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和大國央行15年

新華社消息，3月19日，易綱被任命為中國人民銀行行長。這也意味著周小川卸任。

自2002年出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掌舵央行已經15年。在他的主導下，中國央行創造性地完成了國有銀行改革：處於「技術性破產」的四大行扭轉為市值居世界前列的商業銀行。此外，利率市場化改革於2015年收官，匯率改革也在積極推進——改革派、市場派是他身上鮮明的標籤。

「我覺得跟大家一起在金融改革開放方面做工作，向前推進，是一件很有幸的事。」

周小川3月19日在記者會上如是回應其漫長的行長生涯。回應顯得很低調，但是沒有人會否認，周過去十五年在央行行任上所作的一系列富有遠見且頗具成效的市場化改革。

周小川早年下過鄉，參與過經濟體制改革方案的研究和設計，後期在建行行長、證監會主席、央行行長等重要崗位任職，有著豐富的金融管理經驗。改革開放以來的四十年間，中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周小川也從體制內學者智囊向技術派官員轉型，由此成為中國金融改革最主要的設計者、踐行者。

「周從系統工程學科轉向經濟學和改革研究，改革的路途上也布滿了他不斷追求的腳印。」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寫道。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後，周小川不失時機地提出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構想，震驚西方金融界。他建議，創造一種與主權國家脫鉤並能保持幣值長期穩定的國際儲備貨幣，比如充分發揮SDR的作用。在周小川的主導下，人民幣於2016年10月1日正式納入SDR，人民幣國際化邁出里程碑式的一步。

隨著中國經濟體量躍居世界第二，中國央行行長也成為國際財經界關注的焦點。而周小川任上一系列大刀闊斧的改革，則為他在國際上贏得了舉足輕重的影響力。「周使中國央行的國際地位有了很大提升。」一位接近中國央行的人士告訴記者。

今年1月，周小川已年滿70歲。與他同時代的吳曉靈（曾任央行副行長）評價道，他以系統論的思維對中國的價稅財聯動提出了很多有益的建議。他任央行行長之後，在貨幣的穩健經營、豐富貨幣政策的工具箱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而且和國際上主要的央行做了比較好的溝通。

一些政策也面臨爭議，比如8·11匯改的時機選擇，以及2013年6月的「錢荒」。尤其是四萬億刺激政策推出時，周小川及其領導的中國央行所實施的寬鬆貨幣政策日後陷入貨幣超發、房價高企的旋渦。這些都是周小川不得不面對的質疑。

1968年，周小川20歲。時值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與大多數同齡人一樣，周小川來到黑龍江省852農場鍛煉。在這裡，除了勞動，周小川還對電話系統、載波廣播系統進行工程設計。他也對機床進行改良，使得機床更有效率。

（後排左起：周建南、楊維哲，圖片來源：《中華兒女》）

周小川的姐姐周燕曾回憶，弟弟小川是北京八中66屆高中畢業生。在兄弟姐妹中，他最聰明，不僅學習好，動手能力也很強。在我看來，他考取清華大學不成問題。正在這時「文革」開始，小川和同學失去了繼續求學的機會，被分配到黑龍江農場。

852農場在黑龍江密山縣，這是周小川出生的地方。密山的冬天嚴寒而漫長，從當年10月持續到次年4月。美國前財長亨利·保爾森寫道，周有時間閱讀，發掘自己對音樂的熱愛，他收集的唱片摞起來高達5英尺。更重要的是，他把那段下鄉的寒冷日子用於反思，思考中國的正誤和改善人民生活的辦法。

保爾森於1998年認識周小川，是周的老朋友。他和周小川在國有銀行改革方面有過深入的合作與交流。保爾森還寫道，周曾對我說：「文革時他們不讓聽古典音樂，但在農村沒人管。」 在東北漫長的冬季里，那些唱片是周最好的精神食糧。

在密山插隊的第三年，周小川第一次獲准到河南探望父母。周小川的父親周建南上世紀30年代奔赴延安，從事情報和統戰工作。四十年代中後期，周建南奉調前往東北，在密山建立生產通訊器材的工廠。建國後，周建南在工業部門任領導工作，至「文革」初期擔任第一機械工業部副部長，後被下放到河南「五七幹校」勞動。

周小川早已從他的父輩那裡見識到政治家的跌宕，也從他的父輩身上汲取力量。周燕回憶說，（探望時）父親津津樂道地談起他當稻田「看水員」的工作，並告訴小川：艱苦的生活環境是對人生最好的磨礪，幾十年後，回首這段生活，你會覺得他給予你的是一生中最寶貴的財富。

插隊四年後，作為第二屆工農兵學員，周小川被送到北京化工學院讀書。中國恢復研究生招生的1978年，周小川考上了系統工程應用工業專業的研究生。這期間，周小川開始發表系統工程乃至經濟研究方面的論文。

周小川日後接受央視採訪時介紹，我們第一批念研究生，我念的是系統工程，系統工程的鼻祖是錢學森。「錢老那時候就跟我們談過，而且鼓勵我們，希望系統工程學科裡邊，有一部分人搞社會研究，有一部分人搞經濟研究，他就說你去搞經濟研究。過去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系有很多低效的環節，可能需要有非常徹底的、要動大手術的改革。系統工程的一個思路就是強調最優化，因為很多模型都是靠優化，然後來做。」

周小川最早發表的一篇文章寫於1981年，刊於《管理現代化》。彼時，周小川擔任機械科學研究院技術員。期間他在清華大學系統工程專業攻讀博士學位。

1984年，在清華大學教授鄭維敏的指導下，周小川提交了博士論文《國民經濟模型與經濟大系統的分解途徑》，並獲得清華大學博士學位。論文從系統工程方法出發，總結歸納出宏觀經濟多部門模型的若干重要特性與建模的諸多規律。原央行副行長殷勇也是鄭維敏的學生，與周小川師出同門。

（周小川博士論文封面，圖片來源：本報記者攝）

提交博士論文的1984年，36歲的周小川和34歲的樓繼偉首次一道署名發表文章，探討中國價格體系的改革方向。兩年後，兩人在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方案設計領導小組成為同事。三十年後，兩人分別成為中國央行和財政部的掌門人，分別操刀金融改革、財稅改革。

在1993年的一篇論文中，周小川表示中國的市場化是必要的，但也許可以做得更快、更好，納入到一個更好的一攬子計劃中去。這個一攬子計劃包括在以下領域進行必要的改革：價格改革、財政改革、金融改革、外貿改革、企業改革、社保制度改革、政府經濟職能改革等。

吳敬璉評價周小川稱，周極富合作精神，他的研究風格是善於獨立思考，學術態度嚴謹，分析手段強有力。周及其合作者確實闖出了一條路子，以系統化、全面性、整體性、清晰的邏輯關係，定量化分析及嚴格的實證檢驗為研究風格，給經濟學科和體制改革研究帶來了不少有益的方法和觀點。

周小川執筆的論文《企業與銀行關係的重建》、《社會保障：經濟分析與體制建議》分別於1994年、1996年獲得孫冶方經濟科學獎。這是中國經濟學界的最高獎項。

1996年，上述兩篇論文與課題組其他成員的研究結果集錦於《建設市場經濟的總體構想與方案設計》一書中，各方面的改革建議已趨於成熟，有的方案甚至在日後的改革中實踐。比如，中央銀行今後只負責掌握貨幣政策和對銀行、非銀行金融機構的監管；國家專業銀行改革的目標就是要成為真正的商業銀行等。

2010年，以吳敬璉、周小川、郭樹清等人作為主要貢獻人的「整體改革理論」獲得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按照周小川的說法，整體改革理論強調改革是從舊的集中型計劃經濟體系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轉變。這個改革是整體的、系統的，不可能把一些元素簡單拼湊起來。儘管事要一件一件做，但是最終體制之間有很多相互關聯的內容，改革必然是系統的構建。

周小川認為，整體改革結合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兩種推動方式，其中也包括金融改革。周日後操刀的商業銀行改革、利率市場化改革、匯率市場化改革都屬於自上而下的改革。

陳錦華在《國事續述》中描繪周時說，記得當時周小川是體改委的委員，他是這一茬年輕人里比較優秀的，上面也看上他了，讓他同時兼任外貿部的黨組成員，參加外貿部的黨組活動，推動外貿改革。這也算煞費苦心。

在體改委工作6年後，周小川於1991年9月出任中國銀行副行長，時年43歲。中國銀行作為國際貿易的專業銀行，以經營外匯業務見長。這可能是周小川切身感受商業銀行管理和外匯經營的契機。從此，他從體制內官方智囊向技術派官員轉變，開啟了長達二十餘年的金融生涯。

四年後，周小川調任外管局局長。調任後的第三個月，他在全國外管分局局長會議上說，當前進入中國的外資流量很大，對其管理要充分考慮它對本幣投放的影響、對通貨膨脹的壓力。類似的問題也在日後央行行長的任上也考驗著他，只是外資流入規模更大。

1998年，時年50歲的周小川出任建設銀行行長。在建行任上，他開始實施機構、人事和分配製度改革：通過員工競聘上崗、分等級考核機構網點等多種措施，初步改變了90年代以來機構和人員迅速膨脹的局面。

期間，周小川還出版了《音樂劇之旅》一書。「如果你對戲劇、音樂、舞蹈以及其他視聽藝術表現形式有興趣，而又錯過了或忽視了音樂劇，你可能會遺漏掉本世紀最重要且發展最快的一項文化成果。它將讓你後悔不已。」他在前言中如是寫道。

在外界看來，熱愛音樂劇及網球豐滿了他的個性。「周身長而優雅，多才多藝，英語流利。1980年代學會打一手好網球，熱愛西方古典音樂、歌劇和百老匯音樂劇，持久不衰。」 亨利·保爾森寫道。

人們現在很少記得，2000前後的四大行行長日後均成為聲名顯赫的人物。工行行長姜建清是一位出色的銀行家，中行行長劉明康日後擔任銀監會主席，農行行長尚福林相繼擔任證監會主席和銀監會主席。

周小川則於2000年2月升任證監會主席，也是證監會歷史上的第四任主席。他以「基金黑幕」論戰為契機，施展了一系列強化監管的組合拳。隨後，股市黑幕相繼曝光，銀廣夏、藍田股份、億安科技一大批財務造假的上市公司被立案查處。

兩年後，周小川接替戴相龍出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從此掌舵央行十五載，外界開始領略這位中國新時代金融高官的魅力。甫一上任，周小川急需處理的難題就是國有四大商業銀行改革。此前在建行行長任上，他就參與了改革方案的設計。

「周小川是一位出色的經濟學家，他把建行做成一個模板，以便重建萎靡的銀行系統。」亨利·保爾森說，「如果資本市場是變革的支點，那麼周小川將幫助朱鎔基拉動槓桿。」

周小川認為，改革早期，國家拿出財政和金融資源，優先使用到農業改革、國企改革、對外經濟改革等方面，通過讓利方式促成上述領域的改革，而金融業承擔了改革的成本，其後果之一就是在銀行業積累了大量的不良貸款。

公開數據顯示，1997年6月末，工、農、中、建四大國有商業銀行不良貸款已超1萬億，占其全部貸款的比重為25.6%。如果按規定提足壞賬準備金，四大行將嚴重資不抵債，因此被外界稱為「在技術上已破產」。當年末，四大行資本充足率約3.5%，遠低於巴塞爾協議8%的最低要求。

央行發布的調研報告顯示，當時形成不良資產的原因多種多樣：約三分之一為各級政府干預導致；約三分之一是對國有企業的信貸支持所形成。此外，商業銀行自身信貸經營不善、國內法律環境不到位也是重要原因。

「既然問題是多方面的，就需要一個整體的、系統的、全面的考慮和設計，需要對不同領域的改革有務實的策略，以確保金融改革有組織、分步驟實行。」 周小川說，「無疑，當改革發展到一定階段，我們就應該把改革的重點轉移到金融行業，解決這些包袱。」

1997年爆發了東南亞金融危機，國務院領導決定推動中國銀行業的財務重組。1998年，國家出手拯救瀕於破產的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當年中央財政發行特別國債2700億向四大行補充資本金，以提高他們的資本充足率。

次年，國家成立四家資產管理公司，用於接收一部分政策性貸款及在轉軌期間所形成的不良資產，以減輕四大行核銷不良資產的資本負擔。至2000年8月末，四家資產管理公司合計從四大行剝離不良貸款1.29萬億。

通過剝離不良，四大行的不良率顯著降低。但由於經營管理體制等深層次問題尚未解決，幾年後四大行不良貸款問題捲土重來。2002年末，四大行不良貸款高達1.7萬億元，不良貸款率高達21.4%，資本充足率依然不足。

一些研究指出，彼時四大行資本充足率要達到8%的要求，大約需要動用1萬億的資金。而2002全國財政收入僅為1.9萬億元，錢從哪裡來？

「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剛上任央行行長的周小川創造性地提議：首先以動用外匯儲備註資為主線、以成立的中央匯金公司為操作平台，然後再進行財務重組和股份制改造。新一輪國有商業銀行改革由此破局。

（1995年，左起：郭樹清、吳曉靈、吳敬璉、樓繼偉、李劍閣、周小川）

央行數據顯示，2002年末中國外匯儲備餘額為2864.07億美元，2003年增長四成至4032.5億美元。在貿易順差不斷增長的背景下，外匯儲備還將增加。這將為銀行業改革提供強有力的資源支持。

2003年末，國家成立中央匯金公司，並通過該公司各向建行和中行直接注資225億美元，正式拉開了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革的大幕。此後匯金公司分別向工行和農行注資150億美元、190億美元。

「匯金公司最重要的作用不是注資，而是以這個平台完善商業銀行的公司治理。」 時任人民銀行副行長的吳曉靈如是評價。

與此同時，通過核銷已損失的資本金、不良資產的再剝離、引進戰略投資者、重組上市「四步曲」，四大行涅槃重生。

伴隨加入WTO後中國新一輪景氣周期啟動，四大行營收、凈利潤保持較高增速，市值進入世界銀行業前列。最新財務報告顯示，截至2017年9月末，四大行的資本充足率在13%以上，高於巴塞爾協議的要求；不良貸款率均低於2%。

在2012年的一篇論文中，周小川說，商業銀行改革的啟動及時、持續推進後，中國金融業整體抗風險能力得到顯著增強，使中國經受住了這輪國際金融危機的嚴重衝擊。應該說，這也從一個側面體現了大型商業銀行改革的成功。

在周小川看來，包括四大行在內的銀行改革不僅使資本得到補充，而且公司治理結構也得到改善，由此實現對金融機構的硬約束，進而可以讓他們在競爭性市場中產生定價。經過大規模的金融機構改革後，利率市場化改革已奠定重要基礎。

利率市場化的改革則遵循著「先貸款後存款」的改革思路。2015年10月，央行宣布，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一年期以下及活期存款利率不再設置浮動上限。這標誌著中國利率管制基本放開，利率市場化改革初步完成。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中國百廢待興亟待發展，而中國區域間發展不平衡。一種意見認為，中國應允許各個地區有不同的經濟效益標準，由各地政府因地制宜地靈活掌握。

周小川認為，這意味著投資的利率以及出口鼓勵的尺度等均有不同的水平，因而沒有哪一個投資項目會在特定的宏觀尺度下被否定，進而形成通脹。他提出，應構建統一的市場以及統一的經濟效益標準下的合理分工。事後來看，雖然存在地方保護主義，但中國構建了全國統一的市場，而利率等事關全局的政策工具由中央掌握，對通脹形成了有利制約。

不過高通脹時有出現。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歷了三次比較嚴重的通貨膨脹，分別發生在1980年、1988年和1994年。其中，1994年的通貨膨脹最為嚴重，當年CPI漲幅高達24.1%。朱鎔基一度親自兼任央行行長，通過控制貨幣發行、提高利率、嚴控信貸等措施才將物價平抑。

（2000年10月，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諮詢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前排左起：拉雅·古普塔，王雪冰，約瑪·奧利拉，王大中，亨利·保爾森，朱鎔基，喬治·費雪，陳至立，金·克拉克，劉明康；後排左起：趙純均，沃倫·麥法蘭，柳傳志，孫正義，周小川，李偉，厄文·雅各，馮國經，約翰·桑頓，朱雲來。圖片來源：亨利·保爾森《與中國打交道》）

顯然，維持幣值穩定是央行行長的重要職責。周小川說：「作為央行行長，我很重要的一個任務就是，不要讓老百姓手裡的人民幣毛了。」而現實則如周小川在2012年總結的那樣——在過去十多年的絕大部分時間裡，中國經濟都表現出了走熱容易、走冷不易的不對稱特徵，通貨膨脹是主要的宏觀經濟風險。

新世紀以來，通貨膨脹最高的時段則出現在2009-2011年之間。其間有兩年CPI漲幅超過3%，2011年CPI漲幅更是高達5.4%。2012年後，雖然CPI走低，但是房地產價格翻番。一些市場人士則將這歸咎於中國央行超發貨幣。

央行數據顯示，2009-2011年的六年間中國廣義貨幣M2年均增速高達20.33%，餘額由2008年末的47萬億迅速增長至2011年末的85萬億。同期三年內合計新增信貸25萬億，是此前三年的1.13倍。天量貸款投放也衍生了地方債、房地產融資、產能過剩等信貸風險。

而這背後，恰好是2008年以來，周小川及其領導的中央銀行不得不面對的質疑：中國到底有沒有貨幣超發？「四萬億」刺激計劃推出的寬鬆貨幣政策是否過度？時至近日，這些問題依然存在爭議。

周小川也在公開場合回應這些爭議。他在2012年底的財新峰會上回顧十年貨幣政策得失時說，2008年9、10月份危機深化，金融市場崩潰。在這種情況下宏觀調控措施應該果斷、出台要及時，不能拖拖拉拉，首先反映要快、力度要充足。「總體力度大一點，比力度小一點好。」

周小川還說，為了防止副作用的出現，我們強調適時退出。大家看到中國成功應對了全球金融危機的衝擊，中國率先復甦，而且復甦相當強勁。總體來講，中國適時將貨幣政策回調為中性，行動還是比較快的。

「儘管寬鬆的貨幣政策有力地促進了經濟復甦，但也為未來的不良貸款浪潮埋下了伏筆，同時也意味著過去商業銀行的市場化改革遭遇了停滯甚至回潮。如此大規模的救市政策也延緩了中國經濟的結構調整。」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張明在其專欄文章中寫道，「不過話說回來，將上述問題的板子全打到央行身上，也是不合情理的。」

這背後，實質是中國央行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問題。在美國，美聯儲直接對國會負責，具有較強的獨立性。而中國央行是隸屬於國務院的正部級單位。這意味著央行並沒有貨幣政策的最終決定權，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並非決策機構，而是「決策諮詢機構」。委員會的意見只作為建議，上呈國務院。

「現在央行連具體操作都沒有任何自主權，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原央行副行長吳曉靈說。央行的獨立性一直是周小川十五年央行行長任上不得不面對的體制難題。

他在十九大解讀文章《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道出無奈：在宏觀調控上，對貨幣「總閘門」的有效管控受到干擾。在風險醞釀期，行業和地方追求增長的積極性很高，客觀上希望放鬆「銀根」，金融活動總體偏活躍，貨幣和社融總量增長偏快容易使市場主體產生錯誤預期，滋生資產泡沫。當風險積累達到一定程度，金融機構和市場承受力接近臨界點，各方又呼籲增加貨幣供應以救助。

不過，他還有更深層次的思考。周小川認為，央行的獨立性和貨幣政策目標相關：如果一個央行是多目標的，可能就更難以超脫政治現實的影響。這一方面是因為多目標就需要與其他政府部門和監管機構較多地協調、共事；另一方面，央行承擔的宏觀審慎和金融監管等職能，在權責上本身就比較敏感。

回頭來看，周小川在貨幣調控方面的努力依然值得信任。過去15年內，中國經濟呈現出「高增長、低通脹」格局，這在很大程度上與央行前瞻性、靈活的貨幣政策有關。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03到2016年間中國GDP年均增速為9.41%，而同期CPI年均增速僅為2.6%。

此外，周小川領導下的中央銀行構建了數量型、價格型以及宏觀審慎政策相結合的金融宏觀調控框架。在2003年-2014年外匯不斷流入的背景下，中國央行通過發行央票、提高存款準備金率「鎖住」過多的流動性。這在日後被周小川提煉為「池子論」。而從2013年開始，中國央行前瞻性地創設了SLO、MLF、PSL等貨幣政策工具，彌補了匯占款下降引起的流動性不足。同時，也構築了利率走廊。

尖銳且複雜的外匯問題也在考驗著他。在國際上，還面臨美國關於人民幣低估/高估的指責。因此，人民幣匯率改革的複雜性、難度以及引起的爭議，將比中國金融體系的任何改革都大。比如8·11·匯改後，人民幣大幅貶值的同時外匯儲備大規模下降，學界和市場都對此次匯改的時機選擇持有異議。

為應對人民幣貶值壓力，央行在2016年動用外儲干預外匯市場。央行數據顯示，2016年末中國外匯儲備餘額為3.01萬億美元，相比上年末下降3198億美元。

社科院學部委員余永定在多個場合表示，應該珍惜外匯儲備，減少干預外匯市場。而一些市場人士則批評，外匯儲備投資於美國國債收益率較低，而由於中國外儲以美元標價，一旦美元貶值將承受巨大的資本損失。

周小川則用實際行動表達他對外儲工作人員的支持：每到歲末年初，他都會到外匯業務中心調研。與往常一樣，2017年12月30日，周小川到外管局中央外匯業務中心視察。他在視察時說，（2017年）中央外匯業務中心穩步推進經營管理各項工作，實現了資產的安全、流動和保值增值，為服務國家發展戰略、保障經濟金融安全作出了新的重要貢獻。

（2017年12月31日，左四周小川，左二易綱，左三潘功勝，左五殷勇，來源：人民銀行）

在周小川看來，亞洲金融危機使亞洲新興市場經濟體決策當局認識到積累大量外匯儲備的重要性，它不僅可以降低匯率大幅波動的風險，而且有助於提高信用評級和降低借貸成本。因此，儘管2000年以後外匯儲備漸漸超過了通常的進口和外債所需，但由於對危機的擔憂及政策的自身慣性，新興市場經濟體仍在繼續積累外匯儲備。

他的家族命運幾乎天然與外匯、外貿體制改革相連。改革開放後，他的父親周建南先後任國務院進出口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國家外國投資管理委員會副主任等職，參加了外貿體制改革、利用外資等工作的組織領導工作。

「我的父母長期都在工業部門從事經濟工作，受他們的影響，我從小就對經濟問題比較感興趣。」 周小川說。在他的父輩完成外貿體制的初步構建後，周小川也投入到外貿體制的改革和研究中。他曾在1986年-1989年期間掛職對外經濟貿易部部長助理。彼時的外匯儲備餘額僅為30億美元，進出口貿易為逆差144億元（1987年數據）。

在1987年的一篇論文中他表示，在國際收支平衡壓力很大的形勢下，外貿體系改革應以出口創匯為核心，爭取收支平衡。同時，需要建立以匯率、價格、關稅等政策工具為主要內容的外貿調節體系。

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周小川當時在《走向開放型經濟》一文中寫道，吸引外資和技術交流等方面開放的程度，是以貿易制度的市場化為前提的，也直接依賴於貿易制度的開放程度。「貿易上如果管制較多, 其他開放領域中就必然有較多的限制。因此，有必要從貿易體制上探討如何走向開放型經濟。」

周小川認為，實現本國貨幣的可兌換是擴大對外開放的一個重大步驟。而這可以分兩步實施：第一步，經常項目下可兌換；第二步，實現貨幣的全面可兌換。

1994年，外匯體制改革實現了人民幣經常項目有條件可兌換。周小川則於次年10月從中國銀行任上調任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他在外管局任上積極取消尚存的經常項目兌換限制，並於1996年實現人民幣經常項目可兌換，達到了IMF相關協定的要求。

「這是中國在歷史性變革和果斷融入世界經濟進程中的又一個里程碑，實現經常項目可兌換，將進一步加強國內、國際對中國改革光明前景的信心。」時任IMF總裁康德蘇表示。

對於部分轉軌國家的相關研究顯示，樣本國家在實現經常項目可兌換後，平均用七年左右的時間過渡到資本項目可兌換，而過渡時間太長會出現若干問題。但因為兩次金融危機以及經濟改革情況比較複雜等因素影響，人民幣資本項可兌換不斷延後。

與此同時，在堅持幣值穩定的基礎上，周小川不時地推進匯率市場化改革。2005年7月21日，人民幣匯改正式啟動：央行宣布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此後匯率浮動區間逐步擴大。2015年8月11日，人民幣中間價報價機制改革。而這些改革則使他贏得了「人民幣先生」的稱呼。

「我不喜歡這個稱呼。」周小川在接受央視採訪時坦率地說，「我們並不是說什麼去影響人民幣的幣值，也不是頻繁地不斷地干預外匯市場的運作。因此，並不是我說什麼話對人民幣有什麼影響。如果你說是因為人民幣匯率改革，那倒是未嘗不可。」

「匯率的浮動更加依靠於市場供求關係來決定，以及人民幣更多地成為可自由使用貨幣，是一個長期的進程。」周小川2017年10月在十九大中央金融系統代表團開放日上回答記者提問時重申，「儘管過去已經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是這個過程還沒有走完，所以今後還會繼續向前推進。」

過去幾年，人民幣國際化的步伐也在加快。2016年10月1日，人民幣正式納入SDR貨幣籃子。

2017年10月，周小川在接受《財經》專訪時表示，從對外開放進程的視角更系統地觀察此事，人民幣加入SDR是這個歷史進程中的一個重要事件，也可以說是上了一個大的台階或走過一個里程碑，它既是改革開放的成果，也是下一步改革開放重要的推動力。周小川還說，對外開放、匯率制度改革、減少外匯管制「三架馬車」要整體推進，不管各自速度如何，整個大方向是要往前的。

時值十九大前夕，周小川即將卸任的消息不脛而走。人們將這些發言解讀為周小川的臨別忠告，某種程度上也視為他的未競之願。

（2016年，周小川在中國經濟50人論壇）

15年前的2003年9月，周小川接任央行行長尚不滿一年。他在香港金管局舉辦的「第六屆卓越人士講座」會上表示，中國的匯率體制改革，正是漸進式改革的一個典型案例。實際上，一些研究者也將中國1978年以來的改革視為漸進式改革的典範。

對於中國的漸進式改革，周小川喜歡用「帕累托改進」來形容。他在論壇上打比方稱，這好比登山，如果你能看到山頂，你又知道你目前所處的位置，你就想沿直線去登頂。但是，直線並不容易爬，因此就有了另外一個概念——「帕累托改進」。

「你不需要確切地追求登頂的最佳路線，但你要保證每一步都在向上前進。對經濟改革來講，就是選擇哪條路並不太要緊，但你要保證每一步都能給經濟帶來利益，同時為下一步改革創造條件。」周小川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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