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現代化的創新模式

06-01

——方漢文教授在日本長崎大學的講演

中日韓三國的發展是以東亞傳統文明為主體的現代化創新機制，是不同於西方文明主體的現代化，這是對世界現代化歷史的創新。同時，東亞傳統也創造了多元化的現代化模式。東亞現代化模式說明這種文明傳統本身具有能與現代觀念兼容的多元並存等主體特性，由此，可對當代世界各民族的現代化進程提供新的選擇機制。

東亞現代化的歷史價值

東亞現代化對世界說明：現代化並不是只有一種模式，並且，完全有可能以一種古老的傳統文明為主體來構建現代化模式。

從公元1868年日本明治維新起，到2010年中國經濟基本抵制了金融危機的影響，東亞地區的中國、日本和韓國在傳統文明基礎上所進行的現代化，創造了世界現代化歷史、也是比較文化史上的奇蹟。

東亞國家特別是中日韓現代化進程中的獨特模式，與英國的工業革命、美國的殖民地與先進科學技術現代化模式完全不同。東亞地區的現代化進程形成於一種深厚的文明傳統之上，這種文明傳統是東亞數千年文明創造與交往的結果。必須說明的是，這裡指的是現代化進程，並不是說已經實現現代化——中國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並未能實現完全的現代化。

歐美現代化是在西方文明基礎上形成的，早自16世紀的英國工業化開始，經過18世紀西歐的產業革命，歐美國家基本建立了現代化的社會模式。直到現代為止，相當多的西方專家仍然認為現代化就是西方化。但東亞地區的現代化意味著：「西方文化的普遍的現代化」並未出現。

美國社會學家首先提出了「現代化理論」。哈佛大學社會學教授帕森斯全面提出了現代化與現代性的學說，認為現代化本質上是理性化的進程，西方社會是現代化的主要實踐，以美國最具代表性；美國的現代化將會向全球擴展，成為世界不可阻擋的潮流。

美國的現代化理論在20世紀50至60年代最為興盛，進入70年代後則受到理論界的批評。特別是美國式的現代化社會模式在現實中暴露出許多問題，這是當初樂觀的理論家們所始料未及的。但是，如果以為美國式的現代化理論就此壽終正寢了，也是一種不切合實際的想法。

我們認為，從語義上來說，現代化就是以主體的歷史定位所劃定的社會主要發展態勢，這種態勢具有引領時代的普遍性標準，它是相對於舊有的社會生活狀態而言的。

現代化不是某一歷史時代或某一民族文明所特有的。世界歷史上，東西方民族都曾經在相對的歷史階段達到過歷史的現代化，並且都曾經引導過現代化的潮流。

從宏觀來說，早在公元前10世紀之前，世界主要文明已經實現了古代農牧業的「現代化」。這種現代化是相對於當時尚處於漁獵生產或是更落後生產形態的其他民族而言的，前者啟蒙後者，如同今天西方文明將其科學技術向世界其他地區傳播一樣。

詹姆遜在談到現代性時強調，我們必須把現代性歷史化、階段化。我們則強調，現代化是一個歷史概念，不是一個籠統的概念，人類社會發展史上已經存在過現代化的事實。

從16世紀以後，工業文明崛起，到18世紀之後，歐美實現了工業文明語境下的現代化。因此，我們當前所說的現代化是指工業文明的現代化。

工業現代化有它的基本特徵，它的主要思維方式是理性的，思想觀念是啟蒙的。這一現代化在生產方式上以工業化為主要標誌，商品生產已經成為社會的主流，商品經濟取代封建經濟，這是社會經濟領域的主要標誌。社會生活中的城市化、政治生活中的民主化、社會的法治化、科學革命與技術革命的推廣、民眾文化水平提高與主體意識突現等等，這些都是當前現代化的主要表現與內容。

東亞現代化對世界說明：現代化並不是只有一種模式，並且，完全有可能以一種古老的傳統文明為主體來構建現代化模式。

「歐化」模式與日本

日本現代化的主體並不是「歐化」，而是日本的民族化。日本文明是以日本傳統為主體，以傳統儒學與釋學、日本的神道教與西方思想共同構成的。

日本的現代化是西方化或是「歐化」模式嗎？這個問題早在明治維新時代就存在，直到今天還有爭論。

相當流行的看法是：日本自明治之後，進行了「脫亞入歐」式的現代化，即實行了西方式的現代化，其結果是，今天，日本參加了西方國家首腦會議，被認為是亞洲的「西方國家」。

但我認為，日本的現代化從其進程與實質來看仍然是一種以本民族文化為主體的現代化，在其進程中，日本吸收歐美的思想體系，除了基督教文明之外，還有啟蒙主義者的社會理想與民主制度，極大地改變了日本的社會制度與政治道德法律體系。

但是日本模式仍然保持了日本文明的主體地位。在政治上，伊藤博文受命主持起草1889年新憲法，借鑒歐洲君主立憲制度，但賦予天皇至高無上的權威，保持了日本特色。如美國歷史學家墨菲所說：「伊藤熱情鼓吹現代化，尤其在訪問西方以後，但他也懂得需要在政治上妥協，需要使西方模式適應日本的傳統、環境和價值觀。」

不但在政治上如此，從日本的文化體系而言，雖然深受歐洲的資本主義觀念影響，但是仍然保持了傳統，日本從唐代中國輸入了儒學與佛學，接受了中國文學廣泛深入的影響。從語言文字直到道德觀念，這種影響深入骨髓。直到今天，我們都能看到，佛教與儒學仍然在日本文化中佔有重要地位，其並不只表現在那些佛寺被列為文化遺產古迹；更重要的是千餘年的思想觀念、道德倫理、思維方式、行為特徵直到語言文字，這是日本人民的獨特創造。

所以我認為，日本現代化的主體並不是「歐化」，而是日本的民族化。日本文明是以日本傳統為主體，以傳統儒學與釋學、日本的神道教與西方思想共同構成的。

以色列學者艾森斯塔特認為：「例如，印度的民主，就是當代社會研究中一個令人困惑的問題，如果從人數上來看，印度是當今世界上最大的立憲制度國家，但是大多數理論卻無法適應印度的狀況，可見這些理論是有毛病的。這是另一種民主，它非常強大，但是有別於歐洲與美國的民主類型。我們經常忘記歐洲與美國的民主也是不同的，日本則有另一種立憲民主。所有這些制度都是民主的，但是政治文化、遊戲規則（或不如說作為權威基礎的規章制度、義務等等）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他認為，現代性是有差異的，如果承認這種差異，也就意味著承認多元現代性這個核心概念。艾氏明顯受到當代世界經濟發展狀態的啟示，從歐洲工業科技發展的單一模式，轉向多種類型發展模式，承認20世紀60至70年代「亞洲四小龍」經濟發展與20世紀末期中國經濟發展，已經創造了不同於歐洲經濟的發展模式這一現實。艾氏特別重視「現實」，他認為文明本質上就是一種現實，如西方文明就是基督教的現實，而中國、印度與日本的文明就是東方文明的現實。

如果脫離這種傳統與現實，就會走向反面；日本兩次世界大戰期間走上軍國主義，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背離了傳統文明的道德倫理觀念，接受西方殖民主義觀念，對鄰國發動殖民戰爭。歷史證明這不但給其他亞洲人民帶來痛苦，也給日本人民帶來災難。戰後日本文化發展中拋棄全盤西化的觀念，一定程度地回歸傳統文明，取得了較大的成就。

美國人類學家魯思·本尼迪克特的名著《菊與刀》里說道：「而他們的體系則是獨特的，既不是佛教的，也不是儒教的，而是日本式的——包括日本人的長處和缺點。」日本的體系是獨特的，也正是因此，它才是日本人民對世界的獨特貢獻。

韓國：傳統與現代思想的融合

韓國對傳統儒學的堅持與對西方思想的引進同等重要，特別是傳統的國家民族至上、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重視教育等方面，都得益於東亞的傳統。

20世紀60至70年代，亞洲出現了一種現代化的新模式，新加坡、中國的香港和台灣、韓國的經濟突飛猛進，進入世界前30名以內，被稱為「亞洲四小龍」。這些地區和國家的經濟發展已經不再處於明治維新時代的歷史語境，也沒有殖民主義的干擾，這些地區引進歐美的思想與傳統的東亞文明、本民族的傳統相結合。

從東漢時期起，朝鮮內亂不斷，以後發展為三個主要國家即南方的新羅、百濟，與北方的高句麗之間的對立。新羅統一全國後，中朝之間以大同江為界，大同江以南為新羅，大同江以北為唐所屬。雙方交往密切，陸路交通有遼東過大同江直到朝鮮的路線，海上則早就有與朝鮮之間的航線，這條航線從現在的山東半島出發，經渤海到朝鮮半島，如果繼續航行，則可以直達日本，秦漢時期已經形成水陸兼濟的交通路線。

中國的冶鐵術從戰國時期就已經大量傳入朝鮮，朝鮮進入鐵器時代後，農業生產大發展，中國茶葉、棉花的種植到唐代也陸續進入朝鮮，使朝鮮社會經濟繁榮。北方的高句麗與中國土地相連，最早接受中國思想文化，然後向百濟與新羅傳播，形成了中朝文化交流的高潮。

儒釋道思想傳入朝鮮後，朝鮮各地建立太學監與佛寺，學子們紛紛學習中國經典，撰寫中國詩文，漢字是主要文字。公元375年，高句麗建立肖門寺，安置來自中國前秦的高僧順道，標誌著中國佛教正式傳入朝鮮。

也就在這一時期，高句麗開始用漢文記載國史，這部史冊是朝鮮第一部歷史，名為《留記》。中國佛教壁畫也傳入高句麗，畫中描繪的奏樂活動中，可以看到中國古代的樂器七弦琴，這種七弦琴經過朝鮮樂師的改良，稱為玄琴。百濟的第一部史冊產生於4世紀，是用漢字寫成的《書記》。公元534年至541年，百濟派使者進入中國，請南梁派高僧與工匠到朝鮮，均得到梁武帝的應允。

唐代以後，大批的朝鮮留學生與僧人進入中國，中朝之間的文化交流進入了一個新時期。從1392年到1910年，朝鮮接受中國文化影響，並且與日本一樣成功地本土化，發展出獨具特色的朝鮮民族文化，成為亞洲太平洋文化體系的一支。

韓國的現代化進程學習了日本的經驗，優先發展輕工業與消費產品，繼而進入重工業與機器製造業，以出口貿易和勞動力密集的製造業起家，經濟持續高速發展，躋身於發達國家之列。

韓國對傳統儒學的堅持與對西方思想的引進同等重要，特別是傳統的國家民族至上、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重視教育等方面，都得益於東亞的傳統。這些文明基礎與來自於西方的民主化制度互相結合，形成了極為鮮明的特色。

澳大利亞學者李瑞智、黎華倫的《儒學的復興》一書中曾經指出：

「四小龍之所以成功，其因素和日本有所不同。其一，他們採用的得以獲得成功的經濟策略並不限於日本所採用的那一套，他們的策略明顯地同儒學文明傳統聯繫起來。……四小龍中的非華人成員國韓國，其文明歷史深遠而又異彩紛呈，並具有獨立性，今天它正朝氣蓬勃決心與日本的成就一比高低。韓國的這一傳統很少為外界所知曉，然而它卻是該地區智力和文化以及商業方面興旺的重要因素。」

中國文明的復興與東亞文明傳統的歷史作用

「東亞模式」為當代世界提供了選擇的可能性與經驗，亞洲與拉美各國正在關注與運用東亞國家的經驗，在本民族文明傳統的基礎上步入現代社會。

世界真正認識到中國現代化的價值是在一個特殊的歷史語境之下——「金融危機」令當代歐美髮達國家心有餘悸，卻也讓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吸引了世界前所未有的關注。

2008年以來，歐美的大金融集團、大銀行紛紛倒閉，希臘、葡萄牙、愛爾蘭紛紛發生主權債務危機。幾乎是在同時，另一個與國家有關的語彙也在同時流行，這就是所謂的「金磚四國」——中國、巴西、印度和俄羅斯——同樣引起世界關注。

中國在金融危機中的表現尤其令人驚奇，這個發展中國家以其GDP連續多年的兩位數增長在世界經濟中成為中流砥柱，被聯合國視為抵抗經濟危機的榜樣。

中國還沒有現代化，但是無可否認的是中國已經創立了一種新的東亞經濟發展模式，我們稱其為「金磚模式」或是「中國模式」都可。這種模式的特點並不是經濟速度，也不是生產密集型工廠，或是世界的加工廠。

我認為，中國模式的特點不僅在於其文明類型，而且在於其特有的歷史歷程，這是一種在多元文明基礎上形成的模式。

公元前3世紀到公元5世紀是東亞文明交流的一個盛期，中國與古代朝鮮和彌生時代的日本人，特別是文化發達的九州與本州地區開始了重要的農業生產大交流，如青銅器、鐵器、稻作，馴養豬、羊和馬，以及建築藝術和語言文字的傳播，由此產生了東亞第一次文明交流的高潮。

公元7世紀，中國唐代的思想文化、文學藝術、政治制度和道德法律與日本、韓國的交往達到了第二個高潮。

唐宋時期的東亞地區經濟發達，文化交流頻繁，是世界文明最發達的地區。飛鳥時代，日本聖德太子派遣使團以木船遠航中國。鑒真、空海、最澄等中日文化使者都以畢生精力來穿越海峽，實現中日文化交流。直到今日，公元7到8世紀的唐風建築——奈良的法隆寺，仍然是偉大的建築之一。

這種交流使中日韓三國的文明達到當時世界的領先水平，也建立了獨立的文明傳統，正是這種傳統為以後的東亞文化轉型創造了基礎。

我們可以橫向比較一下，多數古代文明從政權形式上已經斷裂或凋敝，只有東亞地區的文明在千餘年間承繼不絕，取得了深厚的文明交往經驗與成果，這種傳統不是輕易能夠消失的。

東亞相對獨立的文明傳統能夠現代化，我認為有以下重要原因：

其一，東亞傳統中的儒釋道多教合一，也包括非宗教的人文信仰與宗教的同時並存，而不是一神教的反異教精神。這是東亞文明最重要的特點，佛寺、文廟、教堂、清真寺可以並列在一起。因此沒有「聖戰」與文化衝突，保持了十餘個世紀的地區大和平布局。

第二，《易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勤奮敬業是東亞地區人民的品德，在長達兩千餘年的農業文明社會中，這裡開拓出世界上最大的農業可耕地，直到今天仍然盛產稻麥，供養著人口最多的地區之一。20世紀中又出現了世界最集中的製造業地區與科技工業園區，東亞人民勤奮敬業的這一傳統是在任何時代處於領先地位的資本。

第三，崇文重教是東亞地區的一個傳統觀念，教師在東亞永遠是最受尊敬的職業之一，接受教育是東亞家庭的根本原則。

第四，重視接受新事物是學習的目的，從古代佛經到近現代西方科學技術，世界最流行的新事物在東亞都能與傳統得到最快的結合。

第五，尊重傳統，守舊而創新，這也是東亞文明的一種品格，世界古代文明在亞歐、拉美的大地興廢交替，唯有這一種古代文明至今保留下來，「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正因為以這種傳統為主體，「東亞模式」為當代世界提供了選擇的可能性與經驗，亞洲與拉美各國正在關注與運用東亞國家的經驗，在本民族文明傳統的基礎上步入現代社會。

演講者小傳

方漢文 1950年12月出生於西安，北京師範大學文學博士，美國圖蘭大學英文系博士後。蘇州大學比較文學研究中心主任，文學院學術委員會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2001年起受聘為北京大學東方文學研究中心特聘專職研究員。兼任美國圖蘭大學、香港大學、韓國全北大學、台灣東吳大學等院校特聘教授或客座教授。

著有《繆斯與霓裳羽衣——文學和語言的比較》、《現代西方文藝心理學》、《後現代主義文化心理：拉康研究》、《比較文學基本原理》、《比較文化學》、《東西方比較文學史》、《比較文明史》等，主編《往事中國叢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