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衛為何痛恨桂系「北上抗日」

桂系「北上抗日」，汪精衛表示「十分痛恨」

1936年6月1日，以白崇禧、李宗仁、陳濟棠為領袖的桂、粵兩系軍閥，公開發表通電，斥責南京國民政府消極抗日，宣布將率軍「北上」，與日寇決一死戰。此即桂系「北上抗日」事件，通稱「兩廣事變」。

國民黨大佬汪精衛此刻身在海外，密切關注事變進程。據此一時期汪與國內親信的來往電函，可知其對桂系「北上抗日」之舉，相當鄙視乃至痛恨。如7月12日，汪精衛致電陳璧君，明確表示不認同白崇禧等人「以抗日為內爭」的做法：

「我雖不主張(對兩廣)用武，但對兩廣以抗日為內爭，極不謂然。」①

次日，汪再致電王法勤、陳公博等人，表示對白崇禧等人假「抗日」之名，行「內戰」之實的行徑，「十分痛恨」：

「(一)中央數年以來對於西南苦心隱忍，期免決裂，此次若能本此精誠，促其覺悟，……實所深盼。(二)此電可半公開，蓋我固仍本數年來息內戰之方針，然對兩廣之假名出兵，十分痛恨，決不可模稜兩可，自昧平生。」②

汪的此種痛恨，與其政治立場有關。早在1936年5月14日，汪即已致電陳璧君，闡明自己對桂系的基本態度：

「(一)對蔣保持向來之關係。(二)對西南只取感情聯絡，不作政治關係。(三)西南有人來，至多不即不離。若聯西南以倒蔣，是盡毀數年來立場，我決不為。即挾西南以自重，亦所不屑。」③

所謂「數年來立場」，系指汪精衛自1932年任行政院長以來，願積極與蔣介石合作，以完成抗日準備。汪曾對陳璧君自述，其主持中央政府期間，「盡了數年的心，吃了數年的苦，捱了數年的罵，捱到南京已由空城而實城，由拼無可拼而至於可以拼一拼，那還有什麼不滿意的呢？」汪既如此自我評價，自然不會認同兩廣的倒蔣行動。

1937年，桂系「北上抗日」遭輿論詬病，軍事亦失敗，遂與中央議和，宣誓共同抗日；此為宣誓現場照片，前排中座持刀者乃中央代表程潛，右三乃李宗仁，右五乃白崇禧。

桂系一類地方軍閥的所作所為，確應重新審視

不過，汪精衛恐怕並不知道，白崇禧等人此番「北上抗日」，實際上獲得了日本軍方的支持。如據粵軍高級將領李潔之披露：

5月15日，白崇禧來廣州遊說陳濟棠舉兵時，曾表示：「只要我們掛起抗日的招牌，……輿論界必定會支持的，蔣介石也沒有理由反對……大軍到達武漢後，……馬上轉移東下襲取南京。……至於友邦方面，我們可再派人去聯絡，以過去幾年我們同日本軍方的關係來看，相信他們一定同情和幫助我們的。」④

5月18日晚，陳濟棠之兄陳維周向粵軍幹部介紹了「自己與日本駐粵總領事接洽的情況」，明白表示：「我們的策略是『明修棧道，暗渡陳倉』。已取得日本軍方的諒解，願意支持我們的行動。」⑤

5月30日，陳濟棠再度向部下交底：「友邦軍方也已經聯繫好了，答應派些軍官來協助我們。他們還可以在華北方面加重對蔣介石的壓力，使蔣腹背受敵，這樣有利的時機，不幹何待？」⑥

桂系聯合日軍「北上抗日」鬧劇之真相，留存史料頗多，此不贅述。⑦然此事管中窺豹之價值，至少有二。其一，削平軍閥，確乎是全面抗戰前，必須要完成的基本準備工作。

其二，朝秦暮楚，火中取栗，是桂系一類軍閥的基本行為模式，至內戰期間尚且如此。譬如，1949年1月，白崇禧曾派親信李書城前往中共第二野戰軍四縱駐地聯絡，明確表示：

「臨動身時，白先生一再表示對毛主席提出的八項條件基本同意。……若得貴方同意，他願意充任江南進攻蔣系軍隊的先驅。」⑧

至於白索要的條件，據李書城轉述：「據我看，白先生是希望能夠儘可能保全軍隊，最好是只改變部隊名稱與指揮系統，如能在聯合政府中給白先生以相當的位置則更理想。」⑨

1948年4月，蔣介石夫婦與李宗仁夫婦在南京交談

注釋：

①②③蔡德金/輯：《西安事變前後汪精衛與陳璧君等來往電函》，《近代史資料》1986年總第60號。④⑤⑥李潔之：《國民革命軍第一集團軍紀事本末》，收錄於《興寧文史》(第二十九輯)。⑦詳情可參閱：諶旭彬：《日軍支持下的一場「北上抗日」鬧劇》，《今日話題歷史版》第200期。⑧⑨楊奎松：《李宗仁、白崇禧「和共」內幕》，《炎黃春秋》199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