。

90多年後，在史學界重評李鴻章的浪潮中，美國學者劉廣京認為，梁啟超的《李鴻章傳》「定下了此後所有對李鴻章否定評價的調子」。

劉廣京此言前後，史學界重評梁啟超的浪潮方興未艾。進入21世紀，人們對梁啟超的興趣仍然有增無減，實已超過對李鴻章的興趣。梁啟超的民主憲政思想，成為當今中國學術界關注的熱點問題。

李鴻章和梁啟超均不容於後來長期執政的國共兩黨，然而他們所留下來的遺產，均可在梁啟超著《李鴻章傳》中看到一些。對歷史的感悟，對現實的啟示，我們在這裡能夠得到雙重的收穫。

梁啟超著《李鴻章傳》的思想基礎：自由與民主

鴉片戰爭前後，以林則徐為代表的開明官員提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在此後半個世紀，以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為代表的洋務派，在平息太平天國內亂和後來的自強運動中，開始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在他們眼中，中國傳統的儒家政治已經非常理想和完善，洋人的「長技」僅船堅炮利而已，西方先進的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不在學習之列。所以中國人在遊學歐洲時，只打聽哪家的船、炮更好，而日本人更熱衷於討論學術，對比官制的好壞。當時的德國首相俾斯麥斷言：30年後日本將興起，中國將衰弱。

1884年的中法戰爭，初步暴露了中國政治制度的缺點，有人開始注意到這個問題。中國在甲午戰爭中一敗塗地，催生了康有為托古改制思想。他披著孔子的外衣，提出變法主張。這種方式的優點是有利於官僚士大夫階層接受，缺點是脫離普通群眾，難以達到思想啟蒙的效果。在1898年政變前，梁啟超的觀點與他的老師康有為並無不同，尚無獨立見解，但他不像康有為那樣繞來繞去，而是直截了當。戊戍變法的本質，是要探索一條以民權代替君權、以民主憲政代替封建專制的改革道路，屬體制內革新。

梁啟超到日本後不久，蔡鍔、林圭等11名當年在長沙時務學堂的學生也來到這裡。他們經常在一起研究時局，暢談理想，交流閱讀約翰·穆勒的《論自由》（當時嚴復譯為《群己權界論》）的心得，關注社會生活中個人的權力和自由。有一次，蔡鍔寫道：「孔子曰：匹夫不可奪志。志者何？自由之志也。」梁啟超立刻發揮道：「志之自由，則思想之自由也，為一切自由之起點。」從1899年7月開始，梁啟超在《清議報》上連載《自由書》70多篇，大力呼籲思想、言論、出版三大自由。

日本是東西方文明的中轉站，當康有為的思想停止不前、日顯暮氣時，梁啟超在這裡，基本上完成了對西學的認識和了解，並結合自己的感悟，形成了比較徹底的社會政治改造思想。通過辦《清議報》，他在介紹西方新文化和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時，一種通俗易懂、朝氣蓬勃、激情澎湃、鏗鏘有力的「新文體」也日臻成熟。這種「新文體」，對中下層知識分子特別是青年學生，具有難以抗拒的吸引力。

嚮往民主自由，批判封建專制，成為這一時期梁啟超思想的主流。在《擬討專制政體檄》一文中，他寫道：

專制政體者，我輩之公敵也，大仇也，有專制則無我輩，有我輩則無專制。我不願與之共立，我寧願與之偕亡！使我數千年歷史以膿血充塞者誰乎？專制政體也。使我數萬里土地為虎狼窟穴者誰乎？專制政體也。使我數百兆人民向地獄過活者誰乎？專制政體也。

1900年，20世紀的光芒照耀大地。梁啟超在《清議報》發表了著名的《少年中國說》：

制出將來之少年中國者，則中國之責任也。使舉國之少年而果為少年也，則吾中國為未來之國，其進步未可量也……故今日之責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強則國強，少年獨立則國獨立，少年自由則國自由，少年進步則國進步，少年勝於歐洲，則國勝於歐洲，少年雄於地球，則國雄於地球。紅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瀉汪洋；潛龍騰淵，鱗爪飛揚；乳虎嘯谷，百獸震惶；鷹隼試翼，風塵翕張；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幹將發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蒼，地履其惶；縱有千古，橫有八荒；前途似海，來日方長。美哉，我少年中國，與天不老！壯哉，我中國少年，與國無疆！

字裡行間洋溢的樂觀自信，催人奮進。

到1901年，梁啟超已經遊歷了檀香山、新加坡和澳大利亞，眼界大開。與孫中山、章太炎等革命黨人的交往，也使他重新審視、調整自己的政治理想。他雖然主張君主立憲制度，但已沒有封建皇權意識，其之所以主張「保皇」而不是「革命」，是不願引起劇烈的社會動蕩，使社會轉型成本太大。在建立民主制度這個問題上，他與孫中山的革命派並無本質區別，不同點在於實現目的的手段。一個人的民主思想是否徹底，主要取決於政體思想，而不在於國體。這個時候，他表面上與康有為保持一致，但實際上已突破了康有為思想的束縛。

當年11月李鴻章逝世時，日本報紙大量報道相關消息。此時梁啟超正準備撰寫《南海康先生傳》。他立刻意識到圍繞李鴻章可以做一篇大文章，通過李鴻章40多年的官宦生涯，以總結洋務運動得失、闡明自己的政治主張。其時長子梁思成出生只有半年，他把大量家務推給夫人，埋頭於《李鴻章傳》的寫作。只用了40多天，就寫成了這部10多萬字的人物傳記。由於《李鴻章傳》涉及中國40年來若干重大事件，書名又叫《中國40年來大事記》。

他寫完此書，有感於李鴻章政治生涯的成敗，特撰一幅輓聯：「太息斯人去，蕭條徐泗空，莽莽長淮，起陸龍蛇安在也；回首山河非，只有夕陽好，哀哀浩動，歸遼神鶴竟何之。」

沒有先進的政治制度不能建設一個強大的國家

海軍衙門大臣。從左至右：善慶、醇親王、李鴻章。

梁啟超著《李鴻章》，表面上是以維新派評價洋務派，實質上是以現代西方民主製為標準，考察中國傳統政治的缺失。他指出沒有先進的政治制度為依託，單純引進西方科學技術，必然形成社會發展的「跛腳」現象。

他通過剖析李鴻章，使人們強烈地認識到，現代國家的競爭，終究是全體國民素質的競爭，其背後是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競爭。如果僅僅停留在科學技術這個層面是不行的，治標不治本的修修補補，雖能逞一時之強，最終只會遭到失敗。沒有一個先進的政治制度，不能建設一個強大的國家——這是梁啟超在《李鴻章傳》中，得出的最重要的結論。

對於李鴻章的才幹、氣質和個人品質，梁啟超給予了積極評價：「現今五十歲以上之人，三四品以上之官，無一可以望李之肩背者，則吾所能斷言也。」

李鴻章時代的中國，面臨「三千年來未有之大變局」。梁啟超分析李鴻章的一生，既將其放在中國數千年來政權變遷中進行歷史縱向比較，也將其放在19世紀列強興起的世界格局中進行橫向比較，體現出高屋建瓴的世界眼光。

梁啟超認為：「中國數千年歷史，流血之歷史也，其人才，殺人之人才也。歷觀古今以往之跡，惟亂世乃有英雄，而平世則無英雄。事勢至道咸末葉，而所謂英雄，乃始磨刀霍霍，以待日月之至矣。蓋中國自開闢以來，無人民參與國政之例，民之為官吏所凌逼，憔悴虐政，無可告訴者，其所以抵抗之術，只有兩途，小則罷市，大則作亂。」於是產生了洪秀全的太平天國，於是產生了鎮壓洪秀全的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人。而洪秀全的短視、無能和倒行逆施，最終成就了曾、左、李的功業。所以在梁啟超看來，李鴻章只能是「為時勢所造之英雄，非造時勢之英雄也。」這裡是說，李鴻章沒有獨樹一幟的政治眼光，缺乏創造力，只能是一般意義的英雄。梁啟超進而分析闡述：

李鴻章不識國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勢，不知政治之本原，當此十九世紀競爭進化之世，而彌縫補苴，偷一時之安，不務擴養國民實力，置其國於威德完盛之域，而僅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更挾小智小術，欲與地球著名之大政治家相角……李鴻章晚年之著著失敗，皆由於是。

行文至此，不到30歲的青年政論家梁啟超，指責年近80歲的老政治家李鴻章「僅拾泰西皮毛」，體現出沒有迷信、沒有權威的超人膽識。

李鴻章一生主要辦了三件事：平定內亂，興辦洋務，經營外交。

對於李鴻章參與鎮壓太平軍和捻軍，梁啟超基本持肯定態度，但同時也指出：「夫平發平捻者，是兄與弟鬩牆」。他引用俾斯麥的話來加強自己的觀點：「我歐人以能敵異種者為功。自殘同種以保一姓，歐人所不貴也。」也基於這一點，梁啟超否定了有人稱李鴻章為「東方俾斯麥」的說法，認為李鴻章根本不能與俾斯麥相提並論。

對於洋務運動，梁啟超列表詳細展示李鴻章歷年所辦各事，集中在軍事與商務，不可謂沒有成效，然而仍慘敗於日本。他毫不客氣地指出：「李鴻章坐知有洋務，不知有國務……其於西國所以富強之原，茫乎未有聞焉，以為吾中國之政教文物風俗，無一不優於他國，所不及者惟槍耳炮耳船耳鐵路耳機器耳，吾但學此，而洋務之能事畢矣。」他根據歷史事實，對洋務運動最後的評論是「平內亂有餘，御外侮不足」。

對於李鴻章所辦外交事務，梁啟超尤為痛心。他從朝鮮問題入手，層層解剖。一是懶於應付，推脫宗主國的責任；二是無視明治維新給日本帶來的變化，輕視對手，貿然與之簽定《中日天津條約》，留下隱患。日本處心積慮，而中國粗心大意。一旦事急，不積極備戰出擊，反求助俄英調解，示弱於對手，以致後來環環相扣，局面無法收拾。他指出李鴻章在辦理外交時，喜歡耍小聰明：「李鴻章之手段，專以聯某國制某國為主，而所謂聯者，又非平時而結之，不過臨時而嗾之，蓋有一種戰國策之思想，橫於胸中焉……而往往因此之故，所失滋多。」儘管梁啟超體諒李鴻章各種不得已之處，但他對李鴻章之外交，基本全盤否定。

梁啟超對李鴻章是同情的。他說：「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對李鴻章認識水平的局限可能給他死後的中國帶來的嚴重後果，梁啟超深表擔心：「後此內憂外患之風潮，將有甚於李鴻章時代數倍者，乃今也欲求一如李鴻章其人者，亦渺不可復睹焉。念中國之前途，不禁毛髮栗起，而未知其所終極也。」

20世紀初的中國歷史，不幸被梁啟超言中。沒有政治制度設計的「跛腳」發展，不足以自強，不僅使統治者失去政權，更讓中國人民飽受其害。

專制政體與清政府的人才鏈斷裂

梁啟超青年時代就非常敬仰龔自珍，對他重視、發現人才的呼籲感同身受。他認為，專制制度的一大弊端，喜歡奴才而不喜歡人才。也就是說，人才鏈的斷裂，是專制政權崩潰的前兆。

在1896年發表的《變法通議》中，他對變法與人才的關係一語中的：「吾今為一言以蔽之曰，變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興，在開學校，學校之立，在變科舉，而一切要其大成，在變官制。」

著《李鴻章傳》時，梁啟超列舉大量事實，痛心疾首地總結道：「今日世界之競爭，不在國家而在國民。」他寫道：

李之死，於中國全局有關係與否，吾不敢知，而要之現在政府失一李鴻章，如虎之喪其倀，瞽之失其相，前途岌岌，愈益多事，此又吾之所敢斷言也。抑吾冀夫外國人之所以論非其真也。使其真也，則以吾中國之大，而惟李鴻章是賴，中國其沒有瘳耶？

在鎮壓太平天國和捻軍的過程中，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鴻章、彭玉麟、劉長佑、曾國荃、曾紀澤等一大批人才脫穎而出。他們深受儒家政治理想的熏陶，知軍事，懂經濟，同時也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他們統率的湘軍、淮軍具有很強的戰鬥力，南征北戰，造就了著名的同治中興，大清政局為之一振。在後來收復新疆和中法戰爭中，湘軍、淮軍也有不錯的表現。

然而他們和李鴻章一樣，才能是有相當局限的。即便如此，封建專制政體也無法確保這樣的人才不斷產生。到19世紀90年代，促成同治中興的絕大多數得力幹將已經死去，只剩李鴻章一人苦撐危局。而李鴻章既受高層猜忌，也受庸人掣肘，諸事不如心愿。專制政體，一方面制度性的枯竭人才，另一方面制度性地滋生腐敗。軍隊缺乏管理和訓練，戰鬥力下降，如梁啟超所說「克減口糧盜掠民婦之事，時有所聞，乃並紀律而無之也」。中日事急，不能及時作出判斷，也沒有明確的作戰計劃。及至戰爭爆發，陸軍隨葉志超一潰千里；海軍將領「始終坐待敵攻，致於人而不能致人，畏敵如虎」，且「不知用快船快炮」；海軍士兵也面臨「槍或苦窳，彈或膺物，彈不對槍，葯不隨械」的困境。而日軍有備而來，英勇善戰，上下同心，孤注一擲。兩相比較，清軍怎能不敗？

有鑒於此，梁啟超專門將中國的李鴻章與日本的伊藤博文作了一番比較：

李鴻章與日相伊藤，中日戰役之兩雄也。以敗論，自當右伊而左李，雖然，伊非李之匹敵也……伊藤之輕重於日本，不如鴻章之輕重於中國，使易地以處，吾恐不相及也。雖然，伊有優於李者一事焉，則曾遊學於歐洲，知政治之本原是也。此伊所以能制定憲法為日本長治久安之計。李鴻章則惟彌縫補苴，畫虎效顰，而終無成就也。但日本之學如伊藤者，其同輩不下數百，中國之才如鴻章者，其同輩不得一人。

也就是說，中日之戰的失敗，終究是人才的短缺，人才鏈的斷裂。而人才鏈的斷裂，背後是政治制度的優劣。當時梁啟超已經在日本生活了3年，和日本各界有廣泛接觸，故此言不虛，應當是他經過深思熟慮後有根有據的理性判斷。

在《李鴻章傳》全書結束的篇尾，梁啟超寓意深刻地引用了龔自珍的《己亥雜詩》：「九洲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

那麼，在梁啟超看來，什麼樣的人可以稱為「人才」呢？他的回答是：「新民！」——即「新國民」。

什麼樣的人可以稱為「新民」？李鴻章固然可以稱為「英雄」和「人才」，但還不是「新民」。梁啟超有12條「新民」的標準：1、講公德，「人人相善其群」；2、具有國家思想，不能「只知天下而不知有國家」；3、具有冒險精神，這是社會發展的動力；4、具有天賦人權思想，每個國民要敢於認識和爭取自己的權利；5、具有自由思想，國家、民族和個人的自由同樣重要；6、自治思想，國民必須知法、學法、守法；7、自尊，有了國民的自尊自愛，國家的自尊才有基礎；8、合群，將來的新國民，以憲法、共和、民權為準繩集合起來；9、毅力，「志不足恃，氣不足恃，才不足恃，惟毅力者足恃」；10、義務思想，有權利就有義務，兩者對等；11、尚武精神；12、自我修養。

概括起來一句話，在20世紀初，梁啟超通過撰寫《李鴻章傳》，提出了人的現代化問題。沒有人的現代化，不能稱為「人才」，也不成為一個合格的「新國民」。

寫完《李鴻章傳》後，他停止了已辦3年的《清議報》，從1902年1月起，創辦了《新民叢報》，他要為提高全民素質搖旗吶喊，他要為喚起民眾覺悟而奔走呼號。《新民叢報》成就了一個全新的梁啟超。由此，他成為中國思想啟蒙的先驅。

100多年後，我們重讀梁啟超的這些文字，依然能夠感覺到他那顆熾熱的心臟在跳動。他的思想超越了時代，不僅與封建專制相去甚遠，而且與身後盛行的一黨政治和思想鉗制格格不入。他的思想至死沒有改變，但在20世紀，他是孤獨的。

民主政治是人才輩出最有力的制度保證

梁啟超

梁啟超在《李鴻章傳》中，多次提到「國民之原理」和「政治之本原」。要準確理解這兩個概念，需要考察1901年前後梁啟超憲政思想的演變和他所倡導建立的政治制度，即民主政治的核心——保障民權，實行民主。

在他看來，只有實行民主政治，切實保障民權（人權），國家和民族才有活力，人才輩出才有可靠的制度保證。

早在戊戌年間，梁啟超就非常關心國家政治制度建設。到日本後，他刻苦鑽研並大力宣傳西方政治學理論，逐漸形成了對國家制度的初步設計和構想。

1900年8月，梁啟超經印度中轉，到澳大利亞，在悉尼住了將近8個月，直到1901年4月才回到日本。這個立國只有100多年的英聯邦國家，移植英國的民主制度，全國人口雖不多，但政治穩定，經濟繁榮，這對他政治觀念的形成影響很大。

6月7日，他在《清議報》上發表題為《立憲法議》的文章，第一次提出了「預備立憲」的政治主張。他把世界上的政體分為三種：君主專制政體、君主立憲政體和民主立憲政體。他比較後認為，根據中國當時的條件，特別是文化教育程度低的狀況，只有實行君主立憲，而眼下只能從事預備立憲。他說：「立憲政體者，必民智稍開而後能行之。(Ｌ$ｄｊτ.ｃōｍ)」他還指出：「抑今日之世界，實專制、立憲兩政體新陳嬗代之時也。按之公理，凡兩種反比例之事物相嬗代必有爭，爭則舊必敗，而新者必勝。故地球各國，必一切同歸於立憲而後已，此理勢所必至矣。」在這裡，他又將政體減少到兩種：民主政體和專制政體——君主立憲制和民主立憲制沒有本質區別——在他的心目中，中國實行君主立憲，只是保留君主外殼，民主共和才是核心——在比較了主要西方大國的政治體制後，他傾向於英國虛君的民主制。

但梁啟超絕對沒有君權思想。早在戊戌時期，他就激烈批判君權神聖的觀點。他認為，所謂國君，就是人們辦事時推舉的一個小頭目，如果不好，隨時可以換掉。就像一個飯鋪里的總管，那些夥計猶如侍奉皇帝的大臣。總管好，大家擁護，不好則棄之換新，絕對不存在神聖不可侵犯或萬世長存的道理。他的這些看法，與譚嗣同、嚴復一致，而與康有為有較大差距，最終成為兩人分手的重要因素。

梁啟超秉持進化論思想，十分重視國民整體素質的提高。要達到這個目的，必需開民智，興民權，這是培養人才的關鍵。他認為中國封建專制思想深厚，即使滿腹經綸者也經常成為君權的奴隸，因此不僅要開民智，還要開紳智、官智和女智。

開民智是手段，而興民權則是根本，是通往民主政治的必由之路，即民智→民權→民主。1900年，康有為責備梁啟超過於輕信盧梭的民權學說，認為：「但當言開民智，不當言興民權」。但梁啟超堅持自己的觀點，不僅拒絕老師的責備，反而認為老師說出了「張之洞之言」。他認為，興民權與開民智是相輔相成的，不興民權，無以開民智；不開民智，又很難興民權。尤其是當時的國民素質，不提倡自由，民智開不了，民權也興不了。他說：

故今日而知民智之為急，則舍自由無他道矣……必以萬鈞之力，激厲奮迅，決破羅網，熱其已涼之血管，而使增熱之沸度；攪其久伏之腦筋，而使大動發狂。經此沸度之狂，庶幾可以受新益而底中和矣。

如果說戊戌變法前後幾年梁啟超對這個問題有初步認識，那麼20世紀初，他對民智與民權的認識，與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黨人並無顯著區別。他們希望以此造就獨立自由之新國民，這是興民權的必要前提。1903年的美國之行，在實現民主的手段上與革命派的分歧增大，但民權、民主思想不減，反而愈加濃厚。

梁啟超的政治主張，主要考慮的是避免社會動蕩和國家分裂，同時也兼顧到清政府的容易接受。但他的這個觀點，遭到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的激烈反對，雙方展開論戰。論戰初期，康梁的溫和變革主張在海內外受到更多擁護。大勢所趨之際，清政府宣布接受「預備立憲」，並於日俄戰爭後的1905年宣布實施。但清政府拒絕為康梁平反，康梁仍然屬於當政者眼中的叛逆。國內立憲派對民主的認識相當有限，也很不統一，使「預備立憲」的頂層設計無法進行，長期沒有進展，實際操作層面也遇到很多困難。尤其是後來皇族內閣的建立，使各種政治力量大失所望。

正是由於清政府的頑固、拖延和虛偽，才使得越來越多的人轉而支持孫中山革命派的政治主張。1911年辛亥革命的成功，如沒有立憲派的臨陣倒弋，革命派的義舉要在短期內獲得10多個省的支持，是不可能的。清政府敗在一拖再拖，喪失時機，使各種政治力量失去耐心，形成合力。最終清政府黯然神傷，不得不告別歷史舞台——此所謂「滅六國者，六國也」，「亡秦者，秦也」。

《李鴻章傳》的餘波

《李鴻章傳》發表後，在海外引起廣泛關注。可惜梁啟超的苦口婆心和語重心長，並沒有引起清政府重視。寫完此書後的10年間，梁啟超與孫中山和康有為先後分道揚鑣，但他堅持理想，不知疲倦地宣揚民主政治，為清末憲政運動的興起奠定了理論基礎。

非常可惜，儘管他為憲政運動推波助瀾，一定程度上也成為憲政運動的靈魂，但他的地位是尷尬的。革命派認為他是「保皇派」，清政府仍視其為「叛逆」，國內的立憲派也設法消減他的作用。辛亥革命後，他受到南北兩大政治勢力的青睞。他沒有選擇孫中山而選擇了袁世凱，主要原因在於他反對孫中山「為目的而不擇手段」。後來事實證明，北京政府也並不認同他的政治理想，他只是一個政治裝飾品。在擔任了短暫的司法總長、財政總長之後，他結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他抱著巨大的熱情去奮鬥，迎來的卻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始終無法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

值得一提的是，他和他的弟子蔡鍔，成為反對袁世凱稱帝的急先鋒。此事與他過去主張的君主立憲並不矛盾，只是說明，他對國體看得輕，對政體看得重，他擁護的是民主共和政體。在這個問題上，沒有絲毫妥協餘地。對宋教仁的死，他深感悲痛。對南方國民革命的興起，他無動於衷。他的立場，最終不容於國民黨政府。

在20世紀大多數時間裡，「為目的而不擇手段」大行其道，梁啟超和他的《李鴻章傳》，被長期冷落。他的孤獨，他的被人誤會，是他個人的悲哀，更是整個中華民族的悲哀！然而時間證明，他的思想能夠穿越時空，具有不朽的價值，至今沒有過時。

20世紀90年代，美國以劉廣京為首的幾個歷史學家，聯袂推出一部《李鴻章傳》。他們大力讚揚李鴻章對中國近代化的巨大貢獻，對梁啟超所著《李鴻章傳》頗有微詞。但他們恰恰忽略了「人的近代化」或「人的現代化」。其境界、價值的高下，不言而喻。

2012年，在中華民國建立100周年時，學者解璽璋推出一部嘔心瀝血之作《梁啟超傳》。這部書對梁啟超所著《李鴻章傳》的借鑒，是顯而易見的。他以梁啟超的生平交往為緯線，以民主、自由思想為經線，梳理了梁啟超憂國憂民的一生。作者寫完《梁啟超傳》，談到當下的政治形勢，無不憂心忡忡。他說：

現在常常聽到有人做這種假設，如果當時的當權者——無論是清政府，還是袁世凱或段祺瑞——聽了先生的意見，歷史一定如何如何。我倒覺得，與其做這種毫無意義的假設（歷史是不能假設的），還不如讓當下的當權者以及對現實不滿的各種勢力，都認真地聽一聽先生的意見，也許倒是有益的。此時此刻，難道還要懷疑先生的誠意與智慧嗎？不過，歷史有時就是一種宿命，是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如果中華民族仍有一劫，怕是先生也救不得。 

（編輯：西 月）

原創文章，引用時請註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