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 國 悲 劇（九）——蘇聯解體的前因後果

大 國 悲 劇（九）——蘇聯解體的前因後果

（俄）尼?伊?雷日科夫著 徐昌翰等譯

    

 

                          第9章「獨立」烏克蘭的怪現狀

                                  奔向「獨立」

    對戈爾巴喬夫宣布的改革，烏克蘭的態度有點不一樣：這個共和國由全國公認比較得力的領導人謝爾比茨基領導，日子比較好過，並沒有率先大肆宣告變革開始。

    當時誰也沒有想到，首先必須完善國家經濟發展的這種相當成熟的必要性，在實行起來時居然會成為威脅到蘇聯存在的整個政治基礎的一顆地雷。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和關於「歐洲大家庭」的理想，不過被看成是向他所青睞的西方在努力表現一下自己罷了。

    形形色色在改革口號下追求分離主義、民族主義、反蘇目的的運動、陣線，長期以來在烏克蘭未得到廣泛支持（烏克蘭西部加里西亞各州除外）。

    然而其他一些共和國（納戈爾內——卡拉巴赫、阿拉木圖、費爾干納、杜尚別）發生的事件、波羅的海各共和國充當「教師爺」的密使們的定期來訪，使當時還不敢公開發表言論的「獨立鬥士」們深受鼓舞。在此之前，所有這些運動還都披著擁護改革的外衣。

    甚至當時已經成立的、最具影響力的組織「魯赫」（烏克蘭人民改革運動）在其綱領中也聲稱，它是「全民贊同和支持由革命的、創造性的黨所發動的改革的體現」，是「共產黨和無黨派人士聯盟的新形式」等等。

    應該說，有好長一段時間，無論在基輔還是在大多數州，「魯赫」都沒得到官方承認：人們知道那是些什麼樣的人搞到了一起。給「魯赫」發放通行證的正是那位改革的總頭頭。

    戈爾巴喬夫在參加過烏克蘭共產黨中央解除謝爾比茨基中央第一書記的全會（1989年9月份）之後，在街上與「魯赫」領導人相遇，這些人向他告狀，說不許他們登記註冊。魯赫分子把他吹捧了一通，說是如何如何愛他，如何如何尊敬他，戈爾巴喬夫聽完之後，「建議」不要為自己這批新冒出來的擁護者在登記註冊問題上設置障礙。站在一旁的謝爾比茨基只能沉重地嘆了一口氣。

    我在蘇共中央工作時對謝爾比茨基深有了解。他當時是政治局委員，而我是負責經濟事務的中央書記，我喜歡這個穩健的、具有不屈不撓性格和堅定信念的人。

    關於這個人可以有很多值得回憶的事，但我只想談其中的兩件。1986年5月份，當政治局討論反酗酒政策決議草案時，他所持有的是相當堅定的現實主義立場。在他看來，提出這個草案的害處要比好處多。但是很遺憾，他和與他持有類似看法的人，其中也包括筆者，都是屬於少數派，「不理解時代的呼喚」。

    他不喜歡廉價的民眾主義——領導人搞所謂「深入民間」那一套。戈爾巴喬夫在這方面的表現可謂出色。正如所見，正是他把通行證發給了那些毀滅烏克蘭的人。有一個事實為例：謝爾比茨基曾跟我一道奉派出席羅馬尼亞舉行的一次黨代會。當齊奧塞斯庫作報告時，聽眾起立達60次，向報告人發出暴風雨般的歡呼聲！當我們同機回國時，謝爾比茨基在飛機上對我說：「尼古拉?伊萬諾維奇，您參加過這次代表大會後心情如何我不知道，但我有種感覺，覺得離開他往回飛的時候，渾身上下好像都沾滿了臭狗屎！」

    所以他在街上看到戈爾巴喬夫的行為才嘆氣。

    就這樣，又一個覬覦政權、把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強加給人民的魔鬼，從瓶子里被放了出來—那就是把烏克蘭從蘇聯分裂出去，為班傑拉分子恢複名譽的路線。

    「魯赫」正式登記之後，各式各樣的政黨和運動有如魔鬼，紛紛出籠，它們無一例外，全是現存制度的反對派。不過，當時它們還只是剛剛在基輔知識界和烏克蘭西部各州誕生。

    雖然「魯赫」也極力想在國內的工業區和農業高度發達的東部地區建立分部和支部，但對冶金工人、礦工，還有普通的庄稼人而言，他們的許多口號都是不可接受的。於是魯赫分子決定對「莫斯科佬」的堡壘進行「改造」。成千上萬「自由」「獨立」的「鼓動家」打著紀念扎波羅什哥薩克500周年的口號，乘坐火車和汽車，湧向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州、扎波羅什州、赫爾松州的城市和鄉村，為首的便是「魯赫」領導人。

    這些身穿烏克蘭民族主義組織制服的不速之客搞了上千人的遊行，他們手舉神幡，還有這裡從未見過的班傑拉、舒赫維奇、彼得留拉的肖像，唱著民族主義讚歌，鬧得老百姓莫名其妙地問：這都是些什麼人？幹嘛跑到這裡來？鬧到最後，群眾大會也好，「結盟會見」也好，所有的企圖都以失敗告終，村裡的人更乾脆，把這些不請自來的客人全趕跑了。

    還有一件事也很重要，就是烏克蘭東部的人似乎對西部人說的話聽不太懂：這種話倒也似乎也是本族語，可就是裡頭有不少詞，不少短語和重音，都是烏克蘭西部被奧匈帝國和貴族制波蘭佔領的一百來年中從國外傳入的。順便說一句，當你看到烏克蘭電視時便會發現，現在的烏克蘭語同科沃羅達、舍甫琴柯、科秋賓斯基、貢恰爾、特奇納、奧列伊尼克等這些公認的文學巨匠的語言已經有了多大的不同。

    而且還不得不承認，在東部，「班傑拉分子」一詞始終都是一個具有典型意義的詞。上世紀50年代初期，正是由當地向西部地區派出了數萬名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無黨派人士，去建立村蘇維埃、集體農莊、民警機構，去當教師和醫生。其中成千上萬的人受盡折磨，躺在棺材裡被運回了自己原來的城市或鄉村。從那時開始，烏克蘭所有的政治事件中，便出現了公開或不公開的反抗的影子。遺憾的是，煽起反目、號召從莫斯科「指揮棒」下解放出來，脫離蘇聯（請看，這一切不是都被戈爾巴喬夫自作多情、引以為榮的多元論證實了嗎？），先取得經濟獨立，繼而是政治獨立——所有這一切，均未被蘇聯憲法、已經通過的各項法令和刑法所制止。地方各級黨委警告說，局勢發展下去非常危險，但戈爾巴喬夫和雅科夫列夫卻認為這是對改革怠工，是危言聳聽，等等。

    政治不穩定，破壞國家和社會制度的人們又本著「越糟越好」的原則行事，展開了目標明確的行動，造成經濟狀況逐漸惡化。在此背景下，社會上的蠱惑宣傳便被相當廣泛的群眾所接受。

    這一點特別明顯地表現在蘇聯人民代表的選舉籌備期間和大選期間。此前，反對所謂「各種特權」和反對把意見強加給公眾的鬥爭已經具有廣泛規模（眾所周知，這裡少不了葉利欽的功勞），而享受特權的全是「黨的機關幹部」。這裡還要加上戈爾巴喬夫的一個著名的提議，即「你們自下而上地整他們，我們自上而下地整他們」。黨的基層幹部是為黨幹活的馬兒，可是區委也好，市委也好，都被認為是改革的怠工者。先是《真理報》，接下來由於有雅科夫列夫撐腰，又有《消息報》、《共青團真理報》、《蘇維埃文化報》等（此前它們從來沒有對黨組織唱過反調），開始向所有的幹部展開攻擊，說他們「懷念勃列日涅夫停滯時期」。中央廣場上和體育場上舉行了成千上萬個要求州委下台的群眾大會，這股風席捲了烏克蘭的許多州。那些由於仇恨變得野獸般兇狠的民族主義者在集會上發表演說，使聽眾如醉如狂。如果有人發表幾句正確看法，瘋狂的群眾便會有節奏地高喊「格季廣（打倒！）；「甘巴—甘巴—甘巴」！（可恥！可恥！可恥！）。請看，這就是戈爾巴喬夫的多元化！

    共和國內出現的局勢本來就夠嚴重的了，可還有更加火上澆油的事：中央各報的特派記者接到指示，凡有狀告州委書記的材料，都作為急件處理，發在頭版頭條。材料只要一發表，再辯解也是白搭。看來謝爾比茨基算是看透了這種「民主大潮」，所以不得不提前退休。

    蘇共中央在選舉前夕為「魯赫分子」提供了一張有力的王牌——通過決定提高黨的機關幹部的工資，甚至還公布了新的工資額。順便說一句，我是政治局裡少數反對提高工資的委員之一。儘管提出要政府也這樣做，但我拒絕給蘇聯部長會議下屬機關漲工資。

    這樣，在短時間內，黨的幹部不得不停止日常瑣細的工作，放下經濟領域和社會領域中許多迫在眉睫的問題，泡在沒完沒了的群眾大會上，為解決罷工問題而煩心。

    大家知道，蘇聯人民代表大會的選舉是頭一次以差額的辦法進行的選舉。反共的候選人不僅得到地方上的支持，波羅的海沿岸地區的幾個共和國還為烏克蘭印製了「揭露」黨政幹部們的宣傳畫、標語口號、傳單。烏克蘭民族主義者還可以從為數眾多的境外民族主義中心得到源源不斷湧入的物資。

    在烏克蘭各民族主義機構團體組織框架內建立起來的形形色色的加拿大基金會，表現得尤為突出，它們有一點是一致的，那就是全力促進烏克蘭「非殖民化」，促進烏克蘭脫離蘇聯。比如，1990年，多倫多成立了「援助烏克蘭慈善基金會」、烏克蘭—加拿大「救助烏克蘭」基金會，著名的「魯赫」領導人喬爾諾維爾、戈倫、盧基揚年科等都是理事會成員。在艾爾伯塔大學烏克蘭藝術學院加拿大研究所名下，掛靠了一個所謂的「援助烏克蘭科學發展永久基金會」，其目的是為「烏克蘭新一代領導人」進修提供資金。這一時期還建立了加拿大「人民運動（魯赫）擁護者協會」，下設13個分部。

    民族主義報紙《勝利之路》1990年12月份報道稱：「烏克蘭民族主義者、其組織成員和同情者以及前烏克蘭起義軍軍人……對烏克蘭主張獨立的力量提供支持，提供道義和物質援助。」還列舉了這一「援助」的某些數字：「僅1989年，便為烏克蘭各種事件和鬥爭的需要撥出近40萬美元，其中為採購必需的技術手段撥出5萬餘美元，為同烏克蘭愛國主義人士保持定期聯繫撥出15萬餘美元……為直接幫助烏克蘭個別活動家和組織撥出近5萬美元。」

    為數眾多的反對派運動和政黨都從其他一些國家取得經費的支持。慕尼黑出版的「德國烏克蘭僑民中央代表處」簡報（1990年第 2期）就報道過為烏克蘭個別「護法人員」籌集「捐款」的事。

    上世紀90年代初期，已無人對這些事情保密了。比如所謂的「救助烏克蘭」這個烏克蘭加拿大基金會在《新路》報上（1990年11月3日）便報道過「捐款」的消息，從1千到100萬美元都有，在結尾處又補充道：「烏克蘭和蘇聯其他共和國出現的這一局勢，使我們可以公開從事旨在使我們祖國擺脫莫斯科，獲得經濟、文化、政治獨立的活動」。不管是蘇聯和烏克蘭的內務部，還是克格勃，均未制止此類粗暴干涉內政的活動。

    獲得這些組織和美國類似組織資助的，主要是「魯赫」、烏克蘭共和黨，還有其他一些反對運動，以及利沃夫、捷爾諾波爾、伊萬諾弗蘭科夫斯克等地新成立的地方機構。

    中央電視台組織了一些地方電視的專場實況轉播節目，對那些最賣力氣的「鬥士」——人民代表候選人——提供支持。事實上他們所有的人在當選為代表之後，都參加了「跨地區代表組合」，成為瓦解「帝國」的熱心領路人。不論是在全蘇電視台，還是在共和國電視台，他們無時無刻不受到歡迎，給大家出主意，教大家如何生活。其中大部分是在為自己「揚名」，利用切爾諾貝利的事故，在大家的痛苦上大做文章。不過他們手上最大的一張王牌，還是食品和生活必需品供應困難的問題。

    所有這些因素在1990年3月份的烏克蘭最高蘇維埃選舉期間，都起到了自己的作用。烏克蘭西部各州的代表位置，幾乎被「魯赫」和其他反對派運動的代表囊括一空。

    直到此時，「魯赫」也沒有成為向戈爾巴喬夫下過保證的「改革派」同盟者，而是明確宣布了它的反共方針，彈起了烏克蘭必須退出蘇聯的調調。

    與此同時，烏克蘭最高蘇維埃的領導，也許是因為還記得總書記「建議」的緣故吧，竟作出決定，將一些起主導作用的委員會的領導崗位交到了反對派代表的手裡。這大大加強了他們進行直傳、把自己觀點強加於人的能力。

    就在就蘇聯命運於1991年3月17日進行全民公決的籌備期間，假面具被揭下來了。這一天，根據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最高蘇維埃主席克拉夫丘克的提議，決定對共和國居民進行一次民意測驗：「您是否同意在烏克蘭國家主權宣言基礎上，烏克蘭應留在蘇維埃主權國家聯盟內？」這個措辭本身就「有點那個」。但更重要的當然是公決和測驗的結果。

    這時，已經出現的15個政黨和運動，公開展開宣傳活動，反對保留蘇聯，反對烏克蘭加入蘇維埃主權國家聯盟。與他們對抗的只有烏克蘭共產黨一個黨。共和國城鄉充斥著抨擊蘇聯、要求烏克蘭退出蘇聯的材料，似乎烏克蘭正在遭到「帝國主義中心」的掠奪。這些材料的作者引用了一些數字，證明共和國在工農業生產方面甚至同歐洲相比也處於領先地位，試圖以此使人民相信，只要退出蘇聯，「烏克蘭就會過上跟歐洲一樣的生活」。

    反俄的火焰在燃燒，民族極端主義分子口邊掛著白沫力圖證明，「莫斯科倫」會吃掉烏克蘭的糧食、肉和奶油。所有人耳朵里都可聽到一種斷言，每年中央從烏克蘭經濟中搶去數額高達1000億—1200億盧布，出產的糧食有一半都要被運走。

    受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委託，該共和國科學院學者進行了相應的計算，證明上面提到的「掠奪論」完全是一派胡言，因為被「掠奪」的東西竟高出該共和國實際資源3—4倍。實際上這些資源中有相當大一部分都用於共和國自身。同時學者們還指出，共和國若單憑自己的資源，石油只能滿足本身需求的8％，天然氣只能滿足22％，林業資源只能滿足38％，等等。

    與此同時，烏克蘭對石油的年需求量為6000萬噸（即超過共和國產量10倍）。如果在外部市場購買石油，按國際價格，烏克蘭須支付80億美元。至於居民所需商品，共和國的全部縫紉機，40％多的收音機，1／3的摩托車，l／4的洗衣機、自行車和輕便摩托車全靠輸入。烏克蘭只能生產所需紡織品的一半，但為了生產紡織品，所利用的原料（棉、毛）有99％要靠運入。如果說1989年輸入的商品（考慮到對外經濟聯繫）按內部價格計算為540．5億盧布，那麼輸出的為 480億盧布，或者說，比輸入少 65億。烏克蘭國家統計委員會為了分析所發生的商品交換，又以世界價格重新計算了一遍，結果逆差，即輸入超過輸出的部分，達50億盧布。然而這個數字卻沒人去談，只有擁護烏克蘭繼續留在蘇聯的那些人才利用這些數字，藉以證明烏克蘭「被掠奪」的謊言。

    儘管民族主義分子不斷發起心理進攻，但仍有 2200萬公民，或者 58．6％的公民，對全蘇公決中保存蘇聯的問題持肯定態度；有 2520萬人即約 66．9％的人對共和國是否應留在蘇聯的問題作出了肯定回答。

    同時也要指出，在基輔有 53％的投票人，在捷爾諾波爾、伊萬諾—弗蘭科夫斯克和利沃夫等州，大約有80％的投票人均表示反對保留蘇聯。在伊萬諾一弗蘭科夫斯克州有超過 45％的人，在捷爾諾波爾州和利沃夫州有超過 60％的人表示反對烏克蘭加入蘇維埃主權共和國聯盟。

    表決結果成了「東部人」和「西部人」相互對立的又一理由。

    面前始終擺著一個問題：以後該怎麼辦？各式各樣的建議和論據出現的還真不少。試看以下幾個：把加里西亞分出去吧，讓它願意怎麼過就怎麼過好了。在克里米亞，人們開始議論把克里米亞州變成克里米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或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在礦工和冶金工人的邊區人們在想，1918年不是有過一個頓涅茨一第聶伯河沿岸工業邊區嗎？西方也在不斷刺激分裂主義。美國的《新聞周刊》刊登了一幅名為「2000年的歐洲」的地圖，西烏克蘭在圖上已經以「半獨立地位」從烏克蘭分裂出去了。

    由於經濟發生困難，有利於分裂主義的情緒不斷加劇。局勢複雜化的原因還在於烏克蘭的國民經濟結構，烏克蘭歷史上就是全蘇重工業的基礎，有 2／3以上是動力和冶金、採礦業、重型機械製造業。幾千萬人口還算富裕的生活，許多區的命運，都同這些部門聯繫在一起。人們的工作若被打亂，便要加劇社會的緊張。再加上切爾諾貝利核電站又出了事，搞得真是雪上加霜。

    極端主義勢力不可能不利用這一切。利沃夫、伊萬諾一弗蘭科夫斯克、基輔各大學在「魯赫」的悉心保護下舉行抗議的大學生，在基輔市中心架起帳篷，安營紮寨。在一片「格季」（打倒）的口號聲中，已經再也聽不到要求克拉夫丘克從烏克蘭最高蘇維埃主席職位上下台的呼喊了。而馬索爾從部長會議主席職位上退下來，不僅未能使民族主義者的衝擊稍有平息，而且更鼓舞了他們要求當局作出進一步讓步。群眾大會的浪潮衝擊著整個烏克蘭。最高蘇維埃前面的公園變成了不斷舉辦活動的露天營地，忽而是新出現的民主派在這裡宿營，忽而是主張烏克蘭作出社會主義選擇留在蘇聯的那些人在這裡過夜。

    電視和廣播完全實現了「民主化」——它們竭力歪曲烏克蘭的歷史，不僅給十月革命抹黑，而且也給佩列亞斯拉夫利拉達抹黑。民族分裂主義者為了 30年代的大饑荒和 1937—1938年的鎮壓，要求共產黨人悔過，一個勁地為烏克蘭民族主義分子的罪惡行徑塗脂抹粉，特別是為偉大衛國戰爭時期和戰後年代的罪惡塗脂抹粉，號召要跟共產黨算賬——「把共產黨吊上絞架！」

    擁護蘇聯的人當然不能任人宰割，於是在電視台和廣播電台就展開了一場又一場真正意義的白刃戰，目的是控制媒體以表達自己的立場。人們多次向蘇聯總統、蘇共中央呼籲，反對向可能導致烏克蘭脫離蘇聯的局勢提供信息（波羅的海沿岸地區幾個共和國的跨地區議員團成員公開聲稱，沒有烏克蘭參加，蘇聯就倒不了），不斷向檢察機關、內務部提出維護憲法標準和法制的要求，然而回答卻是：「不必驚慌失措」。在西部各州和首都基輔，內務部和檢察部門各機關要麼紀律渙散，無力整頓秩序，要麼轉到民族主義改革派一邊，只服從他們，這種情況根本無助於局勢的穩定。

    圍繞聯盟條約展開的鬥爭，促使政治形勢變得尖銳，其結果使經濟狀況進一步惡化。國家總統戈爾巴喬夫取得全蘇全民公決授權，將蘇聯變革為新的平等的主權共和國聯邦之後，並未立即著手制止進一步搞垮蘇聯的企圖，其中也包括烏克蘭最高蘇維埃方面的企圖，後者從一開始便對公布的聯盟條約草案持否定立場。原來，烏克蘭的幾位代表根本沒參加這份文件的起草工作。最高蘇維埃主席克拉夫丘克當時對公眾解釋說，在推舉擁有全權起草法案的候選人時，「法定人數不足」。後來，這使克拉夫丘克有可能在最高蘇維埃會議上聲稱，這樣一個條約對烏克蘭不合適。

    先是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眾所周知，魚從頭上先爛），之後是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最高蘇維埃，於1990年9月通過決議稱，應該認為簽訂聯盟條約「為時尚早」。

    黨的各級委員會、烏克蘭社會公眾對通過的決議進行譴責，但卻未能改變局勢。

    反對派開始組織群眾集會，搞示威遊行，打出了「不要聯盟條約」的口號，煽動罷工，以支持最高蘇維埃的決定。西部各州派出成千上萬的人湧入東部各州，喊出「打倒聯盟條約——烏克蘭人民脖子上的枷鎖」等口號。

    共和國最高蘇維埃製造的這類行動，使勞動集體、共和國許多州的城市蘇維埃和區蘇維埃，甚至烏克蘭的蘇聯人民代表十分憤慨，紛紛發言要求廢除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最高蘇維埃針對聯盟條約所作的決議，因為它與人民利益、全蘇全民公決結果背道而馳。但是所有這些要求均被共和國立法當局最高機關當成耳旁風，置之不理。

    跟蘇聯分離的方針在政治經濟各領域都開始顯露出來。俄羅斯聯邦領導和葉利欽本人所採取的各種步驟，以及從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和蘇聯最高蘇維埃起全蘇各權力機關的支支吾吾，前後不一，行動遲緩，又促進了這種局勢的發展。

    烏克蘭最高蘇維埃的某些法令，它贊同脫離全蘇經濟體系向市場過渡的特殊觀點（而這是在自己缺石油、汽油、柴油、煤氣、有色金屬、木材的情況下提出的！），都在導致蘇聯倒台。而這一切都不是自發的，而是有預謀的。

    1990年7月16日議會通過的「烏克蘭國家主權宣言」，僅在有關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公民的一章中，才保留了「蘇聯」這一名稱的縮略語。

    經濟發展被宣告為「經濟獨立性」，烏克蘭既與全蘇，也與個別共和國都沒有任何聯繫，但卻要求「在全蘇財富中，尤其在全蘇鑽石和外匯基金、黃金儲備中得到自己的份額」。不僅如此，新出現的烏克蘭「民主派」經過向美國的蘇聯通不厭其煩地諮詢，在他們向市場過渡的概念性方案中，加進了可能向俄國提出對偉大衛國戰爭初期把生產設備從烏克蘭疏散到國家東部地區一事提出相關經濟要求的暗示。顯而易見，他們認為，對烏克蘭，對戰爭的整個進程而言，最好是把共和國的生產潛力留下來給德國使用，以便同蘇聯進行鬥爭。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有過這種情況：當西歐一些國家被法西斯分子佔領後，這些國家就開始為自己的佔領者幹活。

    沒有人對烏克蘭領導層的實際狀況下過什麼結論。有意思的是在蘇聯內閣和各主權共和國政府共同行動綱領上簽字的不是烏克蘭總理福金或者他的副手。那是一個在國家經濟向市場過渡條件下擺脫危機的綱要，是由戈爾巴喬夫批准的。而在該綱要上簽名的，卻只是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駐全蘇政府的常任代表塔魯什金。

    主權宣言斷了其他任何做法的退路，宣言最後有這樣一句話，後來成為克拉夫丘克同戈爾巴喬夫為簽訂聯盟條約「討價還價」的行為基礎：「烏克蘭主權宣言的原則適用於簽訂聯盟條約」。須知當時的局勢已經很明朗——1991年8月份簽署不了聯盟條約。這期間克拉夫丘克認準了葉利欽是「稱職」的夥伴：葉利欽聲稱，沒有烏克蘭他就不簽這份條約。而克拉夫丘克也根本沒打算將來把條約拿到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最高蘇維埃去討論！在沒有同烏克蘭共產黨中央商量的情況下（他當時還是政治局委員），他急急忙忙給議會放了暑假（放到9月份）。中央想反對也不可能，因為憲法第6條已被廢除。這樣便向後來在維斯庫利的勾結又邁出了一步。

    這時烏克蘭的局勢變得越來越複雜。1991年過了僅半年，國家收入便下降了9．3％，工業生產下降了11％。

    生產如此衰退，究其原因，是由於經濟聯繫遭到破壞，國民經濟資源保障惡化，眾多企業因缺乏原材料紛紛停工，合作銷售渠道中斷，以及不斷罷工造成的。

    煤炭工業狀況尤其嚴重。到春天，249個礦有 58個在罷工。礦工們減少供應煤炭幾達1200萬噸。共和國煤炭產量降低到1958年水平。僅上半年就有13000名工人離開這一部門，與他們配套的人數則超過78000人。

    煤炭工業的生產衰退，使烏克蘭國民經濟其他幾個最重要的部門，如黑色冶金和電力部門的工作變得不穩定。焦炭不足，廢金屬供應中斷，使整個冶金系統發生混亂。生鐵減產3100萬噸，鋼減產3200萬噸，成品軋材減產200萬噸，鋼管減產26．6萬噸。

    向發電站供應的煤炭減少近300萬噸，致使10—15個大型發電機組停產。

    社會領域也受到損失，住宅、醫院和門診部、學前教育機構、俱樂部和文化宮的投入使用數量急劇減少。居民和住房公用事業系統的燃料供應情況變得緊張。

    向消費市場投放商品數量僅食品一項便減少50億盧布，大量削減了耐用消費品和日用消費品的供應量。價格普遍上漲1．5—2倍，通貨膨脹加劇，影子經濟繁榮。

    反對簽訂同盟條約的那些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於經濟和消費市場情況惡化，才找到開展破壞活動的土壤，這是可以理解的。當時媒體掌握在並不高明的要搞垮蘇聯的人手中，他們故意掩蓋經濟學家和政治家們清醒的呼聲，因為這種呼聲指出，消極現象跟蘇聯的存在並沒有關係，相反卻是同烏克蘭「民主派」上下其手的蘇聯解體，同蘇聯統一遭到削弱有關。

    1991年8月發生的種種事件，使大多數居民想留在蘇聯、想同俄羅斯統一的願望，遭受了嚴重的打擊。

    1991年8月19日共和國領導人是以在最高蘇維埃同蘇聯國防部代表步兵總司令瓦連尼科夫大將會見開始的。雙方就在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建立後發表致人民書並作出種種決定的情況下應該做些什麼工作交換了意見。內閣成立臨時委員會，以協調各項措施，維護社會秩序，保障公民安全，保障經濟活力和居民正常生活，防止出現非常局勢。

    圍繞烏克蘭共產黨展開了主要政治陰謀。事情原來是這樣的：烏克蘭共產黨中央書記處於8月19日早晨向各州黨委發出一份密碼電報，其中除了傳達由蘇共中央書記舍寧簽署的密碼電報內容外，還提了一些別的建議，其中有這樣兩句話：「由於國內實施緊急狀態，黨委最重要的任務便是協助蘇聯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在實際活動中須遵循蘇聯憲法和法律，以及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發布的各種文件。」雖然中央書記處當天便從各州委召回了這份密電，並發出另外幾份已經不含有這些規定的電報取代了它，但正是這頭一份密碼電報成了禁止烏克蘭共產黨活動的根據。所有州委均把密碼電報送回中央，只有利沃夫州委除外，而這份密電就在這裡落到了當地民族主義分子手裡，並立即將其轉交克拉夫丘克。

    那些日子，該共和國的整個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充滿了這樣的內容：共和國最高蘇維埃舉行會議，成立調查烏克蘭共產黨活動的委員會，解散各單位黨委和黨的區委，進佔州委，同時一群群極端主義分子號召要「打死」共產黨，「絞死」共產黨。最後還有一招，就是烏克蘭檢察機關按「叛國」罪對中央各位書記和各州委第一書記提出刑事訴訟。

    在這一過程中，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最高蘇維埃主席克拉夫丘克起到了決定性作用。8月25日他曾參加烏克蘭共產黨中央政治局會議，還對政治局關於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文件作了修改，但後來卻聲稱他已於 8月 19日退黨。正是這個人不遺餘力地促使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儘快禁止共產黨活動，儘管共和國司法部長、總檢察長、最高蘇維埃立法和法制委員會主席以及許多法學家均聲稱這一行為是非法的。不經法院裁決，便禁止一個政黨活動（該黨是經由司法部登記的），是一種違憲行為。大家都明白這個道理，克拉夫丘克也明白。但烏克蘭共產黨的這位主要意識形態專家卻另有打算：烏克蘭共產黨是他達到個人目的的障礙，於是他便鋌而走險，破壞憲法原則。

    這起刑事案件的調查工作延續了將近一年半時間。這是一段陷害無辜的時間。1993年8月，案件終因「烏克蘭共產黨負責人沒有任何犯罪行為」而終止。但這時在最高蘇維埃當家做主的那些「英雄好漢」們，卻依然堅持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禁止共產黨活動的指示，不肯善罷甘休。

    直到2001年12月，烏克蘭憲法法院才裁定，烏克蘭最高蘇維埃主席團關於停止和禁止烏克蘭共產黨活動的指令不符合烏克蘭憲法，宣布其無效。

    在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期間，克拉夫丘克與葉利欽互相勾結，狼狽為奸，有無可置辯的事實為證。據黨的敖德薩州委前第一書記克留奇科夫證實，1991年8月23日，他本人飛往莫斯科參加蘇聯最高蘇維埃特別會議和人民代表大會，在「鮑里斯波爾」機場代表候機室的登記簿上，查到叛亂前夕，即8月17日，葉利欽的親密戰友布爾布利斯來到基輔的記錄。他飛來又飛去任何地方均未見披露，迎送的只有克拉夫丘克的幾個親信。顯而易見，「兄弟倆」要談的事連在電話上都不敢談。

    再往後最高蘇維埃及其主席的所有行動，目的都在於落實烏克蘭民族主義分子的「藍色理想」——搞垮蘇聯，使烏克蘭脫離俄羅斯。

    往後又出了幾件事，其一是烏克蘭就是否「獨立」進行了全民公決；其二是克拉夫丘克在 1991年 12月1日全民公決勝利及其個人歷史作用的鼓舞下，跑到了別洛韋日森林去。正是這個人，成了別洛韋日舉足輕重的人物。因為那可是一份能夠使一個統一大國——蘇聯——土崩瓦解的文件，能不能簽得成，就完全取決於他了。這個字一簽下去，定能使他揚名百世。

    15年過去了。那個混亂時代的見證人正在一個個進入另一世界。新的一代人成長起來了，但新一代對那些悲慘的時日並不了解，而且對許多內容，媒體要麼緘口不語，要麼就歪曲真相。

    在我同各類人士進行眾多會見和座談時，人們常常問我：「克拉夫丘克何許人也？他是從哪裡冒出來的？蘇聯時代他都任過哪些官職？在烏克蘭領導過哪些企業或者州？」

    原來我們的這位主人公列奧尼德?馬卡羅維奇?克拉夫丘克從童年起便幻想讓烏克蘭脫離蘇聯。1993年，當他當上獨立的烏克蘭總統時，他才在哈佛大學烏克蘭民族中心把這件事昭告世界。克拉夫丘克因為手頭沒有自己早期搞分離主義的證明，便公開以諂媚的語調向與會者說，他還保留著一份從戰時佔領者報紙上剪下來的剪報，上面說一個叫克拉夫丘克的小男孩一家挨一家給佔領烏克蘭的德國和羅馬尼亞士兵唱聖誕頌歌。他用這種辦法向海外最大的民族主義中心的聽眾證明，早在8歲他便對那些為趕走「共產惡棍」而來到烏克蘭的人懷有一份熱乎乎的感情。順便說一句，後來他居然也對「共產惡棍」效忠了許多年。為了更有說服力，總統先生告訴大家，這些年來他一直像保護眼珠一樣保存著這份報紙。誠然，他沒說是怎樣保存的，是夾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作家的著作里，還是夾在自己撰寫的意識形態問題的論文里？對於他為在烏克蘭共產黨各級機關多年活動所進行的這種辯解，甚至在關懷「獨立運動」的人們中間，也引起了哄堂大笑。

    基輔大學畢業後，克拉夫丘克被分配到切爾諾夫策，但他沒有把時間用在中等技術學校政治經濟學課程的教授上，黨的機關工作使他鐘情。作為政治教官的顧問和主講，他工作勤奮，很快便當上了黨的州委宣傳鼓動部部長。

    克拉夫丘克對州里黨的事業赤膽忠心，受到了基輔烏克蘭黨中央的青睞。他又善於博得旁人的信任，為他當上中央書記的助手添了助力。由於坐上了這個位置，他的情況為中央領導所知悉，致使他能夠把自己的「光輝」思想塞進意識形態戰線。因他在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和「親愛的黨」的事業效勞時勤勉有加，他獲得了很大的榮譽——得以在聲譽卓著的黨辦學校——蘇共中央所屬社會科學院畢業。這所學院可是特別優秀的機關幹部方能有資格學習的場所，在那裡可以獲得嚴肅的理論準備。同時，社會科學院的畢業證書也預示著更高的職務。

    他的「才華」在為烏克蘭共產黨中央第一書記撰寫講話稿時，表現得特別突出。這裡有幾個必不可少的條件，那就是：要有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理論的準確性，要有黨評價資產階級宣傳、民族主義表現的原則性，還一定要全面強化社會主義國際主義和愛國主義，等等。

    不過，克拉夫丘克的許多個人品質卻使謝爾比茨基有所警覺。作為經驗豐富自的共和國領導人，他清楚地看出，說得客氣點，此人的個人品質有多面性。克拉夫丘克在展示出政治原則性的同時，也表現了他對領導人投其所好的能力，他善於討好領導，善於在恰當的時刻準備好最有用的文件，等等。誠然，改革以後克拉夫丘克確實也痛罵過自己「可恨的過去」。但那時他珍藏心底的理想已經實現。不過他在官場上的直線上升只是在伊瓦什科當上了烏克蘭黨同時又是最高蘇維埃的領導人之後。「意識形態戰線」幹部調換是他採取的頭幾個步驟中的一步。克拉夫丘克於是成為負責意識形態工作的烏克蘭共產黨中央書記。當伊瓦什科幾乎僅僅過了一個月就坐上蘇共副總書記的交椅之後，他在最高蘇維埃的位置由克拉夫丘克接任了。

    烏克蘭共青團中央局就這些變動發表聲明稱：

    「對於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最高蘇維埃主席伊瓦什科的辭職聲明，我們只能認為是一個考慮不周而且不負責任的舉措，它可能導致政治危機的加劇，削弱共和國議會的結構潛力」。這席話不僅是對退出烏克蘭政治舞台的伊瓦什科說的，聽起來也像是因為克拉夫丘克調任新職而引發的。

    未來的烏克蘭總統後來的觀點還在不斷變化，這一點也很有趣。1989年時，他對當時出現的反對派運動，首先是「魯赫」，給予了激烈的負面評價。克拉夫丘克在其《意識形態工作風格》一書中，堅定地遵循國際主義立場，譴責民族主義分子、極端主義分子、烏克蘭民族主義組織分子。共和國此起彼伏的民族糾紛使他感到不安。

    但是，黨的那些勤勤懇懇的機關幹部大批涌人真心實意希望革新社會生活的人的改革隊伍的時機終於到來了。對於這些機關幹部來說，世界觀立場只不過是一種純粹實用的手段。到了這時候，這些人的真實嘴臉便顯露出來了。克拉夫丘克在意識形態上來了個徹底的改弦易幟……這樣便出現了克拉夫丘克—「魯赫」分子聯盟。沒有這個聯盟他也無法坐上夢寐以求的烏克蘭總統寶座。毫無疑問，大多數老百姓對政治上垮了台的戈爾巴喬夫所抱的十分負面的態度，在這裡也幫了他的忙。

    烏克蘭總統就這樣出現了，他許諾讓烏克蘭人民享受繁榮與和平。但他選前的種種許諾都像肥皂泡一樣破滅了。烏克蘭越來越深地陷入了不見天日的社會和經濟問題深淵。

    第二次大選之前，克拉夫丘克竭盡了瘋狂的，甚至可以說是具有英雄色彩的努力，以求連任總統。但不管是司法手段還是聽話的媒體，甚至是不幹凈的舞弊手段，在選舉中都未能幫上他的忙。這時候人民已經恍然大悟。這個人於1991年12月在別洛韋日簽訂協議時所起的作用，以及1991—1994年期間他在烏克蘭總統任上的所作所為，完全雄辯地說明這個善於更換意識形態外衣的專家是個什麼樣的人。

    了解到克拉夫丘克的經歷和他的蛻化歷程後，人們不禁會把他跟戈爾巴喬夫相比。共青團和黨組織對他們難道不是一直在悉心呵護大力培養嗎？他們走過的是一條從未在基層實際工作中干過一天便爬到權力巔峰的道路。我覺得像這樣選拔幹部，是蘇共領導所犯的最大錯誤。他們過於重視夸夸其談和政治上的大吹大擂。於是便把一些別的不會，只會亂嚼舌頭的人推到一把手的位置。進到共青團和黨組織裡頭以後，也還是老樣子不改。蘇聯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和蘇聯共產黨為此可付出了代價。

                          葉利欽的別洛韋日「禮物」

    1991年12月8日，在別洛韋日森林，在那漆黑悲慘的夜晚，葉利欽在給蘇聯簽署判決書的時候，像是把沙皇身上的皮袍脫下來賜給克拉夫丘克一樣，把克里米亞和塞瓦斯托波爾也送給了烏克蘭，同時還做了一個1954年赫魯曉夫也做過的不十分清醒的手勢。大家知道，克拉夫丘克一夥可沒有料想到，事情會有如此的轉機，他們早就認命了：克里米亞和塞瓦斯托波爾肯定是要還給俄羅斯聯邦的。可是，突然之間，卻收到了這樣一份令人喜出望外的禮物！

    克里米亞、塞瓦斯托波爾和黑海艦隊問題，至今仍是俄羅斯和烏克蘭關係中的一粒不和的種子。有鑒如此，我要談一下歷史事實，不談歷史事實，讀者會難於形成對這個複雜問題的認識。

    從18世紀末，根據 1768—1774年俄—土戰爭結束時於 1774年簽訂的庫丘克—凱納爾吉條約，克里米亞便成為俄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個條約是彼得?魯米揚采夫伯爵對土耳其軍隊取得決定性勝利後，在庫丘克一凱納爾吉村簽訂的。根據這個條約，土耳其承認克里米亞和庫班獨立，讓出金布恩、葉尼卡列、亞速和刻赤。此外，它還向俄國船隻提供自由通行博斯普魯斯和達達尼爾海峽的權力，並支付450萬盧布賠款。條約為俄國外交提供了對克里米亞事務施加影響的機會，其結果便是1783年發布了由女皇葉卡捷琳娜二世簽署的將克里米亞半島、塔曼半島和整個庫班地方併入俄羅斯帝國的宣言，克里米亞韃靼諸汗宣誓向俄國效忠。

    1791年俄羅斯和土耳其之間的雅西條約，批准克里米亞併入俄國。這樣一來，克里米亞領土的國家主權由土耳其轉到了俄國手中。而此前的137年，在佩列亞斯拉夫利拉達時期（1654年），根據一個雙方在平等自願基礎上籤訂的、具有國際條約一切特點的協議，烏克蘭早已「以其整個領土」併入了俄國。

    1784年，開始了塞瓦斯托波爾市和港口的建設。1804年它被宣布為黑海艦隊的主要軍港和特別行政區，由聖彼得堡直接任命的海軍行政機關進行管理。

    十月革命以後，根據蘇聯1936年憲法和俄羅斯聯邦1937年憲法，克里米亞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進入俄羅斯聯邦版圖，而塞瓦斯托波爾市保留著行政經濟中心和黑海艦隊主要海軍基地的地位。1945年，克里米亞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成為俄羅斯聯邦的一個州。

    赫魯曉夫當政之後，提出將克里米亞轉給烏克蘭的問題，儘管有人反對，說克里米亞歷來是俄國土地，俄國無人能理解這一點，不過這個武斷的決定依然得到通過。然而1954年4月26日蘇聯最高蘇維埃雖作出把克里米亞州從俄羅斯聯邦划出的決定，但無論如何也沒有改變塞瓦斯托波爾市的非常明確的地位。

    有人主張把塞瓦斯托波爾轉給克里米亞州，相應地也把它劃轉給烏克蘭管理，關於這個問題在法理上是否能夠成立，至今爭論不休。我想，今後還要爭論許多年。這是我們社會的一個痛處。對於已經煮成的這鍋熟飯，俄羅斯人民也未必就同意安然接受。

    「黑海艦隊主要基地」和「市」這兩個概念的相互關係問題以及相應邊界的確定，對分析因塞瓦斯托波爾和黑海艦隊而產生的局勢，具有關鍵意義。從建立那一刻起，塞瓦斯托波爾便是俄國南方的海軍要塞。

    對於塞瓦斯托波爾的用途，蘇聯時期沒有作過任何修改。1944年5月10日，蘇聯武裝力量最高統帥斯大林以命令形式宣布，我國軍隊「……已佔領黑海上的要塞和最重要的海軍基地塞瓦斯托波爾市」。由此可見，蘇聯最高當局也確認了塞瓦斯托波爾作為要塞和海軍主要基地的地位。

    1948年，我國政府通過了「關於恢復塞瓦斯托波爾市和黑海艦隊主要基地」的決議，確定該市擁有以前的市行政邊界，以及相應的塞瓦斯托波爾衛戍區邊界。決議要求加速恢復塞瓦斯托波爾為「頭等海軍要塞」，享有特殊地位，並下令「將塞瓦斯托波爾市劃為共和國直轄市」。因此，作為主要基地的軍事行政單位，其市級民事行政機構由當時起也劃歸莫斯科直接管理。

    為了執行這個決定，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於1948年10月29日通過，將塞瓦斯托波爾市劃為獨立經濟行政中心，預算單列。實際上，從這時起，克里米亞州執行委員會的決定便管不到塞瓦斯托波爾這片地方了。

    塞瓦斯托波爾市執行委員會所屬各單位都間接地屬於俄羅斯聯邦政府各部委。統計工作也是單列的。比如有報道說：「1951年第一季度克里米亞州工業生產完成計劃 104．3％，塞瓦斯托波爾地區完成 100.6％」。

    如果從蘇維埃這條線來看，塞瓦斯托波爾市同克里米亞州各自都是獨立的存在，有特殊的戶籍管理和准入制度，那麼從市的黨組織這條線來看，根據蘇聯共產黨按地區和生產部門建構的原則，該市歸克里米亞州黨組織管轄。這是國內所有地區通行的原則。軍隊也好，對外不開放的城市也好，特殊單位也好，不管隸屬於誰，黨的系統均歸地方黨組織統一進行政治管理。

    1954年克里米亞州移交烏克蘭後，黨的克里米亞州委（相應的還有黨的塞瓦斯托波爾市委）均改屬烏克蘭共產黨中央管理。這導致塞瓦斯托波爾市的非軍事行政機構也要單方面改變沒有法律根據的系統歸屬問題。遺憾的是，由於蘇共在歷史上形成的作用，黨的許多機構在很多方面都取代了國家機構和國民經濟機構。順便說一下，這正是這位克拉夫丘克和「魯赫」分子聲嘶力竭地予以揭露的狀況！

    然而，烏克蘭雖在塞瓦斯托波爾確立了事實上的市政管理，但卻並不意味該市居民自動失去俄國國籍，根據現行的俄羅斯聯邦憲法，他們應該擁有俄國國籍。

    根據蘇聯憲法，國防功能是蘇聯及其國家政權最高機關專有的特殊權力。因此，塞瓦斯托波爾這個黑海艦隊主要基地從屬全蘇的特殊地位無論如何也沒有改變，該基地始終應受蘇聯管轄。有關塞瓦斯托波爾國防生產發展的一切決定，均由蘇聯部長會議通過。對發展市區經濟和住宅建設，均按蘇聯各部系統，首先是國防部系統，實現基本撥款。

    由此可以明確看出，塞瓦斯托波爾作為黑海艦隊主要基地的特殊地位，已為文件所證實，它從未交付給烏克蘭，而蘇聯的繼承人則是俄羅斯聯邦。因此，有一切根據可以證實，俄國對以1991年塞瓦斯托波爾市佔有土地狀況為界的黑海艦隊主要基地擁有主權。試圖人為地把「黑海艦隊主要基地」和「塞瓦斯托波爾市」這兩個概念分開，在方法論上和實踐中都是站不住腳的。

   1995年以前，俄國同烏克蘭談判時總是堅持「俄國黑海艦隊主要基地塞瓦斯托波爾」這個準確說法。然而在1995年6月9日索契協議中，卻出現了一個原則上完全不同的說法，即「俄羅斯黑海艦隊的主要基地位於塞瓦斯托波爾」，這使烏克蘭對文件作出有損於俄羅斯聯邦的解釋。

    這便是有關當前這一迫切問題的某些事實材料。毫無疑問，現在有，將來也還會有一些政治家和理論家證明，此前作出的種種決定是沒有法律根據的。但是已經干過的事情，從歷史上是抹不掉的。總不能從歷史上抹掉別洛韋日之夜干下的那些勾當吧！既然幹了，那歷史名城塞瓦斯托波爾的問題和黑海艦隊的問題，便是那個夜晚造成的悲慘結果之一。

    但是應該記住，在簽署別洛韋日協議時，也承認過必須建立對戰略力量的統一指揮，對核武器和其他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保留統一監控權。而且「戰略力量」這個術語還得到了明確的界定。在這個具體情況下，黑海艦隊是全蘇海軍的一個戰略性行動分支，它應從南方海域保衛獨聯體。必須強調一點，管理和生活保障基礎設施是一個統一的不可分的戰略性行動單位。任何試圖分割艦隊的做法就意味著將艦隊消滅。

    遠在1992年，俄國海軍領導便提議幫助烏克蘭建立自己的艦隊，甚至簡要提出了烏克蘭建立這支艦隊應解決的一些任務。但這些想法只作了預先討論，後來並沒有進一步展開。

    在我看來，促使烏克蘭領導與俄國對峙的原因有二。

    原因之一便是克里米亞。1991年1月20日克里米亞實行全民公決，問題是：「您贊成恢復克里米亞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作為蘇聯主體之一和同盟條約參加者的地位嗎？」有 82％居民參加全民公決，其中 93％的人對這個問題持肯定態度，佔有投票權的克里米亞人的3／4。

    全民公決的結果為烏克蘭最高蘇維埃所認可，它頒布了「關於恢復克里米亞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的法令。由此可見，烏克蘭承認克里米亞與當時構成統一國家蘇聯的其他主體一樣，也擁有獨立加入國家法律關係，簽訂條約加入同盟的權利。

    1991年3月 17日全蘇全民公決時，半島居民中有87％的人表示贊成保留蘇聯，以作為更新後的平等主權共和國聯邦。

    1991年9月4日，克里米亞最高蘇維埃通過「克里米亞國家主權宣言」，但烏克蘭於1992年4月 29日通過的「關於克里米亞自治共和國的地位」的法律，卻大大限制了它的權利。

    1992年 5月通過了克里米亞共和國憲法，該憲法引起烏克蘭民族主義分子的強烈抨擊，同時亦未得到俄國政府的支持。

    同年5月末，以最高蘇維埃為代表的俄國立法當局，聽取了專門委員會就1954年的決定進行法律評估的報告，該報告指出，俄聯邦最高蘇維埃完全根據現行國際法準則，以維也納公約為依據，起草並通過決議，認為將克里米亞州由俄聯邦轉交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決定違反憲法，應予廢除。

    克里米亞和烏克蘭之間曠日持久的意見分歧，在俄國完全放棄談判的情況下，導致出現了長期政治危機。在這種條件下，烏克蘭政府於1995年8月份作出了「關於在克里米亞自治共和國解決政治法律、社會經濟和民族問題的措施」的決定。當時烏克蘭的社會經濟領域出現了危機狀態，而這種危機又因為以前被驅逐出境的公民及其後代回遷克里米亞而造成半島上的危機狀況大大加劇。但就整體而言，這個決定的目的並不是要克服經濟困難，而是要建立族群方面的「同盟軍」。因為所謂「原住」居民，包括的主要是1945年以後移居克里米亞的烏克蘭人、克里米亞韃靼人、卡拉伊姆人、克里米亞猶太人；而所謂「非原住」居民，則是指俄羅斯人等其他人。

    此外，作出這些決定，是希望從立法層面上鞏固克里米亞韃靼人國民會議在烏克蘭的特殊地位，使其進入烏克蘭的政治法律範圍。烏克蘭政府的決定中提出了一個問題，即被驅逐出境的民族，首先是克里米亞韃靼人，必須有自己的代表進入行政機構，即明顯地表示，希望能在多民族地區按多民族原則建立政府。

    這樣，基輔力圖改變半島的族群政治格局，希望在未來歷史上把克里米亞共和國變成烏克蘭版圖內的克里米亞韃靼國。但是我覺得這種做法完全沒有考慮到當前泛突厥主義的傾向，也沒有考慮到這些行動對烏克蘭和整個黑海沿岸地區可能造成的後果。

    烏克蘭領導在這一問題上缺乏遠見的政策，清楚地為不應該在報刊上發表的一些東西所證實。我有意使用「不應該」一詞，是因為有些題目的確不該受到國家鼓勵。其中首先包括那些可以挑起民族仇恨的內容。在這樣一個微妙的問題上，我不能無根據地杜撰，何況我對烏克蘭人民還懷有深深的敬意。我有許多烏克蘭朋友，同他們一起，我度過了少年和青年時光。

    《克里米亞之聲》報是烏克蘭議會出版的報紙《烏克蘭之聲報》的附錄。1997年《克里米亞之聲》刊登了歷史科學博士沃茲格林的系列文章。這些東西具有極大的煽動性，使克里米亞自治共和國最高蘇維埃不得不因此通過一項特別決議，其中特別指出：

    ……該文同沃茲格林前所發表有關克里米亞的文章一樣，其特點為公開仇視斯拉夫，反對俄羅斯，缺乏科學態度，刻意歪曲和直接篡改事實，充滿事實錯誤，表述極為不準確。

    ……沃茲格林繼納粹空想家希特勒、希姆萊、戈倍爾、羅森堡等人之後，鼓吹某些民族具有與生俱來的惡劣品質，認為是由這些品質決定了這些民族在歷史過程中的地位，也決定了這些民族的個別代表人物和某些政治組織的政治行為。沃茲格林與自己的思想先驅不同，他並不認為猶太人是天生的敵人，而是把許許多多「源於民族內心深處的」惡劣品質強加到斯拉夫民族，首先是俄羅斯民族頭上。他的文章著重論證一種思想，認為斯拉夫民族具有無端發動侵略、性喜擴張、力圖壓倒和消滅其他民族等危險和惡劣的品質。作者一貫鼓吹斯拉夫人和克正米亞韃靼人之間的矛盾是對抗性矛盾的思想，鼓吹他們的文化在克里米亞具有激烈的對抗性。

    克里米亞議會領導致俄羅斯國家杜馬的呼籲書中寫道：「鑒於此類能夠挑起民族紛爭，挑起對俄羅斯人民以及居住在獨聯體各國和波羅的海地區俄羅斯人仇恨的行為，不僅可能發生在沃茲格林身上，而且可能發生在俄羅斯聯邦其他科學工作者和國家工作人員身上，故克里米亞自治共和國最高蘇維埃向各位呼籲，要對俄羅斯聯邦國家機關、個別國家工作人員、科學機構和科學工作者旨在挑起民族不和，並在烏克蘭和克里米亞自治共和國、其他獨聯體國家和波羅的海地區各國挑起反斯拉夫、反俄情緒的活動加以分析。」

    這種「科學」分析的後果很快便顯現出來。而且，這樣的「理論」基礎還要加上基輔當局的政策。

    烏克蘭民族主義分子懷著狂喜的心情歡迎首批克里米亞韃靼人被遣送回國的情景仍記憶猶新。他們的一個領導人喬爾諾維爾說：「這是一股可以幫助我們把所有俄國人趕出自治區的力量。」

    一年年過去，現在可以說，他是對的。克里米亞韃靼族代表團在烏克蘭總統身邊設有代表，它在克里米亞最高蘇維埃積極鼓吹分裂主義政策。任務明確而又公開：建立克里米亞韃靼國，接受土耳其庇護，脫離烏克蘭。

    口號是：「這是我們先人的土地，我們是它的主人，而你們現在是外來戶。」這一口號正在被堅定不移地強行加以推行。肆意強佔土地，製造大規模混亂，毆打具有斯拉夫體貌的人，包圍政府大樓。當局表現出（我認為是故意的）無能為力。只有少量刑事案件能夠得到法院審理。極有可能是出於對俄國人盲目仇恨，烏克蘭當局同意將克里米亞交給克里米亞韃靼人，在那裡建立一個對烏克蘭「友好」的國家。

    看到克里米亞發生的種種事件，看到克里米亞韃靼人好鬥的立場及烏克蘭當局對此事的態度，使人不由得要去翻閱我國歷史。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交戰各方為自身安全，不得不按族群隔離與敵對國家氏族同種族的人員。英國對日耳曼人，美國對日本人都是這麼做的。蘇聯的日耳曼人從國家歐洲部分被遷往西伯利亞、哈薩克、中亞。

    除此之外，眾所周知，在紅軍解放了一度被德國佔領的領土之後，克里米亞韃靼人，還有北高加索及其他一些地區的幾個民族，因為一度同法西斯分子合作而被遷徙。

    後來，蘇聯的政治領導對斯大林的行為做了評價，譴責了他的這些決定，因為這些決定懲罰的是整個族群，而不是犯罪的具體罪犯。被強制遷徙的民族獲准遷回自己的原居住區。但這並不意味國家在極其殘酷的戰爭條件下作出這種事是庸人自擾。比如，我手頭有一部多卷本20世紀世界戰爭 ），第4卷中有一份1944年5月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致國家國防委員會斯大林的報告稱：

    經調查和由情報途徑得知，並通過當地居民聲明獲悉，克里米亞韃靼居民中，有相當一部分人在積極同德國法西斯佔領者合作，並進行反對蘇聯當局的鬥爭……

    德國法西斯佔領者在由德國和土耳其回國的白衛軍穆斯林僑民幫助下，建立了一個所謂「韃靼民族委員會」，下設分支機構，該委員會在克里米亞所有韃靼地區均設有分部。

    「韃靼民族委員會」廣泛協助德國人利用逃兵和韃靼青年，組建韃靼軍隊、討伐隊和警察部隊，開展反對紅軍部隊和蘇聯游擊隊的行動。在充任討伐隊員和警察時，韃靼人表現得特別殘酷。

    在克里米亞地區，德國偵察機關在韃靼人積极參与配合下，在準備和向紅軍後方投放特務及破壞分子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韃靼民族委員會」同德國警方一道，積极參与組織並為德國擄掠了 5萬餘蘇聯公民，在居民中為德軍募集資金和物資，對當地非韃靼居民進行大規模告密活動，千方百計欺壓非韃靼居民。

    「韃靼民族委員會」的活動得到韃靼居民支持，德國佔領當局向韃靼居民提

供各種優惠和獎勵。

    現在時代變了，克里米亞韃靼人同克里米亞的俄羅斯、烏克蘭人的鬥爭同60年前不一樣了。但應該知道歷史，並從歷史教訓中得出應有的結論。對歷史不能加以報復，不能像目前在克里米亞做的那樣。否則我們會走得太遠，鑽進死胡同。

    同俄羅斯對峙的第二個原因是烏克蘭追求可對歐洲政策產生影響的大國地位。這件事暫時既無經濟條件，亦無政治條件。現在烏克蘭正試圖宣布自己為海洋大國，雖然在退出蘇聯之前從未擁有過一支艦隊。

    這樣一來便決定了黑海艦隊在烏克蘭軍事政治戰略中的地位與作用。黑海沿岸有6個獨立國家（土耳其、喬治亞、俄羅斯、烏克蘭、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各國為加強自己在該地區的地位，控制博斯普魯斯海峽和達達尼爾海峽，進行了尖銳的鬥爭，已經不止一次發生過嚴重的軍事衝突。

   1991年以後，俄羅斯將自己的艦隊調離地中海。雖說美國在那裡已沒有實際的對手，即我國軍艦，但第六艦隊仍以義大利為基地，掌控著地中海的整個軍事政治形勢。由黑海經由海峽的出口實際上掌握在美國人手中。但為了對黑海地區各國施加影響，美國還必須對經由海峽進入黑海的入口進行掌控。

    因此，作為我國艦隊基地的塞瓦斯托波爾，就處於十分重要的地位。它在海上佔有極為優越的位置。根據戰略計算，塞瓦斯托波爾通向各方的距離都相等，駐在這裡的海上軍事力量可以控制整個黑海地區。

    上世紀80年代中期，美國第6艦隊艦隻曾不止一次試圖在黑海上展示其旗幟，但由於黑海艦隊的積極對抗，終使此事受阻。現在，美國一些政治家和海軍將領聲稱，黑海是美國的生存利益地帶。這就是為什麼現在要想方設法吸引前華沙條約締約國和前蘇聯各共和國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原因之一。我們可不能忘記土耳其不斷增長的海上軍事潛力，而且它的身後還有美國第6艦隊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成員國的幾支艦隊做後盾。

    黑海戰略方向的作用與地位可用歷史上的兩個實例加以說明。

    第一個例子：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亞戰爭。英、法、土聯軍在海上剛剛取得優勢，而俄軍指揮部門對艦隊在衝突中的決定性作用又估計不足，於是戰爭就打輸了。儘管在錫諾普和卡爾斯都打了勝仗，儘管塞瓦斯托波爾保衛戰進行得很英勇，但戰爭還是輸掉了。

    第二個例子：18世紀俄國為了保衛南部疆界，打通出海口，與土耳其曾進行無盡無休的戰爭。比如，1768—1774年戰爭期間，步兵在魯米揚采夫指揮下採取打擊土耳其行動的同時，還大規模展開了一次大膽策劃的機動行動，其創意者是阿列克謝?奧爾洛夫伯爵。他向葉卡捷琳娜二世提出一個向希臘群島地區派出一支海上考察隊，從南方向奧斯曼帝國領地發起進攻的想法。俄國艦隊的幾支分艦隊在那邊取得了一系列勝利，其中包括切什梅勝利，實現了對達達尼爾海峽的包圍，保證了對俄國有利的庫丘克—凱納爾吉和約的簽署。

    這是歷史，這段歷史說明，在任何條件下俄國政府均不能低估黑海戰略方向對國家民族安全所具有的重要性。

    根據國家杜馬代表、獨聯體事務及與同胞聯繫委員會成員的倡議，經過首屆國家杜馬向主要軍事專家諮詢，結論認為在塞瓦斯托波爾水域，俄羅斯黑海艦隊不可能與烏克蘭海軍共用一個基地，並於 1995年 4月通過聯邦《暫停單方面削減黑海艦隊法》，但於1995年5月份被聯邦院否決。

    同年10月，國家杜馬通過《關於暫停單方面削減和黑海艦隊保障供給法》，也被聯邦院否決。1996年2月第二屆國家杜馬克服了聯邦院的否決，但法案被總統退回，未予審理。國家杜馬堅持必須通過這部法案，並多次指出，黑海地區對保證俄國在南方的地緣政治穩定具有關鍵意義。

    1996年4月，在總統大選選戰正烈之際，俄聯邦總統下令，暫停分割黑海艦隊，因為烏克蘭方面試圖把一個不能被接受的表述強加給俄羅斯，即把港區同黑海艦隊在塞瓦斯托波爾的所有基礎設施分割開。看來，是有人提醒葉利欽，他是憲法的「保障」，是國家武裝力量最高統帥，因此，有責任捍衛俄羅斯的民族利益。

    我認為，由俄聯邦總統和烏克蘭總統簽署的關於分割黑海艦隊的索契協議，規定這兩個國家的海軍擁有單獨的基地，但協議為烏克蘭單方面破壞。儘管烏克蘭方面在敖德薩、奧恰科夫和其他地方擁有很不錯的海軍基地，它依然堅持要讓自己的黑海艦隊在塞瓦斯托波爾也擁有基地。兩國海軍在同一塞瓦斯托波爾灣擁有基地，從軍事觀點來看是不能允許的，因為烏克蘭海軍隨時可將我國艦隊包圍起來，削弱其生活保障體系，削弱俄羅斯武裝力量戰略行動統一體的活動能力。

    從 1992年1月起，俄羅斯和烏克蘭之間就分割黑海艦隊問題共簽署了8個協議和議定書，其中包括索契協議，但其中任何一個均未提交議會批准。

    這種做法是與聯邦法律相抵觸的。根據聯邦法律，凡涉及俄聯邦國防能力以及武裝監督問題的條約，均必須得到批准。

    1997年5月末，簽署了一個「大條約」，即俄羅斯烏克蘭友好合作條約。我已經談過，簽訂這項條約的談判延續多年，原因是困難不小。

    這個「大條約」簽訂了，可兩國都得到了什麼？有必要把作為條約基礎的三個基本問題開列出來，這就是：分割艦隊的問題，塞瓦斯托波爾海軍基地租賃條件的問題，交付給俄國的艦隻的償款支付方式和基地租金的支付條件問題。

    第一個問題：烏克蘭分得了略少於20％的艦隊，而俄羅斯回購其餘的艦隻大致要花5億美元。此數將從烏克蘭欠俄國的債款中扣除。第二個問題：俄國租賃塞瓦斯托波爾灣、卡拉奇亞灣和卡蘭京灣，租期20年。第三個問題：莫斯科應支付這些基地20年的租金，共25億美元。支付的辦法是烏克蘭用由俄羅斯獲得的石油和天然氣抵債。

    烏克蘭違背了1995年的索契協議，拒絕接受兩支艦隊分別擁有基地的原則，不承認塞瓦斯托波爾是黑海艦隊的基本基地。所有這一切很可能引發市內和港口水域的經常性衝突。但這個條約對烏克蘭、對它親西方的精英人物十分有利，因為從國際法的層面來看，條約可加強烏克蘭現今邊界的地位，鞏固克里米亞和塞瓦斯托波爾歸屬於烏克蘭的事實。簽訂這樣的條約，留下不少未決的軍事和社會問題。

    塞瓦斯托波爾和黑海艦隊成了兩國之間複雜的政治問題中的一個經常起作用的制約因素。2005年末，當掀起了一場「天然氣」戰爭——俄國決定提高供給烏克蘭的天然氣價格時，烏克蘭當局立即對此發表聲明，提出將重新審議俄國黑海艦隊租用基地的經濟條件。有的人還不喜歡我國水兵和塞瓦斯托波爾居民的某些行為，於是便開始搶佔俄國燈塔，等等。

    我想，不能認為這個條約確實解決了俄國和烏克蘭相互關係中的所有問題。在某些方面，這個條約甚至還加重了這些問題。在我看來，這些問題只能在兩國開始由旨在恢復兩國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誼的政府執政的情況下，方能得到解決。只有到那時，俄國和烏克蘭相互關係中所有憑空臆造的問題方能消失。

    就整體而言，俄國不僅必須堅定捍衛自身的權利，而且還應當考慮到黑海地帶出現的嶄新軍事政治形勢。通過土耳其和烏克蘭，西方和美國正在一步步實現把俄國從黑海地區實際上擠出去的目標。同時，北約在該地區海上的軍事積極性也越來越高漲：舉行一次又一次的演習，利用空軍對海上交通線實行控制。派空降部隊在海岸登陸。這不僅僅是演習，也是深入偵察：對該戰略地區開展研究，搜集雷達設備的情報，揭示觀察防禦系統的「盲區」，等等。

    由此可見，目前俄國南方直接與北約擅自劃分的責任地帶相毗連，這種情況十分嚴重地改變了該地區的力量平衡，對俄國極為不利，使歐洲裁減軍備的成果化為烏有。同時還要考慮到，沒有黑海艦隊及其主要基地塞瓦斯托波爾的密切配合，北高加索和南高加索的步兵軍團便無法保證俄國國家利益得到可靠的保衛。

    控制黑海區域可以保證俄國的經濟安全，因為黑海起著把能源由亞洲向歐洲出口的世界交通要道的作用。俄國地位在這一地區的削弱，可使國際恐怖組織積極利用該地區運輸武器、毒品，在國內挑起民族主義和分裂主義。

    我看，這些就是制定俄國黑海地區政策時應考慮的基本因素。

    克里米亞、塞瓦斯托波爾的複雜問題，俄國和烏克蘭的民族關係問題，都不應該使這兩個兄弟民族不睦。大家本是同根生，從歷史角度來看，應當同舟共濟。統治者來了又走，而人民卻永世長存。

    烏克蘭人民開始覺悟了。「橙色」革命引起的狂喜，已變成了日常生活中的痛苦。人們很快弄明白，他們又一次上當受騙了。

    2006年夏季克里米亞發生的一些事件，最令人信服地說明這一點。根據烏克蘭總統尤先科的決定，2006年6月在費奧多西亞地區將舉行一次有北約參加的在「和平夥伴」框架內的演習。但是北約官方代表詹姆斯?阿帕圖羅伊聲稱，這次演習同正在克里米亞進行的代號為「C伯里塞—2006」的演習以及美軍和美國物資運抵半島均無任何關係。

    克里米亞因此以費奧多西亞為中心爆發了嚴重的反北約和反美活動。糾察隊無限期地封鎖了費奧多西亞港口。美國軍艦將裝備和武器運到這裡之後，老百姓不讓他們從港口往外運，因為他們認為，同美國共同舉行的以及北約許多國家計劃於當年夏季舉行的軍事演習是非法的。即使烏克蘭最高拉達批准演習，克里米亞人也不願看到明顯不友好的別國軍隊踏上自己的土地。當時還流傳著一種關於演習的神話，說這些「維和部隊」登陸，是來消除半島上「分離主義者叛亂」的，這個消息更加引起了憤怒。

    109名美國海軍陸戰隊在阿盧什塔市國防部「友誼」療養院過了兩天才離開。這兩天他們實際上一直被當地居民包圍在大樓里，老百姓要美國軍人滾出他們的城市。療養院服務人員拒絕為美國佬做飯，拒絕為他們收拾房間。而且，在不速之客入住當地的第二天給他們斷了電，堵死了下水道。美國佬離開阿盧什塔的時候更像落荒而逃，市民們報以高聲歡呼，還補充說，「只要全部軍人和軍用物資不運出克里米亞，抗議活動便不會結束」。

    為了躲避抗議和糾察線，海軍陸戰隊員通過「秘密小道」被運送到費奧多西亞，在當地他們還有將近150名同事處於被圍困狀態。療養院成了外國軍人駐紮的地方，有人試圖藉助警方把圍困療養院的糾察隊員驅走。但抗議者中間的烏克蘭最高拉達代表和克里米亞最高蘇維埃代表制止了衝突的升級。

    療養院工作人員告訴大家，美國人自閉在自己的樓層，安排了崗哨，不許當地人員進入他們的「駐地」，靠吃乾巴巴的口糧度日。

    抗議行動席捲克里米亞其他城市，參加抗議活動的成千上萬公民不僅來自克里米亞，而且來自頓涅茨克、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敖德薩、扎波羅什。

    美國人終於大失所望，只好登上一艘租來的貨輪，向不明方向駛去。他們終於離開了冷眼向客的克里米亞海岸，離開了這些不願在自己這片被俄國鮮血澆灌過的土地上見到外國軍隊的執拗的人民。

    當我們回頭再看取得「獨立」的種種途徑時，可以堅定地得出結論：除了白俄羅斯，在烏克蘭也好，還是其他各蘇維埃共和國也好，都是因為發生了政變：當時憲法規定的國家機構被摧毀了，社會政治制度被徹底改變了，這些都給普通老百姓造成了多年的苦難。

    我想再次強調一下，別洛韋日交易的「惡根」，當然源於三個共和國的領導人不惜一切代價力圖攫取個人權力的圖謀。其實，這一協議對於一個國家及其3億人民的命運可能造成的悲慘後果，是顯而易見的，但這種可能卻絲毫也未能對他們起阻擋作用。這就是政治上的自私自利和個人主義造成的惡果！這就是為什麼除了利用權力來辦各種各樣的事之外，一定還要用它來設立一個強有力的分支機構，以監督行政機關的活動，清除國家奧林匹亞之山可能作出的任何一個忘乎所以的行為的道理。

                                俄語與烏克蘭語

    我想從一則真實的笑話開始這一節。在獨立後的烏克蘭首都召開的一次高級會議上，會議主席向出席者提問：「大廳里有沒有莫斯科佬呀？」回答：「沒有一「那就轉用俄語吧。」

    這則笑話顯示出俄語在烏克蘭的實際狀況。在這個前蘇聯加盟共和國，今天不僅在東西方之間存在著對立，在各種政治主張方面存在著對抗，而且還在一些比較敏感的問題上，其中包括語言問題上，也存在著對抗。

    上個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不管是在波羅的海沿岸地區，還是在烏克蘭，關於俄語和烏克蘭語的問題，一直被民族主義運動及其領導人用來作為武器。他們千方百計強調，烏克蘭語的主導地位是烏克蘭民族自覺的基礎，是烏克蘭人的精神基礎。與此同時，共和國內部出現了一種不能容忍俄語的偏執態度，進而更發展成為一場針對俄語的真正的「語言戰」。所有這一切又推動極端民族主義捲起風暴，化為激化民族關係的根源，為激化民族關係提供營養。因而語言在烏克蘭生活中也就成了一個政治槓桿。

    我在前幾章中已詳細談到這一問題在波羅的海沿岸地區各國的情況。但要把這些國家在俄語這個問題上形成的局勢完全搬到烏克蘭來當然不恰當。這些地區在歷史上有自己的語言，而俄語則是由於這些地區併入俄羅斯帝國和進入蘇聯後在移民過程中出現的。

    談到烏克蘭的俄語和烏克蘭語問題，我認為必須回顧一下我們的共同歷史。否則對這個問題就很難評說。由於民族主義政客一夥的興風作浪，這個問題便成了一個很大的政治問題和人文科學問題。

    俄國的西南部是羅斯國家的搖籃。這一地區的居民當時便自稱為羅斯人。13世紀韃靼人入侵後，統一的羅斯分成兩部分，被稱為小俄羅斯和大俄羅斯。拜占廷希臘人首先用起了「小俄羅斯」和「大俄羅斯」這兩個名稱。為了延續宗教關係，他們要求區分這樣兩個部分。根據當時的概念，「小」的意思是指「自古以來」、「最初」的意思，這個民族最初便住在這裡，誕生了自己的文明。「大」是指這個民族進一步擴展的地區，是該民族領地的進一步拓展。

    眾所周知，小俄羅斯長期以來處於外族統治之下，但這個民族堅定地維護和捍衛了自己的東正教信仰。直至1917年，小俄羅斯人民始終認為自己是三位一體的俄羅斯民族中的一支。

    小俄羅斯初次試圖用有別於俄語標準語的語言書寫，是在19世紀下半葉。當時，一股用人民習慣的、在日常生活交際中使用的語言出版圖書，以推動民間啟蒙的普遍潮流湧入當地。

    與此同時，歷史上的農村「口語」也於15—17世紀在波蘭人佔領的西南羅斯逐漸形成，波蘭立陶宛王國的羅斯農奴開始使用這種口語。為了適應地主——波蘭領主——的語言，他們在同這些人及其家奴交往時，逐漸轉而使用一種俄語和波蘭語混雜的特殊口語，這種語言以後便被稱為烏克蘭語。上面已經談到，19世紀下半葉和20世紀初，這種「混雜的特殊口語」得到完善，演變成標準語。

    烏克蘭語的誕生和進一步存在，在歷史的不同階段被用於達到各種政治目的。比如奧匈帝國在它的幫助下，使俄羅斯人民和烏克蘭人民發生對抗，相互分離。波蘭領主也有類似的目的。19—20世紀烏克蘭民族分離主義者利用烏克蘭語，試圖建立一個脫離俄國的「獨立的」烏克蘭。

    改革時期「主張烏克蘭獨立的人」把共同的思想遺產全都拋到了一邊。如今的烏克蘭當局開展了一場針對俄語的最殘酷的鬥爭，把俄語同「國」語對立起來。這些形形色色的力量，其目的都是一個——把俄國作為烏克蘭的敵人，卻把西方作為它的朋友。

    這些把語言問題用到「烏克蘭非俄羅斯化」上頭的活動家，同納粹著名思想家、東部佔領區總監羅森堡何其相似乃爾。後者在其肢解蘇聯的計劃書中，對激起與俄羅斯歷史、文化、語言相敵對的烏克蘭「民族自覺」賦予重大意義。為了這個目的，在他主持的佔領區政府的領導下，編寫了烏克蘭歷史教科書，允許烏克蘭人在學校用烏克蘭語上課。羅森堡甚至提議在基輔開辦一所大學，在烏克蘭全境建立一個高等技術學校和中等技術學校的大網路。而在說俄語的各州，城市只准許開辦七年制普教學校，而農村則是四年制小學。希特勒不同意在基輔辦大學。眾所周知，羅森堡以上絞架結束了他的一生……

    談到狂妄的民族主義同語言問題的關係，會產生一個問題：為什麼在白俄羅斯就沒有發生這種消滅俄語的畸形過程呢？那裡不是跟烏克蘭一樣，也生活著連理同枝親如兄弟的人民嗎？回答相當簡單：現在的這個主權國家中，沒有白俄羅斯民族主義分子，即使有，也是一個不大的階層，它的思想尚未被絕大多數居民接受。

    烏克蘭語同俄語對抗、烏克蘭人同俄羅斯人對抗，烏克蘭與俄羅斯對抗——這顆定時炸彈，被有意識地安放在烏克蘭現行憲法中。俄語被列為少數民族語，而這竟發生在一個俄羅斯族人多達1200萬的國家！這個國家有近30％的居民認為俄語是本族語，而其中又有15％是烏克蘭族人。

    根據2005年基輔國際社會學研究所和「民主創新」基金進行的研究，在日常交往中，有 38％的烏克蘭公民使用俄語，而使用烏克蘭語的只有 34％。根據具體情況，說兩種語言的烏克蘭人佔27％。工作中使用語言的情況與此類似——只說俄語的公民占 1／3，只說烏克蘭語的占 30％，有 22％的勞動者在崗位上交替使用兩種語言。

    應該認為，後蘇聯時期的國家領導人——克拉夫丘克、庫奇馬和尤先科——已經得到本國專家報告，世界上有些國家，為支持和平與穩定，實行兩種和多種國家語言制度：加拿大有英語和法語，雖然說法語的不過14％；芬蘭有芬蘭語和瑞典語，雖然瑞典族人在國內只佔 6％。印度有兩種國家語言——印地語和英語，雖然現在那裡根本看不到英國人；瑞士共有四種語言擁有平等權利。

    完全可以看得清楚，烏克蘭在「橙色分子」取得勝利後，依然保持著就前景而言應建立一個單一民族國家的方針。烏克蘭和俄羅斯的許多政治家認為，現今烏克蘭內部因語言問題而產生的糾紛，可能導致統一國家受到破壞。如果賦予俄店以第二國語地位，人民可以按語言原則團結起來，而這將給基輔帶來很大的政治上的好處。

  該國大多數居民與政治家不同，並不認為通過立法使俄語擁有它曾經擁有的地位有什麼不好。2005年，基輔國際社會學研究所根據戰略規劃中心交付的委託，曾就這一題目進行調查。結果顯示，有58％的烏克蘭人同意俄語在烏克蘭應具有國語地位，不同意者為 37％。誠然，從地理位置的角度來看，受訪的烏克蘭人分配得很不均衡。如果說在烏克蘭東部和南部地區，主張俄語應具有國語地位的人占受訪者90％的話，那麼在國家西部地區有近80％的人堅決反對這樣做。

    在烏克蘭的許多政治家和社會活動家看來，通過一項關於俄語地位的專門法律不會有任何結果。甚至即使這項法律獲得通過，也很難期待現今的議會能夠批准，會有50名最高拉達代表將這項法律提交憲法法院，時間已經表明，憲法法院在這個問題上已經收到了足夠多的告訴。

    唯有改變憲法，具體的是第10條，方能使俄語在烏克蘭擁有充分發揮作用所必需的法律保障。為了使俄語具有憲法地位，需要舉行具有法律效力的全民公決。這時重要的不是啟動諮詢性全民公決，而是啟動完全合乎要求的、對修改烏克蘭憲法具有直接法律效力的全民公決。其他行動無論努力規模有多大，花費有多多，都沒有意義。

    有人建議，全民公決問題的表述應該是：「您是否同意對憲法第10條進行修改，將該條頭一部分表述為：『烏克蘭的國語是烏克蘭語和俄語』？」

    就終極而言，這裡所談的不僅是保留以數千年精神和文化成就為基礎的強大的民族歷史因素——這本身就已經彌足珍貴了。更重要的是：烏克蘭是否能沿著建成一個讓每個公民都享有他不可剝奪的語言權利的民主國家的道路前進。

    過去的和當今的烏克蘭當局，對為數眾多的賦予俄語以國語地位的要求，一成不變地引用劇院、學校和圖書的數量作為回答，似乎只要有了這些劇院、學校和圖書，就完全可以保證俄語擁有一個令人滿意的地位了。當局試圖對問題採取捂蓋子的態度，但問題卻不可避免地會爆發出來，而且會同前幾次總統大選時表現的形式有所不同，也更尖銳。現在為什麼不能採取一個更簡單的辦法——使俄語在烏克蘭憲法中具有國語地位呢？哪怕就是為了不使國家統一受到打擊也好。

    遺憾的是，基輔當局卻另有打算。總統尤先科聲稱：「烏克蘭不存在俄語問題。」按他的話說，圍繞這一問題的辯論具有「純政治的」和「投機的」性質。那些社會地位很高的充滿民族主義傾向的戰友、社會活動家、各種研究所和中心的領導人，都對他隨聲附和。

    2006年烏克蘭國家議會春季選舉之後，發生了一些重大的政治事件。在眾多的聯盟和集團經過長期對抗、建立又解體之後，亞努科維奇最終脫穎而出，成為政府首腦。俄羅斯清楚地記得他的基本政治綱領之——賦予俄語以國語地位。烏克蘭的俄羅斯人，由於這一許諾，選舉時投票贊成他的黨。

    時間在前進。我們清楚理解，亞努科維奇的黨和他的黨團在議會不佔憲法多數。但它畢竟還是就烏克蘭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一事發出了明確的強硬聲明。在解決這個問題時，也需要表現出堅定的政治意志。否則再次讓烏克蘭和俄國的俄羅斯人失望，將是不可避免的。

    排擠俄語不可避免地要對烏克蘭的民族、教育和文化發展水平，以及對烏克蘭在當今世界的競爭力產生影響。同時，在這些領域發生的種種過程，對國家，對百姓，均孕育著重大的問題。比如我們可以看看，現在的烏克蘭教育領域實際上正發生著什麼？現在，主要的打擊落在了俄語居民身上。烏克蘭的俄語學校眼看著在消失。這一過程產生了雪崩效應。近十年來，烏克蘭的俄語學校一直在等待。它們等待兩種結局：要麼像大多數俄語學校那樣也不幸被關閉，要麼當局對它們格外開恩。

    根據官方統計材料，從1992年起，用俄語教學的普教學校數量縮小了一半以上。1992年為 3364所（佔總數的 16％），而 2004年僅為 1411所，或者只佔6％。如果說到用俄語學習的學生數量，1990年占普通學校總人數的 48％，而在2004年則為 22％。

    所引用的材料是就烏克蘭整體而言的。在個別地區狀況要壞得多，可以說是毀滅性的。甚至基輔也是如此，1990年初還有150所俄語學校，而今只剩下了8所。比如，在烏克蘭西部，在八個州里，18萬說俄語的居民只有15所學校，而在某些州，如羅夫諾州、捷爾諾波爾州、赫梅利尼茨基州，連一所俄語學校都沒有留下。這幾個州也沒有民族幼兒園。所有的俄羅斯劇院幾乎全被關閉，整個地區只有一座位於利沃夫的俄羅斯文化中心。它的房舍定期遭到當地民族主義分子的搶劫和焚燒。

    某些州的當局走得就更遠了。伊萬諾弗蘭科夫斯克市蘇維埃一向禁止學校用俄語。代表們就是用這種辦法來表示他們對烏克蘭語發展的關心。他們堅信，烏克蘭語只有在俄語被連根拔除時，方能開出繁茂的花朵，因為俄語是一棵雜草。它遮住他們唯一值得使用的語言的陽光。他們通過的教學大綱要求孩子們只能用烏克蘭語交流。這時受折磨的不僅是說俄語的學生，還有用本族語教學的那些班級的波蘭學生。這些要求還擴大到喀爾巴阡山附近的斯捷法尼克民族大學語文學院。他們還挖空心思想出了一套通過古老的「良好」告密傳統進行監控的體系，為此又建立了一個吸收各社會組織參加的「社會語言監督特別委員會」。伊萬諾弗蘭科夫斯克市蘇維埃還公布了一些電話號碼，讓一切具有民族意識的居民通過電話向該委員會提供「語言破壞行為」的信息。

    俄語學校每年關閉的數量近 130所。關閉的程式全都是同樣的：如果學校拒絕改用烏克蘭語，警告之後便一關了之。在這種背景下，俄語即使能在一個學救作為補充學科保存下來，也應被視為一種奇蹟。

    至於談到高等教育，現在烏克蘭沒有一座正式使用俄語的高等學校。

    不過，烏克蘭和俄羅斯之間是有協議的，那就是烏克蘭的俄語學校，數量應與該地區俄羅斯人的數量相適應。俄羅斯的烏克蘭語學校的情況也應與此相同。但這一比例早被破壞。例如，1990年初，利沃夫的俄羅斯人大致為16萬人（全部居民為80萬人），俄語學校為25所，烏克蘭語學校為75所。現在那裡的俄語學校一共只有5所。就烏克蘭全國而言，烏克蘭共生活著1200萬以上俄羅斯族人，現在共有近1500所俄語學校。當然，烏克蘭方面經常反駁說，住在俄羅斯的烏克蘭人有600萬人，但擁有的學校數量卻達不到烏克蘭為俄羅斯人開設的學校數量的一半。說得對，但俄方代表認為，住在俄羅斯的烏克蘭人對學習本族語的要求完全可以得到滿足。俄羅斯首都雖然沒有一所完全的烏克蘭語學校，卻有8所帶有烏克蘭語分部的普通學校。這首先與這樣一點有關，即住在這裡的烏克蘭人都明白：他們的孩子只有用流利的俄語掌握全部教育課程，方能在俄羅斯具有競爭能力。

    在其他一些地區，比如說，在秋明州、克拉斯諾亞爾斯克邊疆區和濱海邊疆區卻有完全的烏克蘭語學校。不僅如此，與烏克蘭的俄語學校不同，沒有人想關閉這些烏克蘭語學校。對這個題目的爭論可以沒完沒了，不過應該特別考慮到，烏克蘭的語言問題，與其說是個教育問題，不如說是個政治問題。應該坐在談判桌旁，以冷靜的頭腦來解決發生的種種問題。

    克里米亞出現的語言形勢則頗具有戲劇性。克里米亞自治共和國總理阿納托利?馬特維延科是尤利婭?季莫申科的戰友和她親自安插的人，他把這個問題給搞得尖銳化了。基輔右翼黨「索博爾（會議）」的領導人只用烏克蘭語進行交談。克里米亞議會成立那一天，這位新總理用俄語發表了自己的第一次公開演說。從此以後，他再也不說俄語了，但行動起來還是離不開俄語，當然是破壞性的行動。這位總理威脅克里米亞政府的114名工作人員，如果他們短期內學不會烏克蘭語，便要被解僱。這位總理聲稱，五年內克里米亞人要在潛意識裡也轉換為用烏克蘭語思維。

    馬特維延科的戰友們說，「五年之後，克里米亞的青年人要把說烏克蘭語當成時尚。毋庸諱言，用烏克蘭語進行交際，對於年輕的新一代來說，將會成為自然。但對那些50歲出頭的人，卻未必能做到」。

    為了培養這最「新的一代」，克里米亞便關閉俄語學校。正如自治共和國教育部長亞歷山大?格盧茲曼所宣布的那樣，近期內將改造「用烏克蘭語和俄語教學的」 25所學校。這些學校將逐漸改為完全用烏克蘭語教學。克里米亞現有600所學校用俄語教學，14所用克里米亞韃靼語教學，只有6所用烏克蘭語教學。在所有「俄語」學校中都學習烏克蘭語言和文學。請注意：俄羅斯人占克里米亞人口的58％；在克里米亞人中，認為俄語是母語的占 77％；而認為烏克蘭語為母語的僅為 10％。

    2005年，共青團鎮居民得知，不久前鎮上建成一所學校，一切課程均用烏克蘭語教授。俄語和克里米亞韃靼語將成為選修課。二年級學生的家長首先表示憤慨，後來其他人也加入他們的行列。寄往克里米亞共和國教育部的抗議信上，簽字的有800人，150名家長表示他們的孩子願意用烏克蘭語上課。學校共有1000個座位。教育部的頭一個反應是搞個折中解決方案——學校里成立幾個烏克蘭語班和幾個俄語班。但這個解決方案立即遭到拒絕，因為自治區總理馬特維延科繼續堅持己見，聲稱用於這項鬍子工程——建設共青團鎮學校——的預算外資金是他親自搞到的，他想把這所學校建成一所烏克蘭民族鎮樣板學校。

    半島還有15所俄語學校應從2005年9月1日起轉為烏克蘭語教學。烏克蘭教育部緊急為那些將在這些學校授課的老師開辦語言速成班。

    幾年前，烏克蘭教育部一下子關閉了數十所克里米亞的私人高等學校，將一萬名左右大學生攆出校門。自治區只有44所高等學校能在基輔完成教育部規定的複雜的資格認證手續。

    基輔官員常引證烏克蘭政府簽署的里斯本憲章，該憲章要求國家提高高等學校的教學水平。從原則上講，這個要求是正確的。不過結果是，在克里米亞土地上得到資格認證的，只有用烏克蘭語教學的幾所高等學校。

    甚至連國立莫斯科羅蒙諾索夫大學塞瓦斯托波爾分校至今也未得到烏克蘭教育部的認可。難道莫斯科大學的培養水平也不符合烏克蘭的要求？這些莫斯科教授若要在這座「俄羅斯光榮之城」繼續工作，很可能就不得不說烏克蘭語了。

    一些學校被關閉，另一些卻熱火朝天地開辦起來，雖然完全沒有這個必要。利沃夫民族大學在克里米亞開設了新聞系的一個分系，雖然整個半島只出版一份烏克蘭文報紙，而且沒有讀者，發行量很小，全靠經常的預算撥款維持。然而在克里米亞政府的支持下，利沃夫的一些教師已被派到辛菲羅波爾去培養烏克蘭語記者了。

    烏克蘭本來，正如常言所說，應該把自己的韌勁用在別的地方，但是卻一直不遺餘力地推行著一條徹底否定俄羅斯歷史形象的路線。遺憾的是我們的一些歷史學家也是在拉幫結派，相互敵對，無法為本國學生提供一個俄羅斯帝國為何物的明確概念。在學校的教科書中，可以找到對我們這個多民族國家發展中幾個最原則階段作出的完全對立的評價。比如，由伊?約諾夫編寫的臭名昭著的「索羅斯」教科書《俄羅斯文明及其危機的起源》中，竟將俄羅斯帝國說成是「各民族大監獄」，而「沙皇政府對俄羅斯民族、烏克蘭民族和白俄羅斯民族文化中長期形成的差異視而不見，把他們全部列入『俄羅斯人』一類，不重視烏克蘭語和白俄羅斯語的存在」。在博哈諾夫編寫的19—20世紀初俄國史教科書中，下的斷語卻完全相反：「俄國沒有民族或種族特徵方面的歧視（差別）」。

    這種多元論只有在俄羅斯才能有。在美國，學生們是從來聽不到，也不會聽到對印第安人實行種族滅絕或譴責19世紀中葉侵佔墨西哥的得克薩斯這些說法的。在法國教科書中，也找不到對拿破崙侵略戰爭的否定評價。

    烏克蘭歷史學家與俄羅斯歷史學家不同，俄羅斯歷史學家在改革後的 15年里一直在對罵，而烏克蘭歷史學家卻很好地吸收了歐洲和美國用本民族歷史為政治和意識形態目的服務的經驗。從5年級起，烏克蘭的學生就要熟知「伊萬?馬澤帕力圖使烏克蘭變成一個強盛的歐洲大國，從莫斯科沙皇國家的壓迫下解放出來」，而彼得一世則對烏克蘭特別「仇視」，把它看成一個「永世不得翻身的奴隸，無權擁有自己的語言，無權擁有文化，更無權擁有自由」。

    歷史是不能假設的，但可以大膽斷言，當今烏克蘭這種全面否定俄國歷史形象的做法，一定最合上面提到的羅森堡等納粹分子的心意。他們想方設法，不就是要最大限度地離間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的關係嗎？由於把俄羅斯當成烏克蘭自古以來的主要敵人，現代烏克蘭人從童稚時期起，便成為不僅對俄羅斯歷史，而且也是對自己「母親」的歷史進行無恥歪曲的犧牲品。

    烏克蘭和俄羅斯正在成長的一代，將處於其相互歷史觀念之錯誤、負面和歪曲程度達到無以復加地步的情況主宰之下。在這種情況之下任何人都不會是贏家。說得準確點，只有那些不斷希望把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從歷史文化上完全分開的人才是贏家。對烏克蘭歷史推行了10—12年的非俄羅斯化，這段時間並沒有白白過去。俄羅斯的學術精英也好，政治精英也好，對這一狀況均嚴重估計不足。

    局勢既然這樣，俄羅斯的立場又如何呢？2005年俄羅斯教育和科學部長富爾先科訪問基輔。同當局會見之後，他發表聲明：「烏克蘭正在十分嚴肅地審議語言問題，而且涉及各個層級。人們能自由選擇受教育的語言，這一點十分重要。」對第二句話不能不同意，而對第一句話，要想同意它，只有把它改成「十分嚴肅地排擠俄語」。

    世界上所有大國都關心把本族語擴展到境外的問題。以英聯邦為例，這個問題看得特別清楚。英聯邦包括大不列顛、澳大利亞、紐西蘭和其他幾十個國家。上世紀30年代初，成立了不列顛理事會，向全球110個國家提供學習英語和文化的服務。對俄羅斯亦不例外：英國人在北高加索．首先是在車臣．相當活躍地普及學習英語的地區性教學法綱要。

    語言訓練班引起對語言體現者——人民的生活方式的興趣，引起對該人民的尊敬，宣傳該人民的理想。世界語言之戰是爭奪智慧之戰，哪個國家的語言弄明白了，智慧就會朝哪個國家流。開展爭取智力資源鬥爭的不僅有英聯邦理事會，還有德國的歌德學院和法語國家集團國際組織。法國政府甚至設置了一個專門的職位——合作、發展和法語國家集團部部長。目前又正在籌建一個伊比利亞聯盟——西班牙語國家聯盟。

    對俄羅斯而言，建立一個類似的在境外傳播語言文化的協會，乃是迫切的需要。多年來我們一直在積极參加一個社會組織的工作，這個組織我在前面已經提到過，就是俄羅斯語文教師國際聯合會。但是在新條件下，國家必須直接作出在全球傳播俄語的努力。1989年以前，在東歐各學校俄語是必修課。今天，不僅這些國家，而且獨聯體某些共和國也都把俄語忘記了。在波羅的海沿岸地區三國、喬治亞、土庫曼，在東歐各國，以前所有的孩子在學校都學俄語，現在只要經過一代人，就會把俄語忘記！

    俄語是世界5種大語言之一。就說俄語的人數而言，俄語排在漢語，英語、印地語和西班牙語之後。地球上說漢語的幾乎達到15億人，說英語的人超過10億，說西班牙語的為4億人，說俄語的大約有3億人。

    在具有「共同血緣」的烏克蘭，俄語教學情況前面已經談過。在獨聯體其他國家，這一問題的情況又如何呢？

    據教育出版社資料，亞塞拜然還剩下 29所俄語學校，喬治亞 59所，吉爾吉斯138所，塔吉克3所，土庫曼在幾年以前關閉了最後1所俄語學校。而這種事竟發生在俄語依然是前蘇聯各民族之間主要的、實際上是唯一交流手段的時候。

    俄語在世界上的主要競爭者是英語。近20年來，世界各國的中小學和高等學校教學體系中，願意掌握英語的人數始終在增長。與此同時，願意學習俄語、德語或法語的人，在減少。在中國境外，學習漢語的學校數量在緩慢地增長，但在增長。

    俄聯邦外交部奉俄聯邦政府之命完成的報告《俄語在世界各國》稱，再過10年，獨聯體各國掌握俄語的人數將減少一半多。當前說俄語的 3億人，100％住在獨聯體。如果扣除每年減少的100萬居民，可以看出，再過幾十年俄語將可能不再被列入世界語言之列。

    上面已經談到，烏克蘭的俄語問題已有20年始終未離開政治生活議程。烏克蘭第一任總統克拉夫丘克之所以能在1991年執政，其中一個並非最不重要的原因就是由於民族自我意識的增長和多次許諾使國家「烏克蘭化」。

    1994年他在大選中敗給了庫奇馬，庫奇馬許諾把俄語變成烏克蘭第二國語。但只見許諾而未見行動。然而1999年他又打起這張語言牌，第二次當選。2004年總統候選人亞努科維奇再次拿起語言問題做武器。眾所周知，他輸掉了，但他並未放棄使俄語具有第二國語地位的想法，把這一點作為他的党參加 2006年國家議會選舉並取得勝利的綱領中的一個關鍵點。

    2003年烏克蘭最高拉達批准區域語言或區域少數族群語言歐洲憲章。應該認為，烏克蘭當局之所以批准這個文件，其首選目標是與歐洲共同體「一體化」。看來，它並未考慮少數族群首先是俄羅斯族群語言的真實境況。

    「橙色」聯盟建立之後，由於看到由國家當局承認俄語的問題解決無望，烏克蘭許多俄語居民佔優勢的城市和區域從2006年3月起，利用歐洲語言憲章，開始作出賦予俄語以區域地位的決定。比如哈爾科夫、塞瓦斯托波爾、第聶伯彼得羅夫斯克、頓涅茨克、雅爾塔和盧甘斯克、尼古拉耶夫都採取了這樣的措施。

    各州當局機關也開始採取類似決定，例如盧甘斯克州於當年4月由州蘇維埃代表在會議上一致投票決定，也賦予俄語以區域語言的地位。頓涅茨克州蘇維埃於5月份決定，在該州轄區內，俄語可以同國語，即烏克蘭語一樣，「在案件審理、文件、居民相互關係、國家機關、社會機構、企業、機關團體以及教育、科學和文化方面用作工作語言」。州蘇維埃還決定向最高拉達提交賦予俄語與烏克蘭語同樣的國語地位的建議。2006年5月30日尼古拉耶夫州也同意賦予俄語以這一地位。

    然而共和國司法部奉尤先科之命，認定這些行動與國家憲法不符。烏克蘭司法部長在評述自己這一丟臉的結論時聲稱，決定語言地位的權利僅屬於烏克蘭人民，並經由全民公決來實現。按照他的意見，烏克蘭各種語言的地位已為烏克蘭憲法第10條明確規定，根據該條文，烏克蘭語為國語，而俄語是少數民族語。他聲稱，盧甘斯克州蘇維埃以及哈爾科夫、塞瓦斯托波爾及其他幾個城市賦予俄語以區域語言的地位，已超越自己的權力範圍。這位部長還說，爭取擴大俄語法律空間的鬥士們雖抬出歐洲憲章作為依據，但歐洲憲章的宗旨不是保護少數民族的權利，而是保護那些處於消亡邊緣的語言。據他講，在烏克蘭，屬於這些語言的是卡拉伊姆語、克里米亞韃靼語、亞達利亞語、意第緒語和其他一些語言。在他看來，這份清單中還應該加上克里米亞的烏克蘭語。

    不過烏克蘭憲法第10條規定：「烏克蘭保障俄語和其他少數民族語言自由發展、自由使用並受到保護」。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地方在於，在「獨立的」烏克蘭，除了俄羅斯族人說俄語外，說俄語和用俄語思維，並認為俄語是本族語的烏克蘭人還有幾百萬。如果幾乎占居民1／4的俄羅斯人在烏克蘭是少數族群，那說俄語的烏克蘭人可就未必能列入這個範疇了。

    為了同俄語的擁護者進行鬥爭，還動用了檢察和審判機制。比如，第聶伯彼得羅夫斯克市蘇維埃關於賦予俄語以區域語言地位的決定，被控訴到法院。第聶伯彼得羅夫斯克檢察長向州經濟法院提起訴訟，認為市蘇維埃的決定屬違法行為。正如檢察長在其起訴書中強調的那樣，該語言地位的決定與烏克蘭憲法要求和現行法令相悖。關於賦予俄語地域語言地位的決定，自第聶伯彼得羅夫斯克市檢察長向法院提起公訴時起，在該市轄區停止適用。尼古拉耶夫市蘇維埃全會經多數票通過，否決了檢察長對賦予俄語地域語言地位的抗議。

    俄語反對者的最「有分量的」論據是拿出「僑居」的理由來，說什麼如果到法國或德國去，就得學會當地的語言。但他們閉眼不見烏克蘭說俄語的公民並不是從外地到來的，他們住在當地已經有幾十年、幾百年。不僅如此，全民公決投票贊成建立獨立的烏克蘭後，他們之中許多人至今一直還是認為，對他們來說，烏克蘭自古以來就是他們的祖國。而在祖國，一切的安排都應該讓生活過得美好，因此他們便要求賦予俄語一種可保證他們享有文化語言自由的地位。

    看來，尤先科總統知道，起碼能從他的助手、顧問、秘書那裡了解到，就在歐亞經濟共同體各國保護俄語地位和保護俄語教學問題的國際會議上（參加會議的有哈薩克、白俄羅斯、吉爾吉斯、塔吉克、烏克蘭和其他幾個蘇維埃共和國的學者、國家議會和教育部的代表），學者們得出一個結論，認為俄語正在逐步「消亡」。我以為，俄語的類似狀況正鼓舞著「獨立的」烏克蘭派同俄語進行鬥爭。

    的確如此。尤先科已經公開介入了這一問題。2006年年初，他發表聲明，確認某些州和市蘇維埃給予俄語以區域語言地位的做法為非法。他對記者說：「這是對憲法的粗暴破壞。」

    照他的話說，類似的決定只有最高拉達以議會成員的憲法多數方能通過。尤先科表示相信，憲法法院「將會對這一事件迅速而輕鬆地作出評價」。

    「俄語還用得著防備什麼別的語言嗎？」烏克蘭總統提出了一個設問性的問題，又總結性地來了一句：「俄羅斯終結的地方，俄語也就終結了。」

    請讀者注意這個政治宏論中的第二句話。為了讓俄羅斯終結，必須近期內在烏克蘭讓俄語終結。讀著這些「內心直白」不由得發人深思：總統說這席話時是處於何種狀態呢？作為一個多民族國家的首腦，其中俄羅斯族按數量占第二位，他是否意識到自己對那些相信他在「橙色革命」時期甜言蜜語的人民的命運負有責任呢？

    歐洲議會代表的立場也是那麼厚顏無恥，歐洲憲章便是在歐洲議會醞釀製定的。他們贊同烏克蘭中央當局阻撓賦予俄語特殊地位的行動。照歐洲議會烏克蘭局局長的話說，憲章里沒有「國際語言」的單獨概念，所談論的是「區域語言和「少數族群語言」。這位先生有一個烏克蘭的姓氏，看來此人還是讀過他代表歐洲議會所駐國家的憲法的。

    對俄語的攻擊不僅出現在教育、案件審理、官方文件等領域。進攻的規模十分廣泛，套用一句軍事術語，可以說是全線進攻，而且蓄謀已久。遠在1996年，由庫奇馬總統出錢，在基輔曾召開過一個「圓桌會」，議題是「投向烏克蘭廣闊信息空間的國語」。會議的成果便是「推薦書」。

    文件的幾名起草人對烏克蘭語言局勢的評估結論是：「不正常」。他們把局勢稱之為「帝國的沉重遺產」。只有通過「建立國語的完整功能，並有針對性地消滅非國語」，方能匡正這一局勢。不難猜到，「非國語」是指俄語。他們建議：把在電視廣播中使用俄語、用俄語出版報刊視為這樣一種行為，其否定後果會對烏克蘭安全構成不亞於宣傳強暴、賣淫以及各種形式反烏克蘭宣傳的威脅。

    幾天之後，庫奇馬就「審核烏克蘭語言法執行程序問題結果」一事，向多名國務活動家下達了委託任務。任務的實質是保證對「推薦書」撥款，提供行政支持！總理收到建議，要審核保證以優惠條件向國語書刊、教科書和教學文獻資料的出版銷售撥款的問題，須「在司法文件、國家管理機關公文往來，烏克蘭各地區社會生活各領域使用國語烏克蘭語，並加強對使用情況的監督」。該國其他領導人也接到了類似的任務。

    當時便有許多人指出，自從加里西亞人庫利克當上烏克蘭電視台領導後，電視台的語調就從溫和反俄變成了公開仇俄，變化太強烈了。使用俄語的電視公司比如說要想在克里米亞和外喀爾巴阡山地區取得廣播許可，準會碰上具有民族主義情緒的官員們的公開反對。如今把俄語從電視廣播中排擠出去的做法，在全烏克蘭範圍都得到了國家的支持。

    尤先科總統更加劇了廣播電視領域內同俄語的鬥爭。烏克蘭文化部長、尤先科家的女友比洛季爾猛抓廣播電視的工作，她保證「盡一切努力，使廣播電視只說烏克蘭語」。這使大多數用俄語廣播和轉播俄語歌曲的烏克蘭電台的存在受到威脅。

    受到威脅的還有全國性的「烏克蘭」電視台，因為它用俄語廣播，被認為是持有反對立場的頻道。民族主義分子要求關閉這個頻道，因為它用俄語轉播足球消息。政治家們聲稱，「根據烏克蘭足球協會的法規，足球報道的語言是烏克蘭語」。顯然，使用俄語是對國家完整性的威脅，是分離主義的表現？！

    總結俄語在烏克蘭媒體中的地位，可以得出結論，「獨立國家」當局追逐的目的只有一個：「把它從廣闊的信息空間趕出去！」

    烏克蘭議會代表深信，關於賦予俄語官方地位的12個法案，沒有一個能被最高拉達通過。拉達前發言人科特溫的聲明便可證明這一點。他也曾相信，俄語對烏克蘭是個威脅。不過他現在到了烏克蘭科學院，不知會採取何種立場？烏克蘭科學院在歷史上同蘇聯科學院，現在同俄羅斯科學院的相互關係是十分密切的。

    烏克蘭當局並未停止把俄語從信息空間趕出去的行動。驅趕行動採取了最醜陋的形式！當你讀到俄文歌在烏克蘭也開始受到迫害時，你會感到驚訝。在利沃夫，市蘇維埃作出決定，禁止在街頭、廣場和公用交通工具里演唱俄文歌曲。違反者處以罰款，數額為50格里夫納。不妨想一下這樣的場面：利沃夫某飯店正舉行婚禮，客人們正在一位俄羅斯人演奏的歌曲聲中跳舞，突然警察「光臨」，把人帶到派出所，罰款50格里夫納。利沃夫這種時常發生的仇俄行動，俄國人多半會忍氣吞聲地咽下去，就像咽下烏克蘭納粹黨的歹徒在這個城市毆打偉大衛國戰爭的老戰士、拆除偵察英雄庫茲涅佐夫的紀念碑、把萊蒙托夫大街改成杜達耶夫街等事件一樣。

    烏克蘭電視台也播放蘇聯電影和俄羅斯電影。但當人們聽到電影里的俄語被翻譯成烏克蘭語時，是多麼吃驚吧！俄羅斯人坐在電視機旁，做著反向翻譯——再譯成俄語。你很難想像當局這些行動是多麼荒謬，可這些人還大聲談論烏克蘭各族人民的友誼、尊重住在烏克蘭的所有民族，但卻干出這種蠢事。

    在「獨立的」烏克蘭，仇俄的怪異行動並未就此打住。我們在俄羅斯便是見證，發現在最高拉達選舉期間，有許多人，其中甚至包括區域領導人，在選舉人名單上找不到自己的名字。這件事就其愚蠢、卑鄙、下流而言，真是非同凡響。人們被強行剝奪了他們家族姓氏的根源、同祖先的聯繫，更不必說明顯的歧視和法律上的混亂了。

    請自己判斷一下吧：選舉前夕，當局決定將選舉人名單譯成烏克蘭語。機器認真負責地把姓名改成烏克蘭語。有一個人護照上印的是梅利尼科夫，現在變成米羅什尼科夫。梅利尼科夫找自己的名字，沒找到。但這還算不了什麼。梅利尼科夫和米羅什尼科夫按字母表總還是從同一個字母開始的。可是姓捷列金的人得怎麼辦呢？按照習慣，你得從字母T找自己名字吧。可萬萬猜不到現在得從字母「6」開始找了，因為現在的捷列金按烏克蘭方式叫做布雷奇金。

    有的人很不走運，因為頃刻之間不僅姓氏變了，名字也變了。有一個人叫尼古拉?斯克沃爾佐夫，現在變成梅科拉?什帕克。另一個大家都知道的人叫菲利普?霍赫洛夫，現在他成了佩魯普?丘比耶夫。庫茲涅佐夫變成了科瓦廖夫，杜比寧變成了德留科夫，克留科夫變成了加科夫，而波爾特諾夫則成為克拉夫佐夫。

    人們看到這些新名單，紛紛向選舉總部及其地區委員會發起進攻，抱怨計算機無知。比如，由於自動翻譯的結果，宗季科娃變成了帕拉索利金娜，普戈夫金變成了古德濟科夫。地址的變化更令人吃驚：沃羅夫街變成克拉季日街，澤姆利亞尼奇內村變成波盧內奇內村……真是瘋人說夢話。

    這些事如果不是可悲，也實在是可笑。作為一個出生在烏克蘭頓巴斯的人，筆者在寫烏克蘭民族主義分子消滅俄語的可恥行徑時，心裡很悲傷。我們俄羅斯人一直同烏克蘭人比肩過著普普通通的勞動生活，我們相互理解，我姓什麼姓從來就不是什麼問題。我喜歡他們那猶如唱歌般悠揚動聽的說話聲，喜歡烏克蘭的幽默，喜歡那親切的歌聲。我有許多烏克蘭人朋友，我珍視他們的友誼，總是為他們感到不安，他們現在在「獨立的」烏克蘭感覺如何？

    政治家先生們，我向你們提一個問題：你們干這些事是為了什麼？你們是否以為你們這麼幹將來都能逍遙法外？你們唆使親兄弟反目成仇，難道不怕早晚得負責任？

    我想用俄羅斯和烏克蘭共同的偉大作家果戈理的一段話來結束這一章。

    連我自己都不知道，我的靈魂究競是烏克蘭的還是俄羅斯的。我只知道，無論如何我也不能認為小俄羅斯人比俄羅斯人優越，或者俄羅斯人比小俄羅斯人優越。上帝對這兩個天然造物所賜予的實在太慷慨了，而且就像故意似的，讓他們互相擁有對方缺少的某種東西。這是一個明顯的徵兆，說明他們應該相互補充。為此，他們所經歷的生活歷史本身也是互不相似的，而這正是為了造就他們不同的力量和性格，以便後來再結為一體時，能為人類構造出某種最完美的東西。

   （《環球視野》摘自《大國悲劇》新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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