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下來，等一等自己的靈魂：從「快樂」到「慢樂」的生活哲學

06-01

慢下來，等一等自己的靈魂

「慢」其實並不一定意味著壞，而慢生活讓我們有足夠的耐性去關心糧食和蔬菜，去關心種子什麼時候發出一顆芽，而秋天又是從哪一片落葉開始的。

　　16年前，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寫了一本小說《緩慢》，在這本書中，他講述了這樣一個關於「快慢」的時空交錯的連環故事。

　　一天，米蘭·昆德拉和妻子薇拉開車前往法國一個賓館參加學術晚會，這個賓館是由一個古老的城堡改建而成。來參加當天學術晚會的人群中，有一個來自捷克的昆蟲學家，因為政治原因20年前被罷黜為一個建築工人。此外，還有一個整日鑽研如何在電視上「舞蹈」的政治家，一個企圖靠勾引政治家完成自己舞蹈的女電視製作人，一個年輕的學生文森特和一個女招待員。他們匆匆聚在一起，觥籌交錯，看上去好不熱鬧。但最後這些人都極為不堪：捷克昆蟲學家受到嘲笑，被人打；文森特在泳池邊和女招待交媾，居然陽痿。結果，所有的人都希望能儘快緊遺忘這些不堪經歷。

　　與此同時，米蘭·昆德拉還描述了發生在該城堡的另一個18世紀的故事。

　　該故事講述了一個年輕騎士被一個「T夫人」勾引，在夜晚與T夫人於花園中散步、做愛、再做愛。T夫人很享受與騎士相處的時光，她把與騎士的良宵盡量放慢，而她確實做到了，她把這個夜晚深深烙印到騎士的記憶中，而騎士則帶著一份抹不去、也不願抹去的回憶慢慢地離去。

　　夜晚過去，清晨悄悄來臨。此時，最精彩的時刻到來了，米蘭·昆德拉居然讓18世紀和20世紀碰了面：「慢」的時代和「快」的時代的兩個年輕人在即將離開城堡時站在了一起。一個是文森特，他希望趕緊忘掉昨夜自己在游泳池邊陽痿的狼狽狀態；一個是年輕騎士，他則希望在回家的路上慢慢回味昨夜的偷情。後來，兩個年輕人交談了幾句，但發現都很討厭對方，都不願意到對方的時代去生活。

急躁的中國人

在米蘭·昆德拉筆下，「慢」是指沒有汽車電話的18世紀，出門要靠篤篤悠悠的馬車，消息要靠磨磨蹭蹭的信件，那時候還有「遊手好閒的英雄」。而這些到了「快」的20世紀，鄉間小道、林間空地和大自然一起消失了，在機器革命後，生活被裝置上發動機，開足了馬力，於是我們開始了轉瞬即逝的生活，再也慢不下來。

　　雖然米蘭·昆德拉要批評的是20世紀的法國社會，但書中描述的那些人和事、場景和故事、急躁和不耐煩，仿若是當下中國活生生的寫照。

　　當下國人，都趕時間。吃飯要快餐，寄信要快遞，坐車要高速公路或者高速鐵路，坐飛機要直航。能坐電梯絕不爬樓梯，能加塞兒絕不排隊，能走後門解決的事絕不通過正當途徑。

　　不僅如此，整個國家也在趕時間。五年計劃，十年經濟總量翻翻，增長率不能低於8%，城市房屋壽命只有30年，5年的教育壓縮到3年完成，門前的道路一年中要被挖3次。

　　英國文化協會日前做了一項非常有意思的調查，每個城市隨機抽取1000名成年市民，測量市民在隨意情況下走過60步所需的時間。結果顯示：香港人走完60步平均只需要10.8秒，上海人需要12.3秒，北京人需要12.6秒，重慶人最慢，需要27.3秒。與此相對應的是，羅馬人需要30.7秒，而巴黎人需要37.4秒。

　　我們都患了「不耐煩症」，不能慢，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我們似乎都在趕一場盛大的約會，但那盛大約會究竟是什麼呢？

　　對，那約會就是死亡。

　　當代表中國速度的和諧號動車，在溫州將40條鮮活的生命匆匆送走後，有人呼籲，「中國，請停下你飛奔的腳步，等一等你的人民，等一等你的道德，等一等你的良知。」其實，那只是無力的呼籲，我們根本等不了。

　　根據中國醫師協會、中國醫院協會和北京市健康保障協會聯合發布的《2010年中國城市白領健康白皮書》顯示，超過八成受訪者認為自己處於亞健康狀態，僅有一成多受訪者自認為健康。最常見的慢性疾病有脂肪肝、甘油三酯升高、頸腰椎病、高血壓、高血糖、痔瘡、超重肥胖等。覺得自己「很糟糕，有慢性病」的比例達到了13.72%。在所有受訪者中，七成受訪者睡眠存在障礙，超過五成的受訪者特別容易疲勞。

　　復旦癌症女教師于娟沒能夠讓中國人慢下來，她用生命和血淚寫作的博文雖然成為網路經典語，但那只是別人的故事，我們都不相信會發生在自己身上。

什麼讓中國人慢不下來？

1984年，柏楊到美國愛荷華大學演講，他這樣講中國人不喜歡排隊的性格：「台北排隊只算半截排隊，上車排隊，本來排得好好的，可是車子一到，卻像穆桂英大破天門陣，立刻土崩瓦解，爭先恐後。英雄人物殺開血路，跳上去先搶座位，老弱殘兵在後面跌跌撞撞，頭腫臉青。」

　　後來柏楊在其著作《醜陋的中國人》里進一步質疑了國人不排隊的習慣，他說「火車汽車對號入座，座位是鐵定了的，真不知道為啥還要猛搶。」

　　可惜柏楊沒有給出自己的解釋，所以後人幫他完成了，最被接受的版本是：國人習慣從眾，認為越多人搶的東西一定是好東西，由於缺乏獨立思考，導致盲目跟從。

　　但真的如此嗎？

　　或許這些人只說對了一小部分。國人愛搶，蓋因供需不均、社會結構不穩定和現代科技所致。

　　試想，假如房子低到一個月工資就可以買一平米，那麼還用得著徹夜排隊嗎？試想，假如每所學校的師資都一樣，還用得著削尖腦袋將自己的子女送進名校嗎？

　　龐大的人口基數，而可供分配的資源又少，這種嚴重的供需不均衡直接導致了國人凡事喜歡搶，從出生搶床位，到臨終搶墳地，從頭搶到尾。

　　供需不均導致的急躁可以通過擴大供給、減少需求來均衡，但是社會結構不穩定導致的急躁卻無從改變。

　　因為社會結構不穩定，導致分配機制不完善和不公平，或者有分配機制卻根本無法執行，這個時候權力上位成為唯一的王道，所以往往形成的局面是：權力通吃。因而你總在擔心，如果這個機會不抓住，就被社會拋離了；如果你現在乖乖排隊，那麼就一定會有人打尖。所以我們一定急躁，不顧規則。事實上，也沒有什麼規則和公平，抓到手的才是硬通貨，排隊等待的永遠都只是願景。

　　除了供需矛盾和社會結構不穩定外，還有一個很重要元素使我們慢不下來，這就是科技。

　　想想現代社會的幾乎所有發明都在解決速度問題。以前交通主要依靠驢車和馬車，現代社會則發明了汽車、火車，進而又發明了飛機、火箭；以前我們用一個月來等一封信，現在我們用10分鐘來寫一封電子郵件；以前我們用十天來抄寫一本書，現在用10分鐘來複印一本書。速度似乎是我們解決問題的唯一法寶。

從「快樂」到「慢樂」的生活哲學

現代社會通過流程的標準化和管理的科學化，使得追求速度成為了可能，所以在現代語境中，標準化往往意味著快，而快的就是好的。

　　但這導致了人作為主體的存在主義危機。米蘭·昆德拉將之歸結為一個「存在主義數學方程式」：慢的程度與記憶的強度直接成正比，快的程度與遺忘的強度直接成正比。也就是說，「快」是反記憶的，而「慢」才是記憶的親密夥伴。所以，人們往往願意記住愉悅和歡樂的東西，而非痛苦和苦難。從這個層面上說，「快」其實也是反愉悅和反歡樂的。

　　所以，當人們飽嘗現代社會的速度之苦時，一股慢生活的風潮開始在歐美流行開行。20世紀80年代末，義大利開始興起了「慢城運動」，一個名叫奧維亞托的小城拒絕快餐店、霓虹燈、汽車等現代文明的象徵，倡導返璞歸真的傳統生活方式，以慢慢品味生活的樂趣。後來奧維亞托成為「慢城」的「範本」。目前，全球已有100多個城市加入「慢城運動」。

　　除了「慢城運動」外，「慢游」、「慢餐」、「慢愛」、「慢讀書」、「慢設計」等生活方式也在全球流行開來。這個時候，我們才發現「慢」其實並不一定意味著壞，而慢生活讓我們有足夠的耐性去關心糧食和蔬菜，去關心種子什麼時候發出一顆芽，而秋天又是從哪一片落葉開始的。

　　要慢下來，其實很簡單，只需擯棄那些社會強加給你的價值觀，聽從自己內心的聲音，找到你最在乎和最樂意做的事情，然後以你的節奏去做。僅此而已，別無他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