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文化：對中國伊斯蘭文化的再認識

06-01

伊斯蘭教傳入中國，經歷了1300多年漫長的文化融合過程，形成了獨具特色的中國伊斯蘭文化。筆者試就如何從整體上把握和理解中國伊斯蘭文化這一概念談點自己的看法和認識。

一、中國伊斯蘭文化的內涵分析

要討論中國伊斯蘭文化，首先應對伊斯蘭文化有一個明確的界定。不少學者認為，伊斯蘭文化是以《古蘭經》、聖訓的內容為核心，以阿拉伯、波斯文化為基礎，並吸收其他各種文化中的積極因素而形成的一種龐大的文化體系，是信仰伊斯蘭教各民族共同的精神財富，為世界最大的文化體系之一。在漫長的傳播發展過程中，伊斯蘭文化吸收了古希臘、羅馬、印度等文化成份，也吸收了傳播地區的本土文化，並使之伊斯蘭化。雖然，從整體上看，世界各地伊斯蘭文化因宗教信仰的同一性而其基本特徵沒有明顯差異，但世界各地區的伊斯蘭文化又帶有各地域和民族的色彩。中國伊斯蘭文化也不例外。

所謂中國伊斯蘭文化，就是中國10個信仰伊斯蘭教的少數民族以伊斯蘭教信仰為核心而形成的民族文化的總和。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伊斯蘭教不僅是一種信仰，同進又是一種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人們不僅可以從穆斯林的信仰行為上分辨出哪些是伊斯蘭的，哪些是非伊斯蘭的，同時它也在各民族穆斯林的衣、食、住、行等具體生活方式和細節上廣泛而明顯地反映出來。中國10個信仰伊斯蘭教的民族是中國伊斯蘭文化的實際載體，由於伊斯蘭教本身所具有的強大影響力，其信仰與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已融合為一個整體。

基於上述界定，對「中念的使用應作進一步思考。這一概念在有關著作和文章中很少說明其準確內涵和明確地域範圍，往往在使用這一概念時傾向或偏指內地以回族為主體，包括東鄉、保安、撒拉等民族的文化，無意中忽略了新疆各民族穆斯林的文化。我們知道，新疆的穆斯林人口佔中國穆斯林總人口的一半，就中國伊斯蘭文化而言，誰也難以否認象《福樂智慧》，《突厥語大詞典》等名著在中國伊斯蘭文化史上的地位。這或許是由於語言的障礙，內地學者對新疆伊斯蘭文化的研究較少的緣故。因此應該明確這一概念內涵，否則，將會無意中忽略中國伊斯蘭文化的一個重要方面。

二、中國伊斯蘭文化的多元化格局

作為世界伊斯蘭文化中的一個支流，中國伊斯蘭文化從總體上具有中國特色，但它又可分為兩大類型：內地伊斯蘭文化和新疆伊斯蘭文化。這兩大類型又分別由多個小的文化類型所組成，因此呈現出一種多元文化的格局。內地伊斯蘭文化，實際上是以回族為主體，包括東鄉、保安、撒拉等民族在內的具有濃厚漢文化色彩的文化形態；新疆伊斯蘭文化則是以維吾爾族為代表，包括哈薩克、柯爾克孜、烏孜別克、塔塔爾、塔吉克在內的具有新疆特色的一種文化形態（新疆雖有回族、東鄉族等穆斯林，但乃屬內地伊斯蘭文化類型）。前者是在漢文化環境中長期發展形成的，在許多方面表現出伊斯蘭文化與漢文化相結合的特點；後者由於受新疆突厥語民族大體近似的文化傳統影響，形成獨具風格的新疆伊斯蘭文化（雖然塔吉克族是非突厥語民族，但受突厥民族文化影響很大，故歸入此類。撒拉族雖屬突厥語民族，但受回族影響較大，文化類型屬於內地伊斯蘭文化）。

對中國伊斯蘭文化內部體系的這種劃分，表面看似乎是從民族和語言角度來劃分的，在不同的民族和語言背後，是互不相同的文化發展歷程，它導致了不同文化特色的形成，以回族為代表的內地伊斯蘭文化，在其深層結構和外觀形態中，都具有濃厚的漢文化色彩；而以維吾爾族為代表的新疆伊斯蘭文化中各種非伊斯蘭文化的積澱在當今新疆伊斯蘭文化中的反映，則為其明顯特徵。這是伊斯蘭文化傳入中國後分別與漢文化和新疆諸突厥語民族傳統文化相結合的產物。先拿內地來說，以明末清初劉智為代表的回族學者的漢文伊斯蘭教著述中，大量借用儒學的三綱五常，理學中的宇宙生成論，格物致知論等來闡釋伊斯蘭教的思想主張，以漢文化中的傳統思想與伊斯蘭教的倫理道德觀相結合。這種結合使內地伊斯蘭文化在深層結構上產生變化，經過長期傳播定型為一種具有內核的新文化。而且，因為漢文化傳統思想中的許多方面與伊斯蘭教的部分主張確有某些相近之處，使二者具有了一個共同的連結點。如儒學主張入世積極進取，伊斯蘭教主張兩世並重；儒學主張「中庸」，伊斯蘭教反對「過分」；儒學主張忠君孝親，伊斯蘭教倡導孝順父母，服從真主在大地上的代理人等等。所有這些加深了伊斯蘭教在外觀上的中國化進程。此外，內地伊斯蘭文化外觀形態的漢文化色彩也很明顯，如宗教建築中國化，漢族民俗對內地穆斯林的影響等。新疆伊斯蘭文化雖然也具有中國伊斯蘭文化的一般特徵，但在其文化底蘊中卻有大量前伊斯蘭時期的文化印痕。具體說，就是有薩滿教文化，襖教文化、甚至佛教文化等非伊斯蘭因素的殘存。新疆伊斯蘭文化中之所以出現這些文化的殘跡，是因為文化本身的積澱所造成的。伊斯蘭教傳入新疆時，它已是一種高層次的社會意識形態，與基本上仍屬原始宗教文化範疇的當地土著文化很難找到共同的契機。當伊斯蘭教傳播到全疆時，原有的文化面臨著兩種選擇，要麼消亡，要麼改頭換面打起伊斯蘭教的旗幟延續存活。由於文化本身的慣性作用，所以出現了後一種結局。

以上是中國伊斯蘭文化兩大體系各自不同特徵的初步比較，二者間的不同特色還表現在諸如宗教建築風格、宗教教育制度、民俗等多方面。如內地的伊斯蘭教建築經歷了阿拉伯式——中阿合璧式——中國傳統式的漫長過程；新疆伊斯蘭教建築中相對保留的阿拉伯風格較多，同時又具有地方特色。內地伊斯蘭教教育形成了經堂教育的模式，只是有宗教教育功能；而新疆在歷史上曾建成許多教經學院，而且宗教教育與世俗教育合一等等。內地伊斯蘭文化從總體來看，具有漢文化影響的色彩，但因各地穆斯林受漢文化影響的程度不同，各地區的伊斯蘭文化又有一定差別。西北地區（除新疆外）為內地四個穆斯林民族最大聚居區，伊斯蘭教氣氛濃厚，穆斯林信仰虔誠，文化特色鮮明，是內地伊斯蘭文化的主體。雲南穆斯林較為聚居，保留的伊斯蘭文化特色也不少，是僅次於西北的又一區域。晉、冀、魯、豫、內蒙，東北各地又次於雲南。東南沿海及川、黔地區為伊斯蘭文化淡化區，在那裡著名的清真大寺多成為文物古迹，宗教活動較少。另外，所謂雲南的傣回、西藏的藏回等穆斯林，又分別受傣族、藏族文化的影響，也可列為內地伊斯蘭文化中的次生形態。新疆伊斯蘭文化雖具有共同的總體特徵，但由於不同的發展歷程和經濟生活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約，各民族又有所不同，大體可以分為以維吾爾族為主的農耕型文化，以哈薩克族、柯爾克孜族等為主的游牧型文化及塔吉克族文化等三種次生形態。

伊斯蘭文化在中國形成兩大體系及多元化的各種次生文化形態，主要是由於不同文化土壤產生作用的結果。確切地說，就是各民族、各地區的不同發展歷史及所處的大文化環境在起作用。埃及學者艾哈邁德·愛敏在其《阿拉伯—伊斯蘭文化史》中寫道：各民族儘管信仰同一個宗教，但各民族對宗教內涵的理解和認識是不一樣的。每個民族都是從本民族的歷史、社會制度、以前所信奉的宗教、語言、文化、傳統以及教育等方面來理解和認識宗教的。所有穆斯林都講「萬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這句話，但學者和一般群眾對這句話就有不同的理解和認識。而這些人的看法又與蘇菲派的見解不同。如此等等。甚至埃及穆斯林—從整體上說，對伊斯蘭教的理解同印度、土耳其穆斯林對伊斯蘭教的理解也不盡相同，因為每個民族都有不同的歷史背景，受到不同因素的影響，因此每個民族的思維和觀點都有自己的特點。（見《阿拉伯——伊斯蘭文化史》第二冊341頁，埃及艾哈邁德·愛敏著，史希同、朱凱譯）。用這段文字來說明中國伊斯蘭文化之所以形成多元化格局，是非常恰當的。唐宋以來，內地穆斯林長期在漢文化氛圍中受到漢文化的巨大影響，及至明末清初，漢文化傳統思想中的認識論、人性論、道德觀等不僅為穆斯林精通漢語文的知識分子所接受，而且對廣大穆斯林群眾也發生潛移默化的影響，這種影響程度是如此之深，以致於他們自覺地運用儒學的眼光去理解本民族世代信奉的宗教。有了這樣一個基礎，以儒學形式與伊斯蘭教思想相結合的方式去宣傳伊斯蘭教，便成為順理成章的事了。新疆諸突厥語民族在接受伊斯蘭教前，信奉過多種宗教，頭腦中已形成一種固有的觀念和思維方式，當伊斯蘭教作為一種全新的宗教傳來時，他們以固有的觀念去審視這一宗教，自覺或不自覺地將舊的信仰行為帶入伊斯蘭教中。

三、多元一體——中國伊斯蘭文化的總體態勢

對中國伊斯蘭文化兩大體系及其各自內部次生文化形態的認識，既要看到其不同之處，又要看到千百年來在中華大地上共存和交流所產生的共同點。在歷史上，內地穆斯林和新疆穆斯林曾在宗教方面進行過長期的交流，如西北的回族、東鄉族、保安族、撒拉族穆斯林在歷史上曾有許多人到新疆學習伊斯蘭教經典，他們認為新疆在地理上與「天方」接近，宗教上當屬正統。學成歸來，將所學加以傳播，形成新的學派。新疆的傳教者也曾長期在甘、寧、青一帶傳教。形成新的教派。如今西北的許多門宦大多是內地人到新疆學習或新疆來人傳教而形成的。近代以來，內地穆斯林遷居新疆者很多，散居全疆，與當地突厥語穆斯林民族相處，形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態勢，對新疆伊斯蘭教也產生過一定的影響。如果追溯得更深遠、更寬泛一些，那末中原地區的漢文化對古代新疆就產生過影響。在玉素甫·哈斯·哈吉甫的《福系智慧》序言中開宗明義地寫道：「此書極為尊貴，它以秦地哲士的箴言和馬秦學者的詩篇裝飾而成。」（這裡秦地指中原地區）新疆為古代絲綢之路必經要道，東西文化交匯之地，漢文化對古代西域的影響是必不可免的。有關這方面的例證還有不少。

總之，中國伊斯蘭文化是一個多元化的有機整體，主要由內地和新疆兩大文化體系所組成。雖然細分起來，它具有民族性和多元性特點，但總體看來，又都具有中國文化的普遍特徵，因此又具有一體性。只有認識到中國伊斯蘭文化的這種多元一體性，才能對它有一個整體把握和客觀、科學的理解，偏重於某一方面而忽略另一方面，是不應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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