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技術進步與分工演進的交互作用

魯保林

[摘要]技術進步與分工演進是經濟增長和報酬遞增的重要源泉，二者之間存在交互作用。技術創新可以促進分工水平不斷提升，更高的分工水平又能加速技術變革，為技術革新開闢空間。二者相互作用的機制是：技術進步降低生產和交易成本，加速資本積累，創造集聚效應，擴大市場需求，為分工演進創造基礎和前提；分工演進促進人力資本積累，為技術進步提供機遇，迂迴經濟使得各產業之間的聯繫更為緊密，競爭更為激烈，從而放大技術溢出效應。在發達國家主導下，當前世界的產業分工形成了兩種均衡並存的格局：一是發達國家產業分工的高水平均衡，二是發展中國家產業分工的低水平均衡。高水平分工提高技術進步的程度和效率，低水平分工與技術進步的緩慢形成惡性循環。鑒於此，我國企業應該在技術創新方面樹立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理念，瞄準產業前沿，搶佔戰略制高點，以免陷入低水平分工均衡和技術進步滯緩的惡性循環而無法自拔；政府則應努力推動市場經濟改革，完善優化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為創新驅動和分工演進提供更好的環境。

[關鍵詞]技術進步；分工演進；經濟增長

[中圖分類號]B15；F273.1 [文獻標誌碼]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4.02.009

從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以來，經濟學家們一直在孜孜不倦地探求經濟增長背後的真實成因。中國現代經濟學家林毅夫認為，現代經濟增長的本質實際上是一個勞動生產率水平不斷提高的過程。進一步講，就是技術不斷創新、產業不斷從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轉移的過程。自工業革命以降，技術進步在提升勞動生產率、推動經濟結構調整與經濟增長方面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按照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理查德·R·納爾森[1]的觀點，技術進步在過去的200年里一直就是推動經濟增長的關鍵力量。雖然斯密早就關注並強調了分工對於生產率提升和財富增進的重要性，但是注重均衡、靜態分析的新古典經濟學卻忽視了分工的動態演化機制。在《國富論》中，斯密剖析了勞動分工提升生產效率的具體途徑以及分工的實現機制，明確提出了勞動分工受市場範圍限制的「斯密命題」，但是沒有對分工的類型進行區分。[2]馬克思揭示了社會分工和企業內部分工的交互作用機制，建立了分工演進的動態理論框架。英國著名經濟學家阿林·楊格[3]揭示了分工與市場容量的雙向互動所形成的報酬遞增的循環累積過程，完善了「斯密命題」。1950年代以來，以楊小凱等[4]為代表的學者使用超邊際分析方法，把分工演進內生化，並系統描述了分工與專業化在推動社會經濟運行與發展中的作用機制。

通過對以往的研究文獻進行疏理，人們發現，研究增長和發展的文獻往往關注技術進步和分工演進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卻忽視了對二者交互作用的研究。既然技術進步和分工都隱含著經濟增長的秘密，那麼技術進步能否為分工的深化開闢新的空間？抑或分工的深化能否為技術進步創造新的平台？而且我們可以進一步追問：技術進步對分工或者分工對技術進步是否存在消極的抑制效應呢？本文在梳理前人成果的基礎上構建一個系統完整的動態理論框架，以探討技術進步與分工演進的交互作用。

一、技術進步與分工演進動力機制的總體考察

「技術的工具理論將技術看作純粹物質的東西，它出自於關於人類勞動的最簡單的看法。人類勞動是人類用自己的勞動能力改造自然以適應人類自身的需要的活動。在這種活動中，人類必然使用某種工具在勞動對象上實現自己的目的。而隨著人類需要的擴大和勞動經驗的積累，人類在自身的勞動活動中就會根據自己的技能發展水平和需要的演變不斷地對勞動工具進行改造。」[5]但是，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是推動技術創新的主體，企業進行技術創新的動力在於：第一，技術創新的領先者相較於其他的競爭對手而言，可以獲取超額利潤，從而其利潤率高於行業的平均水平。由於「超額利潤只在競爭的動態過程中瞬時存在，所以企業必須不斷地進行技術變革與創新。創新的結果是不斷打破均衡，實現經濟的動態增長，即財富增長是由人類用更少的時間生產出更多的產品和服務推動的」[6]。第二，技術創新的領先者往往會首先成為行業標準、遊戲規則的制定者。這些標準或規則可以給競爭對手製造進入壁壘，從而減少競爭對手對自己的威脅。第三，企業若不能持續地進行技術創新、提高勞動生產率，就會很容易成為市場競爭的犧牲品。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買方市場格局是常態，買方市場格局意味著供給大於需求，因此企業間的同質競爭非常激烈，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第四，企業家精神驅使企業進行技術創新。奧地利政治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7]強調，企業家不同於資本家，企業家是從事「創新」工作的，是進行生產要素的「新組合」，他們是資本主義發展的主要力量。所謂的經濟發展就是指整個資本主義社會不斷地實現這種新組合。「對於有職業心的、有想像力的和追求私利的企業家來說，這裡有大量的機會———他們是鼓舞人心的、高貴的個人，對於資本主義的社會文化來說至關重要，並且相當經常地被描述為資本主義技術動態變遷的唯一源泉。」[8]

勞動分工表現為「不同種類的勞動的並存」。馬克思認為，分工是生產同一種商品的各個不同部分的許多工人在資本指揮下的協作，其中商品的每一個特殊部分要求有一種特殊的勞動，即特殊的操作，每一個工人或每一組工人，只是完成某種特殊的操作，別的工人完成其他的操作，如此等等。但這些特殊操作的總體是生產一種商品，即一定的、特殊的商品。[9]（P301）馬克思主要考察了兩種分工類型，即第一類分工和第二類分工。第一類分工表現為某個特殊勞動部門，其產品作為特殊的商品，與其他一切勞動部門的作為不同於這種特殊商品的獨立商品的產品相對立。相反，第二類分工發生在一個使用價值當作特殊的、獨立的商品進入市場或進入流通之前的生產中。在第一種情況下，各種不同的勞動通過商品交換互相補充；在第二種情況下，各種特殊勞動直接在資本指揮下協作生產同一種使用價值，無須通過商品交換。[9]（P303-304）第一類分工是社會勞動分成不同的勞動部門；第二類分工是在生產某個商品時發生的分工，因而不是社會內部的分工，而是同一個工廠內部的社會分工。[9]（P305）

分工演進具體表現為：個體專業化水平提高，最終產品種類數增加，生產的迂迴程度增加，生產鏈條拉長。這是一個分工從低水平向高水平發展的動態的過程[10]。人類早期的分工表現為自然分工。所謂自然分工，主要是指因各種自然力的作用而導致的自然資源稟賦差異，如水文氣候、地質地貌、自然植被、土地、動植物和礦藏等因素對經濟活動的影響。自然分工主要強調經濟活動的自然環境差異，而對差異的強調正是分工和專業化的內涵，正是從這個角度來看，自然分工不僅是勞動分工的起點和基礎，也是經濟發展的初始條件。[11]馬克思認為，自然分工發生在交換之前，產品作為商品進行交換，起初是在各個公社之間而不是在同一公社內部發展起來的。這種分工在某種程度上不僅以人的本身的自然差別為基礎，而且以各個公社所擁有的用於生產的自然因素為基礎。當然，產品發展為商品，商品交換又會反作用於分工，因此分工與交換互相發生影響。[9]（P312）

自然分工所導致的生產行為及其結果的差異——多樣性的產品剩餘，是交易傾向和物物交換的客觀基礎。[11]隨著交易頻率的增加、交換種類的增多、固定交換場所的出現，以及交易規則和慣例的形成，交易費用降低，交易範圍擴大。斯密[2]提出，分工是由人類本性中互通有無的交換傾向引起的，分工擴展受市場廣狹限制。也就是說，分工的深化取決於市場範圍和市場需求的大小。由於是交換能力引起了勞動分工，所以分工的程度要受到交換能力大小的限制。換句話說，要受到市場大小的限制。實際上，只有當某種產品或服務的需求量隨市場範圍的擴大而增長到一定程度時，專業化的生產者才能出現和持續存在。事實上，如果市場交換能力較小，生產者之間就無法交換各自的剩餘產品，這會導致生產迂迴程度增加，原材料和最終產品之間的中間環節增加。

總結已有的研究成果，我們認為，分工演進的動力在於：第一，分工的深化可以帶來效率和報酬遞增。分工是提高生產力的重要途徑之一，即便是在技術不變的情況下，生產力的提高也可以由分工產生，正如勞動分工可以帶來工人熟練程度的增加、工作之間轉換時間的節約、新機器的發明一樣。第二，分工可以揚長避短，產生比較優勢。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認為，如果一個人專門做一種工作，他所生產出來的產品必然較好和較多。所以，一國中應該有專門從事各種行業的人。每一個人都有多方面的需求，但是每一個人又不是全智全能的，因此一個人不能無求於他人而自足自立，於是人們便自願聯合起來成立國家。第三，分工是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人們自覺選擇的結果。美國經濟學會會長Sherwin Rosen[12]認為，分工的產生是分工的好處和分工導致的交易費用兩難衝突最優折中的結果。分工的起源取決於兩點：財富的積累和交易費用。當財富積累到一定程度，可以彌補交易費用帶來的風險時，在交易收益的驅動下，人們會選擇專業化。第四，勞動分工引起分工的進一步深化。勞動分工促進了生產率的提高和收入增加，使得市場的供給和需求同時擴張，交換能力提升，由此促進分工進一步深化，生產迂迴程度增加，生產鏈條加長，不同種類的勞動增加。

二、分工與技術的累積循環機制之一：技術進步促進分工深化與生產手段專業化的基本規律

楊小凱[3]從內生角度總結了分工產生的原因。他認為，分工的起源取決於財富的積累和交易費用，當財富的積累可以彌補交易費用時，人們在交換利益的驅動下會選擇專業化分工。在新古典經濟學家看來，分工能否進一步深化取決於交易方式的創新，因為新的交易方式總是可以降低交易費用、規避交易風險、提高交易效率、促進專業化生產。實際上，技術進步也可以產生與交易方式創新類似的效果。如果從人類社會的發展過程來看，技術進步與分工的演進和深化並行不悖，一同發展。

第一，技術進步降低了流通成本，擴大了交易範圍，為勞動分工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條件。當人們交易的範圍不斷向外擴展時，時空距離始終是阻礙交易能否順利進行的攔路虎，而交通運輸和通訊技術的革命則大大降低了流通成本，使得交易的對象不斷增加，交易的區域不斷擴展，世界市場日益結成一體。1970年代以來，正是以互聯網為代表的通訊技術的發展，大大推動了全球貿易量的擴大。

第二，技術進步是企業分工向社會分工轉化的基礎和前提。生產率的提高能促進生產手段專業化水平的提高以及生產過程的分解，中間生產環節不斷分化和獨立化，生產的迂迴程度增加。在技術不發達時，勞動工具的分化和生產過程的分解程度不高，工場手工業還是「一個以人為器官的生產機構」，而到了機器大工業時代，技術的高度發展，使勞動工具不斷分化，生產過程不斷分解，形成了以機器為器官的生產機構。[5]「一旦工場手工業的生產擴展到這樣一種行業，即以前作為主要行業或輔助行業和其他行業聯繫在一起、並由同一生產者經營的行業，分離和互相獨立的現象就會立即發生。一旦工場手工業的生產擴展到某種商品的一個特殊的生產階段，該商品的各個生產階段就變成各種獨立的行業。……為了使工場手工業內部的分工更完善，同一個生產部門，根據其原料的不同，根據同一種原料可能具有的不同形式，而分成不同的有時是嶄新的工場手工業。」[13]「新生產部門的這種創造，即從質上說新的剩餘時間的這種創造，不僅是一種分工，而且是一定的生產作為具有新使用價值的勞動從自身中分離出來；是發展各種勞動即各種生產的一個不斷擴大和日益廣泛的體系，與之相適應的是需要的一個不斷擴大和日益豐富的體系。」[14]

第三，技術進步擴大了市場需求，進一步推動分工深化。技術進步降低了生產成本和價格，使奢侈品變為大眾消費品，擴大了市場需求，市場需求的擴大推動了勞動分工的發展。

第四，技術進步為分工創造人口聚集效應。分工的前提之一是人口數量和人口密度，而交通工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替這種密度。在人口稀少的國家，這種集結只能在少數地方發生。但是，集結的發生也可以是由於農業需要稀少的人口，因此主要的人口可以離開土地，集中到當時已有的生產資料的周圍，即資本存在的地方。另外，交通運輸的發展方便了交換，越來越多的人口通過商品交換被吸收進社會分工體系，類似於人口的增加一樣。[9]（P336）

第五，現代科技的發展可以創造出原來沒有的部門。這表現為產品種類、新部門的產生和發展，大大擴充了現有的分工體系。在當代科技革命發展過程中分工的這種發展最為突出。一批中小型高科技企業的建立，正是通過新的技術發明和產品創新，生產和提供以往並不存在的新產品和服務。[15]

三、分工與技術的累積循環機制之二：分工演進對技術進步的正面與負面效應

技術創新可以促進分工水平不斷提升，而更高的分工水平又能加速技術變革，為技術革新開闢空間。

第一，分工演進可促進人力資本積累，為技術創新提供機遇。斯密[2]認為，勞動分工有利於機器發明。當勞動者專司一職時，工作經驗的長期積累有利於進行勞動機器的改進或發明，而且標準化的機械操作為機器取代人力提供了可能性。

第二，分工的演進使得知識生產部門成為一個獨立的部門。在原始社會，只有性別分工，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與生產效率的提高，分工日益細化，發展到後來教育、研發等部門的獨立化，使得知識的獲取、積累和傳播更為迅速、高效。

第三，分工經濟具有較強的技術溢出效應。分工經濟把不同的部門聯繫起來，由於產業間相互聯繫、相互制約的程度不斷加深，一個部門的技術進步不僅可以帶來本部門的經濟增長，還可以擴散到其他部門，引起相關部門乃至整個生產流程的技術基礎發生變革，帶來整體經濟增長。孫曉華等[16]對裝備製造業技術進步的溢出效應進行了實證檢驗，結果顯示：裝備製造業技術進步對非裝備製造業部門能夠產生顯著的正效應。裝備製造業對整個工業經濟的帶動作用非常明顯，約為52%，裝備製造業邊際生產力水平大大高於非裝備製造業。

第四，分工形成競爭壓力，進一步促進技術進步。分工的深化和廣化擴大了交易的範圍和交易對象，給其參與者形成更大的競爭壓力，壓低資本回報率，在資本回報率趨於下降的壓力下，分工的參與者會進一步推動技術進步，降低生產成本，以獲取更多的經濟利益。

技術進步的程度與效率受勞動分工演化的影響。長久以來，在經濟理論研究中，人們往往重視分工對技術進步的正面效應，而忽視了分工對技術進步的負面效應。這種負面效應主要表現在以下2個方面。

第一，操作過程的簡單化、標準化抑制了工人創新能力的提高。馬克思指出，造成總生產過程的生產率的提高，它的複雜性和豐富性所付出的代價，是把執行某種特殊職能的勞動能力歸結為枯燥的單純抽象，歸結為某種簡單的質，這種質表現為始終如一的單調的同一動作，工人的全部生產能力、他的種種才能都在這種質上耗費掉了。[9]（P317）

第二，產品內分工等形式將全球大多數國家都捲入了發達國家或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主導的全球分工體系。產品內分工可以被歸納為特定產品生產過程中的不同工序，通過空間分散化展開成跨國或跨區域性的生產鏈或生產體系，從而吸引不同的國家或企業參與產品生產過程中不同工序或區段的生產供應活動。[17]

當前在發達國家主導下，形成了兩種均衡並存的格局。一是發達國家產業分工的高水平均衡，其特點是分工深化、專業化程度高、創新能力強、滿足較高收入水平的市場需求；二是發展中國家產業分工的低水平均衡，其特點是專業化程度低、創新能力弱，主要依靠模仿，滿足較低收入水平的市場需求。[18]在產品內分工背景下，處於價值鏈上的不同企業、地區或者國家的技術創新能力以及產生迂迴式分工的能力差別較大。位於價值鏈高端的研發企業具有很強的壟斷勢力，利潤豐厚；而處於價值鏈低端的企業數量多，競爭激烈，利潤被進一步攤薄。所以處於價值鏈低端的企業缺乏必要的資本積累來提高其創新能力，就會形成一種「收入和資本積累率提高緩慢—分工程度不高—技術進步遲緩—效率難以提高—收入增長緩慢」的惡性循環。這樣，位於價值鏈末端的企業或國家會陷入惡性循環的累積，因此能否攀升到價值鏈的高端是擺脫低水平均衡的關鍵。

四、結語

技術進步與分工演進不僅是經濟增長和報酬遞增的重要源泉，而且這二者之間還存在著交互作用。首先，技術創新可以促進分工水平不斷提升，而更高的分工水平又能加速技術變革，為技術革新開闢空間。其次，技術進步能降低生產和交易成本，加速資本積累，創造集聚效應，擴大市場需求，為分工深化創造基礎和前提；而分工演進可以促進人力資本積累，為技術革新提供機遇，迂迴經濟使得各產業之間的聯繫更為緊密，競爭更為激烈，放大技術溢出效應。當前在發達國家主導下，形成了兩種均衡並存的格局，一是發達國家產業分工的高水平均衡，其特點是分工深化、專業化程度高、創新能力強、滿足較高收入水平的市場需求；二是發展中國家產業分工的低水平均衡，其特點是專業化程度低、創新能力弱，主要依靠模仿，滿足較低收入水平的市場需求。高水平分工能提高技術進步的程度和效率，而低水平分工與技術革新的緩慢會形成惡性循環。

技術進步和分工演進交互作用的思想為當前我國的調結構、轉方式以及深化改革提供了很好的啟示。沿著技術進步和分工演進的思路，首先，我國企業應該在技術創新方面樹立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理念，瞄準產業前沿，搶佔戰略制高點，以免陷入低水平分工均衡和技術進步滯緩的惡性循環而無法自拔；其次，政府應努力推動市場經濟改革，完善優化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為創新驅動和分工演進提供更好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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