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勞動人民立場上的經濟學家

站在勞動人民立場上的經濟學家

 

1、程恩富——中國海派經濟學的創始人、世界新馬克思經濟學綜合創新派的領軍者

    程恩富,1950年7月6日出生於上海,教授、博士生導師,現任海派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院長;世界政治經濟學學會會長,國家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首席專家。近年已聯合美國激進政治經濟學學會、日本經濟理論學會等,自2006年春季至今已召開三次世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大會。

    他說:新開放觀最有利於民富國強,不正確的政績觀要不得。社會轉型期出現的許多問題,若不及時加以糾正,將會釀成新的更大的社會問題,這顯然與黨中央提出的「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格格不入的。全民創造的財富不能讓少數人佔有。企業改制,則成了社會熱點問題。程教授說,MBO作為一種美國企業界較為流行和歐盟等國並不盛行的做法,「移植」到我國國企改革中又出現「變形」、「變味」,只會損害廣大群眾的利益,成為少數人謀私的手段。要反對利益集團的狹隘性。

    程恩富認為,媒體,特別是國有媒體,不能誰給錢,就為誰說話,希望多發披露不良學風和行為的文章,站在人民大眾的立場進行分析,促進社會進步與和諧。

    

2、王振中——馬克思主義的忠誠衛士、新一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之一

    王振中,山西平定人。經濟學博士,博士生導師,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副所長,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獲得者,《經濟學動態》主編。

    2002年他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和不少高校發表演講,內容是《當前我國經濟理論研究的現狀》。在演講中,他對2002年的兩本學術著作鮮明地發表了自己的觀點。這兩本學術著作分別叫《混亂的經濟學》和《中國十位著名經濟學家批判》。

    對前者,王振中做出了如下評價:「左大培以他深厚的經濟學功底對新自由主義理論在中國的泛濫給了嚴厲的批評,其勇氣之大令人敬佩。那些動不動就說左大培反對改革開放的人,實際上是理論貧困戶。」他指出:「此書的出版進一步說明了基礎理論的重要性。」 「中國的理論建設已經到了一個關鍵時刻,與其說需要技術層面的支持,不如說需要基礎理論建設層面的支持。」 「現有理論有很大的局限性,中國問題的解決需要我們自己的理論。」

    《中國十位著名經濟學家批判》一書吸引他的則是經濟學界新生代的時代風貌。對於十位博士生與十位經濟學家之間的學術探討,他給予高度讚賞,「博士生們通過與他們選定的經濟學家進行公開爭辯,展示了新生代的精神面貌,可喜可敬。」

    儘管國內許多經濟學家由於他們的觀點驚人而「著名」,但如果仔細研究的話,他們的一些所謂「著名」觀點是根本經不起推敲的。

    理論界把全行業合資的現象稱為「中策現象」。支撐這種現象背後的是一種散布很廣而且很有影響的理論觀點,他們認為,由於拉美部分國家裡信奉「資本沒有旗幟」這樣著名的口號,才獲得了經濟的恢復與增長。對此,王振中深感應該站出來說話。1994年,他在《改革》雜誌旗幟鮮明地發表了《資本難道真的沒有旗幟嗎》一文,在經濟學界引起了較大的反響。

    在這篇論文中,他首先著重闡述了外國直接投資的關鍵點是企業控制的思想。他指出,「在『中策現象』的爭論中,贊同『資本沒有旗幟』的人實質上是把國際直接投資只看作是普普通通的貨幣流動。這種理解不僅是錯誤的,而且是有害的。

    當時在我國與「資本沒有旗幟」論相伴生的現象就是所謂「只求所在,不求所有」的論調。因而各地都盲目吸引外資,並不謀而合地給中央施加壓力要求對外資「網開一面」。很少有哪個國家的政府在投資領域全面自由地向外商開放,或多或少地在某些領域都對外商進入設有障礙。在這裡根本就找不到「資本沒有旗幟」的影子。

    他說:「我們記住康有為110年前在《公車上書》里的一句話不是無益的:『且夫古之滅國以兵,人皆知之,今之滅國以商,人皆忽之。以兵滅人,國亡而民猶存;以商滅人,民亡而國隨之。中國之受弊,蓋在此也。』」

    他還說:科斯定理實是「科斯迷信」,著名經濟學家也不能胡說八道。

    王振中被稱為是國內第四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他對馬克思理論如此崇拜,部分因素是源於嚴格的家教和社會的熏陶,部分因素是源於自身的磨練。他說:「始終向馬克思敬禮是不容易的,有時還會受到一些人的嘲笑」。

3、左大培——精通西方經濟學的平民經濟學家、中國非主流經濟學家的代表之一

    左大培,1952年8月出生於遼寧省大連市, 1990年~1991年和1994年~1995年兩度受聯邦德國洪堡基金會資助赴德國從事博士後訪問研究。2005年被選為孫冶方經濟學獎評議組專家。研究方向為西方經濟思想史和當代西方經濟學。

    左大培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有《混亂的經濟學——經濟學到底教給了我們什麼?》(石油2002年工業出版社出版),《不許再賣》(2006年中國財經出版社出版)等,其中《混亂的經濟學》系統地從理論上清算了「中國特色的經濟自由主義」。

    作為中國「非主流經濟學家」(自稱)的代表人物之一,左大培教授非常著名。

    左大培解釋說,我本來在20年中一直從事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研究,而且對他們那一套已經融會貫通。我之所以加入非主流經濟學者們的陣營,是因為看待經濟問題的角度和政策主張與他們相似。我就是要以自己作例子讓人們知道,吃透了西方經濟理論的人也會是一個真正的平民學者,人民經濟學家不僅可以學問深厚,而且在學術上也可以是最嚴格的。

    2002年,新華網在學者中做了一個推薦書目調查,有個頗知名的青年經濟學者推薦的書目是左大培的《混亂的經濟學——經濟學到底教給了我們什麼?》,他的評語說:左大培的批評不僅直中要害,而且恐怕會讓有些經濟學家「失語」。

    在這本書中,左大培系統地從理論上清算了「中國特色的經濟自由主義」,表述了所謂的非主流經濟學實是平民經濟學的理論綱領。

   左大培稱自己是:始終堅持普通人民的政治立場,相信在我們這樣的國家中,保持一個佔優勢的公有制經濟成分,會既有利於中國經濟的長期發展,又有利於社會中的下層勞動人民……「不能再讓摩根那樣的大富翁來主宰我們每個人的命運。我正是抱著這樣的觀念加入當前的『非主流經濟學』的。」

    有關國有企業產權改革的大討論中,主張消滅公有制企業的人搬出了他們的最根本論據,認定「國有企業所有者必定虛置,因而必定沒有效率」。而左大培寫的《論國有企業所有者虛置》一文,則對這種論點作了透徹的分析和批駁。

    左大培設計了國有資產經營體制,它是一種公有財產代管人制。有關公有財產代管人制的最初設想,1987年發表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的兩篇文章中。按照左大培現在已經構思完畢的公有財產代管人制,應當將經營性的國有資本都交給獨立的、權責利統一的國有資本經營機構經營,實現政企分開、資企分開、政資分開、政府實行有效率的監管,在政企分開的同時防止國有資本金的虧蝕,以此達到社會資源的有效利用。

4、李炳炎——卓炯學派的忠誠繼承人、中國特色分享經濟理論的創立者、著名工人階級經濟學家

    李炳炎,1945年生,江蘇無錫市人。1992年晉陞為經濟學教授,同年獲江蘇省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稱號,1993年起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1998年獲首屆江蘇省優秀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稱號。1993年~1996年任南京理工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1997年起任中共江蘇省委黨校、江蘇省行政學院經濟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2002年起任江蘇小康與現代化研究中心主任,2004年被特聘為中央財經大學博士生導師。現為世界政治經濟學學會理事,中國社科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常務理事、海派經濟學南京研究所所長。

    李炳炎是中國經濟改革理論先驅、我國已故著名經濟學泰斗卓炯先生的研究生和學術助手,深得卓老器重和信賴。他曾多次幫助卓老寫作,以卓炯名義發表的著作和文章,其理論觀點和文風深受卓炯影響。

    在發表於《中山大學研究生學刊》(文科版)1981年第4期上的學術論文《社會主義成本範疇初探》和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主辦的《經濟研究》雜誌1982年第2期發表的李炳炎寫的論文《勞動報酬不構成產品成本的內容》,提出了中國特色分享經濟理論的核心觀點:工資不進成本,用凈收入分成製取代工資制。

    在這兩篇發表於1981年、1982年的論文中,李炳炎在國內外首次提出了社會主義分享經濟理論的核心觀點,否定了傳統社會主義經濟理論中的工資範疇和利潤範疇,突破了舊的理論體系,提出了價值構成新公式。為社會主義分享經濟的典型形式——企業凈收入分成制奠定了理論基礎。1984年南京汽車工業公司七個企業試行的「凈產值分成制」方案,就是依據李炳炎提出社會主義分享經濟理論制定的。李炳炎的這種新觀點,《新華文摘》1982年第4期、《1981年經濟理論動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均作了引述和報道。

    美國經濟學家威茨曼是於1984年出版的《分享經濟》一書(10萬字)中提出並創立資本主義分享經濟理論的。與威茨曼相比,可見李炳炎提出並創立社會主義分享經濟理論的時間更早、理論創新程度更大,研究難度更大,應用價值也更大。

    本著這樣的想法,李炳炎依靠多年研究《資本論》的功底和心得,大膽寫了一部勞動人民的致富學——《需要價值理論》,它的副標題為「富國裕民論」。他是這樣說的:斯密只希望資產階級的國家富,民窮則不管他的事。而我希望人民的國家要富,老百姓也要富。所以,我要寫的是「富國裕民論」,意思是國家和人民共同富裕,國家、集體、個人共同富裕,誰也不能侵佔誰的利益。這樣,也就引出了他的新著《公有制分享經濟理論》。

5、簡新華——創造性地研究中國經濟發展、傾情關注民生問題的經濟學家

    簡新華,1947年8月22日生,湖北武漢人,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享受國務院頒發政府特殊津貼專家、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招標項目首席專家。

    他一直把中國經濟發展和社會主義經濟理論作為主要研究方向,始終堅持不懈地跟蹤探索,是我國這方面研究的有影響的中年經濟學家。

    簡新華教授研究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突出特點是,著重探討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的重大問題,主要包括工業化、城鎮化、「三農」、就業、可持速發展等問題。由於他認為中國之所以比發達國家落後,主要表現在中國還沒有實現工業化和城鎮化,只有真正實現工業化和城鎮化,才能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就業、資源、環境、貧富差距等問題,因此他在這方面的研究中花的精力最多,出的成果也較多,也較有影響。

    簡新華教授對工業化道路的思考,經歷了一個從「斯大林論工業化」到新型工業化道路的曲折過程。近幾年,在我國提出走新型工業化道路以後,簡新華教授對新型工業化道路問題進行了創新性的深入探討:(1)走工業化道路要作好選擇;(2)傳統工業化道路並沒有帶來發達繁榮的工業化。

    簡新華提出,新型工業化道路必須適應經濟發展新階段的條件和目標的要求,彌補傳統工業化道路的不足,形成新的特點和優越性。與西方發達國家和計劃經濟國家曾經走過的兩種傳統工業化道路相比,中國現在要走的新型工業化道路,是一條由信息化帶動、以集約型增長為主、發揮比較優勢和後發優勢、協調機械化與就業、力求產業結構優化、與城鎮化適度同步、以經濟效益為中心、實現可持續發展、對外開放和政府導向、市場推動型的工業化道路。

    簡新華教授近10年來堅持跟蹤研究城鎮化問題,探討中國特色的城市化道路問題,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他主張,中國正確的城市化發展戰略,應該是合理髮展大城市,積極發展中等城市,適當發展小城鎮。除了特大城市的規模應適當控制外,大、中、小城市無論在數量上還是質量上都應加快發展。發展的重點不應該是小城鎮,而應該是中小城市,尤其是要努力把縣城和部分基礎條件好、發展潛力大的建制鎮發展成為中小城市。城鎮的布局和建設,必須綜合考慮水資源、交通、市場、產業等因素,合理規劃。發展小城鎮的關鍵在於繁榮小城鎮經濟,把引導鄉鎮企業合理集聚、完善農村市場體系、發展農業產業化經營和社會化服務等與小城鎮建設結合起來,使小城鎮有產業和市場支撐,必須特別注意不能用行政命令的辦法發展小城鎮,應該在政府的引導下主要通過市場機制的作用建設小城鎮,不能一哄而起、遍地開花,避免唱「空城計」,防止有城無市、有鎮無產、城鎮「空殼化」。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做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合理布局、協調發展。

    簡新華教授是中國重新重工業化的贊成者,堅信在2000年~2020年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階段,如果不再次大力發展重工業,中國的裝備製造業就不能振興、基礎設施和城市建設的任務就完不成、農業機械化就實現不了、輕工業的技術和裝備就難以提升、實力雄厚的現代化國防就無法形成,在2020年基本實現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目標也就不可能達到。

    他認為,發展重工業與解決就業問題不矛盾。(1)中國的比較優勢已經發生變化,具備了發展重工業的資本條件;(2)重新重工業化有利於解決就業問題;(3)中國重新重工業化繞不開、跨不過,反對重新重工業化只會延誤中國工業化、城鎮化、現代化的進程;(4)重新重工業化的資源、環境、就業約束不是不可克服的,資源短缺的條件下也能實現重工業化。

    簡新華教授特別指出,中國在重新重工業化的過程中,尤其要學習日本實現重工業化的成功經驗。隨著中國重新重工業化任務的完成、城鎮化的實現、基礎設施建設的基本完成、裝備製造業的振興、農業機械化和現代化的實現、輕工業技術和裝備的升級,中國資源消耗必將大量減少,環境壓力必將大大減輕。簡新華教授預言,中國重新重工業化任務完成之日,就是中國工業化和城鎮化實現之時。

    用「三化」化解 「三農」和民生問題。由於特別關注如何改進位度、發展經濟,使普通工人和農民都能過上好日子,簡新華教授除了重點探討中國由貧窮落後走向發達繁榮的必由之路——工業化和城鎮化之外,還研究了「三農」、農民工、就業等關係廣大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重大民生問題,提出了一些有價值的獨到見解:只有農業產業化,才能解決農業生產落後問題,使農業實現分工專業化和規模經營,減少農民,大幅度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增加農民收入;只有農民非農化,才能既充分利用農村勞動力資源,滿足工業化和城鎮化對勞動力的需求,又有效地轉移農村剩餘勞動力,穩定地增加農民收入,從根本上解決農民收入低的問題;只有農村城市化,才能使多數農村人口轉變為城市人口,使農民工市民化,實現農民身份的雙重轉換,在非農化的同時市民化,從而使農民的非農化穩定和持久。

6、許興亞——對馬克思主義的信念堅定、為勞動群眾謀利益的創新型馬克思說主義經濟學家

    許興亞, 1946年6月13日生於山東省肥城市汶陽鎮許樓村。現為河南大學特聘教授,省級重點學科點第一學術帶頭人、博士生導師。河南省優秀專家、享受國務院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的專家。

    許興亞教授堅信馬克思主義是科學而非單純的信仰,堅信21世紀必將是全世界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大發展的新世紀。堅信只有代表工人階級和全體勞動人民根本利益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才是中國真正的「主流經濟學」。他主持創辦了中國第一家以「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命名的經濟學網站,旗幟鮮明地倡導弘揚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主旋律,為社會主義建設獻策,為改革開放建言,為勞動者階級立論,為培養大批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人才而努力!

    許興亞認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不但是一門規範的科學,而且首先是一門實證的科學。尤其是它的社會主義部分,在本質上是一門關於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和社會發展以及人類自身全面發展的學說。它是與我國勞動人民的利益以及我國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息息相關的。只有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的基礎上,才有可能建立起真正科學的社會主義發展經濟學。而且凡是人民群眾的生產和生活中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也正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亟需從理論上加以解決和回答的問題。在我國經濟發展的道路上,也是如此。總之,也就是一定要「從實際出發,決定我們的方針。」

    許興亞認為,馬克思主義的勞動價值論,儘管是一個堅如磐石的理論,但是對於社會主義社會來說,情況卻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因為正如馬克思所說的,在共產主義的條件下,勞動將越來越不再成為財富的尺度。因此許興亞認為,在我國社會主義社會的條件下,既要堅定不移的捍衛馬克思主義的勞動價值論;另一方面對於社會主義社會中關於勞動和價值的理論,也必須進行大膽的創新。

    在這方面,他完全贊同孫冶方根據恩格斯的有關論述所提出的見解,以及「價值應當主要用於解決生產方面的問題」的見解。但他同時也認為:這隻有在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條件下才是可能的。

    他認為,在我國今天社會的條件下,一個人如果僅僅因為從事了某種「經營」性的活動而賺了大把大把的錢,還是並不一定就表明他所從事的就是「創造價值」的「生產勞動」。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我國所有各類勞動者的「勞動」。

    「做勞動者,永遠不做剝削者!」這句話是許興亞在擔任經濟學院院長期間,針對社會上的「拜金主義」、「官本位」、以及「為個人主義正名」等等思潮,而對該院的學生提出的一句口號。他認為,儘管馬克思主義的「勞動價值論」與「倫理道德」並不是一回事,但它與千百年來勞動人民倫理道德中的「價值觀」,確實存在某些相通之處。因此他不僅要求自己的學生這樣做,也把它當作自己的座右銘之一。

7、王志偉——關注廣大人民群眾切身利益、勇於批判新自由主義的新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

     王志偉,男,漢族,1948年10月25日出生於遼寧撫順,現為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北京大學外國經濟學說研究中心主任、西方經濟學專業博士生導師、碩士生導師。

    王志偉教授在北京大學長期從事經濟學的教學和研究工作。其主要研究領域是西方經濟學的理論,特別是理論經濟學和西方經濟思想史及理論流派。對於中國經濟改革和經濟建設中的理論和現實問題,他也給予了極大的關注。

    2004年,在中國社會掀起軒然大波的所謂「郎咸平事件」中,王志偉教授旗幟鮮明地支持郎咸平教授為民眾利益說話的立場和態度,給公眾留下了較深的印象。此外,他在近幾年對於西方國家流行的新經濟自由主義的理論和思潮和批評,有著較深入的研究和自己獨到的理解。

    王志偉教授的學術觀點和對經濟改革與政策的見解滲透著他的民族意識、平民意識和平民立場。他認為,我們國家的經濟體制改革是漸進發展、逐步深入的。一開始,我們只是在國家經濟面臨困境的情況下,希望對我們原有經濟體制的低效率進行改革,提高經濟效率,改善人民生活,而不是一開始改革就有一個十分明確的改革目標和藍圖。我們的改革最初都是在原有格局上「小打小鬧」,「鬆鬆綁」,給點經濟發展的有限自由和空間。像「聯產承包」、「放權讓利」都是如此。但是,到後來,情況就不一樣了。隨著初步改革條件下經濟的發展和群眾收入的改善,人們看到了改革帶來的好處,便要求進一步改革,取得更大的經濟利益。這既是經濟學上所說的「誘致性變革」,也是一種「路徑依賴」。至於下一步怎麼改?誰也心中無數。鄧小平所說的「摸著石頭過河」,就集中表現了我們改革的進程。「河」是要過的――也就是是說,中國經濟要通過改革來達到長期發展,但是,具體辦法只能摸索著來。儘管我們的改革和經濟發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是,問題也不少。

    有人說,現在西方國家流行新經濟自由主義,所以,我們要向人家學習,就要用新經濟自由主義的理論和模式來指導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王志偉對此也表達了自己的不同看法。

    王志偉教授說,作為一名經濟理論工作者所必須具有強烈時代責任感和社會責任感,改革就是要讓那些在傳統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下未能夠真正解決溫飽問題的廣大勞動群眾得到生活的改善和更多的實惠,改革也是要真正促進國家的經濟發展和富裕程度。只有如此,才是社會主義的經濟改革。

    對於我國今天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的理解方面,王志偉認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方向恰恰是我們進行探索的結果,是一種不斷反思、借鑒和實踐的結果。但是,這種體制的具體內容至今還沒有真正完全清晰起來,仍然處在不斷的探索當中。依他的看法,我們今天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很類似於某種特定形式上的「新民主主義經濟體制」。他認為,歷史的發展在這裡又一次表現出「否定之否定」和螺旋式上升的規律。當然,這不是說,目前中國的經濟體制就是向「新民主主義經濟體制」的簡單回歸。這只是實踐造成的一種類似而已。

    王志偉認為,一些人某些時期在對待我國國有企業改革的基本態度上出現了偏差,也在一定程度上導致在改革實踐過程中產生了問題,損害了國家和大眾的利益。對此,必須加以認真糾正。

    在王志偉教授看來,以前的古典經濟自由主義在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進程中,有其合理的與進步的因素。它與當時阻礙經濟發展的封建傳統與制度,以及重商主義政策對經濟的消極干預相對立,有力地促進和推動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其對歷史進步和人類文明發展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在這方面,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所繼承的古典經濟自由主義的傳統仍然具有積極意義。我們選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道路,就是對市場經濟和相關機制這種積極意義給予了肯定。如果市場經濟和機制沒有積極意義,我們就不必進行市場取向的改革了。

    王志偉認為,經濟全球化過程中的矛盾與鬥爭在長期內是不可避免的。經濟自由主義必將受到挑戰,它將和國家保護主義並存與鬥爭;經濟全球化也將受到挑戰,它將和經濟區域化並存;經濟自由的秩序將與經濟民主和平等的要求並存。

8、周肇光——敢為老百姓說話、勇於創新的新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

    周肇光,男,1952年生,畢業於安徽大學。經濟學教授。現任上海金融學院經濟發展研究所所長、經濟系主任、上海財經大學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碩士生導師、上海市經濟學會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專業委員會主任、上海財經大學海派經濟學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國家教育部社科研究中心理論經濟學研究組成員。2000年以來,先後榮獲全國金融教育先進工作者、上海寶鋼教育基金優秀教師獎、上海高校「兩課」優秀教師獎等。

    周肇光教授執教20多年,無論在教學中,還是在科學研究中,他都比較注重「三個貼近」,即貼近社會、貼近實際、貼近群眾,具有敢於為老百姓說話的理論勇氣和求真務實的精神,研究成果頗豐,國家權威刊物經常轉載他的學術觀點,也經常引起新聞媒體的關注,成為學術界知名的專家學者。

    他認為,作為社會科學工作者就應承擔社會責任,要重視用馬克思經濟理論研究市場經濟規律。

    中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什麼要以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為指導?這是社會各界正在思索的重大問題。他認為,關鍵在於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所運用的經濟分析方法是科學的、揭示的經濟運動規律是客觀的、闡明的經濟原理是適用的。

    他認為凡是創新都應有自己的特色,從外國搬過來的東西不能說就是創新,只能是模仿而已,金融創新也不例外。要建立符合現代化要求的人才資源開發與管理創新機制,包括培養機制、選拔機制、激勵機制、協調機制等。在這四個層次創新理論中,我們不能照搬,尤其是對第一層次的產權制度創新,更要保持頭腦清醒。我們主張產權制度改革是要建立符合中國國情的金融業現代企業制度,但不是否定國有商業銀行的性質,不是排斥國家宏觀調控的必要性,更不是通過改制來實現私有化。

    周教授不僅研究了我國的金融制度改革問題,而且還研究了保險信用問題,他的主要觀點是:在中國保險業發展中,一直存在著信用疲軟問題,深入分析保險業中的信用關係就會發現導致保險信用疲軟的因素很多。中國保險業長期存在著信用疲軟,成為中國主要經濟風險之一。為此,只有積極採取有效措施,建立和健全多層次信用機制體系,才能解決中國保險業發展中的信用疲軟問題。只有儘快完善保險監管方面的法律法規體系,保險監管才能做到有法可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保險信用疲軟問題才能得到真正解決。

    他還認為,要搞好我國自主知識產權創新與保護,必須借鑒美日等發達國家的經驗和教訓。一個國家要想在開放中獲得應有的地位和尊重,必須具有自己的核心技術和知識產權創新與保護戰略,才能提高國際競爭力,以便更好地適應我國市場經濟健康、穩定和協調發展的需要。

9、孟捷——刻意理論創新又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的

    青年經濟學家

    孟捷,男, 1967年3月20日生於安徽省蕪湖市。現為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2001年入選「北京市培養新世紀(2001~2005)社科理論人才百人工程」; 2002年3月被授予「霍英東教育基金會」第8屆青年教師基金;2003年獲「教育部優秀青年教師資助項目」的資助;2005年入選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劃」。

    他的突出特點是著意創新和突破,但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孟捷的努力為馬克思經濟學的精神之花又增加了點點明艷。

    孟捷認為,法國調節學派的理論對我們大有可借鑒之處。孟捷本人將產品創新納入馬克思主義資本積累理論,也為這個問題做了貢獻。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創造性轉化》里他曾提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只有在一個不斷擴容的分工體系中才能繁盛起來。產品創新及新興產業部門的建立,在質上擴大了勞動的社會分工體系,使得『勞動(從而剩餘勞動)的質的差別的範圍不斷擴大,越來越多樣化,本身越來越分化』,由此擴大了既有的交換價值體系,為資本創造了對等價值的新的源泉。盧森堡在強調資本積累的地域空間的重要性的時候,忽略了分工和交換價值體系的內生性擴張。資本可以通過這種內生空間的創造,周期性地克服它在運動中、在時間中遇到的界限。」

    孟捷還認為,在這個問題上,目前方興未艾的演化經濟學有著直接的借鑒意義。在國外,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出現了演化經濟學的思潮。這一新的流派站在批評新古典經濟學的立場上,力圖為理論經濟學的發展重新定向。它強調,一個好的經濟理論,必須能解釋經濟生活中的新事象和多樣性。孟捷認為,未來的經濟學可能是演化經濟學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某種創造性綜合。

    孟捷的主要研究領域包括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技術創新經濟學、經濟思想史和經濟學方法論,在這些領域都取得了重要學術成果,這裡首先介紹一下他的關於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創造性轉化的觀點:

    孟捷認為,要實現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創造性轉化,使之適應於今天發展市場經濟的需要,需要解決兩個關鍵問題。其中一個可以稱之為經濟協調問題,另一個是制度多樣性的問題。

10、劉永佶——提倡經濟民主、關注民生的新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

    劉永佶,中央民族大學教授,經濟學院院長,當代中國經濟研究所所長。他的研究範圍涉及經濟、政治、哲學、文化等,是一位很有特色和創造精神的學者。公有、民主、自由,是他對社會主義的簡要概括。公有即公有經濟,民主即民主政治,自由即自由文化,這三者構成社會主義理論、運動、制度的基本要素,也是基本框架。

    中華民族的振興,其內容就是全民族素質技能的提高,而民主運動和民主政治,則是提高和發揮全民族素質技能的內在機制。20世紀開始的民主運動,能否在21世紀得到進一步擴展,關係中華民族總體的振興,也關係每一個成員的自由發展。

    經濟是人的經濟,不是物的經濟,是人生存和發展的基本活動。經濟矛盾是經濟活動中人與人之間的矛盾,這種矛盾涉及物,但不論自然物還是人改造的物,都是經濟矛盾的條件和手段,而不是經濟矛盾的主體。

    政治經濟學不是賺錢術,而是關於人生存和發展的哲理,是對經濟矛盾系統的揭示和論證。人生的要素是勞動、需要、交往和意識,其中,勞動是人生也是人本質的核心。人生目的是發展人,不是佔有物。經濟過程要不斷地改造、利用物,對物改造、利用的程度,是經濟發展的外在標誌。人的素質技能包括身體素質、技能素質和文化精神素質,其中,身體素質是基礎,技能素質是主體,文化精神素質是導引。生產力主要由身體素質和技能素質構成,但文化精神素質的導引,也是必要內容。

    作為勞動主體的勞動者,其勞動成果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是作為少數人統治多數人的手段。政治是人生交往要素的集中體現,是對人的社會地位的界定及其關係的調整和變革。 

    認知中國主要經濟矛盾及其在經濟矛盾各具體層次的存在,規定各具體層次經濟矛盾,論證中國經濟矛盾系統,發現其演化的趨勢,探討改革公有制,解決主要經濟矛盾及各層次矛盾的條件、途徑、策略,就構成中國政治經濟學的內容與體系。

    中國政治經濟學也就是中國勞動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因為與公有制經濟對立的官僚資本勢力,以及自由資本勢力,都不可能,也不需要對中國經濟矛盾進行系統探討,它們所要做的,就是將自己的意識託付於西方的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並將其稱為「客觀經濟規律」,由此來論證並維護自己的利益。只有爭取並實現自己社會主體地位的中國勞動者,才需要努力通過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來論證自己的利益和意識,並揭示和論證中國經濟矛盾。因此,中國勞動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也就是中國政治經濟學。

    作為所有者的勞動者是國企改革的根據和主體,中國的國有企業是中國勞動者辛勤勞作的成果,是他們賴以生存和發展的聯合體。它的矛盾,它的局限和缺陷,都是中國人歷史和現實矛盾的集合,是中國人素質技能及社會關係中矛盾的表現。

    劉永佶提出,為了有效地控制對國家權利機構的改造,必須不斷壯大民主的權威,這包括幾個環節,一是以法律明確規定公民的民主權及其對公共權利的派生與集合,明確規定民主權對公共權利的控制原則;二是以法制展開民主的權力,健全和完善選舉、立法等機制;三是明確和嚴肅各公共權利行使機構的制約關係;四是以法制保證結社權、集合權、言論權、監督權和批評權,使公民有組織地、充分地行使這些權利;五是對固守國家權利機構的思想,如「新國家主義」、「新權威主義」等,展開深入批判,清除封建主義特權觀念和官文化的傳統;六是嚴肅、認真地查處以權謀私行為,消除腐敗現象;七是不斷地對公共權利行使機構進行改革,以削弱其中包含的國家權利機構的成分。

    劉永佶認為,公有制的權利體系,派生並體現為民主制的權利體系;民主制的權利體系以公有制權利體系為根據,並能動地作用於公有制,是公有制權利體系的必要政治保證。

    劉永佶認為,初級公有制的缺陷,集中表現於以行政集權體製為公有制的內在機構,從而將國有企業,乃至集體企業都變成國家機構的附屬物。劉永佶指出,只要我們能充分認識公有制的歷史意義,並切實從中國現實經濟矛盾的分析中把握其規律,認真總結半個世紀公有制的經驗教訓,從理論上明確改革的方向和原則,創建公有制的內在機制,那麼,在工業文明發展中落後的中國,就有可能在公有制的建立和演化中領先於世界。劉永佶為,勞動社會主義的自由觀是現代勞動者利益和意志的概括。勞動社會主義文化可以稱為自由文化,這是與公有經濟和民主政治相統一的,是社會總體系統中必要的一個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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