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對商業的影響

06-01

1 我國儒家思想現狀

　　1.1 儒家的中心思想

　　中國傳統宗教文化是由儒釋道三教揉合而成，其中儒家學說更是根深柢固地影響著傳統中國人的道德倫理思想。「儒」這個概念雖然是先於孔子而存在，甚至可以更廣泛地應用於孔子前各種有「術」之士；然而，「儒」成為一家之說，孔子確是一個劃分歷史的開創性人物。孔子的貢獻，在於「刪詩書」、「演周易」，對傳統文化「述而不作」地整理、過濾和闡釋。他的關注點是現世的政道人倫，與其背後的理據「仁心」。他「不語怪力亂神」，又說「未知生焉知死」；傳統帶有宗教意味的文獻，如易卜禮儀及神話傳說等，他一概將之道德化。因此，先前包羅萬有、錯綜複雜的中國早期傳統文化，流過孔子時，便被過濾及轉化成為一股唯道德、重現世的人文精神。

　　孔子的學說是談現世生存之道，而生存之兩大範疇是「政道」與「人倫」。政道方面，談到領袖如何治國，國際間如何共處，並且如何將人性的光輝推廣到天下。而人倫方面，則論到人若要生活得像一個人，必須肯定人類社會五種基本關係：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亦即「五倫」。在這五種關係里，各人要盡自己本份，履行角色中的責任，並要恰當地對待對方。這一切行為背後之理據就是儒家義理之核心──仁心學說。「仁」這個觀念，即人類原善生命的本質與呈現，類似基督教的「愛」，是統攝全德，又能通向諸德之理則；是轉化內在生命和外推影響別人的動力。對於孔子來說，其實「仁」已超乎一個德行的概念，而是儒學哲理系統中之本體。換言之，這便是儒家信仰之核心所在。

　　正如杭廷頓在「宗教文明之衝突」一書中所預言，儒教文明正在冒升，將與世界其它宗教文明對峙而立。以前是談儒學在政治應用上之影響，現在則談在經濟效益上之影響。除了中國，其它所謂東亞「四小龍」和「四小虎」，都直接或間接地受著儒學或華人的影響。在學術界方面，新加坡東亞研究所和台灣中央研究院均設立專門部門研究儒學，甚至中國大陸也大量出版儒學書刊，召開學術會議，設立專門科系，以推動新儒學的研究和發展。至於海外地區，則以美國波士頓地區成為西方儒學研究的重鎮，這些外國的漢學家甚至戲謔說他們的是「波士頓儒學」。由此可見，儒學之復興，不單是中國人探求文化出路所要思考的問題，亦是世界學術群體所關注的宗教文明。作為一個面對未來和面對世界的中國基督徒，儒家實在是一個我們要深思對話的群體。

　　1.2 現代企業管理中的儒家思想　　1.2.1 管理者與儒家思想

　　對於企業管理的主體——管理者，自身修養的高低和領導能力的大小，對於企業的成敗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為此，儒家強調自身修養的理性品格，強調寬以待人、嚴以律己。這些思想集中體現在《論語子路》中，「先有司，赦小過，巨賢才」，「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中雖然有些語句是以國家的經濟活動為假定的，但也可以借鑒到實際的企業經營管理活動中，成為經營管理者應具備的一種風範。作為管理者，與員工之間不能僅僅單純是一種忠誠或信任的純字面含義，進行充分的交流是建立雙方信任的最好方式，而在交流中，適當地讓員工了解你的人情味，更容易贏得員工的信賴和了解你對他們的希望。也正因為如此，許多經濟界的經營管理者才以儒家思想為其座佑銘，作為處世和經營管理的準則。　　以日本豐田汽車為例，豐田汽車創業者的座右銘是「天、地、人」三個字，就是從《孟子》的「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得到的啟示，正是在這種強烈的理念支配下，使豐田紡織技術成為當時日本對外技術出口的先例，在豐田汽車公司創建之後，根據時代的脈搏，其管理者在座右銘中又加入了「智、仁、勇」三個字，出自《中庸》「好學近乎智、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強調了身體力行，為人表率，勇往直前的精神。至此，豐田公司的繼任者們就以儒家的「天、地、人、智、仁、勇」作為豐田汽車的支柱，成為豐田汽車發展的經營之本。　　1.2.2 員工與儒家思想

　　對於管理的客體——員工，如何從人性的角度激發員工的積極性、主動性，是儒家思想在現代管理中運用的關鍵所在：　　在管理手段上，孔子的經營管理在以人為主的「軟性管理」領域中，其特點得到了充分發揮，這種「軟性管理」的主要特點就是情和理。孔子認為，經營最關鍵的是人。強調所謂的實際經營就是抓住人心，用感情打動被管理者是經營的基礎，指出「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論語學而篇》，極力提倡施行仁德，給人們應得利益，以仁的手段連接人心。儒家以「仁愛」為核心的中國古代人道主義，主張人對人的承認，肯定人的價值，通過仁而達到社會的和諧統一，大力提倡「愛的管理」和「人情味管理」，這對於克服西方工業化過程中出現的全面物化、個人主義等問題有著積極的作用。　　在管理方式上，儒家特彆強調自身修養的重要性，注重修身中主觀能動性的發揮。主張「守禮」，「內省」。這就要求在現代管理中必須信任員工，尊重員工，讓員工感到企業的事業就是自己的事業，強調自我管理，變員工的消極、被動狀態為積極主動的行為，讓每一位員工都能以主人翁的姿態參與管理，真正使人才各盡其能，各展所長。正如孔子在《論語雍也》中所言「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這就為管理者提供了如何調動人的積極性，使人對工作「樂此不倦」的策略。有「經營之神」之稱的日本的松下幸之助，就有這樣一句名言：「讓想做的人去做吧」，充分體現了儒家思想的經營理念。　　在人才管理上，如何不拘一格、知人善任，是儒家人性觀的一條基本原則。人才是企業生存和發展的靈魂，人才對企業的興衰關係重大，所以發現人才和「量材適用」實為企業管理者的首要任務，得人才者先要知人，要「知其所以、觀其所為、察其所安」《論語為政》，從而做到不拘一格降人才。知人的目的是善任，成功的經營管理者實際上都很善於用人。正如日本本田公司的創始者本田宗一郎所說：「如果能使人在自己擅長的領域中按自己所想有所作為的話，那麼他就會對工作發生興趣，所以，這樣做是經營之上策。」本田公司就是採取這樣的用人之道，並獲得了成功。　　由此可見，以日本的本田、豐田、松下等為代表的世界著名公司的崛起，都是在借鑒西方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的基礎上，具有明顯的中國儒家傳統思想色彩。儒家的人性本位的思想，和為貴的人際關係準則，「高產乃為善」的勞動道德，對現代企業的經營管理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我們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換企業經營機制的過程中，在充分利用和吸收儒家合理管理思想的同時，還要與所處的時代結合起來，推動現代企業管理的科學化、規範化，從而促進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

　　1.3 儒學的影響

　　儒學對中華民族的正面影響，是能以道德理想誘發人性積極奮發上進，中國人的道德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都是由此而來；另一方面，儒學也為群體生活的基本關係，奠下了各安其位、各盡其職之倫理原則，使中華民族成為一個重德的民族。

　　任何事物均有其兩面性，昔日儒學的特色，是凝聚民族的豐厚精神資源，但時移勢易，今天卻成為民族繼續向前發展的歷史包袱。

　　2 儒學對企業的負面影響

　　2.1 儒家思想的弊端

　　儒學的最大詬病，是未能隨著時代變遷而成功地自我轉化，只剩下缺乏內在生命的儀文形式。例如：1.重三綱；強調君權、父權、男權，一方面鼓勵「愚忠愚孝」、「三從四德」，另一方面導致男性沙文主義佔據各種領域。2.講親疏；易造成強調「脈絡關係」、「派系門第」及「用人唯親」等現象。3.講人情；強調「情理兼備」，本來也有其好處，但當來到「法律不外乎人情」，易造成「徇私枉法」、「隻手遮天」、「一家天下」及「無法無天」等現象，正因如此，中國社會的客觀法制和司法獨立精神，始終未能完全建立。4.儒家追求學問之過程過於道德化及唯心化，輕看實利小學；結果雖有先進的邏輯學及數學作為基礎，但現代科學及客觀知識始終未能自發地在中國文化土壤孕育出來。5.重高亢理想和微言大義；結果失諸於實用效益。6.重群體和諧；導致安於現狀，缺乏競爭能力，獨立人格的個體也難於發展出來。7.重人本現世，不談鬼神來生；結果未能對中國人提供一個整全的宗教信仰，這也解釋了為何釋道二教能迎合中國人的宗教需要，與儒學形成三足鼎立的現象。

　　2.1 對管理者決策的影響

　　中國的管理決策方式受傳統的君臣關係的影響。傳統的君臣關係的總原則是"惠忠"，就是說做君主的要實行仁政，要有恩惠加於輔臣，同時做輔臣的一定要忠誠，要以誠心奉事君主。在這一傳統思想的影響下，儒家提出了"按等級固定消費"的觀念，孔子就執著地貫徹"儉不違禮"的原則，一次，他的學生子貢想免去祭祀中所用的羊，孔子就說"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論語？述而》），認為羊不能免。孔子所說的禮，就是封建等級制度。後來，苟於又詳細論證了這種思想，他把封建等級制度和滿足人們"欲求"的"給養"聯繫起來，認為制訂禮儀就是要在"養人之欲，給人之求"時"使有貧富貴賤之等"，不允許越級消費，"衣服有制，宮室有度，人徒有數，喪祭械用，皆有等宜"（《荀子？王制》）。這種傳統的等級制度在中國文化中的影響可謂根深蒂固。

　　此外，中國傳統的中庸思想也影響著中方管理者的決策行為。孔子說："中庸知為德也，其至矣乎！"可見，儒家把中庸思想看作是最高的道德。其中"和為貴"的思想就成了中國人幾千年來處理人際關係、民族關係、社會關係的傳統原則。

　　由於上述儒家文化對中國長久的熏陶，形成了中國企業管理者決策行為的特點。

　　2.1.1 不善於對下級授權

　　由於傳統的等級制度的影響，形成了中國企業當中上下級之間較大的權力距離，這種大的權力距離表現為企業當中的管理者等級秩序嚴格，權力較大者擁有相應的特權，下屬對上級有強烈的依附心理。在西方人士看來，中國企業里高層與中、低層管理人員的權力距離顯著地大於西方企業，這種權力距離方面的差異，也可以通過各級經理人員的薪酬等級結構反映出來，據《世界經理人文摘》中文版1998年4月號所載的"第十次亞洲經理薪酬調查"的數據，在西歐的企業中，高層管理人員年薪通常是初級管理人員年薪的2.6倍，在台北，相應的比例是3.2倍，在上海則高達4.8倍。出於較大的權力距離的存在，使中國企業里高層管理人員擁有比他們的西方同事更大和更廣泛的權力，而中、低層管理人員得到的授權則遠遠小於西方的同等級人士，因而形成了中國的中、低層管理者不善於做出決策的行為特徵。

　　2.1.2 決策上的集體主義

　　由於"和為貴"思想的影響，中國的管理者通常群眾觀念較強，形成了群體決策，民主集中的決策風格，這也是在訪談中為美方管理者批評的一種行為特徵。他們認為中方管理者往往以一致同意作決策，而往往不願意說，"這是我做的決定，我來負責。"事實上，群體決策確有其不足之處，即權力相對分散，責任不易明確，行動比較遲緩，有時候效率較低。但是這種群體決策又有其無可替代的優點，即能夠集思廣益，使領富集團在知識、能力結構互補的基礎上，充分發揮領導的整體功能和決策能力。正如在訪談中中方管理者對自己的決策系統的評價，他們認為在中方管理者眼中，決策是一件大事，不僅要聽到各級管理人員的聲音，還要聽到廣大員工的聲音，以及客戶和消費者的聲音。隨著現代企業的發展，企業的經營管理目標已不再僅僅是實現利潤最大化，而是要達到股東滿意、員工滿意、顧客滿意、社會滿意的四滿意目標。在這一複雜的決策過程中，個人決策日益體現出其局限性和弊端，而群體決策則充分體現出了其在複雜情況下有助於提高決策質量，有效防止個人或單方專斷的作用，有利於保證和維護合資企業的整體利益。

　　2.2 影響國際合作

　　當今中外的管理者都很注重管理當中的決策，因為在很大的意義上，決策就意味著領導的成功與失敗。尤其是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企業決策的正確與否更成為企業興衰成敗的關鍵。企業的決策除了在一定程度上受外部條件制約外，主要是由企業領導者的決策行為所決定的。企業領導者的決策行為，包括判斷能力、組織能力、預測能力、協調能力以及領導者個人的價值觀和行為偏好等。其中領導者個人的價值觀和行為偏好對其決策行為起著不容忽視的影響作用。

　　而文化是對個人的價值觀和行為偏好具有很大影響力的因素，由於中國和美國有著很不相同的文化底蘊，這種差異必然會體現於其管理者的決策行為之中。文化對於決策行為的影響，通過一份對中美合資企業雙方管理者進行的調查訪問可以得到說明，該訪問訪談了北京地區10個中美合資企業中的17位中方、14位美方高級管理者，結果顯示，雙方管理者對對方都持有某些偏見，這些偏見尤其體現在對對方決策風格的消極評論上，這裡我們陳述一下該訪談的結果：

　　第一，美方管理者對中方管理者決策風格的評論：（1）不作決策。他們認為在"中國，員工把經理看得很高，奉為上人，所以每件事都要由大老闆來決策，其他人只是需要等待指示。（2）一致決策。他們認為與美方管理者相比，中方的管理者更傾向於達成一致，傾向於分散決策的責任，而不是勇於來承擔責任。

　　第二，中方管理者對美方管理者決策風格的評論：他們認為美方管理者過於專斷，不愛聽取下級意見。

　　由於文化差異的存在，使雙方管理者在涉及到決策問題時，大都感到很不愉快。因而，我們認為有必要研究一下中國和美國的文化對合資企業領導者決策行為的影響，從而對上述決策問題上的跨文化衝突做出一些解釋。

　　3 儒學在中國的發展前景

　　3.1 完善管理中的儒家思想

　　3.1.1 樹立「以人為本」的管理思想

　　必須重視挖掘人的潛能。有中國「阿信」之稱的浙江步森集團原董事長壽彩鳳說：「辦企業要依靠工人，利潤是工人創造的，不靠工人靠誰？要依靠工人就要認識到他們的價值，他們的力量，尊重他們，同時還要保護好他們的利益，這樣工人就能跟你一條心了。」雖然在知識經濟時代，對企業效益直接貢獻的是現代化的科學技術，先進設備在企業生產經營中起著重要作用，但是這些先進設備是由人來操作和創造的，之所以正常運轉還是要依靠人來完成。所以人的行為在現代化生產過程中仍然佔有主導地位，現代管理必須是以人為中心的管理，必須尊重人，最大限度地調動人的積極性。管理心理學認為，人的需要是人的本能，它決定人的行為，是人活動的動力，可能條件下，最大限度地滿足人的合理需要，才能有效地調動人們的生產積極性和主動性。這就要求不但要關心人的物質，更要關心人的精神需求，使員工通過企業的貢獻，不但物質上得到應有的滿足，精神是也找到了依託和歸屬。　　a 增強員工價值的認同感

　　在知識經濟條件下，員工的知識水平提高，員工的活動空間增加，除了選擇工作環境條件和報酬外，他們更看重工作的挑戰性，樂於從工作中得到滿足感、成就感和勝利感，渴望自己的作為得到人們的承認和尊重，使自己所創造的價值得到認同，只有這樣才能產生激發其不斷努力進取的動力。企業必須尊重每一位員工的勞動成果，對企業貢獻突出的員工在物質和榮譽上必須給予雙重的獎勵，使之成為員工心目中的學習榜樣和典範。　　b 創造寬鬆環境

　　知識型的員工越來越表現出在工作中不只是尋求一個報酬優厚的職位，而且是尋找在文化上同他們的個人價值觀相和諧的工作場所。他們不需要完全依賴於領導的監督與控制，更多的是有較強的自我約束能力，知道自己該幹什麼，不該幹什麼，更多的是在自我激勵、自我控制中完成本職工作的。如果完全依靠嚴格的制度來管理員工，必使其個性壓抑，情緒低落，創造性得不到最大限度地發揮。因此這時候，企業的領導更加註重寬鬆的工作環境的創造，形成一種對工作注重結果和績效如何，不強求指定的方式和途徑的管理思維。

　　c 提倡員工自我獎懲

　　要使員工善於從工作中尋求樂趣，享受工作中帶來的成就感和榮譽感。使員工的努力和自我犧牲精神超過了崗位責任對他的要求，而且完全出於自願。強調自我管理、自我約束，形成「不須揚鞭自奮蹄」的局面。

　　3.1.2 推行「互交式」管理

　　這是一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管理思維，在管理中突出體現領導與員工上下平等，只是分工不同，目標是一致的，領導在工作中應少一點命令，多一點幫助和引導，與員工融為一體，堅持群眾路線，使領導成為員工的良師益友，是員工的行路指南針，是企業航船的舵手，員工則是領導的得力助手，能積極真誠地幫助領導改進工作，提出忠肯的意見和建議。

　　3.2 與西方管理思想融合

　　現代西方企業的管理特色不僅在於其企業制度的理性化、法治化，更在於其企業家的人格風範所體現出來的所謂資本主義精神。這種建立在新教倫理上的資本主義精神是其企業制度的核心，即涉及到西方人宗教道德中傳統的生命信仰形式和價值理念。在學習西方的企業制度時，可以學習其理性化的企業組織形式和管理模式，但很難通曉其企業制度的核心，即西方人建立在新教倫理基礎上的生命信仰形式和源自其宗教道德傳統的行為方式。也就是說，在學習西方的企業制度時，東方企業的制度硬體可以是西方的，但是，企業制度的軟體「人」，則只能是東方的。　　所以西方現代企業制度的硬體內容中國有企業家可以從西方移入，並依照中國的國情綜合改造為我所用；但中國企業家的生命信仰道德精神和人格風範是不可能從西方移入的，這是必須在所屬文化傳統的熏習中積澱下來的。這並非易事，因為中國的文化傳統在中國近百年來不斷升級的反傳統思潮衝擊下已衰落勢微。因此，重塑中國企業家的人格風範成為建立中國式企業制度的緊迫要求。儒商正是這一要求的具體體現。被稱為近世儒商的日本企業家澀澤榮一要求的具體體現。被稱為近世儒商的日本企業家澀澤榮一在其所著的《論語與算盤》中，稱義利合一是儒商的經營原則。義，是社會的道德規範；利，是指企業的經營效益。義利合一是指社會的道德規範和企業的經營效益相互依存。從儒家的企業倫理來看，義是利的基礎，利是義的結果；義是利的指導，利是義的實現。義是企業通過其正當合法的生產經營活動為社會謀福利，利是社會獲得企業滿意服務後以利潤形式給予企業應有的回報。在澀澤榮一看來，記載儒家道德教訓的經典《論語》代表義，精確計算企業成本效益的工具算盤代表利，一個企業家必須做到一手拿《論語》，一手拿算盤，必須堅信「《論語》中有算盤，算盤中有《論語》」，即，必須堅信義中有利，利中有義，義利合一，不可分離。「打算盤是利，學《論語》是義，應不斷根據《論語》之義得出算盤之利，又從算盤中悟出《論語》具有真正的致富之道。」義利合一在澀澤榮一看來包含兩層含義：一層含義是以公益為利，利即是義，義利不分。他對於「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的解釋為：只要對國家公眾有益的事業必定可久可大，應該出於義的考慮去做，即使是眼前有所虧損也在所不辭，而對國家公眾無益的投機之利必不久遠，不應該出於私利的考慮去做。另一層含義是，承認工商謀利活動有其正當的價值，不應該否定，但必須用道德對其進行規範指導，使符合倫理的目的。所以，《論語》中「放於利而行，多怨」是指如果只考慮他人的利益而不考慮自身企業的利益，是宋襄之仁，宋襄之仁是毫不利己的最高之仁，但是不適用於工商領域，因為追求利潤是企業存在的前提。

　　3.3 儒家思想值得肯定

　　21世紀將是東亞崛起的世紀，它將成為世界經濟和文化的中心之一，中華民族也將是東亞最具影響力的國家之一。這樣就客觀的把中華民族的儒家文化推向了世界舞台的前沿。1997年以來，東亞由金融危機而演變為經濟危機，而影響整個世界經濟，這說明東亞經濟已在世界經濟體系中具有舉頭輕重的作用。西方一些人認為東亞走出危機的唯一道路是全盤接受西方經濟管理模式，否定悼念東亞模式，就儒家文化圈而言，這次危機影響最嚴重的是韓國，但以團結頑強稱著的韓國人並沒有被經濟危機所壓垮，韓國人捐錢獻黃金，表現了一種克服經濟危機的勇氣和決心。其實危機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喪失信心和主題精神。西方資本主義在其發展過程中，也經歷了無數次經濟危機，不是也克服了，走過來了，難道東亞就克服不了，走不過去了？世界經濟發展模式是多元的，儒家模式也是可以推動經濟發展。

　　傳統儒學是極為古老的文化形式，它是以小農經濟為土壤發展起來的道德人文主義。就傳統儒學本身根本沒有現代化意識和現代化內容，就儒學的負麵價值而言，對現代化也有一定的排斥性。這樣一種文化怎麼好和現代化模式聯結起來呢？儒家文化對地方社會的家庭與社會結構、社會穩定、社會道德與教育、人才培養等方面確實起了很大的影響，但是與社會政治體制、經濟體制（市場經濟）、科學技術的發展與應用等方面的關係就不很密切了。所以「東方現代化模式」除了文化特點之外、還有政治上、經濟上、歷史上和地理上環境諸方面的特點。

　　總之，在當代社會中，儒家思想不僅是哲學，是藝術，更應成為現代企業的管理指導思想，融入現代管理模式中，在我國企業中體現出的中國特色：一是「剛柔立本」的組織原則。二是「變通趣時」的達變原則；三是「聖人成能」的調控原則；四是「仁以守位」的用人原則；五是「崇德廣業」的領導者自身的修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