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氣生財澳門人 | 鳳凰周刊

華人社會的傳統使澳門人保持對國家的高度認同，很少通過激烈的方式表達訴求；賭場的霓虹夜夜不滅，照亮了他們富足的生活。

鳳凰周刊記者/吳如加 實習生/謝忱

計程車司機阿貴告訴《鳳凰周刊》，「澳門是個好地方！」他是一名內地移民，這在澳門非常普遍，2010年的人口普查顯示，45%-47%的澳門人口是內地出生，回歸之後從內地來澳門定居的人口佔總人口的四分之一。

「只要你肯干，就會出頭。我這麼一個小學學歷的人，身無分文來到這裡，靠開計程車，都可以把我的兩個小孩養到去澳洲念書。」阿貴說。

提到「佔中」，他語氣亢奮起來，「像香港那樣搞不行的。」

在去年5月25日，澳門亦曾爆發過一場遊行，參加總人數近兩萬人。這是澳門回歸以來規模最大的遊行活動，在只有60萬人口的澳門，這個數字令遊行組織者都感到詫異，如果相同比例的遊行發生在七百萬人口的香港，將會有二十多萬人上街。

遊行者反對的「離補法」全稱為《候任、現任及離任行政長官及主要官員的保障制度》，該法案內容有兩大重點：一則，包括特首在內的高官，退休後可以獲得經濟補貼；其次，特首在任期內不受刑事訴究。法案在澳門社會引起強烈反彈，被稱為「自肥法案」。遊行結束之後，澳門特區政府宣布撤回法案，重新進行公眾諮詢。

但這次史無前例的遊行並不意味著澳門人熱衷於政治議題和街頭運動。與香港不同，澳門市民一向輕政治、重生活，比之政治議題，他們更在意的是日常生活。對「離補法」的反彈，也與「佔中」存在區別，參與者並非來自相同陣營，亦無統一立場，除了單純表達對法案內容的不滿外，並沒有提出其他政治訴求。

即便如此，「反離補法遊行」仍可載入澳門歷史，因為在行政主導、民眾普遍信任政府的澳門，通過遊行方式表達訴求似乎略顯激烈。

「你問（澳門人）要不要普選特首？要！2019就選好不好？好！出來遊行呢？那就是另外一個問題了。」一位澳門泛民主派人士如此評價這座城市的街頭運動。

雖然人們習慣上總是將港澳兩地相提並論，但無論對港人還是澳人而言，兩座城市之間最大的共同點不過是「一國兩制」，而這個共同點還是北京賦予的。

香港資深傳媒人區家麟這樣寫澳門——「在澳門待過一小段時間，很快就發現澳門好小，出門容易撞到熟人，你的上司，原來是你小學同學；你的表妹，是同事的鄰居；老婆的同事，原來是你的麻雀腳（註：一起打麻將的人）；去飲茶，隔壁桌總會撞到熟人。總之，藤連瓜瓜連藤，總會拉到一些關係……在大城市，恩怨情仇，無見一年半載，大家就忘記，或眼不見為凈，或大隱隱於市，滾滾紅塵不會再遇上；但在澳門街，是是非非，閑言碎語，三姑六婆的八卦，就在一小盤水裡滾來滾去……行差踏錯，來來去去那班人，講一世，記一世。」

古老東方的人情世故、門第族望，這裡一點不少。無論社團領袖、立法議員，或豪商巨賈，都似舊時中國的鄉紳——或人脈通達，善於利用手中資源調息紛爭；或家底殷實，樂於施惠鄉里，扶危救急；或關注民生，充當官民之間的傳話人。

幾百年來，澳門和內地聯繫緊密，回歸之後，伴隨著大量內地遊客和勞工的湧入，澳門愈發向內地靠攏。在珠海拱北口岸，大量商戶兼營著代收淘寶快遞的業務，許多澳門人為了節省郵費，會到這裡來領取他們在淘寶上購買的物品。

從拱北口岸一路往南，街巷縱橫交錯，猶如蛛絲，走在裡面，迎面一輛車開來，頓覺無處避讓。偶一抬頭，天際線都是大小娛樂場和酒店的豪奢穹冠，三步五步便可見一座西式賭場或葡國建築。但舍掉這些外觀，澳門的內里仍是一個典型的傳統華人社會，與一水之隔、西化已久的香港全然不同。

走在澳門熱鬧的新馬路上，身邊往來的人們嘴裡說著普通話、東北話、閩南話，而粵語卻幾乎聽不到。一時間令人產生錯覺：這裡不是中國的特別行政區，這裡就是中國。

賭權開放與自由行為澳門帶來了巨大財富，葡治時代糟糕的社會治安和經濟狀況，與回歸之後的歌舞昇平形成了強烈反差。這也使得普通澳門市民樂於將這座城市交給政府和社團。親北京的各種民間組織在澳門異常活躍，在政府之手夠不著的地方，它們控制著大量社會事務。華人社會的傳統使澳門人保持對國家的高度認同，很少通過激烈的方式表達訴求，賭場的霓虹夜夜不滅，照亮了他們富足的生活。

上述種種因素疊加在一起，決定了澳門的生態：樂天知命，和氣生財。

「如果現在你想感受一下澳葡（時期）的行政，澳門有一個博物館，這個博物館就是現在的葡萄牙領事館。去那裡就如感覺時光倒流到15年前，一模一樣。」

28歲的陶堂（化名）生於葡治時代，在澳門被認為是為數不多的持泛民主派立場的人。平日里他對當下的特區政府多有微詞，但提起葡治時期，他首先想到的是貪污、低效和歧視。「（澳門人）通常都覺得回歸是一件好事，因為那個時候的澳葡政府真是做得太差了。」

1966年「一二·三事件」之後，澳葡政府的管治權威盡失，各種社團與街坊組織接管社會。「葡國政府弱勢，不像英國人那樣好好地經營殖民地。尤其是1966年以後，它乾脆就不管了，中國人自己管自己的事情。澳門成半個『解放區』了。」澳門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郝志東分析道。

接下來的30年里，澳葡政府在治理上意興闌珊，及至回歸之前，則更是懈怠，基層公務員腐化貪污，於民生方面少有作為。

「比如你去申請一些東西，在遞交文件的時候，事先把錢放在文件裡面，就會處理得好一點。你去辦證件，跟辦證的人說葡萄牙語和說中文是不一樣的待遇，你寫申請，最好寫葡文，寫中文他們就不怎麼管。」陶堂說，「回歸之後這一些問題有改善，至少基層公務員的貪污情況基本沒有了。」

立法會議員關翠杏對澳葡時期的「咖啡文化」記憶深刻，「就是給一點錢，讓他們喝點咖啡，才能走通政府部門。直接賄賂他不會收，但他的抽屜是打開的，你一定要自己把錢放進去。這是公開的，就像買路錢一樣，不然他可能會卡你幾個星期或幾個月。」

1999年，黑道大佬「崩牙駒」在受審之時，對著法庭警察怒喊：「你有沒有收過我的錢呀！」成為多年來一直為人們所銘記的一幕。

「回歸的時候，我們和香港有一個很大的區別。有些香港人怕回歸，有的人移民走了，澳門人是盼望回歸。那時多年的經濟下滑到了谷底，社會民生都是一片灰暗。」關翠杏說。

澳門經濟學會理事長柳智毅記得，回歸之前的四年，是澳門經濟史上最低迷的階段。「連續四年的負增長，你感受過嗎？上半年一杯咖啡六塊錢，年中五塊，下半年四塊半就可以喝到了。」

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由於香港生產要素的輸入，澳門的出口加工業曾經出現短暫輝煌。但到了90年代，在經濟發展的各個方面，澳門全面落後於較其開埠晚近300年的香港。此時香港早已是世界重要的金融中心和轉運港。1994年香港的GDP是1355.43億美元，澳門則是62.96億美元，二者相差21倍。

關翠杏回憶，「那個時候有很多澳門人到台灣、香港打黑工。甚至有兩夫婦都去打工，把小孩留在澳門的情況。」

從回歸的談判強度對比，也可看出英葡兩國對待各自殖民地的不同態度。中葡談判九個月完成，共四輪；而中英談判持續兩年，共進行二十二輪。

關翠杏回憶起回歸時澳門人的心境，至今感慨不已，「我們相信不可能更差了，期望有一個轉變。所以解放軍進來的時候，我們是盼望的，在路旁歡迎。那種盼望回歸（的心情），跟香港完全不同。」

除了經濟民生上的失敗外，葡人在澳門400多年的時間裡，並未在澳門華人中建立起文化認同。比起只有150多年殖民史，卻對英國文化有著高度認同的香港，葡人在澳門華人中留下的文化痕迹，實在太少太少。在香港，許多人都有自己的英文名字，在澳門卻幾乎見不到給自己取葡語名字的華人。

澳門大學中文系教授朱壽桐認為，葡萄牙人統治澳門時期，並沒有進行價值輸出與意識形態灌輸，導致葡萄牙人與華人之間存在明顯隔離。精英階層盡為葡人，大眾階層則是華人。二者處於互不相干的狀態。葡萄牙人在統治澳門期間，奉行歧視政策，華人難以融入主流社會。也正因此，澳門人的國家認同從未被破壞，他們的情感始終沒有離開過故鄉與故國。

「葡萄牙人的殖民方式跟英國人不一樣。英國人的殖民，可算是一種『積極』殖民。從殖民者的立場出發，英國試圖把殖民地的民眾變成自己的子民，把那個地方的文化變成自己的文化。而葡萄牙人則是一種相對消極的殖民，葡人控制這個地方只為謀求在此落腳和生存的可能，而並不謀求以宗主國的文化來輻射、覆蓋這個地方。葡人甚至設置門檻，使得澳門人不能非常順利地申請葡語學校和學習葡語。」朱壽桐說。

回歸之前，只消看一眼海那邊經濟發達、深受西方文化熏陶的香港，便可知葡萄牙並沒有留下什麼值得澳門華人留念的歷史。

2012年12月1日，曾經叱吒濠江的黑道大佬「崩牙駒」刑滿出獄。1999年11月23日，澳門回歸之前一個月，他被澳門法院判入獄15年，上訴之後，刑期減為13年10個月。如今歸來，牢房之外早已換了一片江湖。隨著賭權的開放，回歸後的澳門經歷了一段黃金歲月。

十年人事幾番新。昔日在澳門的街頭戰爭中，敗於「崩牙駒」手下的「街市偉」、「水房賴」等人物，紛紛抓住賭業發展這一黃金機遇，使身家財富呈幾何倍數增長。江湖綽號「街市偉」的吳文新，如今已是上市公司奧瑪仕集團的主席，「水房賴」的生意亦涉足賭廳、房地產、酒樓等多個行業。

前半生在澳門呼風喚雨的「崩牙駒」，在囚禁期間不僅失去了自由，也失去了在賭業上施展拳腳的良機。

上世紀90年代，為爭奪賭廳利益，各路黑道人馬在澳門街頭展開廝殺。1997年，澳門新世界賭場酒店開業前夕，遭到槍手持AK47自動步槍在酒店外掃射，事件轟動一時，澳門一度被外國列為高危地區。1998年5月，司法警察司司長白德安的座車被人安裝炸彈，白德安因為晨練而躲過一劫。

關翠杏記得，當時立法會裡的商界議員身後都站著保鏢。「因為治安很差，曾經有一位議員被綁架，後來中國政府合作把他解救出來。」

經歷過那個時代的澳門人，對當時新聞里不時出現的槍擊案早已見怪不怪。

彼時還在小學讀書的陶堂回憶，港澳之間本有例行的學生交流活動，但由於澳門治安太差，香港學校取消了原定的行程。

黑道仇殺愈演愈烈，導致澳門的博彩旅遊業出現空前滑坡，原本為澳門經濟貢獻頗大的香港旅客，紛紛拒絕再到澳門旅遊，以致澳門百業蕭條。

糟糕的治安狀況，一直持續到回歸之前。1999年5月24日，澳門首任特首何厚鏵接受國務院任命，將治安列為其上任後的首要事務。早年，何厚鏵之父、中華總商會會長何賢就曾化解過不少江湖糾紛。澳門《市民日報》「文戈專欄」曾刊文盛讚何氏父子：「往昔何賢先生在世時，對社會一些糾紛，無論是否與商會直接有關，都能挺身而出，協助解決……而今何先生之公子厚鏵君，亦有乃父風範，每有危難，都能挺身而出，仗義執言，排難解紛。」

何厚鏵在宣布參選特首時，亦坦言：「我自己不是黑社會。問題是，澳門這麼小的地方，由於從我爸爸的關係到現在，你說完全不認識黑社會、沒有跟一些黑社會背景的人接觸，甚至一些業務上的來往，沒有可能。」

與父親何賢不同之處在於，何厚鏵開始介入治安問題之時，中國政府亦急於為回歸後的澳門鋪路，因此給予了他全力支持。廣東省公安廳在全省境內徹查逃粵的澳門黑道人物，搜捕隨即展開，許多黑道大佬紛紛落網。在澳門回歸前1個月內，大陸警方聯手澳葡政府，對澳門黑道進行了重點打擊。

澳門回歸之後，特區政府一方面繼續加大對黑道的打擊，另一方面亦明白，博彩這一暴利行業，不可避免地吸引著黑道，因此，也充分運用賭權開放的契機，誘之以利，使江湖人士遵循合法賺錢的遊戲規則。

昔日黑道大佬或收編或坐監，澳門治安局面迅速好轉，人心趨於安定，與葡治時代形成鮮明對比。

今日澳門立法會裡唯一的土生葡人議員高天賜，對此亦不諱言。「回歸之後我們非常高興，共產黨開始治理了，全部的黑社會，都聽共產黨的話，他們怕了。所以變化很大，沒有治安，沒有安全，什麼事情都做不了。」

當年黑道爭奪激烈的賭廳，如今經營模式已規範化，江湖中人豐衣足食，暴力爭奪賭場利益的情況已成歷史。

某賭場的荷官阿度認為，「現在澳門有錢了，黑道也不需要再拿槍了。那麼危險，他們也不想的。如果可以找一份穩定工作，可以養家糊口，他們就不需要干那個。」

一位上世紀90年代擔任過黑社會犯罪調查的警員曾在接受大陸媒體採訪時公開表示：「現在人命金貴，不比往日，非迫不得已，誰還會玩命？」

如今「崩牙駒」歸來，當初那個好勇鬥狠的江湖已不在，這位昔日大佬向媒體表示，出獄後會參與賭場貴賓廳的經營，但絕對不會影響澳門治安。當年的死敵「街市偉」亦向香港《東周刊》表示，彼此間已經冰釋前嫌，「日後一切以和為貴，大家有錢齊齊搵（大家有錢一起賺）」。

2014年12月20日，中共總書記習近平赴澳門參加澳門回歸15周年慶祝活動。在前一天晚上的歡迎晚宴上，習近平發表講話：「澳門取得的進步和成就，離不開『一國兩制』方針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全面正確貫徹落實。」

同日下午，習近平在澳門會見前來出席15周年慶典的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時指出：「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制發展必須符合香港實際，必須遵循『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

同是「一國兩制」和基本法，澳門已是「全面正確貫徹落實」，香港則為「必須遵循」，言下之意顯而易見。

台灣《聯合報》12月21日以《習撫綏澳門 鞭指港台》為題進行了報道。《人民日報》海外版旗下微信公號「俠客島」則解讀：「澳門人樂天知命，心懷感激，香港卻顯得有點叛逆，有點抗拒。」

和香港立法會裡人多勢眾的泛民陣營相比，澳門的立法會則顯得平靜得多。33名議員中，7名由行政長官委任，12名由社團領袖協商產生，剩下的14名直選議員中，明確持泛民立場的只有2人。

在社會層面，澳門與香港的生態亦完全不同。早在回歸之前，澳門即被繫上了一條無形的紐帶，紐帶的那一頭，是北京。在澳門歷史上，乃至今天都發揮著巨大影響力的三大家族——何賢（何厚鏵的父親）、崔德祺（現任特首崔世安的叔叔）、馬萬祺——在回歸前均與北京長期保持著良好的關係。1966年「一二·三事件」時三人皆參與其中，並扮演重要角色。

除了三大家族，賭王何鴻燊一家亦頗有代表性。

在何鴻燊的澳博公司旗下的新葡京酒店大堂內，擺放著圓明園「水力鍾」噴泉之馬首銅像。這是何鴻燊在2007年以6910萬港元的價格購入，並捐獻於國家。創下了當時清代雕像的世界最高拍賣價。

何鴻燊與中央的頻繁互動早在回歸之前。1984年，他參加香港各界知名人士組成的觀禮團，赴京觀摩中英聯合聲明的簽署儀式。1988年，何鴻燊向故宮博物院捐獻黃楊木雕達摩像，同年，他被委任為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副主任。1998年，何鴻燊當選為全國政協常委。1999年，他出資300萬美元支持北京修建「中華世紀壇」。

這種積極的互動在賭王家族內延續。就在習抵達澳門當天，何鴻燊之子何猷龍在香港《文匯報》頭版刊發跨版廣告，歡迎習的到訪。「習主席——你好」等廣告語以特大字型大小印刷，醒目異常。

何鴻燊的四姨太、澳門立法會議員梁安琪，則在2015年4月23日攜近百名澳博員工赴江西井岡山接受愛國教育。

聰明的生意人支持政府，熱愛祖國，往往被視作難免之事。然而在澳門，政商兩界之外，普羅大眾對國家也保持著極高的認同度。連黑道大佬「崩牙駒」都坦承父親是左仔(共產黨員)，又稱自己讀毛校（即勞工子弟學校），上學成日聽共產黨的故事，學習毛主席語錄。

2015年3月，在北京參加兩會的全國人大常委、澳門特區立法會主席賀一誠被媒體問及「澳門會否爆發香港『佔中』的可能性」時，笑稱「澳門沒有中環」。

賀一誠的自信合情合理。「澳門早就在1966年12月3日發生的『一二·三事件』之後就被中共解放了，成為人所周知的『半個解放區』，1999年的『政權交接』，最多不過是『一項儀式』而已」，澳門時事評論員譚志強撰文寫道，「前澳葡當局最多不過只在『澳督府』外面掛上一個牌子，以示那些葡國『牛佬』、『牛婆』繼續表面上存在，如此而已。一切大事，都是共產黨說了才算數，這是一九九九年之前的事實。」

1966年「一二·三事件」之後，國民黨在澳人員以及其他反共人士紛紛離開澳門，親國民黨的民間社團亦被澳葡政府查封。而澳葡政府經此一變，也不願意過多管理華人事務，留下的真空地帶，則由親北京的民間社團接管。

與內地和港台不同，澳門人的日常與社團息息相關。在這座60多萬人口的小城裡，林立著大小6000多個社團，幾乎遍及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比起立法會裡的議員，社團更像是真正的民意代表，也正因此，許多社團領袖同時在立法會裡擔任著議員。

關翠杏同時也是澳門工會聯合總會的副會長，在她看來，澳門普羅大眾的日常需求和生活服務，多是靠民間社團提供。「除了辦理身份證和物業的登記，澳門華人的生活圈子跟政府拉不上關係。託兒所、教育、醫療等許多社會服務，都是澳門的幾大團體提供。有的是收費服務，也有的是免費服務。」

議員鄭安庭身後的江門同鄉會，擁有在冊會員五萬多人。「我們每年都給60歲以上的同鄉發敬老金。為了鼓勵青少年讀書，我們還有獎學金激勵。」比之這些物質上的贈予，同鄉會更重要的職能是擔任政府治理的中介，「會員生活工作上的困難，或者對政府的意見，也可以通過我們江門同鄉會向政府反映。我們去年做了一份對澳門民生的調查報告，一萬多個問卷都是關於其時交通、房屋、醫療這幾方面的。」

在教育和價值觀的塑造方面，社團也扮演著重要角色。在葡治時代，由於澳葡政府在教育上的投入不足，公立學校很少，澳門的教育主要由私立學校承擔，而許多私立學校均有愛國社團或愛國人士的背景，這類學校因此被稱作「紅底學校」。

關翠杏以工會背景的勞工子弟學校為例，指出此類學校的教育「都有一個很明確的目的，就是要教育學生愛自己的國家」。

區家麟認為，澳門傳統愛國組織力量強大，有其特殊的歷史淵源。「相較港英，澳葡政府管治力弱，既乏制度建設、貪污盛行、只用葡文令華人不願加入政府，加上靠賭稅而得政府收入，更令澳葡不思進取。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澳門的華人只能『自救』，自己辦學辦醫辦救濟……澳葡殖民管治的慵懶與粗疏，直接令華人團結，地區組織有實在的親和力與影響力。」

這些愛國、愛澳的民間社團在葡治時期便承擔著重要的社會管理職能，它們通過同鄉關係、基層組織凝聚民眾，調動資源解決問題。絕大多數澳門市民由於對澳葡政府沒有好感，遇到問題通常不找政府而找社團。

「社團如果覺得這個事情是能夠幫你解決的，就直接幫你解決了。如果他覺得不好解決的話，他會告訴你這個政府很壞，所以等回歸之後再說。」一位澳門市民如是說。

狹小的城市和不大的人口規模，使得本就愛國的澳門人看上去更加樂天知命。郝志東認為澳門人普遍比較保守，安於現狀，「這和地方小有很大的關係，低頭不見抬頭見，大家相互都認識，不好意思批評別人，大家都比較息事寧人。」

「要搞政治很簡單，有一定人數規模就可以鬧事。」柳智毅說道，「如果香港有100個人出來鬧，按照相同的人口比例，在澳門只有幾個人，能鬧出什麼事情？」

但是，澳門對於發生在香港的「佔中」並非無知無覺。2007年至2011年，澳門學生的國民身份認同一直維持在九成左右，但2014年香港「佔中」事件後，同項調查發現，認同「我是中國人」的澳門學生僅剩五成半，較三年前大幅下滑，而對「澳門人」的認同感則高達九成。對此，澳門中聯辦主任李剛表示，各界不能掉以輕心，需要加強青少年教育，傳承愛國愛澳傳統。

澳門街除了賭場，最多的便是藥店和金鋪，它們和賭場一樣，做的都是內地人的生意。許多店鋪的電子招牌上總有一行簡體字滾動播放：歡迎使用人民幣，歡迎使用國內卡。

和香港一樣，澳門每年都要接待大量內地遊客。2014年全年，澳門共接待旅客3152萬人次，香港接待旅客6083.88萬人次，而澳門的人口不到香港的十分之一，面積僅為香港的三十分之一。李剛對此表示：「在這一塊狹小的地方，能每年接待3000多萬遊客是一個奇蹟，」

「香港有的問題，我們都有。」柳智毅說，「但有一個香港有的我們沒有，就是一簽多行，我們一直在堅持。香港主要的問題就是『一簽多行』。」（2015年4月13日開始，「一簽多行」調整為「一周一行」）

關翠杏認為澳門的情況與香港不同，不能適用一簽多行。「澳門離珠海太近了，走路就可以過來。但深圳到香港還有一段距離。」但她同時承認，內地遊客推動了澳門經濟發展，「真的令我們的經濟有了很大的變化。」

雖然沒有一簽多行，澳門同樣存在水客現象。奶粉和尿布也因此不時出現短缺。

「水客問題伴隨我們的生活都十多年了。」生長於澳門的陶堂對此並不介意，「澳門居民才是最主要的水客。」他說。

在澳門大學求學的劉京京經常往返於澳珠兩地，據其所述，在珠海拱北口岸一帶經常可見持多次往返證件的水客，「不排除有一部分就是澳門本地居民。」水客一過關，便有人拿著錢在拱北收貨。「（水客）把東西給他，他當場就把錢付了。」

「如果澳門反水客，說不定會斷了一部分澳門居民自己的生計。」劉京京說。

除了澳門本地居民以外，在澳門工作的內地勞工，也在水貨運輸中承擔了一部分角色。他們持有澳門治安警察局發放的「外地僱員身份認別證」，被俗稱為「藍卡一族」。手持「藍卡」的人，可以在澳門和珠海之間多次往返。據一位知情人士所述，「許多持『藍卡』在澳門工作的內地人，晚上會回到珠海居住。他們白天在做自己的本職工作，下班之後就會買一些商品帶到大陸去。」

澳門的人口結構決定了他們對待水客現象的平靜心態。博彩業所帶來的經濟騰飛，導致澳門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