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西晉詩學(二）
論
曹
（一）統一發展的話題：三國歸晉與西晉詩學
從某種意義上說，建安文學，是分裂中渴望統一，戰爭中渴望和平，破壞中渴望建設的文學；是人的自主精神被最大限度地激發出來，渴望建功立業，改造社會，重獲和平、幸福生活的文學。而西晉的文學卻是「復興的文學」、「統一的文學」、「和平的文學」。
文學總與政治、經濟、生產力乃至文化政策糾葛在一起。開國之初，西晉中央推行政治制度改革，把漢代繁瑣的「三公九卿制」，改為辦事效率更高、分工負責更為明確的「三省制」。這就大大地釋放了生產力，這次政治制度的改革，不僅造就了太康盛世的和平繁榮，也成了隋唐「三省六部制」政治體制的基礎。在民生方面，司馬炎省徭役，倡孝治，採取了種種舉措發展經濟，社會生產力很快得到恢復，繁榮的經濟，使生活富足、安逸，個別人甚至達到了《晉書·食貨志》上所說的「世屬昇平，物流倉府，宮闈增飾，服玩相輝。於是王君夫（愷）、武子（濟）、石崇等更相誇尚，輿服鼎俎之盛，連衡帝室，布金埒之泉，粉珊瑚之樹」的地步。
在政治改革、發展經濟的同時，西晉新朝還重視文化建設，除了沿用以前州縣薦舉的方法，改革曹魏原來有活力的體制，還不遺餘力地獎掖、拔擢、表薦人才。為人才的產生和發展，創造了良好的人文環境。譬如，滅蜀平吳之後，多次向吳、蜀徵召人才，徵求吳、蜀的卓異之士，有時甚至用了強迫的手段。由此有了李密的《陳情表》、陸機的《赴洛道中作》和陸雲的《歲暮賦》等詩賦，從一個側面表明了新晉朝心態的寬大，對文士的恩寵，對人才的渴望，這些都是西晉詩風形成的條件和原因。
（二）南北士風、文風的碰撞與交融
西晉詩學得以個性地展開，除了人才的薈萃集中，還在於南北融合的變化；三國詩學、南北詩學的會通。結束南北分裂狀態以後，四海一統、八方雲集，蜀川和東吳的人才紛紛來到洛陽，陸機、陸雲兄弟和左思等人是其中的代表。中原、蜀漢、東吳文化互相交流、交融，由此創造出一種新的詩學質素和新的詩學品格。
南北文化的交流、交融，必然帶來拒斥和碰撞，這些都是正常的。《世說新語》和《晉書》津津樂道地記載了這方面的故事。《世說新語·簡傲》篇載：
陸初入洛，咨張公所宜詣，劉道真是其一。陸既往，劉尚在哀制中。性
嗜酒，禮畢，初無他言，唯問：「吳有長柄壺盧，卿得種來不？」兄弟殊失望，
乃悔往。
《晉書·陸機傳》說：
嘗詣侍中王濟，濟指羊酪謂機曰：「卿吳中何以敵此？」答曰：「千里蒓
羹，未下鹽豉。」時人以為名對。
素以「亡國之餘」視南人的王濟，既是皇親國戚，聲名又著，瞧不起陸機，「羊酪」云云，並非比較南北風物，而是意在輕辱。最激烈的一次是與盧志發生的衝突。《世說新語·方正》篇記載：
盧志於眾坐，問陸士衡：「陸遜、陸抗，是君何物？」答曰：「如君於盧
毓、盧廷。」
盧志也許是無心的，但敏感的陸機自尊心受不了，於是針鋒相對，大家都不客氣，對對方的祖先都直呼其名，場面一時很尷尬。事後陸雲對陸機說：「可能因為相隔太遠，他不知道，何必弄成哪樣？」陸機說：「我父祖名播四海，寧不知邪！」
即便有激烈的碰撞和拒斥，但交流、交融仍然是西晉文化的主流。《晉書·陸機傳》中說：「太康末，（陸機）與弟雲俱入洛，造太常張華。華素重其名，如舊相識，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劉義慶《世說新語·文學》篇，劉孝標註引《文章傳》：「（陸機）善屬文，司空張華見其文章，篇篇稱善，猶譏其作文大治，謂曰:『人之作文，患於不才，至子為文，乃患太多也。』」權傾一時的賈謐，也非常欣賞陸機；陸機從吳國來到洛陽，就是賈謐多次催促的結果；後來陸機委屈地「拜路塵」跟隨賈謐，其實是有原因的。
張華欣賞陸機，也批評陸機，說他「才」太多，使詩歌蕪雜；同時指導陸機創作，文章要「清省」，詩歌要重「情」。此外，根據王隱、臧榮緒和房玄齡的《晉書》記載，左思寫作《三都賦》成功，除了廁所間也放著紙筆，同時也請教從西川來的張載和從吳國來的陸機，西川和吳地的風土人情，無疑是《三都賦》的組成部分；可知左思《三都賦》的成功，實有川蜀文化和東吳文化人士的參與，是一個南北文化交流以後出現的篇章。
（三）西晉太康詩學：源出建安，又揚棄建安
太康詩歌情采綺靡、舉體華美的風格特徵，是在源出建安，又揚棄建安以後產生的。
說源出建安，鍾嶸《詩品》已經把溯流別的路線圖劃得很明確。在鍾嶸看來，西晉詩人眾多、才力富贍、創造力旺盛，潘岳如江，陸機如海，進入上品的人數也最多。但是，西晉詩人並不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而是自有源流的。
除了阮籍出於《小雅》以外④，其他四位上品詩人都源出建安。如「晉平原相陸機詩」，「其源出於陳思」；「晉黃門郎潘岳詩」，「其源出於仲宣」；「晉黃門郎張協詩」，「其源出於王粲」；「晉記室左思詩」，「其源出於公幹」。
不僅上品詩人，中品詩人也如此。在中品詩人中，大多數詩人沒有「源出」，重要的有「源出」的中品詩人，也都源出建安。如「晉中散嵇康詩」，「其源出於魏文」；「晉司空張華詩」，「其源出於王粲」；「晉太尉劉琨詩」，「其源出於王粲」；跨兩晉的「晉弘農太守郭璞詩」，「憲章潘岳」⑤；如果算上東晉，「宋徵士陶潛詩」，「其源出於應璩，又協左思風力」。很明顯，西晉詩學的大觀，是從建安之源來的，而且是連在一起的。如前所言，專門論五言詩的鍾嶸，把建安看成《風》、《騷》以來的第一個高峰，把西晉太康看成是源出於建安的第二個詩學高峰。建安詩學撒下天羅地網，整個太康詩人無可逃遁。太康時代的「情采」、「綺麗」，都不是天外來客，而是曹植詩歌詞采華茂的延伸和發展。太康詩人追求辭藻、句式、對偶、佳句、某個動詞的特別效果，在很大程度上是對曹植、王粲詩歌合理的繼承。鍾嶸說陸機源出曹植，張華、潘岳、張協、劉琨源出王粲，左思源出劉楨，正是從這些意義上說的。
說揚棄建安，太康詩人深知自己的任務，在建安「尚氣」、「言志」的「風骨」以後，要開闢新的「重采」、「尚情」的新格局。建安的色彩，是血與火的噴涌；是時代在剖腹產；鳳凰在大火中涅槃；西晉的色彩，則是粉紅、嫩綠、和平發展的主題；是園中「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以細流」的景象。政局穩定了，生產力恢復了，老百姓有飯吃，天下太平，即可刀槍入庫，馬放南山；戰爭用的號角、刀矛，一旦換成絲竹、管弦；生活變了，詩歌風格不得不變。不僅詩歌風格會改變，甚至連走路的姿勢、談話的表情也變了。
所以，揚棄建安風骨，那是不得不揚棄；緣情綺靡，那是不得不綺靡。因為其時，風骨似乎成了不急之務；而詩歌的語言、對偶、聲韻、節奏，仍不能滿足詩歌日益發展的需要，跟不上社會生活的腳步；形式美尚如雉雞，需要太康詩人集體努力地撲上去抓捕。
（四）技術的原因：紙較大規模地生產對詩學的影響
紙在很久以前就已經產生了，產生的原因，許多中國科技史的專家都做過研究，大體上是因為制麻、搗絲，把繭搗爛抽絲以後，留在簾席或其他工具上有一層薄薄的纖維體，把薄薄的纖維體晾乾剝下，就是紙了。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紙是制帛過程中的衍生品。雖然公元前就有紙被發明的證據⑥。至東漢的蔡倫，作為負責皇室御用器物和宮廷御用手工作坊的主管，他總結西漢以來造紙經驗，在前人的基礎上，改進方法，在原材料和工藝上不斷創新、開拓，利用樹皮、碎布（麻布）、麻頭、魚網等原料精製出優質紙張，終於製作出「蔡倫紙」。這就是《後漢書·蔡倫傳》上記載的「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為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為紙。元興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從用焉，故天下咸稱『蔡侯紙』」。造紙術因此得到推廣。此後，造紙原料不斷擴展，造紙工藝不斷改進，造紙成本下降，便於攜帶，紙從被用於內廷所藏經傳的校訂和抄寫，逐步普及到全社會，並最終取代竹簡和木牘。到了西晉，在公文、書籍、繪畫、書法等方面，形成了紙的大批量生產和用紙的高潮。
在建安時代，社會需要紙張，更需要刀矛、劍戟；而西晉統一、安定、和平的社會環境，是紙張和技術革命的保障；另一方面，三國歸晉所引起的詩學革命和藝術革命，其中紙的發明和有了相當的生產規模又起到決定性的作用。
一般認為，筆意婉轉，風格平淡質樸，其字體為草隸書的《平復帖》，就是陸機用筆寫在麻紙之上的。陸雲《與兄平原書》說：
景猷有蔡氏文四十餘卷，小者六七紙，大者數十紙，文章亦足為然。
景猷是荀崧，字景猷，西晉人，與陸機、顧榮等人友善。陸雲所見荀崧藏有的「四十餘卷」蔡氏文，就是寫在紙上的。陸雲自己寫信，也說：「書不工，紙又惡，恨不精。」
《晉書·左思傳》記載左思寫《三都賦》：
門庭籓溷皆著筆紙，遇得一句，即便疏之。
（賦成之後），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為之紙貴。
都是西晉用紙的例子，可見當時紙在社會上運用之普遍。
四、決定中國詩學華美綺麗的新方向：西晉詩學的意義
從公元四二○年，宋武帝劉裕代晉起，到公元八世紀上半葉的唐開元、天寶年間，差不多經歷南朝的宋、齊、梁、陳和初唐，大約三百年間，中國詩學基本上走的是西晉張華、陸機、潘岳、張協等人開闢的緣情綺靡、華美亮麗的道路。
（一）左太沖詩，潘安仁詩，古今難比：宋元嘉三大家與西晉詩學
繼漢末建安、西晉太康以後，中國詩學發展到劉宋的元嘉，又形成一個高峰。元嘉三大家是謝靈運、顏延之和鮑照。他們的繼承的，雖然也有建安的慷慨和精神，但主要是西晉情采、綺靡和巧似，走的是被「八王之亂」打亂了的西晉太康詩學沒有走完的道路。
這一論斷是有根據的。元嘉三大家是：謝靈運、顏延之、鮑照。我們先看謝靈運，鍾嶸《詩品》說他：「其源出於陳思，雜有景陽之體。故尚巧似，而逸盪過之。」
源流雖然出於建安的曹植，那是鍾嶸建立《詩經》——曹植——陸機——謝靈運詩歌軸心的需要。但仍然認為，謝靈運參酌了西晉張協詩歌的體貌。如評謝靈運「名章迥句，處處間起；麗曲新聲，絡繹奔發。譬猶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塵沙，未足貶其高潔也。」都與評張協的「文巧構形似之言。雄於潘岳，靡於太沖。風流調達，實曠代之高才。詞彩蔥蒨，音韻鏗鏘，使人味之，亹亹不倦。」（《詩品·張協》條）意頗近之。其中「故尚巧似，而逸盪過之」，是針對張協說的，應該是謝靈運與張協的關係，而不是與曹植的關係，這一點此前我們沒有注意。
鍾嶸以為，謝靈運在馳騁詩歌想像的「逸盪」方面，超過張協，其實說的是，元嘉詩歌在情采、詞藻、想像力方面，更是超越了西晉的太康。
再看顏延之，《詩品》「顏延之」條說：「其源出於陸機。故尚巧似。體裁綺密。」「湯惠休曰：『謝詩如芙蓉出水，顏詩如錯彩鏤金。』」都證明了「太康之英」陸機對顏延之的影響。在狀物摹的寫作方法上，顏延之崇尚「巧似」、「體裁綺密」、「然情喻淵深」，正是陸機「才高辭贍，舉體華美」、「咀嚼英華，厭飫膏澤」的遺傳。《何義門讀書記》卷四六曰：陸機《答賈長淵》「鋪陳整贍，實開顏光祿之先。」
鮑照也一樣，《詩品》「鮑照」條說鮑照：「其源出於二張（張協、張華）。善制形狀寫物之詞。得景陽之諔詭，含茂先之靡嫚。」「貴尚巧似，不避危仄。」說的是，鮑照也源出西晉的張華和張協。其中還分析了倜儻、諔詭、奇異、傾炫心魂的東西來自張協，華靡柔曼的部分則來自張華。所以善摹物狀，善寫物情。故知張協之「巧構形似之言」、張華之「巧用文字」,即鮑照之「善制形狀寫物之詞」。在骨力方面，鮑照有點像西晉的左思；自己也在宋孝武帝劉駿面前，與左思兄妹比較過：「臣妹才自亞於左芬，臣才不及太沖爾。」（《詩品》「鮑令暉」條）但總體傾向，仍然是發展了諔詭、奇異、傾炫心魂和善摹物狀，善寫物情的主流。其中「總四家而擅美」的四家，指張協、張華、謝混、顏延之；兩代，指張協、張華、謝混所屬晉代和顏延之所屬宋代。說的是鮑照對西晉詩學的繼承和對宋初詩歌的超越。
三大家以外，劉宋時期其它詩人，如由晉入宋的陶淵明。《詩品》說他「其源出於應璩，又協左思風力」，這是晉詩人左思以自己詩歌的風力、情辭和隱居的方式，影響了陶淵明。以前大家的著眼點都在左思風力影響陶淵明詩風上，也很少注意到左思最後的隱居結局對陶淵明的影響。
此外，宋豫章太守謝瞻、宋僕射謝混、宋太尉袁淑、宋征君王微、宋征虜將軍王僧達五人詩，都受西晉詩人張華的影響。《詩品》五詩人條說他們：「其源出於張華。才力苦弱，故務其清淺。殊得風流媚趣。」很明確地告訴我們，劉宋時期謝瞻、謝混、袁淑、王微、王僧達等人詩歌里的「清淺」和「風流媚趣」，都是西晉太康時期張華的嫡傳。
除了學習繼承，劉宋時期的詩人還發自內心地覺得西晉太康的詩歌是一個不可逾越的高峰，不遺餘力地加以讚美，代表詩人謝靈運經常說：「左太沖詩，潘安仁詩，古今難比。」這個「古今」，甚至包含鍾嶸以為他源出的曹植。
《詩品》是一張覆蓋漢、魏以來晉、宋、齊、梁詩人的網路圖，劉宋時期的詩人，除了下品未著淵源的外，上品一人謝靈運「其源出於陳思」；中品評劉宋十二位詩人，除謝惠連一人未著源出外，有八位詩人都源出西晉太康詩人；餘下宋謝世基、宋參軍顧邁、宋參軍戴凱三人，雖然也未著源出，但鍾嶸說他們「文雖不多，氣調警拔。吾許其進，則鮑照、江淹，未足逮止。」《詩品》所錄劉宋詩人，百分之九十以上源出太康，說明劉宋時期的詩歌，基本上走的是西晉太康的道路，
（二）齊梁詩人站在西晉詩學的延長線上
西晉詩學對劉宋詩學的影響是決定性的，而齊梁詩學的方向，更是延續西晉太康和宋元嘉風格的延長。而「永明體」和宮體詩在詩歌美學上，同樣是對西晉太康以來的形式美學的繼承⑦。
如《詩品》說齊吏部謝朓詩：「微傷細密，頗在不倫:一章之中，自有玉石。然奇章秀句，往往警遒。」謝脁源出謝混，謝混又出於張華，所以謝脁也有「細密」的特點。齊黃門謝超宗、齊潯陽太守丘靈鞠、齊給事中郎劉祥、齊司徒長史檀超、齊正員郎鍾憲、齊諸暨令顏測、齊秀才顧則心七詩人，《詩品》說：「檀、謝七君，並祖襲顏延。欣欣不倦，得士大夫之雅緻乎？」，追溯這些詩人的風格特徵，最後都會通過顏延之而找到陸機的「文章淵泉」。
蕭子顯《南齊書·文學傳論》說：
今之文章，作者雖眾，總而為論，略有三體：一則啟心閑繹，託辭華曠，
雖存巧綺，終致迂迴，宜登公宴，本非準的。而疏慢闡緩，膏肓之病，典正
可采，酷不入情。此體之源，出自靈運而成也。次則緝事比類，非對不發，
博物可嘉，職成拘制。或全借古語，用申今情，崎嶇牽引，直為偶說。唯睹
事例，頓失清采。此則傅咸五經，應璩指事，雖不全似，可以類從。次則發
唱驚挺，操調險急，雕藻淫艷，傾炫心魂。亦猶五色之有紅紫，八音之有鄭、
衛，斯鮑照之遺烈也。
《南史·齊高帝諸子傳》載：
（武陵王曄）學謝靈運體，以呈高帝。帝極曰：「見汝二十字，諸兒作中，
最為優者。但康樂放蕩，作詩不辨有首尾，安仁、士衡深可宗尚，顏延之抑
其次也。」
蕭道成推崇潘岳、陸機而貶抑大謝，固然有其局限，但其論謝詩「不辨有首尾」，卻頗有見地。靈運如此，後人學其作者，文才又遜，造成「闡緩疏慢」典正無情之作，誠有以也。這一記載，也說明太康詩學在齊梁的地位。
梁沈約是鍾嶸《詩品》里品評的最後一位詩人，《詩品》說他：「觀休文眾制，五言最優。詳其文體，察其餘論，固知憲章鮑明遠也。所以不閑於經綸，而長於清怨。」《詩品》評「梁光祿江淹詩」，沒有明言源出，只說：「文通詩體總雜，善於摹擬。」但「淹罷宣城郡，遂宿冶亭，夢一美丈夫，自稱郭璞，謂淹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矣，可以見還。』淹探懷中，得一五色筆以授之。爾後為詩，不復成語，故世傳江淹才盡。」《南史·江淹傳》說:「淹少以文章顯，晚節才思微退，云為宣城太守時罷歸，始泊禪靈寺渚，夜夢一人，自稱張景陽，謂曰：『前以一匹錦相寄，今可見還。』淹探懷中得數尺與之。此人大恚曰：『那得割截都盡!』顧見丘遲，謂曰：『余此數尺，既無所用，以遺君。』自爾淹文章躓矣。」按照《詩品》的記載，則江淹受晉詩人郭璞的影響，而按照《南史》的說法，則影響江淹的是張協；張協除了影響江淹，還影響了齊梁詩人丘遲。
太康後的元嘉、永明、天監三個時期，是南朝文學創作最鼎盛的時期。這些時期的詩歌風格，雖然各有特色。但總體上說，是繼承西晉詩學而來的。劉宋以後，乃至齊、梁、陳的詩學，都放棄了建安而走太康的道路，是走在西晉詩學的延長線上的。
（三）言氣骨則建安為儔，論宮商則太康不逮：盛唐與西晉詩學
唐·殷璠《河嶽英靈集》選錄唐開元二年至天寶十二載(714—753)期間常建、李白、王維、高適、岑參、孟浩然、王昌齡等二十四人詩二百三十四首(今本實存二百二十八首)。他談選詩的標準說：
璠今所集，頗異諸家：既閑新聲，復曉古體。文質半取，風騷兩挾。言
氣骨則建安為儔；論宮商則太康不逮。
「新聲」和「文」指律詩，「古體」和「質」指古詩。說律詩、古詩、不同風格詩歌兼而取之。其本質表明了盛唐詩的基本特點：即論氣骨、精神，與文采、情辭具備，集大成地融合在一起。殷璠的意思是，論氣骨、精神，建安詩也比不上盛唐；論聲律和文采、情辭，盛唐詩更是超過西晉的太康。
西晉詩學當然不會與盛唐爭鋒，但是，它是前輩。這裡要注意的是，殷璠論盛唐詩的特徵時，以「建安」和西晉的「太康」並舉，表面上是說明他選詩的「兩大標準」，其實也透露出盛唐詩歌的「兩大來源」——建安的風骨和西晉太康以來的宮商聲律與文采情辭。
殷璠《河嶽英靈集序》說：「開元十五年（727）以後，聲律風骨始備矣。」此一是說明，盛唐詩歌是從開元十五年（727）開始成熟的。因為在這一時期，李白、王維、高適、岑參、李頎、王昌齡、崔顥等人已經崛起，主持詩壇，唐詩出現嶄新的氣象；二是，這裡的「聲律」，和前面說的「宮商」乃是互文。指詩歌宮商聲律、文采情辭、對偶、亮字等形式美學的東西；其來源，仍然是西晉的太康。
「宮商」所代表的詩歌形式美學，則可以說是由太康以後至盛唐三百多年來詩人共同努力的結果。至此，「建安」和「太康」被唐人糅合在一起，並讓它們找到了各自的意義。證明了，在唐人眼裡「太康」與「建安」並列，以及它們對形成唐詩美學的不同貢獻。比起明清選詩家和評論家來說，作為唐人的殷璠，對唐詩與建安、太康關係的論述，應該更有經典意義。
直到初唐的陳子昂在《與東方左史虯修竹篇序》中大聲疾呼，說「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漢、魏風骨，晉、宋莫傳。」建安話題才重新被人注意。由西晉奠定的「情采綺靡」的道路，才朝「建安風骨」的方向作了一些調整。
「建安」和「太康」，「文」和「質」、「風骨」和「丹彩」，「風雲氣」和「兒女情」，建安風清骨峻的路，太康情采綺靡的路，眾詩人都沒有走錯，也沒有白走；在合起來大方向的前面，一輪盛唐詩歌帝國的紅太陽正冉冉升起。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批准號11BZW019）、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項目成果（批准號10YJA751006）、上海市重點學科中國古代文學成果（項目編號S3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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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參見日本學者林田慎之助《中國中世紀文學批評史》第三章第三節，曹旭譯，待出版。
③參見《鍾嶸與沈約：齊梁詩學理論的碰撞與展開》（曹旭、楊遠義、《上海師範大學學報》2009年第6期）
④阮籍其實是「魏人」，因為西晉朝廷於撰寫「晉史」時，已有當起於何時的論辯，有人即主張始於魏正始年間，還有人主張將魏嘉平以來朝臣全都列入，見《晉書·賈謐傳》、《初學記》卷二一引陸機《晉書限斷議》等。
⑤參見《論先唐文學的遊仙主題》，（朱立新、《上海師範大學學報》2010年第4期）
⑥見錢存訓《紙的起源新證：試論戰國秦簡中的紙》，《文獻》2002年第1期。
⑦參考《宮體詩與蕭綱的文學放蕩論》（曹旭、文志華、《上海師範大學學報》201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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