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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部推出三大措施扶持青年學者

《探索與爭鳴》第二屆全國青年理論創新獎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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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學派與中國學術話語體系創新」研討會精粹

以下專家發言稿由工作人員整理，未經本人審閱。

參會學者 (排名不分先後）

景天魁（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研究員）

趙旭東（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周智強（《解放日報》黨委副書記）

郭星華（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賀雪峰（華中科技大學教授）

郭強（同濟大學教授）

李駿（上海社科院社會學所副研究員）

馮鋼（浙江大學教授）

楊敏（中央財經大學教授）

李友梅（上海大學教授）

許明（上海社科院研究員）

王建民（中央民族大學教授）

曹錦清（華東理工大學教授）

肖瑛（上海大學教授）

周勇（華東師範大學教授）

耿敬（上海大學教授）

馬西恆（上海市委黨校教授）

黃曉春（上海大學副教授）

2016年9月3日，上海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所屬學術期刊《學術月刊》《探索與爭鳴》與上海大學社會學院，以「中國社會學派與中國學術話語體系創新」為主題，召開了「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之學派研究」系列論壇的第二場。以下為觀點摘要。

從讀《江村經濟》出發，20世紀30年代興起的中國社區學派是得到國內外廣泛承認的中國社會學學派。作為社區學派的代表性成果，《江村經濟》對今天我們構建中國社會科學話語體系仍然有積極意義。從建構中國社會學話語體系的角度來看，《江村經濟》在問題設定、話語選擇、研究路徑這三個關鍵環節中具有創新性的意義，其貢獻是奠基性的。

《江村經濟》反映出費孝通先生從中國故事中提出中國問題，運用中國話語回答中國問題的自信。例如，費孝通先生運用「差序格局」、「鄉腳」、「香火」等飽含鄉土氣息的詞語，甚至是方言來表達中國故事，建構中國的學術概念，這也是費孝通先生晚年提倡的文化自覺之精神的表現。

正如馬林諾夫斯基所說，《江村經濟》讓我們注意到的並不是一個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部落，而是世界上最大的國家。費孝通先生不僅僅描寫了一個具體社會，而且緊扣著具有重大學術價值的理論問題。這個問題蘊含在中國農村的巨大變遷中，具體表現在傳統力量和現代力量的關係中。

費孝通先生在前言中明確指出，強調傳統力量與新的動力具有同等重要性是必要的，因為中國經濟生活變遷的真正過程，既不是從西方制度轉化的過程，也不是傳統的平衡受到干擾而已。目前形勢中所發生的問題是兩種力量相作用的結果，這兩種力量相作用的產物，既不會是西方世界的複製品，也不是傳統的復歸。其結果如何，將取決於人民如何解決他們自己的問題。

由此可見，費先生沒有照搬西方工業化所謂普遍性問題，而是提出了一個地道的中國問題：中國是一個具有巨大傳統力量的國家，不可能被簡單的西方化，但又必須實現工業化。這一社會巨變的複雜和深刻程度是空前的。換言之，在中國，中西問題與古今問題是緊緊聯繫著的問題，這個問題是中國社會學不可迴避的根本問題。

如果硬要把中國案例套到西方問題上，尤其是套到人家已經提出、甚至已經解決了的問題上，那麼中國故事就只能充當西方理論的註腳。這不僅無助於中國問題的解決，而且連真正意義上的中國社會學都談不上，何來話語體系？

《江村經濟》的成功經驗表明，只要提煉出中國自己的問題，概括出中國自己的概念，講好中國的話語，堅持髮根鄉土、層層破磚的學術路線，不僅可以更好地回答和解釋複雜的中國社會變遷，而且可以引起西方學者的興趣、得到西方學者發自內心的尊重。

與費先生的這種刻意相反，另一種刻意，在當前也幾乎司空見慣。明明講的是中國故事卻刻意搬用西方概念。如果確實適合，當然也可以，我們願意吸收一切有意義的東西，但如果生拉硬扯、不顧理由、別口拗牙，這種刻意就不是表達方式問題了，我稱之為「文化莽沖」，「文化莽沖」與費先生提倡的文化自覺是相反的。

如果連中國話語都不堅持，如何提煉出中國概念，沒有中國概念何談中國話語權？中國社會學學術話語體系的建構和創新，需要秉承費孝通先生提倡的文化自覺之精神，從中國故事中提出中國問題，運用中國話語回答中國問題，提煉出中國自己的學術概念，才有可能在國際視野中建立中國學術話語權。

趙旭東（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行行重行行》這本書，在寫作上突破了西方的一些寫作範式。以江村調查為代表的村落研究本身也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產生的話語體系，背後隱含著美國的學術界對中國學術界的期望。目前鄉村研究面臨很大的困境，這要求研究者的視野能夠打通和超越時間和空間兩個維度。

我們仍然在思考這個問題：現在讓一個學生再做一個村子的意義是什麼？今天我們來看鄉村，看到的不僅僅是社會結構的問題，還看到一個文化轉型或者文化轉變的問題。例如電視媒體經濟進入鄉村以後，會帶來哪些根本性的改變？價值觀念上發生了哪些改變？這些新問題是之前的鄉村研究沒有辦法去駕馭的，那麼未來怎麼樣處理這些問題？費先生那個年代做中國的研究，跟他在晚年的時候，對中國的一些思考之間是不太一樣的，是一個從無心插柳到文化自覺的過程。

當前中國村落呈現出或徹底走向衰敗或又開始欣欣向榮的兩種發展模式，這意味著鄉村並沒有完全的消失，而是在自我創新性轉化的進程中。我們需要重新思考村落在中國研究中的實際意義及其如何應對全球影響和文化轉型的問題，將村落研究作為一個知識體系來構建中國社會學的話語體系。

面對知識和話語碎片化的現狀，我們還是要先理清當下中國正在發生的故事，才能更好地理解和回答當下中國的社會結構或者整體狀況的問題。「中國知識」這個概念過於同質化，知識無論在什麼時候在一定意義上都是建構的，沒有一個客觀存在的知識已經成為基本的一個通識。

我們需要在這個過程中去解釋，純粹區分定性研究還是定量研究是有問題的，從研究導向變成方法導向，這個可能是有問題的，重要的是有沒有啟示性的東西，這些研究能否對中國當下的現實做出一個引領性的評判。

我們現在的問題是，本來是中國的問題，非要看看西方人怎麼說的。談到中國或者是話語的這些問題一下子就會陷到二元的困境里，是狂野還是規範，是東方還是西方，是美國還是中國，中國經驗的國際化，國際經驗的本土化，最後都會面臨這樣一個問題：是所謂歷史文化轉向還是主體地位，還是證偽？

這種困境是必然的，因為社會學不是一個自己長出來的學問，我們曾經有一個啟蒙的階段。社會學剛引入時，我們還沒有自己的話語。吳文藻先生一開始也不是說他自己的話語，而是用中國話講西方的概念，讓學生去了解中國。當你沒學過社會學的時候，你在看四書五經時注意不到西方學者注意到的那些概念。這個問題，不單單是社會學的問題，而是涉及到整個哲學的討論。

今天，西方危機和中國話語是一個並接的時代，可能在這個過程中，創造性轉化是很有意義的。現在我們還是要面對中國現實當下變化的社會處境來研究中國問題，我們都知道一些中國問題，如何讓大家從共同體意義上形成當下中國的判斷，而不是說從一開始就預設一套框架。中國研究也應該隨著世界的變化去應對，話語權的概念在一定意義上可以作為一個啟動機制，但不是最終目標。

周智強（《解放日報》黨委副書記）

學派構建的基礎是要有獨特的問題系、研究方法和研究路徑，要有理論價值假定，要有繼承和拓展理論體系的學術團隊。社會學本來自於西方，我們一直處於本土化的努力過程中，同時我們也在關注中國社會自身的變化。

構建中國社會學話語體系還需要回歸中國傳統本身，通過深入基層的調查，從中國傳統文化中挖掘新的發現。當下學派建設的困境在於我們的「問題系」概念架構都是同質化的，我們在理論構建上缺少假設和基本前提，缺少對傳統中國社會、傳統文化的探索和再理解，缺少可以互相持續推進研究的學術團隊。

今天研究中國的鄉土社會、村落，也是延續費老的研究成果、研究方法，做跟蹤調查，然後形成新的認識。現在已經湧現出許多新的問題，比如鄉村空殼化，城市化的同時逆城市化，這些變化對鄉村結構、鄉村治理會帶來哪些問題？這些都需要做一些深入的調查，提出問題，從基層的視角折射反映整個社會結構的變遷。在這個過程中，才能能夠形成我們的學派。只有深入到實際，深入到基層，才不會僅僅從概念出發，從概念本身出發形成不了我們的學派。

所以，我們的社會學派需要發揚老一輩學者深入調研、深入基層這種紮實的學風。與此同時，我們還是要回歸中國傳統本身。例如這個社會學的「社」字怎麼來的？「社」本指一個祭祀活動，後來強化了祭祀活動的特色，這是一個自發形成的一個過程，這是我們社會、社群自組的一個過程。回到傳統、回到文化就會有新的發現，這對我們研究當代的中國社會結構、鄉村治理方式、基層社會治理都會有一定的啟發。

郭星華（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文化自覺和理論自覺是建立中國社會學話語體系的基石，學術對話和學術批評是建立學術話語權的兩個基礎，如果沒有良好的學術批評，我們想創建中國的學術體系、社會學體系是比較難的。

80年代時，話語也意味著權力和關係，也意味著評判的標準，如果掌握了話語權就擁有了權力。90年代以後，中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學術很繁榮，國家一步一步的強大，學術話語權卻一步一步的丟失。在這個問題上社會學是做得相對比較好，剛才景先生和幾位老師都說到了，曾經有中國自己獨立的學派。這與中國社會學的傳統密切相關，我們一直強調社會學的本土化，強調文化環境，強調建立自己的學術話語體系，強調實證、田野。做實證、做田野就馬上發現西方的理論不能簡單地搬過來放到我們這裡，中國要有自己的特色。

費老在晚年強調的是文化自覺，要搞清楚中國在世界文化體系里究竟處在什麼位置，搞清楚中國特點是什麼。鄭杭生教授秉承了費老的思想，晚年一再提出要理論自覺。我們不能跟在西方學術理論後面亦步亦趨。如果只是用中國的數據印證國外的理論，有什麼意義？有什麼價值？要找到中國和西方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找到創新點就是差異，有差異才有創新，這裡面就涉及話語體系如何創新的問題。

現今更加需要尊重基本的學術規範，基本的學術規範還是要遵守的，不用搞成洋八股那樣，但是基本的學術規範要尊重的，學術定義的空間是什麼？要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上有自己的提升，如果沒有這一步，學術就是自說自話，基本規範是要有，但是不要搞得那麼形式化了。

提高對中國社會轉型的深層認識，識別西方理論在中國的適用性和局限性，建立良好的學術對話和學術批評的良好氛圍，如此才有可能創建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社會學學術話語體系。

建立學派和學術話語體系的核心是建立社會科學的主體。中國社會科學具有主體性，只有研究大時代中的中國問題才容易形成中國社會科學的學派。

研究中國問題可以有以下兩種路徑，一是通過從理論到經驗再到理論的社會科學小循環，二是通過從實踐到理論再到實踐的社會科學大循環。

大循環的核心問題就是毛主席所說的，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現實的問題，在這裡要解決西方社會科學的一般理論和方法如何與中國經驗相結合的問題。在小循環裡面，經驗是片面的，是支離破碎的，是服務於具體理論需要的，在大循環中是完整的、有機的、形成整體的。

在這個意識下來看，以多元化為主的小循環是中國經驗與社會科學具體研究對話，社會科學講的是具體研究，不是社會科學的一般理論。這種對話就必須解決西方社會科學毋庸置疑的共識前提的預設。西方社會科學是歐美國家現代性的產物。

當前歐美國家的經濟社會與政治制度相對穩定，西方社會科學經過數百年的發展已經相對成熟，因此西方社會學研究都形成了毋庸置疑的共識與預設，具體的研究比較規範，比較嚴謹，主要的研究都是在既有的共識和預設前提下的社會科學研究。這樣的研究遵循從純理論到經驗，再到理論的小循環，在現有的理論找到對話的點。

這裡我們最終有一個對話，做研究怎麼做？我們在既有的理論大廈裡面找，有個框框缺塊玻璃，然後買玻璃安上。這裡弄完了，再去那裡安一塊玻璃，現在大體上都是安玻璃的文章，不是安玻璃的文章就很難構成對話，在這個意義上，目前許多研究都是一種小循環。

問題是西方社會科學與中國社會科學研究時代背景與差異巨大，核心不僅是中國社會正在處在史無前例的急速變遷之中，我們需要更加審慎地反思西方社會科學的前提預設，通過社會科學大循環來逐步形成中國社會科學研究的共識和預設。這個過程就是前面所說的西方社會科學的一般理論，我指的是一般理論，不是具體理論。

在深入實踐與理解實踐的過程中形成各有不同、相互競爭的理論概念，形成具有實際解釋意義的概念體系，對中國實踐具有解釋力，而且在具體中形成了基於中國實踐的關於中國研究的研究共識和研究預設，在百家爭鳴、百花齊放中形成有中國主體的中國社會科學。

百花齊放和百家爭鳴需要勇於挑戰，不要人為地將研究分為高層研究和低層研究，我們學界裡面要包容。當前乃至未來的二十年，中國社會的終點不只規範化，也不是對話，而是在深入地體驗、在調查基礎上進行野蠻成長，大開大合。

沒有大循環基礎厚重的經驗，小循環基礎上的精緻研究沒有意義，沒有大循環研究基礎，小循環就是空話。如果忽視了經過野蠻成長的階段，太過於追求學術規範，就很難留下創新的空間。

經過改革開放30多年，目前中國社會科學研究已經到消化吸收西方社會科學的階段，消化吸收的核心就是在理解中國實踐過程中，形成對中國實踐有中國社會主體的社會科學。現在還沒有形成一個百花齊放的系統，需要社會科學界共同努力。到了那個時候，中國社會學有大循環，也就會有精緻的小循環。

從這個意義上講，《學術月刊》、《探索與爭鳴》、《社會》等期刊，要注重去挑選比較另類的，比較野蠻的文章，你根本沒有想到的，它可能成長起來的，這個成長非常的重要。

今天做定性的研究，我提了三個原則，田野的敏感、理性的思維、直白的文字。不斷地反覆地到田野去。農民講的99%我都知道，但是他講過的我都知道的99%不一定真正理解了，你為了要理解1%精心去追蹤99%，並且追問的時候去研究了A發現了B，研究了B發現了C，最後經過若干的循環，最後知道了，你這個時候再去看原來的，發現原來理解的根本不是一個層次的。我們今天的理解還是太膚淺。要真正回到經驗裡面，經驗很重要的特點就是調查研究、思想碰撞，碰撞裡面包含著所有的信息，不斷地回去，在這裡面去打磨。

建構中國學術話語體系首先需要正確認識和把握中國話語體系與西方學術規範之間的關係，即如何通過借鑒或運用西方學術規範的話語體系來建構具有中國特色的話語體系。

這個問題可能是我們每個人，只要是做社會學研究或者學術研究都面臨的問題，你到底是按照所謂的西方學術的規範去研究去寫論文，還是按照中國這樣一種方式去發表觀點，每個人都會遇到這樣的問題。每個人都會想做一些創新，按照中國的話語體系或者中國的話語結構去分析問題，但是被肢解了。

期刊在這方面發揮了很重要的學術引導作用，現在不按西方的規範寫出來的文章不可能發表，這種引導就使得我們的思維方式也變成了用西方的話語體系思考中國的問題。中國要想真正地建立自己的學術話語體系，首先得在行動上改變我們的思維方式，特別是學術期刊如何引導，如果沒有這種改變，這種誤解會一直地深入下去。

其次要不斷探索如何將中國傳統與西方理論結合的研究路徑。如果完全按照西方學術規範性的話語體系，我們中國背後所存在的東西就沒有了，也無法揭示我們中國事實背後的東西。比如說用一個詞來概括中國社會的現象，「燈下黑」，這個詞用西方的學術話語體系怎麼翻譯？怎麼理解？

建構中國的學術話語體系，要去借鑒西方的，但還得從我們傳統中得到東西。如果沒有傳統的汲取，可能我們的學術話語體系是有問題的，傳統社會裡面給我們觀察社會、認識社會提供了非常好的、概念、框架和語言，能夠從這裡面找到非常多的東西。

所以我一直在想費老給社會學留下的兩個遺產，一個是拓展社會學的邊界，第二個讓我們重視模糊的東西，就是無法言表的東西。

這兩大遺產現在還沒有被完全理解，怎麼樣拓展社會學的邊界，通過從傳統的社會學中吸取更多的語言、話語來拓展社會學的邊界，重視挖掘中國社會中無法言表的、模糊的現象或表達方式。這個問題也有爭議，有老師說這是不對的，不能拿舊瓶裝舊酒，不能拿傳統的東西去看現代。

我們除了從西方有效的借鑒，減少西方對我們話語的控制之外，還要從傳統中獲得更多的東西。尤其是話語，我們傳統社會中存在的話語非常多，中國傳統社會留下來好的話語，可以用這些詞語分析當下中國傳統的東西。

第三是要從實踐中提取帶有中國傳統文化或者是中國當下實踐特色的、能夠回應中國問題的新概念、新表達方式，建立中國社會學自信。我們現在是真的進入到社會裡面做事情了，社會裡面提供了非常多鮮活的話語，看都看不過來。不去進入，老在這想，中國的話語響不起來。鮮活的實踐的話語能夠給我們建構中國話語體系，尤其是社會學話語體系提供非常多的資源。

第四是專業期刊要肩負起引導建構中國社會學學術話語體系的重擔。怎麼樣能夠建構社會學話語體系，期刊是應該努力的。期刊原來做了很好的引導，但是有個別地方也做了一些誤導，使得我們思維方式變了，行為方式也變了，這樣對我們整個學術體系的建立，不光是話語體系，都會有影響。

李駿（上海社科院社會學所副研究員）

建立和加強學術規範性是搭建中國學術共同體內部以及中西學術對話的基礎，也是有效鑒別學術產品、推動學術文化發展的基石。既要在西方的規範學術上有所精進，同時也要補短板，在建立中國學術話語體系的同時讓中國學術話語能夠走出去。

我比較同意郭星華老師講的，學術話語體系建設的兩個基礎，一個是學術對話，跟西方的問題、文獻、方法、結論都有一個對話。不光是一個經驗層面的對話，也是理論層面的對話。另外，不是封閉起來自說自話，沒有任何前人研究的積累，純粹是來自於自己的一套東西。還有就是學術批評，我覺得這兩個是一回事，因為對話的過程中，必須要批評前人的研究有哪些不足，不管是使用材料還是用的方法，包括最後得出的結論，理論時間和空間維度上的不同，都要做個回應。

放在這個角度去看，定量研究或者說期刊鼓勵的規範式的學術寫作是對的，這對於我們建立一個學術共同體的共同規範和標準是很有益處的。期刊現在加強的不是西方的學術範式和這種所謂的思想進步，應該是加強一個學術規範性的東西，這個東西不管是西方還是中國都要在這個平台上面來進行，這是學術產品進行有效地鑒別和向下一步發展的可能。

各位老師包括前一段時間網上其他大家，他們說的關於這種反思也是有道理的，包括賀老師說的，可能現在我們的學術時代和西方的學術時代不是並行的時間，而是一個錯位的。

其實我覺得這兩種東西在國內都有生存和發展空間，所以國內自己有一種機制，是在平衡各種學術範式，並不是現在真的是所謂的西方量化和西方套路佔了國內的主流。總之作為年輕人把這個牢記在心，一顆紅心兩手準備，使自己既能在西方的規範學術上面有所精進，同時補短板，真正把自己的中國的學術話語體系建立起來，而且讓外國朋友能夠聽得懂。

以《社會學的中國知識》為題，建立中國社會學話語體系的深層困境在於缺乏中國知識體系。學者和普通人看待社會現象不一樣的地方在於學者不是簡單用眼睛看世界的，學者是通過自己腦子裡的知識存量處理外部信息，選擇外部的信息。你的存量知識決定了你看待什麼樣的社會現象，什麼樣的社會現象會進入你的眼睛，你怎麼去看待社會學現象。因此學者的知識存量就是知識儲存系統。或者說就是看待世界的一種眼光。

只有在中國知識存量的基礎上才能切實把握中國問題。如果我們用西方的知識存量去看中國問題，其實是一種切割，切割到符合我的理論，然後我寫文章了，其實幹的這個東西已經不是中國的了。

社會學本土化並非僅指研究中國本土問題、本土經驗，而是如何建構中國知識的問題，是如何尋求中國知識儲備系統的問題，是發展中國社會理論的問題。我們每天都生活在社會當中，都是中國實踐，但是卻只有在費老說出「差序格局」四個字的時候我們才獲得這種知識，而且發現這種知識那麼熟悉，幾乎是大白話。難道在費老之前這個知識就不存在嗎？當然是存在的，而且是活脫脫地存在於中國社會之中，但是卻不在我們知識系統裡面，這個才是問題。

這一類知識現象問題在西方學術也存在，只不過在我們這裡是中外差異，而在西方是時間上的古今差異。一個社會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內存在的一些條件，這些條件決定著哪些現象可以成為知識的對象，哪些知識通過實踐可以成為知識的真理。在知識考古學裡面，福柯通過不成熟的經驗去發現深層次的知識。因為在成熟的科學當中，這種深層次的知識藏的很深，不容易被發現。福柯說的深層次知識是因為科學太成熟，隱藏太深，所以只能在不成熟的科學裡去考古。

對我們來講，我們說的是空間差異，空間差異下的深層次探索，更多地是外來知識的屏蔽作用。因為腦子裡外來知識存量使得我們看不見那種中國設定的那種深層次的知識。通過識別不同文化背景下「邏輯」的實指內容來真正理解中國的知識，才能不被西方式的邏輯演繹屏蔽當下中國鮮活的事實。

楊敏（中央財經大學教授）

中國社會學學派與本土社會學知識體系的構建是一個自然現象，學派對於學科來說是必不可少的。要通過理清當代中國社會學學派的現狀，形成對這個學派的共同的理論基礎、學術旨趣、研究方法、研究路徑的共識。

要研究中國問題，我覺得我們要追求一種自己的知識體系，其實歐美各國的社會學從它歷史發展來說都走過這樣的道路。中國社會學發展的本土化過程本身就是中國本土的社會學知識體系氛圍形成的過程，本土知識體系是建構中國學術話語體系的關鍵基礎，要關注和了解當代中國社會學家的想法和研究，同時中國本土的社會轉型也勢必要結合全球視野，由此才能更加清晰地識別和研究中國問題。

我在過去的文章裡面也多次談到費老，費老是一個謎，這值得我們反反覆復去研究。和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結構不同，費老講的鄉土中國並不是明確劃分的二元結構。費老講鄉土中國是基層的，在這個基層上長出這個與基層不完全相同的特殊社會，他把它叫做鄉土中國。後來我受到啟發，就是「城不城，鄉不鄉，東不東，西不西」。費老在這裡體現出傳統文化的影響，費老提出來的不是像西方截然相反對立的劃分。

我覺得費老是社會學上來表現這種社會的二元性，或者二元化結構的第一人，要早於劉易斯。費老在構建中國本土社會學知識體系上給我們樹立了一種典範。社會學重建以後，思想在繼續發展，在進行中國社會學研究的時候把費老的思想，特別是社會學重建以後的思想，我把它叫做新社區學派，社區研究從始到終是費老思想發展的一個基礎。

上世紀80年代，鄭杭生老師也體現了追求中國本土的知識體系的構建和創新，在鄭老師思想發展過程中就形成了社會轉型本土論。鄭老師還有一個特別的地方是，強調宏觀理論的運用，在後期的發展中，從宏觀理論構建逐漸形成了對於中層理論和分層理論的研究思考。中國本土的社會轉型這個問題是比較特殊的，我們認為研究中國社會一定要結合全球、世界和中國，不然好多問題我們是不清晰的。

關於中國社會學學派與社會學本土化和本土社會學知識體系的構建這個問題，我認為學派是一個自然現象，學派對於學科來講是必不可少的。在西方源遠流長，哲學上有很多學派，西方近現代以來經濟學有很多的學派。學派在中國也是這樣的，儘管中國最初沒有明確什麼學派，但是早期像諸子百家有很多學派。學派可以有一些分類，當代中國社會學學派的現狀是怎樣的，這可能是值得我們研究的話題。

李友梅（上海大學教授）

創新中國社會學學術話語體系要基於反思、繼承與建構，通過反思西方社會學的危機，認識中國社會學的困境與努力，釐清中國社會學必須正視的關鍵問題。

中國社會學的問題和世界社會學的問題面臨相似的境遇，但在認識自覺上依然存在不同的發展階段。西方社會科學在經歷了近40年的長期自我反思以後，對經濟、社會、政治領域遇到的重大現實問題又有了新的研究自覺。

中國大陸社會學自1979年恢復以來，經歷了從學科服務方向的定位、注重實際調查到學科基礎建設、注重理論解釋，再到反思性的自覺的發展過程，但是目前中國社會學的學術話語仍然是高度碎片化，尚未形成能夠有效解釋中國社會變遷脈絡、機制的整體性的中國社會學學術話語體系，仍未提出中國社會學自己的理論體系。

這一方面是由於後生學者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生疏，社會學研究中普遍缺失歷史鏈條和文化鏈條，存在斷層的危機；另一方面是由於我們還缺少能夠支撐話語體系的方法論工具。如何走出這樣的狀態？其實早在20世紀30年代中國老一輩社會學家就開始做這些事情。比如吳文藻和費孝通，曾經精闢地提出，中國社會學一定是根植於中國土壤之中的社會學。中國社會學人試圖要建構自己的話語體系，可是到今天還沒有建立起來。

複雜社會儘管可以跨越，但需要具備一定的前提條件，這不僅涉及技術問題，還涉及理解問題。當人們對複雜社會還沒有形成相對充分認識經驗的時候，很難提出系統理論假設，沒有這些假設存在，也就不可能形成檢驗這些假設的技術和需求。就此而言，中國社會學需要正視當前中國社會學中青年研究隊伍的建設問題、中國社會學課程設置問題、中國社會學本土化的新自覺問題。中國社會學的本土化建設既需要智慧，也需要策略，更需要使命感和責任感，要建立良好的學術共同體，要堅持探索能夠緊貼中國轉型變化的方法論。

這個方法論並不排斥源自西方的方法，反而應當善於吸收前沿的研究工具，並在批判、反思和建設的基礎上加以創造性轉化和利用，使其能服務於本土化和社會分析，運用於解決中國本土社會實踐所面臨的現實問題。今天我們構建中國社會學學術話語的體系，不能閉門造車，要有本土的歷史認知和文化自覺，也要具備全球視野和寬廣的胸懷，如此才能真正推動中國社會科學的本土化建設。

目前中國各個學科都經歷著在西方框架支配下來講中國故事的困惑。相較於西方業已形成的學術體系，中國仍然還在建構自己的學術體系的初級階段，關鍵在於建立中國自己的知識體系，推動學術共同體之間的相互支撐和交流。

中國當代知識生產的困境在學術共同體內部，中國學者未必不能提出新概念，但各個學術共同體之間的互相承認、論證、對話仍然做得不夠，知識生產往往在提出新概念之後便戛然而止。我們這代人面對的焦慮是我們現在面臨時代性的困惑，我們對中國傳統，沒有很好地處理好，甚至沒有辦法處理好，我們現在感覺問題這麼多，沒有中國話語。

但請問各位，我們對中國傳統文化理解到底有多少，中國人是怎麼說理的？我們反思過沒有？研究過沒有？在西方傳統沒有走向中國之前，中國的文化、中國社會正常發展了幾千年，幾千年的經驗是什麼？我們活著的幾代人都沒有很好地總結，我們有反思有吶喊，要講中國系，但是我們身上沒有多少中國系。這個過渡是肯定要經過比較長的時間，這個焦慮一定會有的。在這個基礎上我們要討論某個學科的中國話，滿腦子全是西方的，咱們自己的傳統沒處理，方法也沒處理。

在座很多年輕人，我們是78年以後第一屆的研究生，在座有很多年輕人，你們的話題80年代討論過，90年代討論過，21世紀討論過，前幾個月也討論過，還是這個話題。現在有新的內容，新的角度，新的感想，但是我們幾代人都在不斷地重複同一個話題，這本身就是個問題。

學派建設本身需要加以謹慎的界定和辨析，要有一個更寬廣的視野，仔細追溯學科發展的具體歷史過程。例如，從人類學的學科史來看，從學術概念上來說，「南北兩派」不能構成嚴格意義上的學術流派，並不能概括中國全部學術的狀況。

作為一個學術概念，學術流派涉及理論、方法論、話語表述方式、團隊群體認同等問題。學者的差異非常大，學習西方人類學的時候又受不同流派的理論和方法的影響，也有自己獨特的經歷、體驗，還有知識結構等等方面的差異，所以對於人類學問題的認識角度是有不同想法的。

關於怎麼樣在中國建立和發展人類學有不同的看法和意見。我認為20世紀前半期中國人類學界大致有三種學術傾向：中國功能主義學派、中國歷史學派、中國文化學派。只有在學術範式的基礎上，我們才能真正談論學術流派。中國人類學的學術特色和學派的近似問題，還有一些中國學術的特點在理論討論上面，西方和中國兩種知識體系的銜接性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們在講中國話語，可是中國話語只講中國的內容，是不是真的就能成中國話語？我們也講西方的八股，完全沒有中國的話語，這個事也不行。從學科史的角度來看，中國學者過去對於進化論和傳播論似乎有很強的迷戀感。功能主義學派的觀點也比較容易被學者們吸收。這裡就有中國古代思想和西方理論思想銜接的問題。

我們還可以從方法論上面來考慮，從學術的話語系統概念的形成、規劃的制定和推廣、運用等都有很多的聯繫。在研究對象上面，中國人類學家很多都是做國內的，這個和國際學術界有很大的不同，也有背後的背景。

費先生多次強調的，早期的中國人類學有強國保家的關懷，在這個過程中逐漸地在研究對象上形成了一些特點和優勢，在語言文字上，在對於文化體驗、社會制度文化的了解和適應方面都有優勢。

但是今天我們怎麼去理解這種優勢，在人類學界也有不少批評。比如說人類學家不應該只限制於本土的研究。研究對象的差異還帶出了一個中國人類學和社會學內外不同的認知和界定，在中國被認為是社會學界的研究，特別是漢人的研究，到西方就變成人類學的。比如說江村等。

中國的學術界怎麼認知自己的差異，其實這個學術主要是切乎國情的學術，是用人類學來繼社會學之不足，來轉移為學的方向。你管這個叫社會學也好、人類學也好，只要用的方向是在適當的軌道上，則是中國起死回生要旨。

學術發展有非常曲折的道路，關於學術團體的群體認同問題，我們有很多矛盾，有很多的問題，因為不同的層面、學術資源的有限性，往往存在很多糾結與利益，很多觀念的矛盾。建立中國社會學學派和話語體系更需要做好一些基礎工作，重新理解中國傳統文化的優勢，挖掘和梳理中國自己的學術資源，在基本學術概念上達成共識，通過扎紮實實的田野組織工作積累原創性研究，在這些基礎上我們才能進一步談學派，談學術話語。

曹錦清（華東理工大學教授）

建構中國學術話語體系的基礎是建立中國語言，關鍵在於建立中國的學術自信，其實質是要堅定中國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西方近代哲學話語無法解釋中國當代30年的發展，無法認知當代變動的中國現實，由此中國迫切需要尋找自己的語言來解釋。只有進一步提升中國自信心，中國的學術話語權才能真正確立。

其中還有幾個小問題，第一個是學術和大學科研機構的自身考評機制的關係。學術的研究有自己的規定，考評體系有自己的規定，我們這兩個東西是混在一起。科舉考試選拔與其說是選拔有學問的人才的考試，其實是一個選拔和淘汰機制。為什麼這個考試從詩賦，後來演化成八股文，後來越來越嚴格？是為了評判標準。到了清初的時候，誰都知道八股文不能產生好的人才，所以建議康熙廢了它。康熙特別說沒有這個怎麼行？現在職稱競爭高度學術化、專業化、學院化、工具化，工具是需要的，有了這個量化考核大家都研究，沒有這個量化考核是整個教育制度的崩潰，就是一個選拔機制。

第二個是話語權的問題。中國有好故事，但是說不出來，或者說不好，我們的東西進不了課堂，這是我們目前的處境。大家又強烈地呼喚，這背後有一個社會學解釋，反映了我們30年、60年來中國民族整個經濟現代化取得了比較實質性的成果，民族主義的情緒就開始上升。

西方近代整個哲學話語無法解釋中國當代30年的發展。西方無法認知當代變動的中國現實，因為19世紀西方社會學理論產生時都是小國，在高速經濟轉型過程中，政權不斷地更迭，當時整個社會輿論對快速的變動都是以不適應為主，社會道德淪喪、政治腐敗，各種社會思潮自覺，在那個時代背景下產生的那些理論，難以解釋當代中國的變動。

中國話語的建立主要的不是中國政績，不是真正考評問題，核心還是自信問題。話語權是理論不自信，背後還是民族不自信，民族不自信的背後是我們對現代化東西方的比較，我們在什麼位置上一直把握不定，不僅我們把握不定，歐洲也把握不定，美國也把握不定，日本也把握不定。國內學者大部分都看到國內的問題，憂心忡忡，但大量的問題也過分地渲染，在網路上形成一種高度不自信的病態心理。這種心理讓我們還趴在西方的話語權系。話語問題不是一個大問題，因為本身不是一個治理問題。

「學術話語體系」本身不能成為今天學術研究非常直接的問題，而應該是我們通過的一條道路，是一個終極目標，但真正引領學術前進的應該是具有明確問題意識的研究，在這個過程中，學術話語體系自會水到渠成。

社會學的想像力是社會學這個學科本身具有的獨特優勢。在社會學的想像力下，社會學所研究的問題不僅僅是抽象的問題，也不是用框架或概念去肢解一個完整的故事，而是從具體問題出發，並總是回到具體的社會和文化的背景之下，在擴張內部知識的同時與其他研究展開對話，從而提供符合具體情境的理解和回答。

整個研究不能完全從頂層設計開始，先拉一個框架，然後對框架補充，它可能是更經驗主義的論述，所謂的經驗主義不僅僅是調查或者是理論的閱讀，而且要從非常實在的角度進入，從具體的問題開始，一點一點來討論，來揭露、擴張，這是我們要做的工作。

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思維方式和知識組織路徑，很多東西不是先在的，而是在研究過程中自然而然地慢慢遇到一些偶然的情況生長出來的問題，可能不是完美的框架，但是恰恰在這裡不停地慢慢生長，這種生長也許就是野蠻的生長。

費老早年提出的差序格局早年和晚年提出的差序格局有什麼關聯？都是我們需要再思考的。我們再想到「差序格局」這個概念的時候不是只把它當作一個獨立的概念，一定跟其他的概念連在一起，將國家、個人、家庭的關係擴充進來，慢慢不經意構成了新的理論拓展點。

我們要反思、繼承和挖掘中國傳統社會中用來解釋中國社會的學術概念。在中國傳統中有很多學術概念的存在，例如道統和正統，這些概念都可以拿來解釋中國社會，我們為什麼沒有去關注這些概念，這是我們應該反思的。要在方法工具上互相尊重，要通過拓展精緻、細緻的機制分析來彌補思想傳統和學術傳統的短板。

我們知道中國整個的學術傳統裡面缺失的最重要的就是對機制非常精緻細緻的分析。像專業性的雜誌做的非常精緻，它解釋常識性的問題，但我覺得解釋常識性問題只是個表面，真正要做的是彌補思想傳統和學術傳統的短板，做精緻。看起來很常識的研究，通過理論、調查，把很精緻的部分呈現出來，彌補自己知識傳統上的缺陷。

例如賀雪峰老師說的老農民講的99%我們都已經知道了，為什麼要繼續下去？這和寫文章是同一個道理，就是弄清背後那一套機制，越細越好，也許永遠沒有邊界，但是這是我們要去努力的方向。這個事情是要通過學術團隊來支撐的，這樣一種學術共同體不僅僅是組織團隊的工作，還有很重要的工作，這是大的學術氛圍的建立。要建立學術共同體和良好的學術氛圍。

社會學最大的能力是自我反思，自我反思要有參照性，要在中西古今的框架中運用比較思維。在比較之間，文化自覺要比文化自信更重要。當我們有了文化自覺之後，我們就會慢慢可以用中國的話語，提出中國的問題，講更多的中國故事，這個過程是不可或缺的。《社會》英文刊（Chi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正在做的工作便是將中國研究、中國話語翻譯出來，讓世界的讀者看到，促進西方對中國的認知，在中西對話中推進自我反思。

從學術史和教育史的角度來看社會學學派建設，大學建制對現代學術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廈門大學、復旦大學率先成立了社會學系，接著是燕京、清華，一系列大學成立了社會學系，這是一個學術變遷的趨勢。

另外孫先生這一代人，陳先生、潘先生正好是學成歸國的，正好有這個平台給他們去發揮，這些人成為了社會學科發展的新一代主力。到三十年代抗戰期間有這些人在，社會學建制仍然有小幅的擴張。孫先生統計了到1949年的時候至少有20所大學是有社會學系的，名稱有點不一樣，有的是叫社會學系，有的叫歷史社會學系，為什麼要加上歷史，因為當時偏重歷史文學。

另外像梁先生走社會事業，走鄉村建設這兩條路。經過二十多年的努力，有很多的學派，鄭先生歸納有至少有四大學派，包括今天提到馬克思主義學派、社區學派、功能學派等等，但如果從大學建制角度，我們看到很多的學派都是叫某某大學的學派，比如京師學派、清華學派、燕京學派，三個中清華是最著名的。

清華學派的建制跟整個清華的建制是相關的。清華著重兩個層面，這兩個層面也是我在當代遇到的問題，一個是學生培養問題，一個是青年教師培養的問題。

在學生培養層面，清華本科力求做好通識教育，在這個基礎上再來做專門的研究，像我們今天遇到的問題跟這個有鮮明的對比。我們社會學界也存在這樣的問題，各讀各的書。看有關清華社會學的回憶錄，清華20年代末30年代初，一開始很自由，各個學科都會學，首先規定你必須要讀這些東西，等你做專門研究了還規定你必須去選修，而且要跨系選修，費先生說以前動物學和解剖學都沒學過，來到清華以後學了動物學和解剖學，還學了數學。

在青年教師培養層面，從中國學術發展的傳統來講都是師徒制的，帶領自己的學生，從十個學生當中發現一個是好苗子，自然留下來，傳承我的學術，深化我的學術，完善我的學術，這樣學派慢慢形成。

當然，現在有老師提到，你培養再好也不一定能留下來，而且進來的會不會很自覺地把你學術傳承下來也是問題，這跟中國傳統的知識生產、傳承不一樣。當時清華跟美國關係很緊密，但沒有機械地學美國，中西學校之間的交流也比較開放。

今天我們若要建立中國社會學學派，不僅需要在大學建制上努力，比如制定更加合理的學術評價體系，而且應繼承老一輩學者的學術追求，保有對學科的虔誠之心，通過學習和理解中國歷史和現實，回答和解決中國問題。

耿敬（上海大學教授）

中國話語建設的問題歸根到底是認識論層面上的問題，即一個認識問題的角度的問題。建構中國話語體系一方面需要擺脫照搬西方理論來解釋中國問題的認識，也要謹防民族主義傾向的危險。

學術研究不能自說自話，建構中國學術知識體系應當建立在能夠與西方對話的基礎上，而與西方對話的基礎是在認識論上回到對本真事物的探索。其實在回顧學術史的時候，我們會發現在社會學產生之初到今天，無論是康梁時代的群學，還是之後的研究，建構自己話語體系的訴求，其實在很大程度上都或多或少地在認識論上有偏差。要麼是民族主義，或者是太意識形態化了，哪怕是80年代初我們想走出意識形態，在那些文化研究中我們是在建構另外一個與傳統意識形態不一樣的新的意識形態話語體系。所以一直沒有把問題回到對中國問題的解釋，建構屬於中國學者自己對自己問題解釋的一個路徑上來，建構中國社會學的知識體系。

若沒有這個知識體系，我們便無法運用中國學術共同體中普遍認知的概念、語言、話語或觀點來與西方學術展開對話。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仍然缺乏費孝通先生晚年一直倡導的文化自覺；從學科建設的角度來看，我們仍然缺少學術自覺。

雖然在90年代中後期，中國社會學人已經開始建構一些理論體系，已經開始有了解讀中國自己的社會變化和社會真實的一種努力，也有意識地去建構一些可以對話的概念或者是分析方法，但是目前來看仍然是碎片化的，因為它仍然缺乏豐厚的中國社會學學科知識體系。例如，嚴格來說，我們仍然沒有解釋費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潘光旦先生的「位育」等傳統學術概念的結構性內涵，從而無法運用這些概念與西方展開對話。

中國社會學學科的知識體系不僅指能夠反映社會最本質的概念，而且要把這種來自於直覺或經驗的概念轉化為學術的、具有分析性的、可以探討的概念。其實我們講社會學有時不講文化，很多概念是我們生活的概念，為什麼生活的概念必須得以非生活的概念去解讀，那就是因為你必須把一個生活概念轉化成學術概念。而費老提出的那些具有學術性的、規範性的概念其實還沒有進一步形成一種分析性的概念。

由此，中國學術走出去的關鍵是找到邊緣性或共同性的話語，累積中國自己的話語體系，進入到社會學共同體的話語體系中，將規範性概念進一步拓展和轉化為分析性概念，作為對話式的話語讓中國話語走出去。

建立中國社會學話語體系的本質是中國學術主體性的問題，是中國道路、中國經驗在我們的學術研究中的定位問題，是如何發掘和處理中國知識的問題。今天的時代，我們要看到基本的科學精神，探究事實真相的那些基本的程式，這種東西恐怕我們還是從西方引進的，我們未來也不可能丟掉的。否則的話，我們恐怕談不上社會科學這個概念，這樣一個基本的前提也代表了我們未來的取向，我們恐怕也不能太民族主義地來看這個東西，我們還是要和西方對話的。我們還是要為世界的社會科學貢獻自己的知識，這點還不能夠完全對立起來。

從歷史來看，前30年我們主要是在引進、消化西方學術話語體系；以現在為起點，我們開始自覺明確地建設中國的話語體系。既不能用後30年來否定前30年，也不能用前30年來否定後30年，這中間還是有一個過程。今天面對中國故事、中國現實變得更加自覺、更加自主，如此而已。

建構中國話語背後的實質是我們越來越認識到套用西方話語概念切割中國現實的危險，開始重新思考中國社會學解決中國問題、傳承中國經驗的使命問題。從建設路徑來看，建構中國話語體系需要一些基本的認同前提，我們必須考慮中國人關心的問題，尋找和建立對事實背後的自然的制度合理性和價值合理性的共識。

例如，我們的文件裡面經常都會有一條，政府要不要處理好公平和效率的關係，不了解這個東西就不理解政府為什麼出台這樣的政策。但是如果按你這樣說，美國人就看不懂，我們通常會講公平和效率，我們已經積累了一個常識，從改革開放經濟體制改革之初處理過公平與效率的問題，特別是我們講效率的時候是指又快又有經濟的含義。對美國來說，在醫改這個範圍內，包含公平和效率，效率是如何更好地把醫改尊崇的公平價值更快地落實下去的問題，完全跟我們理解的不一樣。

這就帶來一個問題，他們是自覺不自覺地尊崇他們的國家和社會，當然也包括學術圈所形成的基本前提，引申出他們對概念的含義，當我們去看西方的知識、理論框架的時候，很多時候覺得他們反映的是事實，但是他們在找事實的時候背後有一套自然的制度合理性和價值合理性的認識，但是我們這裡卻是沒有的。

我們看到很多基層有效的治理，但是我們學術特別是一些堅持理想化觀點的西方治理框架的，就認為這還不是治理，在這中間的確存在要有一個中國的話語體系，其實是延伸到學術主體性來說，我們就要有一些對中國的事實存在的合理性，要有一個基本的肯定，而不是西方的現在就是我們的未來。這要對我們的基本制度、核心價值以及歷史傳統有基本的認同才能做到。從這一點來講，無論在政治的現實中還是在學術中都還沒有很好地達成。

反觀現在的話語體系和學術體系，市民話語、政治話語和學術話語三者之間是割裂的，制度對學術的約束還是很強的，政府資源分配的槓桿對學術共同體的行為有很強的引導作用。

我們要反思，現實的制度框架是不是有利於我們中國學術話語、中國學派、中國學術共同體的形成？存在哪些制度性障礙？需要如何去解決？例如，政治立場的問題、學術考評體系的問題、期刊引導的問題、政府資源分配體系的問題、構建中國學術共同體的問題等。如何協調國家短期課題任務和我們要追求的中國永恆真理這兩者之間的資源協調問題？專業期刊如何發揮引導作用，逐漸形成一套為大家認可的平台和規則？中國的學術共同體和國家共同體是什麼關係？學術共同體生產被大家認可的中國話語的規則是什麼？這些問題都需要在實踐中不斷摸索並得到解答。

知識積累有三個階段，從最初的獨特性到一般化理論再到方法論。中國社會學話語創新和理論創新也涉及三個層次的話語生產。

第一個層次是以地方性為基礎的對具體領域的研究。不同國家、不同文明面臨的具體問題存在差異，因而在許多具體領域研究中會形成帶有獨特地方特質的學術話語體系。這個層次上的話語生產是本土化的，但這種地方性特質在某種程度上也會阻礙不同學術話語體系之間的交流，由此需要將話語生產提升到第二個層次。

第二個層次是從具體情境中的問題里抽離出一般化的層次並建構理論。在第二個層次的話語和理論生產中，我們需要釐清理論的條件、邊界和機制，需要提供分析性的話語和理論概念。

第三個層次是方法論層次的問題。形成學派的基礎是在方法論上形成了看待事物的共通的思想。當前中國社會學話語體系和學派建設恰恰是受限於第二和第三個層次的話語生產，而不是第一個層次。當然我們也看到在一些具體的研究領域中，學者們已經嘗試貫通中西的歷史視角，試圖在一般話語和中觀層次上來推進中國的話語體系創新，在揭示中國獨特性的同時還能夠與國際話語體系展開對話，因而在中國學術話語權建設上取得了可喜的進步。

例如，在中國國家治理領域，在過去十年里，中國學者和西方學者都認識到了之前所運用的理論的局限性，進而開始反思和釐清已有理論的條件、邊界、機制，通過回溯中國傳統國家治理的經驗，在話語創新、理論創新、一般性理論建構上出現了很多起色。例如，在關於中國的國家治理結構及其運作基本機制上，我們已經意識到西方國家治理體系與中國國家治理體系之間的差異，我們開始注意到歷史上帝國治理的體制和機制，開始重新體認雙軌政治、王道和霸道、郡縣和封建等歷史話語的結構性內涵。

在政府行為研究領域，綜合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的前沿研究，我們注意到中國的條塊治理體系與蘇聯模式是形同質異，中國的政黨政治、政黨機制在國家治理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在政社關係研究領域，我們開始意識到中國的政社關係與國家邊界相聯，與中國政府體制的運轉、中國政府內部條塊協同以及政黨政治的變化相聯，並提出了「行政吸納社會」、「分類控制」、「非協同治理」等概念，揭示出了中國的政治關係和西方政治形態完全不一樣的特點。這些都是西方無法意識到或沒有看到的中國問題的獨特性。

而在突破話語生產的第二個和第三個層次的困境上，專業期刊例如《社會學研究》和《社會》一直致力於發揮引導作用。相對而言，定量研究在給定理論的條件和邊界上更加規範。通過不斷提煉和抽離具有分析性的一般化概念和理論，不僅能夠幫助我們在更大範圍內形成知識積累，而且可以促進學科之間的交流和進步，推進中西學術理論的對話。由此而論，中國話語和理論進步的問題既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也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過程。我們更需要付諸行動的是，為這種自然而然的過程提供更好、更正向的學術社區。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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