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諾貝爾文學獎有關的六大爭議

導語: 當地時間10月7日，瑞典文學院宣布將2010年諾貝爾文學獎授予秘魯作家馬里奧?略薩，他成為28年拉美獲此殊榮的作家。100多年來，文學獎的評委們近乎一意孤行地堅持著自己的「標準」，甚至不惜直面非議。[詳細]

爭議1：追求理想主義與不漏掉大師，哪個更重要？在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的遺囑中，他寫道，諾貝爾文學獎應頒發給「在文學界創作出帶有理想傾向的出色作品」的作家。 在瑞典原文里，「idealisk」含有「理想主義」的意思。 在1901年諾貝爾文學獎首次頒發後的20世紀頭20年里，瑞典文學院 幾近刻板地遵循著「指向理想主義」的標準，諾貝爾文學獎的首名獲獎者、法國詩人普呂多姆，正是因作品含有大量理想主義描寫而獲獎。此後100多年，瑞典文學院據此標準把獎項授予來自世界各地的106名作家，卻有幾位重要的大師被排除在外。1901年至1912年，瑞典文學院評委們對理想主義的保守解讀盛行，帶有浪漫色彩、語言精緻的理想主義風格才是他們所倡導的。在當時採用的甄選標準下，列夫·托爾斯泰、馬克·吐溫和亨利·易卜生等作家的提名均沒通過。日漸累積的爭議促使文學院重新詮釋理想主義，更多關注權力下個人命運的作品進入候選名單，但卻引發了另一個問題：文學獎的評選出現了「政治化」傾向。

諾貝爾在遺囑里表明，諾獎將一分為五，其中一份獎勵給「在文學界創作出具有理想傾向的最佳作品的人」。

爭議2：諾貝爾文學獎是歐洲人專屬，還是屬於全世界？人們對諾貝爾文學獎最猛烈的攻擊之一，是它的嚴重「歐洲化」傾向。瑞典文學院常務秘書長恩達爾就公開指責過，文學獎的評判標準過於歐洲化。 作為一項針對全球作家的獎項，過去20年內將獎項授予13位歐洲作家， 歷史上有多達6位本國籍（瑞典）的作家被授予此殊榮，比整個亞洲的得主人數都多。有批評者指出，托爾斯泰和契訶夫始終沒能獲獎，與評委里來對俄羅斯文化反感也有關係。面對頻繁的批評，瑞典文學院的評委們似乎並不擔心，「翻譯跟不上」幾乎已成為他們回應指責最常用的理由。[詳細]爭議3：「道德力量」能否超越文學價值而成為獲獎理由？與評獎「歐洲化」的指責相比，如何在文學價值和作品題材之間取捨，可能是更讓評委們頭疼的問題。縱觀諾貝爾文學獎歷屆公布的獲獎陳述便能發現，早期的得主大多因「文字細膩」、「描寫生動」、「開創新的寫作手法」等理由獲獎，到20世紀中下葉，作品的題材和寫作背景則開始越來越被看中。前蘇聯作家索爾仁尼琴在1970年的獲獎就曾引起爭議。他的作品以揭露現實著稱，卻與獎項一貫倡導的文學風格不相稱。批評者質疑，獲獎理由中提到的「道德力量」，到底是否足以讓索爾仁尼琴獲獎？[詳細]

諾貝爾博物館的牆上寫著這麼一句話：「那些已被證明的事物，從前曾經只存在於人們的想像之中」。爭議4：個人經歷是不是文學獎評選應該考慮的因素之一？當略薩被宣布為今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時，委員會對他的獲獎原因描述是「對權力結構製圖學般的細膩描述和他對個人的抵制、反抗和挫敗形象的尖銳刻畫」。但獎項揭曉後，還是讓很多秘魯政客還是吃了一驚：那個主張「激進主義」不被民眾買賬、競選總統失敗的政治家，還能成諾獎得主？略薩似乎不以為然，他曾表示，「我不是一個（優秀的）政治家，卻可以是個（出色的）作家」；他還透露，與其歐洲同行相比，評委會在對他審核時有點過於強調他要負擔的社會責任了。個人經歷在文學獎評獎時是否被過分考慮，也是學界對獎項的重要爭議。有人認為，如果一名作家劣跡斑斑，作品再好也不能讓他得獎。但這一次，瑞典文學院顯然和略薩站到了一邊，他們似乎有意要說明：文學成就，根本不必與個人行為掛鉤。《衛報》的一篇評論就對此稱讚不已，稱委員會的決定將有利於「他的小說回到其應有的（中心）位置上」。[詳細]

略薩認為自己是個糟糕的政治家，但若沒有那段經歷，他也許就寫不出來足以讓他獲獎的那些作品。

爭議5：維持獨立價值觀的美好「願望」真能實現嗎？儘管沒有成文的條條框框，諾貝爾文學獎多年評獎展現出來的「標準」，已足夠讓批評的聲音不絕於耳。瑞典文學院對獨立的價值觀的推崇，以及對文學作品「不為社會政治和現實所綁架」的倡導，就獲得廣泛肯定。 這也是為什麼，代表現代日本文學兩極的川端康成（傳統文學代表）和大江健三郎（戰後文學代表）能先後獲獎，《靜靜的頓河》（有「農民作家」之稱的蘇聯作家肖洛霍夫代表作）和《日瓦戈醫生》（蘇聯詩人帕斯捷爾納克代表作）兩步作品都能獲得評委的好評。爭議不是沒有。保證獨立和不受政治干擾有技術難度。多數好的作品或產生於特殊的歷史背景、取材於現實生活中的事件，絕對的獨立幾乎不存在。政治意向不一的評委，照樣可能對「獨立」作出有所偏頗的判斷。[詳細]爭議6：批評權威的「魔鬼」能被授予諾貝爾文學獎嗎？今年早些時候，葡萄牙作家若澤·薩拉馬戈去世時，不少人依然覺得，他曾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事實匪夷所思。1998年獲獎時，人們對他的定義是：一個頑固的馬克思主義者，一個故意與歐盟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著乾的「魔鬼」，一個作品不被本國文化部歡迎的作家。但瑞典文學院的評委們卻不這麼認為。他們指出，薩拉馬戈非凡的想像力和難能可貴的同情心，使其作品能夠向讀者呈現複雜卻真實的世界。作為無地農民的後代，薩拉馬戈在數部作品中講述了貧苦的人如何通過奮鬥走出困境的故事；他把貧民比喻為螞蟻，並最終戰勝象徵地主和秘密警察的昆蟲。在這個「不受歡迎」的作家身上，諾貝爾文學獎卻似乎看到了某種人性光輝。

作為共產主義信徒和窮人利益的維護者，若澤·薩拉馬戈的身份讓他與身邊的主流顯得有些格格不入。

對理想主義的追求，既讓諾貝爾文學獎評選出最不可思議的獲獎者，也讓很多被世界認可的作家與獎項擦身而過。 評選的標準自然難以統一，對這個獎項的爭議也許永遠無法停止。但對於能推動文學和社會進步的普世價值的詮釋，自然是諾獎凌駕於其他具體標準之上更值得追求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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