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由於有案可稽的最早《易經》應用史實是公元前672 年：「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左傳·庄公二十二年》）這說明在孔子(551-479 B.C.)之前的公元前672 年《易經》就已經成書或初具規模。這從歷史的角度否定了孔子作《易》，可與前述從思想角度的否定相補充。
然而，《易經》的語言風格與《詩經》、《春秋》確有相似之處12，不比《尚書》古奧，如：
《易經》 《詩經》
或躍在淵（《乾》） 魚潛在淵，……或潛於淵（《小雅·鶴嗚》）
王用出征（《離》） 王於出征（《小雅·六月》）
受茲介福（《晉》） 報以介福（《小雅·信南山》；《小雅·甫田》）
繫於苞桑（《否》） 集於苞桑（《唐風·鴇羽》）
君子於行（《明夷》） 君子於役（《王風·君子於役》）
《易經》 《春秋》
童蒙求我（《蒙》） 齊人救邢（《閔公·元年》）
高宗伐鬼方（《既濟》） 晉侯伐衛（《文公·元年》）
震用伐鬼方（《未濟》） 楚人伐吳（《定公·二年》）
利牝馬之貞（《坤》） 考仲子之宮（《隱公·五年》）
公用亨於天子（《大有》）公會鄭伯於垂（《桓公·元年》）
這從一個側面表明《易經》與《詩經》和《春秋》的形成年代不會相差太遠，有可能是孔子統一編定。
於是，從歷史與邏輯相結合考慮，符合史實的《易經》成書經過的邏輯推斷是：
《易經》是西周時期將卜筮卦象與有應驗的卜辭結合起來的卜筮記錄，作者為西周多位卜筮官員。西周末年，社會動蕩，王權衰而諸侯興，於是一些卜筮官員攜《易》投奔諸侯。春秋時期，魯國文化發達，必有《易經》傳入，《易》在傳抄過程中難免添加減漏，這應是後來形成多種《易經》抄本的根源。孔子早年可能傾力於《詩》、《書》、《禮》、《樂》而未注意《易經》（這從《論語》中多次提及《詩》、《書》、《禮》《樂》的內容可以看出），到晚年才「晚而喜《易》」，驚呼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論語·述而》），於是「讀《易》韋編三絕」（《史記·孔子世家》）而編定《易經》（包括卦序和卦爻辭），傳與門人，奠定今日通行本《易經》之基礎──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孔子作書編冊之艱辛可以想見，竹簡之錯漏脫落當屬常事，故編《易》時可能發現個別中斷或不連貫處，於是孔子自行補入──這應是有些爻辭與前後爻辭關係不大的原因，如乾卦「九一」、「九二」、「九四」、「九五」、「九六」各爻都講「龍」，唯有「九三：君子終日乾乾」講君子等。《易經》也只有通過孔子經手並以其所創之師授徒式教育體制代代相傳，才得以發揚光大。
5. 關於《易經》思想和作者的結論
至此，得出《易經》草創於殷商、漸成於西周、編定於孔子的分析結論，《易經》思想總體上是西周時期掌握知識的中層卜筮官員對世界事物的認識。這一結論可以較圓滿地解釋《易經》的思想、形式、作者以及卦爻辭中記錄的「高宗伐鬼方」、「晉侯以錫馬蕃蔗」等故事，不致於產生邏輯矛盾和歷史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