匹夫有責的責

（原作者：鄒金燦）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在中國，這8個字近百年來可謂盡人皆知。引用者很容易把它與明末大儒顧炎武划上等號，但顧炎武並未直接說過這句話。他在《日知錄》里談了亡國與亡天下的區別：「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他認為，保全一姓之國，是國君、朝臣這些在位者的責任，而保全天下，即保全禮義廉恥，則是「匹夫之賤與有責焉」。到了晚清民國時期，顧氏的這一論述，被提煉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簡約的8個字很快播傳天下，弦誦至今。

魏晉時期，名士嵇康被當權者司馬氏所殺，老友山濤後來卻舉薦嵇康的兒子嵇紹出仕司馬氏政府。嵇紹考慮到司馬氏與自己有殺父之仇，一時猶豫不決。山濤這樣勸他：「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而況於人乎！」意思是說，這個問題我為你想了很久了，但這個世界一直在變，人也應該懂得變通。嵇紹被他這麼一說，就接受了舉薦。顧炎武認為，山濤和嵇紹的行徑，是敗義傷教，這種言行全無可取，只能隳壞風氣、墮落人心。

在山濤和嵇紹的反面，是王裒（póu）。王裒的父親王儀是司馬昭的手下，三國時期，司馬昭率軍征討東吳，在東關之役中吃了敗仗。事後，司馬昭問手下：「東關之敗，誰應該負起這個責任？」王儀斷然說：「這當然是元帥的責任！」司馬昭大怒，馬上下令處死王儀。王儀死後，其子王裒哀痛憤怒，自此一生絕不向西而坐，對於政府三番四次拋來的橄欖枝，更是堅決拒絕，以示不臣司馬氏之心。

顧炎武激賞王裒的這種氣節。他本人也與王裒有共同品格。清兵席捲江南時，顧炎武的嗣母王氏絕食殉國，留下遺言給顧：「汝無為異國臣子。」終顧炎武一生，雖然屢受清廷誘惑，但始終未嘗出仕。王裒與嵇紹的分別，在於前者知恥，後者不知恥。「博學於文，行己有恥」，是顧炎武一生篤行的信條。所謂行己有恥，即謂人須有羞恥之心。以什麼為恥？顧氏在《與友人論學書》一文中說：「恥之於人大矣！不恥惡衣惡食，而恥匹夫匹婦不被其澤。」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人不應以窘迫的生活為恥，而應以自己不能對一個普通人產生良好影響為恥。

單看「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句話，或會覺得顧炎武認為人人都有保全禮義廉恥的責任——這似乎成了一種外向的要求。然而，不論是在古代還是今天，即使每人都登高而呼「我們都應該講求禮義廉恥」，天下風氣也未必見得就此清凈。綜觀顧氏的意思，這「匹夫有責」的延伸，應是「行己有恥」，這是一種反求諸己，屬於對自己的內在要求，並不鼓勵躁進。

也有人把這句話籠統解讀為人人都有責任為天下出一分力。這更非顧炎武本意。顧炎武並不認為每個人都有能力承擔起這種社會責任。在《生員論》中，他描述了明末的社會狀況：讀書人受政府的利祿吸引，汲汲於成為生員，進入體制內以保養身家；但這些人只將精力放在研習科考文章以及織結關係網上，往往治國乏術，沒有能力承擔起治理、保衛國家的責任；更糟糕的是，這個知識群體缺乏實學，卻又喜歡詬病當局，所論不切實際，導致當權者厭惡他們，於是出台更多苛刻的政策以限制他們，在這種環境下，後進的士人更是只為利祿而讀書，學風因而更加空疏浮躁，成了一個惡性循環。

正是由於「恥經生之寡術」，顧炎武未到中年就決意不再參加科考，退而著《天下郡國利病書》。他遍閱歷代史冊，遊歷全國做實地考察，每到一個關隘，就訪問當地的老兵，詢問詳情，藉此修正或補充歷代典籍所說的不足。顧氏是真正做到道德、學問、文章緊密一體的，他在世時就名揚天下，其著述惠澤至今，絕非幸致。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責在「行己有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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