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的退與進

1910年1月1日，袁世凱在他位於河南彰德府北門外的別墅「養壽園」中開始了新的一天。現在，曾經繁縟的一切似乎都離他而去；可是，他卻不能盡心地享受這一刻的悠閑。

文/何書彬

1910年1月1日，袁世凱在他位於河南彰德府北門外的別墅「養壽園」中開始了新的一天。已經51歲的他難得有這樣的閑暇，從22歲棄文從軍起，他一直在複雜的局勢中周旋。

在這幾十年中，每天都有繁雜的事務向他撲面而來，也有一個又一個危機與他擦身而過，這些都被他以特有的精明和強幹一一化解。在這個過程中，他一步步實現了他少年時就有的願望，同時也獲取了越來越多的聲望。

但是現在，他賦閑了，再過一天，到1910年1月2日，他就整整賦閑一年了。他所居住的養壽園前臨洹河，右擁太行，在當初購買時，他就很喜歡這個地方，「愛其朗敞宏靜……土脈華滋，宜耕宜稼，遂購居焉。」

現在，那些繁縟的一切似乎都離他而去；可是，他卻不能盡心地享受這一刻的悠閑。

罷官

無論是從京漢鐵路上的信使，還是通過彰德電報局傳來的消息，都讓袁世凱感到不安。雖然他已經做「普通人」做了一年了，但是他的仇敵仍在密切關注著他的一舉一動，一個非常明顯的表現就是，攝政王載灃一刻都沒有對北洋集團掉以輕心，而袁世凱在他賦閑之後，仍是這個集團事實上的領袖。

社會上對袁世凱與載灃之間這種微妙的關係非常關注，畢竟，他們二人之間的弈局，不僅僅會直接地影響時局，甚至會改變未來局勢的走向。1909年12月31日的《申報》報道說，攝政王載灃近來對北洋集團的奏摺非常重視，每次都是「或圈或點，異常注意」。

這樣的消息傳到袁世凱的耳中，不能不讓他感到憂慮。正是這個年輕的攝政王，讓他在一年前極其狼狽地來到了彰德府「養痾」。

1909年1月2日，攝政王載灃以袁世凱「患足疾，步履維艱，難勝職任」的理由把他「開缺」。在此之前，載灃甚至想過殺掉袁世凱，要不是張之洞等重臣上奏，建議對袁世凱要冷靜處理，說不定載灃真就這麼幹了。

對於載灃來說，他這麼做實在是因為對袁世凱已積怨太深。1906年，袁世凱因竭力主張立憲，和載灃發生了大衝突，那一次，激動的載灃拔出了槍，用槍口對準袁世凱；1908年11月22日，《大公報》上登出袁世凱奏請速開國會，實行憲政以安人心的新聞，日本的《朝日新聞》等重要海外報紙也在顯著位置報道了這一消息，於是袁世凱和掌權滿州貴族的矛盾越發突出。

雖然載灃與袁世凱的矛盾老是圍繞著「立憲」兩個字，但是對載灃這個年輕的攝政王來說，他怨恨袁世凱的根本原因則是怨恨他是個「靠不住」的權臣。在載灃看來，袁世凱每次倡議立憲的真實目的其實都是想藉助政局動蕩，乘機攫取大權。

不僅僅是載灃，還有許多記恨袁世凱的人想致他於死地。他們等待已久的機會終於來了。1908年11月，光緒皇帝和西太后先後去世，光緒皇帝的侄子溥儀繼承皇位，次年改元宣統。由於溥儀還僅僅是一個三歲的孩子，所以在溥儀親政之前，皇權由其生父攝政王載灃行使。因戊戌變法失敗一直鬱鬱不平的康有為就在這個時候上書攝政王，要求殺掉袁世凱，「為先帝復大仇，為國民除大蠹。」

但是，在這個時候，想要殺掉袁世凱，已經絕不僅僅是「殺掉一個大臣」那麼簡單了，因為他是實力最大的漢臣，更重要的是，他的一舉一動，還牽動著一個龐大的政治集團，牽動著國際社會的目光。在袁世凱權勢最大之時，除了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本任外，他還兼有中央參與政務大臣、會辦練兵事務大臣、督辦郵政大臣、督辦商務大臣等八項兼差，統率著中國最精銳的軍隊——北洋六鎮，總數七、八萬人，其權勢地位遠非他的前輩曾國藩、李鴻章所能比。

所以，載灃即便再怨恨袁世凱，即便是再意氣用事，也不能把這樣的一個權臣「肆諸東市」；所以，他只能找了一個袁世凱腿腳有毛病的說辭，很無奈、很荒唐地讓袁世凱「回籍養痾」。

歸隱

袁世凱被罷官的消息很快引起整個社會，甚至是國際社會的關注，但是，這種關注同樣讓袁世凱感到不安。

就在袁世凱被罷官一年之後，也就是我們正在關注的這個時刻，一個名叫佐藤鐵治郎的日本記者寫了一本關於袁世凱的傳記，雖然這本書大量指摘了袁世凱濫用貪贓之人，但就整體而言，這本書對於袁世凱有著相當高的評價，甚至可以說，直到現在為止，這都是所有的袁世凱傳記中，對袁世凱事業評價最高的一本，比如對袁世凱籌辦農工諸政評論說：「袁世凱竟能於提倡立憲興教育之外，又經營各種精神上之實業，為富國強種之基礎，其識見誠非支那當國大臣所能及」。

但是讓人感到奇怪的是，袁世凱的兒子袁克定百般阻撓，甚至不惜破費大把的銀子，打通各種關係，不讓這本書出版。最終，這本書還未裝訂成冊就被投入火堆，只保留下來一本，並長期湮沒在日本的外務省史料館裡。

袁家和北洋集團都不願意看到這本書出版，自然是有他們的道理的。不僅僅是這本書中提到的北洋集團貪腐的事情會給「賦閑」的袁世凱帶來新衝擊，此外，此書對袁世凱的事業大加褒揚，顯然會讓袁世凱在四面受敵的環境中更加被動。

從被罷官算起，整整一年了，袁世凱都在「休養生息」，他不會忘了，剛剛接到罷官消息時，他正要當班入宮為光緒皇帝值宿守靈。雖然對這一切他已有心理準備，但是突來的消息還是讓他進退失據——既不能再入宮值宿，又不敢擅離值守，還好找到了大學士、軍機大臣世續代他值宿，他才脫身回家。

雖然各種局勢都使得載灃難以對袁世凱「趕盡殺絕」，但是在這樣的緊急時刻，歷經風雨的袁世凱也不免感到惶恐。畢竟，在他之前有太多的前例可資借鑒了。

於是，袁世凱在罷官後，第二天一早就避難去了天津，經人勸說，在天津住了一天又返回北京，但是他並不敢在京久留，僅僅住了一晚，次日一早就帶著家眷回了故鄉河南。

經歷了這一番大變化，袁世凱身心均受到極大衝擊。1909年1月25日，河南地方精英王錫彤到袁世凱在河南汲縣馬市街的暫居處拜訪他時，看到「袁公方五十一歲，鬚髮盡白，儼然六七十歲人」，而在僅僅兩年之前，也是1907年時拍攝的照片上，袁世凱還完全是一幅志得意滿、精明強幹的樣子。

讓袁世凱身心俱疲的，還有滿城風雨之聲。比如，在袁世凱罷官前後，無論是在政治人物還是在平頭百姓里，都不時會散播出袁世凱「已死」的傳聞。在那個時候，僅僅是袁世凱退朝稍遲這樣一件小事，都足以引起大片「忽傳袁已杖斃」的謠言。於是，那些與袁世凱有關係的人，紛紛跑到袁宅探問，直到看見袁世凱回家，這些人才暫時把心放下，各自回家。

輿論界對於袁世凱罷官的反應，則是一片嘩然。不僅是國內媒體，國際媒體也紛表關注。《紐約時報》評論說，袁世凱被解職後，中國將會發生更多的「革命暴動」；《泰晤士報》指出，清廷解職袁世凱的公告冷淡無情；《芝加哥每日論壇報》認為，袁世凱被解職標誌著中國的新政（改革）將就此停滯……

對於袁世凱來說，罷官變故給他帶來的慌亂仍未結束，他必須小心翼翼地度過這段時間。在汲縣暫居一段時間後，到了1909年7月，他搬家到彰德，那裡有他的一個兒女親家留下的別墅，面積二百餘畝。袁世凱，將這個別墅進行整修，命名為「養壽園」，這個名字來自於袁世凱五十壽辰時西太后所賜的手書「養壽」二字，袁世凱以此表示不忘西太后的恩情厚意，同時隱晦地表達他雖被罷官，但還是忠於朝廷的。

不過他還是感到隱隱的不安，於是，袁的親信、時任鐵路局長的梁士詒為他獻計一條：「為公備機車、坐車、行李車各一輛，置於公寓處相近，日夜使勿斷火以待命。身在京刺探消息，苟不利於公，則立以告。」

舊部

宣統元年，雖然陽曆尚未在中國正式實行，報紙上已經在為屬於陽曆的元旦獻詞，獻詞中對中國的未來充滿期望。袁世凱是個喜歡看報紙的人，即便是在他剛剛罷官時，逃命中的他也不忘了看看報紙。在袁世凱罷官後避難天津的那天，與袁世凱同坐一個車廂的英國人「海魯君」就看到，袁世凱在車上一直很認真地看新聞，保持著「端坐未行動」的狀態看了足足40分鐘的新聞。

但是現在，新聞報道顯然還是很讓袁世凱「鬧心」，不知道那些充滿美好期望的元旦獻詞能不能緩解他的心情。

這一天，1910年1月1日，袁世凱的老部下同樣也在「鬧心」。號稱「北洋三傑」之一的段祺瑞正在左思右想，不願意離開「督辦軍官學堂」的職務，不願意到「第六鎮統制」這個新職上任。到了第二天，也就是1月2日，攝政王載灃召見了段祺瑞，告訴他，現在正是需要人才的時候，「汝當體朝廷需才之意，勿得固辭」，兩人口是心非地交談了半天，段祺瑞「唯唯而退」。

對於段祺瑞來說，他不願看到自己的勢力逐漸失去；對於載灃來說，他正是要通過這樣的頻繁調動來削弱北洋集團。就在載灃在罷免袁世凱後，緊接著載灃就集中精力打擊北洋集團，北洋三傑之一段祺瑞被連續免去從1906年以來所擔任的四個職務，袁的心腹趙秉鈞被撤銷巡警部侍郎一職。

這讓袁世凱的舊部在袁氏罷官之後，成為了一大批箭靶。同樣是在段祺瑞很鬧心的時候，載灃的弟弟載洵，這個新任的海軍大臣，正在歐洲考察各國海軍，不斷將考察日程傳送到北京。

此外，為了把軍權從袁世凱手中奪回，完全集中到皇室，載灃還讓皇帝擔任陸海軍大元帥，在皇帝成年之前，這個職權由攝政王載灃自己行使；載灃另一個弟弟為軍咨府大臣。

清廷的種種做法，都把已經顯現出來的矛盾激化得更加明顯，讓段祺瑞這些袁世凱的舊部更加不滿。集中而來的外在衝擊，讓北洋集團走向了壓力下的團結。

袁世凱和載灃都在體驗著這個過程，當初，載灃有意殺袁時，就曾出現這樣的情況：「北洋陸軍皆袁舊部，聞之大嘩，各各摩拳擦掌，慷慨急難，幾將肇絕大風潮。」

孫中山在其回憶中也提到了那時的情況：「北京附近七個鎮，是袁世凱所一手建立的。由於他的被貶黜，這些軍隊效忠北京政府的堅定性已經大大削弱。」

對於袁世凱來說，雖然他已賦閑，但是北洋集團此時更需要這個以前的首領，他們需要通過他來維護集團里每個人的利益，就像一群人在寒冷的冬天裡需要圍在一起取暖一樣。於是，他們通過不同的渠道，向養壽園裡的袁世凱傳遞各方面的消息，每逢過年過節，特別是袁世凱的生日時，通向彰德的路上尤其熱鬧，段祺瑞、馮國璋、段芝貴、趙秉鈞紛紛前往養壽園探望袁世凱，每遇重大問題，總是要徵求袁世凱的意見。

於是在當時的《宣統大事鑒》上，就有了這樣的記載：「政無大小畢報，唯世凱意旨是瞻。」

在一開始，袁世凱面對這些問題時仍是很小心。在剛到彰德的第一年，袁世凱對於這些紛來祝壽的舊日僚屬，「均拒不見」，但是會採用寫信的方式，調節北洋舊部之間的矛盾，比如雷震春和王士珍之間有了矛盾，袁竭力調節，在回復雷的信件中說：「篤念同袍，和平了結。」吳鳳嶺與陳光遠有了過節，袁也是竭力調解，在回復陳的信件中說：「仍望和衷共濟，庶以補救時艱。」

到了第二年，也就是1910年了，情況就不一樣，外界關於袁世凱「復出」的呼聲日顯，袁世凱和他的舊部，也不就那麼「避嫌」了。這一年，袁世凱過了他隱居歲月的第二個壽辰，壽辰的情況在時人的筆下是：「是時，袁公去位已將二載，天下之仰望之者愈眾。舊日僚屬亦明目張胆復來趨附，不似從前之藏頭露尾矣。」

除了互相聯絡，養壽園中的袁世凱還利用自身條件，對舊部中遭受清廷打擊嚴重的給予關照，比如他把別人贈送給他的銀兩轉贈給倪嗣沖和段芝貴，因為這兩人都在被彈劾革職「永不錄用」之列。

親信

隱居期間的袁世凱，不僅僅仍是事實上的「北洋主人」，而且還增加了一些新的親信。

1910年1月1日，京師自來水總辦周學熙正在督促工人們加緊趕工，以邊儘快實驗放水，讓北京進入「自來水時代」。作為袁世凱的重要親信，周學熙在袁世凱罷官之後，繼續經營袁世凱所關注的實業。

一批即將成為袁世凱親信的人，也正渴望通過興辦實業這條路徑靠近袁世凱。1905年，科舉制度的廢止讓中國士紳們失去了一條可靠的上升途徑，渴望能有更大施展空間的地方精英們，迫切地想尋找出一條新的路徑。罷官隱居，對於袁世凱自己來說自然是一件極不情願的事情，但是對於不少地方精英們來說，他們卻從隱居的袁世凱身上看到了一個自我上升的希望。

汲縣紳士王錫彤就這樣成為了袁世凱的新親信。1909年2月上旬，就在袁世凱剛剛罷官才一個多月的時候，王錫彤就通過袁世凱舊部的引薦，去袁世凱的住所做了拜訪。

王錫彤很清醒地意識到，表面上袁世凱已經失勢，實際上他在這個國家裡仍然有著很大權勢，只要政治形勢發生改變，他就能輕易而舉地重操大權，那麼，現在與他接近的人，未來就將是接近大權的人。

就這樣，王錫彤拜訪了袁世凱，在拜訪之前，他就了解到了袁世凱雖罷官但仍很關注實業的想法，於是在會見時，他向袁世凱闡述了如何發展地區經濟的規劃，這些建議明顯激起了袁世凱的興趣，因為後來袁世凱隱居彰德後，王錫彤仍頻頻出現在袁世凱的家中。袁世凱將他視為了親信，王錫彤也得到了他想要的東西，比如在1909年7月下旬，袁世凱告訴王錫彤，他的朋友周學熙因為「丁憂釋服後即當放缺，不定何省，已辦之實業棄之豈不可惜」，所以他希望，王錫彤能接替他這位朋友繼續這項實業計劃。

就這樣，王錫彤成為袁世凱的一個新的實業代表。1910年2月21日，王錫彤擔任京師自來水公司協理，之後一直在這個自來水公司干到1927年。

在增加新親信的同時，隱居的袁世凱也不忘修復同舊友的關係。

袁和張謇本是當年奔走於吳長慶幕下的兩個年青人，由於當初不愉快的經歷，二人在很久以後才再次相聚。袁在復張謇的信中盛讚張及其經營的實業，說他「幾經困難，始得為實業界一放光明」。到了1911年6月25日，張謇還特地前來彰德拜訪袁世凱，從下午5點一直談到深夜12點，臨別，張謇笑著對同行的人說：「慰庭（袁世凱的字）畢竟不錯，不枉老夫此行也。」

再如盛宣懷，他和袁本是結盟兄弟，但因袁奪取了盛所控制的鐵路、電報等許多特權,二人便反目成仇。在罷官後，袁也同盛修好了關係，稱他「領部不過數月，而收路、收郵、籌借巨款以維大局，卓識毅力，空前絕後。草野聞之，欽佩無地」，而貶低自己「以弟十年經營，庶事僅具皮毛，罕有成效。」

輿論

與隱居日子相應的，是袁世凱的聲望日增，就在他罷官一年後，報紙登出了對清廷重臣張之洞一生功過的評價。

就是這個漢臣張之洞，在載灃想殺袁時，以大局為重為袁世凱說情。1909年10月5日，張之洞病逝，在他去世以前，他提到了要重新起用袁世凱。當時，攝政王載灃要以載洵辦海軍、載濤管理軍咨府。張之洞回應說，此二人年幼無知，這樣的國家重大政舉應當「選知兵者任其事。」

更早之前，也就是袁世凱剛剛罷官半年時，就有人開始想起以前袁世凱處理新政、外交諸事務是如何得力了。當時的一個官員因為與英國人交涉煤礦事務，感到無法面對英國人的「咆哮」，對同僚們說，如果想把此類對外交涉事務處理好的話，就得把袁世凱重新請出來。

當然，這些關於袁世凱「復出」的呼聲絕不僅僅是對袁世凱辦事能力的器重，更大的一個原因是，袁世凱和社會上呼聲日高的「立憲」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以前他極力倡導立憲，現在，滿州親貴也熟知立憲了。1910年1月2日，《漢口中西報》報道「親貴之國會熱」，其中說到「近來外交內政日迫」，眾多滿州親貴也呼籲「縮短國會年限」，「憲政及早成立」。

這樣一來，有關讓袁世凱「復出」的呼聲就更多了，到了1911年夏初，立憲派領袖人物張謇、湯壽潛等聯名上書載灃，要求「重用漢大臣之有學問閱歷者」。這個「有學問閱歷者」，指向就是袁世凱。

在北洋舊部之外，袁世凱能得到這麼多人的期許不是沒有理由的。僅以北洋新政為例，在義和團運動和八國聯軍侵華之後，在財政等各方面都很窘迫的情況下，袁世凱僅僅用了數年的時間，就將一個殘破的直隸建成了一個當時中國的「模範省」，無論是在新軍、教育、發展實業，還是在司法改良、地方自治、城市綜合治理等各個方面，袁世凱都使得北洋區域的早期現代化走在了全國的前列。於是，北洋新政很快為全國所效法，成為清末新政的樣板，「各行省鹹派員視察，籍為取法之資」，「一時北洋新政，如旭日之升，為全國所具瞻。」

當時社會上這種對袁世凱的期許不但反映在官員的口中，也反映在報界的輿論上。世凱在彰德「養痾」的兩年又八個月時間內，僅據《大公報》與《盛京時報》，關於袁氏活動的消息報道就有106 則，其中涉及「出山」問題者有64則之多；在袁世凱這一時期寫下的信件中，所提及籲請他復出者，也有近40人次。

甚至，國外很多人對袁世凱的「出山」也充滿嚮往，日本記者佐藤鐵治郎在他那本袁世凱傳記里寫到：「尤願袁氏東山再起，遠小人而親有道，求實效而戒鋪張，俾支那憲政能實行，科學能勃興，海陸軍能強，實業能立，雄長東方，為地球強國……是不僅東亞之幸，亦即亞東之幸也。」

至於袁世凱的舊部，就更加希望他復出了。1911年3月，袁世凱的一個老部下到彰德看他時說：「今朝政日非，大亂將至，前論平亂人才，李（鴻章）、劉（坤一）、張（之洞）諸公相繼逝世，只存宮保一人，倘再不出山，危機迫於眉睫矣。」袁回答說：「如大局不糜爛，起用決不及予，果糜爛矣，即出山恐亦不易收拾也。」

這時，袁世凱表現出一絲擔憂。事實上，在隱居歲月里，他也在被一個非常個人化的問題所困擾，那就是他一直有個非常大的精神負擔，擔心邁不過58歲這道坎——從曾祖父袁耀東到袁世凱，在這4代30餘個男人當中，先他而死的14人裡面，有13人死於虛齡58歲以前。基於此，袁世凱於1910年冬自己選了墓地。

但是，他的政治野心畢竟仍在，外界對他「復出」的呼聲也在日高，當時的中國，實在也是需要一個像他這樣資歷與聲望都具備的人。於是，等到武昌起義爆發，經過與清廷的討價還價，袁世凱最終決意出山了。

不管如何，從當時留下的照片上可以看出，此時他的目光已不像幾年前那麼精幹了，他的神態也不似幾年前那麼幹練了，他已顯出了明顯的衰老跡象。

根據袁世凱的女兒袁靜雪的說法，在袁世凱決定正式出山的那一天：「全家上下聽說以後都非常高興。在他臨走的頭一天晚上，全家團聚在一起吃飯。他看到大家那樣歡樂卻嘆了一口氣說：「『你們不要太高興了，我是不願意出去的。這次出去了，怕的是不能夠好好回來啊！』」

此說或許正確，因為，接下來袁世凱從一個曾經左右局勢的人，逐漸變成了一個被局勢左右的人。曾經，他雄心勃勃地掌控著自己的命運，後來，他完全被命運所掌控。

一直到現在，袁世凱這三年的隱居生涯與他在清末做權臣，在民國起風雲比較起來，仍是被關注的不多。在民國版的《安陽縣誌》里，關於袁世凱的這一時期，則有一句這樣的話：「謔者謂，袁之隱居，實盛於蘇秦之盟諸侯。」兩千多年前，縱橫家蘇秦同樣是在安陽這片土地上，倡合縱、盟六國。

(本文來源：網易歷史 作者：《國家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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