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藤嘉一對話弗朗西斯· 福山：中國模式挑戰「歷史終結論」

察哈爾學會

2018-01-19 加藤嘉一 察哈爾學會 

本文摘自著名日本旅華學者、察哈爾學會國際傳播委員會委員、遼寧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客座教授加藤嘉一的新著《我所發現的美國》（P102-108）。

（圖為日裔美籍學者，哈佛大學政治學博士，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保羅·尼采高級國際問題研究院、舒華茲講座、國際政治經濟學教授弗朗西斯· 福山）

加藤：您在新近出版的著作《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中指出，「我們有必要聚焦於政治制度的出現、發展以及最終衰敗的進程」。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等國際關係研究院（SAIS）的最近一期演講中，您說道，「我不認為美國文明或私營產業正在走向衰落，真正的問題在於美國政府的職能」。您或許會認為，美國的政治體制如今正面臨著通向衰敗的潛在危機。我的問題是，美國的政治體制如何能從制度上避免這種衰敗，而重獲新生，甚至繼續發展？在這個進程中，政府應該做出什麼樣的努力？您強調的「觀念的力量」應該在這其中扮演怎樣的角色？

福山：美國在早期歷史上就經歷過危機和衰敗，比如說南北戰爭結束以後，美國迎來工業經濟興起的時候，還有1930年代大蕭條之後的那段時期。在這些例子中，危機最終都得到了適當的解決：前者是由基層發起運動呼籲文官制度改革，最終推動了1883年《彭德爾頓法案》的通過；後者則是羅斯福新政。然而，重建和復興並不是自發的：它需要基層的動員，在上層具備好的領導，還要有催生政治行動的正確觀念。目前我還沒有在美國政治中看到任何這些要素，只是在左派和右派的部分選民中發現了一些憤怒情緒的雛形。現在最具權勢的基層民眾組織是茶黨，不過他們的政策觀點只會把我們現在的情況弄得更糟。

加藤：我很好奇您如何從自由民主受到挑戰的角度來考察「平等」這一主題。自由民主能夠解決不斷擴大的不平等問題嗎？或者說自由民主應該在多大程度上對這一問題負責？在政治體制內部，有沒有什麼必要的制度性努力或改革？

福山：我認為，不平等的增加和中產階級的衰落是當下的民主面臨的最大問題。廣泛的中產階級群體對於民主的穩定性至關重要。如果一個社會擁有大量的窮人和少數寡頭統治者，就像拉丁美洲一樣，這裡的政治就會在因循守舊的統治和不負責任的民粹主義之間左右搖擺。如今的問題在於，不平等根本上是由科技進步所驅使的。智能化機器正在（先是緩慢地，然後迅速地）取代熟練工人。在美國，未來的職業會在兩種類型之間產生分化：一種是報酬低、技能含量低的職業，比如健康護理；另一種是高技術要求的職業，如編程員、銀行家，諸如此類。這不是一個專屬於民主社會的問題，但是民主的穩定性有賴於一個廣泛的中產階級社會基礎，因而這一點上特別危險。目前為止，我還沒有看到有誰對這個問題提出過可靠的解決方案。

加藤：對我來說，世界上的每一個民族和宗教如今都在談論政府（或是國家）的地位。無論是歐洲、日本的經濟危機，還是中東的地緣政治危機，我們都應重新思考政府（或是國家）應該有所為或有所不為。從您研究的角度出發，政府角色的核心是什麼？我知道在不同的國家情況是不一樣的，但我想聽一聽您從您的理論談談對現實的理解。

福山：世界上的很多政府都被認為是脫離選民的，它導致的後果是歐洲和美國民粹主義政黨的迅速盛行。在許多美國人看來，問題不是出在政府的規模上，而是出在政府的執政能力上：政府應該對公民不斷變化的需求做出敏捷的反應，並且靈活地運用新路子處理它們。在很多國家，政客過度依賴於強大有序的利益集團，而這些利益集團實際上不能代表全體公民的願望。

加藤：說到政府的執政能力和它對公民需求變化的反應能力，您如何看待中國共產黨的這兩種能力？美國政治能從中國的經驗中獲得一些啟示嗎？

福山：如果從結果上來看，中國共產黨在很多方面似乎都是勝任的。比如說，政府為了發展鄉鎮企業落實了一系列的政策制度，這在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都是做不到的；再比如說，政府剝奪了軍隊從事營利的生意。然而，中國的政府和中國共產黨內也存在著腐敗問題。我們無法從經驗上準確獲知腐敗的程度，也無法和其他國家做比較；這也是我一直在努力著手進行研究的主題。

加藤：您如何從「歷史的終結」的角度來評價蘇聯解體後中國當下的政治體制？中國如何能夠在未來的政治話語中成為一支突起的異軍？

福山：中國構成了對「歷史的終結」這個觀念最重要的挑戰。你的問題在於：長遠來看，這個體制是否可持續。會有很多理由認為這是不可能的，當它在面對巨大的社會壓力時——這些社會壓力的出現是現代化的產物——就會遇到大量挑戰。不過如果中國成功化解了這些壓力，並且在下一階段繼續保持強大和穩定的狀態，那麼我認為中國確實成了自由民主制度以外一個真正的替代性選擇。

加藤：所謂「中國模式」似乎有一種傳播開來的趨勢，尤其是在發展中國家或地區。我們會發現，一些國家感覺這種模式對它們的經濟發展甚至是國家構建具有吸引力。中國共產黨肯定意識到了這一點，有意圖地向這些國家或區域為這種模式「做廣告」，旨在擴大中國的影響力範圍。我想這一舉措的結果如何，很大程度上還要看西方自由民主具備怎樣的修復能力。您怎麼看待這件事？

福山：很多人想要複製中國模式，但是他們無法複製中國模式中其他決定性的因素，比如說精英制，一個高度紀律化的政黨層級，對教育的尊重，還有之前所說的，領導人中具備的一種意識，那就是為公共利益而行動的特定責任感。所有亞洲威權政制的統治者或多或少都具備這種特質，他們關心更廣泛的社會發展，而這些特質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比如中東或非洲的統治者身上是缺失的。

加藤：在您的新書中，您對於中國法治的未來發展尤為關注。您提到：「在中國，確立一種能夠限制政治權威的法治，這項工作仍在進行中。」您能具體談下嗎？

福山：中國近些年一直在推行「基於法治的決策制定」，這意味著基層政府越來越多地受到法律約束。但是真正的法治需要將法律和政治體制中最具權勢的行動者結為一體。法治在這個意義上是指——統治從屬於法律。

加藤：您一直在從迅速壯大的中產階級的行為舉止中探討它們如何對中國的政治做出改變，我很讚賞您的這一努力。我也非常同意您在最近這本書中的觀點：「中國法治和民主的未來將取決於：這個新的社會群體能否打破傳統的力量均衡，這種力量一直存在於中國過去的國家和社會之中。」。據我的觀察，中國的億萬中產階級對政治的發展不太熱心，他們一輩子可能都只在社會層面有所需求，比如教育、住宅、衛生保健等一些現在的政治體制可以提供的東西。此外，中產階級似乎也不認為問責制民主會比「複雜的官僚制」運行得更好，「沒有一個更有效的替代選擇了」。我認為這些都反映出當今中國人的國家主義。

福山：我認為，只要這個國家的經濟保持增長，中產階級就會樂於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但從中等收入國家進入到高收入國家是相當困難的，面對經濟不景氣甚至是經濟衰退，當收入降低或就業率下降之時，中產階級又會作何感想呢？

加藤：我發現近些年來，尤其是在2009 年金融危機爆發之後，出現了相當多對國家資本主義的「褒獎」，這不是因為國家資本主義自身有多好，而是自由民主制在問題的解決上已經走向了衰落。從這個意義上，民主的未來可能取決於自由民主如何改進自身，特別是改進問題解決的能力，否則國家主義將會抬頭，成為某種「負責任的」體制，其結果就是，自由民主相應地走向衰落。您怎麼看待這一問題？

福山：對，我認為不同的體制可見的成功或失敗對於其他國家在觀念和體制類型上的選擇有著很大的影響。現在的危險在於，一些體制看上去運轉良好，與此同時，諸如美國、歐盟、日本等民主國家則深陷低增長或失業狀態。所以說對這些國家的精英而言，尤其要對政治改革的問題多加留意，它會在世界範圍內產生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