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家族沉浮命運：戊戌政變 斷髮走東瀛-搜狐文化頻道

　　剛剛離開人世的梁從誡先生提起他的家族，驕傲之餘總免不了黯然神傷地做兩句論斷：「我們家三代人都是失敗者」，「我們三代人的最大悲劇是選擇越來越小」。

　　梁啟超、梁思成、梁從誡，祖孫三代人走了一條共同的憂國憂民的人生道路，那是典型的中國知識分子的抉擇。若論失敗，梁啟超終生為拯救國家危難、建立民主憲政而努力，在他離世的時候，卻心痛地看到軍閥割據，民不聊生；梁思成終生為發掘和保護祖國寶貴文化遺產而拼爭，在他離世的時候，卻心痛地看到古建遭劫、文明蒙塵；梁從誡終生為挽救萬物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而奔走，在他離世的時候，卻心痛地看到污染肆虐、生態危機?

　　可誰敢說他們是失敗者！他們捨身求法，只為報效自己的祖國，他們奔走呼號，只為維護國人的尊嚴，論精神、論學識、論人品，他們無愧時代，永刻青史，這才是真正的成功！他們，是中國真正的脊「梁」！

　　力與命相持

　　第一公民梁啟超

　　文/呂崢

　　很多年後，當聞一多向他的學生們「表演」梁啟超講授古樂府《箜篌引》的情形時，依然情緒激昂。他模仿道：「梁任公先把那首古詩寫在黑板上，然後搖頭擺腦地朗誦一句『公、無、渡、河』，接著大聲喝彩，叫一聲『好！』然後再重複地念『公、無、渡、河』，『好！實在是好！』梁任公這樣自我陶醉地一唱三嘆，一聲高過一聲，並無半句解釋。然後黑板一擦就算講完。」聞一多兩手一攤，正告弟子：「大師講學，就是這樣！」

　　公元1873年2月23日，梁啟超出生在廣東新會縣。

　　一個新時代的啟蒙者，一個影響了清末民初三十年政局的活動家；一個讓青年毛澤東深受震撼，亦步亦趨的思想家，一個胡適口中「讀了他的文字像受到電擊」的文學家，拉開了他人生大戲的帷幕。

　　新會梁家，世代耕讀。不過，祖父梁維清只中了秀才便止步不前。父親梁寶瑛連秀才都沒考上，當了一輩子童生。梁家只好將希望寄託到梁啟超身上。

　　梁啟超是五百年一遇的天才，6歲便讀完了四書五經，9歲能寫千字文章，吟詩作對的本領更是令人驚嘆。父輩們都還記得他10歲那年的一件往事：當時，梁寶瑛的老友李兆鏡給梁啟超出了一個上聯，叫「推車過小陌」，梁啟超不假思索便對出了下聯「策馬入長安」。這是何等的才思敏捷與自命不凡。

　　梁啟超11歲考中秀才，16歲考中舉人。主考官李端棻見他文采超群，風華正茂，當場將自己的堂妹李蕙仙許配給他。梁毫無選擇餘地，兩年後的1891年，他入京與大他4歲的李蕙仙成了婚。

　　梁啟超是幸運的，李蕙仙溫柔賢惠，與梁舉案齊眉，為他生育了3個子女，長女思順、長子思成和次女思庄。隨李蕙仙陪嫁的兩個丫鬟里，有一個叫王桂荃，後來做了梁啟超的側室，為他生養了另外6個子女：思永、思忠、思達、思懿、思寧和思禮。王桂荃聰明勤快，1929年梁啟超去世後，她獨自一人將一眾子女培養成才。1968年，85歲的王桂荃在文化大革命中與孩子們四散分離，最後在一間陰暗的小屋中凄慘離世。戊戌政變，斷髮走東瀛

　　1890年，17歲的梁啟超在同學陳千秋的引薦下拜會了33歲的廣東南海人康有為。

　　初次見面，兩人竟從早上8點聊到晚上7點。此前梁啟超接受的是傳統教育，康有為給他打開了一扇西學的大門，立憲、維新、變法，這是一條全新的道路。梁啟超覺得以前學的不過是科舉考試的敲門磚，不是真正的學問。於是，他當場拜康有為為師。當時的梁啟超已是舉人，康有為卻只是一名監生。

　　康有為在廣州修建了一所萬木草堂，開館授徒。萬木草堂為期一年的學習使梁啟超獲益匪淺，他後來回憶說「一生學問之得力，皆在此年」。同時，梁啟超的學識和辯才，也開始在康有為的諸多弟子中脫穎而出。

　　可惜，神州雖大，卻已容不下一張安靜的書桌。

　　這是一個被內憂外患困擾的國度，平民以不談國事為戒律，政府貪污腐化無能，對外只希望妥協可以換來短暫的和平，對內則盤算著同洋務運動後興起的民營企業家爭奪財富。

　　1895年春天，梁啟超跟康有為一同進京參加會試。4月，《馬關條約》簽訂的消息傳來，梁啟超和其他舉人們憤怒了，在康有為的振臂一呼下，1000多名舉人簽名上書，敦促朝廷拒絕和議，著手改革。史稱「公車上書」。

　　這次會試，康有為高中進士，梁啟超卻榜上無名。出現這樣的結果並不奇怪，因為主考官是守舊派代表徐桐，對變法維新深惡痛絕，凡是文章中有離經叛道的，都將摒棄不錄。巧合的是，徐桐先看到梁啟超的考卷，見通篇都是恣意發揮的今文經學的微言大義，以為是康有為的，當即刷了下來，康有為的考卷卻因此僥倖過關。即便如此，副考官李文田還是頗為欣賞梁啟超的文采，在文末頗為惋惜地批道：「還君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嫁時」。

　　公車上書如泥牛入海，杳無音訊，康有為決定另闢蹊徑宣傳維新思想。1895年8月，他創辦了《萬國公報》，隨《京報》發行，贈送給王公大臣閱讀。梁啟超作為主要撰稿人，撰寫了大量介紹西方、宣傳變法的文章，用飽含深情的文筆打動了許多上層人士，當康有為發起成立「強學會」時，張之洞、劉坤一等封疆大吏紛紛慷慨解囊，出資贊助。

　　康梁的活動引起了守舊派的不滿，次年1月，清廷強行解散了強學會。康有為應汪康年之邀，攜梁啟超南下上海，籌辦《時務報》。《時務報》的精華文章幾乎都是出自梁啟超之手，他強烈反對自強運動中的技術決定論，由於學習了明治維新的經驗，他堅定地認為，為了使中國復興，政治的改革比技術的輸入更為重要。梁啟超主張，中國政治改革的關鍵是徹底改革教育制度，提供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政治經驗這方面的教育。基於這種思想，當湖南開辦時務學堂，黃遵憲推薦他為總教習時，他欣然領命。1897年秋，他到達長沙。梁啟超的名字引發了人們的熱情，有多達4000個年輕人來到長沙報考參加入學考試，結果只有40人被錄取。梁啟超向學生宣傳排滿的激進思想，他們秘密重印和散發黃宗羲的禁書《明夷待訪錄》。為學生寫的評語中，梁啟超直言不諱地提到，在17世紀征服中國的過程中滿人犯下的屠殺暴行，這在當時無疑犯了大忌。1897年冬天，德國強佔膠州後，梁啟超對清廷十分憤慨，他向湖南巡撫陳寶箴提議，如有必要，湖南應宣布脫離北京的中央政府。

　　在此期間，梁啟超還不忘結交權貴，為康有為援引勢力。當他去拜會湖廣總督張之洞時，正值張的侄兒娶親，賓客盈門。張之洞聽說梁啟超前來，當即撇下賓客，大開中門，將他迎進內廳，與之徹夜長談。

　　國家命運危在旦夕，康有為回到北京，再次向清廷上書請求變法。和以往的上書不同，他的請求立刻得到了朝廷肯定的答覆。1898年6月11日，光緒發布上諭，宣布變法。6月16日，康有為被召入宮陛見，「百日維新」拉開帷幕。7月3日，梁啟超也受到光緒召見。

　　可惜，滿口的廣東方言害苦了梁啟超，「孝」被讀成「好」，「高」讀成「古」，皇帝聽不懂他的話，大為掃興，只賞了他一個小小的六品銜，任印書局編譯。比起康有為與皇上幾個小時的長談，梁啟超的這次召見並不成功。從此，梁啟超痛下決心學習官話，妻子李蕙仙自幼在京城長大，官話十分流利。梁啟超流亡日本後，請夫人教他官話，婦唱夫隨。很快，他的官話口語水平大有長進，在社交場合得心應手，不再吃虧了。

　　轟轟烈烈的戊戌變法開始後，康梁等人根據皇帝授意，發布了不少實行新政的詔書，如設立學堂、獎勵發明創造、改革財政等。但是，變法的制定者們在政治上既不成熟也缺乏手腕，他們徒有激情而未顧及現實。改革官制，廢除八股，取消旗人特權等，每一項改革都衝擊著龐大的官僚集團的既得利益。維新黨行動過於操切，言辭過於激烈，康有為面對一眾大臣，竟然說出「殺幾個一品大員，法即變矣」的狂言，實在是書生意氣。情急之下，他們想到「圍園殺後」。本以為看準了袁世凱，可惜，譚嗣同夜訪袁世凱並未得到一個明確的答覆。袁世凱察覺到風向不對，擔心引火燒身，便跑到天津，將康梁等人的計劃向直隸總督榮祿和盤托出。事態擴大了，康梁之「罪」已不是同慈禧政見不同，而上升到了「謀反」的程度。震怒之餘，慈禧下令逮捕維新人士，戊戌六君子喋血菜市口，百日維新以失敗告終。

　　當時，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剛剛結束訪華的行程，滯留北京。他對日本駐華大使林權助說：「救救梁啟超吧！讓他逃到日本吧！到了日本，我幫他。梁這個青年對於中國是珍貴的靈魂啊！」在他和林權助的幫助下，梁啟超剪掉辮子，換上西服，在領事鄭永昌的幫助下，先逃到天津的日本使館，再化妝成獵戶的模樣，準備離津。25日，二人在天津車站的月台上行走時，被梁啟超的熟人發現並報告了官府，捕手很快追了上來。倆人跳進帆船，躲至深夜才敢開船，沿白河朝塘沽方向駛去。

　　捕手發現動靜，又乘蒸汽船追來。眼看蒸汽船越來越近，梁啟超絕望了，準備束手就擒。正在此時，停泊在白河上游的日艦大島丸向帆船駛來。原來，林權助事先打過招呼，讓大島丸在此接應。梁啟超終於擺脫了清廷的追捕，登上開往日本的大島丸。

　　望著蒼茫的太平洋，梁啟超心事沉重，思緒萬端，寫下「忍慈割淚出國門，掉頭不顧吾其東」的詩句。

　　梁啟超抵日後不久，康有為也在英國人的幫助下，從香港輾轉來到日本。師徒相見，猶如重生，熱淚盈眶。

　　康有為告訴梁啟超，他的老家被清廷查抄，幸好梁寶瑛和李蕙仙已攜家人逃到了澳門。梁啟超立刻給妻子寫信，並將近照附在信中。在照片的背面，他寫道：衣冠雖異，肝膽不移。見照如見人。從共和派轉向立憲派

　　流亡的生活並不平靜。除了辦《清議報》和《新民叢報》外，在日本內閣大臣犬養毅家，梁啟超結識了孫中山。

　　在以「得君行道」的康有為看來，孫中山倡導暴力反清，大逆不道，自己深受皇恩，斷無與他合作的可能。

　　梁啟超卻沒有絲毫成見，他樂於接受新鮮事物，從善如流，贊成革命，很快便與孫中山打得火熱。當時，孫中山的聲望無法同梁啟超相比，很多東南亞的華僑和日本重臣都是由梁啟超介紹給孫中山的。1899年夏，康有為被日本政府驅逐，離開日本去了新加坡。少了老師的掣肘，梁啟超同孫中山往來更加頻繁。其實，梁啟超並非對孫中山篤信不疑。他認為孫中山常說大話，「徒使人見輕耳」。

　　不久，梁啟超聯合康有為的13位弟子給老師寫信說：「國事敗壞至此，非庶政公開，改造共和政體，不能挽救危局。今上（光緒）賢明，舉國共悉，將來革命成功之日，倘民心愛戴，亦可舉為總統。吾師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娛晚景，啟超等自當繼往開來，以報師恩。」

　　康有為接信後，怒不可遏，立即令其離開日本，到檀香山辦理保皇會。梁啟超表面上聽從老師的話，內心卻很不滿。除了政見不同，經濟的原因也很重要。梁啟超流亡海外，主要靠辦刊、賣文維持生計，生活清苦。而康有為聲稱有光緒的「衣帶詔」，以保皇為名一路大肆斂財，掌握了百萬巨款，卻並未很好的接濟梁啟超。

　　到檀香山組織保皇會後，梁啟超對當地華僑說，他組織保皇會，名為保皇，實則革命。頓時得罪了改良、革命雙方，很多人指責他「掛羊頭，賣狗肉」。然而沒過多久，梁啟超的態度就180度大轉彎，徹底摒棄了用暴力革命建立共和的主張，轉而支持開明專制的國體。

　　思想的轉變源於他1903年應美國保皇會之邀遊歷了一番美國。在這片曾被他稱作「世界共和政體之祖國」的土地上，他失望了。他見到鱗次櫛比的高樓、興旺發達的工業，卻也見到了世紀之交的怪物——托拉斯，見到了馬克吐溫筆下暗箱操作的「黑金政治」，更見到了華僑社會幫派林立、互相殘殺的種種醜陋現象。於是，他得出一個結論：共和不適用於中國。信仰崩潰的梁啟超寫道：嗚呼痛哉！吾十年來所醉、所夢、所歌舞之共和，竟絕我耶？吾與君別，吾涕滂沱。

　　回國後，他冷靜地想了想，認識到以中國之大，國情之複雜，民眾素質之低下，搞起革命來，一定是多年大亂。而最終收拾動亂的人，一定是有極大能量和權術的獨裁者，到底還是專制。梁啟超給革命開出的公式是：革命——動亂——專制。給立憲開出的公式是：開明專制——君主立憲——民主立憲。

　　從此，梁啟超走上了堅定的改良主義的道路，利用各種渠道不遺餘力地呼籲立憲。

　　革命黨對梁啟超的轉變極為不滿，他們在東京創辦了《民報》，第三期就下了戰書。一場立憲派同革命派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影響深遠的論戰拉開了帷幕。

　　革命派說：要自由，就得流血犧牲。

　　梁啟超說：暴力革命得不到共和，只能得到另一個專制。

　　革命派說：日本、英國搞君主立憲，也要流血。

　　梁啟超說：法國大革命，動亂80年，血流成河。其他歐洲15國，君主立憲，都和平完成轉型。共和當然最好，但鑒於中國現實，只能從立憲做起。

　　革命派說：既然立憲是過渡，共和是最終目標，為什麼把時間耽誤在過渡上。

　　梁啟超說：因為漸進改革損失小。

　　兩派你來我往，革命派佔據著《民報》，章太炎、胡漢民、汪精衛輪番上陣。立憲派只有梁啟超孤身一人，陣地是他1902年創辦的《新民叢報》。

　　通過和革命派的論戰，梁啟超確立了輿論界驕子的地位，並代替康有為成為立憲派新的精神領袖。

　　同時，在論戰過程中，梁啟超發明了一種介乎古文與白話文之間的新文體，後世稱之為「新民體」。由於百姓和士子都樂於接受，新民體傳播很廣。用這種讀者喜聞樂道的文體，梁啟超寫下感人至深的《少年中國說》，「少年強則國強，少年獨立則國獨立」的鏗鏘之語激蕩著那個時代無數年輕人熾熱的心靈。

　　黃遵憲就極為推崇新民體，稱讚其「驚心動魄，一字千金，人人筆下所無，卻為人人意中所有，雖鐵石人亦應感動」。再加上樑啟超善用「拿來主義」，直接將日文的漢字詞語引入中國，諸如「政治」「經濟」「哲學」「民主」等等，極大地豐富了漢語辭彙。而這其中，有一個詞是梁啟超的原創，那就是「中華民族」。

　　不過，梁啟超文采橫溢也是一件可惜之事，他寫慣了報紙文章、論戰文章，只追求打動人。他的一支筆可以驚醒中國長久睡夢的人心，卻沒有精力寫出真正大師級的著作。陳獨秀就評價梁啟超的著作為「浮光掠影」。改良努力沒能挽救清廷

　　1905年，日俄戰爭爆發，清政府眼看著兩個列強在自己的土地上開打，卻只能聲稱保持「中立」，讓無數國人傷透了心。1906年，湖南爆發了萍醴瀏起義。同過去單打獨鬥的暗殺行為不同，參加這次起義的革命黨，既有留日歸國的學生，也有清軍中的年輕軍官，越來越多的青年開始對清政府失去信心。

　　迫於壓力，慈禧加快了立憲的速度。這年，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然而迂腐的滿清權貴哪裡懂得西方憲政。他們只好通過熊希齡向日本的梁啟超約稿。梁啟超寫成《東西各國憲政之比較》作為五大臣報告的底本。9月1日，慈禧發布上諭，確立實行立憲的基本國策。

　　梁啟超得知後非常興奮，他放棄了與革命派的論戰，於1907年在東京成立了政聞社，提出「實行國會，司法獨立，地方自治，慎重外交」四條主張，指導立憲派配合清政府實施立憲。然而，就在成立大會召開的那天，以陶成章為首，革命黨幾百人攜帶手杖跑來砸場。梁啟超剛講了幾句，革命黨人張繼就用日語大罵：「馬鹿！」（笨蛋的意思），接著就說：「打！」，革命黨人舉起手杖就開打，梁啟超慌亂中轉身從後台樓梯逃走，其他佩戴紅袖章的政聞社成員都受了皮肉之苦。這件事讓梁啟超更加清楚地意識到，中國離真正的民主自由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他並沒有動搖立憲的決心，而是將政聞社成員派回國內，積極奔走聯絡。

　　1908年，光緒和慈禧先後辭世，攝政王載灃掌握了實權。清政府開始了同革命黨的賽跑，君主立憲一再提速。在梁啟超的策划下，立憲派領導民眾開展了四次大規模的請願活動，敦促政府儘快召開國會，組織責任內閣。

　　可惜，懦弱的載灃沒有抓住良機，出於對袁世凱漢族大臣奪權的恐懼，在1911年5月組成的新內閣中，還是以皇族成員為主，違背了皇族不能充任國務大臣的立憲原則。終於，天不假年，武昌城裡的一聲槍響終結了大清，革命黨贏了，清帝退位了。再造共和

　　辛亥革命後，梁啟超回到中國，住在天津。他摒除私怨和成見，向民國第一任大總統袁世凱獻上了制憲、財政等方面的建國方略。

　　民國伊始，百廢待興。梁啟超希望袁世凱在開明專制的基礎上穩步實現立憲、共和的過渡。袁世凱邀請他入閣，他欣然從命，在熊希齡總理的內閣中任司法總長。當時熊內閣號稱「第一內閣」，孫寶琦是外交總長，朱啟鈐是內務總長，段祺瑞是陸軍總長，張謇是農林工局總長。可惜，袁世凱再一次讓梁啟超失望了，他解散了熊希齡的內閣，無視以梁啟超為首的進步黨關於「先定憲法，後選總統」的主張，強行提前進行正式大總統的選舉。無奈之下，梁啟超遞交了辭去司法總長的呈文，於1914年的年底掛印而去。

　　1915年，袁世凱加緊了復辟帝制的準備。1月，袁的長子袁克定讓楊度作陪，宴請梁啟超，探詢他對帝制的態度。梁啟超當場表示絕不苟同。8月，袁世凱的美籍顧問古德諾發表《共和與君主論》，鼓吹中國適合君主制。同時，楊度和嚴復等人發起成立籌安會，為袁世凱稱帝大造輿論。

　　對袁世凱帝制自為的醜態，梁啟超犀利地指出：自國體問題發生以來，所謂討論者，皆袁氏自討自論；所謂贊成者，皆袁氏自贊自成；所謂請願者，皆袁氏自請自願；所謂表決者，皆袁氏自表自決。

　　然而，輿論界在袁世凱的嚴密控制下已是噤若寒蟬，死氣沉沉。梁啟超忍無可忍，一躍而起，連夜草就了一篇蕩氣迴腸的長文《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痛快淋漓地斥責了袁世凱的稱帝野心，表明了自己對帝制決不妥協的立場。文中，梁啟超大義凜然道：「吾實不忍坐視此輩鬼蜮出沒，除非天奪我筆，使不復能屬文耳。」「就令全國四萬萬人中有三萬九千九百九十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人贊成，而我梁啟超一人斷不能贊成也。」

　　恰逢楊度派人給梁啟超送來他剛寫好的《君憲救國論》，梁啟超便給他回了一封絕交信，並附上《異哉》一文。袁世凱得知後大為恐慌，他清楚，梁啟超的文章不亞於重磅炸彈，發表後定能一石激起千層浪。便派人帶著20萬元銀票，火速趕往天津，給梁啟超父親祝壽，勸梁啟超不要發表文章，梁啟超當場與來人翻臉，退回銀票。袁世凱再派人對梁啟超說：梁先生也曾經在海外流亡十幾年，其中的苦頭不是不知道，何必再自尋苦吃？梁啟超回答說：我這個人疲於奔命的逃亡經驗已經很充足了，我寧願選擇逃亡也不願苟活在這污濁空氣中。

　　1915年9月3日，《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在《京報》發表，迅速引起轟動，當日報紙便售罄無餘。茶館、旅社的客人因無報可買，只好向人輾轉抄讀，許多人跑到報館請求再版。然而，梁啟超振聾發聵的文章並沒能放緩袁世凱稱帝的腳步。1915年12月13日，袁世凱在中南海的居仁堂大廳舉行了「登基」儀式。

　　對此，梁啟超早有準備。幾個月前，出於猜忌，袁世凱將梁的學生、時任雲南都督的蔡鍔召到北京，監控起來。8月15日，蔡鍔應梁之邀，秘密來到天津。二人商量一夜，覺得如果不承擔起討袁的責任，中華民國恐怕從此就完結了（當時，國民黨人都已逃亡海外，國內的許多軍人和文人都被袁世凱收買了）。

　　梁啟超制定了舉義的計劃，分一明一暗兩條線進行。梁在明處牽制袁世凱，蔡則暗中潛回雲南，起兵伐袁。

　　蔡鍔返回北京，裝出一副胸無大志的樣子，日夜逛窯子，與小鳳仙飲酒作樂。梁啟超發表《異哉》一文後，蔡鍔逢人便說：「我們先生是個書獃子，不識時務。」在軍官贊成帝制的文件上，他也毫不猶豫地簽名。終於，袁世凱放鬆了警惕，蔡鍔趁機從天津登上了日本的運煤船，輾轉回到雲南。

　　1915年12月25日，雲南宣布獨立。以蔡鍔為總司令的護國軍第一軍進兵四川，李烈鈞的第二軍進兵廣西，雲南都督唐繼堯兼任第三軍總司令，駐守昆明。獨立前後，由雲南發出的電文如《致北京警告電》《雲南檄告全國文》等，都是梁啟超事先擬好的。

　　護國戰爭打響後，梁啟超居住在上海，對蔡鍔在西南一帶的軍事行動進行指導。然而，戰況並不樂觀。袁世凱派曹錕領軍進剿雲南，蔡鍔要以不滿五千的士兵對抗曹錕幾十萬器械精良的大軍。梁啟超心急如焚，寫給各省將軍，勸說他們共同舉兵的信也毫無迴音。直到1916年2月，廣西都督陸榮廷才派人帶來了他的親筆回信，說他歡迎梁啟超到廣西去，只要見到梁啟超本人，他立刻宣布獨立。為了國家的前途，梁啟超沒有任何的遲緩和猶豫，當即動身前往廣西。

　　3月15日，陸榮廷任命梁啟超為總參謀，宣告廣西獨立。自此，雲貴川桂四省聯成一氣，護國軍受到極大鼓舞，重新對袁軍發起反攻。人稱「北洋之豹」的馮國璋趁機聯合湖南將軍湯香茗等上書袁世凱，要求取消帝制，恢復共和。內外交困下，袁世凱被迫於3月22日下令撤銷帝制，只做了83天皇帝，便被趕下了金鑾殿，繼而一命嗚呼。

　　段祺瑞內閣成立後，適逢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國被捲入其中。是否對德宣戰，府、院爭論不決，梁啟超寫成《歐戰蠡測》一書，力主加入協約國作戰。段祺瑞深表同意。歷史證明，這一選擇是對的。

　　1917年，張勳復辟，康有為是他得力的軍師。針對老師支持復辟的公開言論，梁啟超發表了《辟復辟論》，反對復辟帝制，支持共和。而後，梁啟超又隨段祺瑞誓師馬廠，參加武力討伐張勳。他不僅代段祺瑞起草了討逆宣言，而且以個人名義發表反對通電，斥責其師為「大言不慚之書生，於政局甘苦，毫無所知」。至此，康梁公開決裂，康有為當著梁啟超學生的面痛罵「梁賊啟超」，並在詩中怒斥其為專食父母的怪獸。不過，梁啟超是個心懷仁義之人。10年後康有為去世，梁啟超見他「身後蕭條得萬分可憐」，趕緊電匯了幾百元錢，才草草成殮。之後，梁啟超又戴孝守靈，大哭三天。

　　趕走了張勳，段祺瑞任命梁啟超為財政總長。段政府的財政十分困窘，國家太窮了，梁啟超的主要任務就是籌款。當時以中國的自然資源為抵押從外國借款的「西原借款」，經梁啟超簽字的就有2000多萬。這招來了國人的極大非議。梁啟超只幹了幾個月就發現自己干不下去了，於是堅決辭職。他天生不是從政的料，政治思想他有，但玩政治手段，論行政能力，他就力不從心了。一紙電報點燃「五四運動」

　　1918年11月14日，北洋政府宣布，全國放假3天，北京突然之間旌旗招展，光彩照耀，東交民巷至天安門一帶，遊人更是摩肩接踵。這一天，人們在慶祝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第一次成為戰勝國，雖然這次勝利的象徵意義大於實際意義。12月初，梁啟超籌措了十萬元經費，挑選了一批各有所長的專家，組成一個民間代表團，赴歐洲參加巴黎和會。

　　巴黎和會是一戰確立世界新秩序的會議，梁啟超希望能利用這次機會改善中國的國際地位，特別是收回德國在山東的權益。12月28日，梁啟超率丁文江、蔣百里等人，乘坐日本輪船橫濱號前往歐洲。一路上，大家打牌、聊天，非常熱鬧。每天早上8點，每個人都抱著一本書，在甲板上沖著大海高聲朗讀，四十五歲的梁啟超也開始學英語。

　　在巴黎，梁啟超以中國民間代表的身份會見了美國總統威爾遜，請他幫忙在和會上支持中國收回山東權益，威爾遜答應了。

　　1919年1月，被中國人寄予了厚望的巴黎和會正式開幕。會上，同為戰勝國日本要求繼承德國在山東的權益，遭到中方代表顧維鈞的嚴詞反對。

　　顧維鈞慷慨陳詞，說山東是孔孟之鄉，中國的文化聖地，自中國參戰以來，與德國訂立的所有不平等條約均已廢除，不存在日本繼承權益的問題。威爾遜也從旁相助，為中國據理力爭。

　　場外，梁啟超作為民間代表進行了頻繁的遊說活動，發揮了出席和會的中國外交代表所起不到的作用。他寫下《世界和平與中國》一文，並翻譯成多國文字，廣為散發，宣傳中國的要求，駁斥了日本佔據山東的借口：「膠州灣德國奪自中國，當然須直接交回中國，日本不能借口有所犧牲有所要求，試問英美助法奪回土地，曾要求報償耶？」在隨後的記者招待會上，梁啟超大聲疾呼：「若有一國要承襲德人在山東侵略主義的遺產，就是世界第二次大戰之媒，這個便是和平公敵」。

　　就在此時，日本代表平靜地公開了一份令人震驚的秘密協定。這份簽署於前一年的協議規定，日本給段祺瑞政府兩千萬日元的貸款，換取在山東修路、駐軍的權利——山東的命運早就註定了。

　　由於日本早在和會召開前就與協約國各方達成了秘密共識，因此，在和會上，威爾遜成了孤家寡人。並且，日方屢次揚言如不滿足其要求，就退出和會。威爾遜擔心建立國際聯盟的計劃破產，便妥協了。直到此時，梁啟超才打聽到和會條約的內容，而且得知，部分中國代表已準備在條約上簽字。他趕緊緻電國內好友林長民（林徽因父親）告知他巴黎的詳情，並稱：請警告政府及國民嚴責各全權，萬勿署名，以示決心。

　　林長民4月30日接到梁啟超電報，5月1日就寫成《外交警報敬告國民》一文，刊登在《晨報》上。他在文中驚呼：膠州亡矣！山東亡矣！國不國矣！國亡無日，願合四萬萬民眾誓死圖之！

　　林長民文稿披露的第二天，北京大學的牆報就貼出了十三院校學生代表召集緊急會議的通告。5月4日下午一時，北京大學等十四個學校的五千多名學生走上街頭，震驚中外的「五四運動」爆發了。

　　當時，遊行隊伍中並沒有「打到帝國主義」之類的口號。相反，為了保住山東，學生還目標明確地去找美國大使館，請求美國人幫助。因此，「五四運動」的實質是由梁啟超的一封電報引發的愛國運動，所謂「反帝反封建」云云，都是後人加在其上的光環。清華大學的國學大師

　　回國後的梁啟超寫成了《歐洲心影錄》一書。一戰後的歐洲，百業凋零，科技的進步在給人類帶來福祉的同時，也毀滅了人類一手締造起來的文明。歐洲的經歷讓梁啟超開始反思科學與人文的關係，他在新文化運動如火如荼，將「民主」和「科學」喊得沸反盈天之時，敏銳而超前地指出，科學並不是萬能的，傳統儒家裡提倡「正心誠意」，塑造修齊治平之人的思想在現代依然有用。然而，憤激的國人沒有耐心去聽梁啟超的解釋，在他們看來，梁已經過時了。失望之餘，梁啟超回到了書齋，於1925年被聘為清華大學國學院導師。

　　上世紀20年代的清華聲名遠播，其國學院先後將四位大家攬入懷中：梁啟超、陳寅恪、王國維和趙元任。被稱為「教授中的教授」的陳寅恪是個怪才，他在海外留學20年，潛心讀書，對學位淡然處之，連大學文憑也沒拿過。

　　梁啟超在向清華校長曹雲祥推薦陳寅恪時，曹問：「陳先生是哪一國的博士？」

　　梁答：「既不是博士，也不是碩士。」

　　曹又問：「有沒有著作？」

　　梁又答：「沒有著作。」

　　曹校長為難了：「既不是博士，又沒有著作，那怎麼行呢？」

　　梁啟超大怒，說：「我也算是著作等身了，卻沒有陳先生寥寥數百字有價值。」說完，揚長而去。最終，曹雲祥還是遵從了梁啟超的意見，這才有了讓後人仰之彌高的清華國學大師陳寅恪。

　　梁啟超對清華學子影響深遠。梁實秋早年在清華就讀，直到晚年他仍回憶得起梁啟超演講的經歷。

　　「在一個風和日麗的下午，高等科教樓上大教堂里坐滿了聽眾，隨後走進了一位短小精悍禿頭頂寬下巴的人物，穿著肥大的長袍，步履穩健，風神瀟洒，左顧右盼，光芒四射，這就是梁任公先生。」梁啟超上課前，照例會先把眼鏡向上翻一翻，開腔道：「啟超沒有什麼學問」，隨之又輕輕點一下頭：「可是也有一點嘍！」

　　「他講得認真吃力，渴了便喝一口開水，掏出大塊毛巾揩臉上的汗，不時地呼喚他坐在前排的兒子：思成，黑板擦擦！梁思成便跳上台去把黑板擦乾淨。」

　　「先生的講演，到緊張處，便成為表演。有時掩面，有時頓足，有時狂笑，有時嘆息。講到他最喜愛的《桃花扇》，講到『高皇帝，在九天』那一段，他悲從中來，竟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已。講到『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先生又真是於涕淚交流之餘張口大笑了。」

　　梁實秋最後感嘆道：「像先生這樣，有學問，有文采，又熱心腸的學者，求之當世能有幾人？」

　　1922年，梁啟超曾赴東南大學主講先秦政治思想，與傳授「實用主義」的胡適狹路相逢。學生黃伯易回憶道：「胡『像花牌樓商人』，目空一切；梁『廣額深目，態度誠懇』，第一次和學生見面就表態『我梁啟超一定要學習孔子學不厭，教不倦的精神，與同學們一起攻錯。』」

　　胡適少時深受梁啟超「新民說」影響，算是梁的弟子輩，留學歸來一躍成為新一代學術界的「領軍人」，風頭正健。梁欣賞其才華，卻不認同其哲學理論，曾在北大公開演講發難。1923年，二人同時應邀為青年開出一份《最低限度國學書目》，胡將《三俠五義》《九命奇冤》也列入其中，卻沒有《史記》《漢書》《資治通鑒》。梁很不滿，當即撰文批駁說，自己偏偏就沒讀過這兩本書，「但說我連國學最低限度都沒有，我卻不服。」

　　梁啟超在學問上的爭勝念頭，好友周善培看得很清楚。他說，梁啟超常以不知一事為恥，如果胡適偶然研究哪怕「極無價值」的東西，他也要跟著研究一番。於是，周勸他：「論你的年輩、資格，應當站在提倡和創造的地位，要人跟你跑才對，你卻總是跟人跑。不自足是美德，但像這種求足的方式，何時才到頭呢？」梁啟超一再點頭，終究還是拴不住自己「競賽」的心。

　　在學校，梁啟超常熱心幫貧困學生謀一些編目錄之類的兼職，賺補生活費用，教學上也很開明，歡迎學生挑戰，因而每次開課都學子如雲，把教室坐得滿滿當當。不過有一次，因為當天有校際籃球比賽，來的人太少，拂了先生的面子。他當即怒斥學生們無心向學，「不過是要看看梁啟超罷了，和動物園的老虎、大象一樣！」多變的學者和津津有味的人生

　　閑暇時，梁啟超喜歡打麻將。據他的弟子楊鴻烈回憶：「我有一次到了北海快雪堂，看見梁氏方進早膳，興緻很高，談了相當長久的時間。我聽人說梁氏訂例，訪客談話以五分鐘為限，這是為應付某些『爛屁股』久坐聊天，妨礙工作而設。那天有好些高級知識分子來訪問梁氏，他們原是熟人，見面更無所不談，隨後他們要求梁氏舉行一次公開演講，但他卻婉辭道『對不起，你們所訂的演講時期，恰和我的四個人的功課時間相衝突。』於是他們便回頭詢問我『是不是你天天都要到此請梁先生講書？』梁氏聽見，莞爾而笑，說道『非也！是我和幾個朋友，搓搓小麻將，作方城之戲！』」

　　梁啟超有句名言非常流行：「只有讀書可以忘記打牌，只有打牌可以忘記讀書。」他認為，打牌有助啟發智商，「手一撫之，思潮汩汩來」。還在擔任《時務報》主筆時，梁啟超經常半夜一邊吆喝「八萬」、「九條」，一邊口述社論，由專人記錄下來，一字不改，即可付梓。約稿、演講統統不作準備，臨場前，一陣「東風、白板」，便大功告成。不過，也許是用心不專吧，梁啟超幾乎逢玩必輸，但他依然興緻高昂，樂此不疲。

　　對於晚輩，梁啟超愛護有加，卻也因直率而得罪人。1926年10月3日，在北京的北海漪瀾堂舉行了一場兼具娛樂性和轟動效應的婚禮，牽動了當時中國文化界的幾乎所有大腕。新郎是梁啟超的得意門生徐志摩，新娘是民國四大才女之一的陸小曼，證婚人是梁啟超，主持人是胡適。在婚禮上，梁啟超致辭時當著眾人的面訓導徐志摩說：「你這個人性情浮躁，所以在學問方面沒有成就。你這個人用情不專，以致離婚再娶??你們兩人都是過來人，離過婚又重新結婚，都是用情不專。以後痛自悔悟，重新做人！願你們這次是最後一次結婚！」全場為之愕然：這也太不留情面了！

　　晚年的梁啟超每天五點起床，工作十個小時，星期天也不休息。他有句口頭禪 「萬惡懶為首，百行勤為先」，孜孜不倦的努力換來的是 36年間所著《飲冰室合集》共1400萬字，平均每年要寫39萬字。

　　梁啟超一動筆則文思泉湧，萬言長文「片刻即脫」。1914年他小住清華期間，罄10日之功，寫完長達百頁的《歐洲戰役史論》。護國運動期間，遭袁世凱通緝追捕躲入荒山，大病初癒即奮戰三天三夜，寫出了《國民淺訓》一書。

　　人到暮年，梁啟超精力不減，只消一個周末，便可成書一本。與他一同歐遊的蔣百里，回國寫了一本《歐洲文藝復興時代史》，請他為之作序。豈料梁啟超一發不可收拾，出手便是6萬字，與原書一樣長，這篇「長序」只得單獨出版，成為梁啟超的學術代表作《清代學術概論》，梁又反過來請蔣百里寫序。

　　梁啟超下筆神速，確屬天資所賜。博聞強識，故能出經入史，信手拈來。比如，他能全篇背誦賈誼七千餘字的《治安策》，曾笑言:「不能背《治安策》，又怎能上『萬言書』？」一次宴會上，胡適提到中國古詩中沒有寫豬的詩句，他馬上以乾隆一句非常生僻的詩文「夕陽芳草見游豬」反駁。然而，若是將梁啟超同王國維和陳寅恪相比，便「縱橫捭闔」有餘，「鉤深詣微」見拙了，稍有不慎還會犯下常識性錯誤。黃侃就曾笑話梁啟超的一次演講中「有無數笑柄」，居然將「老子、莊子、屈原、諸葛亮、道安」列為「湖北五賢」。

　　周善培也多次勸梁啟超治學為文不可一味求速。他對梁啟超說：「你的文章能『動人』，卻不能像《史記》那樣『留人』。你這幾十年中，作了若干文章，莫說百讀不厭，使人讀兩回三回的能有幾篇？」梁啟超深以為然。1924年夫人李蕙仙去逝，梁啟超寫下深情的《祭梁夫人文》時，一反常態地做了一天，「慢慢吟哦改削」，又改了兩天才完成，列為「一生好文章之一」。

　　「我信仰的是趣味主義。」這是梁啟超的名言。他常說，做學問當從趣味入手，才易出成果；但另一方面，自己為學「淺蕪」，原因正在於「學問欲」很旺又「病在無恆」，以致「不能專積有成」。一次，梁啟超在檀香山剛學習了幾個月的英文，便自覺已得真諦，還編了一本《英文漢讀法》，教人數月之內學會翻譯英文。結果，經《國民報》英文編輯王寵惠「測試」，梁啟超的英語水平當場「現形」。梁羞愧之下，將書一撕兩半，扔到窗外。

　　梁漱溟曾撰文說，梁啟超「熱情多欲」，「感應敏銳」，「然而缺乏定力，不夠沉著，一生遂多失敗。」梁啟超坦言，自己所做的事，嚴格說來沒有一件不是失敗的，但是「連失敗也覺得津津有味」。他告訴子女：「我雖不願你們學我那泛濫無歸的短處，但最少也想你們參采我那爛漫向榮的長處。」生活中，梁啟超的確是個「爛漫向榮」的人，聽京戲，也聽古典音樂，收藏字畫、楹聯、書法，樣樣都來。一生藏書4萬多冊，碑刻拓本1200多件，逝世後盡數捐給了北京圖書館。

　　1926年的一個周末，北師大的學生李任夫和楚中元去拜訪梁啟超。梁熱情地接待了他們，並為李任夫寫下一副對聯「萬事禍為福所依，百年力與命相持」。梁啟超說：「這是我青年時代一首詩的錄句，我今天特別寫給你，也是希望你立志向上奮鬥。凡事要從遠處看，切不可以一時的起伏而灰心喪志，一定要有『定力』和『毅力』。人的一生，都是從奮鬥中過來的，這就是力與命的鬥爭。我們要相信力是可以戰勝命的，一部歷史，就是人類力命相鬥的歷史，所以才有今天的文明。我平生行事，也是信奉這兩句話。所以遇到任何逆境，我都是樂觀的，我是個樂觀主義者，也許就是得力於此。」

　　楚中元又問：「梁先生過去保皇，後來又擁護共和；前頭擁袁，以後又反對他。一般人都以為先生前後矛盾，同學們也有懷疑，不知先生對此有何解釋？」

　　梁啟超沉吟了一會兒，道：「這些話不僅別人批評我，我也批評我自己。我自己常說，『不惜以今日之我去反對昔日之我 』，政治上如此，學問上也是如此。但我是有中心思想和一貫主張的，決不是望風轉舵，隨風而靡的投機者。例如我是康南海先生的信徒，在很長時間裡，還是他得力的助手，這是大家知道的。後來我又反對他，和他分手，這也是大家知道的。再如我和孫中山，中間曾有過一段合作，但以後又分道揚鑣，互相論戰，這也是盡人皆知的。至於袁世凱，一個時期，我確是寄以期望的，後來我堅決反對他，要打倒他，這更是昭昭在人耳目了。我為什麼和南海先生分開？為什麼與孫中山合作又對立？為什麼擁袁又反袁？這決不是什麼意氣之爭，或爭權奪利的問題，而是我的中心思想和一貫主張決定的。我的中心思想是什麼呢？就是愛國。我的一貫主張是什麼呢？就是救國。我一生的政治活動，其出發點與歸宿點，都是要貫徹我愛國救國的思想與主張，沒有什麼個人打算。」用生命為西醫辯護

　　由於常年操勞和熬夜寫作，梁啟超的身體越來越差。1926年3月，血尿不止的梁啟超住進了協和醫院，被查出患有尿毒症。即使是身體每況愈下，他照例每日揮毫自娛。在家書中，他活靈活現地描摹「老白鼻」（幼子梁思禮乳名，即Baby的意思），模仿家中女僕，把「鄉音無改鬢毛衰」念成「鄉音無改把貓摔」——看慣了半個世紀的血雨腥風，經歷了一次次的失望、凋敝，心底竟然還是一派燦爛和天真，或許，這就是趣味給予梁啟超最好的補償吧。

　　協和是當時中國最好的西醫醫院，梁啟超一住院，就寫信給他的孩子們：「我要你們知道我快活頑皮的樣子，昨晚醫生檢查身體，說50歲以上的人體如此結實，在中國是幾乎看不見第二位的。」

　　不幸的是，協和醫院在梁啟超身上進行了一次失敗的手術。功能正常的右腎被切除，病變的左腎仍然留在體內。此事梁啟超當時即已知道，好友伍連德探聽到，手術是協和的院長劉瑞恆主刀。此後，梁啟超多次入協和醫院治療，但已無法根治，終於在1929年1月19日病逝，安葬在西山卧佛寺，與髮妻李蕙仙合葬。

　　臨終前，梁啟超看見報紙上對協和醫院和西醫的指責謾罵不絕如縷，考慮到西醫剛剛進入中國，正在起步階段，梁啟超強撐病體，在《晨報》上發表了《我的病與協和醫院》一文，公開為協和醫院辯護，並申明：「我盼望社會上，別要借我這回病為口實，生出一種反動的怪論，為中國醫學前途進步之障礙。」

　　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梁啟超關心的還是國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運，正如丁文江輓聯中所寫：在地為河嶽，在天為日星。沈商耆的輓聯直到今天仍令人回味：三十年來新事業，新知識，新思想，是誰喚起？百千載後論學術，論文章，論人品，自有公評。(來源：文史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