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鍾書「痴改」喬木詩

返回2013年第3期 2013-03-20 楊建民錢鍾書「痴改」喬木詩□   楊建民【豐贍含蓄的七言律詩】1982年7月1日《人民日報》第二版，在顯著位置刊出了胡喬木的四首詩作《有所思》。人們大都知道，胡喬木是黨內的大「筆杆子」，這主要是對其擅長文章而言。這裡發表的是詩歌，且不是自由體新詩，而是中國傳統中要求極為嚴整的七言律詩，這自然引發了讀者的興趣：一七十孜孜何所求，秋深深未解悲秋。不將白髮看黃落，貪伴青春事綠游。舊轍常慚輸折檻，橫流敢謝促行舟？江山是處勾魂夢，弦急琴摧志亦酬。二少年投筆依長劍，書劍無成眾志成。帳里檄傳雲外信，心頭光映案前燈。紅牆有幸親風雨，青史何遲辨愛憎！往事如煙更如火，一川星影聽潮生。三幾番霜雪幾番霖，一寸春光一寸心。得意晴空羨飛燕，鍾情幽木覓鳴禽。長風直掃十年醉，大道遙通五彩雲。烘日菜花香萬里，人間何事媚黃金！四先烈旌旗光宇宙，徵人歲月快驅馳。朝朝桑壟蔥蔥葉，代代蠶山粲粲絲。鋪路許輸頭作石，攀天甘獻骨為梯。風波莫問蓬萊遠，不盡愚公到有期。據資料介紹，胡喬木在當年6月將詩稿寄給報社時曾附函說：這四首七律，是為自己70歲生日所作。這對解讀這幾首詩大有幫助。古人云：「人生七十古來稀」，此時回首往事，總是應該有許多感慨的。這樣的感慨，對於飽讀詩書之人，用語言凝鍊，有較大包容量，既豐贍又含蓄的格律詩體來表達，是十分得當的選擇。胡喬木在寫文章方面堪稱「大手筆」，可寫作詩詞尤其是格律詩，卻不十分自信。所以，這四首「七律」寫成後，曾交給在中西文化方面有很深造詣的大學者錢鍾書「指正」過。這裡的「指正」本是一種富有彈性的說法，可錢鍾書當時卻「痴氣」（楊絳曾說：「《圍城》的作者，就是個『痴氣』旺盛的鐘書。」）大發。他放開手腳，將胡喬木送來的《有所思》下功夫「指正」了一番。胡喬木平素全是給別人寫稿、改文字，這次自己的詩作卻被人改得七零八落，一下子為難起來。後來不得不請人從中迴旋，才恢復了詩作的大部分原貌。這其中過程在今天看來，還是頗有些意趣和興味的。【胡喬木與錢鍾書的交情】胡喬木一生與文字打交道，當然是行家裡手。他的詩詞，先前是常常直接向毛澤東、郭沫若等政治大家和詩詞行家請教的，眼界自然甚高。這次寫出總結過往、抒發情懷的四首律詩，交給錢鍾書「指正」，自然可以看出這位學者在他心目中的分量。說起來，胡喬木與錢鍾書的交往還頗有淵源。從遠處說，兩人誼屬同學。進大學時，錢鍾書高胡喬木一級。後來胡喬木曾對人說，在清華讀書時，對老師輩最景仰陳寅恪，同學少年則最佩服錢鍾書。但他們當時並沒有什麼接觸，用楊絳的話說：「他（按：胡喬木）……和鍾書雖是清華同學，同學沒多久，也不相識，胡也許只聽到錢鍾書狂傲之名。」（《我們仨》）1949年後，錢鍾書被吸納進《毛澤東選集》的英譯班子，胡喬木此時已是該翻譯委員會的上層領導，雖沒有直接接觸，可相關消息卻知道得更多。據楊絳回憶，在此期間，胡喬木曾有一次不點名地批評錢鍾書「服裝守舊」——當時社會上女士流行列寧裝，男的多穿「中山制服」，可錢鍾書仍一襲長袍。另一件令胡喬木印象深刻的事，是在翻譯《毛選》時，錢鍾書指出了一處原文的錯誤。原文大意為「孫悟空鑽進了『龐然大物』牛魔王的肚子里去了」。錢鍾書的閑雜書籍讀得多，記憶力又好，一眼看出了其中有誤：孫猴兒從未鑽進牛魔王的肚子里去。意見提出，委員會主任徐永煐也不能定奪，只能請示上級領導胡喬木。為弄清這個問題，胡從全國調來多個版本的《西遊記》查看。果然，孫悟空是變成小蟲子被鐵扇公主吞進了肚子里，鐵扇公主也不能說是「龐然大物」。這樣一來，毛澤東就得修改原文了。（後來出版的《毛澤東選集》中這段文字改為：「若說：何以對付敵人的龐大機構呢？那就有孫行者對付鐵扇公主為例。鐵扇公主雖然是一個厲害的妖精，孫行者卻化為一個小蟲鑽進鐵扇公主的心臟里去把她戰敗了。」）通過這件事，錢鍾書給胡喬木留下印象：此人挺「狂」的。儘管如此，錢鍾書的學識和才華，還是很得胡喬木賞識的，他對錢鍾書的情況便分外關注。1974年5月至1977年2月間，錢鍾書夫婦因與強鄰難處，被迫搬進科學院學部的一間辦公室生活。此間，錢鍾書曾因哮喘發作進醫院搶救，胡喬木獲悉後，兩次寄來治哮喘的藥方。到了粉碎「四人幫」後的1977年元月，錢、楊夫婦忽然被叫去看房子，緊接著就搬進北京三里河南沙溝一套四間的寓所。誰分配的這所房子，當時並不知道。夫婦倆先以為是自己的工作部門「文學研究所」，後來該所所長何其芳到他們家參觀，卻表示十分羨慕，希望也能有這樣一套房，才知道與文學研究所沒有關係。錢鍾書在家裡想來想去，還是沒個頭緒，用楊絳的話是：「鍾書擅『格物致知』，但是他對新居『格』來『格』去，也不能『格致』，技窮了。我們猜了幾個人，又覺得不可能。『住辦公室』已住了兩年半，是誰讓我們搬進這所高級宿舍來的呢？」1977年10月，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的胡喬木「忽然」來到錢家，目的是想向錢鍾書請教一個問題：馬克思曾說「宗教是人民的鴉片」，他究竟是怎麼說的？錢鍾書立即搬出他剛修訂完的《管錐編》手稿，翻到某冊某頁，指出答案。胡喬木見到這部手稿，大感興趣，翻閱了一下後，見其中運用了多種外文，便說：這麼多外文，不及早出版，將來誰能校對呀！錢鍾書說：還沒有謄清呢。胡喬木身居上層，知道新的科技手法，說可用「xerox」（影印）。這「xerox」為何意？錢鍾書夫婦當時是「聞所未聞」。接著不久，《管錐編》的全部手稿在胡喬木的指示下，交由中華書局用繁體排版。這次胡喬木的走訪，雖解決了《管錐編》出版的大問題，可對錢家住房安排一事卻沒有提及。後來胡喬木常樂意在工作之餘到錢家坐坐，聽錢鍾書談天說地。一次晚間來，見錢家的保姆床放在過道上，便問：房子夠住嗎？這話一出，錢、楊夫婦才知道自家房子是胡喬木所安排。楊絳的回答十分得體：始願所不及。後來她在文章中說：這就算是向胡喬木道謝了！1978年，錢鍾書與許滌新、夏鼐、丁偉志組成中國社會科學院代表團赴義大利，參加歐洲研究中國協會第26次會議。這是十年浩劫後，中國學者在歐洲論壇首次亮相。人員的組成，當然由時任院長的胡喬木「拍板」。大會上，錢鍾書以流利的英語回顧了中國、義大利文化交流的歷史，展望中國和歐洲文化交流的前景。發言中，錢鍾書呼籲「China no longer keeps aloof from Europe」（大意為：中國從此不再遠離歐洲），格外打動各國學者。講演完畢，錢鍾書在回答各國學者提問時，應答坦誠幽默，機智深刻，對歐洲各國文學典故、諺語等隨手拈來，引得與會代表一片讚歎。法國《世界報》發表文章認為：「聽著這位才氣橫溢，充滿感情的人的講話，人們有這樣的感覺，在整個文化被剝奪的十年後，思想的世界又開始復甦了。」在場的歷史學家丁偉志激動地說：「真正感受到，錢先生確實是中國文化的光榮。」「由衷地慶幸我們國家在大劫之後，居然還會保存下來這樣出類拔萃的大學問家。正是有賴於此，在經歷了十年浩劫的折磨之後，我們國家的『思想的世界』才能夠『又開始復甦』。」【錢、李同改喬木詩】大約由於有這樣的表現，胡喬木對錢鍾書的學識和分量更為看重。所以，才有了他後來請錢鍾書出任中國社科院副院長的舉動。據一位當時與胡喬木一起寫作文件的學者回憶：1982年5月的一天晚上，他（胡喬木）忽然告訴我「明天要去找錢鍾書」，「我要請他看在我的面子上，給社科院撐撐場面，給社科院當個副院長」。這位學者後來寫文章道：「我永遠不會忘記他當時笑眯眯的表情。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33年了，我從來只知道『官能榮人』，現在才第一次看到了原來『人也能榮官』。」（《我所知道的胡喬木》，當代中國出版社2012年版）那段時間中國社科院正在搞人事變動，文學研究所更換了所長，聘錢鍾書為顧問。錢鍾書「力辭得免」，回家特別高興，對楊絳說：「無官一身輕，顧問雖小，也是個官。」可第二天社科院就有車來接。錢鍾書得知後，急忙推託「沒有時間」，胡喬木則開出寬鬆條件：一不要你坐班；二不要你畫圈；三不要你開會……錢鍾書還覺得文學研究所那邊不好回應：「我昨天剛辭了文學所的顧問，人家會笑話我『辭小就大』。」胡喬木說：我擔保給你闢謠。這下，錢鍾書無從推託了。就在這前後的6月初，恰逢胡喬木70歲生日。回顧風雨平生，文人氣頗濃的他寫出了前面所引的這四首七律。錢鍾書接到這四首請「指正」的詩時，大約心情高興，又感覺胡喬木以老同學身份求教，便興緻大發。他按照自己的思路和對舊體詩的要求，將幾首詩大加修改，並加附評註。在交回塗改詩稿時，還附上一函表達自己的想法：昨日奉尊命，不敢固辭，耽誤大計。然終有雞皮鶴髮老嫗忽作新嫁娘之愧。尊詩情摯意深，且有警句；惟意有未達，字有未穩。君於修辭最講究，故即〔以〕君之道律君之作。原則是：儘可能遵守而利用舊詩格律；求能達尊意而仍涵蘊，用比興，不淺露，不乖「風人」之旨；無閑字閑句（此點原作已做到，現只加以推敲）。原稿即由我寶藏，現呈上抄錄稿，每句上附僭改，逐句說明。聊供參考，並求指正。貴事忙不勞復示。專此即致敬禮！由信函看來，錢鍾書認為胡喬木詩作存在「意有未達，字有未穩」的問題，所以代為修改。從背後透露的意思看，胡喬木作品有出「格」（格律）的地方；有較直白不夠「涵蘊」之處；有用「比興」（詩詞之基本手法）有限，韻味不足的問題……這樣的看法，叫最講究「修辭語法」的胡喬木如何接受？時任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所長，正與胡喬木一塊兒在玉泉山起草文件的李慎之，目睹了胡喬木接到修改稿後的尷尬情態：「當時在玉泉山五號樓，我住的房間與他只隔著兩個房間。6月上旬的一天，我看到他在走廊里往複徘徊，又屢屢在我的房門口停留，似有垂詢之意，不免奇怪，便請他進屋。他拿出兩張紙，上面寫的就是後來在『七一』發表的《有所思》。然而塗改批註很多，一望而知是錢鍾書的筆跡。」胡喬木似乎很為難。他一邊讓李慎之看詩的修改稿，一面說我作舊體詩總是沒有把握，因此要請鍾書給我看一看，改一改，不料他給我改得這麼多，你看怎麼辦好？李慎之答：這是錢先生書生氣發作了。還是我來給你辦一點外交吧。李慎之對胡喬木心情的理解是：「四首《有所思》實際上是他70歲時的人生總結，是他的平生自序。」當然極為看重。從兩人的生活道路看：一位（胡）是投身革命，歷盡艱險，然後久贊樞機、管領意識形態，「幾十年來基本上是烈火烹油的事業」；另一位（錢）是矢志學問，自甘寂寞，「始終視聲名如敝屣，如果不是『四人幫』倒台，著作印不出來、也不惜沒世而不見稱，可謂今之高士」。他認為兩人之間的差別，錢鍾書本來十分瞭然，「也不知為什麼，那一次卻似乎完全忘卻了，就像改自己的詩那樣，只顧一東二冬、平平仄仄，由興改去」，由此便出現了這樣的局面：我誠心請你改詩，你也費心改了；我期期以為不可，但怎麼好意思請你再改回去呢？幸好李慎之對雙方都熟悉了解，他接過了這個難題。他認為解開這疙瘩並不難，只需要向錢鍾書略略提一下就可以了——錢鍾書何等聰明，根本不用多說。過了兩天，李慎之帶著錢鍾書修改胡喬木的詩稿，來到錢家說：喬木同志一生是個革命家，有他必須守定的信條，譬如「紅牆有幸親風雨，青史何遲辨愛憎！」「鋪路許輸頭作石，攀天甘獻骨為梯。」……這樣的詩句，就是他的精魂所系，一個字也動不得的。在詩稿中，這些句子全被錢鍾書以「出格（格律）」或「意有未達，字有未穩」的理由大加修改。從寫作者的角度出發，李慎之以為，你（錢鍾書）不能像編《宋詩選注》那樣，嫌文天祥《正氣歌》太道學氣，便不管其名氣多大，也不收入……言外之意錢鍾書全明白了，他說道：「是我沒有做到以意逆志而以辭害志了。」（此話典出《孟子》：「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隨後，錢鍾書與李慎之一起開始為胡喬木詩作恢復原貌。大致恢復後，兩人仍對其中個別認為不妥的地方改了幾個字，譬如第一首最後一句，原作「弦斷琴亡志亦酬」，他們認為「斷弦」舊多指喪妻，與作者原意不符，便改為：「弦急琴摧志亦酬」。這樣一來，便自然多了。另外，第一首的頷聯：「不將白髮看黃落，貪伴青春事綠游。」以「黃落」與「綠游」對仗，錢、李認為「綠游」二字生硬不典雅，亦希望作者能作修改。這一稿帶回去後，胡喬木大為高興。他將幾處按照自己想法又改了一下後，抄出一份，再寄錢鍾書，並附函一封，對其中字句進行解說，可以看出胡喬木處事的認真、周全以及自信：鍾書同志：拙作承多費時日，備予指點，銘感無已。雖因人之心情不同，抒情之方亦有異，但所示其中弱點，則為客觀存在。故經反覆琢磨，已改易數處。因重抄存覽，聊為紀念。對其中句子，胡喬木表達了自己的見解：一川星影聽潮生，仍存聽字，此因星影潮頭，本在內心，非可外觀。又看潮則潮已至，影已亂，聽則尚未逼近，尚有時空之距離也。（聽潮聲之主語固為作者，亦可解為星影本身，此為有意之模糊；看潮生則主語顯然有易，句中增一間隔。——原信眉批）這裡所說為第二首詩的末句。看來，胡喬木仍堅持自己的寫法。幽木亦未從命，則因幽樹禽聲，所在皆有，幽谷往覓固難，且原典只雲出於幽谷，固亦已遷於喬木矣。鳴禽活動多有一定之高度，深谷非其所宜。下接長風兩句，因此首本言政治之春天，若僅限於自然界之描寫，在個人的情感上反不真實。至將凋、不盡，原屬好對，但前者過嫌衰颯，後者用代代，則含子又生孫、孫又生子之意，與下文愚公相應，似較不盡為長。（將凋之葉必少而近枯，亦難成不盡之絲——原信眉批）這是說第二首頷聯、頸聯的情況。看來，胡喬木確實並非以文士，而是以「志士」自命。所以自然認為詩作應當替「志」服務。有時哪怕從辭采看去差一點，可只要意思明白顯豁，對「志」的表達沒有歧義，就寧可若是。這當然與注意講求辭采之美的詩人明顯不同。接到這封信及詩改稿，錢鍾書感到自己的心緒應當向這位官員老同學說說。他立即回函一封，認可自己與胡喬木對待文字的區別。信的內容有味，句子別具特色，值得節錄欣賞其表達：「……奉到來信，並最新改本，既感且喜。慎之口頭向我解釋了您的用意，我恍然大悟，僭改的好多不合適，現在讀您來信，更明白了。我只能充個『文士』，目光限於雕章琢句……」接下來引用英國詩人、詩論家蒲伯的話：「優秀的評論應該領會到作品中的智慧，體現出與作者一致的創作精神。」再引用中國古人之言：「孟子在《萬章》里早把詩分為『文』、『辭』、『志』三部分，近代西洋文論家也開始強調『Sense』為『intention』所決定，『intention』就是孟子所謂『志』，莊子所謂『隨』。我沒有能『逆』您的『志』，於是，『以辭害志』，那是我得請您海涵的。」當然，對胡喬木的新改本，錢鍾書仍有看法：「新改本都滿意，只有『風波莫問愚公老』一句，我還『文字魔深』，覺得『愚公』和『風波』之間需要搭個橋樑，建議『移山志在堪浮海』，包涵『愚公』而使『山』、『海』呼應，比物此〔比〕志，請卓裁……」這一句，從發表稿看，仍沒有順應錢鍾書的意見，可也在原詩句上作了修動：「風波莫問蓬萊遠，不盡愚公到有期。」據李慎之的回憶文章，他與錢鍾書共同認為不妥的「貪伴青春事綠游」中「綠游」二字，胡喬木堅持要用。他談的是與毛澤東論文改詩時的領悟：遣詞造句，一定要有新意，「惟陳言之務去」，所以還是覺得「綠游」二字好。今天看來，胡喬木大約著眼於這個詞「別緻」、「尖新」吧？【結  語】也許由於胡喬木所作有如此逾於常規的內容和詞句，這幾首詩中便有讀者難以曉徹的地方。後來鄧穎超見到胡喬木，談及這四首詩，雖認為寫得不錯，可也說其中有不易看懂之處。7月25日，胡喬木在給鄧穎超的一封信中將此四首詩一句句疏解了一遍。儘管有這次刪改詩作的經歷，卻並不影響胡喬木對錢鍾書的態度。大約是文人心底的相通，他與錢鍾書和楊絳，成了相熟的好友。對楊絳的文字，胡喬木同樣賞識和關心。他不僅稱讚楊絳文筆優美，還說自己是楊絳的忠實讀者；認為讀楊絳的作品是一種享受，甚至願做她任何一部新作的「第一讀者」。「文革」後楊絳第一本有影響的小冊子《幹校六記》，就是在胡喬木的關心下才得以在內地出版的；後來楊絳應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之邀，寫出了回憶父親楊蔭杭及姑母楊蔭榆兩篇文章，題目直寫「一份材料」。胡喬木讀後立即打電話給楊絳：「這樣情文並茂的文章，怎麼稱作資料？」他還自作主張，改其中一篇題目為《回憶我的父親》，交刊物發表。楊絳《記錢鍾書與〈圍城〉》完稿後，並未馬上發表，因為錢鍾書怕人說：以妻寫夫，有吹捧之嫌。也是胡喬木讀到稿子後，稱讚之餘問為什麼不發表？這樣，錢鍾書才同意發出。楊絳的長篇小說《洗澡》寫出後，胡喬木很欣賞。他曾先後三次與楊絳談及此作品，說：「你寫的幾對夫妻身份都很合適。你是簡·奧斯丁派，不是哈代派。」看來，胡喬木的外國文學學養也很深厚。當然，胡喬木與錢鍾書後來在詩詞方面的交往，仍然很多。1988年，胡喬木把自己一生所作詩辭彙總出版。儘管認識那麼多重要的政治領導人物，可書名題籤他卻請了學者錢鍾書。這幅題字，似不如錢鍾書平日的書跡流利瀟洒，寫得較為工穩，用筆也略粗重，顯出作者在題籤者心中的分量。再後來，胡喬木偶爾寫詩，仍請錢鍾書「指教」。1989年1月，胡喬木寫出了一首歌行《樂山大佛歌》。錢鍾書夫婦看了，還請胡喬木以毛筆抄給他們。隨即胡還將當年10月所作一首《天安門》詩，寄給錢、楊夫婦。附信抬頭用「學長」：「日前得白話詩一首，意殊平直，仍是一韻到底，並以草稿奉上，乞予指點。」1991年8月，胡喬木抱病為《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一書寫下題記。錢鍾書讀到後，讚歎道：「思維縝密，詞章考究。」1992年1月，錢鍾書大約知道了胡喬木患病，他寄上自己的《管錐編》增訂內容的第5冊和一盒西洋參，表示心意。胡喬木勉力回信，在簡單談了一下自己的病後，隨即對錢鍾書之作大加讚賞：「終日無事，奉讀新著，雖囫圇吞棗，意趣略可窺其一二。足下常自言衰朽，此書所表現的創作力、思維力、記憶力、想像力猶足震驚當世和後代，實可引為晚年之一大驕傲也。」不知道這是否為兩位老「同學少年」的最後通信。幾個月後，胡喬木辭世。他遺願骨灰播撒在延安土地，這實在是通達之舉。可惜友人如錢鍾書夫婦等，卻無從致意，只是在心中寄達哀思了。《聽楊絳談往事》一書中有這樣一段話；「『文革』前，胡喬木對錢鍾書比較冷漠，而『文革』後卻十分親厚，關心照顧，先後判若兩人。錢鍾書也不明白什麼緣故。他猜想，一個人經過『文化大革命』，受了委屈，吃了苦頭，會心胸寬厚。」由此，我們也可看出，人，哪怕身居高位如胡喬木者，同樣有正常人所說的精神多個層面的需要。楊絳曾這樣認識胡喬木樂於到自己家的心態：「我覺得他（按：胡喬木）到我家來，是放下政治思想而休息一會兒。他是給自己放放假，所以非常愉快。他曾叫他女兒跟來照相。我這裡留著一張他痴笑的照片，不記得鍾書說了什麼話，他笑得那麼樂。」（《我們仨》）由錢鍾書與胡喬木兩人的交往過程看，可以見出人因為學養、地位等因素，有時會產生某種不由自主的錯位。錢鍾書「痴」改胡喬木詩作，可以算是著例。可反過來觀照胡喬木，可看出其深心處對知識與智慧之士的相當敬重，或者可以說是嚮往。這從他自己一直十分嚴謹地對待文字，（筆者八十年代初期讀大學時，一位現代漢語老師講，胡喬木的文章，是極少能挑出語法毛病的。這給了當時並不大知曉的筆者以極深刻印象。）常常抽暇作詩填詞，並請教如錢鍾書這樣的行家裡手可以看出。李慎之先生在文章中表達了這樣一個看法：「我當時已是社會科學院的工作人員，我自信深知喬木同志內心的一個秘密。他雖然身居高位，『文革』以前已經因為是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而成了『黨和國家的領導人』，然而他心中最珍視的職位恰恰是世人不甚尊崇的『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他曾親口對我講過，『社會科學院永遠是我的戀愛對象』。」這對解讀胡喬木是有幫助的。認識人，認識一個人的多個精神層面，才會更深入理解人，甚至理解自己——雖然錢鍾書大改胡喬木詩作，在今天看來只是一段有趣的逸事。（作者系文史學者）原載於《同舟共進》2013年第3期，轉載請註明出處上一條：歷史漩渦中的錢基博下一條：俞大猷：不該忽略的抗倭名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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