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吶喊》《彷徨》看魯迅的「為人生」思想

06-01

魯迅是一貫主張文藝是「為人生」的，直到1933年，他在《我怎樣做起小說來》一文中仍然說：「我仍抱著十多年前的『啟蒙主義』，以為必須是『為人生』，而且要『改良這人生』」。在魯迅那裡，文學始終只是一種工具，是啟蒙的工具，是改變國民精神的工具，是有助於使勞苦人民脫離苦難的工具。魯迅的特點是明確了目標，就絕無反顧。不了解魯迅從事文藝創作的指導思想，就不可能了解《吶喊》和《彷徨》，就不可能感到、聽到《吶喊》中的激昂和《彷徨》中的憤懣。

也許「為人生」這—提法過於抽象，這就需要我們把它放在魯迅思想的整體中，聯繫他的具體作品來考察。「為人生」更具體地體現在他在《吶喊·自序》中所說的改變國民的精神中，或者換一個說法，體現在他於各種場合所說的改造國民性的主張中。改造國民性，它的基本立足點必然是群眾，是群眾的精神狀態、思想素質、道德品質。循著這—條線索，我以為就能把握住了《吶喊》的基本內容。魯迅並不是抽象地來議論所謂的國民性的，他往往在重大的政治事件中來觀照群眾的思想。魯迅看來，在五四以前的中國的歷史進程中，只有辛亥革命，才稱得上是「山崩地塌般的大波。」(《華蓋集續編·馬上日記之二》)所以在《吶喊》中，他用來作為背景最多的也就是圍繞著辛亥革命的這一歷史階段。

在《葯》中，魯迅寫了辛亥革命的先驅者夏瑜的犧牲。夏瑜是為使勞苦大眾，包括老栓和小栓這種城市貧民，「收穫許多幸福」的真正的革命者。他是為革命犧牲的，也是為群眾犧牲的。但他為之犧牲的群眾卻不理解他，老栓反把他犧牲後灑下的鮮血沾了饅頭，當作超度他苦難生活的一線希望。茶館中的茶客不理解革命，不理解夏瑜，甚至夏瑜的母親也不理解自己的兒子，她不能理直氣壯地面對現實，正統觀念已經壓得她抬不起頭來。魯迅用夏大媽以為是夏瑜顯靈的紅白花圈，和並不按她的意願飛到夏瑜墳上去的烏鴉，於群眾不覺悟的悲涼、沉重的氛圍中，稍稍使人舒了一口氣。

《風波》是以張勳復闢為背景的。在這時候，經過辛亥革命僅僅剪去了一條辮子的七斤，卻受到了生死的考驗，稍稍敢於面對現實的人是孤立的。八一嫂說了幾句公道話，不但遭到了七斤嫂指桑罵槐的指責，連「眾人」也「怪八一嫂多事」。《阿Q正傳》中的阿Q，應該是辛亥革命的最迫切的要求者，但他卻以精神勝利法來解脫自己苦難的處境，而用封建的正統觀念來對待革命：「以為革命黨便是造反，造反便是與他為難。」他繪聲繪色地向王爺們描述殺革命黨的「好看」。而當他因為革命「使百里聞名的舉人老爺有這樣怕」而也有些「神往」革命的時候，他的革命觀念也還是封建式的「取而代之」。

在《吶喊》中的群眾往往不能正確理解、評價和對待一切與己切身有關的重大政治事件。魯迅把這—切歸結為長期的封建統治的結果，群眾所背負的沉重的歷史負擔，這就是他提出改變國民精神的歷史依據。

但是不能認為改造國民性就是魯迅所追求的「為人生」的目的本身。「為人生」，「改良這人生」，所謂「人生」就是最大多數的勞動人民的生活處境。他所追求的目的是使勞苦大眾都能擺脫貧困、受壓迫的處境。這個目的同改造國民性之間的聯繫在於：在魯迅看來，任何改革，無論在改革前，改革中，改革後，都需要有相應的思想基礎；否則，在改革前就會出現象《葯》中的情景，在革命中會出現阿Q似的革命黨，在改革後就會有種種「風波」，而閏土似的農民仍然會受著「多子，饑荒，苛稅，兵，匪，官，紳」的困擾，「苦得他象一個木偶人」。

如果把魯迅的思想改革當作遊離於政治改革，經濟改革，制度改革之外的一種孤立的存在，那就大大縮小了《吶喊》的思想意義。辛亥革命作為歷史背景在《吶喊》中佔有突出地位，這決不是偶然的現象。在這個意義上說，魯迅是總結了辛亥革命實質上失敗的教訓，不僅只是客觀上的總結，而是，他自覺地思考的結果。當然魯迅並不否定革命，他在《葯》中歌頌了夏瑜(這在他的作品中是少見的)；他稱頌孫中山先生「站出世間來就是革命，失敗了還是革命」(《集外集拾遺·中山先生逝世後一周年》)。他只是指出了一切革命都應有相應的思想基礎，它的落腳點仍在於改革本身，因為只有實際的改革，才能使勞苦大眾擺脫悲慘處境。

改造國民精神，還包含著這樣的含義，改革是群眾的真正利益所在，因而也是群眾自己的事情，他批判精神勝利法，正是立足於鼓動阿Q面對現實起而反抗。

經歷了「五四」高潮，魯迅寫作了《彷徨》，他的思想有了新的變化。翻開《彷徨》的扉頁，我們可以看見他錄自《離騷》的這幾句話：「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彷徨」和「求索」是說明一個意思的兩個方面，也表達了「戰鬥的意氣卻冷得不少」(《南腔北調集<自選集>自序》)的意思。

「仿徨」是由於經過了「五四」的高潮，《新青年》的團體散掉了，魯迅失去了同氣相求的鼓舞者，而「求索」則表達了魯迅由於失去了戰友而引起的對前途的憂慮和追求新的戰鬥的渴望。

應該說魯迅這時的「彷徨」已經不是第一次了。當他於1906年棄醫從文，想要依靠文藝的力量來改變國民精神的時候，他曾經是滿懷信心的。但是當他經歷了所要創辦的刊物《新生》的流產，《域外小說集》的出版計劃的失敗，特別是當辛亥革命的果實遭到了篡奪以後，他就已經在無比的寂寞中感到個人的無力而陷於彷徨的境地。但是這一次他一方面是又一次感受到了改變國民精神的客觀任務的艱巨和參予改變的主觀力量的薄弱，他是比前一次有了強烈的投入新的戰鬥的渴望，也就是更偏重於「求索」，有了更多的積極意義。因此，在《彷徨》中，魯迅對曾經是首先覺悟者的知識分子的描寫是最可注意的了。它們闡釋著《彷徨》的總的主題。

《在酒樓上》的呂緯甫，《孤獨者》中的魏連殳，《傷逝》中的涓生和子君，都是在辛亥革命前至「五四」時期這一歷史階段的首先覺悟者，這是有著各種不同性格類型的形象，他們的共同點是：都曾戰鬥過，但都受到了挫折。他們的不同點是：按著他們的性格特徵，有著不同的發展。

呂緯甫是在屢遭挫折，——按他自己的話說是：「我們那時候想的事可有一件如意？」——感到理想的的不可實現，命運難以掌握，今天不知明天事，因而萬念俱灰，隨波逐流，變成一個對任何事都「敷敷衍衍，模模糊糊」、「隨隨便便」的人，甚至違背初衷，去從事封建的傳統教育。呂緯甫是—個軟弱的改革者。在封建勢力的強力擠壓之下，無可抗拒地被扭曲、變形，磨去了稜角，變得無所不可。

魏連殳則有所不同，他是一個寧折不彎的強者，他重理想，嚴操守，善抗爭，但因此他只能是一個「孤獨者」，因為他不但對黑暗勢力，也對他周圍的人都保持著一個他不想作任何妥協調和的思想距離，因而無法使人理解，只能「將他當作一個外國人看待」。他的悲劇主要的不是舊社會黑暗勢力對他的迫害。「孤獨的精神的戰士，雖然為民眾戰鬥，卻往往反為這『所為』而滅亡。」(《華蓋集·這個與那個》)魏連殳的悲劇在於他的理想被摧毀了。敵對者的流言，迫害，失業，不能使他屈服。只要他「還有所為」，就像他自己所說的，「我願意為此求乞，為此凍餒，為此寂寞，為此辛苦」。然而信念被摧毀，就使他走上了一條類似綏惠略夫式的道路：「他先是為社會做事，社會倒迫害他，甚至於要殺害他，他於是一變而向社會報復了。」(《華蓋集續編·記談話》)

《傷逝》中的涓生和子君則曾在爭取戀愛和婚姻自由的鬥爭中取得有限的成功而一度停頓下來，以至在黑暗勢力的出其不意的襲擊中束手無策，導致悲劇。魯迅懷著同情而又悲憤的心情，揭示了他們的思想弱點，無可奈何地面對著這個現實。

一些過去的戰鬥者退出了歷史舞台，他提出的問題是，新的戰友應該是怎樣的，新的戰友又在哪裡呢？這種心情就使《彷徨》中出現的「我」有了不同於《吶喊》的色彩。在《彷徨》中已經沒有了《吶喊》里《狂人日記》中狂人這樣的「我」——一往無前的戰鬥者。也沒有像《故鄉》中那樣的「我」，他雖然對前途不能確切地加以把握，但對未來仍採取著一種積極的態度：「我想，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吶喊》雖然也有曾是改革者，而後來則因對國事的失望而一味發著牢騷的N先生，但中間的「我」不但「不很願意聽」他的牢騷，而且仍然是一個有所作為而被N先生嘲諷的「理想家」。而《彷徨》中的「我」卻沒有這種鮮明的傾向。《祝福》中的「我」，則已到了為求得自己的心安理得，而在祥林嫂所提出的尖銳問題面前採取了圓滑應付的態度。這大概也就是《彷徨》的戰鬥意氣卻冷了不少的客觀反映。但《彷徨》中也有像涓生那樣的「我」，雖然他一度誤入迷途，但是他終於迷途知返，要「向著新的生活跨進第一步去」，雖然這「第一步」還只不過是總結他過往的失錯。但這也反映了魯迅的渴求新的戰友的積極的一面。

如前所述，戰鬥的意氣冷了不少，我們只能在戰友的消沉而愈覺任務的艱巨上來理解。至於魯迅自己他從未懷疑過自己的追求，從未改變過自己的愛憎，因此《彷徨》與《吶喊》仍有著大量的思想內容的一致性：對封建衛道者都保持著揭露的鋒芒，對勞苦大眾仍都傾注著熾熱的感情。

總的說來，為改變國民的精神，由於《吶喊》寫於「五四」的高潮，魯迅的寫作必然著眼於現實的戰鬥，因而作品也就更多地體現了這一主張的外在的表現，顯示了它本身的實際內涵和積極意義；而《彷徨》則寫於《新青年》的團體分化以後，魯迅正慨嘆於「同一戰陣中的夥伴還是會這麼變化」(《<自選集>自序》)，而不得不去尋求新的戰友，自然而著重於對改革者本身作內在的探索。為貫徹自己的主張，這只是間接的任務。但是為了在更堅實的基礎上前進，為了有所突破，這也是必要的，這也許是魯迅為貫徹自己的主張所作的更深沉的追求。

《吶喊》和《彷徨》有著它們各自不可代替的思想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