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古村落的景觀特徵及機理研究

06-01

徽州古村落的景觀特徵

宗法觀念的景觀體現

聚族而居，宛如城廓

聚族而居是遷徽的中原大族，為堅持世家大族的宗族制度而採取的一種居住形式。「新安各姓，聚族而居，絕無雜性攙入者」。明清時期，徽商輸金故里更使聚族而居的徽州古村落盛極一時，家譜志書有許多昔日古村落盛況的記載。一般情況，農業性村落規模取決於農業勞動力耕作半徑大小，耕作半徑越大，村落的規模也越大，反之亦然。據研究，中國在現代農業生產力條件下可耕地比較多的平原地區，村落人口規模少有超過1?03人。而地處山區的徽州明清時期已是「千百戶鄉村」「星列棋布」「相望不乏」，村落規模與徽州自然環境以及當時農業生產力水平完全不相符。這充分說明當時的徽州村落，特別是大族村落已經脫離了對土地的依賴，脫離了傳統農業村落發展軌跡，村落建設和發展基本仰仗徽商的商業利潤。

祠宇相望，堂皇閎麗

明中葉以後，祭祖禮制變革，徽商鼎力支持，徽州祠堂大興。志書譜牒多有記載，「邑俗舊重宗法，聚族而居，每村一姓或數姓；姓各有祠，支分派別，復為支祠，堂皇閎麗，與居室相間」。「徽州多大姓，莫不聚族而居，而以汪、程為最著，支祠以數千計」，可見徽州祠堂之盛況。據記載，清嘉慶十五年(1811年)績溪有祠堂189幢，1982年全縣境內尚存祠堂160餘幢。1985年婺源尚有祠堂113座。1985年黟縣鄉村保存祠堂111幢。徽州大族村落常常擁有數座、數十座祠堂。據研究，明清時期，黟縣西遞胡氏宗族共建祠堂26座，南屏葉氏宗族建20多座祠堂。至今徽州古村落還保存大量祠堂，黟縣西遞保存了敬愛堂、追慕堂、七哲祠等7座祠堂，歙縣棠樾保存有敦本堂、清懿祠、世孝祠等祠堂，黟縣南屏橫店街約200m的街巷保存有8座祠堂。

徽州不僅「支祠以數千計」，而且多有「千百丁祠」、「千人祠宇」，甚至「會祭有萬丁之祠」。徽州古村落至今仍保存不少規模宏大、氣勢軒昂的祠堂，一般佔地都在400～500㎡，有的達1?03㎡以上。有些被列為縣級、省級，甚至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如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績溪龍川胡氏宗祠坐北朝南、在南北中軸線上展布了照壁、平台、門廳、正廳、前廳、寢宮和特祭祠等一系列建築，保持著嚴格的均衡和對稱。在空間、體量、色彩等方面採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凸顯了宗祠莊嚴肅穆的形象。祠堂無窗無飾的大面積白牆與黑色大屋頂的色調對比，幽暗廳堂與明亮天井的明暗對比，增強了人們的注意力，強調了祠堂的存在。與外部張揚相對應，祠堂內部飾以大量的石雕、磚雕、木雕，其中木雕最具特色，以荷花為主題，形成祠堂雕刻的主調，荷花有含苞、初綻、盛開、帶蓮之別，荷葉有平鋪、翻卷、舒展、低垂之分，表達了胡氏宗族對荷花「出污泥而不染」、「虛心正直」品質的崇尚。

徽州古村落祠堂一般與住宅相脫離，或位於村首，以其宏麗的規模、高聳的形象成為村落的標誌、宗族的榮耀，歙縣棠樾村口至今聳立著敦本堂、清懿祠、世孝祠三座祠堂；或位於村中，與書院、文會、社屋等文化性建築組成宗族的祭祀、禮儀和社交活動中心，它們往往也是村落精神空間的中心。對於歷史久、規模大、宗族勢力強的一些古村落，這樣的中心不在少數，並有層次、等級之別，形似自由布局的古村落，實際上是以宗族關係維繫的有機整體。明清時期，歙縣瞻淇汪氏宗族建有1座總祠和8座支祠，位於村中心的總祠繼述祠是全村祭祖之地，支祠隨血緣組團分布，形成各自的次中心，各支祠因人力、財力和地位等因素，規模不一(圖1)。

圖1 歙縣瞻淇祠堂空間分布

牌坊林立，肅穆威嚴

牌坊是中國特有的一種紀念性建築，被視為中華象徵性標誌之一。明清時期徽商不遺餘力地立牌坊傳世顯榮，於是牌坊成為徽州古村落重要的景觀建築。歷史上績溪建各類牌坊182座，現存15座，婺源建156座，休寧建185座，徽州府治歙縣現存101座。歷史上徽州不少村落曾修建數座、10多座牌坊。黟縣西遞村口曾連續排列13座牌坊。目前歙縣鄭村、雄村仍分別保存了7座、6座牌坊。牌坊是紀念性建築，每一座牌坊都有著深刻的文化內涵和特定的功能，就內涵、功能而言，徽州牌坊大致可分為標誌坊、官祿坊、科舉坊、尚義坊、節烈坊和百歲坊。為了宣揚，徽州牌坊不僅力求高大雄偉，氣勢不凡，而且往往將牌坊樹於祠堂前或村口，祠堂、牌坊兩種禮制性建築組合在一起相互襯托，營造出濃厚的宗法氛圍。村口遠離民居等建築視野開闊，更能凸顯牌坊的氣勢，富有震撼力。村口牌坊，特別是數座牌坊組成蔚為壯觀的牌坊群，步入其間，肅然起敬。歙縣棠樾村口聳立著明清時期修建的7座牌坊，組成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棠樾牌坊群。同縣稠墅村口保存著由4座牌坊組成的牌坊群，柔川、竹溪村口分別保存著由3座牌坊組成的牌坊群。

文化氛圍的景觀體現

書香村落，文風猶存

據歙縣等縣誌記載，歙縣等5縣清末民國初共有私塾1500所，徽州古村落至今仍保存了不少私塾建築，如黟縣南屏的梅園家塾、培闌書屋、抱一書屋，西遞的桃園李等。同時，徽州古村落許多宅第與書學有關，如黟縣關麓的「安雅書屋」、「臨溪書屋」、「雙桂書屋」、「吾愛吾廬」、「容膝易安」等，這些宅第無不洋溢著濃濃的書香氣息。書院是我國古代特有的一種教育組織形式，宋代起書院數量成為衡量區域教育發展程度和學術水平的重要標誌。徽州書院興盛，明末即有「天下書院最盛者，無過東林、江右、關中、徽州」之說，據考證，宋元時期徽州有書院42所，明清時期有89所。除少數位於府治縣城，多數書院分布於村落之中。徽州書院規模較大，一般包括講堂、藏書樓、祭殿、齋舍以及園林等部分，形成獨立的建築體系。黟縣宏村南湖書院建於清嘉慶十九年(1815年)，佔地約6?03㎡，主廳堂分東、中、西三部分。東側三進三間，首進木柵欄門樓，中進正廳為先生講學堂所，後進文昌閣擺設孔子牌位供學子瞻仰。中軸門樓為飛檐翹角的三層門罩，入內為門樓廊間，拾階而上是啟蒙閣，後進會文閣是文人墨客以文會友之所。西側臨湖有望湖樓，樓下祗園有玲瓏假山。

古樸民居，風格儒雅

民居是村落最基本的建築。徽州民居體型輪廓比例和諧、尺度近人，給人以清新雋逸、淡雅明快之感。徽州民居外牆高大，形成封閉性很強的宅院空間，天井是徽州民居的生長點，具有承接和排除屋間流水、採光、通風之實用。高大封閉的外牆隔離了自然，天井又將自然引入，外閉內敝，即體現了民居的建築風格，又折射出商賈、仕人的人生哲理(圖2)。徽州民居樸素簡潔，同時又注重裝飾，廳堂是注重文彩之所，廳堂兩側柱面多刻制楹聯，楹聯文字簡潔、思想深邃、手法生動，既有宣揚儒家倫理道德、讀書入仕的，又有反映主人處世哲理、閒情逸緻和村居環境的。寥寥數字、寓意深刻，經書法家題寫，成為精美難得的藝術佳品，與民居相映生輝、相映成趣，增添了徽州古村落的文化氣息。徽商行商在外受外界文化影響，回歸故里將外界文化移植家鄉，整合在民居建築上，使得部分民居建築風格發生變化，這種變化活躍了村落的景觀。婺源豸峰的涵廬、洋屋就是西洋風格與徽州固有建築風格融合的產物。在空間處理上，徽州民居的馬頭牆雖然保留，但牆上的門窗形式為西式起券做法。內部也與傳統的民居不同，二層圍繞天井是一圈西式欄杆裝飾的跑馬廊(圖3)。

圖2 　典型的徽派民居

典雅雕刻，奇巧玲瓏

明清時期，石、磚、木雕被廣泛飾以徽州古村落的民居、祠堂和牌坊建築。「新安多世家強盛，其居室大抵務壯麗」，但受封建營造制度和當地人多地狹、地形崎嶇等條件的限制，世家大族追求壯麗的建築，大多在典雅工麗、奇巧玲瓏的雕刻藝術上另覓蹊徑，以具有很強景觀審美效果的徽州雕刻裝飾建築。黝黑的石雕給人以實在、沉穩的美感；青灰色的磚雕多飾以門罩、門樓，配在高大的素牆上，清新淡雅、疏密相映、繁簡相補、重點突出；暗褐色的木雕則飾以民居、祠堂的木結構，自然、親切。古時徽州人還常將自身的文化信仰、人生哲理和生活情趣，通過不同的雕刻題材和表現手法體現出來，生動、含蓄。家鄉的山川秀色、鄉土風情也是徽州雕刻熱衷的題材，其中透出濃濃的鄉情。

園林情調的景觀體現

山深人不覺，全村同在畫中居

徽州古村落遠近皆山，景觀效果遠觀近看各不相同。近看者，山峰引入仰視，激起人的崇高之感；遠觀者，山峰高聳於遠方，或秀色可餐，或似有若無，構成了與崇高若即若離的空間景觀美。徽州古村落多溪流，曲折和緩，訴諸人們耳目以潺潺水聲，給村落以生機與靈氣。

建築是園林的中心，觀賞性是園林性建築的主要功能。民居是村落的中心，居住是民居的主要功能。徽州古村落的民居兼具觀賞性，與園林性建築有異曲同工之處。徽州民居結構和建材基本相同，粉牆、黛瓦、馬頭牆是其外觀的基本元素，強化了居民的統一性和一致性。同時，因就地形，隨高就低，民居大多在體型和輪廓上不期而然呈現參差錯落的變化。使得徽州民居在空間形態上具備了形式美的兩個基本條件：統一和諧、多樣變化，在統一中見多樣與變化，在變化中見和諧與秩序，表現出很強的韻律美、和諧美。遠望時，青山綠水、翠野藍天形成一個多彩的「底」，閃爍其間的「粉牆」是生動的圖；走近村落，原先躍前的「粉牆」不斷後退，漸漸與明亮的天空融合，虛擬為「底」「，黛瓦」則脫穎而出，躍前成「圖」，美不勝收。徽州古村落也不乏園林性建築。如亭，古時徽州人多視建路亭為善舉，於是徽州「三里一路亭、五里一茶亭」。路亭、茶亭點綴於青山、秀水、田園之中，聯想古時徽州人在路亭惜別遠行經商的親人，常使世人湧起一股柔情。由此，鄉間路亭也成了富有情感的建築，為徽州古村落增添了溫情的氣息。園林化的徽州古村落為詩人、畫家所詠頌。歙縣唐模有楹聯贊「山深人不覺，全村同在畫中居。」「畫中居」是古徽州園林化村居環境的真實寫照。

雅志村泉，築室建園

園林化的徽州古村落大多有各樣的園林，根據園林特徵及所處位置，徽州園林大致可分為水口園林、書院園林和宅院園林。水口是村落的重要組成部分，一般位於封閉或半封閉的村落空間入口處，大多是兩山夾溪的位置。水口在古徽州具有濃厚的風水色彩，風水說認為「水本主財」，「水口者，一方眾水總出處」，因此「水出處不可散漫無關鎖」，為了留住「財氣」和「富氣」，保佑全村興旺，大多人為地在水口增設「關鎖」，橋並輔以樹、亭、堤、塘等最為常用。於是水口建築與周圍綠水青山融為一體，形成徽州水口園林。徽州水口園林不同於蘇州等江南園林，後者多處市井，不易獲得開闊的視野和借景條件，形成封閉的格局，造景遵照「雖為人作宛自天開」的原則；前者多建於水口，能剪裁真山真水，充分發揮新安山水的感染力，因地制宜，巧於因借，與山水、田野、村舍融成一體，自成天然之趣，不煩人事之工。歷經數百年，仍有不少水口園林得以倖存。如黟縣南屏、西遞，歙縣唐模、許村、棠樾、雄村，婺源洪源、坑頭、曉起，績溪澗洲、馮村、石家村，休寧五城、富溪，祁門六都、張村。

造園活動滲透到書院，使得徽州書院普遍園林化。歙縣雄村的竹山書院瀕江而立，位於雄村之端，凌雲閣、清曠軒、曲廊、平台等建築，布局曲折、富有變化，滿院的丹桂紅榴修竹，堆疊其間的太湖石，頗得揚州、蘇州園林之雅趣，置身其境悅情怡性激文思。黟縣的南湖書院、績溪的桂枝書院、休寧的還古書院等都是園林化的書院。

徽州古村落一般第宅都有庭院，今存實物如黟縣西遞西園、蘭舫齋、桃李園、亦園、青雲軒，宏村碧園、德義堂、承志堂，南屏半春園，碧山耕讀園；婺源理坑雲溪別墅，思溪敬序堂、慶余園；歙縣棠樾遵訓堂等，庭院園景布置，追求精巧、凝鍊、淡雅，有較為固定的章法，一般以魚池為骨架，以帶美人靠的迴廊穿插，漏窗等豐富層次，適當點綴花木、庭石、盆景，園景高度寫意化。

徽州古村落景觀的形成機理

徽州地處亞熱帶濕潤季風氣候區，黃山、天目山和白際山脈環繞四周，山脈之間形成休(寧)歙(縣)等盆地，源於四周山脈的新安江及其眾多支流迴環全境，形成閉塞但景色秀美的自然環境。徽州曾是古越人聚居地，後因戰亂，成為中國歷史上三次南遷人口的重要遷棲地。南遷的中原人不乏衣冠巨族，他們本來就有著強烈的宗法觀念、嚴密的宗族組織，入徽後生存的需要、文化的傳承，促使中原世族極力維護、強固原有的宗法制度，聚族而居、尊祖敬宗、崇尚孝道、講究門第成為徽州社會風尚。宋代，程朱理學故里的徽州深受其影響，宗法觀念成為「天理」，朱熹的《家禮》成為徽州人維繫與強固宗族制度的基本準則。在宗法觀念和宗族組織的支配、控制下，個人的升遷榮辱同宗族緊密相連。提高宗族的社會地位，有利於實現自身的理想和價值，自身的成功則可榮宗耀祖，提高本宗本族的社會地位。業儒入仕、榮宗耀祖是古時中國人的終極目標，徽州人也不例外，特別是他們中的世家大族，入宋以後雖不能恃門第之崇高而取得官職，但卻能憑其家學淵源，走科舉入仕之途。

中原人遷徽人口增多，人地矛盾日益突出，於是經商之事業起。明清時期，徽人大半以賈代耕，終成明中葉至清中葉數百年間，幾執全國商界之耳的徽商。徽商財力雄厚，經營致富後，因封建社會抑商政策等影響，採取「以末取財，以本守之」的方針，將大量商業利潤轉為地主資本，使得兩宋以前貧窮的徽州成為「富室之稱雄者，江南則推新安，江北則推山右」的富庶之地。徽商的發展在資本、人力、結交權貴等方面得益於宗族勢力的鼎力支持，為了回報宗族的支持，更為了終極目標的實現，徽商對強化宗族勢力給予了異乎尋常的關注，不惜輸巨金回故里，在物質上購置土地作為族中公產，其田租收入用來澤惠族黨；在精神上廣造祠堂、牌坊、修譜諜宣揚宗法觀念。徽商逐漸取代農業成為徽州古村落的經濟基礎，徽商支持下的聚族而居、規模宏大的古村落以及村落中眾多高大的祠堂、牌坊建築形成直觀可視的景觀，經曆數百年至今仍向世人昭示著昔日宗族的榮耀和威嚴，極大地渲染了徽州古村落宗法觀念和宗法制度的氛圍。

遷徽的中原大族將中原文化移植徽州，成為當地主流文化。至南宋，徽州作為朱熹的桑梓之地，讀朱子之書，取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禮蔚然成風，由此成為遠近遐邇的禮儀之邦，有「東南鄒魯」之稱。「東南鄒魯」廣設義學塾學、捐修官學、倡建書院，使得文化教育性建築遍布徽州城鄉，許多至今保存完好，成為徽州古村落的重要文化景觀，向世人昭示著昔日的教育盛況。至明代，徽州民居造形、色彩、布局等有了統一格調和風貌，形成自己獨特的體系，在中國建築史上獨樹一幟。同時，具有很高文化素養的徽州人將自身思想情感、文化屬性和價值觀念通過民居等建築的建築形式、建築風格和建築裝飾體現出來，從而使得徽州民居等建築不僅具有很高的實用價值，而且具有深刻的文化寓意。

徽州古村落置於青山秀水之中，深得自然之利，採擷自然山水之美順理成章地成為其景觀特徵的主要內容。古村落中頗具觀賞性的民居等建築融入青山秀水，造就了園林化的村居環境。園林化的村居環境有著多樣的園林，徽州大好山水為多樣園林的產生、發展提供了素材和舞台。徽州園林起源於唐代，到了宋代徽州造園技藝臻熟，文人雅士積极參与，更是左右了徽州園林的創構，為徽州園林注入了濃濃的書卷氣。明清時期「賈而好儒」的徽商寓跡四海，久客不歸。晚年知還逸老，欲求肩息，雅志村泉，共敘天倫，於是大多輸金回鄉，築室造園，為徽州造園活動提供了重要的物質基礎。新安畫派、徽州版畫、徽州刻書等文化的崛起和繁榮，為徽州造園藝術提供了可資借鑒的文化資源，而徽派建築、徽派盆景、徽派雕刻更是直接滲透到園林創作之中。使得徽州園林既有古樸的田園風光，又超越了一般農人的境界；既是世外桃園，又有奢靡之態的多重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