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張獻忠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權，即帝位，年號大順。1646年，清軍南下，張獻忠引兵拒戰，在西充鳳凰山被流矢擊中而死。

1643年，李自成在襄陽稱新順王，並在河南汝州殲滅明陝西總督孫傳庭的主力，旋乘勝進佔西安。次年正月，建立大順政權，年號永昌。

李自成國名大順，而張獻忠的年號叫大順。這兩人是曾經的合作夥伴，競爭夥伴，又先後稱王，但是為啥都這麼看好「大順」兩字呢？

張獻忠成名時，李自成還是低級軍官

張獻忠，字秉忠，號敬軒，明末農民軍領袖，與李自成齊名，是大西開國也是唯一的皇帝。

張獻忠出身貧苦家庭。從小聰明倔強，跟著父親做小生意，販賣紅棗。他當過捕快，後又來到延綏鎮當一名邊兵。生性剛烈，愛打抱不平，為此幾乎丟了性命。

崇禎年間，組織農民軍起義，1640年率部進兵四川。1644年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權，即帝位，年號大順。1646年，清軍南下，張獻忠引兵拒戰，在西充鳳凰山被流矢擊中而死。

李自成，原名鴻基，小字黃來兒，又字棗兒 ，明末農民起義領袖，世居陝西米脂李繼遷寨。童年時給地主牧羊，曾為銀川驛卒。1629年起義，後為闖王高迎祥部下的闖將，勇猛有識略。滎陽大會時，提出分兵定向、四路攻戰的方案，受到各部首領的贊同。高迎祥犧牲後，他繼稱闖王。

1643年，李自成在襄陽稱新順王，並在河南汝州殲滅明陝西總督孫傳庭的主力，旋乘勝進佔西安。次年正月，建立大順政權，年號永昌。不久攻克北京，推翻明王朝。四月，多爾袞率八旗軍與明總兵吳三桂合兵，在山海關內外會戰李自成。李自成戰敗，退出北京，率軍在河南、陝西抗擊。1645年5月17日，李自成死亡，原因成謎。

儘管後來李自成的名頭比張獻忠更響，勢力也比張獻忠更強，但追根溯源，在起義的最初幾年裡，張獻忠的地位要比李自成高。明末農民戰爭史上著名的滎陽大會於崇禎八年召開時，張獻忠已是與高迎祥、老回回、曹操分庭抗禮的十三家領導人之一，李自成則只是高迎祥的部將。不過，李自成憑藉個人素質和才能，很快便脫穎而出。

李自成暫露頭角

明末農民軍初起之時，多數都是烏合之眾。這些從幾百人到幾千人不等的隊伍，基本沒有遠大的政治訴求，一般只是攻城略地，把糧食吃光了或是圍剿的官軍來了就往山裡跑，偶爾也打幾仗。由於破產的農民持續增加，這些隊伍也就得到了源源不斷的補充——前面的戰死了，後面的繼續跟進，因此才會出現朝廷對農民軍進剿得越厲害，農民軍反而滾雪球似的越滾越大的怪圈。不幸的崇禎和他的大明王朝，就掉進了這樣的怪圈。

如同過江之鯽的農民軍，相互間大多沒有真正意義上的隸屬關係，而是處於各自為戰的相對獨立狀態。官軍正是抓住農民軍的這一弱點，採取各個擊破的方法，使得農民軍在崇禎七年前後遭受了相當大的挫折。

如何應對官軍的各個擊破，成為各路農民軍首領迫在眉睫的問題。在這一大背景下，滎陽大會於崇禎八年召開。會上，十三家領袖議而不決，拿不出一個能夠讓眾人信服、切實可行的辦法。李自成以一個級別低下的闖將身份發言，他提出：匹夫也可以奮臂一拼，何況我們有十萬之眾！現在，我們的部隊相當於官軍的十倍，哪怕是守衛遼東的關寧鐵騎趕來，也不怕它。現在的唯一辦法就是分兵出擊，各自開拓一片天地，至於成與否，那就聽天命吧。

李自成的提議得到了十三家領袖的首肯。就在這次會議上，農民軍作了戰區劃分：革里眼、左金王抵擋川、湖官軍；橫天王、混十萬抵擋陝西官軍；曹操、過天星守衛河上；高迎祥和張獻忠經略東方；老回回、九條龍往來策應；射塌天、改世王作為增援部隊。李自成的另一建議也得到了十三家領袖的認可：所破城邑，子女玉帛均分。

李自成繼位「闖王」

滎陽大會後，李自成作為高迎祥的部將，隨同高迎祥和張獻忠聯軍東下，由河南而安徽，攻下了朱元璋的老家中都鳳陽。朱元璋家的祖墳被扒，朱元璋出家的寺廟被毀，大批官員和富人被處死。消息傳來，朝廷震恐，崇禎不得已下了「罪己詔」。也就在這時，李自成和張獻忠之間發生了有史可查的第一次衝突：兩位農民領袖因為爭奪戰利品——主要是樂工和樂器——竟至反目成仇。此後，李自成分兵西進。兩年後，高迎祥被明軍俘殺，李自成繼承其衣缽，正式成為與張獻忠平起平坐的十三家領導人之一。

在十三家領導人中，李自成和張獻忠是最為耀眼的「雙子星」，緊隨其後的另一重要人物則是綽號「曹操」的羅汝才。羅汝才先前獨自帶領一支隊伍，在謀士吉珪的輔佐下，時或招安，時或反水，幾度反覆，如同戲劇舞台上的白臉權奸曹操。因此，當不少農民軍在和官軍的對決中被瓦解或大大消耗時，他的勢力卻在穩步增長。隨著時局的發展，無論李自成還是張獻忠，抑或明朝政府，都意識到如果能把羅汝才拉到自己的陣營中，對自身軍事力量的增長將有重大意義。當時，羅汝才選擇了和李自成合作。按正史的說法，李自成善攻，羅汝才善守，兩人聯手正好可以優勢互補。但兩人的關係始終是比較鬆散的合作關係，他們約定，凡是攻下城池所得子女玉帛，按照四六比例分配。

從史料記載看，二人聯手的業績不錯：李、羅時分時合，先後在河南和湖北一帶連續幾次打敗官軍主力，並一舉攻克湖北重鎮襄陽。李自成攻下襄陽後，自封為「奉天倡義大元帥」，以襄陽府為襄京，標誌著他已不滿足於以往猴子掰苞谷式的游擊作戰，而是想要從行商變為坐商，建立自己的政權。作為李羅集團的合作夥伴，羅汝才被李自成封為「代天撫民德威大將軍」。

西諺說「患難朋友才是真朋友」，東方智慧則認為，由於人的劣根性，大多數人都只可同患難，卻不能共富貴。遺憾的是，闖王李自成也屬於這大多數人之一。李自成本人一向保持艱苦樸素的生活作風，羅汝才卻妻妾成群，即便在官軍步步緊逼的困境下，軍營里也養著幾支戲班子。

對此，李自成很看不起他，認為羅不是能夠成大事的人。隨著李羅越做越大，李自成擔心羅汝才將來會尾大不掉，於是動了殺機。崇禎十六年（1643年）初夏的一個早晨，李自成派出一支精銳小分隊，毫無徵兆地衝進了羅汝才的大帳，將還在睡覺的羅汝才殺死在床上。羅汝才的軍師吉珪也於事後被殺，羅汝才部二十餘萬人馬除了少數逃離外，大部分被李自成整編。這家曾經業績不錯的「股份制公司」，以李自成獨吞全部投資及收益告終。

李自成之所以在革命尚未成功的情況下火併羅汝才，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本質者則莫過於「一山不納二虎」的思想作祟。當時河南一位叫鄭廉的士大夫評論此事說：「一國不堪兩君，一營寧堪兩帥，或南面而臣人，或北面而臣於人，為順為逆，莫不皆然。」李羅從合作到謀殺的嬗變，如果說其中摻雜了李自成對羅汝才個人品行的不滿的話，那麼李自成和張獻忠這對貌合神離的合作夥伴，其實質則是互相提防、敵視乃至欲除之而後快的敵人。

張獻忠李自成相互投奔 矛盾公開化

崇禎十一年（1638年）正月，張獻忠受朝廷招安，屯兵於湖北谷城。是時，李自成被洪承疇擊敗，帶著百餘人馬前往谷城投奔張獻忠。張獻忠不但不予接納，反而準備幹掉李自成，幸好李自成警惕性高，事發前一個人騎著一頭驢子，倉皇狂奔六百里，從商洛的山路間逃脫，投奔到老回回（即馬守應）營中。受此驚嚇，李自成滿腔憤怒，一病數月。此仇李自成當然不會忘掉。

三年後，張獻忠在河南信陽被左良玉擊敗，幾萬人投降，要不是遇上天降暴雨，腿部受傷的張獻忠也差點成為俘虜。就像當年李自成落魄時來投一樣，張獻忠也帶著幾十名殘兵敗將，前往投奔李自成。李自成是一個起於草莽的農民，信奉的是江湖義氣——既然你當初不仁，就休怪我今日無義——他也不打算收留張獻忠，招待很不客氣，並想趁機把送上門的宿敵消滅。

羅汝才和張獻忠交情不錯，出面說了不少好話。在羅的苦勸下，李自成勉強打消了殺張的念頭。但張仍處於危險中，羅汝才給了張獻忠五百人馬，叫他儘快離開是非之地。張獻忠於是轉向湖北發展，李、張二人的矛盾公開化。

1641年開始，李自成的發展勢頭比張獻忠更猛，先是吞併了羅汝才部，後又接連幹掉了昔日的另一些合作夥伴，如革里眼賀一龍、左金王賀錦、小袁營袁時中、亂世王藺養成。那位曾在他窮途末路時收留他，並為他治病養傷的老回回，雖然沒被處死，但也被剝奪了兵權。至此，明末農民起義領袖只餘下了李自成和張獻忠。

這時，張獻忠剛剛攻下武昌，李自成心裡很不快，他派人以賀喜為名趕到武昌，警告張獻忠說：老回回已降，曹、革、左皆被殺，下一個就輪到收拾你了。這不算，李還公開張貼告示，宣布「有能擒獻忠以獻者，賞千金」。

張獻忠自忖目前不是李自成對手，只得放棄剛到手的武昌及周邊縣份，率軍進入湖南以圖發展。後來，他又溯長江而上進入四川，建立大西政權，年號大順。

為啥都叫大順呢？

1643年，李自成在襄陽稱新順王，進佔西安。次年正月，建立大順政權，年號永昌。不久攻克北京，推翻明王朝。四月，多爾袞率八旗軍與明總兵吳三桂合兵，在山海關內外會戰李自成。李自成戰敗，退出北京，率軍在河南、陝西抗擊。1645年5月17日死亡。

作為都是農民起義軍的張獻忠和李自成，兩人都曾深刻受到高迎祥影響。高迎祥起兵時，自稱闖王，倡導順應民意，作為不下的李自成肯定要深受高迎祥的影響。高死後，李自成接過「闖王」的稱號，肯定也時以順應民意為口號。再看張獻忠，在農民起義軍隊伍開會時，高迎祥曾被選為盟主，作為後人的張獻忠肯定也對高迎祥頂禮膜拜，那麼高迎祥的「順應民意」口號勢必也要影響到他。

所以， 李自成、張獻忠分別以「大順」為國號或年號，都含有「順天應民」之意。

此外，「大順」國號的直接來源還有可能是出自民間流傳的一則劉伯溫（即劉基）作的讖語。劉伯溫是元末明初著名的軍事謀略家、政治家。他「博通經史，於書無不窺，尤精象緯之學」，在朱元璋東征西討、創建明朝的過程中，劉基屢屢出謀劃策，發揮了重要作用。大概由於他精通術數，足智多謀，因此在他去世不久，社會上就流傳開一些關於他的神異故事。到明代中葉以後，劉伯溫的大名幾乎是家喻戶曉，託名於他的預言也越來越多，並被文人學士收入筆記雜談中。其中一則云：

高廟（即明太祖朱元璋）嘗命伯溫卜曆數之長短，伯溫卜之曰：「遇順則止。」高廟遂以書手空，良久曰：「三百單八亦足矣。」然此亦聖祖之謙德耳。蓋其取天下於夷狄之手，名正言順，雖湯武不能及。聖子神孫，享帝王莫大之業，雖與穹壤共敕可也。所謂「三百單八」，何足云乎！（鄧士龍輯《國朝典故》卷62）

後來「遇順則止」的讖語，逐漸在社會上傳播。在流傳甚廣的託名劉伯溫所作的《燒餅歌》中，也有「遇順則止」之語。據研究，《燒餅歌》雖然產生於晚清，但其內容多取材於明清野史所傳載的劉伯溫讖言故事，「遇順則止」被收錄其中，正說明這一讖語的流傳之廣。

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領袖，限於當時的認識水平，都不免會有帝王思想和迷信觀念。他們大多都迎合或製造一些讖語，以表示天命眷顧，從而增強自己行動的合法性。

據記載，宋獻策曾上讖記曰「十八子主神器」，「自成大悅」（吳偉業《綏寇紀略》卷9）。以算命占卦為業的宋獻策對劉伯溫軼事一定會很感興趣，恐怕不會不知道「遇順則止」的讖語。李自成對軍師宋獻策極為器重，建立國號這樣的大事，必然要徵求宋獻策的意見。 「大順」國號的提出很可能是宋獻策等人的建議，以暗應讖語，表示李自成是大明王朝的終結者。而張獻忠以「大順」為年號，也有可能是為了暗應「遇順則止」的讖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