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伏娃與薩特：存在主義愛情實驗 | 單讀

今天是法國存在主義哲學家波伏娃 110 周年誕辰。周年紀念對於一個已經逝去的人，到底有什麼意義？或者說當我們悼念一個人物時，我們在悼念什麼？什麼樣的生存樣式是永恆的？什麼樣的愛情形態是不朽的？

莎拉·貝克韋爾在其著作《存在主義咖啡館——自由、存在和杏子雞尾酒》中書寫了存在主義代表人物薩特和波伏娃的交往，以及他們如何將存在主義融入到他們的文學創作和愛情實驗當中。他們熱情且具有創造力，他們不斷挑戰舊有秩序，因為那些束縛他們通往自由。或許閱讀本書可以讓您對以上的問題有更深入的理解。

本文前半部分選自《存在主義咖啡館——自由、存在和杏子雞尾酒》，後半部分為單讀實習生佳榮的書評。

文末有福利哦。

《存在主義咖啡館——自由、存在和杏子雞尾酒》

莎拉·貝克韋爾 ( Sarah Bakewell ）著

 沈敏一 譯

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2017 年 12 月 

本文節選自《存在主義咖啡館——自由、存在和杏子雞尾酒》

薩特出生於 1905 年 6 月 21 日，比波伏娃大兩歲半，作為備受寵愛的獨子，他同樣擁有一個中產階級的童年。而且和梅洛-龐蒂一樣，他也從小就沒有了父親。讓-巴蒂斯特·薩特（ Jean-Baptiste Sartre ）是一名海軍軍官，在讓-保羅一歲時便因為肺結核而去世了。從很小開始，薩特就備受母親安妮-瑪麗·薩特（ Anne-Marie Sartre ）以及與他們生活在一起的外公外婆的溺愛。每個人都喜愛他那女孩子似的捲髮和精緻的面孔。但兩三歲時的一次感染，讓他的眼睛出現了毛病。在濃密捲髮的遮蓋下，這幾乎注意不到——直到有一天外公帶他去剪了一個很短的髮型，他受傷的那隻眼睛才暴露出來，而一同暴露的，還有他那魚一樣的嘴唇和其他令人尷尬的特徵。薩特在講述他早年經歷的回憶錄《文字生涯》中，高度譏諷地描述了這一切。他輕鬆的語調，在描述自己的長相時，變得更加輕鬆活潑，但他確實被人們對他的態度變化傷到了。他始終都對自己丑陋樣貌的話題耿耿於懷——提及此事時，他用的總是醜陋這個生硬的辭彙。有一段時間，這讓他感到羞於見人，但隨後他決定，不能讓這件事毀了自己的人生。他不會為此犧牲他的自由。

▲讓·保羅·薩特(  Jean-Paul Satre ，1905 — 1980），法國無神論存在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

他母親再婚後——嫁給了一個薩特不喜歡的男人——他們搬去了拉羅謝爾（ La Rochelle ），在那裡，他常常會被強壯和粗野的男孩們欺負。這是他童年裡一次巨大的危機：他後來說，對於「偶然性、暴力和事物存在方式」，他所需要知道的一切，在拉羅謝爾的孤獨生活都教給了。但是，這一次他也拒絕屈服。他熬了過來，全家搬去巴黎後，他被送進了一系列優秀學校就讀，再次變得活潑開朗，最終考入了巴黎高等師範學校。他從一個邊緣人，變成了學校里最受歡迎、最狂放和最強大的圈子的領導者。在此後的人生中，他一直都是一個善於交際的領袖型人物，雖然顧慮重重，但在主宰一個圈子時從來不會猶疑。

薩特那個由反傳統者和煽動者組成的小團體，以他和他最好的朋友保爾·尼贊為中心，他們會坐在咖啡館裡打發時光，對著任何冒險靠近他們的人，大聲抨擊哲學、文學和中產階級行為中不可冒犯的觀念，攻擊任何展現嬌弱感情、「內在生活」或靈魂的話題；他們曾因為拒絕參加學校的宗教知識考試而激起了眾怒，因為談論人是肉體慾望的集合，而不是高貴的靈魂，震驚了所有人。在傲慢無禮的外表之下，他們有著那種接受過無可挑剔的教育的人所擁有的從容自信。

正是這個時候，在 1929 年，波伏娃通過一位名叫馬休（ Maheu ）的朋友，接觸到了薩特的團體。她覺得他們既令人興奮，也讓人生畏。她因為對待學業非常認真而遭到了他們的嘲笑——可她當然要認真對待了，因為在索邦大學讀書，代表了她努力要達成的一切。教育對她意味著自由和自主，而男生們卻把這些視為理所當然。不過，這個團體接納了她，她和薩特也成了朋友。他和其他人稱她為 Castor 或者 the Beaver （意為河狸），大概是指她總是一副忙忙碌碌的樣子，但同時也是她的姓氏和相近英文單詞的一個雙關語。薩特沒有梅洛-龐蒂那種令人氣惱的淡定：他是一個說話大聲、不肯讓步的極端分子。他不會屈尊做她的兄弟，所以他成了她的情人，而且很快，他們對彼此就開始變得甚至比情人還重要了。薩特逐漸把波伏娃當成了他的盟友，他最中意的對話者，他任何作品的第一個讀者和最佳讀者。他賦予了她雷蒙·阿隆曾在他早年學生時代扮演的角色：與之探討任何想法的「會飲哲學家」（ symphilosopher ）。

▲西蒙德·德·波伏娃( Simone de Beauvioir，1908—1986 ），法國存在主義作家，女權運動的創始人之一

他們考慮過結婚，但兩人都不想要一場中產階級的婚姻——或者孩子，因為波伏娃決心不再重演她和母親不愉快的關係。某個傍晚坐在杜樂麗宮（  Tuileries ）花園的石凳上，她和薩特達成了一項協議。接下來，他們做兩年的情侶，之後再決定是否續約，分手，或以某種方式改變他們的關係。波伏娃在她的回憶錄里坦言道，自己一開始被這種臨時約定嚇到了。她對這次交談的敘述，充滿了被強烈情感銘刻於心的細節：

那裡有一種用作靠背的欄杆，離牆壁稍稍有些距離；在後面那個像籠子一樣的空間里，有一隻貓在喵喵叫。這個可憐的傢伙太大，卡住了；可它是怎麼進去的啊？有個女人過來餵了這隻貓一些肉。然後，薩特說：「我們來簽一份兩年的合約吧。」

幽閉、陷阱、窘迫，投喂行善的殘羹冷炙：對於一個所謂有關自由的故事來說，這樣的意象著實可怕，聽起來就像是一個不祥的夢境。事情果真如此嗎，還是她用象徵性的細節豐富了記憶？

總之，驚慌平息下來了，協議也運轉良好。他們平安度過了那兩年時光，然後成了一段長期但不排他的情感關係中的搭檔，並且延續終生。這種關係能維持下去，或許是因為到 20 世紀 30 年代末期之後，他們的關係里已經不再有性了。（她寫信給納爾遜·阿爾格倫說：「我們大概做過八年或十年，但在這方面相當不成功，於是不做了。」）他們還就兩個長期條件達成了一致。一是他們必須告知彼此他們與其他人的性關係：必須誠實。當然，他們沒有完全恪守這一條。二是他們之間的情感關係必須始終在第一位：用他們的話說，他們之間是「必然的」，而其他關係則只能是「偶然的」。這一條他們倒是堅持了下來，不過也因此趕跑了許多長期情人，因為他們慢慢都厭倦了被視作偶然。但那就是協定，每個參與其中的人都從一開始就知道。

現在，經常有人會對波伏娃在這段關係中的幸福表示擔憂，彷彿是她（典型的女人！）允許自己被迫做了她不想做的事。杜樂麗宮花園的場景確實表明，這可能不是她在年輕時候的第一選擇，而且她時不時會感到驚慌和嫉妒。但話說回來，一場傳統的中產階級婚姻，並不一定就會讓她不受這種感覺的侵擾。

我猜測，這段關係給她的東西，正是她想要的。如果像普通人那樣結婚的話，她和薩特可能早就各奔東西，或者在性愛的挫敗感中分道揚鑣了。但事實是，她有著很棒的性生活——好過薩特，顯然是因為他老是神經兮兮的。波伏娃的回憶錄證實了，在她年輕時，情緒上「難以興奮」，以及「感覺上相當缺乏強度」，而她後來的關係都帶來了身體上的滿足。至於薩特，如果我們可以從他書中生動的描寫推斷的話，則認為性是一個努力不要沉入泥漿和黏液的夢魘。（在使勁嘲笑他這一點之前，可別忘了，我們之所以能知道這一點，是因為他坦率地告訴了我們。哎，行吧，那就稍稍嘲笑他一下好了。）

對波伏娃來說，現實生活的甜美從來都不是威脅：她永遠不會厭倦。小時候，她就想要享用她所見的一切事物。她貪婪地盯著糖果店的櫥窗——「蜜餞閃爍的光亮，果凍模糊的光澤，酸甜水果硬糖萬花筒般繽紛的色澤——綠的、紅的、橙的、紫的——我覬覦它們的色澤，不亞於覬覦它們承諾給我的歡愉」。她希望整個宇宙都可以食用，就像漢澤爾與格蕾太爾（ Hansel and Gretel ）從薑餅屋吃起那樣，把宇宙都吃掉。即使成年後，她還寫道：「我想要嚼碎開花的扁桃樹，咬下夕陽的彩虹牛軋糖。」 1947 年去紐約旅行時，她曾感到急切地想吃掉明亮地排列在夜空中的霓虹燈招牌。

她的嗜好還延伸到了搜集各種物品，包括許多禮物和旅行紀念品。 1955  年，當她終於從旅店房間搬到一間像樣的公寓時，公寓里很快堆滿了「瓜地馬拉的夾克和裙子，墨西哥的襯衫……撒哈拉的鴕鳥蛋，各類手鼓，一些薩特從海地帶回來的鼓，他在波拿巴大街買的玻璃劍和威尼斯鏡子，他雙手的塑料手模，賈科梅蒂的檯燈」。她的日記和回憶錄書寫也反映了一種衝動——想要得到和享受每一件被她抓著的東西。

她以同樣的激情探索了這個世界，狂熱地旅行與行走。年輕時，她曾在馬賽當過老師，獨自生活的她會在放假時打包一些麵包和香蕉，穿上裙子和一雙帆布登山鞋，在黎明時出發去多山的郊外探險。有一次，只帶著麵包、一根蠟燭和滿滿一水瓶紅酒，她爬上了梅藏克山（ Mont Mézenc ），然後在山頂的一間石頭小屋裡過了一晚。醒來後，她發現自己正俯視著雲海，便順著岩石小徑跑下山，結果太陽升起來，岩石被曬得很燙，而她穿的鞋子又不適合爬山，所以岩石透過鞋底灼燒了她的雙腳。在另一次徒步旅行中，她被困在一個峽谷里，差點兒沒爬出來。之後，1936 年在阿爾卑斯山獨自出行時，她從陡峭的岩壁上摔了下來，所幸沒有大礙，只是有幾處擦傷。

《第二性》

西蒙德·德·波伏娃 ( Simone de Beauvioir）著

 鄭克魯 譯

上海譯文出版社

2014 年 1 月

薩特則不一樣。波伏娃會說服他和自己一起去徒步，但他從來不會享受那種疲勞感。《存在與虛無》曾絕妙地記述了跟隨一位未具名的同伴一起爬山的經歷，這位同伴被人們想像成了波伏娃（不過場景似乎更像彼特拉克著名的馮杜山攀登）。儘管同伴玩得似乎很愉快，但薩特的體驗卻是，這種活動很討人厭，是某種侵犯他自由的東西。他很快便放棄了，扔下背包，癱倒在了路邊。另一個人也累，但認為堅持爬上去很快樂，感受著脖子後面晒傷處的紅熱，享受著每一下沉重的腳步都在重新展現山路的崎嶇。對他們兩個人而言，眼前的一切風景大相徑庭。

薩特更喜歡滑雪，而這種體驗同樣被寫入了《存在與虛無》中。他指出，在雪地上行走是件苦差，但滑雪卻是件樂事。從現象學上來講，雪本身在你腳下變化，不將自己展現為黏滯和附著的東西，而是變得堅硬與順滑。雪托著你，而你在上面流暢地滑過，像《噁心》里那首爵士歌曲的音符一樣輕鬆。他補充道，他對滑水橇很好奇，這是一種他聽過但未曾試過的新發明。即使在雪上，你也會在身後留下一道滑過的痕迹；但在水上，你留不下任何痕迹。那是薩特能夠想像的最純粹的歡愉。

他的夢想是毫無負擔地在這人世走一遭。給波伏娃帶來快樂的財物，讓薩特感到毛骨悚然。他也喜歡旅行，但不在旅行中帶任何東西回家。他的書讀完之後就會送出去。他一直帶在身邊的只有兩件東西，他的煙斗和筆，但即使這兩件也並非是因為喜歡才帶在身邊，而且經常會把它們弄丟，他曾寫道：「它們是我手中的流亡者。」

但對人的話，他的慷慨又幾乎到了痴迷的地步。他的錢一到手就會給出去，目的是讓錢離他遠點兒，彷彿錢是手榴彈一樣。即便錢花在自己身上時，他也不太喜歡拿來買東西，而是更願意「花在夜間娛樂上：去某個舞廳，大筆花錢，打車去各處轉悠，等等——簡而言之，在金錢的位置上，除了回憶外什麼也不能留下，有時候甚至連回憶都沒多少」。他給服務生小費時非常闊綽，會拿出隨身攜帶的一大疊現金抽幾張付賬。他同樣不吝辭章，無論誰提出請求，他都會送出論文、演講或序言。就連文字也不必緊緊抓著不放或者精打細算地施捨。波伏娃也很慷慨，但她的大度是雙向的：她喜歡搜集，也喜歡分發。也許在他們倆迥異的風格中，人們可以看到現象學存在主義的兩個方面：一方面是觀察、搜集和鑽研現象，而另一方面是在胡塞爾式的懸擱判斷中，丟棄累積的先入之見，以便獲得自由。

《薩特傳》（原譯名《永別的儀式》）

西蒙德·德·波伏娃( Simone de Beauvioir ）著

 黃忠晶 譯

百花洲文藝出版社

1996 年 4 月

儘管有這些分歧，但他們之間有一種外人難以撼動的默契。當波伏娃的傳記作者迪爾德麗·貝爾（ Deirdre Bair ）與她的朋友們交談時，柯萊特·奧德里（ Colette Audry ）對此總結道:「他們之間的關係是一種新型的關係，我以前從來都沒見過。我無法描述和這兩人在一起時的樣子。他們的關係太熱烈了，以至於有時候會讓目睹這種關係的人很遺憾自己不能擁有。」

這也是一段極其長久的關係，從 1929 年一直持續到 1980 年薩特去世。在五十年的時間裡，這段關係是存在主義在現實中的哲學演繹，由自由和友誼兩個原則定義而成。雖然這麼說聽起來過於鄭重其事，但就像在任何一場長久的婚姻中那樣，他們共同的記憶、觀察和玩笑，將他們綁在了一起。他們相識後不久，便有了一個他倆的典型笑話：參觀動物園時，他們看到一頭特別胖、樣子也慘兮兮的海象，海象嘆了口氣，一邊抬眼看著天空，就彷彿在懇求一樣，一邊讓飼養員把魚塞進它嘴裡。從那以後，薩特每次悶悶不樂時，波伏娃都會提醒他想想那隻海象。他就翻翻白眼，滑稽地嘆息一聲，他們倆都會感覺好些。

後來，薩特因為工作纏身，逐漸疏遠了他們的私人二人組，但他仍然是波伏娃不變的參照點，是在她需要的時候，可以沉迷其中的人。她明白自己總是傾向於這麼做：學生時代，在伊麗莎白·勒·可因身上發生過，跟梅洛-龐蒂在一起時，她也曾試過，但一直都很挫敗，因為他的微笑和諷刺式的舉止會讓她分心。而跟薩特在一起時，她可以很容易地讓自己沉迷在他身上，而用不著真的失去她在現實中作為一個女人或作家的自由。

這是其中最重要的元素：他們的關係是一種作家間的關係。薩特和波伏娃都無法控制自己的交流慾望。他們寫日記，他們寫信，他們告訴彼此每天的每一個細節。在 20 世紀的 50 年間，他們之間流轉的書面和口頭文字的數量，就連想想都會令人不知所措。薩特總是第一個閱讀波伏娃著作的人，他的批評深得她的信任，而他也會督促她寫更多。要是逮到她稍有惰怠，他就會斥責她：「但是，河狸，你為什麼要停止思考，你為什麼不工作？我以為你是想寫作的呀？你不想變成一個家庭主婦吧，你想嗎？」

情緒的起伏來了又走，工作一如往常。工作！在咖啡館工作，旅行時工作，在家工作。任何時候，當他們在同一個城市時，他們就會一起工作，無論生活里有什麼其他事情發生。 1946 年，薩特（和他母親）搬進一間位於波拿巴大街 42 號的像樣公寓之後，波伏娃每天都會到那裡同他見面，這樣他們就可以整個上午或下午並排坐在兩張桌子旁工作了。在一部 1967 年為加拿大電視台攝製的紀錄片里，你可以看到，他們大口地抽著香煙，除了鋼筆疾書的聲音外，非常安靜。波伏娃在一本練習本上寫作，薩特在審閱一頁手稿。我覺得這就像某種不斷循環播放的紀念影像，也許可以在他們在蒙帕納斯公墓的合葬墓上播放。雖然想像無論是夜晚公墓關閉時，還是白天遊人穿梭時，他們都在那裡整日整夜地寫作，確實夠詭異——但總比一個白色的墳墓或任何靜止圖像更適合他們。

喝一杯存在主義咖啡

撰文 | 佳榮

「自己」這個東西是看不見的，撞上一些別的什麼，反彈回來，才會了解「自己」。   

——山本耀司

在地球上的人類生命有兩個「大限」，這個大限不是指你可以死上兩回，而是指人類不管是貧窮的還是富可敵國的，都要面對兩個共同的擺脫不了的限制：一是所有人、動物、植物，甚至包括微生物的生命共性：死亡，但未必有輪迴的現實。生命本身，貓死了狗來替，只要有活物就有延伸，在你死了以後始終無限延續著，也就是這種限制，代表生命的橫軸。二是人只被規定了有限的空間去活動，這是縱軸。這樣一來，人的活動空間就是某個圖形，人作為一個點在裡面移動著。它的長是你能活多久，寬是你能突破你既定的天分、地理、種族、財富的空間的最終限度，你的突破能力本身也受限於生命長度。

人，只是生命這場秀的液晶屏上的一個色塊。近看，雨林中的一部分，人類正密密地趴在樹葉上，是永遠忙著孵化、交配、產卵的蜂蟻昆蟲，那便是活在不同時間和地理位置的人們；這樣，第一句的解釋便不夠體面，為了使人類顯得不那麼偉岸，那麼同類類比還有：蝴蝶房、不停被放射的煙火、或者宇宙中星體的裂變、誕生、碰撞。雖然每一個個體都有不太一樣的生態和閱歷，但在這種「更重要」的，更「厚重」的生死更迭之下，人類想顯得自己重要的一個方式就是試圖抽離而客觀地審視自己存在的可能性。這就是《存在主義咖啡廳》所記錄的一種看起來似乎狂妄而美麗，提倡脫離群體去尋找自己存在真諦，卻一不小心就與眾人相關的一種對於自我和生存的追尋。一種鼓勵大家在現實的困境中，去考慮自己有沒有把自己僅僅當作自己來看待，而不是服務於社會責任的機器。

不論存在主義可以被論得多麼花里胡哨，在喜新厭舊的各大書店前十名單中，這家受倫敦讀者恩寵半年有餘的「咖啡廳」，是最懂得用巧勁去貼進讀者的心的一本富有「愛與和平」那派充滿大愛的知識分子情懷的慰藉錄。

並不是這本書在刻意尋找以及強調人類日常生活中的共性：對自己的嫌棄、家庭的重要性和壓力、愛情的誘惑與哀傷、友誼的酣暢淋漓和功能性等等，來完成廉價的共鳴一條龍服務。存在主義的討論目的，就是在我們像滑鼠拽圖片一樣被拽到地球和這個肉體與精神的活動範圍之內的前提之下，我們面對的被動性及它對於我們個人的後果進行深究。這種討論最好以如何自處、與人類社會共處為核心，因為如果不加以「管制」，任何哲學和社會學討論都可以被稱為「存在主義」了。

想想梭羅，一上午干瞪著可以給《挪威的森林》拍外景的樹葉兒，比日晷還要仔細地記下每個小時光影投在樹葉上的變化。表面上記錄的是樹葉，其實是記錄自己逃避喧囂的獨居的下午。而這樣的尋求和表達方式包圍著的，是一個不論在任何意識形態、階級種族、精神與心理狀態下的人們都要共同面對的命題：如何面對「活著」這個動詞。

這本書以哲學家薩特為讀者的眼睛，把三大主線交織在一起，它們分別是：薩特與西蒙·波伏娃（薩特的夫人）的生命和思考的軌跡、薩特碰見不同的哲學家和哲學讀物所迸發的思想、以及二戰前後的巴黎歷史。當時巴黎面臨德國佔領，納粹黨在歐洲趾高氣揚，他們又迫於種種原因不停改變生活方式，一直被困在逃避戰爭和死亡的過程中。他們對彼此，對世界，對新的哲學觀點充滿了試探，懷疑以及想要接近的慾望。他們詩意又思辨地感受著自己面對政治動蕩的無措，甚至觀察到了佔領巴黎的納粹士兵臉上的無措。這種不安讓人意識到，不管在哪個陣營，只許服從的都是士兵，需要應變偷生的都是小老百姓。同時，他們也潛心於自己的著作並為自己感興趣的著作寫評論文，躲在圖書館、小咖啡廳以及小酒館，討論著研究的新發現和新瓶頸。書中的薩特，就像讀者的眼睛，為非虛構傳記文學提供了親近感。比他更強調人權的是加繆，因為反對法國政府對政治犯的殺戮，而薩特夫婦對這一問題僵持不下；馬勒被二戰極端化了，嘗試戰後繼續做歧視德國人和其他破壞者的壞人，並信奉一種過分教條主義的共產主義；而夫人波伏娃則比薩特更對性別歧視和性別對人性格形成的影響，有著更高的敏感度和更熱忱的研究興趣。這三大要素巧妙的交織，使得哲學類非虛構傳記文學這種對大眾讀者來說難啃的硬骨頭，顯得山澗般延綿不斷，極具連貫性，美感，以及語言的精確度。

▲加繆（1913 — 1960） 著名法國作家、存在主義哲學家

我們來咀嚼一下人們定義自己的存在的幾種方式或者狀態，我粗略地將它劃分為過分存在、普通存在和完全不存在。過分存在是一種極其期待從自己的人生中汲取什麼，獲得什麼，甚至渴望奮鬥本身，這種狀態在俄羅斯的左派文學中頻頻出現，大家最熟悉的列夫托爾斯泰，高爾基以及契訶夫都可以傳神地把過分存在教給大家。遺憾的是，在本書中，過分存在很少出現，也許《共產主義宣言》的智慧之處就是在於，把注意力放在集體利益，就可以忘記個人存在主義的限制，從而也能完成每個人的社會責任。

而普通存在就是本書中描述薩特等三人生活的篇幅。薩特與波伏娃之間性愛開放，言語上相互擠兌，智慧上在同一個境界和語境，平凡人只想遠觀不敢近賞的，不知該如何分類的互相扶持的情感。巴黎淪陷後，波伏娃去粗鄙的自由市場買了很多廉價食物，薩特在百般刁難和嘲笑之後，卻在波娃的日記中，快樂地吃掉了她買的一袋袋零食。這種刁難也許是出於對心中的才女墮紅塵的心痛，也許是發自內心的鄙夷，但最後的狼吞虎咽卻概括了他們之間那種與其說是自願地不離不棄，更像是必須要互相賴以生存的親密關係。

而最後一種狀態，「完全不存在」，則更準確地描繪了薩特對於存在主義的定義。在書中最典型的就是加繆，寫了一本書關於「我也不知道怎麼著就地殺了個人兒，大概太陽太大了吧」，就是大家的《局外人》。薩特的存在主義真空也認為自己的存在是個真空，而意識是一切概念的囚徒，若想要定義它，只能接住概念，於是它本身什麼也不是。他雖然認為自由是哲學最高追求，最高深的一課，卻也承認它是需要現實中的束縛作為前提才成立的，就像高空彈跳需要引力的存在，才算暫時掙脫引力。這種「完全不存在」在個體身上形成一種無力感，在被德國攻陷的法國形成一種悲觀主義情緒。在加繆的 1947 年的「反擊小說」《黑色病》中，把唯一留下來給所有病倒的村裡知名的醫生寫得脆弱而無力，在虛構文學中，加繆永遠比薩特夫婦二人下手狠，歌頌英雄時卻著重於嘲笑他：原因很簡單，加繆強調的是以一己之力拯救一個國家的難度——當大家都淪陷，都絕望了的時候。

這種「完全不存在」的存在狀態並不是奉勸大家都變成 20 世紀存在主義者：在外人眼中，垂頭喪氣地盯著空空的咖啡杯，頹喪得連手邊的書都懶得翻的極可悲的樣子。

相反，這種純粹自我的不存在，反而使得人們更方便把自己看成可變而有機的個體，並摘取「最有尊嚴的自我」的重要性。「可變」（contigent）這個詞，是《存在主義咖啡廳》中除了冠詞以外，一個出現率可以趕上薩特的名字的用詞。而對原創的、自然的自我的追尋，在薩特後期的文學創作，和波娃寫《第二性》的時候，都體現得淋漓盡致：他們堅持不巧言裝飾自己的想法，先把腦子裡的所有的詞句騰到紙上，並且改稿時也保留最原始，最有表達衝動的部分來發表，也分別完成了自己的代表作。

這本書的內容豐富，但沒有到壓抑厚重的程度，因為作者的溫柔在於，它只在乎個人的體驗，而沒有用很多字數去講述社會上人們互相制衡，牽制和牽扯。我在這裡並非是說社會學不如個人主義哲學來得有力量和震撼人心，而是說如果我們以這本書定義存在的多維度和厚重度來看每個人的存在的話，那麼假使我們再去描繪這個社會中的互相制衡，就難免模糊主題，以及過分讓人喘不過氣了。純粹去製造壓抑感從來都是體力活兒，而非腦力活。這本書相對片段地把薩特的學說用在不同情景之下，講述人們可以選擇如何自處：包括存在主義流行文化、美法文化交流、德國侵佔巴黎、移民外國、性別平等、種族身份、男歡女愛等等，或暫時或永恆的狀況的前提。《存在主義咖啡廳》類似《探索者》，都是有野心去描繪人類在經歷不同的時代時，試圖對現狀作出的能被大眾接受或發現的解釋。光憑這一點，這種提供思想史發展的橫截面的決心，是極具社會責任感的。這樣的書，被我稱為「詳細而富有感情的目錄」，助你本能地體會到你最想和哪位作者取經或爭吵，又最想研究時代浪潮中，知識分子們的哪一次巧合般的同意或批判。

《探索者》

（美）丹尼爾·J·布爾斯廷 

吳曉妮 陳怡 譯

上海譯文出版社 

2016 年 3 月 

最後，我斗膽談談這本書有可能受限的地方在哪裡。作為法國研究出來的學派，它無需提及世界其他的地理位置，所以它的視角和敘述，不算過分西方式霸道。然而，薩特的著作由於量大，不分伯仲，並且在虛構和非虛構的領域都有建樹，這本書作為薩特研究，並不是開闢先河式的著作；但作為入門之書，的的確確有做到像前台小姐般美麗又嘴甜了。因為生活與新想法的極強連貫性，容易讓讀者讀起來就像拍完馬屁再簽的生意般，親切自然，又照單全收。

有趣的是，在美國語境中生活的年輕人，似乎分外喜歡提及「存在主義」這個詞：它通常都是用來告訴大家自己沒做完作業，減肥沒成功或者面試沒通過，稍「厚道」點的，則會在他們說自己不知道自己喜歡幹什麼工作的時候，他們都會說自己陷入存在主義危機中。我想他們的意思是，自己抓不到自我和自由，或者根本不明白那對他來說到底是什麼，或者覺得任何主義都值得掛在嘴邊上，顯得識字。19－20 世紀的法國人真是不放過我們，除了斬斷了很多自以為原創的人文思考者的希望，還獨霸了 90 後的流行語。

關於薩特活著時候的意識是不是必須安上其他標籤才可以定義，我們無法魯莽地回答「是」或「否」，但有一點他是說對了：20 世紀過去後，後人對薩特式存在主義的定義，還是要就著他身邊那些與他相似又衝突的其他思考者和文藝創作者，以及二戰的大時代背景，來相對地，去試著定義什麼是曾經存在的薩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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