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政治變革為何總遲滯於日本

十九世紀中葉，西方列強幾乎同時打開了中日兩國塵封已久的大門，同時也開啟了兩國近代化的歷程。由於一系列歷史條件的差異，兩國近代化尤其是近代政治化歷程迥異。近代中國在政治變革發展上的遲滯也使得中國近代化的總體進程落後於日本，這對於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中國改革仍有諸多教訓和啟示。

王權的限制，從來沒有統治者主動來發出要求的，無不是來自中下層社會力量的爭取，如英國大憲章和權利法案，如法國1791年憲法，如日本帝國1889憲法，其實現都伴隨著中下層社會民眾運動的爭取。中國中下層社會運動興起表現為清末三次「國會請願運動」，士紳們都希望有像日本那樣有參政議政的舞台，而清政府始終沒有為他們搭建起來。日本歷史上的類似活動即「自由民權運動」，應當說這場爭取代議制憲政的活動是成功的，此後沒幾年日本就制定了憲法召開了國會。本來中國也會走這條路，面對多次國會請願，清政府一再縮短國會召開期限，應當說事情還是朝著一種良好的態勢發展，但是忽然冒出一個革命，將這個過程打破。

日本之所以沒有誕生出革命力量的原因在於，日本天皇極受國民愛戴，在明治維新前，國家權力掌握在幕府手中，他們成了日本開明人士討伐的對象，天皇獲得普遍同情。之後天皇重掌大權，重用開明人士，君臣一心推進改革，自然不在話下，日本呈現賢君明臣的政治局面，國家上下一心，國內沒有生成革命勢力。如果中國和日本一樣儘早推動變法維新，或許也不會出現孫文這種革命勢力，恰恰相反，中國最高統治集團卻愚昧保守，腐朽奢靡，甚至處處反對改革，成為了變法維新的阻礙力量，孫文就是看清了這點，在經歷了歐風美雨的思想洗禮之後，毅然決定與清政府乃至中國整個皇權專制制度決裂。

在中日兩國制定出憲法實行憲政前，兩國都出台了大規模的維新措施，這時兩國的體制實質為開明專制制度。不同在於，在甲午中日戰爭前，日本維新已歷經近三十年並取得了較大成果，尤其是軍事力量日益壯大，再到日俄戰爭時日本已躋身世界八大強國之列，這在人類歷史上來說的確是一個奇蹟。

而在日本最初啟動維新之時，中國也掀開了洋務運動。與日本全方位改革不同，中國洋務運動只局限於工業技術領域尤其是軍事工業，雖然有部分民間工商業，但力量極受其弱小。而洋務運動中軍工業在官僚體制運作之下，弊端叢生，成效有限，與日本相比更是有較大差距，因此，甲午一戰便明證。

在甲午戰後中國政府曾迫於危機採取了編練新軍，開辦新學公派留學等措施，也曾試著謀求較為全面的改革即戊戌維新運動，這拉開了中國政治改革的序幕，但因改革步驟失策觸及保守勢力而停滯。在經歷建儲風波和庚子之變後，維新改革重啟，此次改革較為全面，幾乎將戊戌年改革措施全部實行。在日俄戰爭後，清政府有感於立憲的日本戰勝了專制俄國(當然日本勝利並非完全是立憲的結果，更在於日本立憲前的維新至1904時國力已迅速增強),於是對憲政改革也躍躍越試，但是到此時，中國已落後於日本好幾步，國家發展已呈現較大差距。

但總的來看，中國政府改革的方向沒有錯，是一直朝著憲政之路前進的。整個改革之所以失敗以至於釀出革命「事故」，在於中央政府總是出於維護自身權威的考慮，使得改革步履緩慢一波多折而難以審時度勢滿足改革派的要求。如，國會運動請願三次，清政府卻一味拖延塞責，這不能不令改革派失望心寒而懷疑中央政府改革誠心，再加上武昌一旦摩擦出革命的火花，一些改革派棄清政府而投向革命派一邊也就不難理解了。若清政府早日答應請願要求，改革派還哪有倒戈之理？畢竟無論是共和立憲還是君主立憲，都在於使得開明改革人士有參政議政的舞台並掌握話語權，這對於改革派來說是最基本的權益，這也本是立憲的應有之義，而對於無法理解立憲真諦的統治者來說，這卻被視為對其統治地位的威脅，自然能拖就拖，最終，將家族王朝拖垮。

近代中國轉型，各個活動事件應視作整體而不能割裂來看，如不能單純的分析清末改革為什麼會失敗，無論是清政府還是改良派與革命派，都是近代中國救亡圖存的一極力量，只不過相比改良派和革命派來說國家政權此時掌握在清政府手中，而救亡圖存的對象應該是中國而非清政府政權，一旦把持國家政權的政府不能承擔「救亡圖存」的重任甚至成為其阻力，自然會被大眾所拋棄。相比中國，日本卻形成了一種上下一心，舉國一體的模式，這是中國所不及的。

清政府垮台，「救亡圖存」的任務尚未完成。共和憲政的民國成立，這即是救亡圖存的目的，更是手段，大家都希望在憲政的平台上喊出自己的聲音，此時中國處於一種改良派和革命派共同掌握政權的政治局面，這雖是各派妥協的產物，但在憲政這一平台上，各派是沒有根本利益衝突的。在這種體制下，各方各派是有鬥爭有合作，仍然是在憲政的軌道上前進。如制定臨時約法以及後來的正式憲法，選舉國會和實行政黨政治等。在這個過程中，憲政之路出現第一大波折，也是導致民初憲政破壞性建設連鎖反應的就是國會第一大政黨國民黨領袖即准國家總理宋教仁被刺殺。雖然關於宋案幕後真兇仍有爭議，但從此，民國憲政建設走向了蝴蝶效應，待袁世凱不斷踐踏民初憲政以至重走帝制不得後，民國強人政治結束，國家更是陷入大小軍閥混戰的地步，從二次革命開始到日本發動侵華戰爭再到抗戰結束後的國共內戰，國家上層建築一直陷於各方各派的紛爭之中，民權從未實現，也給民生帶來極大的災難。可以說從1911結束帝制後，中國從未有過和平的國家建設環境。

二戰結束後，又歷經三年內戰後的中國共產黨政權的建立使得中國進入一個相對和平時期，卻在長時間內並未給中國帶來富裕繁榮；而日本則迅速擺脫戰爭泥淖，僅用二十年就迅速發展成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對於歷史機遇的不同把握造就兩國迥異發展境地，歷史不禁令人唏噓。