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晚年為何搬家次數達180多次

                            張愛玲晚年為何搬家次數達180多次

本文摘自《歷史不忍細看》

然而人生是詭譎的，一個人太想得到一樣東西，上天倒不一定讓他得到。張愛玲可以「趁早」出名，但不一定能「痛快」。

1949年，政權易手，上海文壇的「傳奇」時代結束。3年後，張愛玲遠走香港。迫於生活壓力，這個出身簪纓望族，從未到過農村、從未接觸過中國革命的她，卻寫出了兩部政治傾向極其鮮明的長篇小說《秧歌》和《赤地之戀》，後者張愛玲本人也承認是在美國駐香港新聞處的「授權下」寫的，連「故事大綱」都被擬定，寫作時還有他人參與。這樣粗糙的文字，難道是由張愛玲那隻高貴得幾乎不染纖塵的手寫出來的嗎？

《秧歌》和《赤地之戀》出版不久，1955年張愛玲到了美國，很快與一個叫賴雅的比她大29歲的美國劇作家訂婚。而賴雅卻是一個信仰共產主義的人，堅定到不允許旁人說一句共產主義的壞話，捷克共產黨領袖是他的好友。有人會說，婚戀是婚戀，寫作是寫作，但聯繫張愛玲前夫胡蘭成的漢奸身份，這些現象至少可以說明一個事實:張愛玲的人格和寫作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分裂。共產黨也好，小資產階級也好，都與她無關，她真正關心的是自己的生存。既然發表作品可以乘機出名，那就快快發吧，哪怕發表的地方不那麼乾淨；既然寫反共小說可以賺錢，那就寫吧，反正天高皇帝遠，共產黨也管不到這裡；既然賴雅那麼有才華，在美國文藝界又那麼有號召力，人也不壞，他相信共產主義有什麼關係？年齡大點有什麼關係？此後，在生活的壓力下，張愛玲還在美國加州大學中國研究中心做過中共術語研究，主要工作就是收集當年中共言論中的新名詞，這不免令人匪夷所思。一邊是《紅樓夢魘》，一邊是中共術語，也許只有張愛玲才能在生命中書寫出這樣的「傳奇」。

有人說張愛玲畢竟是女人，不懂政治，沒有政治敏感，但1945年日本即將投降之際，上海召開「大東亞文學者大會」，通報上列出張愛玲的名字，她馬上表明了拒絕的態度。

一個人迫不得已時可能會做些違背自己意願的事，但到了張愛玲這個地步，也真夠可憐的了。她始終做著她的富貴夢，端著貴族架子，四體不勤，謀生無著，於是只好糟蹋她的寫作。

張愛玲與胡蘭成的婚姻，不用說是一場孽緣。胡蘭成是夠下作的了，與張愛玲結婚不到半年，就在武漢與一個姓周的護士如膠似漆；當張愛玲追到溫州質問，他又已經與一個叫范秀美的當地女子同居。人們常怪胡蘭成給張愛玲造成了太多不幸，但問題是為什麼張愛玲偏偏「碰」上了胡蘭成？

世間沒有偶然的事。不管張愛玲多麼「高貴」，胡蘭成多麼下作，他們在人格上其實是有相似之處的。胡蘭成賣文（任敵偽報紙主筆），張愛玲也賣文；胡蘭成沒有原則，張愛玲也沒有原則。對他們而言，最重要的原則是能出人頭地，盡享浮生的繁華與榮耀，只不過胡蘭成確實更下賤一些。

在美國，最令張愛玲引以為自豪的寫作遭遇毀滅性打擊。一部部作品寫出來，一部部被出版社拒絕，為此張愛玲不知流下了多少羞恨交加的眼淚。絕望之中她只好為香港電影公司寫劇本以謀生，甚至著手寫作《張學良傳》。她終於發現，她並不是一個放之四海而皆「紅」的天才。其實，20世紀40年代她在兩年內從一個因戰爭輟學的大學生一躍而成為上海最有名的作家，是與上海「孤島」時期的特殊形勢分不開的。藝術和人生的「傳奇」，並不能到處複製。沒有原則的人，看上去忙忙碌碌十分主動，其實是被動的，路越走越窄，人生越來越暗淡。胡蘭成、張愛玲都是如此。而一個作家，如果沒有一顆博大的心靈和日益堅實的信仰體系，必然一步步走向枯竭。

夏志清先生曾建議張愛玲多接觸美國社會，然後以美國生活為素材進行創作上的突破。但張愛玲孤傲又軟弱，無法融入美國這個早已現代化了的社會。她的生活越來越封閉，最後把自己關起來，有人給她打電話要事先寫信預約，她連友人書信也懶得看了。

在張愛玲的性格中，有一種寒意沁人的真正的冷。她不像其他女人一樣喜歡小貓小狗，對唯一的弟弟也冷眼相看。即使和她最親密的人如好友炎櫻、姑姑也錙銖必較，每一筆賬都算得清清楚楚。對於社會，她也沒有多少了解的慾望，一次她坐人力車到家要付車夫小賬，覺得非常「可恥而又害怕」，把錢往那車夫手裡一塞，匆忙逃開，看都不敢看車夫的臉。有一次空襲後，她和朋友在街頭小攤吃蘿蔔餅，竟能對幾步外窮人青紫的屍體視若不見。

張愛玲出身於貴族之家，父親是一個封建遺少，性格乖戾暴虐，抽鴉片，娶姨太太，母親是曾經出洋留學的新式女子，父母長期不和，終於離異。後來父親續娶，張愛玲與父親、繼母關係更為緊張。有一次，張愛玲擅自到生母家住了幾天，回來竟遭到繼母的責打，然而繼母誣陷張愛玲打她，父親發瘋似的毒打張愛玲，「我覺得我的頭偏到這一邊，又偏到那一邊，無數次，耳朵也震聾了。我坐在地下，躺在地下了，他還揪住我的頭髮一陣踢」。然後父親把張愛玲關在一間空屋裡好幾個月，由巡警看管，得了嚴重痢疾，父親也不給她請醫生，不給買葯，一直病了半年，差點死了。照她想，「死了就在園子里埋了」，也不會有人知道。在禁閉中，她每天聽著嗡嗡的日軍飛機，「希望有個炸彈掉在我們家，就同他們死在一起我也願意」。

在這種陰沉冷酷的環境里長大，青春期遭受過如此殘酷的折磨，心理上不發生一些畸變，幾乎是不可能的。張愛玲對這個世界充滿了恐懼和懷疑，在心裡築起一道堅硬的屏障，把她與世界隔開。「人是最靠不住的」，是她從青春磨難中總結出來的人生信條。冷酷無情、殺機四伏的家庭，在張愛玲的心靈里種下了一隻陰鬱的「虱子」，成了她一生不能克服的「咬嚙性的小煩惱」。她的急功近利，她的冷漠世故，她的孤僻清高，都與此有關。

曾有人問海明威「作家成長的條件是什麼」，海明威說是「不幸的童年」。這句話對張愛玲是適合的。但海明威的話只說了一半。如果一個作家成年後，仍不能逐漸超越早年不幸所造成的人格缺陷，這種不幸則可能將作家毀掉。張愛玲終其一生沒有完成這種超越。這個曾經風光無限的女子，就像她筆下眾多女子一樣一步步走向沒落，走向凋零。她與胡蘭成那真真假假躲躲閃閃的戀愛，怎不讓人想起委曲求全的白流蘇？當她在枯寂荒涼的公寓中度過一個又一個漫長的白天黑夜，怎不讓人想起那「一步步走入沒有光的所在」的曹七巧？

在生命中的最後20年，張愛玲呈現出越來越顯著的心理疾病。她對人越發冷淡，生活日益封閉，傢具、衣物隨買隨扔。她其實是以這種方式，來擺脫內心的空虛與枯寂。

而多年來一直潛伏在心裡的「虱子」，此時終於變成實實在在的客體，來向她發動最後的攻勢了。在洛杉磯的最後23年里，為了躲避這種令她觸之喪膽的小東西，她在各地旅館輾轉流徙，隨身只帶幾個塑料袋。在搬家中，財物拋棄了，友人的書信遺失了，甚至花幾年心血完成的《海上花》譯稿也不知所終。去世前4個月，她還寫信給林式同，說想搬到亞利桑那州的鳳凰城或內華達州的拉斯維加斯去——這兩個地方都是沙漠，也許她以為在沙漠里可以擺脫被虱子咬嚙的苦惱。

1995年9月8日，張愛玲謝世於美國洛杉磯寓所，7天後才被人發現。屋裡沒有傢具，沒有床，她就躺在地板上，身上蓋著一條薄薄的毯子。一個曾經無限風光的生命以一種最凄涼的方式凋零。我常常想，張愛玲彌留之際，有沒有想到晚年躺在床榻上的七巧？是否也懶得去擦腮上的一滴清淚？

她以一雙早熟的慧眼洞徹了人性的弱點和世間的荒誕，並以生花妙筆展示給世人看，但她沒有足夠的光芒來穿透黑暗，驅散心靈中的「虱子」。「生命是一束純凈的火焰，我們依靠自己內心看不見的太陽而生存。」一位外國作家如是說。但張愛玲心裡沒有太陽。她的生命正如她所說，是「一襲華美的衣袍」，這衣袍曾經光艷照人，風情萬種，但最終還是被「虱子」吞沒了。這是怎樣的悲哀！

張愛玲的收梢

□ 水木丁

米蘭·昆德拉在《不朽》里，曾經描寫過人類的兩種靈魂，一種是做加法的靈魂，要不斷地表現自我，突出自我，要讓人看到自己走在街上，聽到自己的意見、聲音，要與這個世界產生千絲萬縷的聯繫，否則就失去了生活的意義和靈魂。人們結婚生子，不斷地說話，穿奇裝異服走在大街上，拍照片搔首弄姿，都是潛意識裡，為了讓更多的人記住自己，為了對世界說，看我，看我，以此來更加強調自我的存在。而另外一種則是做減法的靈魂，他們覺得跟這個世界沒什麼太大的關係，希望能過點兒安寧的日子，不被人打擾，去除和人的關係。在他們的世界裡，就像蔡康永說的那樣，「凡有邊界的，即是地獄，人生就是監獄」，他們老想逃跑，總想越獄，因此總是自動給自己的靈魂降噪，希望有一天偷偷地挖個去另外一個世界的洞，消失掉而不被人發現。昆德拉說，前一種加法靈魂走向極端的危險之處在於一個人的自我會過於膨脹。而後一種減法靈魂的聲音走向極端的危險，就會最後消減為零。這零，並不是死，只是零而已。在昆德拉的小說中，姐姐阿涅斯是減法靈魂。

　　我從未見過真正的像阿涅斯一樣的人物。後來我看到蔡康永說張愛玲的越獄，才突然想到，原來晚年的張愛玲是阿涅斯。她在美國深居簡出，沒有人能找到她，她的地址連家人和朋友都不會告知。因為身體的緣故，再加上有一點兒風吹草動，就會搬家，世人都在尋找她，有記者甚至住到她家隔壁，但是毫無頭緒，只好翻檢她的垃圾想尋得她的蛛絲馬跡。這是唯一的一次世人逮到她，但也立刻被她溜走了。在她生命最後的十幾年，她把她靈魂的聲音幾乎削減為零。有一次，她和一直幫助她的林式同先生通電話，抱怨牙痛，林就說：「牙齒不好就拔掉。我也牙痛，拔掉就沒事了！」她若有所悟，自言自語地說：「身外之物還是丟得不夠徹底。」

　　張愛玲死後，人們第一次進了她的居所，家徒四壁，屋子的女主人，過著極簡的生活。我想起《搏擊俱樂部》里，皮特把諾頓家裡的東西都扔掉，把房子點著的鏡頭。人們嘆她晚景清貧，她卻只嫌身外之物丟得不夠。她說：

　　「我比較喜歡那樣的收梢。」

　　這收梢，我也喜歡，看得懂的人，就知道她幹得有多漂亮。

                                                 （金耐摘自水木丁的新浪博客）

                            張愛玲晚年孤僻獨居 誰送了她最後一程

　文章摘自《張愛玲的私人生活史》

　　對多難的人民來說，這是個福音頻至的時代，遠在海外的張愛玲，也體會到了絲絲縷縷的暖風。

　　1979年，姑姑輾轉和她取得了聯繫。

　　——這感覺，真是「忽聞海上有仙山」！

　　當年愛玲離開上海時，和姑姑相約，斷絕一切通訊聯繫。這個做法，不免有點草木皆兵，但是到了文革，就顯出姑侄倆的遠見了：正因為沒有聯繫，姑姑便沒背上「海外關係」的沉重包袱。

　　幾十年間，張茂淵基本平安無事，但她當年的初戀情人李開第卻難逃一劫，扣上了「洋奴」的帽子，被折騰得半死，直弄到「六親斷絕」，妻子也在1975年病逝了。

　　這時候的李開第，孤苦伶仃，只有張茂淵還常來照顧他。他後來回憶說：「沒有人敢來看我，惟有張小姐仍來看我。人非草木，孰能無情。但還轉不上念頭要結婚，人都老了。」陳怡真《到底是上海人》。

　　1979年，李開第獲平反，在朋友們的撮合下，與張茂淵結婚。兩人同齡，都是78歲，是地地道道的「黃昏戀」。

　　改革開放以後，姑姑聯繫上了宋淇，給張愛玲寄去了第一封信。

　　堪稱傳奇的是，姑姑此時，仍舊住在愛玲走時的那個「卡爾登公寓」。

　　愛玲回信嘆道：「我真笨，也想找你們，卻找不到，沒想到你們還是在這個房子住。」

　　不過，姑侄倆此後的通信並不頻繁，有時姑姑半年也收不到愛玲一封信。

　　1981年底，上海《文匯月刊》刊出張葆莘的文章《張愛玲傳奇》。這是大陸報刊1949年以後第一次出現張愛玲的名字。

　　弟弟張子靜看到了，欣喜莫名。

　　他們的父親張廷重，早就於1953年因肺病去世。解放前，張廷重幾乎把所有的家產敗光，和孫用蕃租住在江蘇路一間只有14平方米的房子里，相依為命。

　　那時，張氏家族在青島還有一處房產是在張廷重的名下，解放後人民政府實行贖買政策，將房產收歸國有，每年發給張廷重一千多元定息。這樣，他晚年雖然夾著尾巴做人，但好歹不至於潦倒了。

　　孫用蕃在解放後為經濟條件所困，人也變勤快了，東奔西走地攬些活兒干，以補家用。張廷重去世後，她靠著定息收入，還是活得下去的。

　　文革爆發後，定息不再發了，可巧孫用蕃有個弟弟在東京，以前欠她的錢，這時候就隔三差五給她寄錢，這麼維持了下來。70年代中，她因患眼疾雙目失明，雇了一個小保姆伺候，於1986年去世。

　　張子靜一直未婚。解放後，在上海浦東當小學教師，先後換了幾所學校。後來他任教的小學升格為中學，他也就成了中學教師，1986年正式退休。退休後，就搬到江蘇路的14平方米小屋來住了。

　　因為張子靜和姑姑素無聯繫，所以姑姑和張愛玲通信，他一直不知道。1983年，他通過香港和美國的朋友，才和姐姐取得聯繫。

　　他給姐姐寫信，附上了張葆莘的文章。後來，又寫信勸張愛玲回國來看看，張愛玲複信說不會回去，只要能通信就好。

　　此後有一段時間，張子靜再寫信去，就杳無迴音。原來，張愛玲在洛杉磯頻頻搬家，一直到1989年初，兩人才又聯繫上。

　　這一年，她在給弟弟的信中說：「傳說我發了財，又有一說是赤貧。其實我勉強夠過，等以後大陸再開放了些，你會知道這都是實話。沒能力幫你的忙，是真覺得慚愧，惟有祝安好。」

　　她還是她，對弟弟仍是淡淡的，也不願有錢財上的牽扯。但是在同一年，她得知姑姑生病，又逢「多事之秋」，便急著想給姑姑匯錢，希望姑姑的日常生活不至受太大影響。顯然，她還是與姑姑親。

　　早在1982年時，張愛玲就有機會回國省親。那一年，北大著名學者樂黛雲在哈佛做訪問學者，偶然看到張愛玲的作品，大為讚賞，於是輾轉託人，想請張愛玲到北大做一次「私人訪問」。

　　張愛玲回信致謝，但表示並不想回國：「我的情形跟一般不同些，在大陸沒有什麼牽掛，所以不想回去看看。去過的地方太少，有機會也想到別處去……」

　　據說這裡所說的「別處」，就是歐洲。張愛玲平生所憾「去過的地方太少」，就是指她一直未能去歐洲看看。

　　張愛玲因為當年「香港之行」的創傷，不願回國一游，可是故土對她的熱情卻與日俱增。

　　80年代中期以後，不僅張愛玲「重歸」中國現代文學史，而且大陸讀者對張愛玲「遲來的愛」也洶湧而至。

　　短短几年時間內，《傾城之戀》在《收穫》雜誌發表，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中譯本發行，柯靈文章《遙寄張愛玲》在《收穫》和《讀書》雜誌發表，掀起了「張愛玲熱」的第一波大潮。

　　1985年，上海書店影印出版了舊版《傳奇》，這是內地最早出版的張愛玲作品。到1992年，安徽文藝出版社出了一套《張愛玲文集》，終於使「張愛玲熱」走入了大眾層面。

　　張愛玲這個名字，就此成為家喻戶曉的一個「傳奇」。

　　眾多的女作家也蜂起效仿「張氏語言」，一時女性文字中「底子」、「芯子」之類的辭彙夾纏不清。

　　此後，大陸各出版社狂印張愛玲作品，以滿足讀者需要，但大都未經授權。張愛玲當然很不滿，授權姑父李開第處理她的大陸版權，但李開第已是八十老翁了，哪裡管得過來？

　　在解放初的上海，以梁京為筆名發表的《小艾》，此時也在港台被人「發現」，兩地報紙同時連載，香港還有人出了單行本。

　　張愛玲「望洋興嘆」，只好搜集整理了一批舊作，由台灣皇冠出版了《餘韻》(1987)和《續集》(1988)兩本集子。

　　那麼，她在80年代中期，為何要頻頻搬家？

　　這是張愛玲研究中的又一段公案了——她是在「躲跳蚤」！

　　從1984年8月到1988年3月這三年半時間內，為了「躲跳蚤」，據說她平均每個星期搬家一次。按這樣算的話，張愛玲搬家次數高達一百八十多次，簡直可以上吉尼斯世界紀錄了！

　　她給夏志清的一封信里所說的，就更玄了：「天天上午忙搬家，下午遠道上城按：主要去看醫生。，有時候回來已經過午夜了，最後一段公車停駛，要叫汽車——剩下的時間只夠吃睡……」

　　一周搬一次家，應是誇張的說法了，再說洛杉磯也沒有那麼多汽車旅館可供她選擇。

　　汽車旅館雖簡陋，卻定期有人清掃，連床也不用鋪，對她倒也正合適。這段期間內，為減輕拖累，她不得不盡量丟棄一些「身外之物」，後來漸成習慣，反倒視一般家居擺設為累贅了。

　　早在「躲蟲子」之前，庄信正擔心張愛玲的健康，就把自己的一位朋友介紹給張愛玲，以便就近照顧。

　　這位新朋友叫林式同，是土木工程師、建築商，既不愛好文學，也從未聞張愛玲大名。

　　他第一次去找張愛玲，是在電話里約好的，路上開了40分鐘的車，還因為違章接受了一張罰款單。找到張愛玲住的公寓305室，他敲了敲門，裡面彷彿有動靜，卻沒有人應門。

　　他再敲一次，並且自我介紹：「張女士！我是庄先生的朋友，我姓林！他托我拿東西給您！我跟您通過電話！」

　屋裡有了動靜，又過了半天，一個緩慢輕柔的聲音帶著一點抱歉的口吻應答：「我衣服還沒換好！請你把東西擺在門口就回去吧！謝謝！」

　　林式同大為詫異，但也只能應一聲好，把東西放在門口，就往電梯口走。忽然聽到身後有開門關門的聲音，回頭一看，剛才留在房門口的黃色信封袋已經不見了。

　　——真是太神秘了！

　　其實，張愛玲一是怕生；二則受英式教育影響，不想在卧室里見客——她一直住單身公寓，只有卧室，沒有客廳。

　　直到一年後，張愛玲為躲「跳蚤」開始頻繁搬家，不得不求助於林式同，才打電話把林式同約來，在一家汽車旅館的會客廳「接見」了他。

　　當時林式同看見，「……走來一位瘦瘦高高、瀟瀟洒灑的女士，頭上包著一幅灰色的方巾，身上罩著一件近乎灰色的寬大的燈籠衣，就這樣無聲無息地飄了過來」。

　　——寬袍大袖是怕皮膚癢，走路無聲息是穿了浴室用的毛拖鞋，頭上包頭巾是怕虱子而把頭髮都剪了。她晚年的裝束一直如此，出門也穿毛拖鞋，有時戴上假髮套。

　　這次張愛玲談了躲跳蚤的事，說將來如果需要，還要請林先生幫忙物色房子。林式同大惑不解，但他尊重張愛玲的意願，後來竟然成了張愛玲專門的「租房代理人」。

　　張愛玲對那個卡夫卡式「蚤子」的存在，堅信不疑。有的朋友不理解，寫信給她說，殺滅跳蚤很容易，用噴殺劑就行了，何必搬家？

　　張愛玲答覆：是南美種的蚤子，非常頑強，小得肉眼看不見，根本就殺不凈。

　　她去看醫生，醫生也難以置信，疑心是她心理有問題，但又不便明說。

　　宋淇對這件事也是牽腸掛肚，便邀請張愛玲到香港來治病。但張愛玲在頻繁的搬家過程中，扔掉和丟失了不少東西，她自己說是「三搬當一燒」，不但把《海上花》的英譯稿給弄丟了，連護照也不知何時被清潔工偷走，想去香港，也去不成了。

　　她這一段過得相當不安穩，兼之牙痛又發作，怎麼也看不好。據夏志清講，她不像夏志清他們看病有固定的私人醫生，她看病，是到政府指定的專為窮人治病的免費醫院，路途很遠，要搭公車去，看病時還要等候多時。

　　洛杉磯的公共交通極不方便，去一個地方常要轉車幾次。稍有能力者，都要買部舊車代步；搭公車的，十有###是窮人、流浪漢、不懂英文的非法勞工。可以想見，張愛玲裝束怪誕，手提紙袋混跡其中，有如潦倒的baglady「紙袋流浪女」之意。，該是何等狼狽！

　　夏志清教授後來提及此事，痛心疾首。

　　也有張傳作者不解：從各方面資料來看，她這時收入已經不低，為何不去找私人醫生？——那就不得而知了。

　　她的健康成了問題，朋友們輾轉相告，都很憂心。大家認為，張愛玲長期獨居，過於封閉，且起居無規律、飲食簡單，人也就老得快。

　　10年前，張愛玲曾經認識了一位美籍華人、哈佛研究生司馬新。司馬新因為選了《海上花列傳》做學位論文題目，通過夏志清向張愛玲請教，與張愛玲建立了書信聯繫，後來也加入了張愛玲朋友們的行列。

　　此時，司馬新已在波士頓一家公司任職。1988年，他輾轉託人，在洛杉磯找到了一位名醫，答應可以給張愛玲看一看。不久，司馬新收到張愛玲來信，說已經看好了病，盛讚那位名醫「醫道高明，佩服到極點」。

　　醫生的診斷是，以前大概遭遇過跳蚤，但兩三年前就沒有了，現在的瘙癢是皮膚特殊敏感，敷了葯就好。張愛玲說，用藥過後「奏效如神」，現在已經找到房子定居了。

　　朋友們這才放了心。

　　司馬新後來在他寫的張愛玲傳記里，堅決否認了「張愛玲晚年有心理疾病」的說法，但是，這三年間驚人的搬家次數，似乎也不是心理正常者所為，大概還是老年心理偏執的反應。

　　在張愛玲治療期間，水晶在《中國時報》副刊發表了一篇短文《張愛玲病了！》，以喚起各地張迷的共同關注。可是，張愛玲並不領情，怪他泄露了個人隱私。水晶只能嘆息：「無意間得罪了她，被摒於『張門』之外，連『看張』的資格都失去了！」

　　「跳蚤事件」到此似乎告一段落，但接下來，張愛玲又遭遇了「垃圾事件」。

　　1988年秋，張愛玲寫信告訴林式同，皮膚病好了，可以找固定住所了。

　　沒過幾天，張愛玲又從一家汽車旅館寫信，請林式同趕快替她找房子。還沒等林找到合適的房子，她自己就在下城東邊找到了一家公寓，離她最後住的那家汽車旅館只有一英里路。在這裡，她住了有大半年。

　　這是一條比較嘈雜的街道，居住的人各種膚色都有，是大都市裡的「第三世界」；但張愛玲租住的公寓卻似鶴立雞群，相當整潔。不過，價格也夠昂貴的，每月380美元。

　　她的房間，是走廊最裡邊的一個套間，傢具齊全。門口有信箱和對講機，信箱上用了她的本名E.ZHANG。

　　她的身體，已經大不如前，整天不出門。一天開12個小時的電視，大概是以此抵抗寂寞。偶爾出門，就是購物。她事先在隨手拿來的小紙頭上記下購物清單，比如咖啡、牛奶、胡桃派、熨斗、衣架、奶油、抹布、刮刷、香皂等等，然後出去，跑幾家店一次買齊。

　　偶爾也看報紙，不過都是挑著看，不大認真。去樓下取信的次數極少，十天半個月去拿一次，還要半夜三更才去，以防遇見人。

　　在屋內，她只穿一次性拖鞋，覺得髒了就扔。不再打理髮型，只以假髮替代，也不再化妝，但是用很好的護膚品。

　　就在她自以為這樣的「老鼠洞」生活絕對無人打擾的時候，她的隔壁，不聲不響，住進了一位神秘女客！

　　這女客，是來自台灣的戴文采女士。很多張傳都說她是「台灣某報」的記者，實際上，她是一位頗有名氣的旅美作家，後來曾與台灣明星演員趙文瑄有過一段「姐弟戀」，不過，當時還只是一個「文壇新人」。

　　戴文采從19歲起就崇拜張愛玲，刻意學過張愛玲的文筆。一個偶然的機會，她得到了張愛玲的地址，就寫信去給張愛玲，表示希望能夠拜訪一下。

　　這當然不可能有迴音，「類似的信件，到了張愛玲手裡就如落進太平洋」。戴小姐決定不放棄努力，1988年秋，她跟台灣《聯合報》副刊主編、詩人瘂弦約定，算是由報社派遣，前去採訪張愛玲。

　　戴文采找到了張愛玲住的公寓，向管理員提出，要租住張愛玲隔壁的那間房。

　　一連等了十多天，那房子才空出來，她立刻入住。

　　她並不想打擾張愛玲，只是在悄悄地等待張愛玲出現。只要看見人，也就達到了目的。

　　結果整整等了一個月，每天貼著牆壁聽張愛玲住房的動靜，最終才看見了一次——張愛玲出來倒垃圾！

　　戴文采其實並無惡意，雖然張愛玲對此類舉動肯定要憤怒，但也多虧了戴文採的這次「卧底」，世人才得以了解張愛玲晚年的一個真實側面：

　她真瘦，頂重略過八十磅。生得長手長腳，骨架卻極細窄，穿著一件白顏色襯衫，亮如洛佳水海岸的藍裙子，女學生般把襯衫扎進裙腰裡，腰上打了無數碎細褶，像只收口的軟手袋。因為太瘦，襯衫肩頭以及裙擺的褶線始終撐不圓，筆直的線條使瘦長多了不可輕侮。午後的陽光鄧肯式在雪洞般牆上裸舞，但她正巧站在暗處，看不出襯衫白底上是不是印有小花，只覺得她皮膚很白，頭髮剪短了燙出大鬈髮花，發花沒有用流行的挑子挑松，一絲不苟的開出一朵一朵像黑顏色的繡球花。她側身臉朝內彎著腰整理幾隻該扔的紙袋子，門外已放了七八隻，有許多翻開又疊過的舊報紙和牛奶空盒。她彎腰的姿勢極雋逸，因為身體太像兩片薄葉子貼在一起，即使前傾著上半身，仍毫無下墜之勢，整個人成了飄落兩字，我當下慚愧我身上所有的累贅太多。她的腿修長，也許瘦到一定程度之後根本沒有年齡，叫人想起新燙了發的女學生；我正想多看一眼，她微偏了偏身，我慌忙走開，怕驚動她。佯作曬太陽，把裙子撩起，兩腳踏在游泳池淺水裡。她也許察覺外頭有人，一直沒有出來，我只好回房，待我一帶上門，立即聽到她開門下鎖急步前走，我當下繞另外一條小徑躲在牆後遠遠看她，她走著，像一卷細龍捲風，低著頭，彷彿大難將至，倉皇趕路，垃圾桶後院落一棵合歡葉開滿紫花的樹，在她背後私語般駭紛紛飄墜無數綠與紫，因為距離太遠，始終沒有看清她的眉眼，僅是如此已經十分震動，如見林黛玉從書里走出來葬花，真實到幾乎極不真實。歲月攻不進張愛玲自己的氛圍，甚至想起綠野仙蹤。

　　看見張愛玲這樣警覺，戴文采當然不敢作他想。一個月來，她除了聽見隔壁的電視機聲音之外，一無所獲，就這樣看了一眼就走，未免不甘心。於是她靈機一動，把垃圾桶里張愛玲剛丟下的全部紙袋用樹枝勾了上來。

　　拿到「戰利品」後，戴小姐有如偵探，對這些廢棄物做了一番分析，得出了結論。比如，張愛玲平時吃什麼東西、喝什麼飲料、讀什麼報紙、存錢的銀行是哪一家；她打雞蛋殼的技術如何糟糕，牙齒如何不行了(因為沒見有零食)等等。

　　最富有戲劇性的是，戴文採給張愛玲的那封信的信封，也在垃圾里。張愛玲喜歡用廢舊信封做草稿紙，這張信封上，恰巧有一段文章草稿涉及戴文采，說是現在好不容易希望安靜，如果要被採訪，就好比「一個人只剩下兩個銅板，還給人要了去」。

　　在一些廢紙里，還有寫給夏志清和瘂弦等人的信稿。

　　這些文稿，都被戴文採收藏，內容至今沒有披露。

　　戴文採在興奮中，寫下了一篇採訪記：《我的鄰居張愛玲》，全文有洋洋萬言。

　　文章寫得非常詳盡，看得出她確是一個超級張迷，對張愛玲的語錄信手拈來。文章最後說，關於「銅板」的那兩句話，「確實叫人十分抱歉，一口好井在人語喧嘩中兀自涼著，也那樣喜歡著外頭世界的繁華，我們何必像頑童般非要扔石頭驚她一驚呢？」

　　她的崇拜還是很虔誠的，知道決不能莽撞。

　　但此刻，她實在按捺不住激動，便打電話給舊金山的台灣女作家T女士，詳述了她的奇遇。

　　戴文采冒險得了手，又想進一步設法接近張愛玲，於是叮囑T女士：你千萬不要對別人說啊！

　　但是，戴文採的這位朋友T女士，法律意識要比她強得多。按照美國法律，隨意翻檢別人的垃圾屬於侵犯隱私權，是違法的。即便不考慮美國法律，T女士也覺得大為不妥。

　　於是，T女士馬上電告夏志清，夏志清又轉告了庄信正。庄信正不敢怠慢，立刻給張愛玲打電話。

　　張愛玲平常是從不接電話的，這次，也許是心靈感應，一打就通。

　　庄信正急急忙忙地說：「現在你隔壁住了一個戴小姐，據說是台灣《聯合報》委託的……」

　　張愛玲立刻掛斷了電話。庄信正第二天再打去，就無人接聽了。他沒有辦法，趕忙給林式同打電話，想不到林式同輕鬆地說：「沒問題，已經搬好了。」

　　在「躲跳蚤」的三年中，張愛玲早已練出了迅速搬家的本領，在林式同的協助下，她第二天就搬了家。戴文采枉做了一回超級間諜，竟然對隔壁的動靜一無所知。

　　她仍是每天貼著牆壁聽聲音，發覺沒有了電視機聲，以為是張愛玲病了。可是一連幾天沒動靜，她疑心起來，跑到公寓管理員那裡打聽，才知張愛玲已從她眼皮底下轉移了！

　　戴小姐著了急，趕忙把自己寫的稿件寄往台灣《聯合報》副刊，想藉此一鳴驚人。但是瘂弦看過後，毫不客氣地說：「我們要等張愛玲百年之後，才能發表你這篇稿子！」

　　原來《聯合報》的委託，是想讓戴文采直接採訪到張愛玲，搜集到材料，為將來的「訃聞版」做準備。他們過去一直是這樣，名人一旦逝世，次日便有大幅專版出來，內容詳盡，在輿論界常引起轟動。

　　這次也是為將來「未雨綢繆」，並不准備馬上登出報道。張愛玲的信息，自從1972年水晶在《中國時報》發表《夜訪張愛玲》之後，16年間再也無人能打探得到，《聯合報》這個策劃可謂洞察先機。但這樣一篇「翻垃圾」的稿件，勢必對報紙的形象有很大殺傷，所以瘂弦斷然拒絕採用。

　　戴文采無法，便又將稿子轉給《聯合報》的競爭對手《中國時報》，並且三番五次打越洋電話，催問該報副刊編輯李季，談到了稿子何時能發、報酬如何給、「卧底」的費用如何報銷等問題。

　　李季也是個原則性很強的人，她看了稿子後，同樣拒絕發表，還打電話通知了庄信正，請庄迅速轉告張愛玲。庄信正告訴她：「她們都已經搬走了。」——她們，是指張愛玲和戴文采。

　　稿件被《中國時報》拒絕，戴文采大感意外，後來另找途徑發表了這篇「淘垃圾」的採訪記，還把文章收入了自己的文集中。

　　這個事件紛紛揚揚了一陣，遂告落幕。「戴文采」這個名字，也因這次「出位」舉動，永遠留在了關於張愛玲的研究史中。

　　張愛玲在這之後，兩次在給司馬新的信中提到「戴文采事件」，並解釋說，這就是自己的地址對外保密的原因。她的地址，連她的姑姑都不知道，只是租用了一個信箱收信件。她說，「中國人不尊重隱私權」，所以她不能住在港台。

　　她對司馬新的幫助，銘感於心，強調說「不虧了你熱心，我還住在旅館流浪」。但感激是感激，她的地址還是不告訴幾乎所有的朋友，也不接待朋友。這在她，是完全不能混淆的兩回事。

　　張愛玲從庄信正那裡得知了李季處理這事的態度，在1988年聖誕節前夕，寄了一張賀卡給李季，上面寫道：「感謝所有的一切。」

　　張愛玲的晚年，多虧有林式同的就近幫忙，才使她免去了許多煩勞。

　　垃圾事件之後不久，張愛玲又要找房子，恰好就在半英里外，林式同設計和建造的公寓樓群剛剛竣工，張愛玲看過後很滿意，很快就搬入了。

　　林式同囑咐公寓經理，請為張愛玲的住址保密，如果萬一有急事，要馬上通知他。

　　但張愛玲仍然很要強，輕易不肯麻煩朋友。搬家時，林式同要為她叫計程車，她說東西少，不用麻煩了。

　　1989年3月，她在過街時被一位中南美洲的青年撞倒，跌破了肩骨。她在給姑姑的信中說「這些偷渡客，都是鄉下人，莽撞有蠻力」，看來是傷得不輕。

　　去看醫生，醫生囑咐先做體操、水療，觀察一段再說。後來，幸而不用開刀了。

　　公寓經理不明所以，看見張愛玲手臂摔壞了，包著布像個大圓球，連忙打電話給林式同。林式同立刻來電話詢問，張愛玲輕描淡寫地說：是坐火車摔了一跤，多躺著就好了，不必擔心。

　　林式同問她還有什麼問題，張愛玲說牙齒、皮膚、眼睛都有問題，但並不需要他幫助。

　　林式同古道熱腸，助人不求回報。十多年間，他其實只見過張愛玲一次，但需要幫忙時卻毫不遲疑。他幫助張愛玲補辦了所有遺失的身份證件，以他自己的住址作為張愛玲的永久地址，申請了張愛玲的身份、保險、老人福利等證件。

　　張愛玲對他，也是百分之百的信任，幾乎視為親人。她跟林式同講話，從來不說英語，連一個英文單詞都不帶。林式同是她晚年與之通電話最多的人，有一次，她說：「我很喜歡和你聊天。」

　　張愛玲在電話里抱怨牙痛，林式同就說：「牙齒不好就拔掉。我也牙痛，拔掉就沒事了！」

　　張愛玲若有所悟，自言自語地說：「身外之物還是丟的不夠徹底！」

　1991年，張愛玲住的那座公寓，搬來了一些南美和亞洲移民，素質不高，嘈雜、不講衛生。有人還養了貓，招來了蟑螂和螞蟻。張愛玲不能忍受，給林式同寫信說要搬家。

　　她提出了找房子的條件，有8項之多，其中有一條是，房子要足夠新、沒蟲。

　　——卡夫卡的「蚤子」又在騷擾她了！她在給朋友的信中說：「每月要花兩百美元買殺蟲劑」，「櫥櫃一格一罐」。

　　還有一條也很怪，是要求「附近要有火車」。她是喜歡聽火車的聲音。無論對生人還是熟人，她都恐懼；但是擾攘的「市聲」，卻是她的良友！

　　7月初，林式同選好了房子，房東是伊朗人。林式同開車來陪張愛玲一起去簽約，這是林式同十多年來第二次見到她，距第一次見她已有7年之久！

　　在車上，林式同問她健康情況怎麼樣，張愛玲說牙齒問題是個苦惱。林式同注意到，她的牙齒真的是有點走樣了，連嘴唇都受到了影響。

　　張愛玲還提到三毛，說「她怎麼自殺了」，言下不以為然。

　　可是，三毛是誰？林式同不知道，就更不知道三毛曾寫了一個以「胡張戀」為藍本的電影《滾滾紅塵》，於是，只好一聲不吭。

　　新居是單身公寓，在西木區(Westwood)。搬家的時候，她仍然堅持自己搬，不要林式同幫忙。這是張愛玲最後的居所，也是張愛玲在洛杉磯住過的最好的一個區，離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很近。

　　在林式同看來，這裡環境雖好，但恐怕還不是張愛玲最理想的住所，因為聽不見她喜歡的喧鬧「市聲」。順便提一句，在簽約的時候，林式同還是十多年來第一次聽見張愛玲說英語。

　　在新居住了半個多月，那位伊朗房東有些沉不住氣，打電話給林式同，說老太太經常忘記帶鑰匙，要他幫忙開門；又頻繁抱怨浴室的設備有問題，要他去修理；還有諸如此類的麻煩事。

　　伊朗房東很擔心：「這位房客是怎麼回事？會不會有什麼問題？」

　　——潛台詞已經很明白。

　　林式同早有思想準備，說：「她沒有問題，過去還做過我的房客，按時交房租，不愛打擾別人，你儘管放心，有事找我好了！」

　　為了防止再有「卧底」跑來，她乾脆在信箱上用了一個越南人的名字。房東問她是怎麼回事，她說，自己的親戚很多，都傳說她發了大財，怕他們找上門來借錢。

　　不過，這個信箱她也很少開啟，一個月才打開一次，郵件常常塞得滿滿的，鬧得郵政局很有意見。

　　在她頻頻搬家，與張子靜中斷了聯繫的那幾年，弟弟還是很牽掛她。1988年，一位熟知張家家世的老人，拿了一張報紙，神色慌張地跑來找張子靜：「你姊姊可能出事了！」

　　張子靜一看，報紙上用紅圓珠筆畫出了一行字：

　　已故女作家張愛玲……

　　張子靜一時呆住，難道音信不通是因為這個？

　　他將信將疑起來。張家的人不長壽，爺爺張佩綸、父親張廷重，都沒有活過60歲。母親黃素瓊也僅是61歲就謝世。姐姐如今已是68歲了，難道真有不測？

　　可是，張愛玲，是著名作家，假若真的「已故」了，應該有大規模的報道才對呀！

　　張子靜問遍了在上海和在美國的親戚，都說不知有此事。他又跑到上海市政府僑務辦公室，把一封寫給張愛玲的信委託他們轉交。

　　這封信的轉送途徑規格之高，令人咂舌，是由上海市僑辦轉呈國務院僑辦，再由國務院僑辦寄到洛杉磯中國領事館，請領事館代為送達。

　　這本來是連領事館也辦不到的事，可巧領事館有人認識戴文采，這才知道了地址，把信寄到了張愛玲那裡。

　　張愛玲回了信，張子靜方才放了心：所謂「已故」，是舞文弄墨的人想當然耳！

　　這時，姑姑有病，弟弟也熱情相邀，但是張愛玲打定主意不回去。

　　即使是和林式同在電話里聊天，她也極少提及舊事。只有一次林式同告訴她，自己要去上海一趟，張愛玲似有所感，停頓了一兩分鐘，說：「哦，上海，恍如隔世！」

　　1990年，台灣《中國時報》創刊40周年，報社邀請張愛玲赴台擔任當年的「時報文學獎」評委，允諾評獎結束後，可出路費、派專人陪她去上海看望姑姑。

　　她還是婉言謝絕了。台灣她不會再去；上海，也只有永遠放在記憶的擱物架上了。

　　1991年，張愛玲半個世紀的好友炎櫻去世了。此前，張愛玲雖與炎櫻有所疏遠，但通信往來還是有的。

　　同年6月，又有消息傳來，姑姑張茂淵在上海逝世，享年90歲。留有遺囑，不舉行遺體告別儀式，骨灰隨便撒掉。

　　張家是弱枝，本來親人就不多，姑姑是張愛玲一生中最親的一個。如今，他們一個又一個隱進了歷史的煙塵。

　　——在那個年代裡出生、成長、盛放，也許本來就是錯？

　　大概是親朋的離去，對她有所觸動，第二年2月份，林式同忽然收到張愛玲寄來的一份遺囑副本。

　　遺囑的內容有兩點：「一、如我去世，我將所有的財產遺贈給宋淇和宋鄺文美夫婦。二、我希望立即火化，不要存放在骨灰存放處，骨灰應撒在任何無人居住的地方，如果撒在陸地上，應撒在荒野處。」

　　在「遺囑執行人」一欄里，張愛玲寫的是林式同的名字。

　　她考慮到林式同一定會感到突兀，便在信中解釋道，前不久因為要委託上海的姑父代理大陸版權，她去文具店買委託書，順便就買了一份遺囑，「免得有錢剩下來就會充公」。

　　張愛玲對林式同說：「也沒先問一聲，真對不起。附寄了個副本來給您過目，不用還我。好在立這遺囑一共只二十美元，如有難處，不便擔任，再立一份，這一張就失效了。我除了點存款沒值錢的東西，非常簡單。萬一有費用不夠付，宋淇夫婦會補還。是否能行，等有空請晚間打個電話告訴我(477－9453)，可行的話我就拿去登記。」

　　林式同當然摸不著頭腦：「一看之下我心裡覺得這人真怪，好好的給我遺書幹什麼……遺書中提到宋淇，我並不認識，信中也沒有說明他們夫婦的聯繫處，僅說如果我不肯當執行人，可以讓她另請他人。我覺得這件事有點子虛烏有，張愛玲不是好好的嗎？我母親比她大得多，一點事也沒有……因此，我把這封信擺在一邊，沒有答覆她。可是在張愛玲看來，我不迴音，就等於是默許，後來我們從未再提起這件事，我幾乎把它忘了。」見《有緣得識張愛玲》。

　　可以看出，張愛玲對於生死問題，看得很開，對身後安排是有條不紊的。可是，她恰恰沒有留意自己最大、最具價值的一筆遺產——著作版權。這筆無形資產，在她，真的也就是無形吧，跟沒有一樣。

　　她的這種超脫，留給世間的卻是一些不超脫——在她身後，皇冠出版社和大陸多家出版社為張愛玲著作的版權，打起了無窮無盡的官司。

　　3月，張愛玲又給宋淇寫了信，告訴他自己的遺物將贈與他們夫婦：「還有錢剩下的話，一、用在我的作品上，例如請高手譯。沒出版的出版……；二、給你們倆買點東西留念。即使有較多的錢剩下，也不想立基金會紀念。」

　　張愛玲又一次隱身在深深的霧中了。

　　她最後這幾年是怎麼過的，林式同也不甚清楚。

　　她住的公寓，位於西木大道與羅切斯特街交叉的地方，是一幢淡灰色的四層樓，門前有一棵松樹和一棵棕櫚樹。

　　公寓大門對面，有小書店、修鞋鋪。她偶爾出來散步，鄰居跟她打招呼，她也回應一聲，只是一聲Hello，就再無多話，以至旁人都以為她不會說英語。

書店的老闆也常見她，但她去書店，都是匆匆來去，從不說話。——去小書店，能買什麼書呢？是那種她喜歡讀的「垃圾小說」吧？

　　1993年春，有一位大陸學者，差一點就見到了她。

　　這個人與她甚有淵源，就是著名的紅學專家魏紹昌先生。

　　細心的讀者應該還記得，魏紹昌就是當年桑弧在家裡宴請張愛玲時的座中客，不過，那時他還在金融界做事。

　　這次魏紹昌到美國來訪問，在洛杉磯，巧遇一位與張愛玲同住一幢樓的女鄰居！

　　世界果然很小。魏紹昌既驚且喜，試探可否能聯繫上張愛玲。女鄰居答應，如果給張愛玲寫信，她可以幫忙塞到張愛玲的信箱里去。

　　魏紹昌當然知道張愛玲不見人，尤其對大陸去的人更抱著戒心。

　　不過，偶而也有例外，80年代初，著名翻譯家馮亦代先生到洛杉磯，想去看望她，托熟人向她聯繫。張愛玲知道馮亦代過去也在上海，表示同意見面。

　　可是，張愛玲的答覆總是「遲復為歉」，待馮先生得到通知時，人已經離開洛城了。後來，馮亦代提到此事，感到萬分惋惜。

　　魏紹昌對吳語小說、越劇和評彈都很有研究，他考慮了一下，認為自己和張愛玲可說的話很多，想來她也會樂於聽的，何況他們在上海還有過一面之緣。於是，寫了一封信說明來意，並寫上了他在洛城的聯絡電話。

　　信雖發了，但魏紹昌知道她性情孤僻，並不抱太大的希望。果然等了幾天，杳無消息，他也就離開洛杉磯了。

　　半年以後，魏紹昌已回到上海。洛城的友人來電話告訴他：在他離開洛城一個多月之後，有一位自稱姓張的老太太來過電話，問：「魏先生在嗎？」朋友告知早已走了，她又說了一句：「我剛看到信呀！」電話便掛斷了。

　　魏先生後來回憶說：「我知道後，曾激動了一陣，張愛玲對上海畢竟還是有感情的！」見《兩記張愛玲》。

　　魏紹昌大概不會想到，這是張愛玲生前與大陸方面來人的最後一次聯繫。

　　張愛玲幾年來心裡就有急迫感，她在給司馬新的信里說：「剩下的時日已經有限……想做的事來不及做……」

　　她又有了小時候「穿上新鞋也趕不及」的焦慮。

　　進入90年代，她有幾個計劃，都在「急管哀弦」地進行著。

　　首先是編訂《張愛玲全集》，準備收入已發表的全部著作。

　　此前，「皇冠」雖然已經出版了張愛玲的作品十餘種，但沒出《全集》畢竟是遺憾。這次編者和作者雙方都認識到這項工作的重大意義，進度相當之快。從1991年著手，一年以後就陸續出版。《全集》里的每篇文章都是張愛玲親自校訂，稿件在台北和洛城飛來飛去，耗費了雙方不少的精力。

　　第二，是編一本圖文並茂的《對照記》。

　　這一本，編寫得也相當快，1992年秋，稿件就寄到了台北。出版社對殘損照片進行了精心修補，在1993年11月的《皇冠》雜誌上先行登出。而後在1994年6月，作為《張愛玲全集》第15卷出版。

　　《對照記》一出，張迷們爭相購買，又是一番洛陽紙貴的盛況，一年半內，就印刷了7次。

　　該書收入老照片50餘幅，從張愛玲的童年時起，到她40多歲止，50歲以後的一張也沒有。其中有一幅，很值得一說。

　　那是1944年拍攝的一張，她原本穿著薄呢旗袍，但怕單色旗袍不上相，便又披了件浴衣在身上。

　　這幅照片後來「出鏡率」很高——她頷首低回的樣子，很有些驚艷。假如不是她自己說出來，誰能想到，照片上的服飾竟是臨時湊合的！

　　書里還收入了李菊耦、張佩綸、黃素瓊、張茂淵、炎櫻等人的照片，但沒有胡蘭成和賴雅的。張愛玲在文字說明裡聲稱：「惟一的取捨標準是怕不怕丟失。」這當然不能解釋不收兩位丈夫照片的原因。

　　也許沒有什麼更複雜的原因。她只是——不願意讓人家指指點點。

　　第三項計劃，是重寫自傳性質的長篇小說《小團圓》。

　　何以名之「小團圓」？這書名大概也含有張愛玲一貫的反諷吧。

　　中國人講究凡事的結局要「大團圓」，一生要功成名就，子孫滿堂。可是，張愛玲揣度自己的一生，莫說「成功」，就連一般人的「圓滿」也沒達到。她無頭銜、無功名、無房產、無子嗣、無金婚之福，一輩子都是「無產者」。

　　但是，這樣的人生結局，如果不叫「團圓」又叫什麼呢？於是，只能名之為「小團圓」。

　　《小團圓》的這一稿原定1993年內寫完，在1994年2月「皇冠」40周年慶典時，與《對照記》合為一集出版。可是，後來因她身體不佳的原因，一再延期。此外，張愛玲還考慮，兩書合為一集，書太厚，書價也會太高，於是要求先出《對照記》。

　　這一延宕，竟然就再也沒寫完！

　　《小團圓》實際上有兩稿，前一稿在上世紀70年代就已動筆並完稿。據張愛玲的文學遺產執行人宋以朗表示，在整理張愛玲的書信時，發現她上世紀60年代在美國，曾以英文撰寫了23萬字的自傳性小說《易經》(Bookof Change)，因找不到出版社出版而作罷。

　　1964年台灣作家朱西寧打算根據胡蘭成的敘述，為張愛玲寫傳記。張愛玲深感不安，一面寫信給朱西寧勸阻，一面從《易經》中抽取一段，用10個月時間改寫成《小團圓》，此謂第一稿。如此匆忙，意在與朱西寧的傳記「打擂台」。

　　第一稿並未出版。張愛玲在1992年寫給宋淇的一封信中，曾明確提出「《小團圓》小說要銷毀」。

　　而後，她又在1993年重寫，結果第二稿沒有寫完。現在所出版的，不知是哪一稿。

　　《小團圓》是張愛玲最為「神秘」的作品，創作歷時約20年，幾易其稿，卻一直沒有出版。文稿壓在台灣皇冠文化公司創辦人平鑫濤的手裡，珍藏多年。

　　2009年2月23日，也就是台灣皇冠文化公司成立55周年紀念日的次日，《小團圓》終於揭開了神秘的面紗，由皇冠公司在台灣出版發行。

　　《小團圓》的面世，令廣大張迷們極為興奮，但也引起了一些人對出版方違背作者遺囑的質疑。

　　《小團圓》的手稿在此之前從未曝光，僅有宋淇、平鑫濤等人看過。

　　張愛玲生前曾經說：「這是一個熱情故事，我想表達出愛情的萬轉千回，完全幻滅了之後也還有點什麼東西在。」

　　這部書，講了太多的事情，足夠張學研究者們消化好些年的。

　　我們還是回到當年——

　　1994年秋，《中國時報》鑒於《對照記》的特別價值，把第17屆「時報文學獎」的「特別成就獎」授予張愛玲。

　　張愛玲欣然接受了這個獎，還寫了一篇獲獎感言，發表在1994年12月3日台北《中國時報》副刊上。

　　這個感言的題目，就是《憶〈西風〉》。她在感言中，對當年寫《我的天才夢》，因字數超限被取消了原定首獎的「往事」仍耿耿於懷。她說，因為十幾歲時最敏感，易於受傷，因此現在獲獎一點喜悅感覺都沒有了。

　　本書前面已經講過，這個記憶是靠不住的。而我們應該注意的是，這是她生前發表的最後一篇文字，其中流露出來的不平之氣，是緣何而來？

從《五四遺事》到《色？戒》，到《同學少年都不賤》，再到這篇《憶〈西風〉》，實際上都埋藏著一條連貫的情緒伏線——

　　誰對她的一生坎坷負責？

　　這是她終生也不能釋然的一個問題。

　　實際上，沒有誰！

　　也不能埋怨時代，只能歸之於命運；而且，如果再晚一點，就連那曇花似的盛放也都不可能了。

　　值得一提的是，為接受這個獎，她特地到照相館照了一張「近照」，寄到台北，刊登在獲獎次日的《中國時報》上。

　　照片中的張愛玲，面容清癯，目光炯炯，但明顯已是蒼然一老婦了！

　　最可稱奇的，是她手拿一張卷著的華文報紙，露出赫然幾個標題大字：「主席金日成昨猝逝。」

　　——到最後，她也要驚世駭俗一次！

　　這個亮相，使不少張迷驚駭，甚至有人認為很不祥。但，這就是張愛玲——命運就是再嚴酷，她也沒有屈從，到最後也還有心情挑戰與調侃。

　　她通知皇冠出版社，再版《對照記》時，要把這張照片放在最後一頁，並補充了如下的文字說明：

　　寫這本書，在老照相簿里鑽研太久，出來透口氣。跟大家一起看同一頭條新聞，有「天涯共此時」的即刻感。手持報紙倒像綁匪寄給肉票家人的照片，證明他當天還活著。其實這倒也不是擬於不倫，有詩為證。詩曰：

　　人老了大都

　　是時間的俘虜，

　　被圈禁禁足。

　　它待我還好——

　　當然隨時可以撕票。

　　一笑。

　　幽默依然如故。不過，她雖老了，卻絕沒有被時間所俘虜。最後的這幾年，是她相當勤奮的幾年，寫作的速度很驚人。

　　無人打擾，不為錢所困，尚有精力書寫回憶錄——這不正是一個作家晚年最圓滿的境界？

　　在《紅樓夢魘》里，張愛玲就感嘆過「去日苦多」。

　　流走的歲月，確是太多了。一部《小團圓》，至今還沒寫完，何日能殺青，還在一片迷霧中。

　　送走了一個「急管哀弦」的冬天，又是一年盛夏來臨，老年張愛玲忽然又不安寧了。

　　1995年5月17日，她給林式同寫信，又要搬家。她說，伊朗房東在找她的麻煩，讓她僱人清掃房間，吵得她吃不消。她想搬到亞利桑那州的鳳凰城或內華達州的拉斯維加斯去，還在信中附上了剪報資料。

　　不知她是怎樣想的——兩個地方都在沙漠中，比洛杉磯更熱、更干。

　　林式同接信大吃一驚：張愛玲這麼大年紀，到那麼遠的地方，怎麼可以？

　　他趕忙打電話給張愛玲，問她在拉斯維加斯有沒有熟人，張愛玲說沒有。林式同這次沒有尊重她的意見，堅決反對。

　　張愛玲又提出，可否在洛杉磯找一處新建的房子。林式同對房地產業「門兒清」，他告訴張愛玲：這幾年美國經濟不景氣，要找新房子很難，還是先不動為好。反正租期7月份才到，這期間一定能為她選到一個好住處。

　　如此過了半個月，張愛玲打電話來，說房東又不趕她走了，可以繼續住下去。但皮膚病又發作了，來勢洶洶，連衣服都不能穿。整天要照紫外線燈，人常感冒，久久也不好。

　　林式同想了想，建議她去買一件墨西哥人穿的斗篷。那其實只是一塊布，上面有個洞，往頭上一套就是一件衣服，穿脫都比較方便。

　　張愛玲沒有做聲。

　　聽她講話，與往日並無不同。林式同沒感覺到有什麼異常，他哪能想到，這竟是他與張愛玲的最後一次通話！

　　……

　　「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還沒完——完不了。」

　　這是最不可思議的事——年輕時的張愛玲，怎能寫出這樣蒼涼的句子？

　　如今更盡漏殘，她自己的故事，也還沒有完。

　　有人說她「是和月亮共進退的人」。

　　不錯，這也算是讖語吧。她是在中秋節後第四天來到這世上的。

　　在她生命中第75個中秋圓月將要升起的時候，張愛玲，這個只有上世紀的中國才能誕生的傳奇女性，帶著她的絕代風華，走了！

　　1995年9月8日，中國的「中秋節」前一天。

　　中午12:30，林式同回到家，正打算瀏覽當天的報紙，一陣急促的電話鈴聲響起，把他從沙發上驚了起來！

　　電話里說話的人，是伊朗房東的女兒：「你是我知道的惟一認識Elieen Chang Reyher的人，所以我打電話給你，我想她已經去世了。」

　　林式同大驚：「我不信，不久前我才和她通過電話。」

　　房東女兒說：「我們幾天沒見過她，也沒聽見過她房間有任何聲響，估計她已經不行了。剛才我已叫過急救車，他們馬上到。」

　　言之鑿鑿，再無可疑。林式同說：「我馬上過去。」忽而又想到，張愛玲三年前曾給他寄過遺囑，不禁叫了一聲：「我有她的遺書！」說罷放下了電話。

　　他找出遺囑，收拾好正準備出門，電話鈴又一次響起。

　　他忙抓起電話，只聽對方說：「這裡是洛杉磯警局，您是林先生嗎？張女士已經去世，我們在這兒調查，請您20分鐘以後再打電話來。」

　　林式同後來經過允許，來到了公寓，見警察和房東正在房間里忙碌，他上前告知了身份，並把遺囑出示給警察確認。

　　他想進房間，但被警察攔住，要他在走廊等候。一位女警拿了一個手提包交給林式同，好心地叮囑說，這都是重要的遺物，不能讓房東收去。

　　林式同打開袋子看了看，裡面裝滿了信件和文件，還有一串鑰匙。

　　殯儀館的人也隨後趕到，要求林式同在火化手續單上簽字。林式同說，我沒見到遺體，怎麼能簽字？警察這才允許他進房間去。

　　這是一個安詳的世界。

　　照紫外線的太陽燈還開著，電視機卻是關著的。

　　張愛玲躺在房間里惟一的一張靠牆的行軍床上，溘然長逝。

　　她身穿旗袍——是一件赭紅色的旗袍。

　　身下墊著的是一張灰藍色的毯子。

　　身上沒有蓋任何東西。

　　她頭髮很短，手腳自然平放著。

　　她合上了眼，神態安詳，只是出奇地瘦。

　　她走了。走得平靜，有尊嚴……

　　她走的時候，仍是我們中國的女人……

　　據法醫檢驗的結果，張愛玲大約死於六七天前，也就是9月1日或2日，死因是心血管疾病。林式同只知道張愛玲一直有牙病、眼疾和皮膚病，平日易患感冒，沒想到她會有心血管疾病。

　　張愛玲平時不願自己動手烹飪，也不願到外面去吃，僅以罐頭蔬菜、盒裝鮮奶、雞丁派、胡桃派、蘇格蘭鬆餅等作為飯食，罐頭蔬菜用電爐加熱一下就吃，充其量再煎個雞蛋。如此長年累月，營養跟不上，免疫力下降，人都瘦幹了。一遇大病，就頂不住了。

　　從房間里的情況看，她臨終前頭腦很清醒，知道大限已至，有條不紊地整理好了各種證件和信件，裝進手提包，放在了靠門邊易被發現的摺疊桌上。

　　林式同在清理房間時，為方便起見，還特地請了一位朱小姐來幫忙。

　　他們親眼目睹了張愛玲「家徒四壁」的極簡生活之狀。

　　牆上是空空的，沒有懸掛任何裝飾物。靠窗是一沓紙盒，這就是張愛玲的「寫字檯」，《對照記》、《小團圓》就是伏在這些紙盒上寫的。

　　床前的地上，放著電視機。她喜歡靠在床上看電視，靠看電視來忘記病痛、甚至催眠。

　　房間里的地上，擺著許多紙袋。貯衣室里除了近年來買的衣服，也有一些紙袋。但是沒有箱子，她嫌搬家時麻煩。

　　她用的拖鞋，是浴用的橡膠拖鞋，用髒了就扔，還有幾大包新的沒用過。

　　廚房裡也多是紙碗和塑料刀叉，用過即扔。所有的金屬餐具都是新的，像是沒用過，只有咖啡壺是常用的。

　　她的浴室里，顯得很凌亂，沒有毛巾，到處是扔掉的紙巾。林式同和朱小姐推測，她最後大概連擰毛巾的力氣都沒有了，所以才用了這麼多紙巾。

　　張愛玲還另外租了一個小倉庫，有3英尺見方，裡面收藏著她的英文著作、打字手稿等，都用手提袋裝著。後來，在律師的幫助下，林式同遵照遺囑的內容，把這些遺物分裝十餘個中型紙箱，寄給了在香港的宋淇。

　　在這些遺物中，有英文小說《少帥》、《上海閒遊人》和未完成的《小團圓》、《描金鳳》等手稿，除了《小團圓》外，其餘至今尚未公諸於世。

　　9月19日，張愛玲的遺體在洛杉機惠捷爾市玫瑰崗墓園火化，到場的是林式同和他的幾位友人，沒有舉行任何儀式。

　　9月30日，是張愛玲75歲生日，按照中國的傳統，是她的「七十六歲冥誕」。在這一天，她的骨灰，由林式同和友人張錯、高張信生、高全之、張紹遷、許媛翔等，乘船護送至海上。眾人對骨灰盒三鞠躬，主持者念了簡短的祭文。

　　在船笛長鳴聲中，朋友們將她的骨灰撒向太平洋，同時還撒祭了紅白玫瑰花瓣。

　　張愛玲之魂，就此永遠漂蕩在海上。

　　浩瀚。博大。蒼涼……

　　此後的十幾天內，張愛玲去世的消息在華人世界所引起的反響，可用「猛烈」二字來形容。

　　港台和大陸的媒體在顯著位置發表了消息，並刊登了有關的專訪和悼念文章。受到華人媒體的感染，美國的《紐約時報》和《洛杉磯時報》也有訃聞登出。

　　美國的華人文學圈中，人們自發地舉辦了各種紀念活動。

　　國內的讀者們，更是爆發出了空前的熱情，有關張愛玲的書籍在海峽兩岸再次熱銷。

　　「張愛玲」這個名字，又一次被放大。

　　這是上世紀末，一件與文學有關的事在華人世界所引起的最大轟動。

　　這樣的勝景，張愛玲已無從得知了。

　　她什麼也不需要了。

　　只要那紅玫瑰與白玫瑰的花瓣在飄……

　　她帶著滿足感，飄然而去——把自己的文字，給了整個民族。所有的讚美與攀附，所有的不屑與挑戰，都不能再來攪擾她了。

　　只隱隱可聞，一個聲音在浩茫世界的某處迴響：

　　——「我比較喜歡那樣的收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