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林中跌倒，有沒有樹會聽見？

我在林中跌倒，有沒有樹會聽見？

by雲也退

1972年10月，22歲的安妮·迪拉德跟丈夫一道北行度假，在她的慫恿下，兩人來到緬因的阿卡迪亞汽車營地野營。「沒啥好玩的，」安妮在日記里寫道，「我們整個10月都住那兒，住帳篷。我讀書，讀書，讀書，跟以往一樣。」

安妮寫日記很勤，讀書更多，根據她自己的記錄，大學畢業兩年來，她一共讀了五十多本書，書作者不乏梭羅、愛默生這樣的美國超驗主義大師。梭羅寫《瓦爾登湖》，世所聞名，愛默生是梭羅的朋友，雖然沒寫過什麼大部頭，留下的多是講稿、演講和隨筆，也被尊為大師級的思想家，惠特曼等人的偶像，超驗主義是給梭愛等人的一個寬泛歸類，他們都推崇精神的至高無上，闡揚人與自然之間的精神對應。

然而，安妮的畢業論文卻給《瓦爾登湖》提出了一系列批評，她認為，《瓦爾登湖》是一本「寫一個湖的書」，梭羅寫的是湖，而不是人們所傳頌的「荒野生活」，他只看到了自然是什麼樣，卻未看到它「可能」是什麼樣。

挑剔讓美國人引以為傲的大賢人梭羅，安妮不簡單。她是銳氣而直爽的人，目光如炬，善於發現問題。在帳篷里讀的書中，有一本《北部農莊》，記錄了作者亨利·貝斯頓在緬因州務農的經過，安妮從中讀出了和梭羅一樣的問題，那就是因缺乏想像力而呆板，對「可能性」不敏感，人只是生硬地觀察和貼近自然，但那不能算是「wildlife」。愛默生有名言：「世界的存在，是為了教育每一個人」，意思並非人要低頭附耳，聽世界的教誨；愛默生想說，人應以人的視角來體驗世界——尤其是自然。

貝斯頓的書，直接刺激了安妮寫出《聽客溪的朝聖》，稱之為「自然文學經典」怕是有誤導性，它跟《瓦爾登湖》、《寂靜的春天》都不一樣，也不同於美國國家公園之父繆爾的《夏日走過山間》，可能更接近她引用過的蒂爾的「四季書」。《聽客溪的朝聖》擁有梭羅，更不用說貝斯頓的書中缺失或不足的東西，也在一個更寬泛的意義上警示我們，為什麼自己寫出東西來那麼乏味。

「陰影沿著高山嶙峋的兩側跳動；它們像根的尖端，像潑翻得水灘一般拉長，越來越急。暖暖的紫色素聚集在石頭的每一道皺褶里，顏色加深並散開，鑿出罅縫、深溝。那紫顏色一面跳躍並滑動……」

「陽光里有一種像肌肉的能量，與風中那精神能量相呼應……」

「只有孩童才聽得見屋中公鼠的吟唱。只有孩童長大了雙眼……」

「一杯池塘里的水看起來像是沸騰的湯。假如我把這杯水帶回家，讓污泥沉澱，微生物會自己分開來，然後我將它們分裝在兩隻透明的碗里……」

譯者必須打起十二分精神來翻譯《聽客溪的朝聖》，用詞乃精細典雅，不避生僻。在安妮的筆下，沒有一樣東西不是活的，不僅溪邊的蜻蜓、青蛙、螳螂、水蟲是活的，水裡的藻類，水上山間的風也是活的，乃至普照的陽光和岩石的陰影都是活的，會進會退，會跳動，會凝視，會收縮，會膨脹，有時稀薄，有時滯重。季節是人設的抽象概念，安妮寫來都有質感，冬天感到「鞭打的空氣」，夏末是「最飽滿的時刻」，「綠意將一切隱藏」。

安妮是個收集素材的高手，也是狂人，素材，除了她在聽客溪（這是她弗吉尼亞家鄉山谷的一條溪）等地憑天賦加勤奮磨練的一雙顯微鏡眼睛和巧手慧心收集的那些外，還包括各種其他人留下的文字。也許她與其他自然文學寫作者最大的不同，就是她同等看重自然和書籍，而不倒向其中任何一方：倒向書籍的人難免掉書袋，如安妮所說：「我想要做的，並不是去學得這山谷中各種蓬勃生命的名稱」；倒向自然的人，則多半只能寫出一些充斥著一廂情願的愛的文字來。

她讀得多，看得便很清楚，自然寫作基本分兩類，一類是走過，看到，寫下，如《北方農場》那種，另一類是非常藝術的，詩性的，甚至富有神學氣息。這兩類寫作似乎彼此衝突，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但看微信的我們對優質寫作的要求更低，基本上只求「有乾貨」了，我們淺薄至極地求實用，而那些缺少乾貨的人只好拚命地攀附熱點，引用熱詞，什麼流行就跟著玩什麼。

給面目可憎的閱讀者讀《聽客溪的朝聖》，猶如給看A片的人播巴赫的交響樂，絕對是種羞辱。書里的每段文字都像是鼓足了風帆，腿在走，眼在看，神在漫遊，眼耳鼻舌，兩手兩足，甚至第六感也同時開啟。兩類文字在這本書里是一體的，水乳交融，詩的氣息兜起了所有「乾貨」，間或，安妮還插入一兩句人類學家式的性情之語。「朝聖」當然是趨神性的，可是實際上，書中最讓人印象深刻的，與其說是摩頂放踵、莊嚴受洗的味道，不如說是一種孩子一樣全面開放的心智。「我們正在遠足，舉行野餐，」她在一處寫道，輕鬆隨意，「像小狗般給養得肥肥胖胖，為的是那一死。我要不要再這樹榦上刻下名字呢？要是我摔倒在樹林里呢？有沒有樹會聽見？」

後來，《聽客溪的朝聖》奪得普利策獎後，痴情的讀者想像著，安妮怎樣在膝蓋上攤一本筆記本，席地坐於濕漉漉的木石之間，在鳥囀蛙鳴之間寫下一行行字。他們都錯了，安妮是在圖書館裡寫書的——必須遠離家門，家對一個寫作者來說很不友好。人間沒有絕對浪漫的事情，安妮在開始動筆時，早已不是梭羅那樣的孤獨漫遊者，她在日記里表達了不安：一個家庭婦女寫的書，有人會當回事嗎？

孩童張大了雙眼；讀者鄭重地讀；所有的樹——都聽見了安妮·迪拉德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