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英：中國現代啟蒙的內在困境

——重溫梁啟超《新民說》和《歐遊心影錄》進入專題：啟蒙梁啟超● 王英《新民說》中的線性史觀梁啟超在《五十年中國進化概論》中，將中國向西方的學習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先從器物上感覺不足，洋務派登上歷史舞台，要「師夷長技以制夷」；第二階段是制度上感覺不足，從技藝的學習轉向制度的學習；第三階段是從文化根本上感覺不足，中西之間的衝突聚集到了文化和心理的層面。梁先生的這種從器物—制度—文化的向西方學習的三階段論，在20世紀得到了很多學者的繼承和響應。殷海光就成功地轉述了梁啟超的階段論思想，作為一個堅定的自由民主主義者，他以三階段論為武器，來證明向西方學習的合理性，並明確地把西方式的現代化當作中國進化的目標。對梁啟超來說，戊戌維新的失敗是他生活和思想的一個重要轉折。激昂一時的救國夢想在現實面前不堪一擊，流亡日本的梁啟超開始把變革的中心漸漸從制度層面轉化到了對國民性的啟蒙之上。藉助日本翻譯的有關近代啟蒙思想家的著作，他深入地了解了啟蒙思想，並深信只有在良好國民的基礎之上，才能建立一個強大的現代國家。「新民說」正是這種認識生髮出的一個必然結果。「苟有新民，何患無新制度，無新政府，無新國家？」「 今徒痛恨於我國腐敗墮落，而所以救而治之者，其道何由？徒艷羨他國之發達進步，而所以躡而齊之者，其道何由？此正吾國民今日最切要之問題也。」梁啟超對國民性中的弱點進行了深入的解剖。奴性，愚昧，為我，好偽，怯懦等等都被無情的予以鞭撻。然而正是這種怒其不爭、哀其不幸的敘述方式讓人產生了深深的困惑。問題的關鍵不在於梁啟超說了什麼，真正讓這一切變得難解的是，為什麼他會選擇改造國民性這樣一個主題？為什麼他會在這個時代採取了這樣一種表達方式？他所依憑的更為根本的思想是什麼？此一啟蒙最終指向的目標是什麼？啟蒙時代最偉大的貢獻是提供了一種關於一般真理的學說，這就意味著，標準是存在的，一切事物都必須在統一標準之下進行衡量。符合標準的就意味著正確，而其他的則是需要被改正的。只有在這個背景之下，《國民十大元氣論》《十種德性相反相成義》《中國積弱溯源論》《論中國國民之品格》，以及影響深遠的《新民說》，這一系列文章的真實意義才能被清晰地把握。如果沒有一個充分的背景關照，在一個空洞的布景之下，僅僅談論一個國家的所謂國民的個性和特點是沒有意義的，把一個國家的國民性格用簡單的詞語來總結是一件充滿風險的事情，單純地討論國民性很有可能是個偽問題。對於西方而言，「啟蒙是一個事件，或者是一組事件和複雜的歷史過程，它處於歐洲社會發展的特殊時刻。因此，它包括社會轉型的因素，政治體制的類型，知識的形式，實踐和知識的合理化方案，技術的變化」（福柯語）。但是，對於中國，對於梁啟超，啟蒙意味著什麼呢？梁啟超的啟蒙有一個學習的模板，當他被迫置身全世界林立的民族國家之中，他的啟蒙話語帶有明顯的目的論，他必須通過新民達到一個目標，很顯然，只有當這個目標成功到達時，新民的使命才最終完成。啟蒙的認同與想像列文森曾經敏銳地意識到，近現代中國面臨著一個從天下向國家的轉化，天下大同的華夏帝國的烏托邦，在外來的衝擊之下，需要逐步地轉化成近代的民族國家。梁啟超《新民說》寫作的目的，正是要建立一個足以和西方列強相抗衡的民族國家。他必須把昔日的一家一鄉一族中的人的資格，一個天下人的資格，轉化成國民資格。「夫國民之資格，雖未必有以遠優於此數者，而以今日列國並立，弱肉強食，優勝劣敗之時代，苟缺此資者，則絕無以自立於天壤。」當梁啟超擔負起啟蒙重任的時候，他必須建構一種新的所謂「國民性」，這種國民性必須符合新的民族國家的要求，任何舊式的生存方式，假若不適合於民族國家中公民的資格，都應該被改正。在《新民說》的時代，首要問題就是建立一個新的認同，傳統中普通百姓、尤其是普通農民的概念和意義世界，基本上還是一個家國同構的系統。而在現代世界裡，政治忠誠被提上日程，政治性的問題，或是人民對國家政治系統的認同問題，成了一個首要考慮。無怪乎梁啟超在《新史學》中大聲疾呼我們國民只知有朝廷，不知有國家，《二十四史》不過是帝王將相的家譜，而國民卻不知朝廷與國家之區分，以為舍朝廷外無國家。也就更可以理解，新民說的目的，乃是在培養對於新型民族國家的認同。這樣的認同，是超越了固有地域和地方性的普遍性認同。所以，梁啟超的目標就是在一個不知有國家的人民當中迅速傳播國家思想，而他所依賴的方法首先是建立新的信仰與文化網路。可以清楚地看到，為了建構民族國家所應有的情感忠誠基礎，梁啟超在發起新民運動的同時，也在積極建構一整套民族英雄想像的圖譜，在這個充滿著符號的意義世界裡，尤為重要的是對文化資源的爭奪。那個不斷被擦拭、重寫的民族英雄想像圖譜，不單單代表一種文化認同，也有效配合了政治目標和政治追求。只有在一個文化認同基礎上，才可以在相對界定的領土之上進行統治。現代民族國家接替了傳統帝國，在中國土地之上，起主導作用的不再是儒家固有文化，而是新式公民，新式文化認同，只有在這種新建立起的信仰基礎之上，新型國家才能夠以「民族」最高代理機構的身份進行統治，並且將其勢力伸展到境內最偏遠角落的村民身上。也只有這樣，梁啟超所痛恨的利己主義才能真正剷除乾淨，他所希望擴展和鞏固的國家主義才可以不流於表面，真正落實到政治實踐中。20世紀初的新民運動，不僅僅是國民個體的事情，更為重要的是，新民是爭取平等和尊嚴的一場嚴肅的政治事件，是適應世界發展潮流，融入到世界民族國家體系中頑強的政治努力。梁啟超認為，中國人一向只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國家，是長久被動挨打的原因，中國人必須和西方人一樣成為一個良好的公民，這樣才有和西方平起平坐的機會。民族主義這項人類非常晚近的發明，通過梁啟超發起的新民運動，終於和特定主權領土的國家相聯繫。正是民族國家這個標準的確立，才使得所有新民和舊民的區分成為可能。梁啟超認為，私德固然重要，是人與人相處的重要紐帶，是一個群體得以凝聚的重要力量，傳統的倫理在家庭和私人關係中得到了良好的發展，然而一旦牽扯到社會和國家，要求一種對於群體有利的道德時，傳統的私德則力不從心。對於群體而言，處在當時世界環境中，為了保存和改善自我，一種新道德是必不可少的。而正是這種新道德的發明，才有所謂的新民。這種新道德的革新作用非常重大，張灝就認為，梁啟超在他的《新民說》里提出了一套新的人格理想和社會價值觀，裡面固然有一些儒家思想的成分，但「新民」的革新更為突出，以至於需要用「新的公民」來表達其含義。答案已經很明顯，道德討論並不是梁啟超關注的要點。新公民才是新民的目標之所在，公德改變的並不僅僅是道德的類型，公德改變的是人們忠誠的方向和目標，改變了人們日常生活方式和思考的習慣，這恰好是新民的目的地。梁啟超的《新民說》實際上正起到了這樣一個作用，與其說，他最大的成功是喚醒了國民新道德，改變了舊道德中的缺陷和不足，還不如說，他成功地塑造了一個新的共同體，塑造了一個新的民族國家，這個新的民族國家對於國人的思考方式是陌生的，新的想像共同體需要新方式來接納。他的《新民說》有效製造了一種新的忠誠方式，改變了人們思考時間和空間的思維習慣。被打碎的不僅僅是人們習以為常的道德表達，而且改變了人們對於時間和空間之間組合的一種理解。《新民說》講述了一個關於進化和線性發展的時間故事，在外來強大的壓力之下，爭取平等和尊嚴的感情轉化成一種對線性歷史發展的認同，這種線性發展的神話提供了一個目的地，這個目的地是《新民說》的真正邊界，也是他發起新民運動的真正原因。對於康德而言，啟蒙意味著擺脫自己造成的自我不成熟的狀態，因此西方啟蒙敘事是從宗教的束縛中解脫出來，學會運用人自己的理性去判斷周圍的世界；梁啟超所面臨的啟蒙敘事卻完全不同，這是一個關於被束縛民族的故事，他的人民必須轉化成新民，在進化的鏈條之上，趕上那些來自西方的陌生種族。夢想的破滅1918年之後，梁啟超已決心從他迷夢般的政治生涯中解脫出來，而恰好在這時，西方世界發生了史無前例的巨大變遷，梁啟超正是在這個非常特殊的時刻前往歐洲考察。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的歐洲，人口死傷無數，滿目瘡痍，各種物品嚴重匱乏，甚至連電燈和取暖設備都沒有。戰爭所留下的慘狀更令人不忍，人類武器造成的破壞，風起雲湧的社會革命的風潮，陷於迷惘和困頓之中的歐洲人的精神狀況，這一切如烙印一樣，印在了梁啟超富於情感的心靈上，「吾自覺吾之意境，日在醞釀發酵之中，我之靈符必將起一絕大之革命，唯革命產兒為何物，今尚在不可知之數耳。」作為一個啟蒙思想家的梁啟超在20世紀初，度過了他一生中最為輝煌的時光，對於進步和科學的信仰，把他裝扮成一個破舊立新的先驅。然而，在新文化運動一片「打倒孔家店」的狂熱之中，他卻在心靈之中承受了一場風暴的襲擊。啟蒙意味著覺醒，覺醒意味著尋找一條新的出路，假如沒有出路，那麼啟蒙還有什麼意義？問題的關鍵就在於，啟蒙的敘事提供了一個前景，同時也製造了一個巨大的帷幕，這個帷幕似乎是美麗的，然而它也具有特殊的遮蔽作用，它誘使人們不去揭開這層帷幕、穿越它去觀察背後的東西。真正重要的是帷幕後面的景物，如果後面的景物是一個可怕的鬼魅，那麼邁向這個方向的一切行動就可能失去合理性。「當時謳歌科學萬能的人，滿望著科學的成功，黃金世界便指日可待。如今功總算成了，一百年物質的進步，比從前三千年所得的還加幾倍；我們人類不唯沒有得著幸福，倒反帶來許多災難，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遠遠望見個大黑影，拚命往前趕，以為可以靠他嚮導，哪知趕上幾程，影子卻不見了，因此無限凄惶失望。」科學是曾經追逐的美夢，當這個美夢破滅的時候，除了凄惶，還有什麼？戰爭的創傷劇痛，恐怖的景象，人類所經受的無端的蹂躪。他沿著法國、德國、比利時、荷蘭的路線參觀戰場，這些參觀和訪問加深了那種美夢破滅的感受。當法國當局帶他走過飽受蹂躪的地區時，目的在於喚起他對法國的同情，然而對於梁啟超而言，這種旅途無異於一種心靈的磨難，他必須去面對普遍的毀滅，而十幾年以前他自己所追求的美好的現代主義的新型民族國家，卻成為一個擺脫不了的夢魘。他在歐洲的的親身經歷，他在巴黎孤獨庭院中所看到的落木蕭蕭，物質生活上的困頓，目之所及的種種幽暗的景象，他所會見的那些精英們身上所流露出的疑慮和絕望，他自己身心交瘁地連連失眠，所有的一切加起來，使他在1920年離開歐洲時，帶回的印象無非是兩點：「這是一個被破壞的世界，這是一個垮了台的世界。」一戰之後的歐洲，幾乎處處瀰漫著世紀末的情緒，各種尖銳的矛盾之間的衝突似乎找不到解決的可能。發展得越快，帶來的破壞似乎越大，種種矛盾堆積著無法解決，好像將近除夕，大小的賬務都要清算，然而頭緒紛雜不知如何算起。甚至於，世紀末的預言傳播在人們當中。好像一瞬間，曾經被視為完美的文明不可挽回的衰落了，甚至找不到復甦的可能途徑。「他們的許多先覺之士著實懷抱無限憂慮，總覺得他們的那些物質文明，是製造社會險象的種子，倒不如這世外桃源的中國，還有辦法。」當梁啟超依然以一個憲政主義者的面目出現時，他內在的一致性和連貫性已經被破壞了，他對啟蒙的進步理想已經不可避免的遭受到了一定的侵襲。他的「向西方學習」這一概念似乎變得含混不清。推動歷史進步到某一個目的地，而這個目的地卻是毀滅和死亡，如果前進的方向是一個可怕的噩夢的話，那麼，樂觀的進步想像是否還有合理性？梁啟超在《新民說》中偶爾流露出來的恐慌感，終於無法抑制地轉換成一次大規模的背叛：「所以我希望我們可愛的青年，第一步，要人人存一個尊重愛護本國文化的誠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學問的方法去研究它，得它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綜合起來，還拿別人的補助它，叫它起一種化合作用，成了一個新文化系統；第四步，把這新系統往外擴充，叫人類全體都得著它的好處。在自我與他者之間不斷游移，不斷地更改他的參照系和認同方向，梁啟超顯現出來的悖論和矛盾貫穿於他的一生。他對於國民性的定義：貪婪、怯懦、自私、缺少公德、懶惰、只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國家，每一個對於自我的描述中都有一個想像中的他者形象，只有在對比之中確定優劣好壞，才賦予改造以合法性，並同時確定了改造應該達到的目標。與其被動地等待別人的宰割，不如自己動手破壞。但是，當他者的優越被打破、或一定程度被打破時，自我心靈深處的矛盾和悖論就會非常清晰地呈現出來。梁啟超在1920年代的態度充分顯示了這一點，他已經不能單純把西方等同於先進和文明，把東方等同於落後和愚昧，在他充滿含混的關於中西文化聯姻的論述中，也隱隱約約表達了他對西方，對現代化，對啟蒙和理性，對未來前景等等一系列東西的不確定感。正是這種含混和不確定感揭示了梁啟超深刻的困境，也揭示了在那個時代，中國精神氣質中所蘊含的深刻困境。現代化與反現代化的自我衝突線性的歷史觀，以及對於科學和進步的信仰，在20世紀初的時候，就遭到了一大批西方知識分子的敏銳懷疑，韋伯對資本主義經濟和官僚制的未來充滿了擔憂之情，新教倫理中描述的理性化過程絲毫不能減輕他對未來的焦慮。梁啟超需要某種進化信念的支撐，來幫助他承擔新民的使命，但他必須面對這一神話的破滅，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災難也許還僅僅只是開始。在某種意義上講，線性發展的故事提供了一種理解生命意義的藍本，在啟蒙光明的敘事裡面，追求的前景還是確定的，儘管道路可能充滿了風險和崎嶇。也許，進步和發展本身將會賦予生命一種意義，賦予他所有自我奮鬥和一切事業以價值。這個前提預設一旦不存在，一切就會陷入可怕的空虛。因為這意味著，所有事業所導致結果的好與壞，所有做的事情的對與錯，不再具備判斷的標準，令人恐懼的恰恰在這裡，這種意義的裂縫是心靈的苦難，儘管梁啟超天才一般的彌合裂縫的能力和他天生的樂觀氣質挽救了他，使他不至於陷入魯迅一般的絕望、幽暗孤獨的自我體驗中。但無論如何，梁啟超再也不能以一個單純的啟蒙思想家的身份出現，啟蒙敘事不是一個樂觀的口號，也並非一個不假思索的前提假設、一個理所當然的目的地，而是充滿著內在的困惑和緊張。梁啟超的困境和悖論似乎成了那個時代中國人心靈的一個縮影，在前進與後退，西化與懷古，相信與疑慮，掙扎與解脫之間不斷的糾纏。在一個特定的歷史時間段里，似乎每一個方向都具備了足夠的合理性，似乎對線性目的論的相信與懷疑都具有充分的理由。值得注意的是，在那樣一個特殊的年代，人們為什麼採取了那樣一種面對和理解時間的方式，而為什麼在很多人生命中的某些日子裡，卻又轉化了他們理解的方式？20世紀80年代以來，啟蒙敘事幾乎無可爭議地佔據了中國思想界的主流。在面對全球資本主義擴張的時代，作為一個長期閉關鎖國的後發國家，中國一直試圖趕上世界發展的腳步，以便迅速地融入到全球化的過程之中，從而避免被開除球籍的命運。此一過程中，思想界所依憑的理論資源，和20世紀初的啟蒙主義一脈相承，西方的自由民主等理念深入廣泛地傳播在知識分子當中，而大多數的人也以實現西方式的自由市場經濟和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為理想。21世紀的思想舞台上，似乎演繹著和20世紀初同樣的劇目，舞台的背景改變了，道具更換了，甚至主角的名字也起了另外一個，然而劇目卻沒有變，主題依然在繼續。當回顧歷史的時候，讓人驚異的一點是，一百年時間無聲息的流逝之後，戲劇舞台上的故事竟如此驚人地相似。一百年前的梁啟超似乎也用了同樣的語調。然而他的後輩們卻似乎忘記了在他的故事裡的緊張、懷疑，時時的自我否定。而重現啟蒙敘事的內在的困境和緊張，對於今天的我們來說，無疑是一服清醒的解毒劑，也會幫助我們在一個更為深刻的角度上來理解我們自身以及可能的未來。中國「新啟蒙」思想的歷史意義，在於它是為整個國家的改革實踐提供意識形態的基礎。啟蒙知識分子一方面感慨於商業社會的金錢至上、道德腐敗和社會無序，另一方面，卻不能不承認自己已經處於曾經作為目標的現代化進程中。現代化的意識形態和啟蒙的理想糾纏在一起，知識分子的目標和國家面向全球市場的改革結合在一起，這種聯合有效地把知識界的啟蒙話語整合到國家的改革開放的國策方針中。啟蒙話語為國家主義的實行現代化目標提供了合法性的論證。而面對市場化過程中的一系列湧現的新問題，原有的啟蒙話語卻顯得無法掩飾的無力和蒼白。哈貝馬斯在討論黑格爾哲學時，這樣評價道，「啟蒙辯證法一旦達到了其目的，也就耗盡了原先激發它批判時代的動力。」中國知識界的啟蒙話語誕生的背景，是對共產主義全能化的社會資源控制的一種批判，改革開放之前的中國，政治權力深入到社會每一個階層，政治權力的控制力不僅僅在經濟、社會和文化領域，而且全面控制了人們的思想。自由、民主、市場經濟等等首先是作為傳統全能主義的反面出現的，但是，啟蒙話語正在中國一步步走向全球資本主義的歷程中，漸漸失去其批判的能力，如何超越其原有的目標，如何診斷新環境之下的一系列的問題，如何重新煥發出思想的批判動力？追問這些現實問題的時候，不禁讓人回想起上個世紀之初的思想家們。梁啟超的啟蒙敘事的悖論式呈現，正好揭示了早期啟蒙者的選擇的雙重性，反啟蒙始終都伴隨著啟蒙，甚至成為中國啟蒙運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正是這種潛藏的暗流賦予思想家以特有的深刻，和對社會問題、國家前途命運特有的敏銳批判力。20世紀初的思想家們好像已經塵封在遙遠的時光深處，在梁啟超不安的聲音和反覆變化的敘事中，我似乎看到了那個時代內在的緊張和困境，也看到了那個時代各種複雜的動因和思考的方向。「流質易變」的梁啟超以他的敏銳抓住了那個時代的悖論，展現出自我矛盾的同時，他幾乎承載了一種悲劇性的自我衝突，也展現出我們整個的民族在歷史深處的那一份艱難的選擇，和選擇中的猶疑與緊張。梁啟超的啟蒙敘事也是今天我們時代一種暗中的警告，現代化帶來的危機並沒有解決，我們的困境甚至更深，矛盾也許更為複雜。在梁啟超已經遠去的背影中，也許我們會矇矓地看到自己，看到那個遠不確定的未來，沒有人可以置身歷史中反對現代化的潮流，但一定有人可以置身其中反思這一潮流，在一個沒有目標的世界裡，困境和悖論永遠存在，一切或才只是開始。進入專題：啟蒙梁啟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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