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國際婦女節會被定在三月八日

作者：林垚

一直到1970年代，聯合國在蘇聯推動下開始慶祝三八國際婦女節，名號之爭才逐漸平息。

1975年，聯合國首次慶祝三八國際婦女節。然而為什麼國際婦女節會被定在三月八日？關於這個問題，幾十年來全世界流傳著各種各樣的迷思，本文聊作考據，予以澄清。

迷思一：「1857年3月8日紐約女工抗議」（例：「1857年3月8日，美國紐約的制衣和紡織女工走上街頭，抗議惡劣的工作條件和低薪。儘管後來當局出動警察攻擊並驅散了抗議人群，但這次抗議活動促成了兩年後的3月第一個工會組織的建立。」）

這次所謂的1857年抗議，在歷史上並不存在。根據法國學者莉蓮·坎德爾（Liliane Kandel）與弗朗索瓦絲·皮克（Fran?oise Picq）考證，這個都市傳說直到1950年代才被美國人發明出來。

當時美國麥卡錫主義猖獗，凡是任何會與左翼思潮搭上勾的東西，都可能被視為叛國，遭到打壓迫害。在此背景下，美國女權人士出於自保，便有意無意地構建出這樣一個「祖述堯舜」的故事，從而為三八婦女節增添美國本土淵源與體制內正當性。

坎德爾和皮克還推測，這個都市傳說之所以將故事時間定在1857年，乃是為了暗中紀念早期國際女權運動的重要領導人物、生於1857年的德國社會主義者克拉拉·蔡特金（Clara Zetkin）。

迷思二：「1908年3月8日紐約女工抗議」（例：「1908年3月8日，在國際制衣女工聯會的領導下，上萬名婦女走上紐約街頭，爭取投票權，抗議血汗工廠和童工問題，呼籲提高勞工福利。」）

實際上，上述遊行也並未發生。國際制衣女工聯會（International Ladies" Garment Workers" Union）自1900年成立後，早期領導層在意識形態上偏保守，傾向於以溫和方式逐步提高極少數熟練技術女工的待遇，但對非熟練技術女工以及當時越來越多的東歐與猶太移民女工，則採取排斥態度（之所以排斥這些移民，一方面是其時美國的種族主義作祟，另一方面是恐懼經由移民群體傳入的無政府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潮）。

一直到1909年11月，才由新近當選聯會執行董事的烏克蘭裔猶太移民克拉拉·萊姆里奇（Clara Lemlich）組織了史稱「兩萬人起義（Uprising of the 20,000）」的制衣女工大罷工。儘管工廠主僱傭黑幫毆打包括萊姆里奇在內的罷工參加者，但這次罷工一直持續到1910年2月，逼迫絕大多數制衣廠改善了工作條件、提高了工人待遇。

在極少數冥頑不靈的僱主中，紐約三角內衣工廠（Triangle Shirtwaist）翌年（1911年3月25日）因為安全隱患引發大火災，燒死了一百多名女工，從此成為「血汗工廠」的代名詞。

（下圖：就連聯合國官方網站也犯了相應錯誤，聲稱美國社會主義黨為了紀念1908年的制衣女工罷工而在1909年設立全國婦女節；而實際上，制衣女工罷工是在1909年美國社會主義黨設立全國婦女節之後才發生的，並且是與其相互獨立的事件。）

這個迷思還有一個變體，聲稱在1908年三八罷工中，制衣女工們喊出了「麵包與玫瑰（Bread and Roses）」的口號。

《麵包與玫瑰》後來確實成為了著名的美國女權運動歌曲，但其出處是詹姆斯·奧本海默（James Oppenheim）1911年12月發表於《美利堅雜誌》（The American Magazine）的同名詩；在此之前「麵包與玫瑰」一詞不見於任何女權集會演說或報道。

此外，奧本海默當時還寫過不少以工運和婦運為主題的小說，比如《十分之九》（The Nine-Tenths）等，其中多次提到萊姆里奇及其組織的1909年11月罷工，但所謂的「1908年罷工」則完全不見蹤影。

話說回來，據美國學者提瑪·卡普蘭（Temma Kaplan）考證，1908年3月8日確實發生過與女權有關的活動——紐約市社會民主婦女協會第三分會（Branch 3 of New York City Social Democratic Women』s Society）受美國社會主義黨委託，在當天組織了一場呼籲婦女投票權的群眾集會。

婦女投票權集會在二十世紀初的美國並不算罕見，但當時女權運動內部存在兩個派別的對立：左翼社運陣營中的女權人士主張首先追求底層女性勞工的同工同酬，認為婦女投票權什麼的是「資產階級保守派小姐太太們的玩意兒」，對其心懷排斥。1908年紐約集會，是美國的婦女投票權運動者第一次爭取到社會主義黨內女權人士的合作，象徵著兩條路線的聯合，從這個角度看意義不小。

但即便在當時的左翼社運內部，女權的呼聲也長期遭到忽視和排擠，包括第二國際、美國社會主義黨、地方工會等，往往均由男性把持。1908年5月正值美國社會主義黨在芝加哥召開全國代表大會，左翼女權活動家們藉機在報紙上掀起性別平等大討論，號召女工們到會場外抗議，要求社會主義黨成立全國婦女委員會，專門負責女性運動的組織與宣傳工作。儘管多數男性黨代表對此極為不屑，但最後迫於壓力，還是採納了這一提案。

社會主義黨全國婦女委員會成立後，決定自1909年起，將每年二月份的最後一個星期天定為「全國婦女節」，專門用於組織大型集會和遊行。之所以要定在星期天，是要避免女工為了參加活動而請假，給她們造成額外的經濟負擔。

其中尤以1910年2月27日的全美婦女節場面盛大，吸引了不少歐洲國家的婦女代表赴美觀摩取經，也成為1910年哥本哈根大會「國際婦女節」動議的靈感來源。

儘管美國的婦女投票權運動此後節節勝利，但社會主義黨內的女權人士則很快遭到黨內同儕的排擠。1914年社會主義黨全代會決議停止對全國婦女委員會的撥款，委員會就此解散，而失去了組織者的「全國婦女節」也迅速遭人遺忘。

迷思三：「1910年哥本哈根大會決議設立三八國際婦女節」（例：「1910年，來自17個國家的100名女權代表在哥本哈根開會，決定設立3月8日為國際婦女節，以倡導婦女的平等權利，包括選舉權。」）

以上說法錯在「設立3月8日為國際婦女節」這個具體的時間點。

作為第二國際（Second International）全代會的先導會議，第二屆國際社會主義婦女大會（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Socialist Women）於1910年8月26至27日在哥本哈根召開。此前七月份，美國社會主義黨已經向大會組織者提議，效仿前者的做法，將每年二月份的最後一個星期日定為「國際婦女節」。這次會上，德國代表露易絲·齊茨（Luise Zietz）與克拉拉·蔡特金正式提出設立國際婦女節的動議，並被大會採納。但無論二人的動議還是最後的決議，都沒有明確國際婦女節的具體時間。

實際上，由於第二國際對各國加盟政黨缺乏絕對的權威，因此接下來幾年裡，各國左翼黨派往往自行其是，各選時間慶祝「國際婦女節」，並無統一的安排。

作為第二國際的核心成員，德國社會民主黨首先響應婦女大會號召，於1911年1月做出決定，在同年3月19日慶祝首屆國際婦女節。之所以選擇這個日期，一種常見的說法是為了紀念巴黎公社（1871年3月18日至5月28日）；但更可靠的說法應該是為了紀念1848年歐洲革命期間的柏林「三月慘案」：當年3月18至19日，普魯士軍隊向走上街頭示威抗議、爭取民主自由的柏林市民開槍，造成數百人死亡。

1911年國際婦女節令德國女性大受鼓舞，也增加了她們對社民黨的好感，儘管尚無投票權，但仍積極為其助選，令其在1912年1月12日聯邦選舉中大獲全勝，從43席一躍而至110席，成為國會第一大黨。

饒是如此，社民黨的男性領導層多少受性別偏見的影響，不僅在黨報上對女性同儕在大選中的貢獻不置一詞，而且在選擇1912年國際婦女節慶祝日期時也漫不經心，十分隨意地定在5月12日。這個時間離五一勞動節太近，很難在短期內組織起人員高度重疊的兩次大活動，導致氣勢分散，應者寥寥。據德國學者達格瑪·斯圖克曼（Dagmar Stuckmann）考證，在年底的社民黨黨代會上，許多人不但不知反省，反而將勞動節與婦女節兩次活動的失敗都怪罪到女代表頭上，主張今後徹底取消對國際婦女節的慶祝。

其實1912年不少歐洲國家的左翼政黨選在三月份慶祝國際婦女節（比如瑞士在3月17日），效果都比德國社民黨五月份的活動好。齊茨、蔡特金等以此為據極力斡旋，最終說服社民黨高層保留了對國際婦女節的參與，並且把1913年的慶祝時間挪回三月份，向友黨看齊。

迷思四：「自1913年開始國際婦女節便確定在3月8日」

迷思五：「1917年彼得格勒市女工選擇在格里曆3月8日國際婦女節走上街頭抗議沙俄政府」

以上兩個說法來自蘇聯女政治家亞歷山德拉·科倫泰（Alexandra Kollontai）1920年關於婦女節的講話。由於科倫泰是第二國際婦運的親歷者，講話時間又相隔未遠，因此她的說法常被當作婦女節早期歷史的權威資料。

但這兩個說法其實均不符合事實。

當時第二國際各加盟黨均會把婦女節定在星期天。比如1913年大多數加盟黨選擇在3月2日或9日慶祝婦女節。1914年則在3月8日，可以說是歷史上第一次真正的「三八婦女節」，也是一戰前歐洲女權運動的小高潮。

然而隨著一戰的爆發，形勢急轉直下。第二國際各加盟黨在國內民族主義狂熱的壓力下，紛紛放棄之前的反戰與國際主義立場，為交戰中的各國政府鞍前馬後效勞。左翼女權人士大多堅持反戰，結果一方面遭到黨內民族主義男性同儕的排擠，另一方面又要躲避警察與憲兵的追捕與檢查機關的「叛國」起訴，只能轉入地下活動。因此1915年除了瑞典、挪威等中立國的社民黨在3月7日大張旗鼓慶祝婦女節外，其它各國的相應組織要麼毫無舉動，要麼把日期改在夏秋之際，私下集會以避風頭。

到了1916年，第二國際已經名存實亡，各國左翼運動重新淪為一盤散沙。德國女權人士在得不到社民黨支持的情況下，於3月14日（星期二）自行集會慶祝婦女節；而諸如荷蘭社會民主工人黨等，則仍將婦女節時間定在星期天，並挪到四月份慶祝（4月16日）。

1917年德國社民黨分裂，絕大多數黨內女權人士都隨「德國獨立社民黨」出走；原社民黨不再舉辦與女權有關的活動，而新成立的獨立社民黨則繼續慶祝國際婦女節（據斯圖克曼考證出來的有1917年5月某日、1919年4月11日等）。

婦女節歷史的轉折點發生在1917年的俄國。儒略曆1917年2月，戰時經濟政策下饑寒交迫的彼得格勒市開始出現零星罷工。到了23日（格里曆3月8日），女工大規模走上街頭抗議，面對警察的槍口毫不退縮，要求沙俄政府退出戰爭、讓士兵們平安回家、讓孩子們吃上麵包。這次抗議成了「二月革命」的導火索，儒略曆2月27日（格里曆3月12日）俄軍兵變，三天後沙皇退位、羅曼諾夫王朝終結。

然而無論二月革命後成立的臨時政府，還是「十月革命」後布爾什維克政府上台伊始，都沒有對這次女工抗議的意義給予相應的承認，並且依舊忽視婦女問題的重要性。科倫泰或許正是為了改變這一局面，而在措辭的真實性上做了一些妥協，將彼得格勒女工抗議與國際婦女節掛鉤。

事實上，俄國婦女組織的確曾在1913年與1914年慶祝過國際婦女節。她們效仿美國，選擇二月份的最後一個星期天慶祝（沙俄採用儒略曆，其1913年2月24日與1914年2月23日，換算成格里曆分別是1913年3月9日與1914年3月8日）。此後兩年因為一戰的緣故，婦女節在俄國業已無人問津。

如前所述，1913年以降，國際婦女節的日期並不固定。而儒略曆1917年2月23日（格里曆3月8日）是星期四，也不是那些年慣常的婦女節慶祝時間。彼得格勒女工抗議，其實更有可能是與國際婦女節無關的自發行為，然而經過科倫泰的重新演繹，卻成了第二國際與十月革命之間承上啟下的關鍵環節。在科倫泰的運作下，1922年蘇俄政府最終將「三八國際婦女節」確立為法定節假日。

此後一段時間內，第二國際與共產國際的兩個「國際婦女節」並行不悖。1920年代中國的國共兩黨均親俄，因此很早就採納了3月8日作為婦女節。而像德國這樣的國家，既存在著與第二國際有聯繫的中左翼政黨，又存在更為靠攏蘇聯的德國共產黨，雙方便「一節各表」，德共慶祝3月8日，獨立社民黨則在半個月到一個月後另行慶祝。到了1930年代，右翼為了拉攏女性選民，也紛紛設立自己的婦女節，比如當時德國的天主教政黨有「天主教婦女節」，納粹則大張旗鼓慶祝「母親節」，不一而足。一直到1970年代，聯合國在蘇聯推動下開始慶祝三八國際婦女節，名號之爭才逐漸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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