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名家:尋找文學創作打動人心的基因

　　王海鴒:現在很多不寫劇本光寫書的作者是很為錢焦慮的。前一陣韓寒說過,寫一本書,至少需要一年,印兩萬冊,拿四萬塊錢,你說能不急嗎?所以現在作家寫書,哪有三五年的,都花三五個月就完成了。

　　張頤武:像青春文學、網路文學、科幻小說、穿越小說、懸怪小說,一大堆新的題材類型發展得非常迅速,但這些東西都沒有人去做分析研究。

新華每日電訊記者田朝暉　尹平平

忠實於自己的發現,不跟隨、不跟風

　　記者:您覺得什麼樣的文學作品能夠打動人?或者說,能打動人的文學作品有哪些特點?

　　王蒙:我想,那是能夠引起相當普遍的與深入的,我要說是獨到的、享受的作品。享受,多數是共享,它包括共鳴、共振、共同的驚異與心得,包括經驗上的認同,更包括靈魂的交通與震撼；獨到,是說作品提供了一個新的世界感知乃至理念；普遍是說它的普遍性與人生性、人民性；深入,是說它的深刻性能夠探求人生與心靈的深處,使讀者的思想與感情深化,有所探尋,有所發現,有所體悟與理解,並且常讀常新,讀來無止境。

　　王海鴒:如果你寫的東西和你的個人經歷契合,也許就能打動人；如果不契合,那肯定沒法打動人。作者寫作始終是圍繞自己來寫,如果是迎合市場、迎合讀者或者觀眾,這樣的東西肯定是千篇一律的。我就堅持「人人相通」,要有這樣的自信:在你已經有過一定寫作經驗的前提上,你要相信自己的眼睛,相信你看到的生活,相信你作為普通人所產生的感受和想法是會和大眾產生共鳴的。

　　有時候我們總會發現一大堆片子賣不出去,製片方永遠會跟你說,現在觀眾喜歡什麼戲,市場需要什麼,怎樣的有收視率……這樣搞得你非常痛苦,經常會和他們發生很大的矛盾。他們怎麼不想想,那個怎麼樣的戲出來之前,不是讀者觀眾先喜歡的,而是作者先發現的。所以我覺得最有生命力的還是作者忠實於自己的內心,忠實於自己的發現,不跟隨、不跟風、不取悅任何人,這才是我認為最主要的創作方法。

我們確實需要安靜,現在誘惑太多

　　記者:有人認為現在缺乏打動人心的作品,您覺得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呢?

　　王蒙:生活越是基本正常,越是難於特別激動,這是一；過分的市場化、印數化,這是二；生活的迅速發展變化,使我們的文學、包括作者讀者與書業人士都還需要一個消化的過程。這是三；我們這裡權威的、有公信力的文學批評太少了。

　　王海鴒:我覺得這和網路的興起很有關係。過去當你只有一條路可選的時候,你肯定要在這條路上往深里走。現在能走的路太多了,你很難在一條路上靜下心來。替作者想想,能掙錢的作者,如我們這些寫劇本的,會覺得這麼多錢放在那兒,不拿不是白不拿嘛。掙不到錢的作者,他心裡自然著急啊。我知道現在很多不寫劇本光寫書的作者是很為錢焦慮的。前一陣韓寒說過,寫一本書,至少需要一年,印兩萬冊,拿四萬塊錢,你說能不急嗎?所以現在作家寫書,還哪有三五年的,都花三五個月就完成了。其實要寫一本好書,需要多長時間的積累啊!

　　張頤武:你要是對整個文學格局認識不準,對文學形態的變化沒能握住,就問為什麼現在沒有魯迅、托爾斯泰這樣的大作家,這個提法本身就和現在的文學格局不契合,和現在的文學情況脫節。現在有些批評家對整個文學格局的看法並不深入,這是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像青春文學、網路文學、科幻小說、穿越小說、懸怪小說,一大堆新的題材類型發展得非常迅速,但這些東西都沒有人去做分析研究。你不去關注他們,他們也不在乎你。這些年輕人根本就不跟你用傳統文學的遊戲規則來「玩兒」。而很多年輕讀者就是被這些新興的年輕作家所吸引的。在大學裡倒是有一些學者對這些新興的文學形式進行研究,但研究成果並沒有被傳統的理論界所接觸到,二者存在脫節。

　　記者:怎樣才能創作引起社會共鳴的作品?

　　王海鴒:作者忠實於自己,不迷失自己是最重要的。我們確實需要安靜。現在誘惑太多,世界太不安靜。我在漩渦里,體會得特別清楚,可我已經算是一個心靜的人了。我寫完《大校的女兒》《成長》後,就知道自己短期之內寫不了這樣的東西了,我只能去寫寫別人的故事。自己生活的積累太有限了。如果說你要寫那種巨著,像楊絳的《我們仨》,因為這本書窮盡了她一生,從而寫不出第二本。不是說沒有時間、沒有精力,而是沒有辦法再有這種積澱。

文學批評不在於說好還是說壞,在於說到點子上

　　記者:目前普遍認為文學批評不是「批評」而是「文學表揚」,這種現象是什麼原因造成的?

　　王蒙:第一是人民幣,第二是公關,第三是浮躁氛圍下文學感覺的遲鈍化,這些都在起作用。

　　張頤武:文學批評不在於說好還是說壞,在於說到點子上。現在的文學批評不是說沒有,批評很多,激烈的也不少。不信你去看文學雜誌,文學批評的文章很多,但關鍵是都批不到點上。很多文學批評的文章都在重複,現在很多批評家對文學形態和格局的認識不到點上,不能反映出新情況；對現在的文學作品,還是用大學中文系教的傳統理論和架構來分析,往往顯得乏力。對情況根本不了解,你再激烈的批評都沒有意義。你就算是罵,就算是撕破臉,要是罵得不是地方,罵得不準,人家並不心服。

　　記者:文學批評應該起到什麼樣的作用?

　　張頤武:文學批評對創作當然是有促進的作用,但不是說要主導,而是應該對作家和讀者產生一些啟發性。文學批評如果還是局限在傳統文學的圈子裡,就很難做到有效的發展。這可能是現在文學批評存在的癥結。在這種情況下,再激烈的批評,比如說你指責年輕作家缺乏理想什麼的,都沒有用。因為這類文學批評文章也就在你原來的傳統讀者里有點影響,人家那些青春文學、網路文學的作家根本就不看你的這些東西。青春文學、網路文學的情況是什麼樣,包括穿越、科幻,這種文學形態上的改變,批評理論界連深入認識都沒做到,究竟有什麼情況都不了解,還怎麼談得上主導創作呢?你去指責70後、80後、90後的作家裡,出不來像莫言、劉震雲、賈平凹這樣有影響力的作家,可其實你根本不了解他們,沒看過他們的作品,你還想怎麼去主導人家的創作?

　　記者:目前文學批評乏力的現象應該怎樣改善?

　　張頤武:核心的問題在於把握文學的總體形勢和動態。對不同的文學都要去接觸、有認知。另外,我覺得還要提倡一種書評機制。現在的書評說壞的就是搗亂的,說好的就是吹捧的,機制還不健全,權威性還不夠高。這種權威性的建立具體而言,要靠三點:一個是對文學格局的變化有深入切實的了解；第二個是理論知識和批評的方法要提高,不能光靠過去大學中文系學的那一套,現在無論是文學理論還是文學批評理論,這些年的發展都很快,新的理論和方法有很多,要會用。最後就是要對文學作品的文本耐心地閱讀。這三點如果不能保證,無論說好說壞,都沒有價值。

作品遠離現實,很難有大的成就

　　記者:當下,一些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的文學創作常與自己的現實生活無關,您如何評價這種現象?

　　王蒙:這也是一條路子:你的作品可以補充與打岔,可以解悶與暫且轉過身去,這也可以做得聰明瀟洒,洋洋自得；但很難有大的成就。

　　記者:對於熱衷寫作的青年,包括大學裡中文系的學生,您認為更應該注重什麼?

　　王海鴒:生活!那麼我個人覺得除了多看多寫以外,最重要的就是生活。閱歷很重要,無論如何,我是「鼓吹」現實主義作品的人,我所喜歡的作家和作品也是這樣的。我看過一些青年作家寫的東西,比如韓寒。他的作品裡《三重門》是我覺得最好的一部。我個人主觀揣測,《三重門》可能是韓寒最新銳的時候。為了寫這本書,他能輟學,靜靜地寫了一年多。這表明他創作的慾望已經壓不住了。但後來我覺得韓寒又開車又寫博客,他的心已經亂了。如果靜不下來,今後再想寫出超越的作品,難。

　　記者:手機閱讀、網路閱讀的普及,對傳統作家的文學創作有何影響?

　　王蒙:這些對真正的文學創作,不會有太大的影響,而對於讀者閱讀的影響則不可低估,它會使閱讀習慣更加快餐化、瀏覽化。

　　王海鴒:我覺得影響肯定有的,無論你是通過手機還是網路,讀書時間肯定比以前要少。紐約最大書店倒閉時,我曾經和我兒子爭論過這個問題。我兒子說人們的消遣方式在改變,很多人不再看書,改做別的消遣,比方說玩網路遊戲,看電影、演唱會,而人的精力是有限的,那些肯定會分散人的精力。我堅持說,好書是高級一點的消遣。我兒子說這是我們這種人的傲慢,弄得我也沒話說了。這是一個客觀事實,也是人類發展階段的一個必然。這不是文學的悲哀,文學本來就是一種消遣,吃飽喝足之後的消遣。比如,話劇曾經多麼輝煌,包括楊絳、張愛玲他們都寫過話劇劇本,因為那時電影還不行,除了小說,人們想看更生動的,就只有話劇,可現在呢?這並不意味著作品本身出了問題,而是分流了。這種由科技的發展帶來的分流是使人類精神生活更豐富,沒有必要為之悲哀。這種悲哀太自我了,以為文學創作是唯一的,其實不是。

微博雖吸引人,但致命的是它讓人心浮

　　記者:您如何選取自己文學創作的題材?市場偏好和文學批評的風向會不會影響您創作題材的選取?

　　王海鴒:我寫作的題材都是自己擅長的,沒有刻意去選取。有的人可能願意跟風,但我沒有,沒有跟著文學批評走,也沒有跟著市場走,完全是跟著自己的長處走。

　　記者:您如何發現自己對哪些題材更擅長呢?

　　王海鴒:這不是一種發現,不是那麼理性的事情。我寫的都是自己生活中的東西。我目前寫的分兩大塊,其中一個就是我親身經歷過的。作為一個很早來北京的女性,我可能關注的也就是都市婚戀、現實這點事兒。製片方來找我的時候,說要讓我寫一個國民黨老兵,我絕對寫不了。我不擅長寫歷史題材的東西,我覺得現實的東西都寫不完。題材選取跟作者的各方面因素都有關,可能大多數人都是這樣。比如莫言就寫農村題材,我估計他也不會跟著評論或者其他的引導去走。其實題材不是主要的,什麼都能寫好。所以寫什麼不要緊,寫得好不好很重要。比如當年的《士兵突擊》,如果沒有當時那麼大反響,這樣的片子你拿到現在,製片方恐怕都會認為是播不出去的。

　　記者:在您的作品裡,您比較喜歡的是哪幾部?

　　王海鴒:我對我自己作品的評價比較高的是《大校的女兒》和《成長》。這是因為它們和我自己有關的,離得近。別人可能看不出來,但我自己知道,哪些是掏心窩子的作品。《大校的女兒》是從女性角度切入,之所以用第一人稱是因為我沒法兒寫男人,我不了解男人。寫《成長》的時候,因為寫的是男人,我開始非常猶豫,可一旦寫起來,我就覺得有如神助,我突然發現我已經對男性,尤其是年輕男性,有了如此深的了解,因為我兒子長大了。我一天天看著他成長,再「嫁接」到部隊里,不能說易如反掌,但也出乎意料地順利。

　　記者:現在流行的微博會成為您取材和了解時代脈搏的新渠道嗎?

　　王海鴒:當然!微博確實有吸引人的地方,而它對我來說最大的弊病不光是佔用時間,最致命的是它讓我心浮。我寫《成長》的時候微博就全部停了,寫完後才又開始用。我擔心它改變我的閱讀習慣,所以現在只有吃早餐的時候,把過去用來看報的時間看看微博,另外就是下班的時候更新一條。對於一個寫作者來說,深入思考是重要的,傳統意義上的書終究是微博所不能比的。它(微博)要是影響到你思考的根基的話,就要做權衡了。現在還沒有那麼嚴重,但是有這個傾向。而且我看有同感的人不少。我倒還沒沉溺於它,但它至少佔用了我的時間和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