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水滸傳》是我國著名的古典文學名著,曾被清代文學批評家金聖嘆評定為「天下第五才子書」,在我國文學史上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然而,在西方一些文學批評家看來,《水滸傳》的寫法卻被大加撻伐。
《美國學者論中國文化》一書主編羅博洛認為:「108位英雄好漢在一系列亂糟糟的、互不相關的故事情節中上了梁山。」
蒲安迪在研究了《水滸傳》等作品後,歸納了西方對中國小說敘事結構的看法:「總而言之,中國明清長篇章回小說在外形上的致命缺點,在於它的綴段性,一段一段的故事,形如散沙,缺乏西方Novel那種頭、身、尾一以貫之的有機結構,因而也就缺乏所謂的整體感。」
客觀而言,這些觀點固然有其合理的一面,但直接套用西方傳統敘事理論來評判中國小說,似乎有失偏頗。
單線縱向式是《水滸傳》情節結構的基本特徵。以第71回為分界線,全書上半部以人物為中心,由數十個獨立單元連綴而成。如2-3回以史進為中心,3-7回以魯智深為中心,7-11變成林沖,23-32回則是武松等。
如此形成一個個人物分傳後,小說再在第71回安排108位好漢大聚義,從而完成諸多人物的合流。當然,這一系列的人物單元並不是孤立的,而是由上一單元的人物引出下一單元的人物,前後貫通,環環相扣。這種結構形式可以稱之為「鉤鎖連環式」。
《水滸傳》小說的下半部則以事件為中心,主要寫梁山接受招安,征遼、征田虎、征王慶、平方臘的故事。
施耐庵(《水滸傳》作者為誰至今存在爭議,姑且以施代稱)為什麼要用這種結構模式來寫呢?除了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之外,更重要的在於,這種結構模式的運用,與小說所要表達的主題思想相關。
《水滸傳》講述的是北宋末年山東、河北一帶綠林起義的故事,其主題思想可以概括為「官逼民反」、「忠義雙全」兩大關鍵詞。
為了突出「官逼民反」這一主題,作者描寫了108位身處社會中下層的官員與普通百姓,在皇帝昏庸、奸臣當道的時代背景下,劫富濟貧,替天行道,最終「撞破天羅歸水滸,掀開地網上梁山」的過程。不難看出,這種人物傳記式的敘事方式,可以更集中地凸顯小說的主題思想。
《水滸傳》上半部通過敘述108將被逼上梁山的經過,充分褒揚他們的英雄之氣、俠義之舉;下半部的表述核心則由「義」轉為「忠」,敘述梁山好漢接受招安之後如何順天護國、盡忠報君。
總而言之,《水滸傳》的結構模式是由其主題思想所決定的。反過來說,其主題思想也在這樣的結構中得以很好地完成。
由此可見,《水滸傳》的藝術結構絕不是靠強行撮合、簡單拼湊而形成的,這部書從局部到整體,從外部到內核,都有一根神理貫通其間。其外部整體由「天降魔星,替天行道」來統攝,局部和整體之間由「官逼民反,赴聚梁山」來關聯,內里局部還由「義氣為重,忠心為本」來溝通。這貫通其間的神理,即對小說結構起著統攝作用的主題思想。(老王不賣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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