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周刊》：走進溫州人
走進溫州人
蜘蛛精神 使溫州人立足世界
《世界周刊》記者韓傑
最近幾年，隨著溫州人在中國和國外不斷取得經濟上的成功，一些中國學者開始尋找溫州人成功的秘訣，甚至總結出「溫州經驗」和「溫州精神」。紐約美中商會現任會長夏朝陽說，他曾經參加過幾次研討會，但覺得那些討論「不著邊際」，有點牽強附會。
夏朝陽是溫州市七都鎮人，1983年畢業於溫州師範學院。1989年，他前往法國尋求發展，五年後來到美國。早在1994年，他就開始在曼哈坦中城小商品批發市場開店，「當時那裡沒有溫州人」。此後，溫州人才開始跟進。現在，他的生意涉足商品批發、生鮮超市、品牌服裝和房地產開發。
他認為，溫州精神中最重要的特徵是「蜘蛛精神」。蜘蛛精神就是自主獨立的吐絲結網。前一個網路被打破，他們就在一個新的地方重新開始。「 打破了，我們再結，重新起步。」溫州人特別會結網。「他們利用每一個空間，編織自己的網路。」
他說，不管溫州人參加「排會」、交朋友，還是參加社團或其他活動，他們都是在編織自己的網路。「這個網既是自己的事業之網，也是圖謀發展的人際之網。」 不管環境多麼惡劣，溫州人都能找到突破口。現在，溫州人遍布中國和世界，結網是個基礎。「沒有這個，我們活不了。」
但是，一些溫州籍的律師、醫師和金融軟體工程師卻對鄉親們的成功有不同的看法。剛從紐約搬到加拿大的證券公司高級技術主管溫州人陳思進認為：「溫州人在國內經營的大都是勞動密集型、低附加值產業，可持續發展的空間極其有限。他們在海外則多從事中國移民的傳統產業。而且，溫州人進入之後，引起惡性競爭，將不少華人同胞擠出圈外。」
陳思進說，最令人擔憂的是對溫州人子女的教育。「他們認為成功的唯一標準就是賺錢多少，而能否賺錢和讀書關係不大。他們感到能否發財與讀書關係不大，所以不重視下一代的教育。溫州人還有一個想法，『我自己做老闆，只要我有錢，我想用博士就用博士，想用碩士就用碩士』。現在，他們雖然花錢讓子女上好學校，但好些人只是將其做門面，並不真正明白知識的重要性。這就是溫州不出大企業家的原因。」
漂洋過海來沒謀生
1977年移民美國的紐約溫州同鄉會副會長黃根弟說，溫州人移民美國可以追溯到六○年代後期。早期溫州移民都是先在香港做海員，後來隨船來美後「跳船」。此前，這批溫州人曾在上海美國人或英國人家裡做工。
後來，他們移民到香港，上船做海員，「實際上在船上做服務工作」。後來，他們有機會隨船來到美國。許多人在美國人家裡打工，擔任廚師和管家的工作。因為他們有技術，工作勤奮，對主人忠實，故主人家幫助申請移民。十多年後，他們的家人依親來美。
中國大陸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後，有的溫州人通過移民來到美國，更多的是通過偷渡的方式。他們先去衣廠打工，有了錢再做小買賣。溫州人互相幫助，「你幫我我幫你」，通過標會買下房產。他認為，溫州人對錢看得太重。「他們認為有錢就有面子，誰都不想丟臉。」他們整天攀比，「我一定要比你好，把自己弄得光彩一點」。
改革開放以後，在溫州的人也率先致富。因為溫州靠近台灣，溫州人通過走私賺得第一桶金。同時，海外僑胞對他們也有幫助，有的人帶錢回溫州辦廠。他在八○年代回國探親，穿了一雙新鞋子，被認為「鞋子很好」，一定要他脫下來。他們按照這個鞋樣生產，「結果賺了很多錢」。「我每次回去，鞋子都被脫掉。」
紐約溫州同鄉會榮譽會長黃益崇於1950年去香港，在一個海船上擔任「總管」。1970年，他從香港來到美國。「那時，紐約見不到溫州人。」後來，他在一家美國人的西餐廳做廚師，其間也和朋友一起開過餐館，但是時間不長。
他說，老的溫州移民有老思想，沒有錢，也不會動腦筋，認為有飯吃就行了。過去一、二十年，溫州人才開始快速增加。「這些年不得了。」這些新溫州人什麼都做。「錢多做，錢少也做。」他們還做會，買房子，「發家很快」。
調整心態先苦後甜
夏朝陽是新溫州人之一。他說，在他進入中城批發市場時，美國經濟開始上行。「我們入場的時機很好。」但是，九一一後，他看到美國經濟開始下行，遂把批發公司搬到鄰近的新澤西，因為當地房租便宜。「商品銷售至全美，故批發地點並不重要。」
九一一後，他開家服裝公司，專門設計為非洲裔嘻哈（Hip Hop）歌手穿的衣服。這些衣服尺碼比較大，在非洲裔集中的紐約市牙買加的商店銷售。「我們有自己的品牌，名為抓住（Clench）。」現在，該衣服品牌改為CLH。同時，他又在紐約法拉盛開海鮮店，後來改為生鮮超市。後來，他在佛羅里達投資地產。現在，他在中國大陸投資電子節能燈，因為政府提倡節能。「這是美國的技術，帶到中國生產。」
他以自己的情況舉證說，溫州人一般都是白手起家，又不滿足現狀。他們認為，要甜必須苦，先苦後甜，因此也能以苦為樂。「其實，每個人都一樣。」大多數溫州人出身底層，因此「什麼都敢做」。他們對空乏的思想不感興趣，主要注重實際。「估計可以做，就發揮最大的潛能去做」。他們不管人家怎樣，不願巧取，只是按照自己的基本思路去走。
他透露，溫州人最常使用的策略是價格優勢。「這是溫州人生意的特點，也是沒有謀略的方法。」但是，這個策略永試不爽，不管是哪個行業，也不管在哪個國家。同時，它也是把雙刃劍。
現在，溫州人成功以後開始奉獻。「這是大勢所趨，想做點好事，也有名利在裡面。」溫州人成立許多社團，都是非營利組織，為社區服務。他認為，在這些社團中，會長得到的最多，有名有利。「什麼都排第一，和領導人先握手」。副會長人很多，出了錢，但是默默無聞。
他說，溫州人對子女的教育持以下的態度。有的七、八歲或十來歲的孩子隨父母來到美國後，因為成績落後，不能正常上學，因此父母就會安排他們和父母一起做工。「這不是父母不讓他們讀書，而是他們念不出來。」但是，溫州人的子女都很孝敬父母。
溫州經驗值得學習
紐約州前華裔眾議員孟廣瑞認為，溫州人是特殊的一群。溫州人勤勞，團結，有經營生意的頭腦。他說，他和溫州人的感情比較特殊。在他擔任法拉盛華商會的理事長的1998年，溫州人的蔬菜水果超市發生問題，找他幫忙，他從此和溫州人結緣，認為溫州人很有人情味。
他說，溫州人不是來著錢來到美國。溫州人有生意頭腦。他們在餐館打工，在街道擺地攤，在地鐵賣禮品。他們經營的九毛九商店、禮品店，每周開門七天，其他的人做不到。
溫州人沒有錢，找人打會。他說，他的一個親戚娶了一位溫州媳婦，聽說溫州人打會的人數可以多達七、八十人。「溫州人沒有跑會的，說話算話。」他在台灣聽說過，打會一般有二、三十人，但是來到美國的台灣人不做。
他們的蔬菜水果超市很多辦法很好。例如，蔬菜上櫃不收回，一到晚上，半價處理。「拿出來就要出去，不用人工搬回。」如果算算帳，這是對的。蔬菜水果留起來，就不新鮮了。他們賣禮品也是一樣。拿出來的東西三個月內售完，還主動打折，一塊錢減為五毛。「我很佩服他們。」
溫州籍地產商經營的方式也很特別。看中的地皮，如果自己拿不下來，就找幾個同鄉一齊買下。「其他的人一看到七、八百萬，嚇都嚇跑了。」 溫州新移民不限於中國人的傳統行業。他們還製造飛機零件和五金產品，與傳統的移民生意不一樣。他們發展的速度非常快。
身在海外心繫家鄉
紐約溫州總商會名譽會長章愛龍稱，溫州人的精神就是勇敢向前，永不停息。2002年，溫州市舉辦世界溫州人大會。他從會議出席者名單中發現，參加大會的代表來自世界各地，「沒有溫州人居住的國家很少」 。
他說，溫州人有一個傳統，就是回饋家鄉。在平時，一旦家鄉需要，他們就捐款。如果遇到天災，他們更是如此。有的溫州人甚至把畢生積攢的家財捐給家鄉。兩年前，時年93歲的溫州市瑞安籍畫家陳雪薇，把自己68幅畫作並未留給子女，而是捐獻給家鄉瑞安市博物館收藏。
溫州人對祖先極為尊重，極力保護祖墳。近年來，溫州市經濟發展迅速，許多農田改成工廠。於是，當地政府要求搬遷原來的祖墳。他說，上百人向他提起此事，並請他向當地政府反映，保護海外僑胞的祖墳。他們稱：「祖墳都被扒掉了，將來如何教育子女認同中華文化？」
溫州人對溫州的語言保持較好。「如果父母雙方都是溫州人，他們在家堅持將家鄉話。如果父母雙方中有一個溫州人，子女起碼能夠聽懂溫州話。」在溫州人舉辦的活動中，溫州話是唯一的交流語言。一到周末，家長們都把孩子送到中文學習學習，因此溫州第二代能夠說國語。
他說，很多人都說溫州話難懂。但是，難懂有難懂的用途。七○年代末，中國開展對越自衛反擊戰。「部隊之間傳遞信息主要用溫州話，因為其他的語言越南人都會。」過去，越南派出大批人員到中國學習，因此中國主要語言他們都學會了。但是，溫州話是例外，結果派到用場。
通商歷史有利經商
紐約市立大學亨特學院
既然要通商，就要有商品與外國人交換。因此，溫州地區與其他農村不同。他們要生產蠶絲和茶葉，與外國人交換商品。因此，他們的金錢觀念與其他地方鄉下人的金錢觀念不同。「溫州當地生產外銷產品，其生意經有著歷史的原因。」
他認為，溫州人會做生意不是天生的，而是歷史造成的，因為溫州人有這個環境條件。因此，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後，溫州人首先生產衣服、鞋子等產品。「皮鞋廠都是設在鄉下魚塘旁邊。」 因此，鄉村都受到資本主義發展的影響。
通商的另外一個條件是外邊要有人，「不然也搞不出來」。過去，人們總是說浙江人闖世界，這裡所說的浙江人就是溫州人。溫州人先到歐洲。過去，他們生產的服裝和鞋子都是出口到歐洲。現在，他們在義大利辦衣廠，老闆和工人都是溫州人，生產的產品出口到東歐。
敢於冒險取得成功
鄺治中說，溫州人的特點是敢於冒險。普通美國人都有保險，而溫州人沒有。因此，如果能夠做好，他們就做；如果不好，他們就改。「他們對事業的穩定性不太注意。」
溫州人實行互助。如果有人結婚，他們都要出錢，因為他們認為「我結婚他們也會給錢」。他們沒有錢，就向親戚朋友借。如果第一次不行，他們再借錢。其他溫州人了解到這個情況，也願意借錢，幫助冒險。溫州人有組織。如果家裡人不幫忙，他們可以找溫州人的組織。如果這個組織不行，他們再找另外一個。
福州人在七○年代就開始來美，而大部分溫州人都是八○年代和九○年代來美，比福州人來得晚。「協助溫州人來美的蛇頭都是福州人。」但是，溫州人的組織性更強。他們組織互助會，每月出錢。「資金很重要，是做生意的關鍵。沒有這個，只有做苦工。」
他認為，福州人和廣東人差不多。他們都是做工開始，存點錢做個小生意，如開餐館和衣廠。這也與外界條件有關。廣東人當時沒有機會。在六○年代和七○年代，美國的工會很強，管得很緊。但是，現在勞工法給小僱主一個機會。因此，壓低新移民的工資就很容易。
「廣東人剛來時，很多地方都不讓住，也不能購買房產。」在六○年代，有些生意不準華人經營。現在，這些現在都沒有了，有錢就能買到。種族問題沒有過去嚴重。因此，溫州人運氣很好。
他說，歐洲人到美國來一般經過三代才能成功。「第一代沒有錢，只能做農工；第二代攢點錢做個小生意；第三代才有機會讀大學，進入商人隊伍。」但是，溫州人「一跳就進去了」。這與溫州人的經商意思有關。「他們情願在街頭賣東西，一天到晚被警察追，也不願進衣廠。」
溫州鄉親四個特點
出生在溫州的陳小敏現在曼哈坦一家律師事務所擔任主任律師，該所有十多個律師，提供公司、金融、貿易、信託等法律業務。他說，該律師事務所的總部在北京，名叫德恆律師事務所，為現今中國最大的律師事務所之一。
陳小敏說，他一歲時隨父母下放到鄉下，等到上高中後才回到溫州。1978年，他考入廈門大學哲學系，本科畢業後考入該校的經濟法碩士研究生。1988年，他進入賓州州立大學讀比較法碩士，一年後畢業。接著，他考入猶他州楊伯翰大學攻讀法學博士，畢業後在紐約從事律師工作。他總結溫州人有以下四個特點。
一、沒有權威感。他說，不管是國民黨統治還是共產黨統治，溫州人對這些權力並不敬畏。他舉例說，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溫州人在大街上或院子里收聽台灣電台。「這些電台當時屬於敵台。但是，他們沒有敵台的概念。」他們與海外華僑聯繫，希望向外發展，去海外拼搏。
二、沒有虛榮心。他們白天做生意，晚上睡地板，只要賺錢就好，不被虛名所累。有些事上海人可能不做。但是，溫州人就去做，沒有什麼不好意思。他舉例說，一個溫州人從哈佛商學院畢業，回到溫州，擔任當地一家私人財團的執行長。而其他的哈佛畢業生都是去大型企業打工。
三、願意冒風險。溫州人都願意自己創業，自己承擔風險。即使是專業人士，也在考慮是否自己建立公司。這與溫州當地的國營企業薄弱有關。溫州位於沿海，屬於備戰地區。因此，過去幾十年，國家投資很少。因此，溫州人沒有國營企業概念。留學生也是想著自己建立企業，自己掙錢。
四、非常抱團。他說，溫州人很像日本人。本地資源少，只能向海外發展。例如，溫州人首先到歐洲謀生，沒有得到政府支持，成功與否全靠自己。「他們不抱團無法生存。」他們家族成員之間聯繫很強，此外還有朋友和會社等關係。溫州人的企業多是家族企業。他舉例說，過去溫州有一家非常成功的寶劍禮品企業。「該企業在全國的銷售人員全是親戚，以家族為基礎向全國推銷。」
他認為，溫州人都要創業做老闆，有本事的人都不願意打工。結果，溫州企業在當地招聘不到優秀的員工，制約溫州當地企業的發展。因此，溫州市好的企業都往外走，搬到上海、杭州等城市。
重視經濟忽視教育
現在紐約西奈山醫學院任新生兒科醫師的林錦自稱是溫州鄉下人。他於1978年考入溫州醫學院，五年後畢業。在親戚的擔保下，他1989年來到田納西洲的一所大學實驗室做科研。得知美國承認中國醫學院的學歷後，他於1993年通過美
他把出國的溫州人分為兩類。一類是留學生；另一類為生意人和偷渡者。他說，溫州醫學院是當地兩所省屬高校之一。目前，溫州醫學院畢業的學生有20多位在大紐約地區工作。「他們有的在醫院做醫師，有的在醫學實驗室做生物醫學研究，還有的從事其他工作。」但是，他們與溫州同鄉會沒有什麼聯繫。「前幾年，世界溫州人大會在溫州召開，並不邀請我們參加，因為不知道我們的存在。」
溫州人比較實際，不尚空談，不像北方人好面子。「其最大的問題是沒有教育。」他對一般溫州人的看法是有錢沒有文化，想的就是怎麼賺錢。「溫州人的賺錢的意識很強，但是都是小打小鬧。」
溫州當地沒有文化氣氛。在他的生長的村子裡，有許多人在歐洲做生意。前幾年，有的溫州人從歐洲回來，主動要把全村人的保險全部買下。也有的外國回來的人替村裡修路。但是，沒有聽說有人回去辦教育。村裡也很少有人讀大學。「我們班有六、七十個學生，僅我一人上大學。」
因為溫州醫療水平不行，許多溫州老闆都去上海看病。他說：「溫州有六、七百萬人口，不可能都去上海看病吧？」現在，他每年都要回去兩三次，一次兩周時間，幫助溫州醫學院建立圍產醫學。「這個圍產醫學已被列為浙江省的重點項目。」
陳小敏也說，溫州人移民這一代不太重視教育，「有機會就賺錢」。不管是從中國大陸出來還是從香港、台灣出來的溫州人，如果生意不成功，則不太重視子女教育。「成功以後，再重視子女教育。」溫州人把小孩拉去做生意。而其他地方的人則把孩子放在第一位，甚至千方百計送小孩出國留學。他說，並不是所有的溫州人家庭都不重視教育，知識分子家庭比較重視，和其他地方的知識分子一樣，「重視教育與家庭經濟情況無關」。
溫州局限應該擴大
陳思進於1990年9月來到美國，紐約市立大學專攻電腦系統軟體設計。1994年6月，他獲得電腦科學碩士學位，同年10月進入當時美國的銀行家信託，任風險管理部金融軟體開發分析師。他先後在瑞士信貸、美洲銀行證券公司任副總裁，負責公司交易系統的研發及管理。
他認為自己有資格以一個溫州人說話。「我雖在北京、上海長大，但祖籍是溫州。家父一家一直在溫州，前些年才搬到杭州。父親現是當地著名房地產商。」 他在溫州還有三個叔伯、一個姑媽、許多兄弟姐妹、堂兄弟姐妹，大大小小加起來共有上百人。
他說，現在有一種說法，好像要是中國人都像溫州人那樣的話，中國就可以崛起騰飛了。他對這種看法不以為然。前些年，溫州人成了最先致富的群體之一。溫州有句話，說家產「百萬隻是貧農，千萬不過富農，要上億才能算地主」。由此可見，溫州人的富裕程度。
他記得，有一年回溫州探親，去了一個堂妹家。堂妹在溫州擁有好幾家高級美容廳，在溫州郊外還有一棟別墅，「裡面的裝潢看得我眼花繚亂」。但她笑笑說：「我是兄弟姐妹中最窮的一個，這棟樓加裝修只用了一百多萬。很寒酸吧？」
那位堂妹一直詢問他在外面賺多少錢。「按照北美的習慣，我開始不願說。」但是，她則一遍遍地問，到最後我「不得不」告訴她的收入後，她很吃驚：「我還以為你每年至少可以賺個兩百萬人民幣。你還不如回來跟著我哥哥干。」她哥哥就是陳思進的一個堂弟。「他搞運輸，每年可以賺個五、六百萬人民幣。」
他說，人的價值不能用金錢來衡量。溫州當地生存空間太小，只能向外求發展。在外求發展時，因為人地生疏，溫州人只能抱成團才有力量。在向外發展時，他們也只有刻苦勤奮，吃苦耐勞才能出人頭地。從這點上來說，這正是華人在海外奮鬥的縮影。
但是，海外華人，特別是新移民，都很刻苦勤奮，吃苦耐勞。但要，如果僅以溫州為界，再有錢也只是一小部分華人。但是，如果能夠不分來自哪裡，不管是來自大陸、台灣或香港，也不管是南方人或北方人，要是要都能抱成一團，那華人在異國他鄉的力量就不可小視。
《世界周刊》
推薦閱讀：
※SecWiki周刊（第181期)
※推薦閱讀-第2期
※「打破沉默的人」當選《時代周刊》2017年度人物
※SecWiki周刊（第143期）
※SecWiki周刊（第17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