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解讀「佔領華爾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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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解讀「佔領華爾街」

作者：BWCHINESE中文網專欄作家陳季冰 2011-12-06 星期二大中小默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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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西方民眾的心聲

儘管「佔領華爾街」運動自始就因其「目標渙散」、「指向不明確」、「缺乏具體訴求」而不被看好能夠達成什麼有益的成果，甚至被斥為一群「嬉皮士」演出的一場「缺乏理性」的「街頭派對」或「行為藝術」。然而，它背後的原因卻是再清晰不過的，否則便不可能在短短一個月內從全美乃至世界各地吸引來那麼多響應者。事實上，「佔領華爾街」運動在最恰當的時候呼應了西方發達國家中許多人的心聲，而且還找到了最恰當對象和口號。

毋庸置疑，這些憤怒的抗議者所抗議的，是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的失靈及其後果——日益加劇的貧富不均。

數字可以說明部分問題：1980年，世界五百強企業CEO收入是白領的80倍，1990年擴大至150倍，2000年達到450倍，2008年金融危機前已經升至650倍。英國《經濟學家》雜誌的一個估算是，過去30年美國真實的經濟增長的58%被收入最高的1%的人獲得。與此同時，最新數據顯示，美國有4600萬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佔總人口的15%。目前，400個最富的美國人佔有的財富超過1.5億底層美國人佔有的財富總和。就連美國中央情報局也在其向世界各國公布的國家報告中得出結論：美國的貧富分化比不久前發生革命的突尼西亞和埃及更為嚴重。許多人認為，美國社會已經重回將近百年前馬克?吐溫所稱的「鍍金時代」。而在擁有27個成員國的歐盟，年輕人的失業率為20%，而西班牙甚至高達45.7%；在英國，年輕人失業率由2008年第一季度的14%上升到了20%。可以這麼說，今天歐美每5個年輕人中就有一個在為爭取工作崗位而戰鬥。

更令人憤慨的是，2008年金融風暴以來，聯邦政府花了7000億美元納稅人的錢去救助花旗、美國銀行等金融巨頭（華爾街即是其典型），而它們正是一手釀成危機的罪魁禍首。不僅如此，次貸危機稍稍平息後，金融界高管們非但沒有受到任何追究，反而還在繼續領取高額獎金。組織國際金融協會(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報告稱，如今銀行發放給新聘員工的保底獎金甚至比危機前的水平更高。而那些得救了的大企業、大銀行反過來還利用自身的政治影響力要求為富人減稅、削減政府支出、大幅裁員……無辜的弱勢民眾則因為政府的赤字壓力而被削減福利開支。此外，聯儲數輪「量化寬鬆」政策造成的通貨膨脹惡果，也主要由絕大多數普通民眾承擔。

難怪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10月4日現身祖科蒂公園對佔領者們表示支持時，將這種極為不公的體制總結為一句話：「損失大家攤，利益自己得」。被稱為「末日博士」的紐約大學教授努里爾?魯比尼在他的最新專欄文章中也呼籲：應對不平等問題，世界亟須新的經濟發展模式。對此，西方政客們一直叫嚷著要改革金融體系、完善金融監管，但三年多來卻一無所獲！就像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院長馬凱碩在英國媒體上撰文指出的：「問題的癥結在於，腐敗在美國已變得合法……在投行造成的破壞之後，權力應該交回到監管者手中。但在美國，國會是可以收買的，用來限制銀行的監管措施形同虛設。更重要的是，這一切都是合法的。」

正因為這樣，近來多個民調結果均顯示，大多數美國人了解並支持「佔領華爾街」運動。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似乎越來越多的美國人傾向於站到示威者一邊。贊同佔領華爾街「目標」的受訪者中，有多達三分之一稱自己支持共和黨。轉述奧巴馬的話，無論住在美國的「藍州」（傾向於支持民主黨的州）還是「紅州」（傾向於支持共和黨的州），美國人對美國金融界（以及政界）精英都有一種深深的鄙視。

就連一開始痛批示威「無益」、「導致紐約工作機會流失」、「不利於旅遊業」的共和黨籍紐約市長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在示威進入第四周後也明顯軟化了自己的立場，他在10月10日明確表態，只要示威者遵守法律，市政當局將允許反對大公司的抗議活動在祖科蒂公園無限期繼續。布隆伯格還表示，抗議者的有些訴求是合理的，自己完全理解和同情(但到11月3日，他再度猛烈抨擊「佔領華爾街」運動示威者，稱自己對這場持續了七周的抗議活動「已經失去耐心」)。紐約州州長庫莫(Andrew Cuomo)的態度則更加明確，他不僅同意「示威歷來就是我們的民主的重要部分」，還認為，「大家對經濟的失望重點在於沒有工作、沒有機會，這種情緒不光是從華爾街傳出，普通大眾、整個紐約州乃至整個美國都有這種情緒。」

10月15日「憤怒日」抗議活動在全球各地爆發後，各國政界乃至商界領袖大多對此表達出有限的理解。現在，當運動進入第二個月時，即使是華爾街的大亨們——像摩根大通公司CEO傑米?戴蒙（Jamie Dimon）、花旗集團CEO潘迪特（Vikram Pandit）以及黑石集團CEO賴瑞?芬克（Larry Fink）等——都先後對這些示威者的訴求表示「同情和理解」。此外，按照哥倫比亞大學前教務長、社會學系教授喬納森?科爾(Jonathan R. Cole)的說法，地處紐約的哥大已有超過300名教授已經發表聯合聲明，支持佔領運動。

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院長馬凱碩提醒道：「華爾街的銀行家應該計算一下，為了獲得免稅待遇，一共要在遊說活動上花多少錢……」若並把這些錢分給窮人，情況又會怎樣？「富人應該認識到，提高納稅的短期成本，會帶來巨大的長期收益。」而一位中國作者最近更加直截了當地說：「錢在少數人手裡，這少數人得做出一些讓步。」

四、「美利堅之秋」？

在許多人眼裡，「佔領華爾街」運動就是年初點燃的「阿拉伯之春」在美國和西方發達國家的翻版，而位於紐約曼哈頓下城的祖科蒂公園，則就是他們心目中的開羅「解放廣場」。

朝鮮中央通訊社在10月18日發表題為《資本主義沒有未來》的評論文章，為這場「工人階層的鬥爭」鼓掌。它稱「佔領華爾街」運動「是被剝削階級對剝削者沉積已久的憤怒的爆發，」是「資本主義制度形成300多年以來，史上最大規模的抗議活動」，說明了「資本主義……正在退出歷史舞台」。20日，它再度報道「佔領華爾街」抗議活動，強調了數百萬（朝鮮）人民對給廣大群眾帶來剝削、壓迫、失業和貧窮的資本主義制度的批判。

事實上，不少示威組織者和參與者自己也在不斷強化這種認識。抗議活動發言人、網路設計師泰勒?庫姆里克就說：「這絕對是受『阿拉伯之春』運動的啟發。」

美國NBC駐開羅記者艾曼?毛希丁也在《時代》周刊上撰文指出，無論在運動的價值取向、人口特徵還是組織形式等許多方面，從「佔領華爾街」當中都能看到「阿拉伯之春」的影子，這或許傳遞了一個「美國之秋」的信號。

「在『阿拉伯之春』之後,『美國之秋』或許已經到來。」華盛頓智庫美國進步中心專家范?瓊斯分析認為，是「阿拉伯之春」激發了反華爾街的運動，「阿拉伯的春天之後可能就是美國的秋天。」

還有一些親歷過60年代席捲西方的「青年造反」運動的目睹人士則說，他們感到眼下正是1960年代以來美國未曾出現過的抗議運動的發端。無獨有偶，在歐洲，據路透報道，11月初公布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法國公眾對政治的不信任感正處於三年來的高點。大約60%法國人認為國內民主狀況糟糕，超過83%的法國人表示政客「很少或根本」就不關心公眾的想法。而同一天發布的另一項民意調查結果顯示，半數德國選民不希望總理默克爾2013年再次當選。

在遠隔重洋的中國，「佔領華爾街」運動從一開始就得到了媒體的高度關注。一位生活在紐約的年輕中國留學生甚至說，示威活動開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內，他本人對於「佔領華爾街」的大多數印象大多來自國內媒體的報道。中國人對這場運動關注還發散出許多不同的視角，但它們的主題都或多或少地與對西方資本主義的抨擊有聯繫。上月底，英文《中國日報》評論版專欄發表了一批措辭強硬的文章，指責美國主流媒體無視華爾街發生的示威活動，對有關抗議的報道實施了「封鎖」。作者陳衛華寫道：為什麼面對這次大規模示威遊行，那麼多報道過世界各地各種遊行活動的記者們都沉默了呢？

然而，許多評論者正確地指出，將「佔領華爾街」形容為與「阿拉伯之春」性質相同的「美國之春」或「美國之秋」，會出現一個重大的困難：這些抗議者並不像開羅廣場上的阿拉伯青年，他們沒有想要「推翻」什麼舊制度或「建立」什麼新制度，更沒有取現在的政權而代之的念頭。相反，正如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戰略管理博士埃里克?傑克森在《華爾街日報》上發表的專欄文章中所分析的，將這場抗議描述為「反資本主義」的運動，本身就是不妥當的。抗議者大部分都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窮人，而是受過良好教育的中產階級人士，更絕非中國鄭州生活拮据的退休老工人或朝鮮正在忍受饑荒的農民那樣的「無產階級」。祖科蒂公園的紮營者們崇尚而非鄙視「美國夢」，雖然人群中有人喊出了資本主義「應被某種更好的東西取代」的口號，但大多數抗議者抗議的不是資本主義和民主制度，而恰恰是它們的失效。用支持示威活動的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的話來說，「這不是資本主義，不是市場經濟，而是一個扭曲的經濟。」

與「阿拉伯之春」的唯一共同點大概在於，「佔領華爾街」運動也大量藉助了Facebook和Twitter這樣的社交網路，從而使自己在相當程度上被政府和主流媒體邊緣化的情況下仍能夠迅速增強並擴散影響力，讓世界聽到自己的聲音。

倒是中國官方對此保持了充分的低調和謹慎，在10月17日的例行記者會上，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劉為民回答提問時只是簡單地說：「我們注意到近日發生的有關抗議活動及輿論有關評論和反思，問題的根源確實發人深省……希望這些反思有助於世界經濟保持健康、平穩增長。」我們注意到，迄今為止中國政府唯一一次就「佔領」運動所作出的公開評論中，似乎只想將事態的影響定位於「經濟」層面，而小心翼翼地迴避了其政治本質；並用「深思」迴避了贊成還是反對的表態，人們甚至都沒有聽到「理解」或「同情」之類的字眼。

五、選戰利器？

從某種程度上說，這場突如其來的抗議活動以及對它的不同評價加劇了美國社會原本就存在的自由派與保守派（或者也可以稱它們為左右兩派）的深刻對立，並給美國國內原已白熱化的政治鬥爭增添了新的變數。真正的鬥爭可能並沒有發生在99%和1%之間，而在對美國的現狀持不同立場的人們之間。

民調結果證實了這一點。據媒體報道，民主黨人中有51%的表示贊成這次運動，反對者僅有11%。相比之下，僅有22%的共和黨人對抗議持支持立場，反對人數高達44%。而美國昆尼皮亞克大學10月17日公布的調查結果顯示，紐約的民主黨人中有81%支持抗議者，僅有35%的共和黨人支持。但上述兩項民調均表明，中間派人士中的支持者比例遠高於反對者。

一些觀察家據此認為，「佔領華爾街」有可能發展成左翼版本的茶黨運動，因為茶黨除了對現狀感到憤怒外同樣缺乏明晰的政治訴求及內部統一性，美國副總統拜登日前就曾表示，「佔領華爾街」運動和「茶黨」很相似。眾所周知，茶黨當初就是從要求縮減政府開支和反對奧巴馬總統醫療計劃的抗議運動演變而來。後來的事實卻證明，它迅速成為美國政壇上的一股力量，並在2010年的中期選舉中成為共和黨重奪眾議院控制權的致命武器。因此，按照眼下的情形，「佔領華爾街」運動似乎也將為民主黨及奧巴馬總統在明年大選中提供異常及時的幫助。

從運動在美國政壇引發的激辯來看，上述分析可能也與民主黨和共和黨雙方對形勢的判斷相當吻合。

近期在共和黨內部支持率上升總統候選人之凱恩（Herman Cain）在CBS的《Face the Nation》節目中指責道：「這是在反美。雖然我們確實面臨挑戰，但我認為這些抗議更主要是反資本主義、反自由市場。」他還將矛頭對準民主黨的主要支持者，「我們知道，華爾街和其他一些地區的抗議活動，是工會以及與工會有關的組織在背後支持……這些活動是協調好的，目的是分散人們對本屆政府政策失誤的注意力。」與凱恩一同出現在節目中的另外一名共和黨總統候選人金里奇（Newt Gingrich）說：「令人難過的是，這是（總統奧巴馬）階級鬥爭自然而然的結果。」他們倆不以為意地將抗議者們稱為「一幫古怪的嬉皮士」和「由無政府主義者組成的烏合之眾」。共和黨總統候選人中的領跑者羅姆尼（Mitt Romney）也認為，「佔領華爾街」活動示威者是在尋找「替罪羊」，有可能陷國家於分裂境地。眾議院多數黨領袖坎托甚至嚴厲指控「佔領華爾街」人士是「破壞公共秩序的暴徒」。

不過，頗為耐人尋味的是，隨著選情的發展，羅姆尼談論「佔領運動」的口吻也一再變調——他起初表示，佔領華爾街的抗議者「很危險」；隨後他宣稱：「我為那99%的人擔憂」；最近他又說：「我理解他們的感受。」

與此針鋒相對，現任副總統拜登指出，抗議活動表明美國民眾對經濟差異擴大和體制不公感到憤怒。「（這場抗議的）核心在於，妥協被打破了。美國人民認為體制不公平，或者說沒有做到一視同仁。」眾議院民主黨領袖佩洛西(Nancy Pelosi)則在ABC的《This Week》節目中公開表示：「我支持對華爾街、政界以及其他層面發出這樣的訊號：到了不得不改變的時候了。」她補充道：「我們說所有人都應盡本分，對方（共和黨）卻說這是階級鬥爭。當然不是這樣。這是最寶貴的美國價值觀——公平。」

隨著運動在各地呈現的燎原之勢，起初刻意對此保持距離的民主黨中間力量（他們要麼沉默，要麼僅僅表示「理解」和「同情」，而非明確「支持」）也越來越主動出擊，企圖將這次運動展現出來的力量轉換成即將到來的大選中的選票。10月10日，民主黨國會競選委員會官員羅比?穆克在給支持者的一封電子郵件中說：「抗議者正在紐約和全國聚集，為的是讓億萬富翁、石油大亨和大銀行家們知道，我們不會讓最富有的那1%的人把嚴酷的經濟政策強加於普通民眾，並對重要的福利項目進行大幅削減。」電子郵件呼籲收件人簽名表達對抗議的支持，這一信號清晰地表明，民主黨高層對這一運動的態度發生了重大變化。

過去幾周來的奧巴馬總統的態度發生的微妙變化相當耐人尋味。在10月6日的白宮記者會上，他僅僅表示自己已經聽到民眾的訴求並理解他們這種失望情緒，隨後就藉機將矛頭轉向抨擊共和黨人阻撓自己推行的金融改革及就業法案。但到18日應媒體採訪再次就「佔領華爾街運動」作出回應時，他斬釘截鐵地說，自己作為總統所能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站在示威者一邊，加倍努力兌現承諾以實現一個更加平等的社會。白宮發言人厄尼斯特甚至還刻意使用了抗議者的標誌性用語，稱總統將「確保99%美國人的利益受到照顧」。

最新的新聞曝料還說，這場宣稱代表了「99%」的運動很可能直接或間接得到了一位「1%」的贊助，他就是在政治上堅定支持民主黨的大投資家喬治?索羅斯。路透社的記者發現，索羅斯與這場運動的發起方之一加拿大的一個反資本主義組織Adbusters有間接的財務關聯。儘管索羅斯本人近日在被問及「佔領華爾街」運動時只是說「我能理解他們的情緒」，並通過其發言人否認自己與抗議運動的關聯，但美國保守派電台主持人林堡（Rush Limbaugh）在與聽眾聊天節目中卻直說：「索羅斯為這場運動提供了資金支持。」

這裡同時還需要指出的是，華爾街歷來是美國兩黨國會及總統候選人競選經費的重要來源。美國無黨派的響應性政治中心（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數據顯示，與2008年大選前同期相比，金融業高管等人士對明年總統大選的資金支持大幅減少。但到目前為止，共和黨候選人羅姆尼已從華爾街金融人士那裡籌集到750萬美元競選資金，幾乎是奧巴馬（約390萬美元）的兩倍。羅姆尼本人曾是一位風險投資家，他是貝恩資本（Bain Capital）的聯合創始人，一直與華爾街過從甚密。

據英國媒體報道，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CBO）最近公布的一份新報告顯示，1979-2007年期間，美國最富裕的1%人群收入增長近三倍，遠超過其他階層的收入增長速度，凸顯美國收入差距明顯拉大。在全美爆發抗議運動反對華爾街和富人之際，這項報告為美國在過去30年已變成貧富差距拉大的國家再添證據。CBO稱，這種不公平變化導致的結果是，到2007年時，收入與1979年相比大量流向收入最高的人群。這一報告很可能被用於削減預算赤字和債務中是否包涵向富人增稅的辯論，美國眾議員萊文（Sander Levin）稱，「報告證實了美國已經眾所周知的一個事實……過去10年的不公正稅收政策已經讓規則發生了變化，我們的稅制已經沒有過去那麼平等。」

六、保守派的反擊

也許正是看到了「佔領華爾街」運動蘊藏的潛在政治力量，茶黨自身不僅極力與之劃清界限，還對後者發起了強大反擊，以圖遏制左派力量贏得政治資本。

「茶黨」運動骨幹組織「茶黨快車」的高級顧問羅素稱，左派勢力妄圖利用這股力量與「茶黨」相抗衡，但把兩者相提並論本身就是可笑的。另一名「茶黨」運動組織者辛德豪爾更是將「佔領華爾街」人士斥為「一群無組織、無紀律的遊手好閒之徒」。「茶黨』的集會始終「安全乾凈」，和「目無法紀的搗亂者」製造的社會騷亂不同。

「茶黨」的支持者說,他們的兩位創立者珍妮?貝絲?馬丁和馬克?梅克勒認為，「公司並非天生邪惡，也不應該砍銀行家的頭。他們認為，這個國家不應當由階級劃分，而應該團結起來，回歸那些支撐美國成功的原則。事實上，他們希望更多堅持使美國偉大的原則，用憲法加強對政府的限制，使人們擁有更多自由去獲得這個國家提供的好東西」。「相比之下，『佔領華爾街』和佔領其他城市的人希望減少使美國偉大的東西，而增多破壞美國的東西：他們希望一個更大、更強有力的政府來照顧他們，這樣他們就不必像其他自己付賬的人一樣工作。」

從某種意義上看，「茶黨」人士的分析是正確：「佔領」運動差不多正好是「茶黨」運動的反面，後者要求政府縮小規模，減少對人們生活的介入，而前者卻希望政府多做一些事情；後者想要約束政府，前者卻想讓政府承擔更大責任。如果說「佔領」運動的許多示威者對奧巴馬政府也十分不滿的話，那是因為他們認為政府在監管金融業、創造就業和恢復經濟增長方面做得太少。

因為這個緣故，在美國根深蒂固的自由憲政政治哲學土壤中，保守派抨擊「佔領華爾街」運動「不理性」、「缺少建設性」也不是全然沒有理由。事實上，雖然華爾街和金融業對2008年的危機負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但正如許多頭腦冷靜的學者所分析，把當前一切的問題都歸罪於它們並不能解決任何問題。

10月11日，數百名「佔領」運動抗議者在曼哈頓上東區的富人聚居區遊行。遊行隊伍經過包括對沖基金經理鮑爾森（John Paulson）、媒體大亨默多克、摩根大通CEO戴蒙（Jamie Dimon）等人的公寓外，高呼口號，要求政府對富人增稅。鮑爾森公司隨即發表聲明自我辯護稱：「1%的紐約人支付了超過40%的所得稅，為本市與本州的每一個人帶來了巨大的益處。」紐約市長布隆伯格也在當天的一個新聞發布會上回應：「戴蒙是最偉大的銀行家之一，他給紐約市帶來的生意可能比任何其他銀行家都要多……戴蒙是可敬的，他努力工作並且支付自己的稅單。」布隆伯格還說，「金融行業大多數人一年平均收入7.2萬美元，他們也是努力工作的人，僅僅攻擊他們沒有意義。」

一批保守派人士還創建了一個名為「我們是53%」的網站，與「佔領」行動的「我們是99%」分庭抗禮。它宣稱全美只有53%的人交稅，而參與「佔領」行動的抗議者中有很多人屬於不用交稅的46%，據此強烈批判「佔領」行動只是無用的抱怨。該網站的第一條留言如此寫道：「你們這些人閉嘴吧！我就是全國53%的納稅人，也就是因為有了我們，你們現在才能去華爾街抱怨。」

七、將被銘記的「後現代」抗議

如同歷史上的一切群眾運動一樣，「佔領華爾街」運動終將落幕。即便沒有警力清場，隨著寒冷冬天的來臨，這場一再被觀察者批評為「目標模糊」、「缺乏具體訴求」、「無重點」的「嘉華年」式的政治抗議也會面臨無疾而終的可能性。紐約的嚴冬是許多抗議者不陌生的，實際上，抗議運動剛進入第五周，也就是10月16-22日那一周，夜間的溫度已經跌近冰點。此外，媒體的興趣似乎也正在顯著消退，這對抗議運動來說是更為不利的。

然而，歷史註定將會銘記它。

正如一些評論家敏銳地洞察到的，抗議活動值得稱讚的優勢與其說在於其目的，不如說在於其形式——它堅持一種非暴力的運轉低效的大眾參與民主，祖科蒂公園「人民大會」中的每一個人，不但在每一項決策中被詢問意見，還可以否決那些他或她不喜歡的決定。集會者不搞投票制，理由是不能因為持某一立場的人多就將它強加於少數人身上；而且，抗議本身的重要目的就是反對現行投票制度所孳生的骯髒醜陋的錢權交易和遊說博弈。

它也盡量遠離特定的意識形態，因為任何意識形態都帶有偏見。正因如此，抗議者拒絕將自己與任何既有政治組織聯繫起來。他們不想成為政客撈選票的票倉和工會利益小團體的揚聲器。在接受來自中國的財新《新世紀》周刊記者採訪時，運動新聞小組成員布雷（Mark Bray）說：「如果政客們做出回應，那是他們的選擇，但我們將保持獨立，而並不寄希望於他們解決問題。」他還強調，「我們和工會彼此獨立，但是共同合作。」

英國媒體專欄作家約翰?加普因此寫道：「『佔領華爾街』運動的露營有一種人類墮落前的純樸味道……」

的確，運動沒有統一的組織來領導，更沒有它自己的馬丁?路德?金，然而這些都沒有阻礙這項運動的迅速發展。更重要的是，誰能說這種「水平式」的組織形式不是更加適應現今網路時代的社會運動模式呢？著有《帝國》和《大眾》等左翼暢銷學術著作的美國學者哈特（Michael Hardt）和義大利學者奈格里（Antonio Negri）在《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上撰文盛讚「佔領」運動：「雖然他們目前還不能清楚地提出有別於現狀的另一種社會模式，但已經非常有力地表達出一種對真民主的嚮往。康奈爾大學政府管理學教授西德尼?塔羅則將這一沒有特定的選民構成、更沒有明確的政治訴求的「佔領」運動定義為「一種全新的抗議」。

至於我，則更願意命名它為「後現代」抗議，它的力量並不蘊藏於「組織」及其「意識形態」，而在輿論的「注視」之中。

更有可能的是，運動所呈現出來模糊與曖昧性正是這抗議者所想要的。

幾乎沒有跡象顯示，示威者統一要求改革，或以傳統的方式施加政治影響。對此，長期以來一直是政治活躍分子的希爾伯特(Sonia Silbert)解釋說：我們不會提要求，也不會成為一個政黨，只要我們開始提要求，我們就開始分裂，我們就不再是99%的普通人。的確，運動想要挑戰的是代議制民主的僵化，是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內在不公，這當然不是露營兩個月、一兩次政府換屆就能解決的問題。

對更多人而言，他們並不特別關注運動能產生怎樣的即時效果，因為「佔領」本身就是目的。或者更準確地說，他們希望通過「佔領」運動的過程來表達自己的觀點甚至情緒，進而激發一場全社會的廣泛辯論，而只要議題一旦形成，就會有各種政治力量不斷地去詮釋其政策含義，而後通過觀念的點滴改變來使這個國家的未來最終有所改變。一位抗議者形象地說，其實他根本不知道該採取哪些措施。他只是感覺事情越來越糟，想要提高辯論的熱度，期望在這個過程中能夠有一些意想不到的轉機。《紐約時報》10月9日的評論一針見血：起草法規不是抗議者的工作，那是國家領導人的工作。如果國家領導人做好了這項工作，或許就不需要這些遊行和集會了。

至少到目前為止，他們已接近完成使命。事實證明，在這個網路民意的世紀，沒有權威才是最大的權威，誰也不敢漠視「抗議」運動所發出的呼聲。至於抗議是否能夠演變為一組更有條理的訴求、甚至變成一支更為持久的政治力量，那有待於各種研究機構、工會等政治團體及民主共和兩黨來接棒。在我個人看來，如果從「抗議」運動的核心議題邏輯地推導下去，改革美國現行的競選贊助法規似乎應該是最為首要和迫切的任務。

當然，從另一個角度看說，「佔領」運動所已經呈現出來的可能僅僅是冰山一角。素來被稱為「烏鴉嘴」的經濟學家謝國忠甚至預言：「佔領華爾街運動」只是2012年發達國家內將要頻繁爆發的白領革命的一個預兆而已。這些憤怒的聲音將會在今後相當長一段時間內長久地回蕩在西方社會內部，成為人們生活中的一部分。

對於當今這個世界上稍微上一些年紀的人來說，上一個世紀的警鐘猶在耳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