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希磊： 基督教新教與中國近代西醫教育

孫希磊：基督教新教與中國近代西醫教育[ 來源：中國戰略與管理研究會 | 發布日期：2013-10-15 | 瀏覽（120）人次 | 投稿 | 收藏 ]　　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後，基督新教取得了在華傳教的特權。從此，傳教士大批湧入中國。他們除了從事宗教活動外，還在「西學東漸」的文化交流中起到橋樑的作用。行醫與辦學是早期來華傳教士使用的兩種十分有效的傳教手段。西醫得以經傳教士之手傳播至中國，同時，西醫教育也隨著教會醫院的增多和西醫醫生需求量的加大而逐漸興起。其中，由各差會派遣的「醫藥傳教士」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們身兼「牧師」和「醫生」雙重身份。行跡所至，施醫濟葯，興辦醫院和學校，從此，開了西醫教育的先河。至20世紀20年代，迫於形勢的壓力，教會調整了對華教育戰略，隨著新的宗教資源和傳教團體的介入，給教會學校的發展帶來了新機遇。在此背景之下，數所頗具規模的教會醫學院相繼誕生，如：齊魯大學醫學院、嶺南大學醫學院、湘雅醫學院、北京協和醫學院等。它們以其先進的實驗條件、優越的教學科研環境和精良的師資力量，為中國培養和造就了大批優秀的醫學人才。這些學校無論是在辦學理念、教育思想方面，還是在課程設置、教學方式方面，都具有獨到的經驗，形成了濃郁的文化積澱，成為中國近代高等教育史上的典範。本文擬就近代以來我國西醫教育的發展歷程、特點和影響，以及它和基督教會之間、傳教士之間的關係，略作一個考察。

    

    一、博濟醫院與南華醫學校

    

    在歷史上，中西醫學之間，各本其源，各行其道，擁有各自獨立的醫學理論與方法，有著不同的價值取向和思維判斷標準。十六至十七世紀，隨著歐洲文藝復興運動的興起，帶給西醫兩個重要的影響：人道主義和解剖學。前者促使醫生改進療法，創新醫療器械，使病人在疾病面前不再忍受醫治時帶來的新痛苦；後者則突破中世紀的桎梏，使近代自然科學之光照耀到醫學領域。1543年，比利時人安得魯斯?薩維里（1514-1563）完成了他的不朽著作《人體的構造》，標誌著建立在科學觀察和實驗基礎上的近代西醫學的正式誕生。①十七世紀初，顯微鏡的發明和應用，把醫學的基礎從人體解剖移往細胞微觀生理學與病理學的層次，十八世紀病理學由此起飛。十九世紀，法國的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1822-1895）在細菌學和防疫接種；德國的羅伯特?科赫（Robert Koch,1843-1910）和魯道夫?微耳和（Rudolf Virhow,1821-1902）在細胞與病原體研究、細胞生理學與細胞病理學研究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進展。他們基於科學實驗的成果而確信，細胞（cell）是人體構成的基本單位，生理和病變的根本都是繫於細胞的機能，必有相應的形態變化可供觀察。②之後，西醫不斷吸收物理、化學、生物、機械等近代科學技術成果，在臨床醫學、醫院制度、護理、醫藥、公共衛生等方面迅猛發展。以後，隨著資本主義制度的建立和殖民主義的廣泛滲透，西方醫學伴隨著這個過程，開始影響整個世界。而它波及世界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不同民族所憑藉的手段，雖然形式上多種多樣，其核心因素卻總是和宗教的傳播息息相關。

    中國現代醫學的形成過程和世界的大環境相類似。近代以來，隨著國門洞開，西方傳教士在傳播「基督福音」的同時，西醫和學校作為他們佈道的輔助手段，傳入中國。這兩者的結合與互動，促進了近代中國西醫教育的產生。但是，西醫在中國傳播的過程，是在中西方之間充滿矛盾衝突的異常狀態下進行的，鴉片貿易、殖民戰爭、不平等條約給中華民族的心理投下巨大的陰影。傳教士在中國的宗教傳播遇到了強烈的抵制和抗爭。上至皇室貴族，下到鄉紳村婦，無不對基督教充滿了仇視和疑惑。頻繁發生的幾乎遍及全國的「教案」，反映出民眾對洋教的激憤情緒。因此, 選擇醫藥和教育作為傳教的主要手段，以平息民眾和籠絡人心，便成為基督教會首選的「最佳」傳教良方。

    中國近代醫學及醫學教育，始於基督教新教的傳教士。1807年，英國倫敦會派遣羅伯特?馬里遜(Robert Morison) 來華傳教，他最早用「施醫贈葯」的方式佈道傳教。1820年他在澳門開設中醫診所，為下層百姓治療。1827年，東印度公司的醫生郭雷樞（Thomas .R .Colledge）參與其中，開設眼科醫館，醫務日增，求診者每天有40人之多。據統計，從1827年到1832年的5年中，共治癒患者4000多人。③

    第一位來華的美國新教傳教士裨治文（E?C?Bridgman 1801-1861）,1830年受美部會派遣來華傳教。他深受馬禮遜「醫藥傳教」的影響，呼籲差會派遣更多的傳教醫生來華。在廣州組織四個宗教團體，對新教傳播影響重大。其中，「中華醫藥傳教會」的成立，對推動基督教差會更積極地派遣「醫務傳教士」（medical missionary）來華傳教影響至為深遠。1834年，美國海外佈道會首次派遣醫藥傳教士伯駕來華（Pater paker,1804-1888），使西醫入華出現了一個新的局面。

    伯駕是第一個赴華的美國傳教醫生，他27歲畢業於耶魯大學，後入神學院接受神學和醫學訓練，1834年獲得醫學博士學位，同年來華。1835年11月在廣州十三行的新豆欄街開設了一所眼科醫院（又稱新豆欄醫局），免費治病。伯駕還收留了幾個青年人在醫局做助手兼雜務，向他們傳授一些簡單的醫學常識。醫院開業後，求醫者絡繹不絕，在開業後的六個星期中，就有400人前來就診，開設的第一年，共診治病人2000多人次。④尤其以醫治白內障等眼科或外科病症見長，施以手術可使患者重見光明，這使伯駕的醫局深受中國人的信任和歡迎。1839年林則徐在廣州禁煙時，因患有疝氣病與伯駕有了一段間接的醫務來往。為此，伯駕還專門給林則徐建立了一檔病歷。他還引進了西方先進的醫學發明，運用到外科手術之中。1846年美國傑克遜（Jackson）和莫頓（Morton）剛發明乙醚麻醉法（ether anaesthesia），1847年伯駕就已經在廣州眼科醫局使用這項新技術了。⑤

    因為治療效果顯著，求醫者甚多，郭雷樞在《中國叢報》上發表《任用醫生在華傳教建議書》的文章，呼籲英美教會派遣傳教醫生來華。寫道：「所有各教派的基督徒們，為了改善中國人俗世的和社會的狀況而聯合起來吧，請醫務界的善士們前來做好事，以博取人民的信任，由此而為逐漸接受那美好無疵的基督教鋪平道路。……這個帝國億萬生靈要求我們的關注。為此讓我們學習在他們中間行善，向他們展示奠基於基督教原理的慈善和人道的工作。這樣，基督教的傳播是它的必然結果。」 ⑥

    1838年2月，裨治文、郭雷樞、伯駕等人發起成立「中華醫藥傳教會」，在成立宣言中聲稱：「本文的宗旨，如同在成立會上通過的決議中指出的，是鼓勵在中國人中間行醫，並將賜予我們的科學、病例調查和不斷鼓舞我們的發明等有益的知識一部分給他們分享。……我們希望，我們的努力將有助於推倒偏見和長期以來所抱有的民族情緒的隔牆，……我們呼籲我們是一個傳教會，因為我們確信它一定會推進傳教事業。……利用這樣一個代理機構，就可鋪更高處的道路，贏得中國人的信任和尊重，它有助於把我們同中國的貿易以及一切往來置於更想望得到的地位上，也可為輸入科學和宗教打開通道。」⑺顯然，成立該會的目的是致力於醫藥和傳教的結合，因為醫藥能夠更有效地為傳教開闢道路。同時，表明教會利用西方近代科技手段，和醫學融合一體，作為傳播宗教的重要舉措。值得注意的是其運作方式因效果顯著而得以延續；即在西方向各界進行宣傳的募捐機制。

    鴉片戰爭之後，在「中華醫藥傳教會」的推動下，西醫以更大規模、更系統的傳入中國，以五口通商的城市為主，建立醫院、編譯書籍和傳播西醫知識。其中，在醫藥傳教方面作出較大貢獻的是著名傳教醫生嘉約翰（John Glasgow 1824-1901）和他創辦的博濟醫院(Canton Hospital)。

    嘉約翰是美國長老會（Presbyterians）傳教士，1847年畢業於費城傑佛遜醫學院。1854年受教會委派來華，在廣州眼科醫局協助伯駕工作。1855年伯駕出任美國駐華外交官後，眼科醫局由嘉約翰全面負責。1856年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眼科醫局毀於戰火，1859年，嘉約翰用募集到的捐款在廣州另闢新址設立了一家新醫院，定名「博濟醫院」。這是中國最早的醫科完整的教會醫院。嘉約翰擔任院長44年，直到1899年卸任。不僅在廣州設有總院，還在廣東的其他地區設立分院，既便於下鄉傳道，又能沿途施醫給葯，可謂一舉二得。該醫院以專治眼科和外科手術最為擅長，曾經成功施行過結石手術、卵巢囊腫切除手術和腫瘤切除手術。據統計，嘉約翰醫生在主持博濟醫院的醫務近半個世紀中，他所診治的門診病人多達74萬人次，住院病人達4萬人次，曾為49000餘病人做過外科手術，培養了150名西醫人才。⑻1898年，又建立中國近代第一家精神病醫院，即「花地醫院」，用西醫的心理和藥物療法治療精神病患者。同時，博濟醫院還兼有刊印醫書和編譯醫學教材的功能。1871年，嘉約翰翻譯的系統介紹西藥種類、製法、功效及用途的醫書《西藥略釋》，由該院刊行。⑼

    嘉約翰另一個重要貢獻是開創了西醫教育之先河，創辦醫校，培養西醫。 早期階段，為了醫務的需要，傳教士往往採取招收中國學徒的方式，傳授一些淺顯易懂的醫學知識，以培養助手為目的。馬禮遜、利文斯敦、伯駕等人都曾有過訓練華人做醫務助手的教學經歷。不過，規模很小、沒有系統地講授西醫學基礎理論，所以，談不上正規的近代西醫教育。據美國醫生尼爾（James Boyd Neal）在1879年的調查，當時在華的教會醫院中，有39所兼招生徒，其中5所超過10人，其餘為2-6人。⑽這種以教會醫院為依託、醫生兼授生徒、醫院兼辦學校的做法，被後來的傳教差會接受並延續下來，成為中國近代西醫教育的一種實用性很強的辦學模式。

    博濟醫院附設的醫校，即「南華醫學校」，始於1866年，是中國近代第一個教會醫學校。醫校初創時專收男生，1868年只有12名學生，1879年命名為「南華醫學校」，1898年，在校學生增加到37人，並首次招收女生，1914年又附設護士學校。開創了中國西醫護理教育的先河。孫中山先生曾於1886年入該校學習。1887年，香港西醫書院開辦，嘉約翰便把部分學生轉到該院深造，其中也包括孫中山先生。1917年，該校由基督教博醫會接管，1930年併入嶺南大學。南華醫學校的興辦，標誌著近代西醫教育體制傳入中國。這所西醫學校的辦學特點如下：

    第一、使用系統的西醫學譯著和教材。從1859年開始，嘉約翰編寫和翻譯了大量醫學教材和書籍，並運用到臨床教學中。他一生共譯著西醫書籍34部，內容涵蓋了醫藥學的各個方面。在他翻譯的著作中，影響較大的有《西藥略釋》、《眼科撮要》、《割症全書》、《內科闡微》、《內科全書》、《體用十章》、《病症名目》等。在序言中說到譯書的艱苦「蓋是書，煞費苦心，不知幾經博覽，幾經細核，而始譯成也。⑾

    英國倫敦差會的傳教醫生本傑明?合信（Benjamin Hobson,1816-1873）出版的五種醫學著作，意義重大。特別是《全體新論》一書，是近代第一部系統介紹人體解剖學的著作，直接挑戰中醫傳統肺腑學說，在中醫界引起一場軒然大波。在《西醫略論》中，提出中西醫學存在本質性差別，蘊涵其中的「西醫優勝於中醫」的觀念非常明顯，與明末清初耶穌會士較為含蓄的觀點有根本的區別。指出：造就合格的西醫必須接受良好而嚴格的訓練，現代醫術的進步是植根在近代科學發展之上。⑿為了促進各個教會學校的教材使用的規範和系統，1877年，上海舉行的全國基督教傳教士大會決定成立「學校教科書委員會」，即「益智書會」，到1886年止，共計出版了104種教科書，醫學著作佔有相當比例。1890年上海舉行第二屆全國傳教士大會時，這個委員會改為「中華教育會」，成為指導整個在華教育的宗教機構。

    第二、南華醫學校的師資由接受過系統西醫教育的專業醫生擔任。主要教師有：嘉約翰、黃寬、關韜等。黃寬是曾經和容閎一起被布朗牧師帶回美國的中國近代第一代留學生，畢業於英國愛丁堡醫學院，獲醫學博士，是中國近代第一位西醫。他長期協助嘉約翰從事西醫教育。首次在醫學校講授解剖學。⒀

    第三、南華醫校的學制設置、課程內容、教學方法等方面全面推行西式的醫學教育模式。該校學制原為3年，後延至7年。教學內容有解剖學、生理學、化學、內科學、外科學、藥學、自然科學史、自然哲學等。學校將基礎理論教育與臨床醫學教育結合起來，通過直觀教學，加深對人體結構的理解。1867年，建立了標本室。這標誌著近代醫學實驗教學開始進入學校。同時。學校緊密依託醫院，以廣東常見的地方病，如皮膚病、眼科病、兒科病、結實病等作為臨床教學的教學重點。學生畢業時已經能夠單獨施行外科手術。⒁

    在嘉約翰任校長期間，南華醫學校的畢業生大約有100名，肄業生大約有50名。他們大部分都在廣東各地行醫開業，或進入國立學校任教。他們對西醫的傳播和中國醫學的近代化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另一所嶺南醫校─香港西醫書院，也是赫赫有名。它成立於1887年，由香港著名律師何啟，為紀念亡妻而建立「雅麗氏醫院」，同時附設西醫書院。其畢業生在1894年香港發生大瘟疫時，發揮了巨大作用。以高尚的醫德和犧牲精神贏得了當地人民的稱讚。

    

    二、二十世紀初社會環境的變動與基督教策略的調整對醫學教育的影響

    

    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的前20年，是中國社會環境發生劇烈變動的年代，民族矛盾激化，社會衝突加劇，對基督教的宗教傳播和長期以來在華形成的教會利益，構成強烈的挑戰，這些都促使基督教差會進行策略上的調整與變化，以更加適應中國社會。而教會策略的變化，加上西方國家出現新的宗教傳播運動，由此帶來新的方式與途徑，這些因素都直接影響到教會在中國從事的各項事業：如教會學校、醫院、慈善機構等等。同時，這種新變化進一步推動了20世紀初期基督教在中國的快速發展。

    義和團運動雖然使外國在華的教會勢力受到了沉重的打擊。但是，基督教差會的態度仍然非常明確。認為要避免義和團那樣的大規模反帝鬥爭不再重演，「唯一根治的辦法是迅速傳播基督教」。⒂美國國內的17個重要基督教差會負責人於1900年9月21日在紐約召開聯席會議，決定不撤退在華傳教士，一旦局勢好轉，迅速恢復在華的傳教事業，並加派傳教士前往中國，擴展教會的勢力。「正如印度1857年發生叛亂之後，傳教士事業出現了一個最成功的紀元那樣，中國在1900年發生義和團騷亂之後，也必將出現一個新時期。」要求差會「等待形勢的發展，準備及早恢復工作，看管與重建差會產業」，希望「明年將能有大批新的傳教士到中國去，正在神學院受訓的青年應當鼓勵他們申請這項任命。」⒃

    同時，他們也在總結和反思，吸取這次事件的慘痛教訓，改弦易轍，對傳教策略做出大幅度的調整：

    一是處理好教會與教民之間、教會與地方政府的相互關係與訴訟糾紛，儘力避免直接插手和干預地方政治與司法事務。如1903年，《教務雜誌》轉載了英國公使薩托發給各地差會的訓令，嚴禁傳教士到官府替教徒申述。而要通過領事官員與中國當局交涉。

    二是加強基督教差會之間的聯合與協作。基督教差會在組織上和天主教有很大的不同，各差會之間是相對獨立的，各自劃分傳教區域，在行政上、經濟上都是獨立行事。辦學規模小且資源分散。進入20世紀後，各差會意識到分散行動並不利於教會勢力的整體擴展。程湘帆曾指出「基督教在中國辦理教育已經九十多年了。這幾十年中的建設與擴張，大是大極了，但就教育行政中之效率與經濟的原則看起來，卻有許多不圓滿的地方。最壞的是各派教會，各辦各的學校，沒有統籌全國的機構」⒄所以，以聯合和協作經營傳教活動的新方式便開始得到各派的認同。尤其是表現在合辦教會學校、教會醫院方面。「中華教育會」顯得更加活躍，在發展教會學校、制定教育政策等起到主導作用。1902年在上海舉行第四屆年會，呼籲各教會學校擴充資源、擴大招生、增加預算、聘請更多的教員。為此，潘慎文起草了一份《向國外差會請求派遣有訓練的教育家來華工作呼籲書》。1907年，基督教舉行了對華傳教百年紀念大會，決定統一進行傳教調查，以制定計劃。1912年，將「中華教育會」改為「中華基督教教育會」，全國設8個分會。1913年，經穆德的倡議，成立基督教核心機構「中華續行委辦會」。初步形成了教會之間的合作與協調機制。1922年，在上海召開「全國基督教大會」，共有70多個在華差會參加。提出了「本色教會」的主張。會議成立「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發布中國傳教調查書《中華歸主》，這標誌著基督教在華傳教進入到一個新階段。

    基督教做出聯合與協作的決策，直接影響和推動了20世紀初期教會學校之間組合與合併趨勢的出現。在這期間，逐步形成了十四所著名的教會大學。

    為何會造成基督教新的傳教高潮呢？重要原因有二個：其一，起源於美國校園的「學生志願海外傳教運動」 和「基督教青年會」的世俗化傳教趨勢。這兩種運動逐漸的彼此融合，為基督教向海外進行大規模的滲透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這一因素對中國出現多所近代化醫學院校，影響深遠。

    首先，在20世紀基督教新教的傳教事業中，青年會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它最初由英國商人喬治?威廉（1821-1905）於1844年創立。是具有改良社會性質的宗教組織。迅速風靡北美。逐漸發展成以提倡道德教育為宗旨的新教社會機構。1889年，青年會組成「北美協會」，並得到美國大資本集團的財政支持，向亞非和拉美的廣大地區傳播基督教。據1906年的報告統計，美國大財團對青年會的投資就已經達到3500萬美元，每年還負擔日常性經費500萬美元。⒅

    1895年北美協會首次派遣牧師來華開展活動。但真正得到迅猛發展的關鍵，是總幹事穆德於1896年的來華。「他差不多訪問了中國一切的高等教育機關」⒆1901年募集到大批捐款後，穆德決定以上海為中心，建立會所，1912年，青年會總部命名為「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全國有25處分會、會員11300人、教會學校105處、學生3876人。

    其次，美國大學校園興起的「學生志願國外傳教運動」也是扮演了重要角色。穆德也創立者和活動家。他其實並不是傳教士，但卻是活躍在國際舞台上最積極的組織者。他1888年美國康乃爾大學畢業後，就從事於基督教青年會的學生工作，到美國各大學進行演講，發起組織「學生海外宣教志願服務隊」（Student Volunteer Band For Foreign Missions）。提出「要在這一代將福音傳播天下」的口號。到1891年，美國各大學簽名志願到國外傳教的大學生達到6200多名，司徒雷登、賴德烈、卜凱等一大批著名傳教士都是在大學校園裡聽了演講受到感染而簽名的。1886年至1918年，通過這個「志願傳教運動」派往世界各地的傳教士共達8000多名，其中2500多名被派到中國，佔總數的三分之一。這批傳教士無論是在知識結構上，還是專業訓練方面，都和早期來華的傳教士有很大的區別：即不是以神學院培養的專職牧師為主，而是有各個學科背景的現代大學畢業生為主。具備這樣素質的傳教士來到中國，無論在傳教、辦教育、辦醫院，還是從事社會改良活動，其優勢是極其明顯的。「與其說是牧師，不如說是教育家」。⒇這也正是為什麼在20世紀20年代新教勢力大為膨脹、出現一批高水平的教會大學和醫學院的一個重要背景。

    其二，在此過程中，美國大財團開始以「基金會」的形式投入宗教資助，支持海外的宗教傳播。

    美國大財團給予青年會及「志願傳教運動」經濟上支持，甚至接管教會學校。這對中國的醫學教育影響重大。1910年10月20日，在穆德的斡旋下，美國總統塔夫托在白宮舉行了一次「青年會世界發展計劃會議」。邀請美國政界商界要人出席。穆德提出了向亞洲和拉美國家擴展基督教事業的計劃和預算，希望募集150萬美元，用於在10個國家建立49個會所，有8個建在中國，計劃每年派遣50名幹事。當場就得到美國財界2/3數額的認領。在次之前，洛克菲勒財團已經承擔了54萬美元的捐款。（21）值得注意的是，洛氏財團投資的重點，很早就放在資助醫療方面。如：1901年出資建立「洛克菲勒醫學研究所」，1909年資助美國南方及中美洲地區開展黃熱病和鉤蟲病的治療和防治項目。他還贊助美國幾所著名的醫學院：如芝加哥大學醫學院、哈佛大學醫學院、約翰?霍布金斯大學醫學院開展醫學研究。所以，正是淵源這樣的經歷，1914年，洛氏財團決定在北京投資建一所高水平的醫學院，即「協和醫學院」，是很順理成章的。（22）

    

    三、四種不同發展模式下形成的各具特色的教會醫學院

    

    進入20世紀以後，醫療衛生在傳教當中舉足輕重的地位更加突出。教會認識到「基督教傳道，多借醫術之援助；蓋鼓吹中國人崇拜基督教，必以施外國醫術之利益，為引入教門之妙策，因而欲為將來之牧師或傳道師者，不可不身兼醫生；故對於中國青年傳播基督教，同時授之醫術，即以之將來傳道之任；而教會對於醫學教育所以不惜投巨資植勢力者，實以此也。」（23）據1938年出版的《基督教差會世界統計》顯示，在華英美教會辦的醫院有300所、病床21000張、小型診所達600處。（24）1912年，中華基督教博醫會成立「公共衛生委員會」，又聯合其他5個教會組織，成立了「衛生教育協進會」。介紹西方預防免疫學和「公共衛生」的理念；另外，擴展原規模較小的、且分屬於不同教會的醫學校，「從來各教會各以獨立經營醫校，因而規模甚小；自受外國政府之刺激，如德日英等皆有國立或准國立醫校，及中國政府對於醫學覺醒之結果，前之小規模醫校不足以引起中國人之注意，且學校設備及學科程度，較諸外邦大有遜色。各教會有鑒於此，乃漸舍小異而就大同，以促進各教會聯合經營之傾向。」（25）各教會開始了聯合行動。逐步形成14所教會大學。其中，設有醫學院的有6所。即上海聖約翰大學醫學院（1905年）、成都華西協和大學醫學院（1910年）、長沙湘雅醫學院（1914年）、北京協和醫學院（1914年）廣東嶺南大學醫學院（1916年）、山東齊魯大學醫學院（1931年）經過合併重組，教育資源得以整合，學校規模逐步擴大，世俗化與本土化的趨勢進一步明顯。

    教會醫學院可分為以下四種發展模式：

    第一， 單獨由一個差會主辦：如上海聖約翰大學醫學院是美國聖公會獨家經營。1880年由牧師文恆理（H?W?Boon）設立醫科，附屬於聖公會開設的上海虹口醫院內。開始發展緩慢，1918年，在洛克菲勒基金會的資助下擴充校園，成立科學館，增添設備，成為教會大學中醫學教育最為悠久、學制長、淘汰率高而著稱的學校。

    第二， 二個或二個以上差會聯合主辦：如華西協和大學醫學院分別由美、英和加拿大差會聯合建立；齊魯大學是由11個美、英、加拿大差會設立的。

    第三， 由「海外志願傳教運動」和中國地方團體聯合主辦：如長沙湘雅醫學院由「耶魯海外宣教團」組織的「耶魯大學中國差傳會」（Yale Mission in China ）,即「雅禮學會」（Yale-in-China）發起組織的。1903年6月，選擇長沙作為耶魯在中國傳教的據點，從事教育和醫療的工作。1907年，胡美醫生（Dr Edward Hume）創辦長沙雅禮醫院，1914年，和「湖南育群學會」協商，雙方簽定協議，共同創辦湘雅醫學院（Hsiang Ya school of medicine）。教會提供醫療、教育以及科研等方面支持。湘雅醫學院成為30年代中國著名的高等醫學院，培養了如張孝謙等著名的醫學專家。

    第四， 美國財團以基金會的形式接管教會學校，投資建設而形成新校：如北京協和醫學院。最初是倫敦會、公理會、長老會等6個教會於1906年建立的，原名「協和醫學堂」，創始人是英國的科克倫醫生。學制短、規模小，只招收男生，附屬醫院僅有病床80張。第一次世界爆發後，教會無力維持醫校的運行，決定轉讓給財大氣粗的洛克菲勒財團。（26）1908年-1909年，美國洛氏財團派員調查中國教育狀況，決定與6個基督教差會合作，興辦醫學教育，1915年，成立「洛克菲勒醫社」負責籌建新的醫學院。1921年，新校址龐大建築群竣工，並正式開學。經過十餘年的建設，30年代發展為一所規模較大、設備先進、醫術精湛、具有國際水準的醫學院。

    據此，以北京協和醫學院的成功範例為代表，標誌著教會與資本財團相結合，使中國近代醫學教育步入一個新階段。

    其一，有明確的指導思想和建設目標，即「高起點、高標準」。洛克菲勒財團先後三次組織專家對中國醫學教育狀況進行廣泛而深入的調查，確定了清晰的思路和主張，並成立了著名的「羅氏基金會駐華醫社」作為在華總部，管理資金運轉和事務性工作。具體內容有：1、對過去的教會醫學校進行了客觀的評估。指出1900年以前的醫校在經費、設備、條件和教學人員方面都存在不足，跟不上世界醫學發展的水平。2、為避免分散精力，選擇北京和上海辦一所醫學院（後集中力量在北京辦學）。辦高標準的學校，培養中國需要的醫學人才，並在中國醫界起領導作用。3、學校及附屬醫院的援助包括：中外醫生的薪金補助；聘請外國護士和總務長費用；增添醫療設備；化驗室和圖書館費用；護士的培養；進修醫生的工資；聘請專家講座；送教會醫院人員到國外進修等。後來，這些方法不僅在協和實行過，而且擴展到其他教會醫學院。（27）

    其二，協和醫學院深受美國醫學教育改革浪潮的影響。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美國醫學教育界興起了一股強大的改革浪潮。以哈佛醫學院和約翰?霍布金斯醫學院為核心，以佛萊克斯納所提出的建議為基礎，形成新的醫學教育思想：1、醫學院要和綜合大學相結合，以提供學生掌握自然科學的環境和條件；2、學生入醫學院學習前要先學習物理、化學和生物學；3、要有良好的專業師資，要有進行科學實驗的能力；4、要有附屬教學醫院和教學實驗條件。這一思想迅速被美國各大學接受。協和醫學院正是在美國醫學教育改革的影響下，以約翰?霍布金斯醫學院為榜樣而創辦的。協和醫學院主要專家和師資，多出自該大學。

    其三，為強化醫科學生自然科學的基礎訓練，「轉出與轉入」並舉。借其他教會大學的資源，優勢互補，「借雞下蛋」，形成自己鮮明的辦學特色與優勢，即重視醫學基礎理論的訓練。在8年學制中，有3年的「醫學預科」階段，是打基礎階段。1917年-1925年期間，協和自辦預科，招收了8屆預科生，聘請物理學家斯蒂佛勒博士為預科主任。同時，「羅氏醫社」（後稱為「中華醫學基金會」）給予國內其他教會大學以資助，加強與醫科有關的基礎學科建設。如物理、化學、生物。預科停辦後，凡升入本科的醫科生，必須接受過系統的自然科學知識的教育。創辦初期，還將未經過預科訓練的學生轉入齊魯大學醫學院學習。這種「厚基礎、寬口徑」的方式就可以保障醫學專業學生在基礎理論方面擁有紮實的基本功，為日後臨床應用奠定堅實的基礎。儘管只建成一所醫學院，但是，「羅氏醫社」通過投入援助的方式，帶動基礎科學的發展。形成了這樣的模式：以協和醫學院為「軸心」和「塔尖」，以燕京、齊魯、東吳等理科為「基礎平台」和優質生源的「基地」，以保證醫學人才的寬厚基礎。其他醫學院也從中獲益。例如：濟南共和醫道學堂是英國浸禮會1907年建立的，洛氏基金的投入加快了其發展。1917年，發展成齊魯大學醫學院。在此期間，在中華博醫會醫學教育委員會的斡旋下，南京金陵大學醫科、漢口大同醫校、北京華北女醫校三校又併入齊魯醫學院，使醫學院實力大增。30年代成為享有很高聲譽的現代醫學院。

    其四，醫學院的三個基地：即教學、科研、進修。協和走的是「精英化」的教育路徑。即質量取勝而反對數量擴張。招生以25人為限，最多不超過30人。其理論依據是：解決人口大國的醫療，不能單純依靠醫學院的畢業生，要建立一套良好的基層衛生組織，開展城鄉的公共衛生運動來解決。醫學院是培養各級醫院的骨幹人才。即使所有醫學院都擴大招生，也不能在100年內達到現代國家的醫生要求。（28）按照這樣的辦學理念，也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成績。

    教學上，強調啟發式而非灌輸式，授課時間較短，注重實驗室和臨床教學。每周一次臨床病理研討會，師生共同討論。在11年-12年的「通識教育」的基礎上，經過經驗的積累，才能成為醫學的專家。

    科研上，以「寬口徑」為特色：如發現「北京人」猿人頭蓋骨的研究，就是協和解剖學教授取得的巨大成果，轟動了世界學術界。麻黃素、軟骨病、鈣磷代謝、瘧疾、血吸蟲病、斑疹傷寒、黑熱病等方面，都在國內遙遙領先。（29）洛克菲勒二世說道：「一個醫學校應懷有科學研究的精神，為提高醫學知識作好準備，有了有興趣和有能力作出科學研究成果的教師，不僅能夠很好地完成教學任務，而且能夠進行並促進科研研究，在他們周圍還會有深造的學生和專門人才，通過他們所作出的貢獻，反過來又為教師、科學和學校增加了名譽。」（30）

    從洛氏基金會接辦北京協和醫學院之後，該校雖然不再歸屬教會管理，但仍然保留基督教精神的教育，傳教士的影響也並未結束，醫學院新的董事會由6個教會分別派1名代表參加，與羅氏醫社7名代表共同組成。（31）

    四、評價和影響的分析

    相對中醫中藥而言，西醫的療效普遍較為明顯和快速，尤其在中醫不甚擅長的外科、眼科等領域具有的獨特治療優勢和效果更為突出，所以，逐漸贏得了中國民眾對西醫的信任，大大降低了對基督教的強烈抵觸和排斥情緒。基督教最先在醫學領域佔據了一個有利的「席位」，醫學傳教因而被各傳教差會視為在中國傳播基督福音的最佳途徑之一。

    進入二十世紀之後，教會醫院的數量和規模進一步擴大。據《中華歸主》統計，1920年中國教會醫院總數為246所；另據《基督教差會世界統計》，到1937年抗戰爆發前，教會醫院共有300所，病床為21000張，另有小型診所600處，幾乎遍及中國的城鄉。（32）

    這樣，醫療作為一種現代職業從傳教活動中分離出來，形成相對獨立的醫療體系。教會醫院的傳教功能必然逐漸趨於淡化，促使其向精神的層面發展，而脫離對物質層面的管理。對醫生、護士的職業化本土化的現實要求日益顯著，這些，都對中國近代醫學的發展、醫學教育體系的完善產生重要的影響。西醫學校的產生與發展，不僅構成中國近代教育的組成部分，而且，對中國近代社會造成了深遠的影響。

    第一，通過教會醫學教育機構，培養了中國近代最早的一批西醫人才。例如，嘉約翰主持的南華醫學校，畢業生有100多人，肄業生有50多名。他們大多在廣東各地行醫，對華南地區西醫的傳播起到重要開創作用。（33）再如，華西協和大學共培養了35屆畢業生（1915-1950），有2077人，其中牙醫學院有579人；（34）北京協和醫學院從開辦到被日軍佔領為止，共培養了醫科畢業生318名，高級護士168名，進修醫生2000餘名。（35）其中，有一批人成為國內著名的醫學專家。據〈當代中國醫學家薈萃〉統計，入選的教會醫學院畢業生有：北京協和醫學院76人、華西協和醫學院21人，長沙緗雅醫學院18人、山東齊魯醫學院16人、福建協和大學醫學院2人。（36）

    第二，教會醫學院不僅培養普通醫科人才，而且形成了具有特色的優勢醫科專業。例如，華西協和醫學院的牙科醫學，開啟了中國近代醫學的先河。牙科創辦人為加拿大牙科醫生林則（A?W?Lindsay）博士，他於1907年以醫學傳教士的身份來成都，先辦了一所牙科診所很快就名聲大震，1917年，華西協和大學設立牙醫學院，他擔任院長。他還是下頜神經直接阻滯麻醉法的創始人，在臨床治療中廣泛應用。華西協和的牙科因為在中國開辦最早、醫術精湛，被當時譽為「遠東第一」。1943年，國民政府委託牙醫院草擬全國牙科教育的長遠規劃。1946年，該院創辦〈華西牙醫學〉雜誌，以中英文版在國內外發行。（37）

    第三，教會醫學院培養和開展公共衛生教育以及近代護理教育。北京協和醫學院設立公共衛生系，聘請美國蘭安生教授主持。將預防醫學與臨床醫學視同等地位加以重視。設立「北平衛生局第一衛生事務所」，划出北平城「內一區」為衛生示範區。建立轄區內10萬人口規模的三級醫療保健網，包括：地段保健、社區門診、學校衛生，形成覆蓋面廣的城市衛生預防系統。還深入家庭和街道，進行預防接種、婦幼保健、疾病治療、信息統計等工作，對城市基層傳染病的預防起到積極的作用。同時，還派出醫生，在河北定縣實驗區建立了農村三級醫療網。（38）

    總之，基督教的醫學教育，輸入了西方的教育體制和教學方式，培養了中國最早期的一批西醫人才，無論在推動近代醫學的發展與進步，還是在中國近代教育體制的形成方面，都是起到積極的歷史作用的。

    

    注釋

    ①《醫學的歷史》〔英〕羅伯特?瑪格塔，希望出版社2005年版，第75-80頁

    ②《當中醫遇到西醫》區結成著，三聯出版社，2005年版，第26-26頁

    ③《基督教與近代嶺南文化》，趙春晨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④《基督教與近代嶺南文化》，趙春晨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130頁

    ⑤《當中醫遇到西醫》區結成著，三聯出版社，2005年版，第54頁

    ⑥《基督教與近代嶺南文化》，趙春晨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31頁

    ⑦《從馬禮遜到司徒雷登》，顧長聲著，第76頁。

    ⑧⑨《傳教士與近代中國》，顧長聲著，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4年7月版，第263頁、第261頁。

    ⑩、⑾、⒀、⒁、〔33〕

    《基督教與近代嶺南文化》，趙春晨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54頁、第150頁、第155頁、第155頁

    ⑿《當中醫遇到西醫》，區結成著，三聯出版社，2005年版，第56頁

    ⒂、⒃《傳教士與近代中國》，顧長聲著，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4年7月版，第207頁、第209頁

    ⒄《中華基督教會刊》，

    ⒅《文史資料選輯》第19輯，江文漢「基督教青年會在中國」，中華書局，1961年版，第1-2頁

    ⒆《傳教士與近代中國》顧長聲著，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4年7月版，第280頁

    ⒇費正清，《劍橋中國晚清史》，第621頁

    〔21〕《基督教與近代中國》

    〔22〕〔26〕〔27〕〔28〕〔29〕〔30〕〔35〕（38）《話說老協和》，中國文史出版社，第18頁、27頁、第6-8頁，第28頁，第23頁，第15頁，第24頁，第179-180）

    〔23〕〔25〕《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下冊，第1087頁

    〔24〕《基督教與中國近代社會》顧衛民書，第389頁

    〔31〕《中國教會大學史》，傑西?格?盧茨，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6月，第136頁

    〔32〕（36）《中國基督教簡史》，姚民權、羅偉虹，宗教出版社2004年版，第219頁、第171頁）

    〔34〕（37）〈教會大學在中國—華西協和大學〉，河北教育出版社，張麗萍編著，第90頁、第8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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