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榮譽」 有「權利」 想「做事」

港澳台委員在地方兩會

作者： 南方周末記者 劉斌 實習生 宋凌燕 夏以華

2013年1月25日，廣州，第一次被推舉為廣東省政協委員的周星馳聽取廣東省人民政府工作報告。周星馳現身會場，遭到記者圍堵。 （CFP/圖）

「你首先要認可這個制度，對這個制度有信心，才會到內地來發揮作用。」

以前港澳委員到山西開全會時，山西省領導都會專門安排宴請。「但是今年不同了，中央領導人有了『節約』的批示，這些宴請就沒有了。」

2013年1月下旬，中國地方兩會陸續開幕。在所有與會人士中，新晉廣東省政協委員周星馳當仁不讓地成為「話題人物」。

無論是網民們用其經典電影台詞惡搞他「星爺是一個政協委員」，還是「星爺」在參會之路上被媒體圍追堵截，這位紅遍全中國的香港喜劇明星，再次激發了那個久藏於公眾心底的疑問：明星能否履行參政議政的職責？

事實上，2013年省市級兩會中，湧現出了大批港澳台人士，包括香港過去的艷星彭丹、台灣籍主持人吳小莉、原澳門特首何厚鏵之子何敬民等名人，此外還有遍布內地的港澳台商人。

「兩會」是各類群體利益的代表向政府提出意見和要求的場合。那麼，參與兩會的港澳台人士是怎麼挑選出來的，他們代表誰的利益？在不同於他們所屬地區體制的內地，他們又是如何參政議政的？

「把政協委員當作榮譽」

周星馳並沒有像拍電影那樣敬業地「開會」。在廣東省政協第十一屆一次會議六天的會期中，周委員僅參會半天，其餘時間全部告假。

「星爺」無暇參會本無意外，意外的是：他如何從一個香港藝人變為廣東省政協委員？「人員選拔不是我們說了算。」廣東省政協新聞處副處長賴南輝對南方周末記者解釋說，政協委員是各個界別先推舉出代表，最後由省委統戰部統一協調把關，確定最終人選。

對於來自香港的政協委員，廣東省委統戰部並非自主確定。它需要與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中聯辦）協調。一位接近中聯辦的人士對南方周末記者說：「香港的委員，先由中聯辦各個部門在不同業界選對象，然後推薦給中聯辦協調部，由他們統籌後再推薦給各個省。」

一般情況下，每次新一屆政協會議召開前半年，中聯辦就開始在各個業界物色人選。比如香港體育界有700多個社團，社團之上又有74個總會，中聯辦不可能全部接觸一遍，通常是在傳統友好的二三十個總會中物色人選。

周星馳就是由中聯辦宣傳文體部負責推薦的。「整個過程比較簡單，就是中聯辦在跟業界接觸時，覺得比較喜歡周星馳，據此給他一個認可。」上述接近中聯辦的人士說。

香港知名電影監製吳思遠已經當了15年上海市政協委員。在他印象里，以前是根據籍貫確定政協委員，「比如你是在香港的北京人，那麼北京市委統戰部就會邀請你去當政協委員」。他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不過現在已經不這麼劃分了。一些香港政協委員開始跨省任職，像新一屆北京市政協委員中，香港企業家李家誠之前曾是廣西壯族自治區政協委員，香港青年聯會董事霍震宇此前是廣州市政協委員。

在內地做生意的商人，多數直接被其公司所在省市政協吸納。香港福建社團聯會副主席兼秘書長周安達源已經連任三屆全國政協委員，他早年就是因為在當地做生意而成為山西省政協委員的。

1979年，周安達源從香港到山西做生意。那時「文化大革命」剛結束，山西省政府還沒有恢復，是革命委員會的外貿領導小組和他做買賣。此前地方煤炭都是中央調撥，周安達源促成了山西地方煤炭的第一次出口。後來，周安達源的生意越做越大，開始在山西投資辦廠。到了1989年，山西省外貿部門就順理成章地推薦他當上山西省第六屆政協委員。

時過境遷，港澳政協委員在內地越來越普遍，一些地方的港澳委員已經「隱藏」起來。在新一屆山東省濰坊市政協委員里，已經沒有單獨的特邀港澳人士界別，僅有幾個香港籍委員都被劃歸到「工商聯」裡面。據濰坊市外事與僑務辦公室的工作人員介紹：「我們這幾個港澳委員都在濰坊有企業，而且他們本來都是福建、江蘇移居到香港去的，因此在填籍貫的時候，他們都填原來在內地的籍貫。」

台灣同胞來得晚

地方兩會吸納港澳人士的進程並不同步，往往依據各省市自身情形確定。北京第一次邀請港澳委員，還是在1983年時的第六屆政協，當時有3位。到了2013年北京市政協第十二屆委員會時，已經發展為58名港澳委員。對於鄰近港澳的沿海開放城市汕頭來說，早在1984年5月，汕頭市政協就決定首次邀請宋德裔等11位香港、澳門潮籍知名人士出任汕頭市政協委員。不過，在遠離港澳的江蘇泰州，2012年才第一次吸納港澳政協委員。

相比較港澳人士在內地參政的歷史，台灣同胞加入其中還是新世紀的事。2002年，中共中央統戰部同意大陸省市級以下政協組織可以安排台灣人士加入政協和人大。

2008年，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視察廣東時，要求廣東在實踐「一國兩制」和促進祖國和平統一上作出新貢獻。廣東省政協從2009年十屆二次大會起聘請台商和僑胞為特聘委員，這成為以省政協名義聘請台胞僑胞作為特聘委員的首例。

在廣東中山辦廠的李先生就是首次入選廣東省政協的十名特聘委員之一。「我是經過省台辦、市台辦主任認可後才當上特聘委員的。」李先生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在成為特邀委員之前，他們到我公司來考察，然後又到中山市政府徵求意見。他們考察完以後，覺得可以就可以啦。」

台商駱明裕是2013年廣東省人大會議的旁聽代表，因為他在廣東梅州投資，所以特別想了解省政府、省人大有什麼想法。按照規定，每年廣東省人大開會之前，要想旁聽的代表必須提前申請，駱明裕每次都會向廣東省台聯申請，省台聯若是同意便向人大報批。等到人大公布50個旁聽名單時，如果駱明裕在其中，他就去開會了。到2013年為止，他已經旁聽了十次廣東省人大會議。

比較來看，在福建漳州的台商廖萬隆想聽政協會議就太容易了。兩個禮拜以前，他剛參加完漳州市政協會議。自從2010年7月廖萬隆當上漳州台商會長後，他就開始受邀旁聽政協會議。廖萬隆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我參加會議不需要任何程序，可能是為了表達對台商的尊重吧。」

在東莞台商林佳蓉看來，六年前東莞市台辦找她擔任政協委員時，「是希望通過這個管道，讓台商界別的問題可以引起政府重視。」當時台辦還特意提醒林佳蓉：當委員可是事關兩岸關係條例啊，必須想清楚。根據台灣當局的《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台灣地區人民不得擅任大陸地區職務，違者可處新台幣十萬元以上、伍拾萬元以下罰款。」

在林佳蓉擔任政協委員期間，台灣海基會曾先後三次來電話問她是不是正式的政協委員。「我也不知道是正式的還是特邀的。」林佳蓉反而提醒海基會，如果台商在政協能夠幫助在大陸的台商界，是不是台灣可以做個討論，放寬台商在大陸參政的限制？

2013年1月18日，廣州，政協第十二屆廣州市委員會第二次會議在廣州白雲國際會議中心舉行。來自香港的政協委員霍啟山聽取政府工作報告。 （CFP/圖）

政協委員有「權利」

港澳台同胞基本以政協系統為主要平台參政議政。在香港各行業為內地推選政協委員時，政治上可靠是首要因素。「你首先要認可這個制度，對這個制度有信心，才會到內地來發揮作用。」據上述接近中聯辦的人士對南方周末記者透露：「委員是我們了解的人，不是香港業界選出來的。」

這也符合政協成立之初的考慮——把有共同志向的人統一起來討論國家事務。至於具體到某個人選的條件，在廣東省政協新聞處副處長賴南輝眼裡，主要是要看「他參政議政表現好，或者這個人在這個領域有代表性」。

與普通委員所受的約束不同，政協往往對明星們網開一面。「我們一年只要開一次會而已，平時小會也不要求一定參加。」2013年剛剛獲推廣東省政協委員的香港影星湯鎮業對媒體表示，「政協對我們的要求是，一年交一份以上的提案。」主持人吳小莉就是嚴格按照要求行事，從2007年起她擔任廣東省政協委員以來，5年任期內共有5個提案記錄，不多也不少。

江蘇省政協在每屆政協換屆後，都會對新晉政協委員專門培訓。「給他們講一下政協的歷史、職能，並且告訴政協委員怎麼寫提案。」江蘇省政協一位工作人員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不過，從來沒有針對港澳委員界別培訓過，至少我在政協工作的七八年時間裡一次也沒有。」

為了解決港澳台委員參加會議的不便問題，山西省的做法是，每次政協開會之前，會做個統一培訓，各個界別委員一起學習「如何參政議政，如何提交提案」。山西省政協港澳辦副主任武海燕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今年山西省政協開會前兩天，1月21日上午，山西特意邀請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駐會副主任卞晉平，在太原對新一屆省政協委員進行培訓。

即便如此，山西港澳政協委員提交提案的情況也不理想。「我在提案辦待了將近十年，港澳委員就是每年來一下，偶爾個別人要辦項目會有調研，基本上沒有大規模的調研活動。」山西省政協提案辦一名工作人員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港澳委員幾乎不提提案，一般委員不提就不要他了，「但是港澳委員有特殊性，人數本來就不多，來了之後在分組討論中參與一些討論就行了」。

每年因為兩會讓港澳台代表齊聚時，大會組織方都會想辦法盡地主之誼。在中山的台商李先生每次到廣州參加省政協會議時，一定會有參觀旅遊景點的項目。「比如上次亞運村還沒有運作前，我們就能首先進去參觀。」李先生說。

以前港澳委員到山西開全會時，山西省領導都會專門安排宴請，「但是今年不同了，中央領導人有了『節約』的批示，這些宴請就沒有了。」上述山西省政協人士說。

「你不敢講誰敢講啊」

在當了一屆東莞市政協委員之後，台商林佳蓉在2012年成功連任。她算了算，到今年為止總共提了十一二個提案。「今年我提出，台灣駕照可以在東莞免筆試，直接跟港澳人士一樣換駕照就行。」林佳蓉發現，很多台商沒時間考試，如果沒來得及換駕照就開車上路，一出事就很麻煩，「聽說北京和天津都是可以直接換駕照，希望東莞也能給我們這樣的方便」。

在內地兩會任職的港澳台人士，提案多數與自身利益相關。比如早先在廣東的台商如果台胞證5年到期，不能在廣東省簽，必須跑到香港或者澳門簽。作為廣東省政協的特邀委員，李先生就在會上提出了這個問題：「當時汪洋書記非常重視，特別派公安廳去中央協調，後來廣東省就可以簽5年的啦。」

雖說平時李先生可以通過市台辦和省台辦提出自己的訴求，但是他發現，這兩個地方的領導「只有提議權，他們只是協調單位」。在他看來，每年兩會是一個絕佳的機會，以前汪洋任書記時，都會接見台商特邀委員。「他問我們有什麼問題，我們當場就提出來，比在會上提還有意義呢！」

在福建漳州台商協會會長廖萬隆看來，開市政協會時沒必要提提案，因為他平時和當地政府溝通就很暢通，「有什麼事隨時可以和市長、書記提要求。」他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我下面有兩千多家台灣企業，反映上去的問題都解決了，沒有一個不解決的，非常好。」

在東莞市政協委員圈裡，台商林佳蓉向來以敢言著稱。她不光為台商代言，也會為老百姓發聲。2012年，東莞市政府邀請了十位人大代表和十位政協委員座談，林佳蓉就是其中之一。在座談會上，林佳蓉直接向市長提意見，認為東莞治安狀況需要改善，警員需要加強無線電配置。沒想到市長也很直接對她說，「林委員啊，如果你不講誰敢講啊，你在台灣肯定把我罵死了。」

那次座談會的效果立竿見影，很快公安局和消防局都給林佳蓉回復，「說明他們在哪方面正在加強」。後來林佳蓉發覺，「街上巡邏的警察開始增多，治安明顯好了」。

如果比較兩岸不同的參政形式，林佳蓉認為台灣的議員能量更大，「台灣的議員要是提出質詢，官員們都會很重視，會把自己的議程取消來回答」。不過，福建台商廖萬隆認為，台灣開會時吵得也凶，各黨各派都為各自爭取利益，沒辦法很快達成一致，「在大陸所有的利益都是以經濟發展為前提，以整個國家的利益為前提，比較和諧」。

廣東中山台商李先生感覺「政協的氛圍很好，大家可以暢所欲言」。每次參加政協會時，李先生都會提及高速公路收費太貴、國有企業要為老百姓服務等問題，「不過後來發現基本上沒有用」。

在內地當了二十年政協委員的香港人周安達源覺得，「政治協商會議是中國內地一個主要政治制度，和香港沒有可比性」。他認為，「協商民主是非常好的一個制度」。

因此，香港人吳思遠參加政協的目的就是「提出一些建議，把外面一些好的經驗介紹給內地」。吳思遠被分到上海政協的文化小組，小組裡全是報社、出版社的編輯，還有寫小說的、搞音樂的和拍電影的。「開會時大家就是針對上海文化欠缺的地方提意見。」他說。

林佳蓉覺得政協委員不光是要替人民發聲，更重要的是幫政府一起想辦法解決問題。2012年東莞市政協問她有什麼要求，她就提出政協委員應該為政府職能部門工作打分。到了11月，政府向政協委員徵詢意見表就發給她了，裡面涉及「依法行政、工作效率、服務態度」等五個方面。

這讓林佳蓉有不少成就感。「我們在這個位子上，總是想做點事情，不然也沒意思。」她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我們一直在等待，發現自己做的事情影響力越來越大，終於讓我等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