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書治要心得》第四章 仁者愛人、義者循理：《群書治要》的仁義思想

「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老子說：「大道廢，有仁義」。在「道」和「德」沒有了之後，「仁」「義」開始顯現出來。在中國歷史上，夏商周三王的時代，「德」也沒有了，就用「仁」，夏商周三代是以「仁」治天下。「失仁而後義」，而到了東周時期，春秋戰國的時代，「仁」沒有了，則是以「義」來治理天下。在沒有了「仁」之後，「義」顯現出來。我們看到，在春秋戰國時代，湧現出很多的「義」士。「仁」「義」，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根本，在儒家五常中是極為重要的，是修身、齊家、治國之本。

一、仁者愛人，義者循理

什麼是仁和義？在《群書治要·周易》上說：「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也就是說仁義是做人之本，「不仁不義」的人，就算不上是一個合格的人。而古聖先王的教化，其核心也在「仁義」二字，如《群書治要·列子》上說：「聖人之教，非仁則義」，說明聖人教化天下，不是仁，就是義。

仁義是什麼意思？在《群書治要·荀子》中講到：「仁者愛人，義者循理。」「仁」的意思是愛人，想到自己，就想到別人。「義」的意思是循理，做事要符合道理和規律。聖人用仁和義來闡明人道，所教導人們的無非是行仁義而已。

在《群書治要·孟子》中，開篇即說道：孟子見於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曰仁義而已矣。」孟子拜見梁惠王。惠王說：「您不遠千里而來，將會把利益帶給我的國家吧？」孟子答道：「大王！為何一定要談利益呢？只要講求仁義就足夠了。」我們讀聖人的經典，往往未能明了經典的深意，孟子教我們講仁義，並不是說講仁義就沒有利益，相反，講仁義必定會有大利。這個大利，我們看周朝，周文王、周武王，他們以仁義立國，開創了周朝八百年的基業。所以，《大學》上說：「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實際上，有仁義必定會有大利。只講利而不講仁義，反而會失去利益。

在《群書治要·新語》中，陸賈講到，「治以道德為上，行以仁義為本」，說明治理國家要以道德為上策，處理事情要以仁義為根本。在《群書治要·淮南子》中，更是指出：「亂國之君，務廣其地而不務仁義，務高其位而不務道德，是釋其所以存而就其所以亡也。」說明亂國的君王，只圖擴大其領地而不行仁義，追求地位尊貴而不修道德，這是拋棄所以存在的理由，而趨向所以滅亡的途徑。

二、修身以道，修道以仁

仁是眾善之首，仁愛思想是儒家的主要思想，也是貫穿《群書治要》始終、最重要的主體思想。魏徵等人在節錄經典時，節取了大量關於「仁」的嘉言和故事，強調治國者要修習仁德，推行仁政。

如在《群書治要·孔子家語》中說道：「故為政在於得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說明為政之道，在於得到人，而得人的方法，在於為政者能修養自身，以德行感召人。修身必須依據「道」，修道要依據「仁」。所謂仁，是指人性以愛自己的親人為最重要。所謂義，是指事事合宜，以尊敬賢德的人為最重要。

在《群書治要·傅子》中，對仁說得更為詳細：「昔者聖人之崇仁也，將以興天下之利也。利或不興，須仁以濟天下，有不得其所，若己推而委之於溝壑然。夫仁者，蓋推己以及人也。故己所不欲，無施於人；推己所欲，以及天下。推己心孝於父母，以及天下，則天下之為人子者，不失其事親之道矣；推己心有樂於妻子，以及天下，則天下之為人父者，不失其室家之歡矣；推己之不忍於饑寒，以及天下之心，含生無凍餒之憂矣。此三者，非難見之理，非難行之事，唯不內推其心，以恕乎人，未之思耳，夫何遠之有哉！」這一段話告訴我們：從前，聖人崇尚仁政，是用以來為天下人興利，利民之事如果尚未興辦，就必須以仁政普濟天下。若有不得其所的人，應看作是自己把他們丟棄到溝壑一般。仁愛的人，都將心比心以待人，所以己所不欲，不施於人；推想自己之所求，延及天下之人。推究己心之好惡來盡孝於父母，並延及天下的父母，那麼，天下的子女就不會喪失侍奉雙親的準則；把自己對妻子、兒女的愛護推廣到天下，天下做丈夫、做父親的人就不會失去家庭的歡樂；用自己忍受不了飢寒的心情去想天下人之心，天下生靈就不會有凍餒之憂。這三點不是難懂的道理，也不是難辦到的事情，只是不能推己之心以寬誠待人。連這些切近的事都不去思考，哪裡還會有什麼遠慮呢？《群書治要·傅子》的這段話，可以說把仁的含義闡發得淋漓盡致。

所以，古聖先王治理天下，最重要的，就是他們有一顆仁愛之心。在《群書治要·說苑》中說道：「堯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眾生之不遂也。有一民飢，則曰：『此我飢之也。』有一民寒，則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則曰：『此我陷之也。』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廣，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先恕而後教，是堯道也。」意思是：「唐堯心懷天下，用心去周濟貧民，痛心於百姓的苦難，憂心於眾生不能順利生長。有一人挨餓，他就說：『這是我使他挨餓的。』有一人寒冷，他就說：『這是我使他受凍的。』有人犯了罪，他就說：『這都是我造成的。』他仁愛昭著而正義樹立，施恩眾多而教化深廣。所以即使不加獎賞，百姓也會努力；不施刑罰，民眾也會安定。先推己及人，然後施以教導，這是唐堯治理天下的方法啊！」

三、治國之道，貴在仁義

大到一個國家、政權，小到一個企業、一個家庭，其興盛衰亡，都和其是否能夠行仁義有關。《群書治要·漢書》中節錄貢禹在其奏疏中講到：「自成、康以來，幾且千歲，欲為治者甚眾，然而太平不復興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義廢也。」從周代成王、康王以來，幾乎將近一千年了，想治理好天下的君主非常之多，可是太平盛世卻不能復興，原因是什麼？是因為他們拋開古聖先王治國的法度，而聽憑自己的心意去做，才使得奢侈暢行而仁義荒廢啊。在《群書治要·六韜》中，姜太公還說道：「義勝欲則昌，欲勝義則亡。」即道義勝過私慾，國家就昌盛；私慾勝過道義，國家就衰亡。

在《群書治要·孟子》中說道：「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家（原注無家字）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之內（原注無之內二字）；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說明夏、商、周三代能夠得到天下，是因為施行仁政；他們喪失天下，是因為不行仁政。諸侯各國的衰落與興盛、生存與覆滅亦是同樣道理。天子如果不仁，就保不住天下；諸侯如果不仁，就保不住國家；卿大夫如果不仁，就保不住宗廟；士人和百姓如果不仁，就保不住自己身體。

《群書治要》中多次提出，為君者能夠行「仁」，百姓自然就能「行仁」，在《群書治要·禮記》中孔子說：「上好仁，則下之為仁爭先人。」告訴為君者，如果他能夠崇尚仁德，那麼下屬就會爭先恐後地去做仁德之事。在《群書治要·禮記·大學》中說道：「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堯舜用仁愛統治天下，民眾就隨之實行仁愛；桀紂用凶暴統治天下，民眾就隨之逞凶施暴。

在《群書治要·新語》中，還記載了一個周文王行仁的故事：

周文王作靈台，及為池沼，掘地得死人之骨，吏以聞於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寡人固其主，又安求主。」遂令吏以衣棺更葬之。天下聞之，皆曰：「文王賢矣，澤及朽骨，又況於人乎？」或得寶以危國，文王得朽骨以喻其意，而天下歸心焉。

這個故事講的是，周文王建造靈台，修建池沼的時候，挖地挖出了一具死人骨頭，管理修建的官員把這事報告文王。文王說：「給他改葬。」官員說：「那是無主的屍骨。」文王說：「擁有天下的人，就是天下人的主人；擁有一國的人，就是一國的主人。寡人本來就是他的主人，你還到哪兒去找他的主人？」於是叫那位官員備辦壽衣棺木給他改葬。天下的人聽到這件事，都說：「文王真是賢君啊，連朽骨都受到他的恩澤，又何況是活著的人呢！」有人得到珍寶但給國家帶來災難，文王得到枯骨，以此表明他仁愛的誠心，因此天下人心歸向啊！

因此，《群書治要·孟子》講到，「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惡於眾也。」說明只有仁德的人應該處於統治地位，沒有仁德的人如果處於統治地位，就會將其不良行為傳播給民眾。

四、失仁後義，義者循理

夏商周三代，是以「仁」治理天下，到了春秋戰國的時代，大部分人都不講「仁」了。「失仁然後義」，義就是循理，依照道理和規律來辦事情，在春秋戰國時代，王道不行，但是人們還講道義。雖然出現了臣弒君的事情，但是，大多數人還是講「義」的。

什麼是義？《群書治要·荀子》中講道，「義者循理」，也就是說，一個人的思想、言行合情、合理、合法，這稱為義。《呂氏春秋》中說道：「義也者，萬事之紀也，君臣上下親疏之所由起也，治亂安危之所在也。」意思是：義是萬事的準則。君臣、上下、親疏都是因它而起，它是治亂、安危的關鍵所在。

在《群書治要·左傳》中，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

魯昭公十五年，晉國荀吳率領軍隊攻打鮮虞，先包圍鼓城。鼓城人請求舉城背叛鮮虞投降（晉國），可是荀吳不答應。這時，左右部將就說：「不費一兵之力，就能得到一座城池，將軍為何不同意呢？」荀吳說：「我聽叔向這樣說過：『如果你的喜好與厭惡沒有錯失，民眾就知道他們該向何處去，這樣，事情就沒有不成功的。』若有人帶著我們的城邑叛變投降，這是我們極其憎惡的；別人帶著城邑背主來降，我們自己卻為什麼喜歡呢？如果讚賞我們很憎惡的，對所喜歡的該怎麼辦呢？如果不加賞賜，這就是我們失信，用什麼來庇護民眾？力量可以就進攻，否則就撤退，總之必須量力而行。我們不可因為想得到城邑便趨近於奸詐，那樣所失去的更多。」於是荀吳就派使通知鼓國人，先殺死謀反的人，然後加強守備。晉軍一連包圍鼓城達三月之久，鼓城人又準備開城投降，並且派投降代表拜見荀吳。荀吳說：「看鼓城人的面色，就知道城內還有食糧，你們暫且加固、守衛你們的城池！」這時，一位晉國軍官（很不理解地）說：「能獲得城池卻不接受，偏偏在這裡勞民傷財而按兵不動，如此又怎樣奉事君王呢？」荀吳說：「我正是以此奉事君王。假如得到一座城池，卻使百姓變得怠惰，那要這座城池又有什麼用呢？如果得到城邑招來怠惰，還不如保持原本的狀態。招來怠惰不會有好結果，拋棄原來的狀態就會不吉祥。鼓國人能事奉他們的國君，我也能事奉我們的君主。遵循正義而不違背，端正好惡而無差失，城池既可得到，又能使民眾明白正義之所在，從而拚死效命於晉國而沒有異心，這不是很合適嗎？」後來鼓城人告知晉軍說，城內糧食已吃完，百姓力氣已用盡，晉軍才佔領該城。荀吳攻取鼓城後率軍凱旋而歸，沒有殺死一個鼓城人。

我們從這裡可見，當時雖然處於亂世，但是仁義之道並沒有失掉。在《群書治要·國語》裡面，還講到一個故事：

晉武公攻打翼國，殺死哀侯，勸阻欒共子（不要抵抗），說道：「如果你不死戰，我把你封為上卿，執掌晉國政務。」欒共子辭謝說：「我聽說：『人為三個人而活著，侍奉他們始終如一。』父母生育他，老師教誨他，君王給予他爵祿。只要是這幾件事，就應以死相報，這是做人的原則。臣豈敢為了私利而拋棄做人的原則呢？您又用什麼來教導人呢？如果我跟隨君主卻有二心，您怎麼會任用我呢？」於是戰鬥至死。

在《群書治要·論語》中，夫子曾說：「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也就是說，志士仁人，不為保全生命而損害仁義，寧肯犧牲生命以成全仁義。

實際上，像欒共子這樣的義士，春秋時期有很多。在中國歷史上，這樣的仁人志士，更是層出不窮，如南宋時期的文天祥，就用生命為仁義做了最好的註解。他的絕筆文寫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唯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正是有無數這樣的仁人志士，中國文化才能夠傳承幾千年來，薪火不斷。

五、以仁為本，以義治之

魏徵等人認為，治理國家，最根本的是仁義，其次才是法律制度。

在《群書治要·司馬法》中講到：「古者以仁為本，以義治之。」古聖先王治理天下，真正以仁愛為懷，以道義來治理天下，因此天下太平。

在《群書治要·文子》中也講到：「凡學者，能明於天人之分，通於治亂之本，見其終始，可謂達矣。治之本，仁義也；其末，法度也。先本後末，謂之君子；先末後本，謂之小人。法之生也，以輔義；重法棄義，是貴其冠履而忘其頭足也。仁義者廣崇也，不益其厚而張其廣者毀，不廣其基而增其高者覆。」意思是：有學問的人，能夠明白天和人的職分，知道治和亂的根本，能預見事物的發展和結果，這就可以說是通達了。治國的根本是仁義，其次才是法律制度。先根本後其次的人，稱為君子；先其次後根本的人，稱為小人。法律的產生，是為了輔助道義推行的；如果重視法律而拋棄仁義，這是重視帽子和鞋，卻忘記了自己的頭和腳。仁義寬廣高大，不增加仁義的厚重，卻只擴張其廣度的做法，會毀壞仁義；不擴張仁義的基礎，卻僅增加其高度的做法，會使仁義傾覆，所以沒有大的棟樑，就不能承擔重負。

《群書治要·文子》裡面還說道：「有功離仁義者，即見疑；有罪有仁義（有仁義原作不失仁心）者，必見信。故仁義者，事之常順也，天下之尊爵也。雖謀得計當，慮患而患解，圖國而國存，其事有離仁義者，其功必不遂矣；言雖無中於策，其計無益於國，而心周於君，合於仁義者，身必存矣。故曰：百言百當，不若舍趣而審仁義也。」

意思是：有功但卻喪失了仁義的人，就會被懷疑；有罪卻不喪失仁義之心的人，一定被人信任。所以仁義，是事物的自然之性，是天下最為尊貴的品德。即使計謀得當，事先考慮如何預防禍患而禍患也得以消除，想使國家得到發展時就能實現發展，但如果所從事的事有違背仁義的地方，其功業是一定不會圓滿實現的；出言雖不能提出好的策略，計謀也對國家沒有什麼幫助，但是一心為君主著想，而且符合仁義，他就一定能有安身之處。所以說，與其要求每次言語都得當，不如根據仁義來選擇自己的做法。

同樣是行仁，不同的人動機卻不一樣。在《群書治要·禮記》中就講到：「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利仁強仁，功雖與安仁者同，本情則異也〕。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強仁〔功者，人所貪。過者，人所避〕。」意思是：孔子說：「仁愛有三種情況（指安仁、利仁、強仁），三種仁愛之舉的外在功效雖可能相同，但其內在心情（動機）卻各不相同。即使與仁愛者有同樣的外在功效，其施行仁愛的內在心情（動機）卻難以知道。等到與仁愛者出現同樣的過失之後，其施行仁愛的動機便可以知道了。真正的仁愛者是安適自然地去施行仁愛；聰明的人是知道施行仁愛對自己有利而去施行仁愛；畏罪的人心存畏懼，也會勉強地去施行仁愛。」

因此，在《群書治要·論語》中，孔老夫子多次提到「仁」，說道：「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意思是：仁德難道離我們很遠嗎？只要自己想要仁德，仁德就會到來。又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克己，約身〕。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一日猶見歸，況終身乎〕。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行善在己，不在人〕？」意思是顏淵問怎樣實踐仁德，孔子說：「克制自己的私慾，使言行合於禮，這就是仁，一旦自己能在一天中克己復禮，整個天下就會回歸到仁的境界。實踐仁德完全在自己，難道還靠別人嗎？」

中華文化之所以幾千年綿延不息，正是因為有無數的仁義志士前赴後繼、為之獻身的結果。在《群書治要》中，許多明君忠臣都堪稱「仁義」的模範。《群書治要》一書處處散發著仁愛思想的光輝，尤其對於明君賢臣的仁義之舉和古人闡發仁義的言論，節錄很多，深刻體現了魏徵等人以「仁義」治國的政治主張。（邵陽後學肖祥劍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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