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半如秋意轉迷 梁啟超民初歸國的心路歷程

一

清末戊戌年(1898)八月，以西太后為首的頑固黨發動政變，逮殺維新黨人，變法失敗。梁啟超得日人營救，搭乘日本大島艦赴日避難，此乃梁氏去國流亡之始。行時有《去國行》一篇，悲憤沉鬱，以詩言志，中有語云：「君恩友仇兩未報，死於賊手毋乃非英雄，割慈忍淚出國門，掉頭不顧吾其東。」學習日本明治維新，建立現代國家制度，一直是他抱持的政治理想。他已經體驗到了變法的艱難和制度變革的殘酷性，中國的現實和日本的經驗告訴他，重大的社會變革是要付出血的代價的：「爾來明治新政耀大地，駕歐凌美氣蔥蘢。旁人聞歌豈聞哭，此乃百千志士頭顱血淚回蒼穹。」理想的太陽在他的頭頂照耀，青春的熱血在他的周身奔涌，為了理想，他已把生死置之度外：「男兒三十無奇功，誓把區區七尺還天公。不幸則為僧月照，幸則為南洲翁。不然高山蒲生象山松蔭之間佔一席，守此松筠涉嚴冬，坐待春回終當有東風。」政變始作，譚、梁訣別之時，譚嗣同有語：「月照、西鄉，吾與足下分任之。」譚願作月照殺身成仁，勉勵梁像西鄉那樣，實現變法的理想。「南洲翁」即是日本維新三傑之一的西鄉隆盛。此時梁啟超二十六歲，幸與不幸，成功成仁、月照西鄉……兩種結果，他希望自己三十歲時會見分曉。但是到了三十歲時究竟怎樣了呢?對人生前景的預測總是落空，三十歲那年，他並沒有建立什麼「奇功」，仍然羈留日本，歸國無望。他主要的事情是主筆《新民叢報》，宣傳維新變法的主張，偶爾也為《新小說報》撰文。他為自己沒有從事叱吒風雲的實際政治活動而懊惱：「爾來蟄居東國，忽有歲余矣，所志所事，百不一就，惟日日為文字之奴隸，空言喋喋，無補時艱，平旦自思，只有慚悚。」他不以文字之功為然，刻刻不忘從事政治活動，引友人詩句云：「『舌下無英雄，筆底無奇士 』，嗚呼，筆舌生涯已催我中年矣，此生所以報國民之恩者，未知何如?每一念及，未嘗不驚心動魄，抑塞而誰語也!」三十歲的梁啟超由報「君恩」到報「國民之恩」，說明他思想的進步外，仍然是一副鬱郁不得志的樣子。視文章為「雕蟲小技，壯夫不為」，嚮往在政治上大展宏圖。從事實際的政治操作，使中國變法圖強，是梁啟超大半生的心結。這種意識其來有自，儒家知識分子向來以天下自命，「齊家、治國、平天下」嘛，「立德、立功、立言」，實際的事功要比「空言喋喋」更輝煌也更真實。就連李白也有「為君談笑靜胡沙」的志向，在李白那裡，或許只是詩人狂傲的大話，但在梁啟超這裡，卻是刻刻縈懷，須臾不能忘記的頭等大事。

梁啟超去國流亡十幾年，除遊歷夏威夷、澳洲、美洲、日據台灣島外，中間有兩次密潛回國，為安全起見，來往不過數日，其餘歲月皆蟄居日本。在日期間，他除了辦報寫文章，著書立說，鼓吹君主立憲的政治主張，和要「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革命黨論戰外，也時時關注國內的政局，從事一些他認為更重要的政治活動。擇其要者而言之，有如下幾項：

一、和他的老師康有為在海外組織「中國維新會」，主要以旅美華僑為主，籌捐款項，擴大組織。在美洲、南洋等地成立保皇立憲的分會，並於1904年正月在香港召開保皇大會，海外的保皇黨因此形成一定的聲勢。但是，這些海外組織對中國中樞政局並無影響，晚清帝國加速滑向深淵，直到帝國的實際主宰者西太后和被囚禁的光緒皇帝同年死去，不久發生辛亥革命，弄到無「皇」可保為止，康、梁所秉持的政治理想最終破滅。

二、為了籌措政治活動經費，和康有為等搞一些實業經營。如梁啟超參與主持的廣智書局，康有為在墨西哥投資的鐵路和電車運營業，皆因書生輕信，用人不當，姦猾舞弊，墮人彀中，弄到虧損倒閉，全盤皆輸。由康有為和廣西巡撫張鳴岐等贊助成立的振華公司，由憲政會人士參與主辦開發桂省實業，剛一開張，就發生騙財殺人慘案。張鳴岐幕僚劉士驥被殺身死，張遷怒於康、梁，弄得眾口囂囂，狼狽不堪。至辛亥革命前夕，立憲黨所開辦的海內外實業幾乎全部垮台。1910年，康有為致信梁啟超，念此幾痛不欲生：「大局同盡，大局俱裂，我豈徒身敗名裂，牽累萬端，為此大痛幾死，今惟有日病待亡。總之，權利二字一涉，則爭盜並出，或陰或陽，其來萬方，入其中者，必狡獪辣毒，與之相敵然後可。」讀此言令人可悲復可憫。康、梁皆為書生，強入此道，安得不敗!

三、在國內開展秘密活動，以圖動搖乃至推翻西太后的統治，影響晚清政局，改變清政府政治走向。其活動包括參與密謀支持唐才常等的所謂「勤王」起義，收買荊柯、聶政一類「死士」，對西太后和滿清大員搞暗殺，對滿清權貴可利用者行賄等等。「個中要義，一賄，二丸，徒恃口無用也」(1908年馬相伯致梁書)丸者，暗殺之彈丸也。儘管花了很多錢，也網路了一些所謂「喋血義士」，但大多被騙錢了事，暗殺行動一次也沒有進行過。多年經營暗殺西太后的梁鐵君被人告發，於1906年被清政府捕殺。革命黨中的汪精衛暗殺攝政王還埋過一次炸彈，立憲黨連槍也沒放過一次，徒花冤錢而已。行賄滿清權貴，在政權中樞尋找代理人的事情也沒有成功。

梁啟超在海外的政治活動已如上述，不僅沒有什麼成效，幾乎可說枉費心機，一敗塗地。1908年，梁發起成立的「政聞社」被清政府查禁，他們一直進行的推動清政府「開放黨禁」的活動因頑固派的阻撓也毫無結果。他在詩中抒發蒼涼的心境說：「一出修門已十秋，黃花見慣也應羞。無窮心事頻看鏡，如此江山獨倚樓。」其蕭瑟和寂寥有獨立秋風之感。但梁的事功之心從未消泯，反倒愈挫愈奮。他的政治抱負於1909年給其弟梁仲策的信中表露無遺：「兄年來於政治問題研究愈多，益信中國前途非我歸而執政，莫能振救，然使更遲五年，則雖舉國聽我，亦無能為矣;何也，中國將亡於半桶水之立憲黨也。」此時的梁對同黨某些人已深感失望，對多年努力不懈卻一無所成有所反思，但對自己卻信心滿滿。多年研究，他自信已握有救國之良方，認為只有自己歸國執政，方能救中國於危亡，聽來真似古儒生「治大國如烹小鮮」的狂妄。中國的事情真的這麼容易嗎?只待一個大賢人措置江山似棋局，撥亂起衰如反掌?梁啟超是這樣想的，他甚至以醫國聖手自詡，拿起架子來：「茲非有聘莘顧隆之誠，決高卧不漫起也。」他等著人家恭請他歸國收拾殘破的江山，拯救混亂的時局。

梁啟超沒有失望，他終於等來了這一天。中國發生了辛亥革命，逼迫他出亡異國，一直沒有赦免他的清王朝垮台了。他終於熬過了漫長的嚴冬，他認為自己政治上的春天到來了，他將像英雄凱旋般被迎回祖國，以施展他政治上的抱負。

梁啟超能夠如願嗎?

二

辛亥年，武昌起事後，國內政局動亂。南方數省宣布脫離清廷而獨立，但群龍無首，以同盟會為首的革命黨雖然將獨立各省整合，選舉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但亂兵暴民，遍於國中，輿論紛紜，謠諑四起，臨時政府財政困窘，政令不行;北方的清廷雖起用袁世凱出面組閣，但袁對清王朝已懷二心，故首鼠兩端，握兵待機，竊奪權力的野心正在發酵。國內基本處於無政府狀態，各方政治勢力縱橫捭合，紛紛登場，開始角逐權力。大有「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之勢。此時以康、梁為首的立憲黨人也急於實現自己多年的政治理想，1911年農曆九月初八日梁啟超給徐勤(君勉)一信，內中有語云：「今茲武漢之亂，為禍為福，蓋未可知，吾黨實欲乘此而建奇功焉。」接著，就將自己兩年來所策劃的「錦囊妙計」傾筐倒篋，和盤托出，兩年來，梁等在海外，用各種關係和手段結交滿清權貴，「朝貴中與吾黨共事者惟濤、洵兩人而已，而洵實無用，可用者惟有一濤。」原來，他是想助載濤用禁衛軍搞宮廷政變，驅逐頑固黨中的慶親王奕劻和載澤等人，使載濤為總理，然後開國會，實行立憲。為此，他決心不顧兇險，密潛回國，串聯清軍第六鎮統制吳祿貞起兵以助載濤。他甚至天真地以為，利用資政院投票，他可以取袁世凱而代之：「本初(袁紹字本初，此代指袁世凱)觀望不進，今欲取巧。今欲取而代之，誠甚易，資政院皆吾黨，一投票足矣。惟吾頗慎重不欲居此席。」大有運天下如股掌之氣概。當然，事情成敗，既關人事，又關天事，所以不可逆料。因此，梁在信中，有託孤之言。徐勤與梁是萬木草堂的同學，同為康有為弟子，徐對康、梁事業，忠心耿耿，甚至破家以助，梁慨言道：「弟日內必行矣，弟氣固甚壯，然天下事安可逆睹，若其無成，而以身殉之，亦意中事。若萬一有他變，則全家二十餘口，盡以托諸吾兄。吾老親有仲策可料理，吾弱息則惟吾兄撫之。」真是風動易水，慷慨悲壯也!梁啟超此時所依仗的，主要是清廷的資政院，認為其中大半皆是立憲黨人，靠資政院投票，掌政柄，行立憲，易如反掌。梁啟超九月十六日乘日本天草丸秘密返國，行前又有給徐勤書，提出立憲黨應對時局的八字方針：「和袁、慰革，逼滿、服漢」。行前膽氣頗豪，欲擬杜甫作《北征》詩，雖未成，可見其心境也。到大連後，給女兒的信中，對自己的政治前程仍有非常樂觀的估計：「入都後若冢骨尚有人心，當與共戡大難，否則取而代之，取否惟我所欲耳。」此「冢骨」者，借指袁世凱也，梁等指稱袁有多種稱謂，若「土、土頭、本初、公路(袁術字)、項城」等，此雲「冢骨」，冢中枯骨，輕賤之甚也!詎料梁一登岸，就聞知國內局勢混亂，北京處於無政府狀態，治安一團糟，人人自危，所謂資政院，議員已遁逃大半，無法開會(即便能開會，中國當時難道能靠投票治理嗎?梁之設想，完全是一廂情願的書生之見)。更令人失望的是，想藉助軍隊方面的原陸軍第六鎮統制(後暑理山西巡撫)吳祿貞被袁世凱收買的部下殺害，他想運動軍隊，結果卻招來一些馬賊頭子和來路不明的人，想擁他而獨立。他回國的消息被報紙宣傳後，南方某些報紙竟造作謠言，說他欲聯絡宗社黨人，意欲引入沙俄軍隊撲滅革命黨，大約就在這種情況下，梁等寄予厚望的具有強烈反清革命思想的藍天蔚、張紹曾(二人皆日本士官學校畢業，與吳同稱「士官三傑」，藍後被孫中山任命為關外大都督，北伐軍總司令)已不被所用，藍天蔚等將不利於梁。梁此時不僅所有謀劃皆成泡影，且有性命之虞，不得不倉皇逃歸日本。

辛亥革命甫一發生，梁啟超此次歸國之行，懷有秘密的政治使命，時間頗短促，是梁氏政治生涯的一段小插曲，還不能算「英雄般的凱旋」。此後，袁世凱奉命組閣，梁被任命為袁閣中的法律副大臣，但梁辭而不就，回函於袁，建議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解決國體問題，不能進剿南方革命黨，以免國家分裂。嗣後，清廷與袁本人多次促梁歸國就職，但國內時局紛擾，瞬息萬變，梁此時尚不欲為袁所用，他還要觀察、權衡國內政治勢力的消長，強弱，以定行止，因此，他仍滯留日本，密切注視國內時局的發展，等待歸國的時機。

這時，國內進入了南北和談時期，國體問題，成為焦點。梁啟超發表《新中國建設問題》，重申立憲主張，認為中國應仿照英國實行「虛君共和」。今天看來，這種漸進革新的主張或許震蕩最小，對國家向現代立憲體制的轉變，減少人民的痛苦，以實現國家政治體制的平穩過渡是一條最為穩健的路徑。但是，激進的革命黨堅決不採納，而袁世凱方面，因別有所圖，虛於委蛇，所以，立憲派的主張終是不能實行。儘管如此，在中國未來命運的決戰中，在南北和談處於膠著狀態的短暫時間內，梁啟超等立憲派仍然為自己的政治主張做著最後的努力。如麥孺博在粵、羅癭公在京、盛先覺在滬、張漢章、譚奎昌在魯……都不斷地向遠在日本的梁報告國內時局和立憲派運動情況。梁所收到的信息，有的似是而非，有的比較客觀。如羅癭公信中云：「北方一般輿論有不滿意袁者，甚盼康、梁內閣，謂繼袁非康不可。」中國政治一直靠實力說話，輿論不能左右中國政情，況此種「輿論」可信度大可存疑，此言之謬，自不待辯。又如藍公武報告說，袁財政困窘，無力為戰，孫中山從國外並未攜款歸，南方社會秩序混亂「南方之敗，立而可待」雲。又云：「項城兵力雖厚，然欲藉此以平十四省，則不僅勢所不可，力所不能，且亦心所不敢。」此語對局勢的判斷還算準確。康(此時亦在日本)梁憑藉這些國內黨羽的彙報和日本的報紙遙策國事，以定進退，然而動亂中的中國形勢瞬息萬變，時勢變化，多不如其策。

梁啟超於九月十六日歸國的計劃失敗之後，與當年十一、二月間尚有兩次打算往滬和入京的計劃，最後都沒有成為事實。隨著形勢的發展，他的「虛君共和」的主張已成昨日黃花，南北輿論都傾向於革命黨的「民主共和」，一些立憲黨的中堅人物也已轉向，梁原來的策劃，以為完滿，但終歸是「可憐無補費精神」。南北兩方——革命黨和袁世凱——忙著談判，立憲黨再無置喙之餘地，已被邊緣化，有土崩瓦解之勢。梁啟超被晾在了一邊，對於他的歸國問題，同黨人士眾說不一，歸國後幹什麼，也莫衷一是。但大體說來，不外兩種意見：立即歸國說和暫緩歸國說。

主張梁立即歸國者，以立憲黨骨幹徐勤最為激烈，他主張放棄保皇主張：「滿人氣運已絕，若復抗輿論，存皇族，必為全國之公敵矣。」徐雖憨直幼稚，但他這一點認識，算明白了中國政治的本質：「今日惟有兵力乃可有勢力，有勢力乃可有發言權。」因此主張立憲黨在粵省割據一隅，招兵買馬，以進中原。認識到「槍杆子裡面出政權」這種中國政治的鐵律，參與軍事角逐，實際上已放棄了立憲黨人一貫秉持的政黨政治的理想，但揆諸康、梁等人，無疑痴人說夢，即使心有所欲也勢所不能也。到了1912年，徐勤等海外立憲黨人士見梁仍留日本，更是心急如焚，四月二日致康有為信中有言：「吾黨之弊，全在理想太多，實事全無，不免有文人習氣，豈能立於競爭之世耶?」此言可謂一語中的，康批註此信曰「覽書吾愧欲死。」回思多年來種種慘痛失敗，康氏之心境可知。脫胎於士人階層的中國知識分子秉持立憲的理想，力圖用和平的方式在中國行政黨政治，其信仰之誠，奮鬥之苦，令人欽敬，但到此已四面鐵壁，無處突圍。

主張梁暫緩歸國者，主要是在國內密切關注形勢的黨內同志。一是認為局勢混亂，為梁安全考慮。上海的革命黨報紙遍登判梁死刑的消息，同盟會攻擊醜化梁啟超不遺餘力，同盟會中的劉揆一認為應接近梁，共圖國事，被詆為「漢奸」，有言「虛君共和」者竟被殺死，立憲黨人徐佛蘇主持的《國民公報》被同盟會人攻毀，徐本人也被毆傷。況南北談判，局面尚不明朗，即便歸國，也無事可做;另有人認為依梁之身份影響，無人敦請歡迎，豈可輕易歸來?如吳冠英致梁書，認為梁此時出山，已無名義號召天下，所倡「虛君共和」不行，若倡「民主共和」，乃附「革黨」之驥，亦難為天下所重，要梁暫留日本，靜觀時變，伺機而動。又孫洪伊認為梁歸國須歸之有名：「浩然自歸，興味索然，何如有一二政黨舉以為魁，歡迎之而後歸。」又云：「歸國之期愈遲重，則社會歡迎愈至，自行歸國，終不如國人迎之以歸，能否在社會上佔一勢力，其關鍵全在此也。」

對梁啟超歸國後所為，也有各種說法：大致說來，有三種：一是勸梁歸國主持輿論，莫入政界，如湯睿(覺頓)告誡梁歸國後「斷不可入政界，入黨派」，不贊成康的入政府為閣員的主張，應辦《國風》，辦法政大學，「以閑雲野鶴之身，歸國主持輿論」。羅癭公認為所謂幾個黨聯合推戴梁不過是如粵諺樹幡竿以招鬼，萬不可信，勸梁拿定主意，不入政界，不入政黨，以清流之身待機以動。但梁豈是「閑雲野鶴」?這種主意當然不會被梁所採納。另有人主張梁應入孫、袁兩黨之外的第三黨，即與黎元洪結盟，同為黨魁，在政黨競爭中角逐權力，徐佛蘇、徐勤等人均持此議。最切近的主張，是要梁與袁世凱結盟，如張君勱等人。馮驥年、梁炳光等人敦促梁迅速出山，參與袁世凱政權，云：「若有機不出，則人將疑足下仍有故清繫戀，他日若有宗社黨餘孽煽惑，且污足下以惡名，雖有百喙將何從而辯之?」他們將梁視為可以攀援的大樹，急煎煎促梁馬上附袁：「必須早與本初攜手，方能達其目的。」並云：「吾輩已過中年，寧堪再誤?」要在政治宴席上分一杯羹，情急之態畢現。

梁啟超對這些信息當然是照單全收，他傾聽所有人的意見，但卻分析形勢，權衡利弊，對廁身國內政局，有著自己的盤算。1911年冬天，他就有了聯袁的趨勢。1912年，袁世凱取代孫中山當大總統，梁立即表示祝賀，袁複電示謝，情辭懇摯，也有籠絡這位大名士之意。梁大喜過望，於同日致書袁世凱，暢論財政、政黨問題，勸袁行「開明專制」，並申自薦之意：「今百度革新，大賢在上，若他日得為芹曝之獻，自效涓埃於萬一，何幸如之。」袁世凱自當會意，他此刻需要梁啟超這樣的名士來扮靚他的武人政治，所以極力拉攏。示意他的心腹幕僚梁士詒要梁啟超為之撰施政草案，指示說：「項城擬參合法、美、葡而合於我國三年內所適宜者之秉劃宗旨，速撰寄。」此時的梁啟超欲結袁而急於登上政治舞台，所以，不惜做袁的編外大秘書，立即撰寫寄上。當年梁在海外，曾有謀刺袁世凱之籌劃，蔑稱其為「土頭」「冢骨」，如今時移世易，好惡翻轉，起碼在表面上，已在巴結袁。與此同時，革命黨方面的疏通也在進行，同盟會方面，汪精衛早有結識梁啟超之意向，曾託人帶書，以示傾慕，並贈金二千。南北和談，孫中山在南京臨時大總統位子上時，北方已提名梁入內閣，但被孫塗去，如今，南京留守政府已撤消，同盟會方面對於梁啟超也有了和解的願望。到了1912年六、七月間，隨著時局的變化，國內忌梁者日漸減少，而同情歡迎者日漸增多，梁啟超的學生時任雲南都督的蔡鍔和副總統黎元洪先後通電歡迎，並請政府起用，國內各團體也表示了歡迎的意向。同盟會中一向激進的張繼(溥泉)和劉揆一也電請梁歸國，梁的朋友和黨徒也在國內積極運動，鼓動徐世昌、張國淦等有影響的人物為其奔走說項，又串聯蒙古王公呈請袁大總統迎梁歸國。此時，歸國的火候已經到了，國內佇望歸鴻，望穿雙眼，此時不歸，更待何時也?

不過，在梁啟超榮歸故國之前，還要插敘兩件事：一是，對於梁啟超歸國事袁，反對最力的是周善培，據他回憶，他曾與自己的老師趙熙(堯生)先生特意跑到日本，力勸梁不可。說得唇乾舌焦，梁似有難言之隱，回道：「我不是不聽你的話，卻不能不聽南海先生的話，你有什麼意思，應當先去同南海先生說清楚。」周、趙二人只好坐了三十分鐘火車去找康有為，結果與康辯論了幾個小時，康堅持梁一定要去。所以，對於這次梁啟超歸國事袁，周善培認為是被康所誤。周、趙之諫阻，可能是愛人以德，但對於中國政治有急切事功之心的梁啟超在眾望所歸的假象中，焉得不縱身急流濁浪，一試身手?所以，歸國事袁，應該說梁是主動的。二是康、梁十餘年間，由於政治觀念、學術見解以及其他瑣事，已時見嫌隙，至民國初年，由於康作為立憲黨領袖，所有海外經營歸於失敗，加上他的性格缺欠，在黨徒中威信大損，而梁啟超的威信卻遠遠超邁於康之上。梁啟超雖然事師惟謹，但康心有憾焉。此時，國內對康攻訐甚烈，康已成為梁的政治負累。於是，梁勸康退隱。康有為表面上似已同意，但內心銜恨，自不待言。這就是康、梁分道揚鑣的開始。康作為推舉梁歸國事袁的幕後推手，似有所圖。後來的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

1912年九月末，流亡在海外十五年的梁啟超躊躇滿志，在日本神戶登上了歸國的輪船。這一年，他整好四十歲。

三

梁啟超此次歸國，可謂風光無限，用他自己的話說：「可謂極人生之至快。」當然他又加一句：「亦可謂極人生之至苦」。後一句是撇清的話，所謂「苦」，乃應酬不暇之苦，萬方輻輳，眾星捧月，若無人理睬，何快之有?所以，此「至苦」乃「至快」之基礎。

梁於是年十月初八到天津，在津住了十二天，十月二十入京，在京也住十二天，復返天津。這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梁啟超大有如今世界超級明星受各路「粉絲」擁戴之快，真是載欣載奔，如痴如狂，讓他過足了人生的癮。十一日給長女梁令嫻的信中述及到津三日的情形說：「三日來無一日斷賓客(唐紹儀及前直督張錫鑾皆已來謁，趙秉鈞、段祺瑞皆派代表來)，門簿所登已逾二百人矣。各省歡迎電報，亦絡繹不絕，此次聲光之壯，真始願不及也。張謇、黃興皆候三日……又地方官紛紛宴請，應酬苦極。寓中則分三處，客廳無時不滿。」來趨奉拜謁的可不是尋常的追星族，都是當時中國叱吒風雲的人物，梁啟超自是豪情滿懷：「吾雖終日勞勞，精神愈健，亦因諸事順遂，故神氣旺耶」。國人歡迎之盛，不僅有虛的，還有實的，十三日信中說：國民黨已派兩人專門來勸駕，邀梁入國民黨。「道不同，不相與謀」，梁當然不會入國民黨，但他又不想得罪他們，所以，頗感難處。又有北京大學反對新校長，聞梁歸來，要政府派梁任北京大學校長，各科各派代表四人來津見梁敦請。梁此時在政治上有更高的抱負，兩事均已力辭。還有一件大實惠：袁世凱決定給梁月餉三千大洋：「受之與否，亦尚未定，旅費家費皆極繁，恐不能不受也」。十七日赴京前，又告家人說：「京中行館，一切由總統府供張，即前此用以館黃(興)氏者也。此次項城致敬盡禮，各界歡騰，萬流輳集，前途氣象至佳也。」但也有一點小小不如意：「惟應酬苦極，夜不得睡，今日虛火湧上，牙痛大作。」比起受尊崇和追捧的大場面、大歡樂、大得意，這點小毛病自然不在話下。畢竟本質是文人，心頭又掠過一點自戀自憐的小情緒：「遙思(日本)須摩、箕面間，菊花正肥，楓葉將赤，攜酒跌宕，為樂何極，無端預人家國事，塵容俗狀，良自憐也。」此言雖屬撇清，但也算真實。第二天(十八日)又作一書，除告知牙痛已愈外，又告都中、上海各報，皆以梁歸國為輿論中心，進步、民主兩黨將開歡迎會，國民黨也將開歡迎會，重點告知的是袁世凱之態度：「因吾偶與人言，曾文正、李文忠入京皆住賢良寺，彼飭人鋪設賢良寺，頃已備矣。此公之聯絡人，真無所不用其極也。」梁啟超入京，袁氏接待規格，已高於革命黨黨魁黃興，只因梁偶爾一言，下榻之地，將安排在滿清勛臣和一等大員曾國藩、李鴻章所居之賢良寺(後因避嫌沒住)。

梁啟超入京後受歡迎的程度，可謂烈火烹油、錦上著花，比之在津，更熱鬧十倍，其情形和心境皆在家書中道及。二十四日信中說：「都人士之歡迎，幾於舉國若狂，每日所赴集會，平均三處，來訪之客，平均每日百人。」國務總理趙秉鈞以及各總長，還有前清功名顯赫，如今也舉足輕重的大員如徐世昌、陸征祥、孫寶琦之流談話以二十分鐘為限，等而下之者只給五分鐘，其餘連見也難。在共和黨、民主黨和報界歡迎會上演說三次，聲勢之壯，影響之大，未可量也!尚有很多民間團體，排日歡迎，他認為自己此次歸國入京，真如雷霆巨響，為國內溫和派吐盡一年來之宿氣。激進的革命黨有點灰溜溜了，今後，以他為代表的溫和派將在中國政壇呼風喚雨。入京四天，袁大總統就與他密談一次，宴請一次，而梁「仍虛與委蛇而已。」至二十九日，又有家書一封，再述京中受歡迎情形，除告總統府開歡迎會國務員全體作陪外，尚有十省都督來電歡迎，又講各團體邀請以及演說事，聽其演說，無不歡欣鼓舞。報喜也不忘報憂：上海已數次密電，言「某黨」已派多人前來暗殺他。他已嚴加防備，自信敵人是不能害了他的。所以還有閑情逛琉璃廠，為女兒買文具等物。在京十餘日，「日日自晨九時至晚十二時，未嘗停口，鐵石人亦受不住，故非逃遁不可矣。」

梁啟超於十一月一日復返天津，當日家書中對入京後所受榮寵和歡迎情形做了一次總結：引日本報紙言「所謂人氣集於一身者，誠不誣也，蓋上自總統府，國務院諸人，趨蹌惟恐不及，下即全社會，舉國若狂。此十二日間，吾一身實為北京之中心，各人皆環繞吾旁，如眾星之拱北辰。」他最引以為豪的是，此次歸國入京，長了立憲黨人的志氣，滅了國民黨的威風。他說：「此次歡迎，視孫、黃來京時過之十倍，各界歡迎皆出於心悅誠服……孫、黃來時，每演說皆被人嘲笑，吾則每演說令人感動，其歡迎會之多，亦遠非孫、黃所及。」然後再次述及被歡迎及演說的盛況，「在京十二日，而赴會十九次之多」，湖廣會館答謝茶會「政界在焉，報界在焉，各黨在焉，軍人在焉，警界在焉，商界各行代表在焉，蒙古王公在焉，乃至和尚也到十餘人，雜沓不可名狀，可謂自有北京以來，未有之奇觀也」。最後告家人說，已經接受了袁世凱三千月餉。一則若不受，怕袁猜忌;二則支出浩繁，他也確實需要錢。至此，他已達到了結袁並歸國從政之目的。

梁啟超歸國，正當延續二千餘年的君主專制制度徹底崩潰之時，一般國人不知共和為何物，對國家前途乃至個人命運懵懂彷徨，多年傳播西方制度及思想觀念的啟蒙活動也就是他並不看重的「筆墨生涯」，使他名滿天下，國人對現代國家制度和思想觀念的常識大多有賴於他的著作及文章，他歸國之大受歡迎，正是國人對他啟蒙之功的回報，加上各派政治勢力皆欲藉助他的影響，所以才有所謂「舉國若狂」之大觀。正是：「故國名園久別離，今朝楚樹發南枝」(柳宗元詩)。然而他春風得意的日子是如此的短暫，熱鬧過去，煩惱即來，轉瞬間黃葉飄飛，陰霾滿天，可謂「宦情羈思共凄凄，春半如秋意轉迷」(柳宗元詩)。處在新舊交替，光明與黑暗搏戰中的中國的政治亂象令他苦悶不堪，書生意氣般的報國志向撞在黑暗而堅硬的鐵壁上令他疼痛而驚愕，他的自大和狂妄很快就灰飛煙滅。

回津只月余，梁啟超心境大壞，雖然得喜訊，夫人又給他生了一個兒子(五子思達生)，但情緒之惡劣，與月前判若兩人：「吾昨夕因得須摩書，頃躁異常，又見國事不可收拾，種種可憤可恨之事，日接於耳目……大抵居此五濁惡世，惟有雍樂之家庭庶少得退步耳。吾實厭此社會，吾常念居東之樂也」。( 十二月二十日致長女書)言語間，對歸國從政，已有悔意，但已無從抽身退步，只好打點精神，硬著頭皮向前了。

民國開局第一年，梁啟超就在這種壯懷激烈、意興闌珊、春風得意、憤慨憂煩的大起大落心境中過去了。

四

1913年，梁啟超四十一歲了。這年二月，他加入了共和黨，五月，統一、共和、民主三黨合併，統稱進步黨，梁啟超被舉為黨魁之一(理事長為黎元洪，梁為九名理事中第一名，進了常委會，相當於黨內二把手)，從前黨禁未開，他的政黨活動都是非法的地下狀態，如今，他的公開的政黨生涯開始了。這種人事安排的結果，和去年他得到的承諾有一些區別。那時合併的大約只有民主、共和兩黨，內定黎為總理，梁為協理，「張謇、伍廷芳等「皆退居於事」，就是說，他是名副其實的第二號人物。而今，理事一下子增加了九名，他雖然名列第一，但不過是九分之一而已。那時，他豪情萬丈，認為自己歸國，振臂一揮，則溫和派吐盡宿氣，他將帶領兩黨，一馬當先，在政黨政治中大展宏圖：「兩黨黨員皆有『哀鳴思戰鬥，回立向蒼蒼』之意，選舉勝利可期，然自茲以往，當無日不與大敵相見於馬上，吾則必須身先士卒也」。只不過兩三月，萬丈豪情化為寒冰，所謂進步黨，雖有政界大佬為之撐腰或廁身其間，但其實質，不過是權貴梟雄竊權攘利的胯下之馬，更有鑽營和不逞之徒日夜爭競撕咬不休，弄得一片烏煙瘴氣，合併前久拖不決，合併後同床異夢，梁啟超先前所抱的政治理想一遇到這種醜惡的現實立刻就敗下陣來。他被夾在欲退不能，欲進不得的窘境中，本年二月二十四日與長女令嫻書中云：「政局危險不可言狀，此時投身其中，自謀實拙，惟終不能袖手，奈何!」三月五日又有一書云：「國內種種棼亂腐敗情狀，筆安能罄……吾在此日與妖魔周旋。」這年三月二十日，宋教仁被刺殺於上海滬寧火車站，國民黨將其列為袁世凱後的第二號嫌疑人，聲言必報復。處于軍警嚴密保護下的梁啟超情緒低落到極點，二十五日在家書中說：「在中國政界活動，實難得興緻繼續，蓋客觀的事實與主觀的理想，全不相應，凡所運動全如擊空也。」救國拯民的熱忱和理想在棼亂腐敗的現實面前顯得多麼蒼白無力!這時，梁啟超已有抽身退步之念：「吾性質與現社會實不相容，愈入之愈覺其苦」。「黨事極棘手，合併已中止，吾亦將褰裳而去之耳。」但無論利用他的人還是擁戴他的人怎麼能允許他退呢?所以只好硬著頭皮，在極其痛苦煩惱中應付局面。四月十四日，黎元洪在京都萬生園宴請參眾兩院議員，他在演說中重申自己的政治理想，認為共和黨目前的任務應該是與腐敗和亂暴兩大勢力作戰，但對戰勝這兩大勢力，他自己也沒有信心：「腐敗派與亂暴派其性質雖若絕不相容，然彼為個人私利計，未嘗不可以交換利益，狼狽為奸，則國事愈不可問」。從各國歷史看，革命之後，暴民政治最易發生，而暴民政治一旦發生，國家元氣大傷，不可恢復，以中國列強環伺的現實，瓜分之禍殆不可免。所以，儘管我們對於現在政府有種種不滿意，還是認為有政府比沒政府強，只能在維持中慢慢改造它。這也是他一以貫之的對中國漸進式革新的溫和派主張。可是面對中國嚴酷的政治現實，他首先對自己就失去了信心。國事黨事之無望，使他的心境極其惡劣。四月八日，國會開會，他從前認為穩操勝券的共和黨敗給了國民黨，十八日在家書中沉痛地說：「吾黨敗矣!吾心力俱瘁(敵人以暴力金錢勝我耳)，無如此社會何，吾甚悔吾歸也。」這是他第一次對歸國從政明確表示悔意。他極力想從這骯髒的泥淖中拔出腳來：「吾今擬與政治絕緣，欲專從事於社會教育，除用心辦報外，更在津設立私立大學……」其實，這正是上天所賦予梁氏的最根本的使命，惜其不重其身，有出位之想，弄到想退也不能了，他只好在其中痛苦地掙紮下去。

不久，「二次革命」爆發，袁世凱任命熊希齡組閣，又悍然下令取消國民黨籍國會議員，接著，又下令解散國民黨和國會，梁啟超既為進步黨之理事，又入熊內閣為司法總長，全國輿論指其為破壞共和制度的罪魁禍首，口誅筆伐，無所不至，一年前榮歸之聲色、驕人之威望全都化為烏有。其不能堪者，就連本黨議員也戟指聲討，其以進步黨議員劉偉君致梁的一封信最具代表性。此信開頭，即對梁氏為熊內閣草擬的施政大綱中所謂「救亡」一說極盡冷嘲熱諷，云：「竊謂救亡之術無他，剷除致亡之根株而已。致亡之根株不在外患，不在貧弱，在三數黨魁爭權而攘利，圖私而害公而已。古今中外，破家亡國，一丘之貉，罔不由此。當其樹幟稱號，無不曰救亡救亡，察其舉措行事，無一非致亡速亡，故救亡之說，不惟其名惟其實。先生以黨魁入佐國務，以救亡為大政方針，不審為名為實乎?為名則全國生命財產豈堪再試，為實則自公等入閣，何為以破壞國會為初哉首基之政策耶?共和國不可無國會，夫人而知之矣。共和國之無國會，自中華民國始，中華民國之無國會，自十一月四號始。四號之事孰實為之?命令出自總統，副署出自總理，形式所在，責有攸歸，宜若與司法總長進步黨理事之任公先生風馬牛不相及，然而道路之人，愛國之士，不問形式而苛求底蘊，不信謠諑而好察邇言，窮源探本，人有恆情，圖窮而匕首自見，事久而黑幕益張，雖有知者無如之何，眾口鑠金，竊為高明危之。」這一段話，不僅將梁指斥為解散國會的罪魁禍首，且抨擊他為爭權攘利的偽君子。梁啟超對袁世凱解散國會究竟負有何等責任?是參與決策，抑或慫恿之，默許之?毋庸諱言，梁氏與同盟會政見不同，視由同盟會脫胎而來的國民黨為敵黨，暴民政治之源，「民主鬼」，但梁並非獨裁主義者，他入政府是想漸進地改造政府，達到憲政的目的，所以對於袁世凱對國會的態度他是持反對意見的。他致書袁世凱，要求必須維持國會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數，除確有陰謀暴亂的實據者外，不可濫捕議員。他對於袁恃武力而倒行逆施的行為不以為然：「或以為兵威既振，則國會政黨不復足為輕重，竊謂誤天下必此言也。」同時，他利用進步黨的力量竭力團結其他黨派的議員，以保證國會能正常運作，當然，既為幕僚，向總統進言，亦容有不當：「古之成大業者，挾天子以令諸侯，今欲戡亂圖治，惟當挾國會以號召天下，名正言順，然後所向莫與敵也。」雖如此，其維護國會的苦心昭然可見。但無論如何，政黨政治遠非他所預想，一方面不容異見，悍然依恃武力破壞共和，一方面心懷怨恨，煽惑拆台不遺餘力，共和國甫一誕生，國會即分崩離析，其前途兇險自不待言。

黨事如此，國事更不堪問。梁氏為袁世凱的司法總長，似乎位高權重，其實什麼事也做不成。他曾幫助袁世凱擘劃消除各省武人政治以統一政令，欲廢省置州，又欲整頓財政，可惜焦苦勞神，一無所成。更糟糕的是，同黨同門同鄉，皆欲攀緣請託，要他在政府中安排位置。民國肇始，「兩月來在西河沿一帶旅館運動官缺者七萬餘人，其人或在前清久任實缺，或在大學優等畢業，政府何法對付，惟有謝絕耳。」被拒絕者自是怨恨不已：「人人皆抱非分之想(中國今日大患在此)，以相要求，要求不遂，立即反唇。」對這些跑官要官的人，梁啟超窮於應付，煩惱不已，他豈是結黨營私，靠裙帶編織關係網的官痞祿蠹?所以就職之初，就發出《告鄉中父老書》聲言：「謝絕請託，破除情面」。但這個告示只能擋住關係不深的人，卻擋不住他的老師、同學和同志，尤其與他久經患難的「黨人」，認為既然你做了大官，引薦和拔擢黨人乃天經地義，否則你做官為的啥?國內和海外黨人為此對梁怨恨和反目的很多。康有為也曾多次要梁安排門下弟子，甚至要梁授某人某官某職，願望不達，亦心有憾焉，梁啟超只好寫長信解釋。踏入官場，才知官場並不好待，嫉妒以謀傾覆者，日夜環集，稍一不慎，則身敗名裂;「愈居高位握重權，則愈授人以可攻之隙」。這當官從政的滋味並不好受，梁啟超在致康有為的信中，坦陳議政和從政絕非一碼事，正是看著容易做起難，站著說話不腰疼。旁觀者自可說三道四，做起來真是千難萬難：「疇昔旁觀批評，謂天下事一二語可了，今乃真不敢輕於責人也。」

梁啟超在司法總長任上僅五月余，因熊希齡內閣垮台而辭職，官不可謂不大，責不可謂不重，勵精圖治之心也不能說沒有，但枉費心力，終無所成。辭職時發表一篇談話，借古人「君子思不出其位」之言反省自己的選擇。但袁世凱還不想放過他，又授他一個「幣制局」總裁的閑職，為自己的統治撐門面。梁氏接受了這個職位并力圖有所作為。這是他明知不可而為之，還是「眼看時事力難任，貪戀君恩退未能」(蘇軾詩)呢?這就不好說了。1914年三月十日梁就幣制局總裁職，其後又受任袁氏「參政院」的參政員。友朋故舊已看出國事日非，袁世凱帝制自為的野心也日漸顯露，麇聚其周圍的人大多是無恥之徒，勸梁趕緊抽身退步，莫輕毀一世英名。與梁同門受教的劉復禮言辭最為剴切，云：如今「閣員不過為人之機械，聞人不過為人之奇貨，任何事，負何責，望風希旨，旅進旅退，伴食素餐，唯唯否否，偶荷青眼，或令擬一文，草一檄，斯秘書記室之職耳，何足貴!何足貴!」又云：「任公豈猶有衣食之念耶?讀書破萬卷，足跡遍全球，捧手受業於名賢之門，交遊儕輩非齊、魯奇節之人，即燕、趙悲歌之士，出處去就之義，固宜素講，而迷謬濡滯如此，北溟之鵬繫於尺寸之絲，竊為足下痛之。」梁啟超自本年十月後，知事無可為，去意已決，已為自己做了在北京西山賃屋著述的打算，認為自己不是從政的料，「惟自審菲才，舍文章外，實未由報國。」這種自我體認是在轟轟烈烈地折騰之後才漸漸明白的。梁氏屢辭，袁世凱要當皇帝，用不著這個講立憲，談共和的名士裝點門面了，於是，允其辭職。對其請辭書上「以不才之才為無用之用」的話笑而回應道：「卓如非不才，總裁實無用。」梁啟超拔出腳來，但已一身泥污。如果沒有後來運動門生蔡鍔樹幟倒袁和助段祺瑞馬廠誓師討張勳復辟，梁啟超投袁從政的這一身泥污可能終生都難以洗凈。

梁啟超運動倒袁之後，繼任的大總統黎元洪也曾多次敦請他出山，聘請他當總統府的秘書長，梁雖婉謝，但出處進退事仍然困擾於心。1916年八月，梁對報館記者有一篇談話，云：「鄙人之政治生涯已二十年，驟然完全脫離，原屬不可能之事，但立憲國之政治事業，原不限於政府當局，在野之政治家亦萬不可少，對於政府之施政或為相當之應援補助，或為相當之監督匡救，此在野政治家之責任也。鄙人常持人才經濟之說，謂凡人慾自效於國或社會，最宜用其所長。鄙人自問若在言論界補助政府匡救政府，似尚有一日之長，較之出任政局或尤有益也。又國中大多數人民政治智識之薄弱，實無庸為諱，非亟從社會教育上痛下工夫，則憲政基礎終無由確立，此著雖似迂遠，然孟子所謂『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為不蓄，終身不得』。鄙人數年來受政界空氣之刺激愈深，感此著必要亦愈切。」

此時他已經決定不入政局，做一個公共知識分子，在輿論上匡救和監督政府，重新擔起啟蒙思想家的責任。可惜後來還是經不住一些人的敦勸和擁躉，出任了段祺瑞政府的財政總長。和以前一樣，任期很短，鎩羽而歸。

梁啟超一生不能忘情於政治，但他不僅在實際的政治操作上一無所成，且受其牽累，所謂「名滿天下，謗也隨之」。他的朋友周善培曾對他說過一番很有見地的話，意即孔、孟也講政治，蘇(秦)張(儀)也講政治，但孔孟算得上政治家，而蘇張只能算政客。孔孟講政治，沒有自己，只談一些政治倫理，諸侯照他的話做，國家得到治理，百姓安居樂業，那是他的幸運;不照他的話做，國破家亡，那是他活該倒霉，這兩樣都無關孔孟的事。而蘇張與此相反，講政治為的是自己，無論結果如何，把官弄到手了，都為自己得利。所以，孔孟講了一生政治，雖沒有得過意，一生是愉快的，結果是安全的。蘇張雖然得過幾天意，卻一生在恐怖中，到底得不到好結果。他認為梁啟超有極熱烈的政治思想，極縱橫的政治理論，卻沒有一點政治的辦法，尤其沒有政治家的魄力，所以，只該學孔孟那樣講政治，而不該像蘇張那樣去干政治。此話對梁氏而言可謂切中肯綮。梁啟超一度看不起著述文章，而正是著述文章成就了梁啟超在中國近現代史上的地位。梁啟超熱中於實際的政治操作，然而率爾操觚的結果卻與設想大相徑庭。梁啟超是一個知識分子，知識分子大多是理想主義者。理想之於現實，常常圓鑿方枘，對不上茬，無論是傳統的專制政治，還是王綱解紐後混亂的強人政治都不適合於梁啟超，一旦涉足，內心的苦悶和憂煩即無盡頭。況且一入官場，想潔身自好而不得，理想主義者都是有道德潔癖的人，這種人自己不激流勇退，也會被淘汰出局，否則將在痛苦憂煩中弄得創痕累累，黯然收場。梁啟超曾有的煎熬和苦悶正是所有與現實政治糾纏不清的理想主義者共有的。「君子思不出其位」，學孔孟，還是做蘇張，如哈姆雷特詰問自己的那樣：「這是一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