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建：「社稷亦為民而立」(南方都市報 2010-2-18)

    《孔子》上映，引來對孔子的熱議。朋友應約寫過評論，電話聊及時，彼此有差異。於是建議我看電影，也寫下自己的看法。不過，看《孔子》不若看孔子，《論語》可以讀，電影就不必了。去年暑假，也的確把以前翻過的《論語》通讀一過，所謂「讀新書不如溫舊業」，儘管未必常溫。半年過去，我猶記當時讀書的感覺，如借用太史公語：「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

    和朋友通電話時涉及這樣一個問題，為何歷代帝王總是尊孔？朋友自有他的解釋，我很認同；但尊孔原因非一，在我看來，更重要的原因，在於孔子即儒家學說中的民本主義。當然，如果細繹，孔子本人「人本」傾向大於「民本」，孔子更關心的是教人如何成仁，當然不是後來蔣中正意義上的「不成功便成仁」。成仁不是教人死，而是教人活，並且是如何活。由孔及孟，儒家的「民本」傾向方才格外突出。我以為，歷代帝王之所以看上孔子，便是先秦原始儒家中的民本主義可以為我所用。

    也許，這就是孔門不幸。到了20世紀，孔子成了靶子，批孔成了潮流。批孔的始作俑者，便是新文化運動中的《新青年》。自《新青年》始，一個世紀的批孔，往往是和反封建、反專制聯繫起來：「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孔教不但為舊政治背黑鍋，而且「為了倡導民主，我們必須反對儒學」，在新文化那裡，儒學更直接成了民主的對立面。

    帝王專制要利用儒學撐門面，那麼，專制政治的賬是否應該算在儒學的頭上？儒學本身在先秦諸子中是最不專制的一個，至少法家學說要比儒家更專制，而且也是它直接促成了以秦王朝為開端的兩千多年的皇權專制。《新青年》反專制不批法而批儒，不能不說是認知之誤，它進入了歷代(包括當時)統治者崇儒表象的誤區。先秦儒家立足「民本」自不待言，法家學說卻是反其道而行之的「君本」。韓非說得清楚：「法者，王之本也」，君王制定法則，原本就是用來統馭下民的。歷代統治者深得法家之真諦，但標舉的卻是儒家，何也？欺人耳目也。儒表法里，是歷代帝王的統治訣。任何統治首先都必須樹立其統治的合法性，偏偏法家難以解決這個問題，而它恰恰又是儒家在政治上的用力。孟子曰：「得乎丘民而為天子」，故，歷代帝王以儒為表或標榜於儒，不過是為自己的權力正名。至於統治者利用孔儒「必也正名乎」，且不得不利用，這非但不能構成儒家的罪過，反而昭示了它本身的正面性。儘管統治者的崇儒可以是欺騙的，但儒家的民本思想又何欺之有？結果，《新青年》只顧揪著專制欺騙的外衣，卻溜掉了專制不欺騙的身子。

    更離奇的是，《新青年》居然可以把具有民本思想的儒學與民主對立，豈不知一筆寫不出兩個民。固然，民本非民主，但，此民亦彼民。一個學說既以民和民本為旨歸，即使它可能非民主，但也絕不會反民主。何況從民本到民主，有一種內在邏輯貫通，並非遙不可及，我們似乎只能說「雖不中，亦不遠矣」。進而言，在我個人的閱讀中，至少我自己確實從原始儒家那裡感受到原始民主的胚芽，像向為我們所詬病的宋儒，也即我們常說的孔教或孔家店，其中亦有古代民主的闡釋空間。朱熹在集注孟子時，針對孟子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很清楚地表述為「社稷亦為民而立」。請問，在國家建構的理念上，在君、民與社稷的價值排序中，這是民主還是君主？我們固不必把古代民主與來自西方的現代民主等同劃一，更不必以古代民主抵擋現代民主，但又何至於把帶有民本乃至民主意味的儒家作為現代民主的死敵？頗富歷史意味的是，20世紀90年代，那些被稱為「四小龍」的國家與地區，既憲政又民主，但它們不但不反儒，反而崇儒。相反，按照《新青年》以徹底反儒的邏輯追求民主，是否追求到，那也只有讓我們已經都看見的歷史來回答了。

    不看《孔子》談孔子，我之所以抓住新文化運動不放，蓋在那是一個世紀的反儒源頭，直到今天仍流弊未肅、框架依舊。當然，孔學不是沒有它的缺陷，不是沒有它的消極面，比如權力者可以借它打德治牌並用以拒斥法治。但，正如不用像《新青年》對它全盤否定一樣，我今天亦無意對其全盤肯定。就儒學的豐富性而言，全盤的方式是可怕的，分析的態度則為其必要。我個人恰恰是基於自己的分析，覺得儒學在主體上不但可取，而且可佩；所以，我個人願意在此表示，我很尊敬它。

    □邵建(南京曉庄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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