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文帝沒有敗給朱棣,而是敗給了朝中的內鬥|文史宴

文/行在陽秋

以往對於靖難之役中建文帝一方的敗因,多歸納為文武矛盾與黃子澄、齊泰誤國,實際上建文朝的派系鬥爭也是不可忽視的因素,甚至說是主要因素也不為過。黃子澄、齊泰(尤其是黃子澄)不僅在軍國大事上謀國不臧,而且還把持朝權,敗壞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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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去世,朱允炆即位。當時無論在野還是在朝,士大夫們都切注視著這次皇位更迭。如前所述,方孝孺、張紞、陳迪、董倫等在蜀滇為官,相當於在野,他們對朱允炆的人格、習性熟知已久,歡迎建文即位;而黃子澄、齊泰、耿炳文、徐輝祖等朱元璋在晚年就頗為矚意的在朝顧命大臣,也自忖可在新朝大展身手。至於真正的在野者,如解縉、劉璟,也對建文之立,翹首以盼,渴盼仕途命運之轉機。

其實,建文朝內部的派系分野和鬥爭深刻地影響著建文朝政局,應當予以更多的重視。王紳《繼志齋集》有《上吏部書》云:

 

然而位過於器而器愧於位者有之,至於職小於才而才浮於職者何限,亦有才品相丁而所任非其所長、所職非其所事者。

 

是知當時朝廷人事、行政,並非人盡其才,亦非一團和氣。

實際上,建文內部的派系分野,絕不僅僅限於文武之爭。如前所述,耿炳文、徐輝祖等親信武臣的忠誠度絕不在於文臣之下。當然,文武之爭仍然是建文朝明顯的一對矛盾,無可諱言。不過,文臣內部的派系分野深刻影響著政局,同時曲折作用了改制。

猥瑣男主持軍政

1

史料顯示,黃子澄、齊泰是建文朝最具權力的重臣,二人把持軍政大權,削藩、戰事、選官都大權掌於其手。黃子澄較齊泰,權力更大。二人命運隨靖難戰事而搖擺,不過朱允炆對他們的信任卻始終如一,貶官撤職也不過是私使募兵。

建文前期,二人可謂權勢熏天。甚至到建文後期,他們的權力也只是稍有減弱,可用「柄國」形容齊黃的權力。

筆者要指出的是,二人僅主持軍政和削藩,並未過多注重改制事宜,甚至朱允炆本人也對軍政不甚關心,放權二人。這種分工格局,也影響著建文朝的內外政局。到建文中期之後,二人遭貶而權力下降,原先贊佐的方孝孺便開始參與軍政。下面詳加論述。

黃子澄、齊泰享有比其他所有建文朝臣都更優越的條件,成為建文朝最具權力的臣僚。

其一,齊黃二人均在洪武末期已被朱元璋所青睞。黃子澄為朱元璋選定的東宮官員,「東角門之對」又為他贏得了朱允炆的無上信任。齊泰更以「九年無過」、「素知邊事」博得朱元璋的賞識,有史料甚至認為朱元璋顧命齊泰:

 

三十一年五月,太祖不豫,甲申日召齊泰受顧命輔皇太孫,明日崩於西宮。

 

這則材料的真實性並非百分之百,不過齊泰被朱元璋委以重任則是事實。

其二,二人都有強烈的削藩訴求,在軍國重事上朱允炆賦予了他們極大的信任和權力。這兩點,都是別人所不具備的。

尤其是洪武末期,方孝孺、張紞、董倫等人要麼根本在野,要麼就遠在滇蜀。東宮舊臣比不上東宮新臣,儒學型士大夫在顧命軍國重臣相較下,也顯得分量較輕。齊黃二人,便獲得了「柄國」地位。

朱允炆即位之年,黃子澄、齊泰便獲得了柄國執政地位。黃子澄以太常寺卿兼翰林學士,齊泰則改兵部尚書,同參國政:

 

(今南京吏部卷內有)九月,……以兵部尚書茹瑺為吏部尚書,工部侍郎練子寧為吏部左侍郎,蹇義為右侍郎。……以兵部左侍郎齊泰為兵部尚書,右侍郎劉儁為左侍郎。

 

黃子澄以東宮舊臣參政,齊泰則需要先轉為尚書。朱允炆先將茹瑺去位,方為齊泰留出了尚書正官位置。

齊黃二人遂把持權位,操縱削藩、任將、選官:

 

時主少國疑,諸藩與中朝互相猜貳,泰與黃子澄力贊削奪征討之謀,特見信任焉。

 

齊黃二人相較,朱允炆似乎更信任黃子澄。削藩策略上,齊泰主張擒賊先擒王,先削燕王,余則不攻自破。黃子澄則主循序漸進,先剪除周代等枝葉,再圖燕王;制燕策略上,齊泰主張扣留燕王三子作人質以逼迫燕王就範,黃子澄則主張放歸之以釋燕王之疑。最終,朱允炆都聽從了黃子澄決策。

靖難戰起,齊黃二人主持軍政大事,走出一系列昏招。召還忠於朝廷的遼王,令寧王還朝而滋其疑、最終為燕王挾持,都失卻了朱元璋晚年以藩制藩的部署策略,也令靖難戰事上處於被動。

建文朝用人最大的敗筆——黃子澄

齊黃還把持任將大權。耿炳文出將,自屬朝野公認。有史料顯示,耿炳文戰死後,廷議本欲以魏國公徐輝祖往代,卻臨時改為李景隆,這顯然出於齊黃二人的決策。召還鎮守遼東的楊文,也是一著臭棋,卒使北邊牽制燕王的計劃,幾乎歸於失敗。

李景隆攻北平失敗,又於鄭村壩大敗,直接導致齊黃二人去位。建文元年末齊黃二人被罷,不過仍留京師,仍能掌握朝政。建文三年初,東昌大捷後,齊黃還朝。不數月,夾河朝廷再敗,齊黃二度去位,被「陰使募兵」。齊黃第二度去位後,才真正失去了權力,方孝孺遂得參軍國大政。

我推測齊黃兩度去位,其原因均非簡單地邀好於燕,而亦牽涉到了朝中的政爭。實際上,建文朝內部反對削藩、反對齊黃秉政之聲,始終不絕。齊黃去位,泰半原因,可說是被攻去。

建文元年便有尹昌隆彈劾齊黃:

 

京師地震,求直言。貶監察御史尹昌隆知福寧縣,尋復之。尹昌隆言奸臣專政,陰盛陽衰,謫見於天,執政惡之。

 

「執政」、「當事」、「權臣」、「用事者」,如此詞語也屢屢形諸建文史籍:

 

驛召漢中府教授方孝孺為翰林院博士。上素聞其賢,將大用之,為當事所忌,授博士,尋遷侍講。

 

談遷的記載融會了他的分析判斷,一針見血。「當事」只能是齊黃二人,且「當事」與方孝孺並非融洽。齊黃二人不僅把持朝政,也操縱用人大權。如前所述,茹瑺去位,便是為齊泰留出位置。茹瑺也確與黃子澄有隙,以致遭攻去位:

 

(茹瑺)建文中,改吏部尚書,與太常卿黃子澄不協,刑部尚書暴昭黨子澄,極力擠瑺,誣以贓罪,黜領河南布政使。歲中,子澄亦黜,召瑺還,復為兵部尚書。

 

是知黃子澄、齊泰亦有黨附之人,黨同伐異成為他們在人事上的作為。

解縉之貶謫河州,也屬「權臣」所賜:

   

數歲,高皇帝上賓,公趨赴臨,權臣忌公者謂赴臨非詔旨,遂謫河州。歲余,權臣黜,召還,以為翰林待詔。

 

解縉遭貶謫和「權臣」遭罷黜相隔歲余,適與齊泰、黃子澄首度去位的時間合拍,真相大白:「權臣」為齊黃無疑。至於為何史籍多不直呼其名,我推測這與永樂而後政治忌諱有關,楊士奇如此著筆,必有深意。如同寫方氏「叩頭乞哀」、寫耿炳文真定不死——藉此抹黑方孝孺、湮滅建文史事。

齊泰和黃子澄把持了建文前兩年乃至第三年的軍政最高權力,這種執政態勢,要到建文三年三月夾河兵敗後,齊黃二度去位,方告終止。「柄國」,可稱為齊黃二人在建文朝的角色。

真·英才都去改制了

2

方孝孺、張紞、陳迪作為六部和翰林院重臣,在建文朝主要發揮了「贊佐」作用,也即改制的主事者。齊黃二度去位後,方孝孺方始參與軍國大政,直至建文朝結束。《罪惟錄》的記載非常典型:

 

帝自坐便殿,召學士輩討論周官法度。

 

方孝孺於建文朝的地位和作用,實沒有高估的必要。吳緝華、阪倉篤秀和大多數通論著作都認齊黃方三人為輔政大臣,實則不然。若論其參與贊佐、改制,則大致不差。

建文三年初齊黃二度去位前,方孝孺幾乎不參與削藩、平亂的軍國大事決策,史載「詔檄多出其手」或許為真,但詔檄無存,亦無法證其為非。

建文前兩年方孝孺的主要職務,仍是傳統的翰林院本職工作:

一、掌翰林文字之職。與朱允炆講論經史,撰寫《郊祀頌》、《省躬殿銘》、《代董學士謝表》等應詔文章;

二、組織編撰圖書。《明太祖實錄》修纂,方孝孺為總裁之一。此外,方氏還應詔編過《類要》等書。周是修《送周判官詩文序》透露:

 

聖天子即位改元之初,政令一新,厲精文治。……厥明年,復勅儒臣,取古今君道、臣道、人事之載於典籍者,隱括類聚,分嘉言、善行、懲戒,以為各類之綱。……舉中外士流以博洽聞者會於翰林,開館武英殿之南廊,以從事而草創之。命文翰博士天台方孝孺總裁之,命侍讀紹興唐愚士、金華婁鏈、修撰吉郡胡靖三人者副之。……建文庚辰十月十二日也。

 

可知直至建文二年末,方孝孺的主要工作仍屬於傳統的翰林文字之職。

三、主持應天府鄉試。方氏《遜志齋集》有《應天府鄉試小錄序》,記載建文元年,他典應天府鄉試之事。

除卻傳統翰林院工作,方氏的職務才是進行制度設計,主持改制工作。從朱允炆即位到建文二年,朝廷在短短兩三年的時間裡廣泛推行了諸項改革,有關這一時期改制的時序系年,後文還要詳述。朱允炆坐便殿,軍國重事俱付齊黃,方孝孺便以翰林官輔政的名義,配合朱允炆,便殿君臣共謀,完成了制度改革。

建文三年以後,方孝孺始參與執掌軍政。方氏在軍政上的主要表現有:

謀劃使薛嵓假說燕兵,使遼東真定夾擊北平;參與謀劃離間燕王父子,使錦衣衛張安齎書往說燕世子,並險些成功;燕兵迫江時獻策割地,使慶成郡主往說燕王,無功而返;南京危殆時請固守京城,並請若有不測,飛舸走蜀。

方氏畫策,顯然勝過齊黃一籌。割地若非緩兵之計,則略顯迂拙。另外幾計俱亦應時而發,雖未成功,亦非謀之不臧。

方孝孺頗有謀略,可惜未及時任用

建文末期兩大軍政失策:召還徐輝祖、使李景隆、谷王守城,沒有史料證明是方氏所為。不過,有史料顯示,方孝孺和李景隆交好:

 

又謂孝孺與景隆父子交誼。

方孝孺輩以愚士薦,上亦雅知其名,且謂曹國公之客賢,趣召至。

 

李文忠、李景隆父子均雅好文學,延攬文士。茅大方《希董先生集》有《次韻奉答李曹公》:

 

元勛名譽動三台,德澤含濡被草萊。論道每陳經世略,匡時還用濟川才。

 

李文忠還因此遭到朱元璋的猜忌和警告,謂其「非智非謙」。方氏與其交好,事順理合。《遜志齋集》亦有內證:

       

曹國李公,年盛(一作富)而志博,質壯而氣和,為天子近戚重臣,而篤學下賢,嗜好與韋布之士類。名私第燕處之所曰春風和氣堂,因友人林君公輔,屬筆於某。某念童稚時,嘗以文見先武靖王於濟上,王喜而禮貌之,從容笑語,以國士見期。今十有五年矣。而公克嗣先烈,聲譽志業有光於前人。

 

李景隆兵敗而一再獲任,朝廷對其喪敗之罪不予追究。我推測,可能與方氏回護有關。史料不足,只能存疑。

方孝孺在建文後期儼然已是輔政大臣,建文朝庚辰進士黃鉞留下一本《黃給諫遺稿》,書中記載:

   

辛巳,以父喪歸。其所厚翰林侍讀方孝孺吊之。屏左右,密言曰:「北方不靖,蘇常鎮京師之左輔,應北方之右臂也。君吳人,朝廷之近臣。今雖去,當有以教我。」鉞曰:「三郡惟鎮江為最要。害守非其人,是自撤其藩籬也。童俊狡獪,不宜獨任。吾近見上前,視遠而言游,此其心不可測也。蘇州府知府姚善忠義激烈,有國士風,必能獨當一面。……」孝孺因鉞附書,於善以忠孝相勉。

 

可知方孝孺此時已介入軍政事務,臣下亦以此為言。「翰林侍讀」當是仍襲舊稱之誤。方氏既知童俊之狡獪,卻不能及時撤換,亦屬謀國有失了。

張紞、陳迪作為吏部、禮部尚書,被賦予了主持改制之責。張紞、陳迪任官雲南時便勇於開創,善於製作。張紞專雲南,治行為天下第一,凡雲南程式、貢賦、法令俱出其手。陳迪布衣出身,允文允武。「時更修制度,沿革損益,迪議為多。」

主持改制,贊佐朝政,遂成為方孝孺、張紞、陳迪在建文朝的主要作用。其餘各部尚書如戶部王鈍、刑部侯泰、工部鄭賜,亦都能忠於職守,無愧六卿之任。

當建文朝覆亡之時,六卿殉難比例高達2/3,如若把兩任兵部尚書齊泰、鐵鉉都算上,那麼更達到5/7。六部等中央高級官署,於建文朝發揮了重要輔政功能,也與建文朝一同身殉。

被壓制的未來名臣

3

練子寧、周是修等人,於建文朝表現耀眼,但不得大用。筆者將他們歸結為「供職」。意即,他們作為低級官員,不能參與重大決策。

在建文朝壬午殉難的長長名單里,他們隨處可見。最具代表性的,當然是練子寧、周是修。不過,作為整體來看,中低級官員,大部都馬前迎降,其中解縉、胡廣、楊士奇、楊榮等人都成為永樂以後幾朝重臣。

盡於本職、反對齊黃,成為練子寧、周是修等人在建文朝的兩大主要行跡。齊黃謀國不臧,削藩、戰事亦不甚順利。二人又獨攬大權、壓制言路,用人亦獨斷專行——這些因素疊加起來,便造成極大的反彈。

建文末期,朝廷爆發了一場政爭:

 

太宗文皇帝靖內難之師已渡淮,在廷公卿倉惶失措,坦行甫與衡府紀善周是修上書論大計,指斥用事者誤國。書下廷臣,及兩人議,用事者怒,盛氣以詬兩人,兩人屹不為動。左副都御史練安言:「國事至此,尚不容言者乎?顧所論吾過,有即改,無則加勉。」詬者愧而止。

 

本傳的傳主是靖江王府直史蕭用道。他本人並未殉難。這段政爭,也多見於練子寧、周是修傳記,以及其他建文史籍中,內容均大致等同。至今讀來,其劍拔弩張、針鋒相對之氣,仍真實可感。

從此處亦可窺見建文朝中絕非一團和氣,亦非簡單的文武之爭。即在文臣之中,也是「問題成堆」。派系、層次之分野和競合,絕非泛泛。前述齊黃之去位,差可視為朱棣兵威和朝中政爭雙重作用之結果。

練子寧、周是修和蕭用道發起的這一場政爭,矛頭指向的「用事者」為誰,值得揣摩。如前所述,此時方孝孺似乎是「用事者」。不過,方孝孺素與周是修交好,「誤國」者又非方氏。筆者推測仍是齊黃。齊黃雖然去位募兵,恐怕仍不時往還朝廷。史料不足,留以存疑。

「用事者」雖然不能完全被證明是方孝孺還是齊黃,但這場政爭表明建文朝內部的傾軋和鬥爭,則是無可懷疑的。它足以解釋,為何建文朝覆亡之時,中低級官員大面積投向朱棣,並未殉難。

推其緣由,解縉、楊士奇、楊榮、胡廣等中低級文官,飽受齊黃柄國之壓抑,於建文朝缺乏歸屬感,滿腔抱負難以施展。在建文朝時期,他們能做的只是「供職」而已,建言獻策甚至都遭壓制。

「三楊」中有兩位被齊、黃壓制

建文朝覆亡之時,解縉、胡廣、周是修、楊士奇相約殉國,最終只有周是修踐諾。這件事在楊士奇、胡廣、解縉的人生中均留下重要痕迹,廣為人知。它表明:中低級文官中,除了少數以忠義自勉者外,均不甚留戀建文朝。他們投向燕王,謀求新朝能有一番作為,這番心曲,已不待言了。

至此,我們完成了對建文朝人事的論述。建文朝的人事,相比于靖難戰事,更深刻直接地影響到了建文改制。不過,建文朝的人事,又確與靖難戰事密不可分。因此,若謂建文改制因人事變動,而間接為靖難戰事所影響,是可以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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