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風骨何以成民國專利

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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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段協平

談到民國文人的風骨，耳熟能詳的故事太多。

章太炎大鬧總統府；劉文典對罵蔣介石；蔡元培在北大校長任上，「思想自由，兼容並包」「教授治校」，說得到做得到；清華「永遠的校長」梅貽琦關於大學非大樓而大師之謂固然讜言嘉論，其在西南聯大與師生跑警報時，以雨傘為拐杖，從容淡定，也讓人肅然起敬；胡適拒絕政府警告，白紙黑字寫下：「上帝我們尚且可以批評，何況國民黨和孫中山？」；張奚若在參政會上一言不合拂袖而去，下次會議發來請柬和川資，回以八字：「無政可參，路費退回」；馬寅初拒不應召去見黨國最高領導人，兩個理由講得理直氣壯；傅斯年先後炮轟當朝皇親國戚，蔣總統無奈其何，兩任行政院長先後黯然下台；魯迅先生，亮匕首，擲投槍，嬉笑怒罵皆成文章......

遙望民國文人，或長衫旗袍，彬彬有禮，或西裝革履，風度翩翩。即使困於經濟，「竹杖芒鞋輕勝馬」「一蓑煙雨任平生」，不稍苟且。秀才筆墨，文章報國，該拍案而起時，一紙風雷天下，日常謙謙君子，溫文爾雅。......清風明月，大漠孤煙，多少氣象！

這就是「民國范兒」。陳丹青說：民國范兒，是各色人等坦然率真那股勁。信然！

一

今人對民國文人風骨，推崇至矣！較少討論的是，對文人種種，如果當年袁世凱不買賬呢？如果當時蔣介石拉下臉呢？如果袁、蔣被秦始皇惡魂附體大加發作呢？如果當年人家把胡適們胡風了呢？把傅斯年們右派了呢？把這些人「文革」了呢？被割喉、被8X8、被奪筆、被709了呢？他們「范兒」「風骨」得起嗎？

沒有如果。很多事情就那樣如江河行地般發生了，如今回想起來，如嚼橄欖果。

就說章太炎大鬧總統府。講到這件事，後來人常與禰衡擊鼓罵曹相比。其實，禰衡被人推薦去見曹操，意在能為其所用，在志節上先輸章氏一把；曹操故意羞辱禰衡在先，禰衡罵曹在後，雖也好漢，畢竟是被逼到牆角的反擊。章太炎卻是對當時普遍認為開歷史倒車的袁世凱主動挑戰，顯然不是禰衡擊鼓罵曹能相提並論。

章太炎大鬧總統府，是一台大戲，轟動一時，沸反盈天。後來我常想，以袁世凱的實力和手腕，並非沒有能力阻止這出大戲上演：

讓這齣戲胎死腹中。按照我們今天的邏輯，章太炎對於當時的政府來講，屬於敵對分子，異見人士，危險人物、別有用心。對這樣一個手無縛雞之力者，派兩名便衣警察站在門前嚴防死守，名曰保護，不就得啦？想出大門？不行。為什麼？沒為什麼。還有沒有王法？有又怎麼樣？王法是讓你用的？不讓你出去就是王法。還講不講理？理長什麼樣？跟誰講？誰聽你講？當然也可以講點技術含量，溫柔一刀，把你離京「旅遊」于山水。不用交出手機，啊，忘了，那時候還沒這讓當政者頭疼的玩意兒。這些名堂，我們聞見過吧？

讓這齣戲中途夭折。退一步，章太炎早上出了大門，養那麼多維穩的人幹什麼？跟蹤盯梢，圍追堵截，攔住就是了。總統腳下，首善之區，有的是鷹犬走狗，哪容得你破衣爛衫，蓬頭垢面，大搖大擺走近新華門？有礙京華瞻觀一條就夠了。況且，新華門是什麼地方？是一般人能靠近的？早從門裡閃出幾名彪形大漢，把你死死摁住絲毫動彈不得，分分鐘的事情。事實上，別說總統府的新華門，就是總督的門，甚至縣府衙門，只要掛上號，你走近試試。這樣的故事，我們不陌生吧？

軟什麼禁啊？就憑在新華門那一番表演，定你個尋釁滋事罪，擾亂公共秩序罪，妨礙執行公務罪，算是輕的。當眾妄議國家大政方針，肆意辱罵國家最高領導人，惡毒攻擊當前大好形勢，干擾破壞袁大總統偉大戰略部署，與國內外敵對勢力遙相呼應，圖謀顛覆國家政權，漢奸，賣國賊，哪一條都夠鐐銬加身。你以為監獄只是給別人開的？況且，即使我袁世凱想放你一馬，廣大人民群眾能答應？民情民意是最容易製造出來的。

再讓你人間蒸發。礙於你章太炎名氣大，把你請進一個黑屋，不就得了？卻居然被請進中南海，擺開了國師的架子，使喚了十幾個櫥子、僕人，好飯好菜管上，好茶喝上，好煙抽上，還讓人家喊你老爺、大人，連帶對接二連三的來客也必須這樣稱呼，何其霸道！每逢陰曆初一、十五還要僕人向你磕頭、請安，不從就罰錢，還還還......你以為你是誰？竟然絕食，嚇唬誰？想死還不好說？！結論現成：自絕於政府和人民。不想死？玩你個「躲貓貓」死、「喝水死」、「吸入性窒息死」、突發心臟病死......衙門裡最不缺乏的就是這方面的智慧。

袁世凱一招都沒用。一幕僚出了個餿主意，袁世凱大搖其頭，嘆道：「我何必強人所難？那樣的話，只能將他逼死。我不願太炎成為今日禰衡，我又怎能變作黃祖？如果催逼，太炎必然成為又一個方孝孺。」（邵盈午《民國范兒》之《章太炎：鐵骨錚錚浩浩雄才》）

在與章太炎這場較量中，袁世凱輸了，細想，他何嘗不是贏了呢？他贏在不僅知道如何使用權力，還知道如何不使用權力。這固然有其宅心仁厚的一面，一如對清室那個孤兒寡母，但我更傾向於他不敢，有顧忌，有底線——畢竟20世紀了，民國了。

二

袁世凱有的仁心和底線，蔣介石也有；袁世凱不敢、有所顧忌的，蔣介石也不敢、有顧忌。所以，不管是劉文典與蔣介石對罵也罷，還是傳說中的你搧我一耳光、我還你一飛腳也罷，手下人挖空心思，也只能按治安條例拘留他七天、摘掉安徽大學校長帽子了事。

時人出了一口長氣。

在蔣介石執政的民國，有一張堅持「不黨、不私、不賣、不盲」的《大公報》，張季鸞是它的掌門人。20世紀30年代初，當局令各報一律稱共產黨為「共匪」，稱紅軍為「匪軍」，《大公報》就不照辦。無怪毛澤東曾動情地說：「只有你們《大公報》拿我們共產黨當人。」有關種種，不說也罷。

最讓蔣介石難堪者，是1927年12月1日，他與宋美齡在上海舉辦結婚典禮，盛況空前。蔣當日在報上發表《我們的今日》，自況：「我今天和最敬愛的宋女士結婚，是有生以來最光榮、最愉快的事。我們結婚以後，革命事業必定更有進步，從今可以安心擔當革命的大任。我們結婚，可以給中國舊社會以影響，同時又給新社會以貢獻。」

看到這篇文章，張季鸞第二天就在自己的《大公報》上發表了《蔣介石之人生觀》，直言「為國民道德計，誠不能不將公以相當之批評，俾天下青年知蔣氏人生觀之謬誤。」隨後冷嘲熱諷：「壘壘河邊之骨，凄凄夢裡之人；兵士殉生，將帥談愛；人生不平，至此極矣。」提醒蔣介石，不要「自誤而復誤青年」，夠掃興的了。

我不相信蔣介石看了這篇文章心裡會舒服，也僅此而已。窩囊吧？窩囊。領袖窩囊點，天下文人就不窩囊了。

非但如此，蔣後來還對張季鸞及他的《大公報》高看一眼，厚待十分。

1929年12月27日，蔣介石以國民政府主席的身份通電全國報館求言，電文抬頭為：「大公報並轉全國各報館鈞鑒」，一電天下，萬眾矚目，該報領袖輿論群倫之地位確立。1931年5月2 日，在紀念《大公報》發行一萬號時，蔣介石送來親筆題寫的「收穫與耕耘」賀詞，稱該報「為中國第一流之新聞紙。」

1934年夏，蔣介石在南京大宴百官，緊靠蔣左席就坐的就是一介布衣張季鸞。蔣給張頻頻斟酒布菜，二人談笑風生，驚艷全場。1938年抗戰正酣，蔣介石夙夜在公，也未忘農曆二月初八是張季鸞五十壽辰，向正在漢口的張致電祝賀，並派人送禮慰問。

蔣介石能給張季鸞的，一樣能給別人。1957年被打成頭號右派、至今不予改正的章伯鈞、羅隆基、章乃器等人，當年專與國民政府對著干。蔣介石相忍為國，在1946年舊政協會議召開前夕，給章、羅伸出橄欖枝：除了國防部長、外交部長，要當什麼部長，隨便挑。章伯鈞回答：「就是給我國防部長、外交部長，我也不幹！」羅隆基放出的話是：「我要當就要當外交部長！」章乃器有經濟之才，陳誠向蔣介石建議，延請他為財政部長，蔣扼腕唏噓道：「我是要用章乃器，可是他不為我所用！」（胡平：《苦難的祭壇》）他們一個個把眼睛長在腦門上，心高氣傲，看不上、也不看好國民政府，一心全力倒蔣。

國民黨中宣部長彭學沛曾開導羅隆基：「努生兄，雖然別人叫你『羅隆斯基』，你我是同鄉同窗，我卻知道你並非『布爾什維克』，共產黨也不會看你是的。現在他們只是利用你，而絕不會信任你.....」正在與延安熱戀的的羅隆基哪能聽的進去啊！終於配合槍杆子把蔣介石攆到孤島，迎來了斯大林加秦始皇，也迎來了自己的苦難歷程。姚小遠先生在《蔣介石對得起民國知識分子，民國知識分子對不起蔣介石》文中直言，這是「自作自受」，誰叫他們瞎了眼呢？因此，「他們後來經歷的那些劫難，不論是誰，我一個都不同情」，話是重了些，但在理。

言歸正題，在對待文人的問題上，袁世凱也罷，蔣介石也罷，不能否認他們個人方面的修養、見識、胸懷。一向客觀平實的胡適在寫給羅隆基的信中就說：「依我的觀察，蔣先生是一個天才，氣度也很廣闊」。

但人終究一半天使，一半魔鬼，蔣介石不例外，大救星也不例外。所以，後來梁漱溟在國務會上向主人要雅量，實在是要錯了時間和地方，自討無趣。沒路可走時，人家萬歲也喊得出來，三顧茅廬還做得出來。但此一時彼一時，北京不是延安。當年能與你徹夜促膝竟談，到了紫禁城，能正眼瞧你就算客氣了。同例，新政初開張，太陽剛升起，張奚若被請進皇宮，一掬血誠，發抒積悃，聽者唯唯否否，熱臉貼上了個冷屁股。皇帝也講禮賢下士，那是一種姿態。既是姿態，就可有可無，全看人家高興不高興了。退一步講，就是人家有氣度，一次可以，兩次可以，再三再四怕就有問題了。

能靠得住的還是制度。

三

亞洲第一個共和國誕生後，正如一個新生的嬰兒，種種不足是一眼就看得出來的。好在以美國為樣板的很多現代制度在短時期內陸續建立起來。公權受到很大限制，私權得到應有保護，人權不再是霧裡花，水中月。盜亦有道，那時的人實誠。

以新聞出版、言論自由為例，1912年頒布的《臨時約法》就把這一款寫進去。寫進去就不能當兒戲，當擺設，當年就有500多家報刊問世。

1912年3月，戴天仇（季陶）在上海租界創辦《民權報》，「日作千言，洋洋洒洒」，「措辭激烈，讀之令人興奮」。4月16日起，《民權報》連續發表6篇《討袁世凱》，5月20日，他在《民權報》上發表措辭更激烈的短論《殺》，反對本已囊中羞澀的政府向四國銀行借款，直言：「熊希齡賣國，殺！唐紹儀愚民，殺！袁世凱專橫，殺！章炳麟阿權，殺！」

公共租界以「任意毀謗」罪名拘捕戴天仇，雖然第二天就被保釋，但公共租界巡捕房還是以「鼓吹殺人罪」提起了公訴。對此，上海日報公會提出抗議，認為於法無據。而唐紹儀，這位袁世凱的搭檔，自己也被列為殺的對象，卻以國務總理的名義致電上海有司，公開為戴天仇說話，理由很簡單：「言論自由，為約法所保障。」這樣的事，今天聽起來猶如天方夜譚。（以上引自傅國涌《文人的底氣》之《漂浮的木板——重讀百年言論史》）

胡適自詡過河的卒子。在推進中國民主建設前進道路上，他還真是一直向前，沒有任何含糊。1929年4月，國民政府頒布了一道保障人權的命令，聲稱「無論個人或社會團體均不得以非法行為侵害他人身體、自由、及財產。」對此，胡適在《新月》雜誌2卷2號發表的《人權與約法》中，公開提出質疑：「命令所禁止的只是『個人或團體』，而不曾提及政府機關......我們今日需要一個約法，需要中山先生說的『規定人民之權利義務與革命政府之統治權』的一個約法。我們要一個約法來規定政府的許可權：過此許可權，便是『非法行為』。我們要一個約法來規定人民的『身體，自由，及財產』的保障：有侵犯這法規定的，無論是一百二十五旅的連長或國民政府主席，人民都可以控告，都得受法律制裁。」斬釘截鐵，義正辭嚴，不遑稍讓。

於是，在民國期間，財產私有受到法律的保護。有恆產者有的是老子不跟你玩的底氣；人身自由有法律保證，何處安家，謀啥職業，全憑自己的興趣和能耐，一如劉文典，安徽待不成了，就去北大當教授，再如魯迅，或北京，或廣州，要不青島，再不上海，最後租界，反正是，此處不養爺，自有養爺處。設若受到不公正的處理，能告狀，出了公共事件，開大會，發通電，搞聲援，遊行示威，罷工罷市罷課......那是一個權利能得到伸張的年月，「民國范兒」，「范兒」得起，文人風骨，風骨得真。

風骨沒制度做保障，就只能做夾邊溝的「風骨」——風化了的骨。《民國范兒》封面有一段話：「嚴復云：『物之存亡，系其精氣，咸所自己，莫或致之。』模範繫於天性，無此『精氣』者，想成『范兒』不可能；有此『精氣』者，不想成『范兒』亦不可能。『民國范兒』均自然天成，非人力之能左右。」值得商榷。它解釋不了，同是那些人，為什麼在大陸鼎革前後判若兩樣？為什麼1957年後都噤若寒蟬？也解釋不了，同是一批人，為什麼去了海峽對岸仍然正人君子，大道直行，頂天立地，留在大陸就低眉順眼，唯唯諾諾，斯文掃地？

斯大林有一句名言：共產黨員是特殊材料製成的，純屬無稽之談。文人一樣，並不天然具備什麼風骨。很多人譏諷郭沫若。問題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舉國之人，不分東西南北，不論男女老少，都必須仰黨國的恩施和權力的鼻息活命，沒有糧油、布匹等七色八樣、名目繁多的票證，都只能吊起膀子；一個戶口，畫地為牢，你還能怎麼樣？即使你捨得一身剮，親朋好友呢？方孝孺以誅十族相搏，不足為訓。毛澤東稱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當年被封了多少英雄稱號？那又怎麼樣？活到新政時期，也逃不出紅太陽給出的兩條路，人人也就只能郭沫若了。

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過來人沒幾個有資格笑話郭沫若！

有一種曾很流行的觀點，說是壓迫愈深，反抗愈烈。證之歷史和現實，高壓出奴才，出順民。這也是《舊制度與大革命》透出的信息。

形勢比人強。不能要求人人都作聖女林昭、烈士張志新，也做不到。一個健康的社會，應該能頑廉懦立。

撫今追昔，就事論理：從北洋政府到南京政府，從袁世凱到蔣介石，手中權力遠沒有我們後來見到的那樣神聖、張狂，全面壟斷，領導一切，無遠弗屆，滴水不漏，你絲毫碰不得，也逃不脫。這就給文人骨氣的發育、成長有了空間。

一切都過去了。中國文人風骨已經成了中華民國的專利。那是一道遠逝的風景，一道我們今天心嚮往之的精神會餐的美味。也只能這樣了——請神容易送神難，如此大好江山，紅利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