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暢：消極自由與英倫文化精神（下）

【幾天前，本公眾號連續發表了兩篇談權利的文章。一篇是我的《為什麼我很少談民主自由，而更多談權利？》，一篇是陳鵬的《作為一種制度的公民權》。文章發表後，收到了很多不同的意見（見文末的評論）。其中最集中的一種指責是：沒有民主，談何自由？這種指責看起來很有道理，甚至有點氣壯如牛，但實際上還是：你給我一個民主，我才能行使權利。問題是這個條件誰會給你？現在發表劉暢的文章，也許會有助於深化對這個問題的討論。文章很長，分兩期發表。同時，為了便於閱讀，對文章的分段重新進行了處理。由於格式的原因，也去掉了原文中的文獻注釋】

作者：南開大學文學院  劉 暢

[摘要] 從「童墓不移」故事發端，引發出對消極自由觀的思考，並將其延伸到英倫文化精神的諸多方面。英倫文化博大精深，「消極自由」並非能概括問題的全部，但不失為進入其精神內核的一種視角。具體而言，英倫文化傳統素有三大主義，即自由主義，保守主義，社會主義，而「消極自由」則可以兼顧其基本特徵。從「消極自由」這扇門進入，視聽所及，英倫文化精神的精華基本可盡收眼底。

中國社會正在轉型，除了物質科技層面的借鑒吸收之外，還亟需吸取豐富的精神營養。尤其考慮到以下事實：近代以來，由於中國社會面臨問題的嚴峻性，救亡與啟蒙的雙重壓力導致了激烈的「角色衝突」，最終是救亡、革命先行，而在其中，摧毀、破壞、顛覆、砸爛之聲不絕於耳。在此，以「我可以做什麼」為特徵的「積極自由」無疑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以「別人不能對我做什麼」的「消極自由」對中國社會則顯得十分陌生。因此，對其進行介紹和梳理顯得十分必要。

本文上半部分：《劉暢：消極自由與英倫文化精神（上）》

五消極自由觀的思想延伸

除上述外，如從消極自由觀出發來觀照英倫文化精神，還可以有如下的延伸性思考。

消極自由觀與各領域間清晰的邊界。既然自由是消極的、最低限度的，那就意味著各種利益、權力各有自己的邊界限度，互不相擾，相互制衡，既保持聯繫又互相區別，「參差多態之為美」，不存在著一個覆蓋一切、包攬一切的全能式政府和絕對的權力。但是，各類前現代社會則與之相反，恰如麥克法蘭指出的：「舊制度將生活中互不相干的領域混成一鍋粥。在部落社會，親屬關係作為調節器，將所有人團結在親屬關係之內。在農民社會，社會與經濟不分彼此，宗教與政治不分你我，那裡的基本單位是家庭和村莊共同體，上面覆蓋著薄薄一層有文化的統治者。

相反，現代社會對不同領域進行了深入劃分，致使生活中沒有任何一個領域，無論是親屬關係、宗教還是其他，能夠提供一種基礎性原則。每一個領域都被另一個領域所制約。這就是托克維爾對美國民主的描述：一種有分寸的宗教，一種有節制的家庭，一種有限制的政治權力，一種有界限的經濟。正是這種開放性和多股力量的角逐，引發了現代社會的動力。一旦某個文明只留下單一基座，該文明多半會走向僵化。」  文化一元，精神一統，行為一致，結構單一，正是中國陷於超穩定結構、遲遲難以進入現代社會的巨大障礙，對此，麥克法蘭也有精闢的分析：「當前，英格蘭與中國的根本差別就在前者是一個充分的現代社會。也就是說，歸根結底，英格蘭文明的立足之本是個人，僅憑個人串聯著互相分立的經濟領域、社會領域、宗教領域、政治領域。每個個體都是社會的完整縮影，都有其內在的權利和責任。中國卻不同，中國自古以來是一個立足於集體（也就是集權）的文明，在這裡，個人不大可能獨立於其他人以外；在這裡，人際關係是個人身份認同的固有要素；在這裡，個人只有同其他人結合起來才變得完整。換言之，中國尚未完全實現經濟、社會、政治、意識形態的徹底分立。」 

消極自由觀與模糊的善惡觀。由於消極自由關注的焦點是自由的最低限度，是「他人不能對我做什麼」的自由，所以它對「他人（或自己）可以做什麼」的自由興趣不大。換言之，只要一個社會、一種體制、一種制度能夠保障一個人的最低權利或權益，以達到「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就已達到消極自由者們較為理想的境界了，其他均屬於次要問題，如在中國社會爭訟不已的人性善惡問題。

英倫文化精神中，對是非、善惡等價值不做截然的、終極的善惡判斷，這就導致了沒有絕對的善惡標準。所以，消極自由觀所導致的模糊善惡觀或善惡混淆觀也是英國文化精神的要義之一。恰如英國學者麥克法蘭所指出的：「非黑即白的世界觀是孩子氣的、過分簡單一的、不夠充分的。問題的根本在於我們應當如何看待世間萬物，須知這是一個主觀主義世界，人在其中不可能依存於任何外在的、永恆的、客觀的道德律。恰如蒲柏所言：『歡樂，取決於正確或錯誤的裁斷，我們最大的惡便是我們最大的善。』」 

歷史地看，「在英格蘭普通民眾的層面上，善惡混淆的矛盾心理早在l6世紀初即已存在。那個世界沒有絕對之物，只有相對的善和惡，而且一切都可用金錢交換，在那個歷史時期，莎士比亞用最細膩的筆觸表現了善與惡的不確定性」。而到了l8世紀，「身處世上最發達資本主義經濟體的英格蘭人發現，這場『道德革命』的後果昭然若揭：資本主義已經大獲全勝。貪財曾被認為是萬惡之源，但是此時，貪財顯然也同樣也是萬善—— 其中一善是亞當·斯密所說的交易市場原則 —— 之源。……一言以蔽之：財富和善來源於惡德和邪惡的情感。在一個資本主義社會，善寓於惡的深處，同理，惡也寓於善的深處」。

對此，曼德維爾在《蜜蜂寓言》中總結道：「雖然友好和和仁愛是人類的天然稟賦，雖然人類能通過理性和自我否定而獲得真正的美德，但這些都不是社會的基礎；相反，我們所說的此世之惡才是一條恢恢律理，它使我們成為了社會動物，為各行各業無一例外地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灌輸了生命，提供了支持；我們必須在它那裡尋找一切藝術和科學的真正源頭；惡一旦止息，社會必將損毀，甚至徹底瓦解。」

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揭示了貪財是現代社會的基礎，沒有它，現代大廈將頃刻坍塌。他說：「勞動分工帶來了多種益處，但是究其根源，它並不是任何人類智慧—— 這種智慧能預見，追求，並能造成機會去實現廣泛的富裕 —— 的結晶。相反，勞動分工是人類天性中的一種傾向——傾向於互通有無，物物交換，互相交易——所導致的必然的、緩慢的、漸進的結果。」並且提出了「看不見得手」的著名論斷，為私利、私慾及其市場經濟賦予了合理性的支撐—— 「因此，當每一個人企圖儘可能地使用他的資本去支持本國工業，從而引導那種工業使它的產品可能有最大的價值時，每一個人必然要為使社會的每年收入儘可能大而勞動。的確，他一般既無心要去促進公共利益，也不知道他對之正在促進多少。他寧願支持本國工業而不支持外國工業，只是想要確保他自己的安全；他指導這種工業去使其產品能具有最大的價值，他這樣做只是為了他自己的利益，也像在許多其他場合一樣，他這樣做只是被一隻看不見的手引導著，去促進一個並不是出自他本心的目的。」（《國富論》）

在此，所謂「惡」（貪慾、自利）已成為現代商品社會的基石。哈耶克在評價斯密這一思想時也指出：「這種社會制度的功能不取決於我們發現由好人來操縱它，也不取決於所有的人將變得比現在更好；這種社會制度利用人們的多樣性和複雜性，這些人時好時壞，時而聰明但更多的是經常表現出愚蠢。他們的目標是建立一種能給所有人提供自由的制度，而不是限制自由，像他們同時代的法國人所希望的那樣，只把自由給『好人和聰明人』。」（《個人主義：真和假》）

模糊善惡觀的另一表現就是明晰的理論和教條的匱乏。如有學者分析，非教條性是英國影響最大的政黨保守黨的最主要特性。「同英國的其他政黨諸如工黨、自由黨、共產黨相比，保守黨在理論和意識形態方而最弱。正因為如此，有人認為保守黨是根植於非意識形態的政治奪權鬥爭中。而所謂的保守主義意識形態」的提法實則是一個錯誤或者用詞不當。對某些人來講，保守黨以其對析學和抽象概念持敵視態度而著稱。」面對詰難者對於保守黨沒有理論和系統的揶揄和挖苦，「他們神氣十足地宣稱：保守黨與其他政黨不同，它從不被那些堂而皇之的、經驗主義的理論所束縛，它厭棄一切理論和教條；因此，保守黨在實踐中具有更大的靈活性，更能適應實際情況，適應不斷變化的環境」。 

要之，由於「消極自由觀」的精髓強調的是「自由」的最低限度，是「別人不可以對我做什麼」的自由，所以持此種觀念者往往並不想去改造世界或解放全人類，而只想做好自己，而改變世界只是在一種不確定的「可能」中產生，而非「註定」、「必然」如何如何。倫敦威斯敏斯特教堂旁矗立的一塊墓碑，碑文上寫道：「當我年輕的時候，我夢想改變這個世界；當我成熟以後，我發現我不能夠改變這個世界，我將目光縮短了些，決定只改變我的國家；當我進入暮年以後，我發現我不能夠改變我的國家，我的最後願望僅僅是改變一下我的家庭，但是，這也不可能。當我現在躺在床上，行將就木時，我突然意識到：如果一開始我僅僅去改變我自己，然後，我可能改變我的家庭，在家人的幫助和鼓勵下，我可能為國家做一些事情；然後，誰知道呢？我甚至可能改變這個世界。」這，或可視為對消極自由模糊善惡觀的另一種詮釋。

消極自由觀與思想鈍化、「主義」多元。如前，由於消極自由趨向於模糊的善惡標準，所以對各種觀念、學說和主義採取了最大限度的寬容、妥協及包容的態度，因而使英國成為各種思想和主義高度混合的國度。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功利主義，懷疑主義，激進主義，保守主義，社會主義，費邊主義…… 均在社會政治舞台上有所表演。

任劍濤先生在論及英國道路之所以難以模仿是因為其「主義」呈多元性：「一個社會主義的英國和一個自由主義的英國，當然還包括埃德蒙·伯克、本傑明·迪斯累里和邁克爾·奧克肖特的那個保守主義的英國，這才構成完整的英國政治思想畫面。它們之間是相互衝突的，不是一個完全和諧的思想世界。模仿哪一個英國都是困難的。」他認為，這是由於「英國人思想的鈍化，促成了一種在不同思想體系之間搭配的思想習性」。

所謂鈍化，是相對於銳化而言。鈍化，就是不尖銳，無鋒芒，不走極端，彼此相容。任先生認為，這一現象始於19世紀英國思想世界出現的「密爾逆轉」——「約翰·密爾把經濟學上的社會主義與政治學上的自由主義兩者獨具特色地組合在一起。這種組合型的思想，呈現出英國思想的鈍化，就是拋棄了個人主義的自由主義的堅定信仰，先是轉向了集體主義的自由主義，後來成為西方世界中社會主義的天堂。當新自由主義佔據思想的中心舞台後，簡直把英國變成了一個政治價值上「不倫不類」的國家。英國就此變為吸引中國人的混合制國家，思想上、政體上的高度混合，成為20世紀英國的特點」。  英國是孕育和發展社會主義的沃土，英國工黨傑出的政治家克萊門特·艾德禮為規劃未來英國工黨政府的內外政策，先後寫了《走向社會主義的意志和道路》和《工黨的展望》，闡述了英國社會主義的特點和近期目標。艾德禮所希望的社會主義散發著消極自由主義精神，即滿足每個社會成員的最低保障及生活需求，而不是虛無縹緲的烏托邦，在他的筆下，社會主義制度下的英格蘭是具體的、清晰的：

在新的社會秩序下，工人深信他正在做的工作有益於自己和所有的人，他生產的任何物品都會增加國家的財富。只要滿意地工作下去，他就不會喪失工作。他將通過工會行使工業管理方而的發言權。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工人和機關人員將會有更多的閑暇。40小時的工作周和照付工資的假日，將使工人走上新生活的康庄大道。改進的全國運輸系統將以低廉的車費使工人有機會通過公路和鐵路到國內各地觀光旅遊。國家將設立大而積的國家公園，供人民在假日前來逗留體息，孩子們將在這裡享受新鮮的空氣和陽光。不願意出來旅行的人們，他們的家將是一個引以為豪的地方。社會主義制度下，每個家庭都會有一所房子，內部裝有電燈、供烹飪的能源、暖氣設備、冰箱和充足的室內空間，總之這是一所現代家庭主婦需要的設備齊全的房子。另外，為了進一步提高人們的智力，社會主義制度下將大力普及教育。一言以蔽之，英國社會主義者想要做的是給每個人以機會，使他們過上國家資源所容許的最豐富的生活。

艾德禮認為，這樣的社會滿了容納各種利益和主義的包容精神，他說：「社會是一個花園，在那裡可以看到各種各樣的花，而每朵花必須有足夠的土壤、空氣和空間，以便它能最好地生長。在這個花園裡，必須有一些修剪工作，否則粗大的枝葉便會吸收了細枝嫩葉的所有陽光和空氣。園丁需要不同的品種，從遠處看花園顯示出一個總的計劃和協調，但從近處看，每棵植物都是很優美的。這個整體的協調不像拼湊的模型那樣刻板。它總是在變化著，每棵植物與花園本身都是一種相互協調。工匠在鋪地之後便無事可做，園丁的工作則永遠做不完。」  這頗有點像《禮記·中庸》所說的「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

艾德禮所標榜的工黨社會主義是介於資本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之間的一種思潮，他主張建立一個不同於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社會，但又不贊同現實計劃經濟社會主義之路。於是，如英國思想家安東尼?吉登斯所說「人們開始尋找第三條可能的道路，也就是我們所說的『第三條道路』」，吉登斯解釋說：「這不同於傳統的以國家為基礎的社會民主主義思想（第一條道路），也不同於撒切爾夫人等的以市場為基礎的新自由主義思想（第二條道路）。」「第三條道路」不是憑空冥想，而是基於對現實的反思，即對第二條道路（撒切爾主義）的反思，吉登斯分析說：「不可否認，撒切爾夫人的政治思維曾使英國經濟的發展而貌一新，而且有競爭力的市場對於經濟發展也的確非常重要，但我們也看到了這種一味強調市場主導的政治析學所帶來的弊端。

撒切爾夫人執政時期，英國的不平等問題比任何一個國家都要嚴重，而且呈愈演愈烈之勢。在英國，第二條道路的遺產就是公共機構減少、公共服務下降、福利體系屏弱，沒有足夠的錢投入到醫療和教育中去。」既然「第一條道路」會導向極權主義和國家主義，「第二條道路」會導致愈演愈烈的社會不平等，「第三條道路是要在公共機構與市場之間尋求平衡，而不是再回到傳統對國家的崇拜、對傳統社會主義的信仰中去。第三條道路認為既需要有競爭力的市場，又需要政府扮演積極的角色，同時還需要有活躍積極的公民社會或者第二部門。我們必須在它們之間找到平衡，才能適應瞬息萬變的世界，並且避免因市場經濟發展所帶來的不平衡。因此，「第三條道路」就是如何在一個發生了巨大社會、經濟變革的時代創造一個繁榮、得體的社會，因為我們的世界充滿了變化，變化是我們時代的特徵」。

消極自由觀與「零碎社會工程」。既然從消極自由觀出發會導致模糊的善惡觀念，不對善惡是非做絕對的評判，那麼，從歷史觀上看，也並無絕對的所謂「歷史規律」，因而也就不存在著一種社會整體改造的模式，而是一種零碎的、漸進的工程。

所謂「零碎社會工程」是英國思想家卡爾·波普爾提出的概念，用以描述他心目中的漸進、穩健的社會改造以及變革的方式。波普爾說：「儘管在這一研究里，我的主題是歷史主義，是我所並不同意的一種方法的學說，而不是我以為是已經成功的、而其進一步的更自覺的發展是我要加以推薦的那些方法；但是先來簡短地討論一下成功的方法還是有益的。這樣可以向讀者表白我自己的偏見，並澄清我的批判的基礎觀點。為了方便起見，我把這些方法名之為「零碎技術學」(piecemeal technology)。」亦稱為「零碎工程學」，對此，波普爾解釋說：「不管『工程學』一詞常使人有厭惡的聯想，我將使用『零碎社會工程學』這個術語來描述零碎技術學成果的實際應用。這個術語是有用的，因為需要有一個術語來包括公共的和私人的社會活動，它為了實現某一目標或目的而在自覺地使用一切可利用的技術知識。在目的是超出技術學的範圍以外這一點上，零碎社會工程學類似於物理工程學。在這一點上，它不同於歷史主義，後者是把人類活動的目的看作有賴於歷史力量的，所以就是在它的領域之內的。」

「零碎社會工程」這一概念是針對整體主義的歷史觀而提出的，整體主義的歷史觀亦稱為「整體論」或「烏托邦社會工程」，這種歷史主義觀認為歷史的發展是一維的，不可逆的，預先可知的，歷史進程是依照可知的普遍法則逐漸演進，最後也會達到確定的終點。波普爾把這樣一種政治觀稱作為「烏托邦社會工程」，比如蘇聯式計劃經濟以及希特勒的純粹種族國家主義思想指導下的社會運動。波普爾解釋說：「這樣的『零碎修補學』並不符合許多『行動主義者』的政治氣質。他們的綱領曾被人稱之為是一種『社會工程學』的綱領，也可以叫作是『總體論的』或『空想的工程學』。與零碎社會工程相反，總體論的或空想的社會工程從來就不是一種『私人的』、而總是一種『公共的』性質。它的目的在於按照一種明確的計劃或藍圖重行塑造『社會整體』；它的目的在於『掌握關鍵的位置』並擴大『國家的權力……直到國家幾乎變得等同於社會』；不止於此，它的目的還在於從那些『關鍵的位置上』來控制在塑造發展中社會的未來的各種歷史勢力，或則是通過扼阻這種發展，或則是通過預見到它的進程並對準它而調整社會。」 

「零碎社會工程」體現出英倫文化特有的保守氣質。拒絕全盤性的改造，質疑人為地建構社會秩序的可能性，反對激進主義的變革衝動，主張有保留地變革，是英國保守主義的基本政治立場。基於對傳統及歷史經驗的尊重，保守主義堅持任何變革都必須有足夠的理由，只有在現有政治體系確實暴露出了嚴重弊端的情況下.才有對它進行適度變革的依據。在保守主義看來，在政治變革實踐中，想方設法通過政治調停，以中庸之道使衝突的各力一達成妥協退讓，乃是一種可貴的政治品格和政治智慧。英國現代思想家羅素曾經指出，英國人承襲了典型的喜歡妥協的傳統，在社會問題上，他們考慮的是改良而不是革命。長期以來，各種極端主義思潮始終難以在英國掀起波瀾，英國社會的進步總是以溫和、漸進的方式完成，即是明顯的例證。

消極自由觀致力於使壞人最少做壞事。消極自由觀對國王、國家、政府和行政權力等任何可能危害個人最低限度自由之物有著天然的警覺和排斥，這也是清教徒移民們之所以在「五月花號」上制定未來共治規則的初衷。所以，消極自由者們在進行制度預設時，不是追求「最大的善」，而是避免「最小的惡」，可簡稱為「小人預設」。小人者，道德上不完善、有缺陷、甚至是惡人之謂也。其核心指向一點：即認為權力領域充滿危險和變數，統治者的道德、人品並不可靠，設計一種制度，不是首先考慮人的品德如何達到最大的善，恰恰相反，而是首先考慮人的品德有可能是多麼不完善。英國思想家大衛·休謨曾提出「無賴原則」。它認為，人們在考慮制度安排時，必須持定「人人應當被假定為無賴」這樣一種假設。制度設計要達到的目的，就是不論人多麼「無賴」，必須通過完善的制度的強制功能，使人「規規矩矩」地服務於公益。制度設計必須達到以下效果：不僅要對「無賴」行徑實施有效的鉗制，而且要能防止和遏止人們萌發各種損公利己的「無賴」衝動。

英國思想家波普爾則認為「國家是一種必要的罪惡」，「國家儘管是必要的，但卻必定是一種始終存在的危險或者一種罪惡。因為，如果國家要履行它的職能，那它不管怎樣必定擁有比任何個別國民或公眾團體更大的力量；雖然我們可以設計各種制度，以使這些權力被濫用的危險減少到最低限度，但我們決不可能根絕這種危險。」波普爾認為，國家權力擴張與濫用的可能性是始終存在的，無論誰執掌權力，即便是民主選舉產生的統治者也不例外。只要權力這種「罪惡」存在，無限擴張趨勢的可能性就存在。英國學者哈耶克也指出：「當然，關鍵也許在於，斯密並不十分關心人處於最好的環境中時他可能偶爾取得的成就，他關心的是人處於最壞的環境時，應儘可能減少他做壞事的機會；對於這一點，可能很少有人懷疑。斯密及其同時代人所提倡的個人主義的主要價值，在於它是一種使壞人最少做壞事的制度；對此，人們談論得不多。」 

消極自由觀與英美法系的法權觀念。消極自由觀致力於維護一個人基本權利的最低限度，時時警惕強勢權力對弱勢個人的侵害。這種精神在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占弱勢地位的司法領域裡也有所體現，例如沉默權與陪審員制度。目前，世界各國採用的法律體系基本上可分為兩類：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大陸法系又稱羅馬法系、羅馬日耳曼法系、民法法系或法典法系，是承襲古羅馬法的傳統，仿照《法國民法典》和《德國民法典》的樣式而建立起來的法律制度。歐洲大陸上的法、德、意、荷蘭、西班牙、葡萄牙等國和拉丁美洲、亞洲的許多國家的法律都屬於大陸法系。英美法系又稱英國法系、海洋法系、普通法系或判例法系，除英美外，香港和英聯邦國家採用的是英美法系。二者在法律淵源，法律結構，法官許可權，訴訟程序等方面，均有不同。相比於大陸法系，英美法系體現出更多的寬容與多元精神及對個人權利的尊重，這與消極自由觀也是一脈相承的。

首先表現為對法官權力的限制。例如在訴訟程序中，大陸法系的訴訟程序以法官為重心，突出法官職能，具有糾問程序的特點，而且，多由法官和陪審員共同組成法庭來審判案件；而英美法系的訴訟程序則以原告、被告及其辯護人和代理人為重心，法官只是雙方爭論的「仲裁人」而不能參與爭論。這也體現了對權力強勢、法官「專權」的警覺和預防。

其次表現為與法官「分權」的陪審員制度。與英美法系這種對抗式（也稱抗辯式）程序同時存在的是陪審團制度，陪審團主要負責做出事實上的結論和法律上的基本結論（如有罪或無罪），法官負責做出法律上的具體結論，即判決。英美海洋法系的顯著特徵是使用民眾隨機陪審團，法律程序的維護是由法官完成。罪犯是否有罪是由民眾組成的隨機陪審團決定的；而大陸法系是由法官來同時完成維護程序正義和判斷罪犯是否有罪，即法官是按照法律來斷案的。

另外還體現在沉默權上。沉默權，又稱反對強迫自我歸罪權，是指在刑事訴訟中，犯罪嫌疑人或刑事被告人針對司法警察、檢察官、法官的訊問而享有的拒絕回答的權利。

沉默權發端於17世紀的英國，當時的星座法院在審理約翰·李爾本案件時，以被告人拒絕宣誓為由，判定其犯有蔑視法庭罪。但兩年後議會掌權，議會經審理認為星座法院的判決不合法，並決定禁止在刑事案件中讓被告人宣誓。其理由是：任何人都不得被強迫宣誓回答使他們的生命或自由處於危險之中的問題。隨後，被告人在接受審判時有權保持沉默遂成為刑事訴訟中的一項制度。1912年英國首次制定的《法官規則》，明確要求警察在訊問犯罪嫌疑人之前，必須先告知其享有沉默權，告知語為兩句話：「你有權保持沉默，你可以不說任何話。」如果警察不履行告知義務而徑行向被拘禁的嫌疑人訊問，所取得的供詞便有可能被法庭以取證的手段不合法而排除於證據之外。

儘管英國的《法官規則》並非議會制頒的法律，但由於它是由王座法庭的法官們集體製作的，作為指導法庭審判程序的指南，其限制警察在審判前對犯罪嫌疑人進行積極審訊的規定，對於警察的執法行為具有實際上的約束力。由於《法官規則》的上述規定，使「明示沉默權」在英國正式確立。在美國，沉默權制度源於憲法第五修正案所確立的反對自我歸罪原則。該條規定：「任何人……不得被強迫在任何刑事訴訟中作為反對自己的證人。」由於美國把被告人也視為證人，由此而推演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被訊問時，有保持沉默和拒絕回答的權利。

1966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通過對一起案件的再審，確立了著名的「米蘭達規則」。它要求警察在將犯罪嫌疑人拘捕後，在對其進行訊問前必須先告知四句話：「你有權保持沉默。你可以不回答任何問題，否則你的陳述將會成為對你不利的證據。你有權雇請律師為你辯護。如果你無錢雇請律師，我們將免費為你提供律師。」不管在任何情況下，警察在訊問前未履行上述告知義務而直接訊問嫌疑人，由此取得的供述將被法庭以程序違法而排除於證據之外。從此，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通過這一判例，將原來的「默示沉默權」正式升格為「明示沉默權」。

六消極自由觀：作為一種思想遺產

誠如麥克法蘭所言：「最偉大的遺產也許並不寓於任何具體事物，而寓於生活各領域之間的關係。我相信，現代世界及其自由和種種裨益的來源，是生活各領域之間由於分離和平衡而產生的不息張力。」  對消極自由觀念，亦可作如是觀。

從「童墓不移」小小故事發端，引出消極自由觀的話題，並將其延伸到英倫文化精神的諸多方面。英國是現代社會理念及實踐的發源地，「日不落帝國」曾雄踞世界200餘年，現代社會最基本的要素—— 如商貿理念、市場經濟、契約精神、權力制衡等 —— 都可追溯到英倫文化精神之中。在其國家強大的背後，是諸多理念的支撐，精神的保駕，思想的護航。消極自由，即為其一。如前所論，首先，消極自由觀的出發點是保護弱者的最基本權利；其次，消極自由觀體現出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再次，消極自由觀體現出個人本位的精神；另外，消極自由觀體現出以契約和法律治理國家的理念。

而將這一理念延伸來觀照英倫文化精神，又可看到下面的思想景觀：消極自由觀與各領域間清晰的邊界；消極自由觀與模糊的善惡觀；消極自由觀與思想鈍化、「主義」多元；消極自由觀與零碎社會工程；消極自由觀與零碎社會工程；消極自由觀與英美法系保護弱者的法權觀念…… 以消極自由觀為紅線，把這些看似散碎的思想珍珠串聯起來，就可以看到英倫文化精神的輪廓甚至全貌。

誠然，真諦渾圓，思維如線。「消極自由」並不能概括問題的全部。它不過是切入英倫文化精神的一種視角，把握英倫文化精神的一個抓手。一種文化是由諸多元素組合而成的系統，在同一文化系統中，構成其主體的單一元素在精神氣質上往往相通。如果把一種文化視為一個大大的圓環，那麼，諸多思想、理念就是這個圓環上等距分布的不同節點，從任何一個節點進入，均可與其他節點聯接溝通；如果把一種文化系統視為一座圓形建築，那麼，諸多思想、理念就是這個圓形建築等距分布的不同拱門，從任何一扇拱門進入，均可抵達其它任意一扇門。

在本文中，英倫文化精神就是這個圓環或圓形建築，諸多思想、理念就是這不同的節點和拱門，而「消極自由」就是其中之一個點，一扇門。具體而言，英倫文化傳統素有三大主義，即自由主義，保守主義，社會主義，而「消極自由」則可以兼顧其基本特徵。就自由主義而言，「消極自由」本身就是其主流「自由」的代表；就保守主義而觀，如前所述，消極自由有著強烈的尊重傳統、妥協退讓、各方協商的精神；就社會主義而論，英國的社會主義沒有走向激進，而是採取了更為穩妥的「費邊主義」，促成了英式「第三條道路」的形成。

換言之，從「消極自由」這個點、這扇門進入，視野所及，英倫文化精神的精華基本可盡收眼底。中國社會正在轉型，從傳統社會進入現代社會，除了物質層面的科學技術之外，還亟需吸取豐富的精神營養。尤其考慮到，近代以來，由於中國社會面臨問題的嚴峻性，所謂「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及「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救亡與啟蒙的雙重任務導致了激烈的「角色衝突」，最終選擇了救亡先行，而在其中，「積極自由」無疑是重要的精神基因。從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土地革命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摧毀、破壞、砸爛、「天翻地覆慨而慷」、「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都可以看到「積極自由」那活躍的身影。

中國為此付出的代價之巨大，史實俱在，不贅。在此，以「我可以做什麼」為特徵的「積極自由」無疑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以「別人不能對我做什麼」為特徵的「消極自由」對中國社會則顯得十分陌生。因此，對其進行介紹和梳理顯得十分必要。在此方面，作為英倫文化精華的消極自由觀或可參考借鑒。艾倫·麥克法蘭在談到自己寫作《現代世界的誕生》一書的目的時曾說：「中國當前站在一個十字路口，它的物質進步有目共睹，但是它的政治秩序和社會秩序還有待規劃，因此在我看來，如果中國人能夠讀到一份報告，論述兩方發展的現代性源於何處、性質若何、有哪些優點和長處、又有哪些代價和意外後果，將有一定的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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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2月攝於清水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