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體詩能拯救中國詩歌么？/作者：北塔

06-01

舊體詩能拯救中國詩歌么？/作者：北塔

前不久，江蘇的紅豆集團居然出資獎勵舊體詩詞寫作；也許集團公司的老總是個詩歌愛好者，而且愛好的是古典詩詞，九成是個王維迷。所謂「紅豆生南國…… 此物最相思」云云，是最現成的廣告語，即說他的公司在江南，要廣大消費者像思慕愛人似的多惦記著點。

我寧願把這種獎勵看成鼓勵或激勵，即鼓動大家多寫舊體詩，或者說通過復興舊體詩來振興現代詩——因為據說中國現代詩已經式微，已經走進了死胡同。記得有一位姓毛的先生曾在《光明日報》上發表文章說，救治新詩的秘方在舊詩那兒，只要「熟讀舊詩三百首，不會做詩也會吟」。所以他號召多讀多寫舊體詩。

當然也還有另一種說法，即自從「五四」新文學革命以來，舊體詩的命被革滅了；近一個世紀以來，舊體詩一直被新詩壓迫著；也因此，有人要撥亂反正，抱怨說，中國古典詩詞的傳統被隔斷了。其實這是誤解。現在喜歡舊詩的並不亞於新詩，全國詩歌刊物尤其是民間詩刊中，有一多半刊登的是舊體詩詞，每年的產量何止千萬計；古典詩歌的傳統也沒有被割捨。書店裡賣的詩集絕大多數都是古代的，老師家長們教孩子念誦的，也十有八九是古典名篇。舊體詩給我的印象確實是鋪天蓋地，似乎比新詩的氣焰還要囂張。如果說新詩繁榮，那麼舊詩更繁榮；如果說新詩不景氣，那麼舊詩反而似乎頗有人氣。這當然只是表面現象，因為詩的核心是深刻的思想和深厚的情感，而不是數量的龐大，甚至不是影響的廣泛。

我可不敢像某些一張嘴就「歌」「德」的人士，厚顏無恥地斷言自己「躬逢盛世」；這時世充其量是個治世，而承平年代的最大特徵之一就是復古；當然，人類的復古心理是根深蒂固的、死不改悔的，亂世里人們不是不想復古，而是沒有條件那麼做；所以他們只能戀古、懷古、念古、好古。提倡舊體詩跟收藏舊物一樣，我想，都是我們這個時代復古思潮的體現。

我只想從字面上來理解「復」「古」二字，那就是重複古代。如果真能原汁原味地重複，那算是很牛的了，李杜文章，光芒萬丈啊。事實上，現如今我在各種報刊上乃至課本里讀到的舊體詩作品要麼味同嚼蠟，要麼寡然無味，只是對舊詩的拙劣模仿和簡單重複，簡直是假冒偽劣的舊詩，連起碼的合轍壓韻都讓人摸不著頭腦。如果讓一個老外讀一讀這類貨色，告訴他這玩意兒的來頭可是唐詩宋詞哪；哪老外多半會把頭搖得像撥浪鼓似的，以為中國文化的頂峰也不過如此。弟子的不肖和墮落是會連累乃師的，終而會敗壞祖師爺的名聲；舊體詩的胡鬧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阻礙了舊詩傳統的發揚光大。所以老師物色學生一般都很慎重，也正因此，國人一開罵就會列舉對方的列祖列宗。

舊體詩之所以弄到對舊詩傳統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地步，主要是因為弄舊體詩的人的素質實在不敢恭維。他們的主力軍是離退休後無所事事又想有點事做的老同志；詩歌，像許多其他藝術、體育門類似的，不幸淪落為他們晚年消磨寂寞又漫長的時光的犧牲品。正是因為寂寞，所以他們猛求熱鬧；正是因為他們在職時曾經熱鬧過，所以他們倍加感到寂寞，更猛地追求熱鬧。這些人中有相當一部分是所謂的老幹部，他們的餘熱發揮在詩歌上就是利用餘威左拉右扯，結社結派，印刊物，搞活動，做宣傳；真叫熱鬧非凡，不亦樂乎。從擴大詩歌的影響和引起社會對詩歌的關注來說，詩歌應該感謝他們的努力；但從詩歌藝術本身的建設來說，這簡直是一種作孽。因為他們的餘熱往往一相情願地把詩歌給燒糊了，讓人聞著嫌惡，從而跟詩歌保持距離，甚至不願意在跟詩歌來往。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說：「他們是在拿詩歌開涮，他們凄涼的晚景倒是得到了安慰，但用來安慰的詩歌卻受到了傷害！」

據說，參加那次大獎賽的人非常踴躍，但沒有一首作品能跟王維的原作分庭抗禮。我一點兒也不為現代人感到悲哀；我只怒其自尋煩惱——誰讓你要在古體詩上欲與古人試比高的？

去年9月5日，鄙人在《文學報》發表了一篇小得不能再小的文章，對當今的舊體詩創作說了幾句不太恭維的「閑話」，我是局外人，隨便說說而已，卻沒想到引來了當事人的極度不安和強烈爭議，尤其是自詡為「老而好」的博學雄識的先生們的批評，《文學報》當時以讀者來信的方式刊登了一些意見；我手頭事太多，對於別人的情緒性反應，本來不想做反應的反應。但去年年末出版的《中華詩詞》開闢了專欄，一組5篇宏文向本人開戰，煞有圍剿之勢，而且語氣之惡劣與蠻橫，一看便知是文革洗禮出來的唾沫星子。我這才知道，在《文學報》發表意見的北京讀者是丁國成、南京讀者是丁芒；「二丁」是老前輩、大人物，是時常把「中華」、把「毛澤東」放在嘴上的，小可如今也被他們「噓」及，真感到不勝榮幸。

我偏偏喜歡跟歷史的殘渣和後遺症較勁，單單因此，我也要挺槍突圍。

我首先要說明我寫作那篇小文的緣起，那比紅豆詩賽早得多了。其實那是我的一篇舊文，它是一個回應，所謂其來有自也。有一個姓毛的教授，到處發表散文，對各種問題都喜歡說個三四。此公曾在《光明日報》上著文，言中國詩歌處於生死存亡之際，於今之計，拯救中國詩歌者，非舊詩莫屬。他認為，要想寫好詩，除了大讀特讀舊詩，別無出路。拙文《舊體詩能拯救中國詩歌么？》是針對毛先生的高論的，當然在《文學報》上發的時候，做了一些改動。我的原文中有這樣的意思，即中國詩歌還沒有到病入膏肓、奄奄一息、亟待拯救的地步，我國每年出版的詩刊數以百計、詩集數以千計，現有詩作者數以十萬計，而詩作品數以百萬計。可見新詩一直在發展壯大，跳著蹦著，沒有什麼大不了的病象，哪需要拯救來哉？

其次，即使新詩真地在垂死掙扎、需要拯救，恐怕也不是大讀特讀舊詩所能藥到病除的。也確實有人在寫作上不自信時，會向古典詩歌求救，以為那是靈丹妙藥。但他們讀著讀著，就讀進去了，要麼出不來，要麼出來的也是五七言。他們沒有化古的能力和魄力，當然只有被古化的份。

有人說我對文學史很無知，即不知道在歷史上每回當詩歌難以為繼時，詩人們都會向亡魂求助；因為死人能使將死的人起死回生。這話的前半句比較符合史實，後半句則是對歷史的誤解。在中國詩歌史上，當詩歌遭遇危機時，詩人們的確把乞援的目光投向傳統，以為先靈們能提供護佑和解救；不過，那只是由於他們別無選擇，除了本民族傳統外，他們沒有別的參照系。如果沒有他者的加入，本身的革新是很難實現的。如果說本身傳統是父親的話，那麼異質文化就是叔父。從文學創新的動力來說，叔父比父親扮演的角色可能更加重要。這就是我們不得不點頭承認的雜交優勢。隋唐時代，中國詩體由四六言向五七言發生革命性的變動。在這個節骨眼上，起關鍵作用的不是正而八經的四言詩經體，而是有點類似旁門左道的佛教典籍。詩經是要唱出來的，而佛經是要念出來的。唱出來的調子（唱調）主要是由偶數音節組成的音步造就的，念出來的調子（念調）則主要是由奇數音節組成的音步造就的。五七言體的句子範式既有唱調，也有念調，而唐詩主要是由這些句子範式形成的。所以我們說，佛經（主要是指翻譯佛經）對於中國詩歌高峰的形成功莫大焉。那位有知者除了在教條和權威面前，低眉頷首露初奴才相，應一聲「喳」之外，還知道什麼？！

復古可以分成兩類，一是沒有價值的重蹈覆轍，二是頗有意義的「與故為新」（蘇東坡語）。而後者的意義往往來自兩個方面。一是針對當代文風的流弊，二是促成變化和創造。唐代韓愈和柳宗元領導的復古運動之所以優於明代前後七子的復古運動，就是因為韓愈他們在第二個方面比李夢陽、李攀龍他們做得好得多。二李的口氣很大，夢陽說：「文必秦漢，詩必盛唐，非是者弗道。」攀龍曰：「文自西京，詩自天寶而下，具無足觀。」但他們的創作實踐太讓人失望，除了掉書袋就是放空炮。

不管是韓愈他們還是二李之流，其復古都是有針對性的。韓、柳反對的是初唐盛行一時的奢靡而空疏的「駢體文」和「宮體詩」，而二李他們所攻擊的是明初佔主流地位的呆板而羅嗦的「理氣詩」和「台閣體」。

當今重提舊詩者，我想都是抱著「與故為新」的良好願望在努力吧。但他們的針對性在哪兒呢？他們破舊立新的靶子又在哪兒？丁國成先生說是「全盤西化」、「下半身寫作」之類的時髦貨色，並說這些貨色在弄評論、弄新詩的人那裡屢見不鮮。本人也是弄評論、弄新詩的，但與「全盤西化」、「下半身寫作」全無瓜葛、界線分明。丁先生拿這兩股極端化的支流來否定當今詩壇，似乎打偏了。

有名「高昌」者高唱：「舊體詩：正在放射燦爛的光芒」。我倒是希望有那樣的局面出現，只可惜這光芒只射到他老人家自個兒的頭頂而已。我想，在這兒，把「舊體詩」換成「紅太陽」似乎毫不影響某種思維慣勢。當今中國弄舊體詩的，有幾個的文學資源不是來自毛澤東的陽光雨露？有幾個的眼光是在毛澤東詩詞之外的？當然，我也從來沒有說，舊體詩一首都不行，在很多場合，我都承認舊體詩中不乏優秀之作，我甚至為舊體詩的受到冷落抱打過不平。

這得從我跟舊體詩的關係說起。我打小就愛誦讀些舊詩，中學時代也時不時往五七言的框子里填字。後來，當然讀得更多，寫得更多。幾年前，我在《吳宓傳》的後記中，對舊體詩在文學史家視野中的闕如表示了遺憾和憤慨：「在新派編寫的文學史中，舊派是那樣可憐兮兮，那樣支離破碎，那樣潰不成軍。最要命的是，現在的有些最新派，恐怕已讀不懂舊派了。所以會有越來越多的人讀不到舊派，更遑論更舊的老古董了。我想，這是『五四』的思維定勢使然，即認為不推翻、不徹底推翻、不打破、不消滅舊的，新的就無以萌生、發展、壯大。如果條件允許，作為一個反方向寫作者，我倒想寫一部『舊』的『新』文學史，即文言的現代文學史。」在20世紀舊體詩史上，吳宓跟陳寅恪、聶紺弩等人一樣，是影響很大的人物。我在關於他的傳記中，花了大量的篇幅對他的舊體詩進行箋疏、考證和解釋。說我對舊體詩「完全無知」，真叫怨哉枉也。

在最近的個人詩集《正在鏽蝕的時針》的自序中，我對傳統的態度變得更加辨證而且更有操作意義：「創作價值的多寡取決於作品對傳統超越程度的高低，而超越程度的高低則取決於對傳統把握的大小和認識的深淺。個人對傳統的內化需要長久不懈的努力。」我現在基本上不寫舊體詩——不是說以後也不寫，說不定，幾十年後，退休了，飽食終日，無所事事時，我也會重操舊「詩」———就是因為我認定那是需要我們內化的東西，正如西學的精華需要我們去吸收一樣；而不是弄些五七言的框框，往裡面塞《人民日報》頭版的內容和腔調。由於不寫舊體詩，自然就不是舊體詩界中的人；連「紅豆詩賽」這樣的盛事我也是從一個報紙編輯朋友那兒獲知的（她是向我約稿說說這事）。因此，「酸葡萄」似的指責（秦中吟《回答關於重獎傳統詩詞的質疑》），本「狐」是不敢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