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讀丨魯迅真的是劈腿渣男么?說說魯迅、朱安和許廣平的故事。

近來網上有一篇文章《朱安:一生欠安》,以自述的口吻寫了魯迅原配的故事,引發了很多人的探討和魯迅的譴責,那就是,能說出「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會安漢,木蘭從軍就可以保隋;也不信妲己亡殷,西施沼吳,楊妃亂唐的那些古老話。我以為在男權社會裡,女人是決不會有這種大力量的,興亡的責任,都應該男的負。但向來的男性的作者,大抵將敗亡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這真是一錢不值的沒有出息的男人。」這樣支持女權主義話的魯迅,難道本質上也是個言行不一的渣男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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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網上有一篇文章《朱安:一生欠安》,以自述的口吻寫了魯迅原配的故事,讀來讓我很不舒服。因此我覺得有必要重新講一遍這個故事。

首先這篇「文采斐然」的文章不是朱安寫的,因為她本人並不認得幾個字。

朱安,1878年6月生於浙江紹興。祖上曾做過知縣一類的官。

魯迅是長子,1901年4月3日,魯迅母親在沒有徵得兒子同意的情況下,貿然去朱家「請庚」。紹興傳統以妻子比丈夫大兩三歲為佳,所以在當時看來兩人算是相當匹配。

魯迅應當是知道這門親事的,他在1902年3月離開中國,除了兩次短暫回家外,在日本一直逗留到1909年。期間魯迅通過他母親,向朱家提出一項要求,要求朱安放腳,然後進學堂讀書。由此可以看出,魯迅在知道命運無法更改的情況下,曾幻想對朱安這個人進行一些改造。不過朱家並沒有讓朱安放腳,也沒有去讀書。

1906年7月6日魯迅從被母親騙回老家完婚。孫伏園是魯迅的學生和好友,在1939年紀念魯迅逝世三周年的會上他也說到這事:「他常對人說:"我不知什麼叫愛。』但是家中屢次要他回國去結婚,他不願放棄學業不肯回去。後來家中打電報來了,說母病危,先生回國了,到家一瞧,房已修理好,傢具全新,一切結婚的布置都已停當,只等他回來做新郎了。魯迅先生一生對事奮鬥勇猛,待人則非常厚道。他始終不忍對自己最親切的人予以殘酷的待遇,所以他屈服了。」

周冠五回憶那天晚上的情形:「結婚的那天晚上,是我和新台門衍太太的兒子明山二人扶新郎上樓的。一座陳舊的樓梯上,一級一級都鋪著袋皮。樓上是二間低矮的房子,用木板隔開,新房就設在靠東首的一間,房內放置著一張紅漆的木床和新媳婦的嫁妝。當時,魯迅一句話也沒有講,我們扶他也不推辭。見了新媳婦,他照樣一聲不響,臉上有些陰鬱,很沉悶。」

周家的傭工王鶴照當時18歲,他透露了一個不為人所知的細節:魯迅新婚後的第二天早上,印花被的靛青染青了他的臉,讓人想到他那晚很可能把頭埋在被子里哭了。

周光義說,當時新做阿婆的周伯宜夫人擔心著新夫婦的動靜,一到夜深,她親自到新房隔壁去聽。發現他倆很少談話,兒子總愛看書,遲遲才睡。二三天以後,魯迅住到母親的房間里了,晚上先看書,然後睡在母親的床邊的一張床里。完婚的第二天,魯迅沒有按老規矩去祠堂,晚上,他獨自睡進了書房。第三天,他就從家中出走,又去了日本。

周建人說:「結婚以後,我大哥發現新娘子既不識字,也沒有放足,他以前寫來的信,統統都是白寫,新娘名叫朱安,是玉田叔祖母的內侄女,媒人又是謙嬸,她們婆媳倆和我母親都是極要好的,總認為媒妁之言靠不住,自己人總是靠得住的,既然答應這樣一個極起碼的要求,也一定會去做的,而且也不難做到的,誰知會全盤落空呢?」

結婚後魯迅很少向外人訴說自己的婚姻生活,僅對好友許壽裳說過一句沉痛的話:「這是母親給我的一件禮物,我只能好好地供養它,愛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1919年11月,紹興老屋由新台門六房聯合出賣給紹興大地主朱閬仙,周母、朱安和周建人一家需要北上,同時周作人一家也來到北京,於是魯迅買了北京西直門內八道灣11號這一處院子,全家搬了進去,建立了一個大家庭。

這所宅院是那種老式的三進院,外院是魯迅自己住以及門房和堆放書籍雜物的倉房,中院是母親和朱安住,里院一排正房最好,是周作人和周建人兩家分住。魯迅與朱安仍然形同路人,保持著一種有形無實的夫妻關係。

關於周樹人和周作人的反目,我們無法知道具體原因,但文章《朱安:一生欠安》斷然說魯迅偷看弟媳婦洗澡,我認為十分草率不妥當。

魯迅日記里出現與二弟的反目,是1923年7月,4日夜: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飯,自具一餚,此可記也。他在自己的屋子裡吃飯,不再跟周作人們在一起用餐。  

  

19日上午,魯迅收到周作人的信,兩個人的關係徹底破裂,親兄弟二人從此公開反目。周作人的信是這樣寫的:


「魯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過去的事不必說了。我不是基督徒,卻幸而尚能擔受得起,也不想責誰,---大家都是可憐的人間。我以前的薔薇的夢原來是虛幻,現在所見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訂正我的思想,重新新的生活。以後請不要再到後邊院子里來,沒有別的話。願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

對這個問題,魯迅想邀請二弟周作人出來詳細談談,卻遭到了周作人的斷然拒絕。是夜,魯迅先生記下寥寥幾字的日記:「上午啟孟(周作人字啟孟)自持信來,後邀欲問之,不至。」

次日黎明,魯迅早起,四處去找房子,準備搬出與其弟合租的八道灣衚衕。那時,由於他手頭的錢不是很多,便向朋友借了800元大洋,終於在磚塔衚衕置下了個簡單的四合院,並於8月2日將母親與朱安一併搬了過去。就此,一對原本親如手足的兄弟分道揚鑣。周作人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下午,夫婦移住磚塔衚衕。」

1924年6月11日,也就是搬出八道灣衚衕舊宅後的大約十個月之後,魯迅因為要取走自己留在這裡的書籍及一些什物,不得不又回到了八道灣衚衕的舊宅。見魯迅居然又回來了,周作人與他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怒不可遏地從後院沖了出來,對魯迅好一陣破口大罵。羽太信子還氣勢洶洶地用電話叫來了兩個人,做出一副好像要對魯迅大打出手的架勢。

看熱鬧的人漸漸地越來越多,周作人夫婦的情緒卻越來越失控,完全不顧惜文化人的矜持與涵養,什麼難聽罵什麼,把魯迅罵得體無完膚。周作人更是絲毫不顧及手足之情,居然拿起了一尺高的獅形銅香爐奮力向魯迅頭上擲去,幸虧旁人接住拖開,才沒有擊中。

這就是兄弟倆之間爆發了那場著名的「罵架毆打」事件。

好端端的兄弟,為什麼會鬧到這個地步?應該是源於周作人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

羽太信子原是魯迅、周作人兩兄弟留學日本時,替他們縫補漿洗的下女。後來因為與周作人相處日久,兩人之間漸漸有了感情,最後便嫁與了周作人為妻。

魯迅三兄弟搬住一家後,家政大權便握在了這位日本婦人手中。魯迅當時的月收入為400大洋左右,他除留下香煙錢和零用花銷,絕大部分薪水交給羽太信子掌管。

在生活上,羽太信子擺闊氣講排場,花錢如流水,用度上沒有計劃和節制。家裡雇了六七個仆佣,每餐飯如果稍不合口味,便撤了另做。孩子上學,雇有專門的黃包車夫。遇有家人偶感風寒,必延請索價不菲的日本醫生。

從當時魯迅兄弟的收入情況看,600個大洋摺合成現時的人民幣,約為3萬元左右,只要安排得當,一家人的日子完全可以過得很舒適安逸。但是,由於羽太信子肆意揮霍,每月的開支用度,總是有些捉襟見肘。

魯迅作為長兄,自然不能容忍羽太信子如此揮霍無度,待至後來,因校方拖欠,他的薪水往往不能按時交出來,一家人的開支無形中短出了一截,加之他曾數度規勸弟媳,於是,矛盾便不可避免地發生了。

對此,他們的母親魯瑞老人曾傷心地對人說:「這樣要好的兄弟突然不合,弄得不能在一幢房子里住下去,這真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想來想去,也想不出個道理來。我只記得,你們大先生對二太太當家,是有意見的,因為她排場太大,用錢沒有計劃,常常弄得家裡入不敷出,要向別人去借,是不好的。」

魯迅後來對許廣平說:「我總以為不計較自己,總該家庭和睦了罷,在八道灣的時候,我的薪水全交給二太太,連同周作人的在內,每月至少有600大洋,然而大小病都要請日本醫生來,過日子又不節約,所以總是不夠用,要四處向朋友借,有時候借到手連忙持回家,就看見醫生的汽車從家裡開出來了,我就想,我用黃包車運來,怎敵得過用汽車運走的呢?」

對此,魯迅與周作人共同的摯友許壽裳也曾說過:「他們兄弟不和,壞在周作人那位日本太太身上,據說她很討厭這位大伯哥,不願與他一同住。」

羽太信子事後說:「魯迅曾在他們的卧室下偷聽。」但以魯迅的性格,他不大可能會有如此下作之舉。

幾個月後魯迅買了阜成門內西三條衚衕21號的住宅,搬了進去。家庭經濟開支交朱安掌管。在北京住處,有一次房東問朱安:「大師母,你不喜歡孩子嗎?」朱安淡淡地說:「大先生連話都不同我說,我怎麼能有孩子呢?」

朱安一直跟著魯迅的老母親一起生活。夫妻之間既沒有愛也沒有恨,僅僅維持著一種形式上的婚姻關係。朱安平日少言寡語,但炒得一手地道的家鄉菜。每當魯迅有客人,她總是以禮相待,泡茶、弄點心,十分儘力。剩下魯迅和她時,家裡就變得冷冷清清,即使同桌吃飯也不聲不響,晚上又是各回各的房裡睡覺。

他們甚至將一隻箱子和箱蓋分兩處擺放,一處放洗好的衣服,一處放要洗的臟衣服,為的是將接觸減到最少。魯迅每次買回點心來,總是先送到母親那裡,請她老人家挑選,次即送朱安,由她挑選,然後拿回自己吃用。

1923年10月魯迅肺結核複發,病初發時菜飯不進,朱安就在廚房裡把大米泡了,親自一下一下把米砸碎,天天煮成米汁,還把魚熬成魚湯,端給魯迅喝。後來魯迅病情稍有好轉,她就天天給他做米粥吃;這都見於魯迅日記。

這一時期,也是魯迅和朱安結婚以來唯一接觸較多的時期。魯迅雖不愛朱安,卻十分尊重她的人格,尊重她在家庭中的地位,對她的健康也很關懷。朱安胃病複發,曾被一度懷疑是胃癌,魯迅送她到醫院住院檢查,一星期才出院。

朱安做過種種努力,想縮短與魯迅的距離,但往往適得其反。有一次,魯迅在吃飯時偶然談到一種日本菜很好吃。朱安為了奉承,就順水推舟地說:「是的,這種菜我也吃過,的確很好吃。」其實,魯迅所說的這種菜只有日本本土才有,中國沒有,紹興更是沒有見過。魯迅聽了很反感,氣得不知說什麼好,這頓飯也沒吃好。

魯迅母親曾對人說過:「他倆(魯迅和朱安)既不吵嘴也不打架,但是沒有感情,不像夫妻。」老人曾問過魯迅,為什麼總是這樣。魯迅搖搖頭說:「和她談不來,沒趣味,不如不談。」

而1923年搬家前一天,錢玄同、劉半農等到魯迅家做客,朱安突然闖進來,撲通一聲跪倒在地,痛哭流涕地說:「我是配不上大先生,大先生要娶妻納妾,全憑他自己;但我生是周家的人,死是周家的鬼,老太太活著一天,我服侍她一天,老太太百年以後,我吃齋念佛,決不離開周家……。」

用魯迅自己的話說,正是「在女性一方面,本來也沒有罪,現在是做了舊習慣的犧牲。我們既然自覺著人類的道德,良心上不肯犯他們少的老的的罪,又不能責備異性,也只好陪著做一世犧牲,完結了四千年的舊帳。」

許廣平1898年出生於廣州番禹,由他父親做主與姓馬的紳士家訂婚。許廣平懂事後,堅決反對這門親事。漸漸地許家上下也不支持這門親事。馬父特地趕到省城來找許父商定親事,許父幾次避而不見。馬父「迫得藉郵寄意」,向許父發出「最後通牒」。據後面許廣平的信,此事還真驚動了官府,官府還真認可了他所謂的理,故有「官府之催迫,皂隸之臨門」之語。

後來,許廣平的三哥出面,總算退掉了這門親事,許廣平則北上來到天津的姑母家,並於當年考入天津女子師範學校。但馬家並未死心,1921年馬氏子千方百計打聽到許廣平的信址,來信繼續催問親事,遭到許廣平的拒絕。

1923年許廣平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國文系,成為魯迅的學生。

許廣平進入女高師不久,結識了在北京大學就讀的廣東青年李小輝,逐漸產生了感情。許廣平稱他是「一位熱情,任俠,豪爽,廉潔,聰明,好學」的青年。

1923年春節前幾天,許廣平患上了猩紅熱,李小輝打聽到許廣平患病住在常家,就焦慮地前來探望。後來許廣平病情嚴重,醫生一面給她吃藥,一面為她粗脹的頸部開刀,擠出了大量膿液,才一天一天地好轉起來。

許廣平在病中時時想念李小輝,問周圍的人,他們總是支支吾吾地說:「小輝也患病了,但已好了。」或說:「等你全好了再去看他吧。」許廣平身體康復才得知李小輝已在正月初七日夜裡去世。

1925年3月11日,女師大發生了反對校長楊蔭榆的學潮,作為學生自治會總幹事的許廣平為了解除時代的苦悶,探討中國女子教育的前途,給魯迅寫了第一封信。北洋軍閥政府及其在教育界的代理人殘酷迫害女師大的進步學生時,魯迅挺身而出,支持和保護了學生。

此年8月8日,許廣平因避難住進了魯迅西三條衚衕的家裡。10月12日,許廣平以「平林」筆名, 在魯迅主編的《國民新報》副刊乙刊上,發表了《同行者》一文。

這段時間許廣平與魯迅兩人確認戀愛關係。當時魯迅一氣呵成了一篇以婚戀為題材的,充滿生活哲理和抒情色彩的小說——《傷逝》。魯迅寫道:「我對於名譽、地位,什麼都不要,只要梟蛇鬼怪夠了。」 「梟蛇鬼怪」是對許廣平的戲稱,當時她有「小鬼」、「害馬」之類的外號。

1926年8月,許廣平倆離開北京南下,到廣州的廣東省立女子師範學校任訓育主任。1927年1月,魯迅也到了廣州,擔任中山大學教務主任兼文學系主任。4月15日, 廣州進行了反革命大屠殺。魯迅憤而辭去了中山大學的職務,10月3日,許廣平和魯迅在上海開始共同生活。

他和許廣平多年來的大量書信,曾被輯錄為《兩地書》出版。魯迅說:《兩地書》始終以「迅師」與「廣平兄」相稱,其中「既沒有死呀活呀的熱情,也沒有花呀月呀的佳句」。其實是有的,他寫給許廣平的信里說:我先前偶一想到愛,總立刻自己慚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愛某一個人,但看清了他們的言行的內幕,便使我自信我絕不是必須自己貶抑到那樣的人了,我可以愛。

魯迅在廈大任教時,班上有五個女生,他寫信跟許廣平彙報:「..女生共五人。我決定目不邪視,而且將來永遠如此,直到離開廈門,和H.M.相見。」 H.M.指許廣平。

「狂人」描述愛情也可以十分清新生動:我寄你的信,總要送往郵局,不喜歡放在街邊的綠色郵筒中,我總疑心那裡會慢一點。

1934年12月9日,魯迅將三集《芥子園畫譜》贈送給許廣平,並在首冊扉頁上題寫了那首膾炙人口的七絕《贈廣平》:「十年攜手共艱危,以沫相濡亦可哀。聊借畫圖怡倦眼,此中甘苦兩相知。」

朱安從周作人夫人的口中得知了魯迅與許廣平已在上海同居的消息。她有一次她向周母說她做了一個夢,夢見大先生領著一個孩子來了,她說夢時有些生氣,但周老太太對朱安的生氣不以為意。因為周老太太對自己的大兒子和許廣平的事還是很高興的,並且早就盼望有一個小孩在跟前「走來走去」。

朱安對別人說:「我好比是一隻蝸牛,從牆底一點一點往上爬,爬得雖慢,總有一天會爬到牆頂的。可是現在我沒有辦法了,我沒有力氣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無用。」她傷心地說:「看來我這一輩子只好服侍娘娘(紹興人管婆婆叫娘娘)一個人了。萬一娘娘歸了西天,從大先生一向的為人看,我以後的生活他是會管的。」

事實正是這樣,朱安日後的生活一直由魯迅從上海寄錢供養;魯迅逝世後則改由許廣平給她寄錢。據說周作人也按月給她一些錢,但被朱安拒絕了,因為她知道他們兄弟倆合不來。

1936年10月,魯迅去世。他最後對許廣平說:「忘記我,管自己的生活。」

後來許廣平將魯迅1934至1936年的雜文13篇編成《夜記》出版。又以三閑書屋名義自費出版了《魯迅書簡》的影印本及《且介亭雜文末編》等書。1941年12月7日,日本開進上海租界,許廣平在寓所被捕,關押了76天之後,內山書店為她保釋。但遭此迫害,雙腿已不良於行,頭髮白了許多。

1947年6月間,朱安病逝於北平。許廣平匯錢為朱安辦了喪事。在魯迅去世前幾年,朱安曾拒絕接受周作人的錢,卻樂於接受許廣平匯寄的生活費。

朱安死前說到她和魯迅及許廣平的關係:「周先生對我並不算壞,彼此間並沒有爭吵,各有各的人生,我應該原諒他。許先生待我極好,她懂得我的想法。她的確是個好人。」

朱安去世後一年,許廣平在一篇散文里寫道:「魯迅原先有一位夫人朱氏,她名"安』,她的母家長輩叫她"安姑』。」

1949年後許廣平歷任政務院副秘書長、全國人大常委、全國政協常委、全國婦聯副主席、民主促進會副主席、全國文聯主席團委員等職務。1968年3月在北京病逝,終年70歲。

往往時間過去越久,故事的本來面目就越是不清晰。我本來想說些什麼,到最後反而覺得無話可說。只希望人們在傳述的時候,能看清楚這個故事本身,而不是簡單套上原配小三渣男的帽子罵一通了事。我更希望,好不容易可以醒來的中國人,別一不留神又躺下睡著了。

最後附上那篇《朱安:一生欠安》的原文。

作者:李夢霽 圖文來自網路

朱安,紹興人,1906年奉母命嫁與周樹人,1919年隨夫定居北京,寄寓周作人處,1923年周氏兄弟決裂後被迫遷居。1926年周樹人赴滬與許廣平同居,朱安獨守空房至1945年逝世。一生顛沛,未得善終。

我,就是朱安。

下花轎時,我掉了繡花鞋,是凶兆。

光緒三十二年六月初六,我的大喜之日。

五年後,我又見到他。嶙峋得清冷,而倨傲。

月色凄寒。

蓋頭久久沒掀,燈花大抵瘦了,他坐在太師椅上,翻書,不語。我瞥見牆角的一隻蝸牛,一點點向上爬,很慢,彷彿時間。

五年前,父母之命,我便成了周家的媳婦,年底完婚。他是江南水師學堂的學生,書香門第,祖父是京官,犯了錯,鋃鐺入獄,家道也便中落。我家為商,我長他三歲,似是一樁好姻緣。

成親在即,他卻要留洋日本,耽擱婚期。臨別,我隨周家人送行。他對我說,「你名朱安,家有一女,即是安。」周家無女,從那時起,我就自認是周家的人。讓他安心,讓家安寧,是我畢生所願。

我等了五年。等待有朝一日,一路笙歌,他來娶我。

可是,他遲遲不歸,杳無音信。

聽娘娘(紹興話,即婆婆,下同)和親戚說,他成了新派青年,囑我放腳,進學堂。我四歲纏足,母親言,好人家的女子都是三寸金蓮,大腳醜陋鄙俗,不成體統。今我二十有餘,又談放腳,徒遺笑柄。自古迄今,女子無才便是德,身為女人,開枝散葉,打理家務才是分內之事,讀書識字非正業。朱家傳統,容不得我挑戰。說到底,我不過是個小女子,舊時代的小女子。我唯一能做的,便是婚禮時往大如船的鞋裡塞棉花,沒承想,下轎時竟掉了,欲蓋彌彰。

牆角蝸牛仍在奮力上爬,夜緩緩地淡了。我想起那年渡口,他對我說,家有一女即是安。彼時的他,舉手投足都是文弱書生氣,不似如今,稜角分明。我心內有點憎恨起日本來,是日本之行讓他改變。我預感到世道變了,只是不知新世道,容不容得下一個我。

洞房花燭夜,彼此默然的一夜。一沉默,就是一輩子。

三天後,他再度離家,去日本了。

宣統三年,也就是一九一一年,滿清垮台。

我的婚姻,已經走過第五個年頭。

先生回國兩年來,先後在浙江兩級師範學堂和紹興中學堂當教員,現在是紹興師範學校校長。他從不歸家過夜,偶爾行色匆匆地回來,懷抱許多書,我看不懂。他和娘娘說話,說「國民革命」、「中華民國」,大抵是些國事,知我不懂,便不對我說。我沉默地聽,寂靜地看,他時而激昂,時而悲憤的模樣,我很喜歡。他是做大事的人。

我出街,街頭巷尾的茶館都是「革命」的說法,人們好像與從前不大一樣。像先生般不束辮的男人多起來,女人也漸漸不裹腳,天下亂了。先生似乎小有名氣,路過酒肆藥鋪,常聽聞「周樹人」云爾。我是驕傲的,因我是周樹人之妻。我亦是疼痛的,守著有名無實的婚姻,枯了華年。

先生是摩登人物,對這新氣象,自然是喜悅的。我卻是箇舊人。貼著「包辦婚姻」,邁著三寸金蓮,被風雲突變的世道裹挾著,顫巍巍地撞進新時代,往哪裡走,我不知道。

晌午,我回娘家。

先生去北平了,我不識字,托小弟寫封信。

先生樹人:

不孝有三,

無後為大。

望納妾。

妻朱安

一九一四年十一月

先生未復,聽說動了怒,說我不可理喻,不可救藥。

正如下花轎時掉鞋,在他面前,我如履薄冰,卻總是弄巧成拙。我是愛他的,甚至允許他納妾,可他不懂。只有娘娘疼惜我,打理周家上下多年,我不像周家媳婦,更似周家女兒。一九一九年,先生為了事業舉家北上赴京,我於是離了這江南水鄉,離了娘家。一別,竟是一世。

「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我的人生依附於丈夫,他是大器之才,命運繫於國運。我的一生,便在天翻地覆的歷史洪流中,顛沛流離,支離破碎。

人生盡處是荒涼。

北平只有老鴰憔悴的哀叫,日子裡滿是乾枯的味道。

我們住在二弟周作人處,弟媳信子是日本人,作人留洋日本時「自由戀愛」而結合。她思想進步,又懂寫字,深得先生喜愛。來到北平我才知,先生聲名竟如此顯赫。來訪者絡繹不絕,有學生,也有大人物。每遇客訪我都居於後屋,他應該不想我出面待客。先生由內而外都是革新,只有我是他的一件舊物。

今日我在後屋時,作人走進來。

「大嫂,你怎麼一個人在這?」

我笑了笑,沒有答。

「大嫂真是安靜之人啊,這麼些天都沒聽你講過話。」他的聲音里有舊日時光的味道。

我想了想,說:「作人,你教我認字吧。」

「好啊!聽大哥講,我只當你頑固不化。既然你追求進步,我斷然全力助你。」

他寫下八個字:質雅腴潤,人淡如菊。「形容大嫂,恰如其分。」

後來,每當先生待客,作人便來後屋教我寫字,有時也與我交談。十幾年的婚姻,我心如枯井。作人似是井底微瀾,讓形容枯槁的時日芳草萋萋。

「大哥現在教育部供職,也在北大教書,不叫周樹人,叫魯迅,是著作等身的大文豪,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領袖。

「大嫂,你雖是舊式婦女卻不愚鈍。你很聰慧,大哥不接受你或是先入為主的偏見,以為婚姻自主就是好。

「事實上,你也看到,信子是我自己選擇的妻,她揮霍無度又常歇斯底里,大哥一味崇洋,未免太過激進。

「大哥是成大事之人,歷史恰到岔口,所謂時勢造英雄,他定會青史垂名。社會規範劇變,總有人成為犧牲品,龐然歷史中,小人物的疼痛無足輕重。歷史會忘了我們的。」

「……」

斑駁的時光疊疊錯錯。在北平八道灣的四年,是我人生中唯一的陽光。無論如何冰冷漠然的人,在暗如淵壑的生命里,總有一次,靠近溫暖,靠近光明。生是修行,緣是塵路的偈誥,因這來之不易的剎那芳華,我忘記哀傷,忘記幽怨,得你,得全世,得一世安穩。

然而,滿地陽光涼了。

作人與先生決裂,因先生偷窺信子沐浴。

人生如紙,時光若刻,涼薄薄涼,夫復何言?

結髮十七載,未曾同居,現在竟窺弟媳,大約是為「新」。先生料我不識字,書信從不避我,我於是看到作人遞來的絕交書。

魯迅先生:

我昨天才知道——但過去的事不必再說了。我不是基督徒,卻幸而尚能擔受得起,也不想責誰——大家都是可憐的人間。我以前的薔薇的夢原來都是虛幻,現在所見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訂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後請不要再到後邊院子里來,沒有別的話。願你安心,自重。

先生被迫遷居,臨行對我說,留在作人家,或是回紹興娘家。

我不說話。兩行清淚,驚碎長街清冷。他們兄弟二人已然恩斷義絕,此地可堪留我?若回紹興,我便成休妻棄婦,給朱家蒙羞。世人都說先生待我好,誰知我吞下多少形銷骨立的荊棘?我一輩子,無論多難,只哭過兩次。那是一次。

娘娘心疼,勸先生:「你搬了家,也要人照料,帶著她罷。」

先生瞥了我一眼,清冽而凜然。那年渡口,早已物是人非。往事倒影如潮,歷歷湧上心頭。

花自飄零水自流。

磚塔衚衕六十一號,先生與我的新居。我是歡喜的。興許這樣的獨處,可以拯救我。

先生肺病,終日咳得厲害,只能吃流食。我寫信給娘家小弟,托他去東昌坊口的咸亨酒鋪買鹽煮筍和茴香豆,那是先生最愛的小食,寄過來,我磨碎煮進粥里。先生好一點後,我常走十里路去「稻香村」,這間南店北開的糕點鋪,自製各式南味糕點,是先生極鍾情的。先生恢復得很快,待我亦不似原先淡漠,甚至將我的卧室作為書房,莫不是一種恩賜。

家裡又開始賓客如雲,我不再避諱。一切向好。

直到,她出現。

高顴骨,短髮,皮膚黑,個子很小,標準嶺南人長相,說話不會翹舌。先生講新國文,久居北平,京腔很重,有時糾正她,她便撒嬌似的說「講乜嘢(粵語,即說什麼)?」先生笑,眉山目水間的情意展延,是我從未見過的溫暖。

女孩幾乎天天造訪,先生比任何時候都快樂。他放心我不識字,日記和書信都放在卧房桌上。我於是知道,女孩叫許廣平。她給先生寫很多信,濃情蜜意溢於言表。我不明白,大抵又是新人做派。

那日,女孩坐在客廳,我斟茶給她:「許姑娘,喝茶。」歲月如水人如茶,顧盼之間,雲煙四起,藏住多少曲折心思。我不過是想提醒她,誰才是這裡的女主人。無論如何,她是客。

許廣平抬眼看我,一個眼睛裡燈火閃映的女人,笑容像清晨簇新的陽光。她太年輕了。我已年逾不惑,年華驀地在眉眼間輕輕凋謝。青春是一闋流光溢彩背後本能的張皇,有女人的地方,就有爭鬥。可我,不戰而屈。

我默默轉身回卧房,聽聞先生說,「她是我母親的太太,不是我太太。這是母親送我的一件禮物,我只負有贍養義務,至於愛情,我並不知。」我的心彷彿被捅了一下,綻出一個血泡,像一隻飽含熱淚的眼睛。先生何等睿智,又如此愚鈍。我是大家閨秀,是舊式女子,不擅辭令,不懂表白。於我而言,愛是生活,是死生契闊的相依相隨,是細水長流的飲食起居。我以為,經年的忍負與犧牲或可換來先生的一抔柔情,沒承想,我的深情卻是一樁悲劇,我的愛情亦是一場徒勞。世界變了,所有人都只當我是舊中國落伍、無望的一代,誰知我曾不斷衡量與丈夫的關係,嘗試了解新世界。我終是背負著命運十字架,隨波逐流。

外面兀自歡聲笑語,許廣平說,「這是一場費厄潑賴(英語fair play的音譯,即公平競爭)。」我聽不懂。恍惚間,滿世喧囂折盡。

「三一八慘案」讓北平風聲鶴唳。手無寸鐵的年輕人被段祺瑞政府兵打死,橫屍街頭。國難當頭,無以家為,哀歌響徹北平。先生沒日沒夜地撰文,煙不離手,身體每況愈下,我心疼他。段政府下通緝令,先生走了,留下一句:「朱安,好生過。」

青燈黃卷度殘生,記憶煢煢。一九三六年深秋,日本佔了東三省,北平局勢緊張,山雨欲來風滿樓。許廣平寄信給我:「先生逝於十月十九日上午五時二十五分。」展信,淚不可遏。我一輩子流淚只有兩次,那是第二次。枯等三十年,他活著,我就還有個盼,如今,陰陽兩隔。我是將熄的炭火,他是唯一的餘溫,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秋雨瀟瀟,把我心裡凄凄的疾風澆得濕漉漉。緣分清淺,怨不得時過境遷。

後來,日本侵華,娘娘仙逝,日子更艱難了。許廣平接濟我,懷著對失敗者的同情,到底是不屑。在她眼裡,我不過是「舊社會給魯迅痛苦的遺產」。歷史喧囂,容不下我。

家徒四壁,一日兩餐,只有湯水似的稀粥,就幾塊醬蘿蔔。我想起先生的藏書,或可換錢維持生計。先生一生,撰文不計其數,卻沒有一個字是關於我,何其悲涼。時間都在他人筆尖上,獨獨把我遺忘。

午時,數年庭院深深,門可羅雀的家裡來了客。

「我們是魯迅先生的學生,今日聽聞您意欲出售先生藏書,特來關囑您萬萬不可,魯迅遺物無價,須妥善保存。請您三思。」

「您是舊時代的人,沒有文化,不懂先生作品的價值。先生是民族英雄,是新時代的先驅和領袖,他的遺物一定要保存!」

意氣風發的學生慷慨激昂,我推開面前寡淡的米湯,放下筷子,定定地看著他們:「你們只說先生的遺物要保存,我也是魯迅的遺物,誰來保存我呢?」倚欄愁空悵,恨三千丈,何處話凄涼。

尾聲

日本投降,北平無戰事。

時光越老,人心越淡。獨卧病榻,回望滿盤皆輸的人生,我看到牆角一隻小小的蝸牛。我們是老朋友了,紹興老家的新婚之夜,也有一隻蝸牛陪我捱過。它那麼努力地從牆底一厘一厘往上爬,像我一樣,爬得雖慢,總有一天會爬到牆頂。可我現在沒力氣了,我待先生再好,也是枉然。我們這些時代波濤中的小角色,大人物身邊的小人物,生存便已是一種枉然。

過往的歲月教會我,人的一生中有一個字,冷,徹骨的冷。所以我會在星稀的冬夜,點一堆火,慢慢想你。想起風陵渡口初相逢,那個清癯疏淡的少年對我說,你名朱安,家有一女,即是安。

評論語丨

@風息神淚:說到魯迅的私生活,有一點是佩服的:他不願意接受父母安排的包辦婚姻,於是據說是一生也沒有與那位原配圓房。對夫人自然是不公平,然而他也曾給過她選擇是否離婚的權力,之後也負擔了她的生活。卻比跟其它高叫著婚姻自由,但老婆照睡,糟糠照嫌棄的「新潮思想文人」好多了。魯迅畢竟是魯迅。

@蘭心燭:從某種方面來說,朱安是幸運的。她雖然沒得到過愛情,但在那個時代,跟她的身邊的一些女性比起來,沒被家暴沒被拋棄沒有不停地生孩子勞累至死,一生都有人照拂,未必是糟糕的。人的一生也不要太把愛情當回事了。

@冬眠的大白:某些人聲稱舊時代被家裡包辦婚姻,但老婆照睡孩子照生,等新時代來了就拋妻棄子另找年輕漂亮小老婆的都是狗屎!與這種偽君子相比,我們也許才能理解魯迅先生到底哪裡可貴!

@lirui_究極摳腳少女獸: 他們三個人之間的事不能簡單粗暴的歸為渣男小三什麼的,這是時代的傷痕。

@胖蘿莉融化中:看了覺得還是時代的悲哀,不能怪哪個人,只能說朱安接受的就是這樣的教育和觀念,她也用這樣的做人觀念活了一輩子,當然也有極為少數的女子在舊式觀念的灌溉下萌生新時代女性的精神,不過朱安不是這種而已,不能跳出這個框架來指責她或者魯迅先生。

@Yals要做現充:其實罪魁禍首不還是強行給兒子配種的老母么?然而出於傳統文化的「孝道」魯迅也沒法公開和老母決裂,和朱安這個悲劇性命運的「妻子」這種保持距離的做法也僅是最妥協的辦法了。

朱安算是求仁得仁,愛情魯迅實在給不出來,所以他只能給出錢,這也算仁至義盡。他和許廣平,是刺蝟和瘋子的愛情,所以他也不算欠她一個名分。而那個時代愚昧與先進混戰的婚戀關係哪能用現在的道德觀來批評呢。這本就不是單純的小三原配和渣男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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